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站文章

中共实行重经济轻政治的改革战略，正在受到内生民营企业的合力挑战。据6月8日《南方周末》报道：基于乡情和地缘，中国大陆民间崛起了著名的五大商帮——山东商帮、苏南商帮、浙江商帮、闽南商帮和珠三角商帮。其中浙江商帮是公认的第一大商帮，单此一家商帮就掌握着6000亿人民币的投资额。各商帮在许多省份都设有独立的商会，凝聚着成千上万财大气粗、咄咄逼人的商业精英。浙商在各地的商会会长都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譬如：江西的浙江商会现有800家会员企业，其中100多名会员是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兴的商会基于自身利益的诉求，凭借强大的经济势力，迫使当地政府坐下来与他们进行谈判，强力争取公共政策的话语权。

商帮壮大符合中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战略，也非常投合各地政府官员招商引资、扩大政绩的胃口，这就为商业精英提供了政治保障的生长空间。贵州的浙江商会会长叶森林说：“许多省份的一把手都很愿意听取我们的意见，甚至有地方官员拍着胸脯向我们保证，自己的电话就是浙江商人的119.”商会与被称为“二政府”的所谓民间社团的各类“行业协会”，有很大不同，完全游离于政府行政之外。2001年，异地商会被民政部作为试点，首先在新疆和甘肃成立浙江商会，现在全国遍地开花。商会的最大特点有四：一，商会会长通过会员企业民主选举产生，按照程序办事；二，内部高度自治，自我管理，没有政府指派的工作人员担任职务；三，商会的作用是与政府进行有效沟通，替会员企业维权；四，商会独立于政府体制之外，并不受制于政府。

商业精英愿意进入人大、政协，是出于名誉、经济利益考量，但又不完全如此。在中共专制制度高度自治的政治框架下，商业精英不可能进入中共的官员序列。显然，这些民间商业精英，跟政府指派、捐款、行贿获得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截然不同，他们更乐意进行公开化、阳光下的谈判。商业精英强大的经济势力和孱弱的政治地位非常不对称，于是，他们主动寻求与其经济影响力相匹配的社会影响力，这只有通过对当地的公共决策拥有话语权，才能够扩张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因此，人大、政协是获得谈判资格的唯一平台。而这正是各级政府和官员求之不得的，似乎便于他们掌控，实则双方各取所需。官员的任期有年限，而商业投资是长期的。因此，在现有的政治格局中达到局部地域的利益博弈和制衡。

商业精英开拓了崭新的、更具实效的维权模型，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社会弱势群体的上访、诉讼、喊冤、暴力、游行、绝食等维权形式，呈现局部和初步的“民主政治”运作准则。商业精英这种符合中共游戏规则、直接参与的维权模式，直抵中共政治制度内核，但却不丝毫显现“颠覆”政府的企图，远远高于文化精英的维权智慧和手段。维权，文化精英很早就有所作为，但自身不能自觉摆脱犬儒病、软弱性、窝里斗等传统劣习，和招安、进谏、谋臣等功利、短视思维局限，目前远未具备如同商业精英那样强势的、独立的阶层力量。文化精英一代接一代人，付出的代价非常巨大，一批批被流放，一个个被投进监狱，甚至被屠杀，结果却使自己的维权路径愈见困仄，效果越加空泛浮躁，虽然文化精英仍在矢志追求权利回归。拥有公共政策话语权并最大化，是商业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共同诉求，而人文资源与经济资源优化组合，使双方联盟成为可能：减少维权成本和偏差；使维权层次、质量、高度和涉及面更具社会普遍性，非常便利社会群体的动员和参与。

体制内文化精英并不足道，他们是既得利益者，文化个性和个人骨气全部消弭在中共意识形态中。屁股决定大脑，在中国绝对是真理。体制内文化精英的利益选项，使他们本能具有摇摆性、投机性和叛卖性。他们恪于身份、地位、名誉不愿冒很大的风险，不可能与商业精英结盟，更不会与体制外文化精英打得火热。依仗自身占据的所谓主旋律资源和以不惜泯灭良知、人性的“生存智慧”，体制内文化精英完全可以混得人模狗样，获得足够的名誉和实惠。体制外文化精英（包括海外流亡知识分子）数量稀少，势单力薄，一盘散沙。深深陷入政治迫害、生存困窘、母语隔绝或资源贫乏的多重困境中，在“诉苦”，“抗议”，“揭露”，“回国”，“免于恐惧”的低等级、低层次进行维权。并且维权路径单一，特别迷思于通过法律诉讼维权，集体缺乏对中共流氓、无赖最本质的共识。近年，高居全球榜首的中国政治犯被以各种莫须有罪名重判，遭受花样繁多的迫害、绑架，这些都已经证明：法律维权是一条死胡同。必须超越中共的游戏规则（包括法律），与社会上的优良、强势群体连手维权。

知识精英圈子化、寡头化、功利化、封闭化，内耗、分散了集体力量。知识分子丧失对信仰和真理誓死捍卫的决绝信心，中共苛酷镇压固然是主要原因，视野窄仄也是一大因素。维权不是夺权，而是天赋权利的自然归还。文化精英应自觉摒弃自私狭隘、个人膨胀、门户利益、优越感等局限，整合社会各个阶层的优良资源，超越现有法律和道德世俗，站在人性、人道、人权、民主、自由的高度展开维权，否则，将陷于迷宫，重践百年前新文化运动的悲剧，自生自灭，再为奴隶；或者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战友被不断投进监狱或流亡海外，奈何不得。话语权、政治和经济资源匮乏，使得体制外知识精英越来越边缘化。公民社会，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是合理、本真状态，他们是自愿边缘化，犹显出对公民社会非常宝贵、不可或缺的批判姿态和独立性，而中国知识精英一则被官方体制自然划分为内外两派，二则是不能见容于独裁政府，遭受排挤和打压。他们是被迫边缘化的。中国知识分子边缘化，首先是以发表出版权、个人收入、学术地位、单位、居住地等基本生存要素丧失为表征的，与西方社会知识精英的边缘化，含义完全不同。

免于恐惧（因言治罪）等同于免于坐牢，可以直接印证邪恶政权是多么强大和恐怖。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独裁国家，中共绑架着13亿人民跛足前行，以牺牲国家未来偷换暂时稳定；中国是全球关押政治犯最多的国家，中共建政57年，关押、残杀的持不同政见者，数不胜数；中国是全球流亡海外知识分子最多的国家。但是，中国的文学、音乐、电影、绘画在世界面前却是一片黯然，没有震撼人心的伟大作品，让世界了解中共的罪恶和中国人民的苦难，这是所有中国人巨大、持久的悲哀！

体制外文化精英中并不乏具备骨气血性、才华横溢、组织领导、品质出众的翘楚。他们的眼光、身姿不该满足于低层次的个人“对抗”中，与商业精英连手维权，首先争取言论自由，是迫切、可行、捷便的选择。商业精英的二代、三代，文化层次和职业水准，再上台阶，他们的社会身份已愈加模糊，商业才干和人文素养兼而有之。这使得他们的权利意识非常迫切和明确。文化精英和商业精英联盟，只是一定时期的优势资源的合力集聚，分道扬镳，将是必然的，不是谁抛弃谁的问题，而是一个在公民社会中角色定位必然聚散的过程——回到各自在社会中本来应该扮演的角色中去。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对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强盛公民意识的社会精英而言，正当其时。

2006年6月15日 于中国大陆

今年5月11日，也就是“六四”17周年前夕，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世界社会主义黄皮书》。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专门为这个黄皮书写了前言《社会主义在21世纪发展前景的展望 》。文章说：20世纪末，由于“苏东剧变、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使社会主义运动处于空前的低潮，资本主义则处于二战之后的峰巅。”然而到目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不仅顶住了苏东剧变的巨大冲击，而且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开始走出低谷，并逐步走向复兴。”作者预言，以美国为领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必将被以中共为领导的社会主义全球化所替代。

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信号，其重要性不亚于去年朱成虎将军的讲话。它表明，伴随着综合国力的增长，中共当局、起码是中共当局中的某些人，已经对当初邓小平制定的“韬光养晦”和“不出头”的政策越来越不耐烦了。这祇是早迟的问题，因为韬光养晦的本意就是掩饰锋芒，暗中培养实力；不出头的意思是说不到出头的时候不要出头，言下之意是到了出头的时候自然要出头。李慎明大讲特讲“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令人啼笑皆非。众所周知，今日中国早已谈不上什么社会主义了。这一点，祇要看一看被封为社会主义国家领导阶级的工人农民在当今中国社会竟然沦落为弱势群体就一目了然。对今日中共而言，社会主义祇是专制主义的遮羞布而已，虽然早已千疮百孔但聊胜于无，中共仍然需要用它来继续维持中共的一党专制。所谓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坚持中共一党专制；所谓以中共为领导的社会主义全球化，就是一党专制的全球化；所谓以中共为领导的社会主义全球化取代以美国为领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就是在全球范围内以专制取代民主。

我们注意到，近几年来，中共的反民主立场较过去更显强硬。过去，江泽民在回答外界质问中共是否要实行民主时还推托说“一口吃不成个胖子”，那就给人一种错觉，以为中共已经接受了关于民主的普适定义，他们所说的民主已经和我们没有两样，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分歧仅仅在于实行的步骤和速度。如今的中共干脆回到老一套说词，把我们所说的民主斥为西方式民主而予以排斥；同时又自我标榜，声称中共的一党专制本身就是民主。

今年3月，中共发布了一份民主白皮书，其中明确宣布中国实行的民主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白皮书的主要起草人之一、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的副所长房宁说，西方舆论之所以对中国的民主建设持有偏见，是因为他们以西方的民主标准来衡量中国。房宁说：“中国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保持了9％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若在没有民主的专制制度下，这样的速度是不可想像的”。“世界上并不存在唯一的、普遍适用的和绝对的民主模式”，“真正的民主不在于其外在形式，而在于是否符合国情，是否符合国家发展的需要”。这样，我们就可以准确地读出胡锦涛讲话的意思了。在今年4月布胡会后的记者会上，胡锦涛回答记者关于中国是否要实行民主生的提问时说：“我不知道这位记者朋友所说的民主国家是什么概念，但我们一贯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对于这段讲话，许多评论者给出了完全错误的解释，他们以为胡锦涛要推动我们所期待的民主改革了。其实胡锦涛的意思正好相反。胡锦涛的意思是：你们西方有你们西方的民主，我们中国有我们中国的民主。既然中国在现代化上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那就足以证明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体现中国人民利益的，因此也就是民主的。显然，这不是对民主的推崇，而是对民主的否定。

“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这个口号是在民主墻时期由民运人士率先提出的。我当时在《论言论自由》一文就对这个口号表示异议。我提醒说，在专制制度下也可能实现现代化，而且还可能来得更快速，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就是一个例子。第三帝国的经济增长率比今天的中国还要高。问题是，专制造成的经济发展必定是痛苦的、畸形的，到头来它总是更加强化了那个压迫性的专制机器，并且往往会导致危险的对外扩张。现在有不少人认为，照目前的趋势下去，中共一党专政还有可能继续存在十几二十年。然而我不得不说的是，如果中共一党专政再继续十几二十年，那么我们要关心的就不是中共专制政权的命运，而是自由世界的命运了。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不是古巴，不是北韩。中共专制政权一旦拥有了超级大国的实力，它必将给全世界都带来巨大的威胁与灾难。一切热爱自由与和平的人们都应该及时地行动起来，切不可掉以轻心。
北京之春首发

【2006年7月3日狱委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方媛采访报道/因发表当地官员腐败黑幕而被捕入狱的前《中国产经新闻报》记者阳小青在等待二审期间，他患的睾丸结核病情恶化，家人盼望官方能允许保外就医。 阳小青在本月15日被湖南隆回县法院宣判一年有期徒刑，他当庭提出上诉，目前被关押在拘留所等待二审，阳小青的妻子龚杰星期五对本台表示，阳小青今年一月被逮捕后患了乙型肝炎，之后，又在两个月前患了睾丸结核，由于当地公安不同意他入院治疗因此病情持续恶化。（录音） 两天前，在家属的一再要求下，看守所官员带阳小青到当地县人民医院检查，当时在场的阳小青的姐姐阳春燕星期五向本台表示，医生的诊断结果是睾丸内组织坏死，要求阳小青马上住院治疗，否则很可能影响生育能力，医生并因此与公安发生争执，其后，公安找来了该院院长要求重新检查，结果也与上一个医生诊断一样，要求尽快住院治疗。（录音） 阳春燕还说，星期四，其家人拿着要求阳小青保外就医的申请找到隆回县公安局长想交给他，但是，他以有要事要办躲开，无奈，阳小青的家人只好把申请递交到检察机关。（录音） 阳小青睾丸结核发病已有两个月，看守所方面只给他打了一些消炎的点滴，根本没有作进一步的治疗，本台记者星期四打电话到看守所询问有关情况，对方表示，睾丸结核不是什么大病，他们将会给阳小青治疗，至于保外就医是否被批准，他们也不清楚。（录音） 据了解，阳小青在去年三月被报社派到湖南隆回调查县肉食水产公司和造纸厂国有资产的流失问题，写了两篇文章揭露黑幕，之后被隆回县县委书记派遣的黑社会追杀，不得不在外躲藏，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去年12月，县委书记杨建新下发了逮捕阳小青的公告，并悬赏5千元捉拿阳小青，今年一月，阳小青被捕，并被控涉嫌‘敲诈勒索’隆回县委书记杨建新。阳小青在6月15日被判刑1年。

 

【2006年7月3日狱委讯】据明报消息，“冰点事件”造成的传媒与官方之间的摩擦并未冰消雪融，事件主要当事人之一的《中国青年报》每周专版《冰点》前主编李大同的新书，尚未出版即遭遇被北京当局列为禁书的命运。  据报导，李大同的新书名为《用新闻影响今天──〈冰点〉周刊纪事》，全书29万字，详细讲述冰点创版以来发生的全部重要事件与变动经过，探讨事件对中国新闻传媒业乃至对中国社会大环境改革进程的重要寓意，书中还披露了不少事件的内幕。不过，这本新书还未出版，当局甚至连新书的草稿也未看过，就将其列为禁书。  李大同说，不得已之下，他只好将书拿到香港出版，本月初即可与读者见面。李大同还透露，他近期还在日本出版了一本《风波记》，全书8万字，主要讲述“冰点事件”的最后部分，记载不少事件中鲜为人知的细节。  李大同认为明年召开的中共“十七大”很重要，虽然现无法判断是否会出现改变，但相信会讨论中国社会的矛盾，因这已经不是小阶层的问题，而是涉及包括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等在内的大面积群体。  此外，李大同对未来中国前景感到乐观，他亦相信大陆人民有一天将享有香港市民七一大游行的民主和自由。

    一进到会场我就感到非常意外，这么多人，本身就像是一个群体性事件似的。最近家人老是跟我说，要避免到人多的地方去，就在家里呆着。当然，在家里也未必老老实实，因为我老是上网，在网上也会说一些不那么悦耳的话，网上也有各种人气很高的论坛，甚至超过了现实世界能够聚会的规模，所以怎么样也避免不了人多的地方。不过，今天组织的这样一个活动，讨论我们最近看到的这个文件，还是非常有意义，非常必要的。因为它不仅仅与律师，还与法官﹑检察官以及像何兵教授﹑张志铭教授我们这样的学者，都有关联，因为每个人的权利受到损害时，都需要律师的帮助。而律师的权利受到损害，也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权利都受到了损害。
    
    我想出台这样的文件其实并非偶然，因为我们都知道，全国各地在最近甚至去年或更早的时候，律师都开始一种由司法部或者全国律师协会所进行的组织整顿。所谓组织整顿，就是要把律师群体当作一个需要规训和限制的群体。所以我们永远做不了成年人，我们永远是被教育﹑被整顿的人群。除了专项教育整顿之外，我们也经常被进行“保鲜”啊﹑“三讲”啊之类的更广泛的教育，这类此起彼伏、连绵不绝的教育说明我们是不成熟的人，需要向大人先生们学习，这是我们的一个传统。例如，眼下全国的法院和检察院系统都在进行一种所谓“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教育”，这个名字听起来有些意思，很有趣，后来了解了一下，最初提交的文件似乎是叫做“现代司法理念的教育”，后来却这个“现代”改成“社会主义”了，具有了强烈的政治导向。“社会主义司法理念”被界定有五项内容，我不大记得清楚，具体内容，只记得真正涉及现代司法的只有一项，即“公正司法”，其他还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之类。在司法改革进行到今天这样的程度的时候，这种理念的提出本身就是饶有兴味的。
    
    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文件同样体现了这个国家﹑这个时代的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第一个值得一说的是我们根深蒂固的对于所谓群体性事件的恐惧，对于那些来自民间的、不同于官方声音某种声音的恐惧。比方说伊拉克战争开始以后，全世界都在进行抗议，只有我们这个国家“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我们担心这样的游行会出现问题，即便它是针对美国的。我们的宪法规定公民有游行示威的自由，但是这种明确的规定的权利却被另一种在现实中效力比宪法还高的规则给剥夺殆尽了，实际上我们没有办法行使这样的权利。北京大学的学生每次要求游行示威，都照例是不批准，据说好多年前有一次批准了，却让北大的学生往北走，往北走就到农村去了。其实一个真正合理化社会的运行一定是尊重多元化的，尊重来自民间的一种不满或者反抗，虽然没有哪个政府喜欢民众的抗议。真正关注和希望社会稳定的政治家能够看到这种经常出现的抗议正是社会良好秩序的前提条件。记得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就表达过这样的看法：一个社会经常出现的小规模动荡是一种合理的现象，是和谐社会的特色，正如暴风雨是一个和谐的大自然的一部分。我们现在讲和谐社会往往是强调上面说什么，下面就一片“好！好！好！”一片叫好之声。这完全忽略了一个事实：单调并不是和谐。全体一致并不是和谐，而是一种非常可怕的危机的前兆。和谐一定是产生在一种多元化的基础之上，这一点我倒觉得大家应该追溯一下中国古典的政治传统，咱们这个老大帝国其实一直不大喜欢民众的抗议。我们甚至可以从中西的古典音乐差异里看出某些端倪。我们一直没有形成一种交响乐的那种音乐样式。西方的交响乐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它能形成一种很高层次的和谐。而我们的音乐史上从来没有形成这种复杂的音乐观，我们的和谐就是大家都奏一个调子，最典型的中国乐器如二胡，最好的二胡乐曲就是《二泉映月》，最适合在安静的夜晚由一个人缓缓地演奏。两千把二胡在一块演奏根本没法听，因为它产生不出真正的和谐。音乐的样式也许跟政治有某种隐隐的关联，也就是说，不同国家的文化以及制度的背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塑造着国民的行为和价值观。我们一直都喜欢单调的不是一种复杂的和谐，所以谈虎色变，对于所谓的群体性事件就感到恐惧。

    深圳一家医院有几十位产妇被感染了，要提起一个诉讼，律师说几十位产妇在一个医院同时被感染，这完全可以作为一个案件来处理，但是法院绝对不容许这样，而是让产妇一个一个来打官司。法院的司法资源就浪费的许多，也给民众带来非常大的不便，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害怕民众集体联合起来做事。如果仔细反思历史，就会发现，一个稳定的社会往往是不同行业、不同群体能够集体行动的社会，这种行动有时会给政府的动员带来困难，不过，长久地看，在制度绩效比较上，尊重小集体独立性和能动性的体制显然更具有效率，而且由于它本身就是以比个人更强大的力量约束公共权力，因此也可以防止政府犯下大的错误。美国著名的中国史专家费正清教授写的一本书，里面有一章就叫“文化大革命”，他一开始就用一种提问的方式来问他的美国读者：“在美国，我们的读者是否可以想象我们的总统一声令下，全美国人民都被发动起来，去打倒副总统，工会和教会也都起来要打倒副总统？”他说根本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美国的最高领导人动员全国人民做一件事情的能力看起来远远不如苏联，但是，国家或社会的整体力量，尤其是人权保护的状况却是远高于后者的。我觉得一个社会长久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自由的保障，都离不开尊重这种民间的多元化，尊重人民集体的组织，比如说工会的独立性。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还有个工会，即使是不独立，但是农民却连个农会都没有，他们的利益谁来保障？北京的出租车说涨价就涨价，司机的利益受到损害，谁来维护他们的利益？没有人会想象他们能够群体的做一件事情，我们根深蒂固乃至歇斯底里的恐惧这种群体行为，人们总认为这是对社会稳定不好的。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到国外，看到有人在抗议他，就有点不大习惯，就乱了方寸。西方的领导人就特别能够经受这种考验，你扔鸡蛋我都不怕，照样笑嘻嘻地跟你说话。

    第二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文件能够出台，显示了即使是我们律师界或者律师协会的一些朋友，也还是不能够很好地去追求或者尊重律师本身的独立性。律师这个职业的独立性有什么价值呢？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谈到美国的律师﹑美国的法律职业在整个社会当中所起到的作用，它起到什么作用呢？律师总体上出身于平民，他们从自身的生活习性以及对其职业的爱好使他们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这种群体长期从事对于法律的研究，他们在法庭里进行诉讼，习惯在公民之间充当仲裁人，这实际上就把民众那种盲目的情感纳入理性的轨道，而这种对民众长期的引导又使得他们养成一种对民众藐视的心态。
托克维尔发现律师充当了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一种桥梁，他既制约政府的权力，也制约民众的表达，他不允许民众用暴力来推翻这个政府。律师愿意说：“我帮你把官司打赢。”这种方式形成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一种互动，这种互动离不开律师，而保持律师职业的独立性是律师能够履行这种职能的前提条件。我们现在的情况是防范律师，防火防贼防律师，律师的独立性在哪里呢？张老去年写了致北京律师协会会长的一封公开信，浙江《律师与法制》杂志把它刊登出来了。我觉得那封公开信应该是半个多世纪中国律师追求独立的一个最令人振奋的标志，一个律师界的独立宣言。我想我们要追求这种律师的独立性，也要让那些庙堂之上的大人们理解，这种独立性对他们没有坏处，只有好处。

    接下来，我觉得与律师职业的独立性相关联的，还有一个律师特权问题。《刑法》第三百零六条给从事刑事辩护的律师带来了一种很大的执业困境。在我国，并没有形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律师特权。官方取证的时候经常无视律师与客户之间的交往信息应该保密的义务，所以当事人如果在法庭上翻供，律师就离倒霉不远了。我们经常见到一些从事刑事案件辩护的律师，真的是满脸都写着“旧社会”，这个国家最痛苦的人群之一就是从事刑事案件辩护的律师，他们是我们最应该关注和帮助的对象。同时我们也应该认真地去研究律师的特权到底有哪些，律师到底需要遵循那些伦理规则，也应该让更多的人能够理解这种律师特权和职业伦理。

    最后我想我们还应该有一种有理有节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声音。我自己有一点忧虑，就是前一段时间对律师所进行的大规模整顿其实并非没有来由，一些律师去从事一种让政府感到恐惧的事情，或者以某种不甚妥当的方式从事维权活动。其实我个人非常尊重这样的律师，但是我们应不应当想一种更好的方式，用一种更加适当的方式去追求正义——我也不知道该怎样表达。当年胡适、毛子水等人曾倡导一种更加合理的方式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他们引用《礼记》里的话，“情欲信，辞欲巧”，毛子水讲这个巧并非“花言巧语”的巧，而是说出来的话要让人听得进去，不只是要让第三人觉得这样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也要让被批评者觉得是公正的，能够听得进去的。在今天，比起三四十年前，我们的言论环境宽松了许多，我们的制度——虽然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正在逐渐地走向法治，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追求法治的人尤其要注意自己的言说和行为方式，要有一种温和的坚定，或者坚定的温和，不要逞一时之强，不要因为某种过于剧烈的行为而带来整体改革的损失。这是我自己的一点坦率的想法。在座的很多律师都比我有经验，我没有真正地去做过一天律师，前段时间我的同事汪劲、甘培忠教授拉着我一起代理松花江起诉，把我列为代理律师，其实我真的一点都不懂，从来都没做过。我知道你们各位律师都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对于如何维护律师乃至整个法律界的独立性，如何维护法律和法律界的尊严，如何以更合理更有效的方式去维护公民的权利，有着更深入的思考。我真的没有认真地去考虑，只是仓促地想到这个问题，本来想在倒数第二个讲，还可以再考虑一会儿，但后来一想，在张思之先生之前讲压力太大，按照刘桂明总编的说法，后面的太精彩了，以至于把前面的讲话衬托得黯然失色。

    我就仓促上阵，简单地谈这么多，谢谢大家！

2006年6月14日于三味书屋

——王敬轩事件再认识

（一）从巴金说起

 

1990 年 3 月， 1904 年出身的政治人邓小平辞去了最后一个领导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这一年，邓小平的同龄人兼四川同乡、五四的儿子、著名文化人巴金却没有辞去任何一个职务，他继续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作协主席、《收获》主编等职务。

是因为他的身体特别好，能够担任这些职务吗？非也，这时以及以后的巴金基本上以医院为家了。 “ 1982年巴金 78岁时为捐书，在书房整理图书时摔跤骨折，从此与魔魇交恶；…… 1994年又一次骨折，从此健康状况江河日下，益发衰弱，开始长期住院。”(1)

是因为他的身体特别不好，以至于不会表达“我要辞职”这样的意志？非也，这时以及以后的巴金虽然不能到全国政协、全国作协以及《收获》编辑部上班，甚至也不能履行一个普通编辑的职责，但是他的头脑依然是清楚的，口头或者笔头的表达能力仍然是健全的，用法律语言表示， 1990 年代的巴金在法律上仍然具有完全的责任能力。

1990 年年初，巴金在一部书稿上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废品《三同志》， 1961 年写成，我写了自己不熟悉的人和事，所以失败了，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巴金 1990 年 1 月 8 日 ”。(2)

《巴金在线》 2002 年 11 月 8 日 报道，巴金侄子 李致称：“巴老现在病情相对稳定。他现在能用脑思考，而且能轻微活动。我去看望巴老时，他还认得我，不仅用微笑向我示意，还用有些颤抖的手握住我的手。”(3)

以上材料表明，从 1990 年年初到 2002 年年底，巴金事实上不能上班了，应该辞职了。这时候，巴金完全有能力表达“我要辞职”的意志，但是却一直没有说出或者写出这几个字。这时候，巴金也有能力说出“我事实上已经不是《收获》的主编，所谓‘巴金主编’完全是假话”的真话，但是，他一直没有说出这样的真话。这些，可以说明两个道德问题，第一，文化人巴金不想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做出任何贡献，不如政治人邓小平；第二，从 1994 年到 2002 年，巴金对“巴金主编”这一假话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003 年以后，据说巴金几乎成了植物人，果真如此，巴金对最后三年的事情不承担责任。

2005 年 10 月，巴金去世了。但是，《收获》杂志社在此后的广告中宣称， 2006 年的《收获》杂志仍将是巴金主编的。在朱健国提出抗议后，《收获》不仅不认错，反而运动法院做出判决：“《收获》 不构成欺诈”。(4)

为什么巴金讲假话脸不红？为什么《收获》讲假话脸不红？让我们看看文化人的传统吧。

1980 第 5 期的《中国青年》发表了署名潘晓的《人生的路呀，怎么越走越窄？》的读者来信，作者自称是一位 20 多岁的大姑娘，历尽坎坷，却仍然找不到自己的路。一时间，亿万读者为这位潘哓姑娘流下了同情的泪水，各路大侠纷纷撰文为她指点迷津，成千上万的好心人通过《中国青年》向她捐款。但是，多年后，人们才知道，那潘晓其实并不存在，那作者其实也并不是“一个大姑娘”。然而， 26 年过去了，被愚弄的人们没有指责《中国青年》造假，造假的《中国青年》也没有任何歉意的表示。总之，愚弄人的人和被愚弄的人都不脸红，这就是传统。这个说假话脸不红的文化人的传统从何时开始的呢？这就不能不说到 王敬轩事件。

 

（二）王敬轩事件的来龙去脉

1918 年第 3 期《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王敬轩的《文学革命之反响》一文，对新文化运动作了若干批评、责难和辱骂。这期刊物同时发表了刘半农的题为《复王敬轩书》的文章，针对王敬轩提出的所有观点逐一加以驳斥和责骂。这两篇文章引起了一场大论战，论战过后，《新青年》及其新文学、新文化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保守派、守旧派、观望派彻底失败。从此，《新青年》集团以及《新青年》的传人成了中国文化的主导者甚至统治者，他们的主义和文化不久之后通过广州成了中国官方的主义和文化。

那王敬轩何许人也？后来的文献告诉我们，那个反对新文化、辱骂新文化的守旧派王敬轩其实并不存在，不过是《新青年》捏造的靶子罢了。反对新文化、辱骂新文化的憋足文章《文学革命之反响》是《新青年》的编辑人员钱玄同炮制的。钱玄同为何要炮制这样一篇反对自己及其同志的反动文章呢？据说是为了“引起争论，批驳那些腐朽落后的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顽固派。 …… 故意制造一场论战，以便把问题引向深人，唤起社会的注意。”(5)请看下面的各种权威解释：

“王敬轩，实无其人，是钱玄同的化名。 1918 年初，‘新青年’编辑部为了挑起关于文学革命的论战，由钱玄同以王敬轩的名义写了一封给‘新青年’编者的信（即这篇《文学革命之反响》），提出种种理由，反对白话文，拥护文言文。由刘半农复信，加以痛斥。当时人们把这两封信称为‘双黄信’，是五四运动时期新旧文学争论中的著名事件。”(6)这是三联书店的编者关于王敬轩的注释。

“刘半农（ 1891 — 1934 ），名复，江苏江阴人。 1917 年任北京大学预科教授，并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他在五四时期积极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这方面最特出的作品是他代表《新青年》编辑部所写的《答王敬轩》一文。”(7）这是三联书店为刘半农写的注释。

“这一场故意制造的‘论战’，打得十分漂亮，成为‘五四’新闻化运动中一个脍炙人口的生动插曲，也充分表现了钱玄同的机智灵活的斗争策略。对此，鲁迅曾经予以充分肯定的评价，认为在那单是提倡标点符号就有人如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的时候，这‘的确是’一场‘大仗’。”（8）这是河北人民出版社一本书中的解释和评论。

“古之青年，心目中有了刘半农三个字，原因并不在他擅长音韵学，或是常做打油诗，是在他跳出鸳蝴派，骂倒王敬轩，为一个‘文学革命’阵中的战斗者。”（9）这是鲁迅在《趋时和复古》一文中的的解释。

 

（三）近年出现的反思

李汝伦在一篇文章 中，以 《一场双簧戏，半个独裁者》（10）为小标题，反思了王敬轩事件。李汝伦说：“ ‘ 骂倒王敬轩 ’ 原来倒下的是个稻草人。 ”“ 世界上还没见过用这种办法自产自销 ， 这种级别的趣味来宣传自己和搞学术辩论的。怕是正经学人所不齿，何况堂堂大学的堂堂教授。新文化派津津乐道如何 ‘ 骂倒王敬轩 ’ ，现代文学史家们当作有趣的轶事或花絮描述一番，我却为之一羞。 ”

李汝伦认为胡风的一些做法比制造王敬轩事件稍微文明一些，他说：“ 比这显得文明些的是不屑与之争辨，对方的文章也不屑一看。胡适收到梅光迪寄给他的《学衡》创刊号，他说 ‘ 我没看见什么《学衡》，只看见一本《学骂》。 ’ 并指胡先骁的文章是谩骂（可见他已全看过了，不看又何以知道是学骂）。其实那《学衡》并无所谓谩骂，全是说理辩难的学术文章，骂而不还口，不是由于度量而是由于理屈词穷，避开实质性的论战。 ”

这是王敬轩被骂倒 4 年之后的 1922 年发生的事情。笔者以为，胡适之所以比较文明一些，是因为 4 年前对王敬轩案就保持了距离，原本就比他的同志们稍微文明一些。《新青年》的传人批评说： “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胡适对这出推动文学革命论争开展的‘双簧戏’，却大不以为然，他煞有介事地提出抗议，认为这种有失士大夫身份，‘不登大雅之堂’的文章，不应该发表。”（11）

李汝伦还说：“ 更高明的是鲁迅，避开对方的说理，只在对方文章中找几句欠通或有余波的文字，指为不通，不配与之一争。此种战法能使挑战一方暴跳如雷，假如对方修养不足的话。更能使学问不足的青年折服，而使对方大丢面子。很象两将交锋之际，一将指对方不合枪法，故退出战场。古代战场上似乎未闻有此情形。 ”

笔者以为，退出战场恐怕是权宜之计，一旦条件成熟还是要进攻的。当毛泽东发动新一轮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鲁迅的传人便毫不客气、毫不退让、毫不躲闪了，鲁迅的论敌有几个躲过了灭顶之灾？

对王敬轩事件作出反思的还有晓庄学院的邵建，在研究胡适的一篇文章中，他顺便说起了王敬轩，对《新青年》集团的做法作了批评：“提起林纾，就不难想起他的两篇影射小说《荆生》、《妖梦》，它们早已经被钉上新文学运动的耻辱柱。但，不要忘了，就文言白话之争，不是林纾骂人在先，而是新文化运动中人骂以叫阵。一个简单的事实，‘桐城妖孽’出笼于 1917 年，而‘荆生’‘妖梦’已经是 1919 年了。其间，林纾对新文化中人的回答是很缓和的，他的意思不过是白话和文言两存并宜，西方拉丁文不可废，东方的文言文亦不可废。待至新文化人自感寂寞（连反对者都没有），便自导自演‘王敬轩 VS 刘半农’（王敬轩由钱玄同扮演）的双簧，其实是自己攻击自己，然后把责任推到子虚乌有的‘王敬轩’身上，再反过来变本加厉地回击。林纾一步步被‘逼上梁山’。你投之以‘妖孽’，我报之以‘妖梦’，林纾开始出格了。”（12）

 

（四）王敬轩事件的性质

李汝伦和邵建对王敬轩事件的分析批评，体现了文化人的良知，是难得的理性反思。但是，他们的批评无疑是给文化领袖们留面子的。

在笔者看来，王敬轩事件对中国文化的危害，对中国人心灵的毒害，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走向的危害都是极其严重的。

明明是自己骂人，《新青年》集团的人却说对手骂人。 那林纾明明是主张白话和文言“两存并宜”的，却被《新青年》集团塑造成反对新文化的妖魔。当时的文化界对白话文运动明明是持观望和宽容的态度，那鲁迅却 认为，在当时“单是提倡标点符号就有人如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那张士钊明明鼓励、资助过文化青年出国留学以寻求新的文化，却被《新青年》集团的主要成员塑造成反动的丧家狗、落水狗。如此等等，仅仅用“ 正经学人所不齿 ”和“ 为之一羞 ”，就能概括得了吗？

没有敌情，就用造假和谩骂制造敌情，把观望说成反对，把不理解说成如丧考妣，把保守说成顽固，把不积极说成反动，把不够光明说成暗无天日，把空气质量不够高说成黑暗的铁屋子毫不透气，把不够矫健说成即将死亡，如此等等，《新青年》集团便获得了裹胁民众尤其是文化青年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特权。这一历史现象需要花大力气进行清理和反思，断不能一笔带过。

由于王敬轩事件给《新青年》集团带来了极大的成功和无穷的利益，因此它便为渴望获得成功的人们树立了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榜样，树立了一个唱高调下狠手、说假话脸不红的榜样，树立了一个制造冤案的榜样，树立了一个引蛇出洞、制造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榜样，树立了一个夸大敌情以恐吓民众、恐吓青年的榜样，树立了一个任意欺骗、玩弄读者的榜样，树立了一个如何置持不同意见者于死地的榜样，树立了一个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榜样，树立了一个如何争夺文化霸权、实现文化专制的榜样。从此之后，中国文化人失去了平等讨论问题的心态，失去了尊重对手的道德自律，失去了尊重事实的法律理念，失去了心平气 和的君子风度，失去了和平演进的政治耐心。从此，文化人无权时出言不逊，有权时出手不逊。从此，文革天天有，大小各不同。从此，中国的主流文化实际上成了专制文化，不管在野在朝，文化人及其文化集团，都有了追求专制地位的心态，多以造假和谩骂作为取胜的法宝。从此，中国文化走上了法西斯道路。

现在，不仅搞文学的人造假，搞社会学的、搞史学的、搞经济学的、搞法学的、甚至搞自然科学的也开始造假了，教授博士们争相以造假为荣，这不能说与王敬轩事件没有关系吧？

在人类历史上，可以与王敬轩事件媲美的，恐怕只有德国纳粹党人制造的国会纵火案了。那德国共产党确实主张过暴力革命，但是人家毕竟没有干过火烧赵家楼那样的事情，人家毕竟不是暴徒。没有敌情，便制造敌情，由纳粹党人冒充共产党人火烧国会大厦，于是德国共产党便成了暴徒，然后顺理成章地予以消灭。这就是国会纵火案，这就是德国法西斯专政的开始。

不习惯用白话文写作的人，以及对白话人不理解、不热心的人确实存在，但是，他们毕竟没有谩骂主张白话文的《新青年》集团，没有如丧考妣，更没有对《新青年》集团“ 恨不得食肉寝皮”，怎么办？没有敌情，便制造敌情。于是，由《新青年》集团的主要成员冒充反动派写信给《新青年》，一副如丧考妣的模样，一副要食肉寝皮的模样。于是，反动派就被塑造出来了。于是，一切怀疑者、一切观望者、一切不积极者都成了反动派，顺理成章地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对象。这就是王敬轩事件，这就是文化法西斯的开始。

 

刘大生 2006 年5 月22 日 于南京求稗书斋

 

（1）向宝云：《巴金之死与知识分子之思》。 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9517

（2）陈思和：《巴金写完〈随想录〉以后》。 http://www.white-collar.net/01-author/b/07-bajin/zl_04.htm

（3）彭志强、张晓禾：《巴金侄儿披露巴老近况》。 http://www.haopeng.com/bajin/news/20021108b.htm

（4）朱健国 ： 《 “朱健国告收获一审败诉”内幕》。 http://www.ccforum.org.cn/viewthread.php?tid=45101&fpage=1&highlight=%D6%EC%BD%A1%B9%FA

（5） 王 彧：《师大逸事—— 钱玄同》。 http://www.bnu.edu.cn/alumni/xiaoqing/sdys/qianxt.htm

（6）《五四运动文选》，三联书店 1959 年 7 月版，第 114 页。

（7）《五四运动文选》，三联书店 1959 年 7 月版，第 98 页。

（8）姚维斗主编：《五四群英》，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72 页。

（9）《鲁迅全集》，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5 卷，第 433 页。

（10）李汝伦：《 似淡却浓〈学衡〉云烟 》。《书屋》， 2004年第 11期。

（11）姚维斗主编：《五四群英》，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63 页。

（12）邵建：《 87 年前那场师生恩怨 ——解密胡适是否因私怨开除学生》。《新京报》 2006年 5月 8日， C06-C07版。

 

今年的七月一日是中共建党八十五年的纪念日，我们又在计算着中共剩下的岁月还有多久这一问题。按理说，几十年来，中共一直用政治教育取代道德教育，以政治驾驭文化，以文化沦丧传统道德，中共用政治驾驭一切的行为已经违反了信仰、道德、文化、政治所应有的正常关系，造成中国社会的道德沦丧。从法理上来讲，一个没有经过人民自由选举的政府也是没有合法性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从文化上以及法理上都已经缺乏统治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政党为什么却能在世界民主化趋势的大潮中屹立不倒呢？  

这不能不归究到党文化的祸害，它使许多中国人了丧失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从而视不合理的存在为合理。这种祸害对中国人的影响是深重的，是长远的，也因此需要一场自由文化运动来彻底肃清党文化的恶毒。为什么文化的影响如此之大？荷兰文化学者霍夫施泰德 (Geert Hofstede) 认为，文化是一种人们的共同心理种程序。既然是一种人们共同的心理程序，文化的最主要特点就是稳定性，比较难以改变，并且对于其他文化还会自发产生一种条件反射似的排斥效应，也这是为什么党文化能产生巨大的精神控制作用使自由民主的种子很难成长壮大的原因。几十年来，中共视思想政治教育为其传家宝与生命线，尤其是在八九和法轮功被禁之后，中共更是加强了思想政治教育，并在 1999年专门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总之，中共思想政治教育以其把持的国家机器与暴力机关作后盾，以欺骗谎言为内容基础，以灌输外加经济诱惑为方式进行，同时在党文化教育中利用民族主义、传统文化，并将政治教育渗透到每一种文化形式与生活层面，使许多中国人成为党文化下的信徒。  

鉴于这样的情况，中国自由民主事业的成长必须打破党文化下形成的人们心理程序，对党文化进行清算，让自由文化得到张扬，并固化成所有中国人、尤其是新一代中国青年人的新的心理程序。  

尽管谎言说一百遍就是真理，但揭开谎言的骗局后谎言终究还是谎言，九评三退已经成为对党文化批判的号角，加上更多海内外专家学者加入到对党文化的批判与揭露中，可以说已经在撕开党文化的坚冰。党文化已经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心理程序中解冻。而如何让自由文化落地，取代原有党文化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重新唤起人们的道德与良知，并再次固化为中国人的心理程序，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以中国著名法学 家袁红冰先生领头发起的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已经发出了中华文化重建与复兴的号角，也将是给广大中国人重构心理程序的开始。当然，中共掌握控制国内所有的舆论宣传工具，并且有世界上最强大地文化审查与网络审查制度，处于文化宣传上的强势，如何让自由文化传播并影响到每一位中国人们的确是一个挑战，这里面也更需要更多自由文化人更有创造性，在文化内容、形式与文化媒介方面更加创新与多元来传播自由文化。实际上中国的文化监控并非坚不可摧，动态网的成功，实际上就是一个范例。  

从亚文化、次文化发展为社会主流文化。尽管中共通过暴力、欺骗、灌输控制了社会思想文化的大局与主流，然而对于尤其诸如企业文化、乡村文化、社区文化等亚文化、次文化还是存在很多的突破口的，也存在监控的空白区域。而这些亚文化、次文化尽管在中共的审查夹缝中，但由于自由文化其先进性合理性，契合人的自由天性，一定会不断发展壮大，并影响整个社会的主流文化并且可能成为主流文化与大文化，从而中国自由文化复兴形成社会思想文化基础与广泛地民意基础。当前这些文化，也都打着党文化的印记，但由于其范围小，改造起来相对容易，从这些亚文化入手，是可以创建自由文化的阵地的。广东番禺太石村的维权活动虽然没有成功，但作为一场轰轰烈烈的中国农民要求民主法治的运动，促进了自由文化在中国乡村的发展。例如在企业中关注企业员工工作生活质量，促进劳工权益保护，倡导企业民主管理与改善公司治理，促进新型文化的成长，也为推进自由文化启蒙，并汇聚成中国自由民主事业的思想文化基础。促进宗教信仰自由是自由文化复兴的方式，但关注亚文化的建设并最终发展为主流文化也是促进自由文化复兴的重要方式。  

中国已经有几代人在不断地为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奋斗了很多年了，都迫切希望自由民主事业早日能够在中国大陆成长，而作为自由民主事业的基础 ——中国自由文化复兴就更加艰巨，中国自由文化运动需要多方面的自由文化运动专业人才，以让他们能够投身到中国自由文化的改造中。因此笔者建议有一个自由文化培训活动来培训自由文化使者。我们希望海内外的各种非赢利组织、争取海内外的更多志愿者加入到这一事业中，建立自由文化培训班，参加自由文化培训活动成为推进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使者。新农村需要新文化，企业需要企业民主、社区需要社区民主，当中国自由文化运动行动起来参与中国大陆的党文化改造，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则可指日可待。我们认为，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一定要贴近中国大陆人民，比如有的人认为复兴传统文化就是应该鼓励正体字，其实鉴于大陆人民已经适应简体字了个人认为这个就是非常不必要。  

民主制度必须建立在自由文化基础之上，要摧毁专制制度，建立自由、民主、平等、均富的自由社会，建立自由文化乃真正要义。当全体中国人都接受自由文化洗礼之后，靠谎言以及灌输建立起来的党文化只会迅速瓦解以及专制崩溃，这也就是迎来中国的自由民主时代。摆脱党文化的奴性束缚的人们恢复其主体性的时候，必将焕发新的动力，这都是推动社会转型以及中华复兴的力量。

首发自由圣火

   中文把一个简单的“HOSTEL”翻译成“人皮客栈”，我就被迷惑了。也带着东方《聊斋》的好奇进入这部片子的心脏。希望听到如《画皮》那样既恐怖又抒情的浪漫鬼故事里。蒲松龄的《聊斋》时至今日，中国江南小镇的街头巷尾都能找到那样的感觉，秀才与美女的感人恋情。现在比较起来，《聊斋》里连妖怪都长得比西方的“肉弹”有美感。
   两个美国年轻男人，背着旅行包，到斯洛伐克旅行，他们落脚的是HOSTEL。在美国，HOSTEL是最便宜的一种旅馆，高级要数HOTEL，其次是INN，最蹩脚的就是HOSTEL了。就如现在的“国际青年旅馆”，自助式的，便宜。但，很多地方的青年旅馆环境优雅，充满了背包一族追逐自然文化的品味和抒情。这部片子所提到的HOSTEL不是前种味道的客栈，而是色情宾馆，跟中国现在的色情又有差异。中国的色情，是隐藏着的，比如三更半夜有妓女往你房间里打电话等等。而他们的色情是公开的，比如两个美国佬在他们那里公开地洗男女浴，公开地，也就是两个男人和两个妓女，在同一间房间里MAKE LOVE。最令我感到不适的是，他们对此，态度坦然，表情轻松，似乎那是本世纪最潮流而被世人同化了的性观念。当我看到他们的裸体，那被异化了的肉身，使我不禁反胃。一个男的被那个妓女用数十条铁链绑起来，然后，留给观众的是声浪和裸露的肉丸。
   我还痴情地期待着美国的聊斋，希望真有像片子所介绍的北美最受欢迎的“恐怖片”，票房高达2000万美元，而且是“票房冠军”。如果，这不是广告吹嘘出来的骗局，那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道也够令人担忧了。美国每年都在炮制汉堡包和可口可乐式的乏味电影，我以为，改换文化气候的时候到了。没想到，一个客栈到一个客栈，换来换去的还是在橱窗里裸露和男人和妓女之间的肉体关系。而，男人和男人之间，女人和女人之间，都是那种乏味的，低级趣味的语言，从他们口中喷发出来的都是四字成语。
   当然，斯洛伐克是东欧令人幻想的地方，那也是使我神往的地方。它距离我们的布拉格不远，而且也是波西米亚的文化产地。透过长长的火车，我们看到了美丽的斯洛伐克。那种只有东欧才有的文化气息，深深地吸引着我。我从内心深处都在呼唤，我看的也许是一个巨片，一个带着现代青年的困惑和对现代文化的反思的巨片，因此，我大为赞叹，那蘑菇一样的卡通房子，淌淌而过的河流，抒情的火车。但是，他们一进客栈，又现出裸体和裸体接触，最可怕的就是，让观众看到了被扭曲了而且被潮流丑化了的肉体，毫无美感可言。
   可是，当我从电脑上拉开帏幕，已经过了三分之一。我开始感到焦虑，再咬文嚼字起来，我想：人皮，不会真的是指人皮吧？那个字面意义上的人皮可真是没想象力，因为，我太有想象力，所以，我把人皮直接与《画皮》连在一起。再说，它被介绍出来的是一部恐怖片。所以，我期待的是发生在斯洛伐克的鬼故事。
   想想，张艺谋再怎么差都不至于差到这个地步，而美国还号称好莱坞电影基地。像李安这样的导演，也只是一个合格的导演，不致于被捧到那个地步。一部《卧虎藏龙》，如果能得奥斯卡，那《黄飞鸿》不知道要得多少个国际大奖了，金庸的一系列武侠小说就更不在话下了。
   我花了大半个小时，很有耐心地等一个个乏味的色情镜头过去，不过，它实在使我没耐心再这样耗费我的精神能量，我干脆往后拉，看是否，这部被期待的巨片被我误解了。
   我没得到我想要的结果，所以，我想，自从《卧虎藏龙》能得奥斯卡之后，便开始了我对奥斯卡奖的怀疑，也开始了我对日渐衰落的电影文化的悲哀。当年，连续剧《蓝色生死恋》席卷亚洲，我就认为，那是汉堡包和可口可乐劣质片之后的一阵清风。舒爽而令人感动。
   这被性开放、同性恋和摇头丸充斥的世界潮流，我突然感觉，坐在电影院或者电脑旁，我们太需要再次被感动了。爱情也好，亲情也好，那最朴素的感情总是最能打动人心的。
   我把这部美国人拍的劣质片《人皮客栈》毫不犹豫地扔到垃圾桶里，无奈地换上日本的《再见萤火虫》，我相信，两个儿童的相依为命永远使两个喜欢在色情堆里获得肉身快感的男人无法弄懂什么是感动。尽管，他们也许最后觉悟了，那些色情场所其实是最肮脏、最无聊的地方。可是，我们的品味不需要经历那种文化的污染也可以很纯粹和自然。就如伊朗的大师级导演阿巴斯拍的《小鞋子》（或者天堂的孩子），他除了告诉我们，一个孩子的纯真和苦难之外，小男孩阿里期待的不是赢得田径比赛第一名，阿里所需要的仅仅是一双合脚的鞋子。
   同样，我们就是期待在这个文化贫穷的时代，能穿上一双合脚的鞋子，如此而已。
   
   
   2006－6－25
   凌晨0：24 SAND BEA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