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着名专家学者的手提电脑在广州街头被抢成为国内一些媒体热议的话题，这位专家在接受采访时认为“以人为本就是以好人为本，而不是以坏人为本，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残酷”，他同时呼吁用严厉的措施改善广州的治安，并建议恢复已经废止了三年的收容审查制度以此改善广州的社会治安状况。与这位专家观点接近的分管政法的广州市委副书记张桂芳就是这样一位重典治乱的实际操作者，他鼓励警察面对“砍手党”时要敢于开枪，在惩罚犯罪上，他主张实行“四靠”政策：只要是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的“两抢”，抢劫犯罪定罪向“量刑幅度的上刑”靠；抢夺定性向“抢劫犯罪”上靠；治安抢夺的转化定性向“刑事抢夺”上靠；治安抢夺的处罚由“治安拘留” 向“劳动教养”上靠。许多网友也很支持“重典治乱”，一方面是对社会治安状况不佳的不满，同时也有对中国社会广泛存在的贪污腐败的深恶痛绝，“重典”是他们不二的法则，“逮到就毙”成了他们的口头禅。
“乱世用重典”是中国先秦时代法家的政治主张，利用普通人对酷刑酷吏畏惧和恐惧的心理，以严苛的法律维护君主的无尚权威。韩非子虽然死于秦王嬴政和李斯主导的政治谋杀，但他的“重典”理想却被后来成为秦始皇的嬴政全盘照搬应用于统一后的秦帝国，但秦始皇本人传万世的政治理想却毁于他自己所制定的严苛得不近人情法律制度，仅二世就亡了国。许多时候“重典”对普通民众起威慑作用的同时，也是官场内部政治斗争打击异己的政治工具，中国几乎每个朝代都少不了让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就咬几口的皇家猎犬般的酷吏，酷吏的存在是专制社会的一大表象特征，几乎每一本传记史书都有《酷吏列传》。“乱世用重典”的逻辑问题在于观点持有者只从自身对严刑的恐惧而忽略了不公正社会环境对其它人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的影响，乱世被当成了一种原因，重典被当作治理这种非正常状态原因的一种自认为有效的手段。其实，乱世更应该是一种结果，不公正社会制度产生的众多社会问题汇集积累造成的社会恶果，重典之下又难谈公正，反而可能会加剧社会动荡。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利用重典治理乱世几乎没有成功的先例，世道太平混乱与否与是否公正的社会制度紧密相关而与法律制度是否严苛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秦和汉两个朝代的兴衰为此作了最好的说明，秦王朝统一天下秦始皇迷信暴力依靠严苛的暴政治国仅十五年就亡了国，废除秦暴政所有法律仅约法三章的刘邦却赢得了民心而成就了霸业，又靠黄老道家无为思想休养生息的国策使国家富足百姓安康开创了汉朝初年的太平盛世。
雨果的《悲惨世界》是一部发人深省的史诗般的文学作品，他为我们描写了后法国大革命时代法国社会普通人生活的生动图景。在一个社会应该如何对待冉阿让那样的因贫困而潦倒的男子、芳汀那样因饥饿而堕落的妇女、珂赛特那样因社会黑暗而羸弱的儿童的问题上，这个世界更需要的是米里哀主教那样爱和宽容的化身以救助和维护穷人为己任的正直的人。相反，作者对总是用那种硬心肠的苛刻态度来处理一切铁面无情始终依靠重典整治“坏人”的沙威警长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和严厉的抨击。人的内心深处几乎都存在善恶两面，像沙威警长那样将好人和坏人划分得泾渭分明是危险的，当某人失足不幸成为坏人或犯罪分子的时候，应该像米里哀主教那样用爱心真诚的去感染他激发出其内心善的一面，这个世界才能更美好。书中的主人冉阿让为生计所迫偷面包而锒铛入狱，严苛的法律和世俗的偏见只能使他本已变态的心灵更加扭曲，只有当米里哀主教对其偷窃行为的爱和宽容，才使其灵魂彻底震撼而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并在其后半生尽其所能善待包括芳汀和珂赛特在内的穷苦人，将主教给他的爱向更多的人传递。悲惨世界的实质就是一个爱和宽容匮乏的社会，社会不公和世俗偏见是爱和宽容最大的敌人。
现代中国是否乱世，见仁见智每个人从不同角度观察社会也许会有不同看法，但社会存在个别乱象是谁也否认不了的现实，所以就有人主张“重典治乱”，同时也由于令人深恶痛绝的腐败现象的存在，主张“重典治贪”的人也不在少数。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还执行死刑的国家，每年死刑犯人数量居世界之冠（具体数字是国家机密，我们无从得知），不管是对普通刑事犯的验大海是对官员贪腐案的中盘都并没有使社会基本治安状况和官场的清廉程度有任何实质性的好的改善。当我们为城市街头异乡少年成为惯偷惯抢而痛心疾首的时候，我们是否想过，这些从事犯罪活动的少年本应该坐在课堂上接受基本教育，义务教育本应该具有的强制性在不能完全免费的前提下失去了应有的说服力和强制力。如果我们能够对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普通劳动者的基本权益能够做的更好一些，哪怕是能够遵守一般法律的底线维权，王斌余和阿星们非理性杀人的社会悲剧就完全可能避免。对于贪污腐败，建立一套有效监督的机制不给有心腐败者腐败的机会总比严惩本身更重要。刑事犯罪与人体生病是一个道理，预防总比治疗更重要，所有的药都会或多或少有副作用，药力越强相应的对人体的副作用也就越大，如果人真的到了非得放疗化疗治疗不可的地步这个人的大限也就不远了。
社会需要更多的爱和宽容，并不是说要取消法律，但法律制度必须是公正的和人性化的，对待所谓的坏人和犯罪分子同样要讲人性化。末代皇帝都能感慨鬼可以变成人，能使鬼变成人的肯定不是某些人所主张的重典，而是人性化的法律制度。无罪推论、法律向弱势群体倾斜，人性化对待罪犯这些法律原则已经成为现代世界司法原则的主流，我们真的不应该只凭着某些人自我感觉逆风飞扬。
2006年8月10日 完稿
首发《议报》
傅国涌：２００６年的周年禁忌
毫无疑问，2006年将成为漫长编年史上又一个平平常常的年份。与中国近代史上曾经发生过许多大事的逢“6”年份相比，这一年实在太微不足道了。往前推100年，慈禧太后经过反复斟酌，终于颁布了“仿行宪政”上谕，正式迈出了预备立宪的步伐；往前推90年，边陲云南，蔡锷等人振臂一呼，各地纷纷响应，袁世凯的洪宪王朝转眼成了水月镜花，不可一世的强人在举国的唾骂声中呜呼哀哉；往前推80年，国民党主导的北伐战争已揭开帷幕，北洋军阀的时代即将告终；往前推70年，张学良们发动兵变，拘禁蒋介石，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扭转了整个时局，是功是罪，至今尚无定论；也是这一年，鲁迅在上海病故，在他的灵柩上，有一面“民族魂”的大旗；往前推60年，尽管战争的阴云密布，国、共、民盟等多党圆桌会议达成的“政协协议”，曾经露出过一点民主的曙光；往前推50年，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天真的知识分子为此而欢欣鼓舞，不知大祸就要降临，“反右”运动将随着“阳谋”而来；往前40年，是把整个民族拖入迷狂与灾难深渊“文化大革命”，迄今为止人类还找不到恰当的语言来叙述这一人间浩劫，它的危害程度超过了战争，它伤及的不仅是人的肉体生命……
2006年，我们有这么多的周年纪念，难怪掌控意识形态生杀大权的机构早就传达指令，这个不准讨论、那个不准炒作，这种周年禁忌也算是帝国政治中的新禁忌，虽然实质上没有任何翻新之处。因为同样的禁忌，一本广受读者关注《温故》丛刊未能幸免停刊的命运，一个颇有人气的“世纪中国”网站也被关闭了。禁忌因何而来，浅而言之，没有皇帝的帝国权力神经绷得太紧，它的这根弦太脆弱了，经不起一丝一毫的风吹草动，哪怕谈论历史，追溯往事，也似乎会要了它的老命。具体而言，不让关注“西安事变”是因为权力早就对此有了定论，岂能容许对此说三道四，进行重新评价。不准“炒作”鲁迅，无非因为鲁迅一惯坚持反专制的立场，是独立批判的榜样，怕今天的人们在鲁迅身上汲取精神资源。不让纪念“双百”方针，是担忧有人借机提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等要求，更惧怕联想到大面积祸及知识分子的“反右”上去。不提1946年经过讨价还价、妥协平衡达成的决议，不仅是顾虑有人寻根究底，可能还有其他的复杂心态。至于一百年前，连慈禧太后都想到要立宪，要搞宪政，如果大张旗鼓地讨论，岂不是对现行体制的辛辣嘲讽？
强权不仅遮蔽了我们当代生活中发生的许多不幸，而且继续要遮蔽历史，“周年禁忌”和其他的禁忌一样，都是专横权力统治的需要，为了需要，可以不计一切地做出什么事情，我们由此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怎样沉闷的时代。强权的逻辑是没有公开言说的就是不存在的，禁忌像一块遮羞布一般，把真相遮掩起来，以为如此以来天下便太平、万事便大吉了。不准纪念、讨论某段历史、某个事件，就好象这一切不曾存在过，这种自欺欺人的小把戏，短期来看似乎也不是完全无效的，至少可以达到自我安慰的目的。何况，如今在“关公占秦琼”的“戏说”历史中成长起来的少男少女，他们的历史知识本身是一片混沌的，有些人甚至会怀疑起我们曾经有过“文革”吗？当然，历史终究是历史，长远来看，它是不可能被抹杀掉的。
离开“文革”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大劫难的发生，整整四十年了，我们的民族到底有了多少长进？10年前，钟沛璋先生主编的《东方》杂志做了一个反思“文革”三十周年的专题，已经印刷好了，被主管部门发现，紧急撤换稿件，而且成为停刊整顿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这种周年禁忌症发作，“文革”四十周年，在我们的媒体中好象没有发生过这件事一样，仅仅在《光明日报》有一篇冠冕堂皇的官样文章，主旨是“文革”是个曲折，要按照邓小平、陈云给定的尺寸进行评价，“团结一致向前看”，文章虽然充满了八股气味，但其中还是透露出了当局的心虚，他们不允许民众、媒体自由、开放地讨论这个话题，但他们清楚“文革”始终是一块心病，是绕不过去、不能回避的，他们于是编织出了一套振振有辞的话语：
“犯错误不要紧,要紧的是正确认识错误和正确对待错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再次证明,我们党有勇气面对自己所犯的错误,有能力纠正自己所犯的错误；我们党虽然犯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但仍不失为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坏事可以变好事。‘文化大革命’是坏事,但由于我们党坚持向前看,对待这段历史采取了积极的正确的态度,把坏事变成了好事。实践证明,总结历史一定要着眼于开辟未来,如果就历史总结历史,会始终跳不出历史的泥淖。”
我们通常说权力是权力者的语言，实际上权力者也要利用无所不能的权力，不断地抛出一系列似是而非的语言，解释历史，解释现实，证明自己的绝对正确、永远正确，连他们的错误也可以变成正确，他们干的坏事也可以说成是好事。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希望人民无条件地相信他们的语言。基于此，权力者最不希望看到无权者拥有自己的语言，周年禁忌就是不容许无权者公开讨论我们的历史，对权力者的是非得失进行议论、评说，也就是阻止无权者形成自己的语言。有了语言，就会形成共识，这种不受控制是共识从来都是专断权力所恐惧、担心的。
民主中国
武宜三:种植鸦片贩卖鸦片和“八荣八耻”
——并简谈《父母早日书》的多学科价值
李南央女士和她夫君巴悌忠先生，以及他们的朋友、作家奚青先生，用了八个月的功夫把她父母近八百封、逾八十万字的信件和少量日记编成了《父母早日书——李锐、范元甄1938年—1960年通讯、日记集》（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3月第一版，香港），真是功德无量。用句套话：即“利在当代，功在千秋”。
正如为本书作《序》的朱正先生所说，这是“一部活的党史”（上册p9），“是一份极为难得的史料。从这个相当典型的个案的原始材料中，人们可以具体地了解到当年整风运动怎样进行，人怎样被改造……这些历史的奥秘。”（上册p7）
也正如李南央自己所说，这些信件和日记，“所叙述的不仅仅是家务事，这些文字映射出抗战初期始、经延安、解放战争、解於东北继而解放全中国，接管政权创建新国家，直到庐山会议后止於一九六三年，中国共产党在此四分之一世纪中，每个大历史阶段的指导理论和行为。”（上册p9）
在个人叙事方面，本书的主题可以说是“‘特殊材料’是怎样炼成的”？（上册p2）党和领袖怎样在延安那个红色兽圈中，用暴力和谎言把单纯朴实、追求自由、胸怀理想、朝气蓬勃的革命青年改造成了为独裁者所驱使的“驯服工具”和杀人机器；那种灵魂被阉割、被压抑、被扭曲的痛苦，那种怕被组织所抛弃、所疏远的恐惧，非在那种黑暗非人世界中煎熬过的人，是无法理解的。
这本书除了作为党史、政治史、思想史、经济史、舆论宣传史之外，还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心理学、性心理学教材。当年两位年青人曾经热烈地追求过爱情、后来又为了革命而异化爱情，其中有性压抑、性饥渴、性苦闷、性虐待、性解放，甚至性勒索，有深入研究的价值。
本书内容之广泛、材料之丰富，有如一座多元共生矿，为各类研究者提供各种各样、而且不可多得的原始资料。
例如，1937年9月26日，毛泽东给晋西北的八路军指示：“中日战争是本党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共产党的基本政策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出版的前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官员罗满宁（奥˙鲍里索夫）的《苏中关系》（1945-1980）》关於毛要求八路军“用一分力量和日本周旋，用二分力量和国民党斗，用七分力量来发展自己”的说法 ，在本书中也得到了印证。
李南央在《编者感言》中写道：前方在抗日，后方延安的最高学府——马列学院在激烈讨论“在土地革命的十年内战中，有没有统一战线？”而不是当前如何组成统一战线共同抗击外来侵略者，真有些让人难以理解。长时期以来，人们评价毛泽东在抗日时的策略是保存实力，不与日军正面作战。还传毛说过感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否则国民党不可能暂时放弃叫共产党必予除之的决心，共产党因而得以壮大。史实究竟如何呢？至少从我母亲的信和日记中看不出当年延安马列学院共产党的“精英”们把抗战当成那么一件必须时刻铭记在心的需“天天讲”的事。从父母延安的信件中，我看到的是毛泽东全力地在整肃内部那些抗日热血青年，看不到是如何地通过他们，即而领导全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打赢那场战争。（上册p201）
范元甄和李锐由1939年12月到延安，到1945年10月离开延安；六年中唯一谈到日本的是写于1941年12月9日的一封信，而且是谈日美太平洋战局对“中国政局”的推动，想到也只是“赶快掌握英文”之类。难怪李南央也疑惑：“身处那个时期，何以与那场战争如此隔膜？生活在延安的人是如何对那场战争做出贡献的呢？”（上册p237）
当然李南央说得很委婉，实际上中共对抗战不但没有什么贡献，相反的是在破坏抗战。毛泽东共产党从江西苏区开始，干的就是谋杀国府、资敌卖国的勾当！（“谋杀国府”是一位大陆学者的提法，非常形像。）
再如，延安种鸦片、贩鸦片。有关王震的三五九旅在南泥湾种鸦片、张思德死于炼制鸦片的窑洞中之类，早已在海外有不少报导，我虽然感到惊奇，但还是不怎么相信。最早是台湾方面传过来的，现在想起来可能是陈永发教授的《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我却疑之为是反共谣言；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若夫的《延安日记》中也讲了鸦片问题，我亦以为是苏修抹黑而未予深究。可见我中毒之深、共产党宣传之厉害！然而对李锐、范元甄这两位资深、忠贞的中共党员兼高级干部所留下的当年信件，我就没有理由不相信了；于是《父母早日书》成了摧毁我头脑中对中共最后一座迷信堡垒的最后一颗精神原子弹。
据说，这在中共党内也不是什么秘密，毕竟参与其事的人不在少数；但为什么从没有人对此持批评态度呢？一位研究解放军史的专家告诉我，这种事是可以理解的。原来如此！为了一人一帮的私利，种毒贩毒，可以理解；杀人、放火、卖国、通敌，可以理解；围困长春以几十万老百姓为牺牲、以中国一半人口作核战争赌注、饿死四千万而拒绝认错，也是可以理解。
既然如此，我可不可以问一句：这样一个没有了任何道德底线的黑帮团夥、流氓集团，今天到底还有什么资格在那里脸不红、心不跳的奢谈“八荣八耻”呢？
现在我把《父母早日书》中关于共产党贩卖鸦片的段落摘录如下，以向同好。
《父母早日书》中关于共产党贩卖鸦片的段落
范元甄信，1946年11月19日[下册p17]
我带的代金还未动用。
这次干部带大烟的人多极了，夏淑贤等都是廿、三十两。仅在白城子就没收了一千多两，未查出的还更多。
[原注]代金：指鸦片。从延安出发时，干部带了一些鸦片以代现金之用。
李锐信，1946年11月17日[下册p25]
听说你们的大烟都没收了，很担心你没钱用。
李锐信，1946年12月8-10日[下册p29]
你说对节省有了新的觉悟，这非常要紧。代金不需用就暂不用它，除非将来要离开东北再换。
李锐信，1946年12月27日[下册p36]
有好小说记得捎些。代金听说热辽这边比东北价还高，如有移动，打听情况后再脱手。
范元甄信，1947年2或3月xx日[下册p52]
为苗看病把带来基金换了，下次带点钱给你。你用，再给买些蓝（深）荫丹士林布带来。这边布贵（东北钱七千至九千一尺），我可用以换花布苗穿。
李锐信，1947年3月16日[下册p55]
经理部送你和苗三丈多布，加上我买的，共约（蓝一丈，蓝三丈四，白一丈二）五丈六尺与你。代金全换了是可惜的，约八两普通可换一匹布。不知你如何换的。希望你还是节省，“为苗舍得花钱”作风并不赞成，还是要适当……
范元甄信，1947年4月30日[下册p80]
这里家属队有不少太太，成百两的烟土，我觉得调查一下她们的经济来源倒可了解一批男干部的情况。真富的不像话。
八，编者感言[下册p81]
记得那年在科罗拉多随父亲参加中国问题研讨会，有一位台湾来的陈永发教授的论文《生存与主义之间》，讲的是陕甘宁边区种鸦片的事。当时颇感新奇。从母亲的信中，方知这在共产党不是稀罕事。从热河撤退到东北的家属携带了大量“代金”（大烟）。“这里家属队有不少太太，成百两的烟土，我觉得调查一下她们的经济来源倒可了解一批男干部的情况。真富的不像话。”那些大烟变成钱时，想必是让毒品流到了民间——祸害了人。可是连父亲都说：“代金听说热辽这边比东北价还高，如有移动，打听情况后再脱手。”母亲似乎还存有清高，“代金即使作价低也不愿留它，免得精神上不痛快”。但是“为苗看病把带来基金换了”。真是生存是第一位的，而且要生存得更好些的诱惑是巨大的。主义呢？共产党应该是最痛恨鸦片的呀！其实都是人，人不会因为有了一面共产主义的大旗裹在身上就自然变得比别人纯结和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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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美国游记——和谐社会的切身体会
华尔街开完会，我又来到波士顿，在十九年前待过的城市，我经历了一系列感动——
我们现在讲构建和谐社会，到底和谐社会是什么样子呢？6月初，我到美国开会、游历，碰到了一些小事，虽然只是点点滴滴，体会却很深。
一天，我开完会准备回旅馆，为了省钱，没有打的，坐公交车回华尔街。可是我不知道该坐哪趟车，看见来了一辆，估计方向不错，就上去了。
我问司机，是不是去华尔街的，答复说去第八街。我想，虽然直接到不了华尔街，但方向不错，上了再说。我不知道怎样买票，拿着钱询问司机。司机答复说，不收现钱，只能事先买好。我正犹豫，司机示意我先坐下。我又试着问别的乘客，能不能卖一张票给我。可是他们手上的车票面值和我所要的票价不同，交易没做成。坐公交车却没有票，我心里很不安。
最后车到了第八街，大家都下车了，我只好跟着下，但司机示意我坐下。他继续开车，直到一个能去华尔街的地铁入口处，告诉我可以下车了，换地铁就能到达。这件事让我感受很深，这是一个纽约公交车司机对待一位不是故意的无票乘客的方式。
这让我想起北京公交车的售票员态度，这几年也有了很大改进。我曾经看到过一位衣着破旧、行动不便的老太太无票乘车，她上下车所用的时间比普通人要长。售票员并没有翻脸，老人下车时还特别照顾她，怕她摔了。看到这样的情景我感到非常温暖，虽然这件事不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如果我们这个社会的每个人，都能像那位可敬的售票员一样照顾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有何难哉！
波士顿的感动
华尔街开完会后，我来到波士顿，那是我十九年前待过的城市。我最想去的地方，是十九年前住过的房子。可是在我的记忆中，这所房子只留下模糊的印象，确切位置已经记不清了。因为那房子不是在一条大街，而是位于纵横交错的许多小街里边。
马路上空无一人。我正在彷徨犹疑，见到一位老人出来倒垃圾。我正欣喜，赶紧跑过去，可是他已经倒完垃圾回去，进了门，把门关上了。我想敲门，又怕惹人不高兴。但是又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鼓着勇气上前敲门。老人开了门，见到一个外国人，眼中有点茫然。我说明来意，问Avola街在什么地方。他抬头想了一下，说不知道。我正要灰心离开，他招手示意，叫我等着。只见他回去打开抽屉，找出一本地图，然后戴上老花镜，又找了好一会儿，说找到Avola街了。
这位波士顿老人回过头来，问我开车来的还是走路来的。我说是走路来的。他就说：“我开车把你送过去。”
说罢，他出了门，把车从车库里开出来，让我上车。是啊，就算这位老人告诉我地址，给我看地图，我一样还是找不到。就是这位本地老人，拿着地图也兜了好几个圈子，才帮我找到Avola 街53号。下车时，我心里真是感激极了。
老人花了这半个小时，图的是什么？什么也不是。他帮助的并不是美国同胞，而是一个外国人。许多人都说美国人歧视华人，从我的经验看，这不是普遍现象。反观我们中国人，能这样帮助一个来城里打工的人吗？能这样帮助一个外国人吗？尤其是，如果这个外国人是个黑人、是个日本人会怎么样？和谐社会不仅仅是中国的，更应该是世界的。一个国家内部和谐了，外部却不和谐，纷争不断，还和谐得起来吗？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美国对老人有许多优惠，坐公交车、看电影、游博物馆都享受优待，买票可打折扣。这在中国也有了。但是在美国，给老人优惠并不要看身份证，只要自报家门，人家就信了。而在我国，明明一看就是老人，还要《老年证》。没有《老年证》，再老也不认。人对人如此的不信任，真叫人寒心。也许优待老人并不是真心诚意，其实并不想优待，如果这样，没有身份证明就只是一个借口。这种人跟人的关系氛围，生活在其中很不舒服。
美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建立在制度的不信任上。制度的设计假定人都是坏人，这才有日常生活中的互相信任。有一个例子，在商场买衣服需要试穿，大一点的商场都有专门的试衣室，而且是封闭式的，旁人不得进入。顾客进入试衣室时，门口要检查，看是拿了几件衣服进去的，并且发一张牌，上面有衣服数字。出来时要检验，是否把拿进去的衣服都带出来了，因为有人把带进去的衣服穿在了身上。有些超市在收银处还要查看顾客带进去的包。因为制度严密，培养了人人遵纪守法的习惯。
这就是他们的处事原则。先把人当成是坏人，培养人们不敢犯法的习惯，然后形成了人人遵纪守法的风尚。在我们这儿，经常唱高调，甚至于假定一些人是特殊材料做的，天生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因而疏于监管，提供了钻空子的机会，培养出漠视法律的社会风气，到后来再采取措施，已经太晚了。
交了多少税清清楚楚
在美国买东西要交税，这大家都知道的。买完东西交完钱，收款员给你一张收条，上面有税款一项，说明你这次买东西给国家交了多少税，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和谐社会就要把账算清楚，否则容易彼此怀疑，反而引起不和谐。
其实，在中国买东西同样要缴税，只不过没有在发票上写明白。百姓和政府之间的经济关系也模模糊糊，好像政府的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老百姓交的。美国百姓也确确实实从所纳的税中享受到好处：各种良好、广泛的公共设施，老年人每月的生活补助，免费的州际公路，等等。而且他们所纳的税，跟我们纳的税和政府收的费相比，占GDP的比例差不多,可是我们享受的公共服务却差多了。
说起公共服务,我最喜欢的是那儿的社区图书馆。我去过好几个社区图书馆，有大有小，这跟社区的财政情况有关，富有社区的图书馆大一些，但不分大小，服务都非常好。图书馆不但藏图书，还有音像资料，有计算机可以上网。最叫人惊喜的是里面有儿童阅览室，也是儿童游戏场，书大多数是撕不烂的塑料书，有许多玩具。前来光顾的小孩，都是刚会走路、学龄前的孩子。孩子们在里面尽兴奔跑，但没有打闹。儿童阅览室有专人看管，还教孩子们怎样游玩。这样好的环境在中国不是没有，但只有在高收费的幼儿园里才有，可在美国，任何一个社区都免费提供。
刘路：一个成熟的共产主义接班人—读《江泽民文选》有感
这是我读《江泽民文选》的第一印象。
其实这句话是有问题的，如其说江是成熟的共产主义接班人，不如说是成熟的共产党的接班人。因为原教旨的共产主义理论，即使在共产党内也没有市场了。
说他是成熟的党的接班人，基于三条理由。
第一， 坚持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中共领导人都犯过“糊涂”。中共建政之前不说了，五九年彭德怀反对大跃进，批评毛泽东，是基于他看到了饿殍遍地、骨肉相食的惨剧，人民的利益在他心目中占了上风。六二年刘少奇跟毛泽东发生争执，也是担心“人相食、要上书”，害怕成为历史罪人。只有毛泽东，坚持党的利益（很大程度上也是他自己的利益）高于一切，哪怕洪水滔天，哪怕饿死三千万，老子横竖不开仓放粮，还勒紧裤腰带支援亚非拉人民革命事业呢。毛死后，接班人华国锋以毛的最高指示高于一切，属没有政治头脑，智商太低之辈，可以不论。胡耀邦、赵紫阳在很大程度上将人民的利益置换了党的利益，被毛的好学生、把这两者分得清清楚楚的邓小平先生先后废黜。
六四之后，邓选江上台，邓规江随，虽然九十年代初因为李鹏、姚依林等人的掣肘江的改革路线有所摇摆，但在坚持党的利益、坚持共产党执政地位高于一切这个原则问题上，从来没有含糊过。江99年力排众议镇压法轮功，不惜弄得天下舆情汹汹，更是彰显了他的这种果断的个性和强悍的作风。
江泽民的政策用李敖的话说，“该软得更软了，该硬的更硬了。”软硬的标准就一个，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第二、不拘泥于意识形态，敢于与时俱进
中共领导人中，有这种品格的只有两个人，第一是毛泽东，敢于把苏式革命教条扔到一边，另搞一套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这是共产党取得政权的最重要的因素。
第二个是邓小平，敢于彻底抛弃被奉为经典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明目张胆的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种魄力连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都相形见绌。
第三个就是江泽民，江的三个代表理论说白了，就是公开宣布，“俺们共产党不再像革命时期一样代表什么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了，而是要代表最有力量、最有前途的权贵阶级的利益了。”
关于三个代表解读，北京学者张祖桦先生说的精彩：“共产党要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要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第三个代表是虚晃一枪，多头则无头，谁都代表就是谁也不代表。所以是一句空话。关键是前两个代表。什么叫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说穿了，就是要代表有钱人的要求；什么叫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讲白了，就是要代表权贵集团的价值取向。江泽民在这里明确宣布了：今天的共产党，不再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而是代表有钱人和权贵集团的政党。作为组织上的配套措施，就是宣布资本家也可以入党。最近，国内有关专家对中国富豪进行了一项摸底调查，发现，在平均身价达22亿的中国顶级富豪中，党员比例高达48.5%，即，近半数顶级富豪为中共党员。”
江泽民抛弃工农这些弱势群体，与权贵阶层结盟，正所谓强强联合，对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在策略上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三、全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党文化
文革时期林彪曾吹捧毛泽东思想“全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觉得，用这个句式来称赞江泽民恐怕也不过分。
党文化的第一个特点时强调“专政”，禁绝反对党的存在。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因此，共产党国家，都是一党独裁的党天下，绝无例外。毛泽东时代留了几个花瓶党装装样子，虽然宪法规定人民有结社自由，但是从来没有允许成立反对党。江泽民时代，这种局面没有丝毫改变。 江选说：“近年有一個動向，就是國內外的敵對分子相互勾結，策劃所謂合法組黨，或者打別的甚麼旗號搞組黨的政治圖謀，實際上是想在中國搞出一個與共產黨分庭抗禮的反對黨，最終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
江澤民提醒中共高層，「對他們的這種政治野心，我們要保持高度警惕，一有風吹草動，必須立即制止在萌芽狀態，必須堅持徹底地粉碎他們的這種企圖，切不可心慈手軟。如果讓他們搞起來，黨無寧日，國無寧日。」
党文化的第二个特点是蔑视法治、崇拜人治，通过搞政治运动打压异己力量
突出的例子是法轮功问题。法轮功作为一个功法组织，信仰团体，本来没有什么政治图谋，对中共统治秩序也不存在颠覆性冲击。但是，它的存在却为党文化所不容。
在民主国家，类似这样的组织可以说比比皆是，任何政府都不会大惊小怪。即使这样的组织闹出一些人命案子，政府也都就事论事的处理案件，不会借打击邪教的名义取缔这些组织。
但是，江选说：“法轮功人不知、鬼不觉，突然在党和国家权力中心的大门周围聚集了一万多人，围了整整一天，其组织纪律之严密，信息传递之迅速，实属罕见。……是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以来在北京地区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人数最多的一次”。
江继而认为，“六四”十周年来临的非常敏感时期，一定要采取强硬措施对付法轮功，否则会亡党亡国。
于是，抛开了司法程序的、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揭批、镇压法轮功运动就此展开，数以百万计的法轮功学员被投入劳教所，一场旷日持久的人权灾难就此拉开了序幕。
作为成熟的共产党接班人的江泽民先生，已经从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岗位退休，但是江泽民时代并没有结束，新一代领导人仍将在很长一段时间生活在她巨大的阴影里。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幸运，但很难说是中国人民的幸运。
2006年8月14日于青岛
中国流氓学简史之五：流氓学江湖的四大门派
王毅《明代流氓文化的恶性膨胀与专制政体的关系及其对国民心理的影响》一文，与陈宝良的著述形成鲜明对比：它仅仅是一个断代史的分析，但在社会文化心理方面却有全面而深入的铺叙，其思想分析深度为陈著所望尘莫及，是“影射史学”在流氓研究方面的代表。
这是从文化类型学的角度对传统中国文化理念所作的重大颠覆。它推翻了大陆学派的居民社会主体论，建立了居民－游民的二元论体系，这个二元体系不是光明与黑暗的对位结构，而是两种正面力量的明亮互动。龚著还以此为逻辑前提，展开对中国旅游文化的历史探究，描绘了“游”作为民族精神内核的历史线索。龚鹏程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引用了文化精神分析和文化象征符码分析的方法，对现存历史文本作了全新阐释，从而为广义流氓学开辟了一条奇特的道路。龚著的缺陷是在赞美游民精神的同时，完全回避游民文化的负面价值，结果在摆脱大陆主义的桎梏之后，又掉进了岛屿意识的研究圈套。
中国流氓学简史之四：流氓研究的三个历史分期
博尔赫斯爱谁多一点？
德·昆西、狄更斯，都是活跃于19世纪的英国作家，前者比后者大27岁。但两人的区别不在于年龄，而是写作，德·昆西以《一个吸鸦片者的自白》而闻名，狄更斯则以《双城记》、《雾都孤儿》而著称。这些都是文学常识，不必多说。可是我在对照阅读《博尔赫斯文集·文论自述卷》(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和《博尔赫斯全集·散文卷(上)》(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时，却发现两者难以辨别。
在《柯尔律治之花》的末尾，博尔赫斯表示他“一直认为几近无限的文学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一个人”可能是谁？博尔赫斯提名了好几位人选，可是文集版最后一个是狄更斯，全集版却是德·昆西。由于译文没有按照惯例附注原文，迄今为止我也不太清楚博尔赫斯是爱狄更斯多一点，还是爱德·昆西多一点。
更不可思议的是，全集版列举的作家还比文集版多出一位惠特曼，全集果然很“全”。就是同一篇文章里，还有多处人名出入:文集版的16世纪西班牙文人塞尼卡在全集版是公元前后的斯多葛主义者塞内加，文集版的16世纪西班牙作家金蒂利亚诺在全集版是古罗马演说家昆提利安。
这种现象并非孤例。我曾同时阅读福柯的《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1999年)和《古典时代疯狂史》(林志明译，三联书店，2005年)，它们其实是同一本书，不过前者是缩写本，后者是全译本。两种译本的风格迥异自然在情理之中，但出乎意料的是两种译本对年代的“翻译”都截然不同。林译本在第一章开首即提到“路易八世(Louis VIII)在1266年为法国制定麻风院规约”，而刘译本却是1226年。通过查找资料可以知道路易八世于1226年去世，尽管没法判断刘译本是否正确，林译本让路易八世起死复生，实在让人不解。一家享有学术盛誉的出版社，出版同一本书的不同版本，还会出现这种问题，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不少译者喜欢把责任推给排字工人，称之为“手民误植”，可是这两本书之间的出入似乎无法归咎于此:林译本的“1612年10月24日”在刘译本是“1612年12月24日”，林译本的“理查三世”在刘译本是“爱德华三世”，林译本的《疯人船》写于1497年、刘译本则是写于1494年；林译本的纽伦堡有62个疯子、刘译本则有63个疯子——仅仅10多页就有这么多的区别，逼得读者阅读福柯都要采取版本校勘的方法。
近年来，对翻译的批评“甚嚣尘上”，我一向有些不以为然。不管稿费标准还是学术工分，翻译都“低人一等”。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种违背文化生产规律的做法必然“恶有恶报”。更何况，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很难一一对应，没有争议的翻译几乎是不存在的。这就像拿着显微镜去看任何一份食物，总能看到细菌。但是，翻译到了孟子成为门修斯(这个典故来自《民族－国家与暴力》，该书也是由三联书店出版)、德·昆西和狄更斯不分的地步，这就不是分歧而是错误、不是细菌而是污点了。
摸屁股诗人
章衣萍，现代作家，曾以一句“懒人的春天哪，我连女人的屁股都懒得去摸了”而恶名远扬。不过，章衣萍却未必就是这句诗的原创者。
曹聚仁回忆录有《〈情书一束〉的故事》一篇，谈到安徽绩溪的三个青年作家章衣萍、汪静之、章铁民:“……他们三人都在暨南教过书，三人的故事，许多人张冠李戴，即如‘懒得连女人的屁股都不想摸了’的名句，究竟是谁写的呢？只好让上天来断定了。”而当时就读于上海暨南大学的温梓川，在《汪静之与〈惠的风〉》里则明确回忆:“记得是一九二九年间，章衣萍出版了一部《枕上随笔》，里面有:‘懒人的春天哪！我连女人的屁股都懒得去摸了！’这样的妙句，读者都骂章衣萍缺德，骂他是‘摸屁股诗人’，骂得他一佛出世，二佛升天，骂得他有冤无处申诉。原来正是汪静之没有收进诗集的作品，章衣萍看见了，觉得有趣，把它录进《枕上随笔》内，谁知竟招惹了无妄之灾！”
这一公案，更讹传为章衣萍的一则八卦。竹楼主人《近代名人轶闻》有谓:“章衣萍好摸女人屁股，几乎无日不摸。章妻曙天，时嗔之曰:‘文人有你这样缺德的吗？屁股快教你摸烂了。’”
按:意大利名导多纳托雷的电影《星探》中，一儿童诵诗有云:“尼姑上山去，和尚随后来，大风袍吹起，姑娘屁股美。”中文翻译殊为低劣，但以“姑娘屁股”入诗，恰与“连女人的屁股都懒得摸了”遥相辉映。
世间事多有意想不到的另一面。尽管章作家欣赏那么低级趣味的诗句，但罕为人知的是，他居然还能作风雅的旧体词。他刊有《看月楼词》一册，久已罕见流传，其中《虞美人·有忆》一阕云:“畅观楼外初相见，花底相偎颤。风吹露湿各西东，最是不堪回忆月明中。别来六载音书杳，病久心情悄。人前只道不思量，且向高楼含泪看斜阳。”这何曾有半分女人屁股的痕迹呢？章衣萍曾帮胡适校订宋人朱敦儒的词集《樵歌》，或许就是他学写旧体词的缘起吧？
当章衣萍击节叹赏“我连女人的屁股都懒得摸了”的时候，他是现代的、白话的、粗鄙的；而在他独自吟咏“人前只道不思量，且向高楼含泪看斜阳”的时候，他却是古典的、诗意的、唯美的。——这看上去十分矛盾，实际上一点也不矛盾。或者说，人正是如此矛盾的。
周作人曾说过，他的内心有两个鬼，一个是“绅士鬼”，一个是“流氓鬼”。其实这也应是所有人的共相。一个人，若没有文雅的一面，那是缺乏教养；但若没有粗俗的一面，那又未免缺乏生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