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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上世纪90年代来，主义之争成为我国学术界独特的一道风景。在这场争论中，影响最大的两派是新左派与自由主义。最近又掀起了物权法甚至姓社姓资的大讨论。笔者认为，二者不仅有争论分歧，更有着共同的敌人，切莫因双方的争论放纵了共同的敌人，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一、对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界定

　　新左派与自由主义这两个概念都是从西方借用的，但基于他们在中国的产生背景、历史使命及使用的语境与西方有很大不同，所以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与传统西方的概念有很大区别。因此在进入正题之前，对二者先要进行概念界定，否则这种讨论就是无的放矢、不分对象的。

　　关于新左派的概念学术界存在比较大的分歧，分为两派。自由主义者认为，欧美的新左派是社会民主主义中自由主义倾向比较强的派别，是介于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政治派别。在中国，他们的思想可以说是在斯大林体制和“西马”之间，而不是在斯大林体制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当然更不是在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i]而新左派他们自己认为，中国新左派的主流可以称为“中国自由左派”。理由有二：一，新左派是九十年代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分化的产物，自由派分化的结果是形成两大阵营，即自由左派和自由右派；二，自由左派的主要倾向实际比较接近当代美国所谓的“自由派”。[ii]二者争论的焦点就在于新左派是以社会民主主义为中心更倾向于自由主义还是斯大林体制。

　　为了使本文的探讨更具共性，本文采取以双方都大致共同认可部分为基础、相对中立的一种观点，新左派思潮是以西方左翼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为基础，以平等与公平为核心价值，把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分层化、社会失范与社会问题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体现，并以平均主义社会主义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选择的社会思潮。[iii]其核心问题是反思“现代性”，强调国家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干预。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崔之元、甘阳、韩毓海、汪晖等人。

　　对于自由主义的界定，双方的差异比较小，两派都认自由为我国的自由主义与欧洲的自由主义、美国的保守主义那么自由主义基本相同。朱勤对此作了作了一个比较细致的定义：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学理，然后是一种现实要求。它的哲学观是经验主义，与先验主义相对而立；它的历史观是试错演进理论，与各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相对而立；它的变革观是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与激进主义的人为建构相对而立。它在经济上要求市场机制，与计划体制相对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的名义实行群众专政；在伦理上它要求保障个人 价值，认为各种价值化约到最后，个人不能化约、不能被牺牲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iv]自由主义的核心就是对个人价值和尊严的肯定，对个人权利和利益的尊重与保护。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徐友渔、朱学勤、李慎之、刘军宁、秦晖等人。

二、两派的歧见

　　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两派争论的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层次之深，都是空前的，从自由、民主、平等、公正、效率诸价值到学风无一漏过。本文旨在探讨二者的共同敌人，因此对两派观点的差异只作简单的归纳，以备对比共同点之用。

　　（一）在个人与国家关系上，自由主义强调自我，而新左派重视国家。

　　自由主义认为，个人是社会的基础，国家的首要职能在于保护个人。自由主义学者刘军宁指出，“‘我（指个人）’是宪政的基础。宪政的本质在于保障人的权利，限制政府的权力。没有‘我’，宪政也就失去了保障的对象。在市场经济、宪政民主之下，存‘我’的原则从道德领域到社会体制都得到了表现，它限制了国家的权力，使人类免受了集体的蛮横力量的打击，又把集体的强权置于个人的权利之下”。[v]而新左派则认为，个人是依赖国家而存在的，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公民就不可能享有任何权利。[vi]对于那些民主改革者来说，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地在民主化的进程中破坏或削弱政府机构的作用都无异于“自杀”，尤其是在那些政府根本不存在或极端脆弱以至于无法实行民主化的国家中更是如此。[vii]

　　（二）在自由与公正的关系上，自由主义强调自由，而新左派重视公正。

　　在这一点上，新左派认为，公正是第一位的，他们指责自由主义者普遍忽视公正。“今日许多对自由主义的高谈阔论主要谈的是老板的自由加知识人的自由，亦即是富人的自由、强人的自由、能人的自由”。[viii]作为自由主义者来说，他们虽然不一定忽视公正，但他们几乎都认为自由先于公正、高于公正。人的平等是指法律面前的平等，所有人都应受到以自由为依归的法律的同等保护和同等对待，“没有自由，公正将失去意义”。[ix]

　　（三）在社会不公的产生原因上，自由主义认为是政治改革滞后造成社会不公，新左派认为是市场体制本身造成的。

　　新左派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不公的主要根源是“自由主义”，问题出在市场经济本身、出在资本主义的原始的“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从而要对其批判和抵制。韩毓海说：“在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看来，市场经济保证的自由就是赚钱的自由，但是，根据这样的‘自由’，这样的社会自然就有让孩子辍学的自由，就有让女人卖身的自由，就有允许官僚腐败的自由——只要这些行为”符合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只要这些行为看起来是‘自愿的’就行。”[x]自由主义认为，原因在于市场没有摆脱旧权力体制的控制，不成熟、不规范。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经济体制可以改得极“彻底”，改得决无半点“社会主义”的残留，只是这种改革将毫无公正可言，它将变成“掌勺者私占大饭锅”的一场超级原始积累过程。[xi]解决社会不公正的出路在于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四）在程序公正与实质正义的关系上，自由主义强调程序公正，新左派重视实质正义。

　　尽管自由主义者秦晖先生认为程序公正问题是常识性的、基本共识，是无所谓价值多元问题的。[xii]但事实上，在程序公正与实质公正的关系上，双方不但未达成共识，反而这正是双方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程序公正与实质公正的冲突在长江读书奖风波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在新左派看来，程序只是保障实质正义实现的一个工具，只要这种程序限制了实质正义的实现，这样的规则可以直接丢到一边，由人的主观判断来决定实质正义。应该注意到，“制度拜物教”妨碍着我们认识中国现实中正在发生的制度创新的事例。[xiii]人应当充分解放思想，摆脱“制度拜物教”对人的制约。在自由主义者看来，身为《读书》杂志主编及长江读书奖学术委员会召集人的汪晖获得专著奖，这是完全违背程序的，就象裁判员给自己颁奖一样的荒谬。[xiv]

　　（五）在民主与自由的关系上，自由主义强调自由，新左派重视民主。

　　自由的国家未必是民主的，民主的制度也未必不会妨碍自由。当二者的内存逻辑不一致时，也是会发生冲突的。在自由主义看来，纯粹民主的核心特征是建立在平等主义的多数决定的原则基础上的，多数一旦拥有绝对的权力，轻则滋生弊端，重则导致恐怖，最终泯灭了自由。他们坚信托克维尔的这句名言，“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xv]新左派也认为自由与民主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并且同样也从托克维尔那里寻求支持，是托克维尔第一个集中提出了扬弃贵族自由主义，走向民主自由主义的转型问题，他们都拒绝以自由主义为名否定民主。[xvi]

　　（六）在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关系上，自由主义主张间接民主，新左派主张直接民主。

　　在民主的具体实现方式上，新左派主张直接民主、参与式民主。他们认为，议会民主的实质是以代议民主取代参与民主，用少数来取代多数。中国是要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建设民主，它应是以最广大劳动人民利益为出发点的民主，是广泛参与的民主。[xvii]中国能否成熟为一个政治民族将主要取决于两个制度性的保障，即大众民主及以大众民主为正当性基础的中央权力之落实。[xviii]自由主义则认为直接民主由于规模的限制既不可行，成本又高；既容易产生暴政，最终又未实现其承诺的全体人民自主统治，相比而言，间接民主是可行的，成本又低，既能防止多数暴政，又能兑现民主的承诺。[xix]因此最终只能实行间接民主。

　　（七）在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的关系上，自由主义强调政治民主，新左派重视经济民主。

　　自由主义主张政治民主。具体到农民与劳工等弱者的民主权利上，自由主义主张赋于他们以结社自由、罢工自由，自己通过与国家和企业进行谈判来获得更具体的经济权利，如社会保障、提高工资等。而理论与实践都证明，企业管理上的“民主”大都是失败的。企业决策应当由所有者或受其委托并对其负责的经营者作出，“大众参与”只能限于建议性质。[xx]而新左派主张由加强国家权力，由国家直接赋于经济权利。经济民主包括宏观和微观民主，在宏观上，“经济民主”论旨在将民主国家的“人民主权”原则贯彻到经济领域，使各项经济制度安排依据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建立和调整。在微观上，“经济民主”论旨在促进企业内部贯彻后福特主义的民主管理，依靠劳动者的创造性来达到经济效率的提高。[xxi]在我国表现为“鞍钢宪法”，其内容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相结合。[xxii]

　　（八）在国情认识上，自由主义认为还未建成完善的市场体制，新左派认为我国已经进入市场体制。

　　“新左派”对中国的国情和未来有另外一种解释。他们认为，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的社会条件，甚至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政府的行为、职能、作用发生了变化。“在中国经济改革己经导致市场社会的基本形成和三资企业占据国民生产总值一半以上的时候，我们也己经不能简单地将中国社会的问题说成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已经同时是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的问题，因此对中国问题的诊断必须同时也是对日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及其问题的诊断”。[xxiii]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政府应加强对市场的主导作用。[xxiv]而自由主义认为，我们市场体制还远未建立起来，目前出现的问题主要靠政治体制改革来完善。从政治学的角度看，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政策和体制的原因，解决办法是政府节食、减肥，退出市场，取消垄断，政治体制改革迟早启动。[xxv]而自由主义认为，全球化是一种不可阻逆的潮流，加入这一进程对中国来说，无论政治还是经济领域，都是可取的。全球化之所以可取是因为，不同国家与不同文明之间的和平共处与密切交往是可取的，……这个能够避免战争与冲突的法定空间是什么呢？答曰：民主政治。[xxvi]

　　（九）在全球化问题上，自由主义主张加入这一进程，新左派认为应延缓这种趋势。

　　新左派认为，今天许多前社会主义国家要加入的“自由世界”，是一个高度同质化、组织化的世界，这是一个由金融和资本主导的跨国劳动分工体系。[xxvii]我们不应接受这样一个同质化世界。中国目前加入世贸的收益是不确定的，而代价却是确切无疑的。因此，加入世贸不是中国的当务之急。[xxviii]

　　（十）在对待大跃进、文革态度上，自由主义主张全面反思，新左派认为应合理借鉴其合理因素。

　　在对待文革的态度上，新左派主张挖掘文革的合理成份，并发扬光大。    主要有：第一，毛泽东所谓“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就再来一次”，应制度化为定期的国家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直接选举（可从县长、省长、县人大、省人大做起）。第二，利用现代科技，实现直接民主。今天中国的民主化没有必要再走政党政治的老路，完全可以利用遍布全国的电视网络，直接进行“个人化”的选举。第三，应使“造反有理”制度化，同时建立“不可侵犯权”（immunization rights）和“不稳定权”（destabilization rights）。第四，中国经济体制的指导思想应是“经济民主”，而非“绝对的财产权”。 第五，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应是文化上“推陈出新”的时代。我们可以将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地重新阐释，以应对现代的问题。[xxix]而自由主义认为，不能从大跃进本身的问题上再导致另外一种结论，不能从大跃进、文革等等事情中认定直接民主是有害的。如果导致这一种结论的话那就很可悲。[xxx]以上只是简要作一梳理，挂一漏万在所难免。

三、两派的共同敌人

　　这场争论是一场被人为扩大了的争论，按理说双方应该是有很多共同点的，分歧本不该如此严重，比如说双方都对当今社会的严重不公感到愤怒与担忧，都希望扩大民主，等等。但由于对问题症结的诊断以及所依据的学理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就不同，争论到最后，双方似乎都把对方当成了自己的敌人，而把真正的敌人给忘了。[xxxi] 事实上，二者的观点从本质上说并不矛盾，因为新左派针对的是新权贵而自由主义针对的是旧体制。那么他们有没有共同的敌人？如果有他是谁？两派面对共同的敌人该何去何从？

　　（一）在个人与国家关系问题上，双方的共同敌人是国家本位、否定个人。

　　双方在讨论问题时，都运用了西方的学术资源，为什么要把这种纯西方的东西引入中国？虽然中国与西方的确存在着种种差异，但在深层次上，东方人与西方人同作为人，在本性上，却有共通之处：说到人，首先是个人；个人构成人群，构成社会，在发生学和本体论的意义上，个人是优先的。

　　在这一点上双方应当是有共识的。“中国文化之最大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的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xxxii]新左派同样也认可这一点，对个人自由的最大威胁往往来自政府（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这是洞见），苏联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苏联的政治制度（我国长期的模仿对象）缺乏“人性”。[xxxiii]

　　此时双方的共同任务就是共同反对国家主义，保护个人权利免受国家践踏。

　　（二）在自由与民主关系问题上，双方的共同敌人是长达数千年的专制传统。

　　对基本限度的平等与自由权利，均持有同样的共识。如今我们可以不去争论“姓资姓社”，但不能不争论是否自由。否则我们就不配称之为“公民”。[xxxiv]新左派也同样自称“是一个热爱自由的人，我自知比那些抨击我是”自由主义者外部的敌人“的先生们，要千万倍的热爱自由。”[xxxv]作为新左派旗手之一的汪晖他也完全同意这种观点，“在我看来﹐无论从哪种理论出发﹐任何将政治自由贬低为次要的或者虚假的论题的方式﹐都必须加以拒绝；与此同时﹐社会专制本身并不仅仅来源于国家权力﹐而且也来源于某些社会群体和知识群体及其运作机制。在这样的复杂的历史条件下﹐批判的知识分子需要在更为广阔的范围内展开对于不同形式又相互配合的专制主义和文化恐怖主义的持久斗争。”[xxxvi]

　　至于在民主的形式上，二者也并不存在多大的分歧。因为新左派往往强调的是直接选举，他们自己认为是直接民主。即便是直接选举还是一种间接民主，无论选举的是总统还是议员，因为大家还是选举了一个代理人来行使自己的权利。这就造成了争论中某种虚构的对立。

　　面对我国长达数千年的专制传统，讨论自由与民主之间的张力，似乎是太奢侈了，社会主义政治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削除专制。

　　（三）在自由与公正问题上，二者共同的敌人是以实质正义为借口来侵害个人自由和权利。

　　虽然我国有重实质轻程序的传统，但最终结果却是二者同样缺乏。古代滥施酷刑，屈打成招，其背后的指导思想是“宁可错杀一万，不可放过一人”。既无程序公正，又无实质公正。

　　事实上，在这一问题上，新左派与自由主义根本没有“对话的必要”。每一个认为自己“看似与国外右派与左派的对话相似，但却不尽然。中国太平等了？中国太自由了？国内没几个人能听懂”新左派“的”后现代“论述。想想也是，跟一个吃不饱饭的人谈减肥，他能听懂么？自由多一点平等少一点，还是自由少一点平等多一点，这种讨论在中国毫无意义。如果我们可敬的知识分子还不能认识到这样一个根本问题：中国最需要确立的是”自由与公正的底限“，而无端地热衷于派别之争，谁还会再相信我们？我们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如果不能在转型期建立一个”自由与公平的底限“，那么迟早社会稳定将是无法维持的。

　　自由与公正，都是人类世世代代所欲求的价值，它们之间虽然存在着不一致之处，但绝非不可调和。这一张力不可能以一方压倒另一方的方式来解决，亦即“不平等的自由”与“不自由的平等”都是不可接受的。[xxxvii]从现实来看，当代中国不是自由太多、公正太少，而是两者都还很缺乏，因此还远远谈不上以公正来纠自由之偏的地步。认为自由只有利于强者是不恰当的。事实上，弱者更需要自由。可以说，自由是起点，是前提，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公正。笔者认为，在中国最大的不公正，就是剥夺了弱者的自由。孙志刚案便是典型的一例。

　　尤其是在目前的中国，无论是自由与平等还是形式公正与实质公正都还很缺乏的时候，我们更应将其作为统一的目标来追求，而不是过于超前地把尚未到来的危险当作现实的危险来对待从而人为地夸大二者之间的矛盾。想想看，当前我国已经是自由过多从而威胁到了平等了吗？还是相反？我想二者都不是。那么当务之急，就应该是找出那些既妨害自由又妨害平等的因素来，然后尽力消除之。

　　（四）在人与规则的关系上，我国有着数千年的人治传统，缺乏对规则的基本认同。

　　在人治与法治的关系上，二者共同的敌人是人治传统。毛泽东试图用大民主的方式解决卢森堡提出的问题，用大民主的方式来吸取群众的批评，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恢复党和人民的联系，这样一种理想又并没有得到制度化的支持，因此最终失败，成为一个历史的悲剧。[xxxviii] 越是伟人，往往越容易犯这样的错误，因为他往往坚信他已经掌握了实质正义，在规则限制了他之后，他就开始寻求通过某种方式非法定程序来突破规则。在他眼里，规则本身就是一种保守的力量。虽然法治不是一种最好的治理模式，但至少它是一种最不坏的模式。这本身也应当是对大跃进、文革反思的一种成果。

　　为了减少因为盲信个人理性而造成的悲剧，此时大家的共同任务就是共同维护规则的尊严，对于落后的规则，只能通过法定程序修改完善后再执行新的规则。

　　（五）在国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上，二者共同的敌人是在长期的党国体制、计划体制下已经严重扭曲的国家。

　　在此大家必须注意这样一种现实：中国市场化的过程与西方截然相反，西方是在一个弱小的世俗封建政权下过渡到市场经济，而我国是由一个强大政权主导下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方向与西方相反。当前出现的不公正现象主要表现为以权谋私和官商勾结的违法形式，也表现在几种经济成分竞争时的不平等。由于如今“问题”禁忌往往比“主义”禁忌更突出—— 这是“如何分家”比“要否分家”更突出、利益冲突比“信仰冲突”更突出的社会动态在思想界的反映—— 致使这场“主义”讨论如今很大程度上还只是在“思想资源”的层面上展开。[xxxix]

　　在这种条件下，新左派与自由主义停止主义之争，恢复八十年代，所有知识分子同心同德立志铲除腐败的传统。具体而言，就是要谋划一些具体的办法来规制政府，规制公正权力，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因为正在进行的“股份制改造”的本质是“以权势者为主体、以国有资产为掠夺对象、以权力为参与手段，对社会资源的一次再分配”。[xl]尽量不让国家看见的“脚”踩了市场看不见的“手”。

　　当然，只限制国家的权力是远远水够的，在某些领域内还应提高国家的能力。但提高能力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却是缩减不必要的政府部门，让政府减肥，减少垄断。在权力和责任是对应的宪法体制下才可加强国家的权力：它有什么样的权力就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权力是公民授予的，公民授予大的权力政府就要承担大的责任，授予的权力小承担的责任也小。

结语

　　突出强调二者的共同敌人及目标，并不是要否认二者争论的重大意义，正如章海陵所说：“在唇枪舌剑的硝烟中，倒看到中国希望的火种，从「五四」、三十年代到跨世纪的思考旅程，这场论战表明，中国思想界在世纪末拒绝交白卷。”[xli]正是这场争论使们对当今中国的问题有了一个更清醒、更深刻的认识，为问题的解决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坚决捍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力”，这是自由主义的名言，但是这一态度是为了保护各种学说能够充分发展自己的那“一元”，以形成“多元化”的总体景观。我们应当以建设性的态度，向新政学习，正如伯林所言，新政是20世纪最好的自由主义，因为它是“个人自由与经济保障之间取得的最富有建设性的妥协。”[xlii]我们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也应以一种更建设性的眼光来看待这场争论、看待中国的现实问题。中国的左右翼需要合流，集中力量对付他们共同面对的敌人，解决所需要解决的问题。

　　[i] 秦晖：《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当代中国“问题”》，载《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5期，第83页。

　　[ii] 甘阳：《中国自由左派的由来》，http://newhome.baoding.cn.net/~jzfl/gy8.htm.

　　[iii] 萧功秦：《知识分子与文化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2页。

　　[iv] 朱学勤：《1998，自由主义的言说》，《南方周末》，1998年12月25日。

　　[v] 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2页。

　　[vi] 王绍光：《权力的代价与改革的路径依赖》载《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5期，第114页。

　　[vii] 王绍光：《有效的政府与民主》，载《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6期，第100页。

　　[viii] 甘阳《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http://intellectual.members.easyspace.com/debates/cn991025c.htm.（载《读书》1991年1月号第85页。）

　　[ix] 刘军宁：《自由主义与公正：对若干诘难的回答》，http://members.lycos.co.uk/sixiang000/author/L/LiuJunNing/LiuJunNing030.txt.

　　[x] 韩毓海：《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天涯》杂志1998年第5期。

　　[xi] 秦晖：《产权改革与民主》,http://members.lycos.co.uk/sixiang000/author/Q/QinHui/QinHui038.txt.

　　[xii] 秦晖：《当代思想史上的“读书”事件》，http://www.nfcmag.com/2002-07-2/article/111519.htm.

　　[xiii] 崔之元：《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http://www.zazhi2.org/z/zs9704gb.htm#1.

　　[xiv] 朱学勤：《程序公正与实质正义——也谈“长江＜读书＞奖”》，《南方周末》 2000年07月14日。

　　[xv] 刘军宁：《保守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118页。

　　[xvi] 甘阳《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http://intellectual.members.easyspace.com/debates/cn991025c.htm.

　　[xvii] 王绍光：《警惕对“民主”的修饰》载《读书》2003年第4期，第11、18页。

　　[xviii] 甘阳：《走向“政治民族”》载《读书》2003年4月号，第7页。

　　[xix]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04-210页。

　　[xx] 秦晖：《产权改革与民主》，http://members.lycos.co.uk/sixiang000/author/Q/QinHui/QinHui038.txt.

　　[xxi] 崔之元：《经济民主的两层含义》，1996年夏天北京“天则研究所”和“公共论丛”编委会联合召开的“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研讨会”上的发言。

　　[xxii] 崔之元：《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载《读书》九六年第三期。

　　[xxiii] 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载《文艺争鸣》，1998年第6期，第9页。

　　[xxiv] 王绍光：《国家在市场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作用》载《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2期，第92页。

　　[xxv] 刘军宁：《当前经济问题的政治诊断》载《决策咨询》2000年第4期，第12、13页。

　　[xxvi] 刘军宁：《全球化与民主政治》载《当代民办与社会主义》1998年第3期，第26页。

　　[xxvii] 韩毓海：《我们是否要接受一个同质化世界？》，http://culture.online.sh.cn/asp/list2.asp？id=24.

　　[xxviii] 崔之元：《加入世贸组织的利与弊》载《纺织导报》1999年5月，第109页。

　　[xxix] 崔之元：《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得失与“现代性”的重建》，http://www.chinampaonline.com/lunwen/maozedongwenge.htm.

　　[xxx] 秦晖等：《反思大跃进》，http://members.lycos.co.uk/sixiang000/author/Q/QinHui/QinHui043.txt[xxxi] 王志泉：《危险的裂痕——当代中国新左派与自由主义在社会公正问题上的分歧述评》。

　　[xxxii] 梁潄溟：《中国文化要义》,转引自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2页。

　　[xxxiii] 旷新年：《风与旗：90年代的阅读》，http://jzfl.nease.net/kxn8.htm.

　　[xxxiv] 秦晖：《自由优先於“主义”》，http://members.lycos.co.uk/sixiang000/author/Q/QinHui/QinHui039.txt.

　　[xxxv] 韩毓海：《我们是否要接受一个同质化世界？》，http://culture.online.sh.cn/asp/list2.asp？id=24.

　　[xxxvi] 汪晖：《一九八九社会运动与“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

　　[xxxvii] 甘阳《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http://intellectual.members.easyspace.com/debates/cn991025c.htm.

　　[xxxviii] 旷新年：《风与旗：90年代的阅读》，http://jzfl.nease.net/kxn8.htm.

　　[xxxix] 秦晖：《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底线》，http://www.nfcmag.com/2002-07-2/article/111499.htm.

　　[xl] 徐友渔：《重提自由主义》，载这《二十一世纪》，一九九七年八月号·第四十二期

　　[xli] 章海陵：《世纪末的论战：中国自由左派对自由右派》，http://jzfl.nease.net/sc39.htm.

　　[xlii] 甘阳：《将错就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54页。

　　河南省上蔡县是个令世人揪心的地方。它不是一般的国家级贫困县，更因有那么多的农民卖血非但未能略纾困窘，反而感染了艾滋病，陷入了更悲惨的境地！

　　当上蔡县的艾滋疫情被证实后，举世震惊，从世界卫生组织、中央政府到中外民间慈善机构都在关切和救助那些不幸的人。稍有人性者，无不对艾滋病患者及其遗属心怀悲悯。上蔡县的党政要员更该情为病人所系，利为病人所谋。

　　可是，长时间主宰上蔡这块多灾多难土地的，却是一颗灾星——原任县委书记的大贪官杨松泉。2005年这个县的财政收入仅有8000多万元，杨松泉的涉案金额就达1000多万元，且其中“相当比例与‘防艾’资金有关”。(详情见最新一期《南方人物周刊》)

　　与别处的贪官借工程发包和干部任免受贿不同(虽然杨在这两方面表现得也很贪婪)，杨松泉的贪赃不是一般的“见财起意”，而是在吸这个穷县百姓和不幸的艾滋病患者及家属的血。我现在关心的不是杨松泉该当何罪，而是谁给了他为祸一方的权力；是谁推荐或保举、考察、纵容了他？

　　中共中央颁行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六十五条明文载定：“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制度。用人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追究主要责任人以及其他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而杨松泉在任泌阳县县长期间，因与人争风吃醋在县政府办公大楼大打出手，被调驻马店市任农委主任，此时已年近50，在县处级通常这个岁数已升迁无望，他却出人意料被调任上蔡县委书记；他任书记5年零4个月，排挤走了两任县长，第三任不得不服，而他显然是受上级宠信的，否则不会立于不败之地而连任书记；他到任不久就开始疯狂卖官，职位价格隐然成市；若不是出现意外，他恐怕至今稳坐钓鱼台。

　　瞎子都看得出，这个贫困县的“腐败书记”是有靠山有来头的。

　　如果仅仅止于惩办杨松泉，不依照党纪国法追究提拔重用他的人，那还叫有党纪国法，还叫有天理良心吗？无论如何不能放过杨松泉这种“人渣”的“伯乐”。这比空发议论更现实，更有惩前毖后的效力。

　　鄢烈山，知名批评家，南方报业集团高级编辑，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2006年08月15日　成都晚报

　　不是为着解放全人类、为着一个激动人心的Idea（哪怕这个idea是自由和个人主义的），而是为着极为具体的个人理由（又哪怕这个个人理由与锱铢必较的物质利益相关）拿起枪来的革命者，才是我私心里最佩服、最为他欢喜的。
　　
　　就象这部电影里那个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的艾尔帕仙奴，当十三个殖民地的民众为着独立战争的打响而狂欢时，他带着自己的独子四处流浪，对周遭的一切喧哗、对那激动人心的宏伟叙事全不上心。他的一艘船被军队征收，索要未果之后，他的儿子开始瞧不起他，–没有说出来的台词是：国家发生这么大的事，你居然还为一艘破船斤斤计较？好像前几天中国足球队在预选赛中出线，一个朋友在电话里对我说：天啦，这么大的事情，你居然在睡觉！
　　
　　所以他的儿子执意参加军队要为自由而战，而不愿跟着一个懦弱的父亲浪迹天涯。就这样，艾尔帕仙奴为了自己独子的安全，毅然拿起枪，在血腥的战争中表现出一个真正男子的勇敢。这个情节让我想起《燃情岁月》中的毕彼得三兄弟，当弟弟不顾父亲的反对，怀着拯救世界的理想执意参军远赴欧洲作战，他的两位哥哥也拿起枪去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行前毕彼得对父亲说：我们一定会将弟弟带回来的。这就是他们参战的唯一理由。
　　
　　就象毕彼得掩护自己的弟弟一样，在一场溃败的战役中，阿尔帕仙奴掩护着儿子，拚死将不愿撤退的儿子带离了战场。那个最终爱上了他的美丽女子，背叛自己的贵族家庭而投身革命的选美小姐，她在街头认出了作为逃逸者的两父子，用一种无比悲凉和绝望的口气对她心目中的英雄说了两个字：”You Run?”
　　　　
　　阿尔帕仙奴回应这句问话的，是没有丝毫负疚和羞愧的平静。在这句话之后，一种信仰退场，而另一种信仰开始被我们认识。独立战争结束后，阿尔帕仙奴排队领取被征用物资的数目可怜的补偿。当联邦政府的官员向他解释国家还处于一穷二白的困境，阿尔帕仙奴却不为所动，他警告这位官员说：告诉你们的总统，我们拿枪赶走了一个君主，如果有必要，我同样还会再次拿起枪来！
　　
　　只要这样的人物不会被一个国家视为刁民，这个国家方才有了希望。胡适先生当年在类似的局势下曾对青年人说：有人让你们为了国家的自由牺牲一切，我要告诉你们，为自己争自由，就是在为国家争自由。
　　
　　几年前一个美国人写了本描写独立战争的书，说华盛顿、亚当斯这些人不是怀着什么崇高理想，而是英国的立法让他们的财产遭到了损失，这才豁出去闹革命的。一些人觉得某种想象落空，有一种电影中选美小姐撞见逃跑英雄的失重感。但在我看来，也许恰恰如此，这场以革命命名的举动方才让我放心。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美国革命中没有像阿尔帕仙奴这样的战士，美国革命在我眼里就根本一钱不值。

为什么写作？这是个大问题。我不相信是因为利比多的关糸。写了二十年的小说，现在我发现，其实我是完全可以干些别的事情的。不是从才华上说，是从原因上讲。比如我可以当个演说家，在这一方面我敬佩爱默生，我觉得爱默生的写作和耶稣的工作方式最为接近，当然我只是从工作方式而言，并非指工作性质。他是边讲边写。此外我发现还有一种工作方式也是很有益的，就是史怀泽的方式，他并没有关在家里写作，而是深入非洲行医。但他却照样著述颇丰，关键是他的写作极有价值，我想他的创作也贯彻了行动哲学，即身体力行而后写作。他是边做边写。这方面的极端例子是朋非霍尔，当然这并不是说每一个写作者都要去经历生死（事实上不可避免），但要经历生死考验，换句话说对死要有预感。朋氏的方法是边活边写。他的活和我们的活不一样，因为他快死了，而且他的死是自找的，所以活得很清醒。他了解生命的意义。

所以我开始怀疑职业写作的意义。我并不是要提倡写作者都要兼顾其他职业，但必须兼顾心灵的工作。或者倒过来说，他是心灵捕手。我开始写作的时候年仅十七周岁，其实我当时对写作的兴趣并不会超过我对电影或美术的兴趣，如果当初我进的是中央美院或北京电影学院，我就理所当然地改变了职业，我就不会去写作了。我相信一个人是有超过一种以上的才能的。所以从技术上讨论为什么写作的问题，就像讨论今天应该吃什么饭一样没有意义；而讨论一个广义的诗人为什么写作的问题，又像讨论为什么活着一样单调，因此我陷入矛盾。

不是只有牧师和高僧才深入人生的最高境界，人人都在接触和实践真理。从这个层面上说，医生的手术刀倒是和作家的笔没什么两样。但为什么牧师和高僧和别的写作者不同？是因为这一类写作者完全彻底地依靠和信赖真理，并据此活着。他自己是个试验品吗？从信心的角度而言，没有试验一说，因为在信心里看到的都是肯定的东西。只有信心不足的人才会对自己有所保留。就是在这一方面，我们和这些最前列的实践者区别开来，因为我们不但信心不足，而且常常保留自己，不愿意将自己奉献到真理的祭坛上面，以为一放上去就会立刻烧成灰，其实正如亚伯拉罕献以撒一样，献上的瞬间，是有别的东西来代替你作为牺牲的，但人因为没有信心所以不敢这样做，因此，一般的写作者一生都在矛盾中写作，他的写作有时候有意义，有时候却掺杂着并无意义的失败体验。而真理实践者的写作虽然也有万般痛苦，却是在祭坛上的。这就是我们的写作和高贵的写作的区别。

这样说，应该说清楚了我为什么写作的问题。一个写作者并不是因为明白了为什么写作才写作，而是写作让他明白了为什么。而解决为什么的答案是行动和信仰。写作是一种记录而已。至于他用笔或用锄头写作，完全出于真理的差派，那是一个天职。最后他发现，他所能做的只有一样：顺服。

　　人们已经习惯使用“文化人”、“经济人”，但不能习惯属于同一序列的“政治人”、“道德人”。深入论述过“历史的终结”的福山，频频使用“民主人”；我们则频频使用“自由职业者”，而不肯使用“自由人”。这些反映了学术界的一些“他律心态”。当然，也有约定俗成的影响，例如“宗教徒”反映了中国传统宗教的师徒传承模式，说“宗教人”总觉别扭。

　　公民的概念小于人，学术公民是公民的一特殊部分。我的看法学术公民是最重要的公民，因为政治公民必定有赖于政治制度的基本转型，学术公民则可以开风气之先。还有什么社会角色比学者更敏感于新观念、新思想的呢？没有了。我这里说的学术公民更有两层特别的意思：一是学术公民应当持守学术尊严与良知，不要干抄袭剽窃这等事情；二是当学术尊严受到侵扰时，首先应当有公民的境界或者高度，而不应当仅仅拘陷在具体是非中。这方面，我觉得伦理学家肖雪慧女士《公民社会的诞生》（下作《公民》；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5月）一书中的几篇文章，论述得颇有思想质量。

　　这些文章中肖雪慧最用心力的不是诉说她个人的遭遇。在不仅作为受害者抨击泛滥于学界的剽窃现象时，雪慧谈到了“学术公民”的应有品德。这里试作概括：中国学术界的抄袭剽窃已经是体制化现象；中国对相关学术权利的维护存在着严重的法制性忽视；例如美国等国家对知识权利的维护有着严格明确的界定，这些界定完全可以引进；例如美国等国家从中学开始就十分注意“学术公民”的道德培养；思想、学术、言论的自由与独立构成支撑学术道德的制度环境，也是学术传统形成的前提；学术规范应从制度环境的建设开始，否则无以“走出精神上的襁褓状态或精神陷阱”，（“襁褓状态”一词使我联想到青年学者余世存提出的“类人孩”范畴）“势必导致整个学术秩序的崩溃和学术信誉彻底丧失”；学者个人负有不可推卸的“学术公民”的道德责任。

　　“学术公民”首先的要求是追求学术自由、独立的精神，其次是尊重他人的学术劳动成果。后一层意思中并不等于学术论文的行文程式，因为，例如正式学术场合口头讨论问题引用别人的观点大意时，也要注意尊重别人的劳动。强调这一点是想指出，一些议论甚至文件常常将学术规范弄成了狭隘的论文制式，这其实与学术规范无甚关系，倒不如说是适应学术刊物标准化编辑要求以方便学术信息传播、检索的需要。

　　不仅是肖雪慧女士说到，作为学术公民，说出社会真相是不容推辞的责任。这说清了“学术”是“公民”的工具这一大道理。可是很多所谓的学者，却有意无意以例如“纯学术”为由否认、回避、推卸作为公民的责任，更不堪的则以掩盖或模糊社会真相为“学术”任务。我曾说到肖雪慧是真正身体力行的伦理家。这个身体力行，主要的是宽广的人道主义言行，而正义感或者说对社会公正的全身心关注更是其核心。作为伦理学界最关注社会公正的“学术公民”，这只要指出肖雪慧对中国教育领域种种不公正的关注，长期持续倾注了大量心血这一事实，就足够了。（见2001年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育——必要的乌托邦》）肖雪慧与秦晖、吴敬琏们一样，无不用自己的学术所长批判社会不公。为此，长期以来，肖雪慧确实付出了种种代价。但中国的进步，一定需要她这样的“学术公民”。在《公民》中，她甚至不得不专文与她一向尊敬的茅于轼先生就教育产业化问题进行争论。了解肖雪慧的人士都知道，只有在显得有些要紧的问题上，她才会对其尊敬的专家（这当然不多）公开表示不同意见。反过来，她不喜欢的专家（这当然比较多）的言论，无甚紧要的，她也不会浪费精力，否则，她必得快速果断地提出批评。正是这些快速参与争鸣的大文章，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学者拥有丰富学养的价值。例如在《公民》中，围绕现行税制的严重不公，她结合喻权域先生无视民众是主要纳税人的事实，严厉批评“薄贫厚富”的现行税制，并不仅仅满足于一般宪政税收的学理议论，更与试图为偷逃税富人作辩护的“巧言家”们旨趣迥异。顺便指出，肖雪慧分明属于以秦晖为重要代表的“问题须土产”学派，而这一学派，应当说是中国最富有切实良知的学派。

　　人的一些德行，如奸佞前的正直、弱者前的怜爱等等，是一个优秀成人从少年期就必须也必定会出现的品格。而对于一个具有思想禀赋（与知识程度、才气、文字能力等等关系不大）的成人来说，又是其成为深具人类大同襟怀或世界主义理想的必需品格。我观学术思想史，觉得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论断：真正的学术公民在古代就已经出现，而这样的学术公民又必定是将人类作为整体关怀的世界公民。在《公民》中，肖雪慧作为思想者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康德化境”：“人类公民”。

　　康德化境就是酷爱人类永久和平之境，就是人类大同之境。“人类公民”这个范畴庶几可去中西体用之类的分隔、纠缠了，也可以冲淡对“学贯中西”的学究、经院式把玩。

　　肖雪慧的一手好文章已经大体说明了她的中国文化修养，而所演绎者则表现了她的世界主义修养。当今人类世界主义或者大同的可靠修养，可以涵有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中国古训，但应当说主要还是源于欧美的文化文明遗产。一个孩子可以在欧美任何一个国家出身，然后到欧美任何一个国家分别接受一年半载的教育，这样他仍然可以顺利成人。但是，如果让一个孩子轮流到一些落后国家受教育一年半载，他就肯定难以在心智上成人！

　　透过《公民》看肖雪慧对古希腊以还的历史、思想与文学文化遗产，真是充满了智性的温情。我怀疑她是否将相关文字当作一种奇特的情书来抒写了。

　　今日中国实力相对具备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都有对欧美史作专域研究的专家。可以有两方面判断：一是已经恢复到1949年以前的水平，就是说过去的名家（包括顾准这样的特例）成果已经得到充分了解和尊重；二是主要通过与美台华人学术界的来往、留学从而通过译介对国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现状，有了基本把握，极少数中年学术新秀对所涉专业已经达到熟悉。但是，就相关专门领域而言，达到相当于经济学界杨小凯等人成就的，还几乎没有。值得注意的倒是有少数思想性学者，他们在不失细节可靠的基础上，试图对欧美的文明进程作出较为宏观的思想性把握，例如秦晖（金雁）对近代俄国、“苏东”及其转型期“分家问题”史的研究，顾肃对自由主义思想史的研究，朱学勤对法国革命及其延伸的研究（争议较多），刘小枫对基督教文化史的研究……成果不算多，但应当说达到国人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秦晖已经出现以“问题粘连”为方法特色的拓展，这种拓展像他研究中国历史一样，既没有单纯观念史的特殊兴趣，也没有单纯时空专门史的兴趣，而是以来自于研究“中国问题史”练就的粗细得宜功夫，从一个个“问题解析”中谨慎寻找与普世价值相关的“特殊异同”。肖雪慧已有的努力多了些温情，虽没有秦晖问题切入的精审与敏捷，但也在“同情的理解”中颇受中西比照之益。相比之下，雪慧多了些“闲情逸致”，而秦晖则有将对象尽可能“变小”的用心。

　　除了伦理学著述中对欧美伦理学资源、教育学著述中对欧美相关资源的倚重外，《公民》中的几篇长文（当然还有几本西学著作）表明，肖雪慧的视野基本覆盖了从古希腊到当代文明的两千年“亮色”。其中不乏相对于中国学术界而言的独特“发现”与体认。其中《为了和平》（首发于优秀思想期刊《东方文化》2003年2期）一文更堪称名篇佳构。

　　在这篇重要的文章中，作者系统回顾了欧洲从古希腊到威尔逊时代、邱吉尔时代的，绵长的世界主义也即和平主义的精神谱系与实践尝试，有力论证了专制政治是战争的根源，鲜明表达了作者作为学术公民的满腔世界主义情怀。文中说道：“一个颇有意思的事实是，探索和平之路的人们都是世界主义者，……世界主义基于公理和人类的立场，把人性看得高于民族性，把人类共同利益看得高于任何特定民族或国家的利益。所以，世界主义者把对人类的忠诚置于一切责任之上，认为自己首先是人类的一员，然后才是特定民族特定国家的一员；这种立场和胸怀必然伴随着精神上的宽容，尊重差异和多样性，致力于从差异中发现共性，从多样性中看到统一性。”文章坚定持守了理性主义的战争类型观，面对专制国家、恐怖主义不断制造出来的不义战争，明确宣示了从反抗侵略的希腊哲人到西塞罗乃至中世纪部分神学家，再到洛克、伏尔泰、雨果、甘地、爱因斯坦，一路传承下来的自卫战争的正义性立场，而将由贵格会到红十字会的无差别人道主义的和平立场作为特例。

　　我以为，中国学界需要多一些对肖雪慧的了解，如此必有益于在复兴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与对接世界文明主流方面，作出学术公民说得过去的贡献。

　　“具有什么样的品质才算一个好人？”
　　我首先想到的是三个词：善良、真诚、助人。觉着一个善良的人、一个真诚的人、一个乐于助人的人，这样的人便是好人，而集这三种品格于一身的人该是非常难得的好人了。
　　善良在词典里的解释是：“心地纯洁，没有恶意。”心地纯洁如孩童，如事物的本质和真相，却又对一切没有丝毫恶意和杂念，可见善良是一个人多么美好的品质，觉着自己虽能做到对一切并无恶意，却有时候也心生杂念，虽然自己一直在内心有洁癖，但还是达不到心地完全纯洁，心里感到了很羞愧，也生出了进一步涤洗自己心灵的力量。
　　对一个作家来讲，只有内心纯洁，他才不浮躁，他写出的文字才能显出纯净和精粹的样子，才可抵达事物的真境界。对一个人来说，只有内心纯洁，才能做一个真人、好人。一个内心没有纯洁的人只能算是一个浊物，会很肤浅，会随波逐流。一个内心没有纯净的作家，他的文字必然是粗糙和浮躁的景象，不会有什么品位，甚至叫人静不下来。
　　突然想到一个词：静如处子。或许，此处的“静”就是指纯洁的意思。而上善若水，就应首先包含了纯洁的品质，而后善才是滋养与造福万物，却不与万物争任何东西。
　　真诚在词典里的解释是：“真实诚恳，没有一点虚假。”意思就是实事求是地待人接物，不人前一套，背后一套，不对自己一套，对别人一套。做事求真务实，做人脚踏实地，没有水分。所以，一个真诚的人，他活得才有质量，也能叫人信赖，当然，被别人误解是另一回事。而对一个作家来说，作品的真诚无疑是第一生命，叫人看起来假就是失败之作，就如弄虚作假、装腔作势的人叫人很讨厌一样，挺没意思。总是天然的反感虚假的人和事，以前还会很生气，现在感觉自己能容忍一些了，有时甚至对那些虚玄弄套和虚假都有些漠然了，或许是自己在堕落，或许是见的太多，已经麻木到见怪不怪了。
　　很多时候感觉成熟就是堕落的开始。
　　至于助人，我认为应该包括乐道人之善，不做损人利己和损人不利己的事。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要给别人以帮助和支持，事无大小，话无多少，能做多少就多少，能说多少就多少，感觉这样就挺好。
　　而国人的现实生活里善良是如此弱小，真诚和助人不受珍视，甚至有些坏事，谁也不去说破，大家只心照不宣、趋之若鹜地去做。甚至把蝇营狗苟当成是适应社会。
　　蝇营狗苟的意思是像苍蝇那样飞来飞去，像狗那样苟且偷生;比喻人不顾廉耻，到处钻营。不知道看了“蝇营狗苟”这个词语的意思后，朋友们心里有什么想法，而我想到的是中国人正在变质,甚至有些中国人只会过蝇营狗苟的生活。

一连接到几个朋友发来的短信，昝爱宗因“散布谣言”被拘留七天。说他“散布谣言”好象已不是第一次，我记得几年前，他因为用网名“电子情”在网上发表一篇批评“严打”的文章，结果就是以“散布谣言”被处罚，他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当然是以败诉告终。这件事曾引起法学界的讨论。这一次他又是以文罹祸，要失去一个星期的人身自由，并且失去了工作。包括他在内许多普通公民的遭遇，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怎样的盛世，在繁华躁动之下又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作为记者，昝爱宗无疑是尽职的，他的特点是笔头快，富有正义感，眼睛中揉不得沙子，哪里发生了什么事，只要他了解情况，他总是竭尽所能，千方百计予以报道，也许这是他的职业敏感和职业责任。近年来，他在互联网上发表了大量表达正义、良知的文章，为此，报社领导没少找他谈话，他曾多次受到压力，却一直不改初衷。其实他心里未必不知道，他这样做早晚要把自己的饭碗砸了。前一段时间他的文章写得少了，他在电话里说，文章写了也没有用，不大想写了。可是，眼前真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他又禁不住要拿起手中的笔。

最近这几年他担任《中国海洋报》驻浙江记者站站长，对浙江的关注尤其多一些。几年前，浙江洞头县渔民因为赖以生存的滩涂被当地政府征用导致官民冲突，就是他率先在《中国海洋报》上公开报道，揭开了这个盖子。这场马拉松式的“民告官”官司至今没有结束，他也在持续关注，多次跟踪报道，为此他和当地维权的代表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他们心目中仗义执言的记者。大约去年夏天，新昌、嵊州因为制药厂严重污染生存环境，引发老百姓的抗议事件，他和一位律师赶去采访，写出了有影响的报道，“燕南网”曾在头条位置刊出，几个小时后就被删除。这次萧山党山镇“教堂”事件的来龙去脉我所知有限，爱宗身为记者，又是个基督徒，他当然关心此事，撰文在网上公开披露，也在情理之中。“散布谣言”，这大概是他没有想到过的。事实就是事实，真相终究是不能被遮掩的，事件发生之后，有关当局最应该做的并不是处置用真实姓名在网上发表文章的昝爱宗，而是将真相公布于众。退一步讲，我们这个“和谐社会”难道会如此脆弱，几篇互联网上的文章就能让它变得“不和谐”？连一个书生的“空议论”也容不下吗？“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想想这两句诗，不禁心底黯然。

我所知道的昝爱宗是个说真话、踏踏实实的人，不是一个唱高调、喊口号的人，虽然他的文章往往不无尖锐，接触过他的人却不难发现他的平和，对这个社会他总是怀着善意，尽管日复一日目睹那么多不公不义的事在发生，他的心灵没有被黑暗同化，始终相信明天会更好，对社会进步、制度完善他都充满期待，他个子不高，眼睛里总是透着一种友善与希望。有位朋友对我说：“昝爱宗是豁出去了。”我并不这么看，他恐怕想得没那么多，只是想说几句真话，为这个社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罢了。至少我看不出他对狭隘的政治有多少兴趣，他所在意的只是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信仰自由，他向往的是小草那样自然而合乎天性的生活。他不是一个悲壮的理想主义者，也许乐观是他的天性，他只知道努力朝前走去，至于前面会遇到什么样的陷阱、荆棘，他大概想得很少，他的低调中带着几分执著。还有一点，他不是想要和政府过不去，每次报道什么事情，他总是善意的期待事情向好的方面转化，这一点，你可以说他天真，说他书生气，但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我认识昝爱宗有几年了，此前知道他编过一本《第四种权力》，主题是关于新闻自由的。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西湖边的一家宾馆里，一位朋友电话约他过来，印象中他说话不多，很低调，甚至有几分内向，不是那种一见面就很热络的人。与他交往久了，我才渐渐对他的为人、性格有了更多的了解，他在为人处世、待人接物上面都很自然，而且很单纯，不是那种世故圆通的人，但他的平淡之中常常含着诚恳，随和之中含着热情，对朋友他总那么真挚。这个夏天，我因为骨折，一直在养伤，他经常打电话来问候我的伤情，多次要求来探望我，天气大热，各人有各人的事要忙，我几乎谢绝了所有朋友前来看我，一个星期前，爱宗得知我从乡下养伤回来了，尽管我一再婉拒，他仍坚持要来看我。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也就是那一天，他被传唤，在我家没坐几分钟，就接连接到两个电话催他回办公室，他匆匆离开。

这个时候，我想起的是昝爱宗带着女儿的镜头，他有个可爱的女儿，我曾几次遇到他和女儿逛西湖或爬宝石山，他的眼中满含着父爱。我们可以想象，这一个星期，他的家人将陷于怎样的担心与不安之中。在失去工作之后，他们一家人的生活又将面临着什么。

我认识的昝爱宗是个善良、正直的人，他对家人的爱，对朋友的诚恳，他的信仰，他的理想，在这个遍地铜臭味的时代，这一切都是他生活得充实、自信、乐观的理由，一句话，他的身上充满了“人味儿”。他是个普普通通的公民，又是一个愿意为自己的言行负责的公民，这样的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太少了。他今天的遭遇不是我们时代的偶然，让我们对眼前的盛世多增添了一层怀疑。尽管七天很快就会过去，而免于恐惧的自由离我们到底还有多远？

据中国泛蓝联盟新闻稿称，中国国民党党员，台湾居民戴平山先生在今年六月初被中共福建省公安机关秘密逮捕。直到事发之后两个多月的今天，外界才得知此消息。据知情者透露：“出生于台湾屏东县，今年四十一岁的戴平山先生，长期以来致力于宣传’三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制度，推动国家统一事业。今年六月初，在准备赴大陆与朋友到北京宣传民主统一的福建途中被中共警方秘密逮捕和关押。”

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一直是两岸人民的共同诉求，随着前国民党主席连战的访问大陆，海峡两岸的统一曙光似乎越来越亮。连战的大陆之行曾被媒体称之为“破冰之旅”，因为这种举动既打破了之前两岸老死不相往来的格局，又体现出了新时期国共两党在两岸问题上的开明态度。海峡两岸的良好互动在胡温主政时期得以实现，原本剑拔弩张的两岸情势在国民党和亲民党的大陆之行以后烟消云散，两岸之间的包机直航更是两岸关系走向正常化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上世纪的国共之争既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使得之后的统一问题成为两岸人民的心头之痛。中共乘日军侵华之东风，坐收了渔翁之利，将国民党逼赴台湾之后，终于取得了其梦寐以求的政治地位。虽然中共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有很大的机遇成分，但民意的支持也不可否认。原以为中共的到来会真正告别国民党当年的独裁与专制，殊不知，来者居上的中共和先前的国民党在相形之下，各种与民主自由背道而驰的嗜好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人民因此无奈地为当年的选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共在建政后无端制造了一系列的人间惨剧，搞得原本就积贫积弱的中国民不聊生，冤魂遍野。

中共在中华大地上的胡作非为自然而然会让中国大陆的民众怀念起当年的国民党，随着信息渠道的不断畅通，虽然中共的喉舌媒体一直都在不遗余力地掩饰今日国民党的民主和台湾的繁荣，但不少大陆人依然能透过舆论的罅隙窥见今天真实的国民党和真实的台湾。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几近土崩瓦解的新时代，很多人都对国民党的重返大陆和“三民主义”思想有着越来越强烈的呼唤，中国泛蓝联盟的横空出世便是最好的证明。

中国泛蓝联盟的负责人陈荣利先生虽然在中共的无情打压下不得不逃亡至台湾，但他所创立的这个组织却在中国大陆日益壮大，并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将各种各样的民主活动进行得如火如荼。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思想也因此变得更加的深入人心。时值今年大陆地方人大选举之际，该组织的成员更是在争取公民权利的道路上一马当先，成为中国社会一道亮丽的风景。

然而，虽然中共的官员在国民党访问大陆时脸上洋溢着欢迎的笑容，但中共的骨子里却仍然将国民党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它们所主张的统一并非外界所想象的民主统一，而是一个仍然以中共为主导，国民党以及其它党派俯首帖耳的统一。对国民党访问大陆的高规格安排和对台湾的一些优惠政策只是它们的一种统战策略，中共的终极目标是要一统天下，让所有的政党都对其俯首称臣，将台湾也纳入其强权统治的版图。

中共一面在和国民党交往时表示自己的“友好”，一面又在暗地里打压国民党党员，就连国民党的精神党员——中国泛蓝联盟的成员，中共也没有手下留情。今年“六四”时孙不二因在长江大桥悬挂国民党党旗被传讯以及重庆的张起被关押的事实，正说明中共和国民党交往的虚情假意和对民主统一的缺乏诚意。

今天，当我们再次获知国民党党员戴平山先生为了到大陆宣传民主统一而被中共当局秘密逮捕的消息之后，我们不得不再一次为中共的这种表现而揪心。对国民党党员来大陆的粗暴处理再现了中共一党独大和人性缺失的本质。中共必将因此而受到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受到海峡对岸包括国民党在内的所有政党的质疑，两岸的和平统一也将因此而遥遥无期。

最后，希望中共能在最快的时间内释放戴平山先生，还他以自由，并停止对中国泛蓝联盟成员的打压，只有这样，才能挽救国民党因此而将产生的对中共的信任危机，才能让两岸的统一成为可能！

2006年8月16日

【2006年8月17日狱委讯】记者无国界强烈谴责北京当局昨天对新加坡《海峡时报》驻香港程翔的庭审，称这个审判为”是对正义的滑稽模仿”，该判决表明中国官方对他的间谍指控根本没有任何证据。 “我们会继续为程呼吁，并且决不会接受有罪判决”,该新闻自由组织说”唯一可以接受的判决结果是无罪释放程翔。世界上有那个具有公信力的司法系统胆敢在几个小时内审理最高可以被判处死刑”间谍案”，并且从头到尾剥夺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力？这是对司法公正理念的公然羞辱。 程的不公开庭审是昨天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的法庭进行的。庭审进行了几个小时，到现在为止都没有透露出任何有关这个庭审的消息。 出版《海峡时报》的新加坡新闻控股集团发表的一个声明中说：”我们很高兴这一案件在程翔被拘禁一年多后终于开庭审理。我们期望最好的结果。” 程2005年4月在广州被逮捕后受到间谍罪指控。中国外交部在2005年5月31日宣称他是由外国特务机关雇用的间谍。他工作的报纸知道这个指控后及其震惊。他的妻子MaryLau说，当他在试图得到前政府总理赵紫阳的一个秘密采访录音的过程中，一个中间人设置圈套陷害了他。 记者无国界授权六四天网翻译，请以法英文版本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