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4月，一本带有寓言性质的历史文化小说《狼图腾》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署名姜戎的作者使用充满激情的神圣话语，把华夏民族的“龙图腾崇拜”，追溯到对于恣意残杀掠夺的狼性崇拜。在我的童年记忆中，却存在着另一种“狼图腾”：“日头落，狼下坡，老人小孩跑不脱。”据老辈人讲，这首宗教谶语式的童谣，是从共产党打天下闹土改时留传下来的，意思是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落下来了，来自苏俄的北方“红狼”冲向人间，于是便有了数以千万计的国人特别是农民被活活饿死的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
正是在恣意残杀掠夺的“红狼”的治理之下，被西方现代文明称之为白衣天使的医生和护士，把治病救人的人道天职撇在一边，变而为鱼肉患者的“白狼”。这就是当下中国医疗卫生界的怪现状！
2005年暑假，我和妻子带着11岁的儿子第一次回到河南老家，在我自己土生土长的村子里，只逗留了颇不愉快的几个小时。
记忆中温馨熟悉的村落已经变成废墟遍地、杂草丛生的空心村，村子里到处是蹲在街边打扑克的壮汉，却没有人肯动手清理一下自己的家园。一直靠讨饭为生的张西臣已经年近六十，当年他总是很卑怯地到家门口叫一声：“大叔大婶，给一口饭吧？”现在却公然躺倒在街道边耍横勒索：一根讨饭棍摆在泥泞的街道中心，所有外来的过往车辆一律要留下二元买路钱。
父亲留下的院落早已垮塌，只好在几乎中断感情联络的大哥家里短暂停留。前来聚谈的亲友们告诉我，随着环境污染的急骤恶化，村子里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怪病”，许多乡亲莫明其妙地离开了人世，这其中包括我的六位伯父伯母中的五位，以及我的三十多岁的堂弟。
母亲十年前改嫁到几十公里之外的小城镇，她与继父两个人依靠继父每个月700多元的退休金生活。继父患有高血压等多种疾病，积攒一年多的医药费迟迟不能报销。当地政府的说法是此后要实行医疗费包干，超出限额部分完全由个人自理。母亲的一只眼睛患白内障已经接近失明，两位老人担心给我增加额外负担，一直没有告诉我。回到北京，我的第一件事就是筹措2000元钱寄给母亲，催促她到省城郑州做白内障手术。
正是这一次的家乡之行，让我真切体会到当下农村社会医疗卫生保障的严重匮乏。
2005年9月17日，我应著名记者、农村活动家高战的邀请，先后到江苏沭阳县官墩乡的所房村和新沂县窑湾镇的陆口村实地考察由他推动建立的两个农民发展协会。
在沐阳期间，我再一次见证了农村卫生所医疗设施简陋、重症农民忍痛等死，以及乡镇公务员的“要钱”（税费）和“要命”（计划生育罚款）。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发生在2003年7月的一个真实故事：高战带领来自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和中国矿业大学的40名大学生发动农民组织“农协”时，乡派出所门前的公路上发生了一起车祸。在肇事者逃逸的情况下，派出所干警竟然无一人过问，高战出面打电话给120急救中心无人理睬，只好由他个人出钱拦下一辆过路汽车，把受害人送到不远处的乡医院。受害人因耽误最宝贵的抢救时机而死在医院之后，120急救车却赶来挣死人钱。就这样，本来应该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的国家资源，在利益驱动下却变成了某些部门和某些个人化公为私谋取暴利的工具。
2005年9月19日，我和高战从江苏来到山东，并于第二天随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陆雷博士和山东大学的楚成亚博士，到邹平县张高村考察由于建嵘博士主持的“农村组织化建设”项目基地。随后，在相关方面的积极配合下，张高村成立了老年协会并且组织了健康体检，村里的老人们平生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健康档案。
我的朋友淮生来自湖北农村。他在写作于2004年的《中国农民的医疗卫生现状扫描》中，介绍了自己的遭遇：“我有两个父亲，一个是爸爸一个是过继的爸爸。爸爸去年年底被慢性前列腺炎折磨得快不行了、抗不过去了的时候，从农村老家去武汉做前列腺手术，一个星期住院花了8000多元。经济上实在挺不住，强行要求出院，在‘患者单方面要求出院。与此产生的一切后果与院方无关’的免责保证书上签了字，落荒而逃，离开了这个烧钱的地方；与此同时，我的继父中风了，一边手脚瘫痪至不能动弹，却不敢进医院。苦撑苦熬。这只是无数农村人医疗现状的一个小例子。对农民而言，医院是什么？是张着血盘大嘴吞噬人的老虎。所以我爸赶紧要往外逃离它，我继父死活不敢靠近它。所以，心急如如焚却无助无奈的我，是多么羡慕那些外国人呀，不仅是美国人、英国人，我也羡慕利比亚人、甚至穷困的非洲人……”
2003年年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确定了“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课题研究。课题组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北京市疾病控制中心、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以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多家单位的专家学者组成。2005年7月28日，国务院发布医疗改革研究报告，坦承“目前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同时还提供了相关数据：13亿人口只有一亿人有医疗保险，而在8亿农民中，有37%应就诊的病人没有就诊，65%应住院却没有入院。2003年，城乡居民两周患病率为14.3%，比1993年增加了0.3%，但就诊率却从1993年的17%下降到13.4%；城乡居民两周患病未及时就诊的比例接近五成，达49%。在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经济困难，其比例在城市和农村分别为36%和39%。
2005年12月13日，《中国青年报》记者苏敏在《60%医疗卫生费来自个人，1年收入难付1次住院费》中，记录了关志强教授提供的一组数据：“由于缺乏制度保障，以至于有60%以上的医疗卫生总费用来自百姓个人，在城镇有44%以上的人没有任何制度性医疗保障，在农村这个比例高达80％。疾病支出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个人收入增长速度，百姓一年的收入难以支付一次住院费用。一旦疾病风险降临，很多家庭会因此陷入贫困。中国13个人中，就有一人处于赤贫，其中有1/4至1/3直接跟疾病有关。这种状况的持续，严重影响消费内需的拉动，对中国社会经济健康发展也将形成巨大威胁。”
医疗卫生事业关系国计民生，在计划与市场经济并存的中国社会，却出现了奇怪的情况：市场需求很大，价格却高得离谱。理应在计划经济下受惠的广大民众，必须承担市场经济带来的庞大医药费，庞大的弱势群体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依然在享受计划经济时代的资源优势的国有医院和国有制药厂，却在国家权力的行政保护之下变成了假市场经济改革之名谋求暴利的吸血鬼。以治病救人为天职的医生护士，也在暴力驱动下变成了唯利是图地吃回扣、拿红包的“白狼”。
2005年12月15日，《新京报》记者耿小勇、张汉宇在《两度入院无人闻问，无钱治病死于同仁医院》中报道说：“前晚9时30分许，北京同仁医院急诊走廊，来京找工作的37岁齐齐哈尔人王建民因无钱治病，嚷着‘疼、救命’声死去。事前，120救护车曾两次送王到该院。同仁医院急诊主任称，之前为王检查没有生命危险情况下，医院不便给患者垫钱，当医生发现情况严重时，王已不知去向。”
据两次将王建民送到同仁医院的都贵发介绍，12月11日深夜，王建民双手捂着肚子在地上打滚，还不时从嘴里吐出带血的东西。都贵发打了120，救护车以就近原则将他们送到附近的同仁医院。见他们没钱，医生回答说：“检查没有生命危险，不是见死不救。”
12日23时50分，120后救护车再一次把王建民送到同仁医院，患者症状仍为“呕血”。医生的答复依然是患者没有生命危险，钱送来了才能治疗。
13日晚8时30分许，一直呆在医院里的王建民死于距抢救室不到10米的男厕所门口。同仁医院电梯工证实，王的尸体于14上午9时30分左右被推到太平间。
2006年2月16日，《京华时报》记者傅沙沙在《同仁医院死亡民工尸检有果》中报道说：2005年12月24日，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对王建民遗体进行尸检。2006年1月5日，从齐齐哈尔赶来的王建民的哥哥王建群，以没有履行救死扶伤的法定职责为由，将同仁医院告上法庭，索赔47万余元，被东城法院正式受理。
在此之前的2005年12月15日，博客网刊登李保君的文章《医疗体制埋葬了许多人的生命》，其中写道：“畸形医疗体制导致极度夸张的医疗费用，……王建民死有余辜，谁让他不是国家公务员呢？生命的消失有许多方式，不过死在北京同仁医院的抢救室外似乎让人觉得心寒——仅仅因为没有钱的缘故！每天以这样的方式死去的人估计还有很多，我们不得而知，我只想知道他们死去以后，还有多少人会‘重蹈覆辙’？”
四、《天价住院费》的死水微澜
2005年11月23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播出《天价住院费》：哈尔滨市离休教师翁文辉被诊断为恶性淋巴瘤之后，在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心外科重症监护室ICU住院67天，家属共向医院缴纳139万7千多元，平均每天将近2万1千元。除此之外还在医生建议下，自费购买400多万元的药品交给医院。
“一石击破千层浪”，节目播出后在传统纸质媒体和现代网络媒体中引起很大反响。2005年12月8日，央视《东方时空》以《天价医药费不是个案》为标题旧事重提：“不合常理的收费项目，天价的收费帐单，这样的事其实并不是个案，其实就在今年9月底，我们东方时空报道的一个发生在深圳的天价医药费的事和哈尔滨的事例如出一辙。”据介绍，患者诸少侠因心脏衰竭在深圳人民医院住院119天后病故，医疗费用92多万元，再加上医院推荐家属自费购买的药品费用，诸少侠住院119天的费用高达120多万元。
2006年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记者白剑峰的文章《高强：公立医院要公益不应逐利》，其中引用了卫生部长高强的表态：“公立医院的基本职责是为群众提供良好的医疗服务。从哈医大二院初步调查情况看，高额医药费事件虽与媒体报道有些出入，但也非常严重，不久我们将向社会公布。这些事件再次提醒我们：医疗机构必须坚持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和公益性质，不能盲目追求经济利益，更不能利用医疗服务牟取个人利益。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对‘以医谋私’、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要严厉惩处。”
2006年2月6日，《财经》杂志发表《“天价医疗费事件”调查》，其中报道了医疗专家席修明对于翁文辉儿子翁强的反质疑：“这实际涉及的是一个医学伦理学的问题。当一个富人利用金钱和权力，最大化地占用有限的医疗资源，并要求医院最大限度延长生命时，医院应该如何做？”
2006年5月11日，《北京晨报》记者刘墨非在《卫生部指天价药费报道不实，是否乱收无充分证据》中报道说：“哈尔滨天价医疗费事件的处理结果显示，医院的违规收费金额是20.7万余元。对于当初媒体报道的500万元‘天价’医药费的说法，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出质疑。”毛群安表示质疑的原话是：“自费购药这个事我们是通过媒体知道的，我想问媒体，他们应该做何解答，应该给受众一个解释，报道这个东西证据是什么、来源是什么。”
至此，“550万天价医药费”事件归于平息，中国现行的医疗卫生制度岿然不动地经受住了这场大波大浪的冲击。事后返观，大波大浪的媒体攻势在历史洪流中不过是死水微澜的小幅震荡而已。事实上，早在2000年12月11日的《法制日报》中，就刊登过焦国标的文章，其中提到这样一件事：记者到医院看望一位知名度很高的老人，老人浑身插满了管子，横七竖八，分不清从哪来接到哪去，面部没有一点表情，眼睛也不怎么会转动，生命完全是由人工延续。医护人员告诉他，像这个护理级别的老人医院是有很多的，这种规格的延续生命，每天花费近万元。这样的生存状态可以维持一两年甚至更长，国家每年须给每个进行这样治疗的老人拨款二百多万元。记者听了觉得十分震惊：“国家的医疗资源是一定的，此厚必然彼薄。老家农村许多老人，一辈子到死都没有进过一次哪怕乡级医院，许多临产的母亲十月怀胎没做过一次孕检，分娩时的产床就是家里的床。”
2005年11月27日，也就是央视《新闻调查》播出《天价住院费》的第四天，山东卫视播出新闻人物《赵华琼：为民工办医院》。
在此之前的10月27日，《南方周末》记者戴敦峰在《杭州民工医院院长赵华琼：倾家荡产治民工》中，已经有过更加详细地调查报道。
10月28日，新华网的焦点网谈发表《孤胆女医力战医疗暴利，自创民工医院濒临倒闭》，在网民中激起强烈反响。12月13日，新华网又推出追踪报道《杭州民工医院又掀风波，卫生局长斥其严重违规》，把赵华琼事件推向高潮。
赵华琼出生在宁波的一个医学世家，父母是医生，五个兄弟姐妹也都行医。这个家庭从小就教会她“施比受快乐”的道理。1967年，赵华琼从宁波卫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偏远的苍山县任乡村医生，在整整七年的时间里，她一个人负责方圆50公里的医疗卫生工作。那里的穷人要用一只鸡蛋换一个月的食盐和酱油，为了帮他们省一只鸡蛋，她总要饿着肚子回家，以红薯充饥。
1973年，赵华琼抱病回城，在杭州一家鞋厂的医务科工作。1998年退休后，她应聘到一家制药公司做医药代表，在几年的时间里先后用赚到的钱购买了几套房子。到了2001年，赵华琼决定辞职：“这个行业太黑了，我不能再赚这种钱。”
赵华琼在杭州城西的城乡接合部开办了一间面向民工的小诊所，只请了一个医生和一个护士。一个民工胃出血，赵华琼的诊所医治不了，就给了他2000元，让他去大医院。结果两天后民工便回来了：“大医院也只给挂水，不开刀。”
2004年底，赵华琼卖掉了家里的房子，开办了500平方米的崇一医疗门诊部，设有九个科室，都是常见病、多发病科室，所有科室都不对外承包，所有医生都不拿一分钱的药品回扣。用她的话说：“医院里30元卖出去的药，进价只有5元，另外25元是给科室、医生拿下去了。我这里所有的医生不许拿一分钱回扣，省下的中间环节都让利给病人。”
然而，就是这样一家私人创办的民工医院，偏偏要面对医疗行政部门的刁难封杀。西湖区卫生局局长杨专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赵华琼已经影响到我卫生系统为民执政和依法办事的形象。”
针对杨专成的指责，赵华琼给出了自己的解释：10月初一个民工带着五个月大的孩子找到她。孩子是先天性心脏病，开刀已经用了5万块，民工说赵医生我实在没办法，我到大医院去不起，我到你这里挂盐水消消炎，坚持坚持，营养一下。赵华琼起先不肯看，因为门诊部没有请专门的儿科医生。民工问她：难道民工的孩子就不是人了么？你不给我们看，我们回家就是等死。
赵华琼禁不住民工的请求就收治了这名小患者，被西湖区卫生局罚款1000元。赵华琼为此哭了一场，因为有了这次罚款记录，崇一门诊部很可能就进不了省医保医院的名单。
还有一次，一位民工被狗咬伤了，去买了几支狂犬病疫苗。民工家里没有冰箱，就想放在赵华琼这里，因为防疫站打针要收费，而崇一门诊部打针是免费的。“从法律上来说我确实不对，但你面对民工的苦苦哀求能忍心见死不救么？”赵华琼反问记者：“难道你能跟民工说：给你看病我会被罚款，所以我不能给你看？”
还有一次，来自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禾丰镇黄田村的农民丁俊华和妻子华清英，抱着被开水烫伤大腿的女婴来到门诊部，说是几天前把孩子送到笕桥医院烫伤科，医院要求交纳一万三千元押金，因为交不起钱才找到这里。经过赵华琼的违规收治，患者家长仅仅花费200多元就治好了孩子的病痛。
由此看来，真正在为民工提供公共医疗服务的是赵华琼和她的门诊部，而真正应该为本国公民提供公共医疗服务的西湖区卫生局，仅仅为了维持自己包而不办的垄断权力和部门利益，就要剥夺赵华琼以人为本治病救人的天职。相关的法律法规，恰恰成了杨专成维护自己不人道甚至于反人道的部门权利的工具。
另据《杭州日报》记者葛婷婷2006年4月19日的新闻报道《香港客人见到了好心医生赵华琼》，赵华琼一直亏损的门诊部已经初步实现收入和支出持平，即使这样，她仍然无力偿还巨额债务，门诊部的房租也快到期了，她还没筹到支付房租的款项。中国第一家以救死扶伤为第一目标的民工医院，依然挣扎在死亡线上。
作为一名在京国家工作人员，我迄今为止依然享受着报销80%医疗费的公费医疗。只是由于自己年富力强且懒于出门，很少到医院去享受这份特权，偶尔犯了老毛病，也是在附近的药店购买一些常用药自行解决。然而，一旦进了医院，即使一再要求医生开便宜药，药费也要在300元以上。比起我所享受的极其有限的制度优越性，外地企业的职工就显得异常无奈。
2005年11月13日，央视“焦点访谈”播出《医院岂能骗医保》，讲的是江苏省连云港市矿山医院，通过虚开多报患者医疗费用、编造虚假住院患者名单等方式骗取医保基金的事情：“1998年，我国启动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参保单位和个人将医疗保险费交到医疗保险管理部门，职工生病的时候就可以得到一定的经济补偿，尤其对一些困难职工来说，这笔钱可以说就是他们的救命钱。但是在连云港市的个别医院，却有人在这些救命钱上打起了主意。”
在连云港市矿山医院住院部内科病房，记者随意抽取了林兰英和陈家艳两个患者的病历，根据连云港市医保处的药费结算清单，这两名患者在住院期间花费都达到了1900多元。而医院的住院患者每日用药消耗表显示，当时内科病房住院患者其实只有4人，林兰英和陈家艳的名字都不存在。随着调查的深入，记者发现这家医院冒充患者虚假住院情况十分严重，为了躲避检查，矿山医院还为这些虚假住院患者伪造了全套病例。编造虚假住院患者名单骗取的医保基金，最终被用在了医院的水电费、职工工资和奖金等方面。
2006年4月12日，央视“焦点访谈”又播出《男院长“住”进了女病房》，报道了安徽省蚌埠市传染病医院，用“挂床住院”的方法套取医保基金的事情。记者在医院病房里看到，虽然病历牌上写着17、18号病床有病人在住院，但实际上这两张病床一直是空着的；而51号到55号病床也存在同样现象。当记者查到40号病床时竟然发现，这张病床是该院的男性院长陈继龄的，而且他的化验单据、住院病历都是编造的，甚至还阴差阳错地“住”进了女病房。据了解，虚设住院病人被称为“挂床”，也就是医院把医保参保人的卡拿来办住院手续，本人根本不住院，检查、化验、打针、吃药等开销都由医保买单。
在进一步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该院“挂床”住院是医院领导集体研究决定的。在2005年12月28日召开的医院中层干部会上，该院副院长张翼就曾布置医院要在今年2月份掀起一个“挂床”高潮。
在关于医疗体制改革的众声喧哗中，最能够切中时弊的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他在发表于2006年4月4日《健康报》的《医疗体制的主要问题在于政府垄断》中写道：“最近有关医疗体制改革的争论非常多，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说法：现在医疗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应该归咎于市场化改革。在我看来，这种看法是没有根据的。市场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自由进入，但改革开放以来，医疗行业基本上是国家垄断。……政府本身做不好，也不让别人做，就导致了严重的医疗供给不足。按理说，社会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增长一定高于经济增长，但中国医疗服务供给的增长远低于人均收入的增长。举个简单的数字，1978年到2004年中国的GDP增长了近十倍，而卫生机构的床位数只增加了60%。政府垄断导致整个中国的医疗服务严重供给不足，不仅诱发了医疗费用的超常增长，而且导致了现在形形色色的其他问题。”
换言之，包括医疗保障体制在内的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就是“苛政猛于虎”的官逼民反问题，或者说是公共权力没有受到既可以量化又可供操作的制度规则的有效监督和强力约束的问题。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其实就是由掌握公共权力的党政官员随心所欲地化国民之私为国家之公，然后再化国家之公为党派之私甚至于个人之私的强盗式的黑恶制度，其最为根本的强盗逻辑就是“你的就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的野蛮共产。毛泽东时代与当下中国社会的区别，并不在于前者如何美好和后者如何腐败，而在于前者只允许毛泽东一个人凌驾于国家政权之上恣意发泄自己残杀掠夺的狼性，后者已经发展到所有掌握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发挥自己权大于法的黑恶狼性。
仅就医疗保障体制来说，值得注意的还有总想回到由赤脚医生包治百病的低级保障状态的怀旧情结。这其中最具代表性也最为隔膜的，是台湾成功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研究所教授陈美霞的长篇论文《大逆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朱容基所推动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大误区，就在于彻底败坏了既不健全更不公正的公费医疗和公费教育制度，从而突破了这两条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底线。尽管如此，把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贯之以走回头路的“大逆转”，无论如何都是不能成立的。
中国农民真正能够吃饱肚子，是1978年包产到户之后的事情。农村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又是中国农民吃饱肚子之后的事情。在1978年之前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放学之后经常要到山上的老深沟里放羊，每隔几天就会看到扔在沟里的装死孩子的竹篮子。我的小妹妹出生于1971年，她并不是由赤脚医生接生的，而是和我自己一样是由村里的接生婆接生的。我本人更是赤脚医生医疗体制的严重受害者。童年时代由于营养不良和饥寒交迫，我经常要患重感冒，感冒后能够从赤脚医生那里得到的，总是并不对症的几片白色大安片和几颗自制草药片。久而久之，感冒演变成为整天淌鼻涕的慢性鼻窦炎，一到冬天，棉衣袖子就成了擦拭鼻涕的最佳工具，两只袖筒被磨得油光锃亮。来到北京后我做过两次鼻炎手术，都没有能够根治持续几十年的老毛病。而所谓的赤脚医生，大部分是不用下地干活就可以拿到高工分的贫下中农子弟，以及没有真才实学的乡镇官员的子弟。
归结了说，改善当下中国的医疗保障制度的根本出路，就在于以人为本的宪政民主制度建设，也就是通过切实可行且行之有效的法律程序和制度规则，来强力监督凌驾于市场规律甚至于法律制度之上的权力垄断之手。借用张维迎的话说，“以美国目前来看，非盈利性机构在整个GDP占5%，但是，60%的社区医院都是非赢利性的，它们提供了70%的床位数，为70%的住院患者提供了服务，另外提供了30%的护理服务，这些可以供我们参考。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开放医院市场，允许非国有的、私人的资本甚至外资进入办医院。政府有责任办医院，有义务提供基本的医保，但是政府没有权利限制私人和其它机构办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