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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企业家的任务就是创造利润，如果想着别的反而不是好企业家

　　上面提到的三方面的问题：收入分配、土地和资金市场的缺乏竞争、金融市场没有更多的投资渠道，是造成房地产业扭曲的根本原因。换句话讲，如果这些原因不改变，扭曲也没有办法纠正，责怪房地产开发商是没有道理的。如果上面的分析不错，我们就有了一个分析工具，用于观察房地产业的发展和宏观经济的关系。(

台湾的电视媒体，让我这个中国人来评头论足好像有点跨过界。我虽不是台湾人，可是当反复看到中国的《环球时报》那些有关台湾的耸人听闻的消息，也变得关心起台湾事务了，于是借着网路或”非法的”卫星接收器看了他们不少的电视节目。台湾的八卦娱乐还真的挺有趣的，让我想不到的是严肃的台湾政治新闻也会是那么戏剧化，台湾那些新闻台的政治辩论节目，还真耽误了我不少时间。

我说李涛的节目也不公正，其实从表面上就可以看出来对蓝营的被优待特别明显，他请来的正反两方，蓝多绿少根本就不对称，大多数的嘉宾是反扁政府的。而请来的蓝营人个个是长舌善言，咄咄逼人，比如邱毅和林郁芳等，而请来的绿营中人则相比怯弱，内忍，有的保守甚至偏蓝，他们连说话都没有气势，比如沈富雄等，客客气气的怎么和那些如狼似虎的邱毅们讲理。如果你真的计算一下两方说话的时间多少，也没平衡，绿色的人还没两句，李涛就扛一扛转到蓝色的人说话，我一次为他们两方掐表，加起来绿方发言时间居然少了十到二十多分钟，这也是公平？

李涛的节目而且给撒谎者提供讲台和审判台，这节目很多时候是针对执政党的爆料剧，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亲民党立法委员李庆安的爆料剧，她好像证据确凿利用”自由的媒体”,大肆报卫生部长涂醒哲（民进党）的料,而且一天一个花样，一点一点得用作媒体资源，让这件事沸沸扬扬好长的时间，好像整个社会这件事最重要，可是结果呢？是李搞错了对象，冤枉了好人。让无辜涂醒哲背了很长时间的黑锅，社会舆论危及到他们的基本生活，真的为他们感叹”人言可畏”。

在去年， TVBS被揭发出来，股东是外资是中资，这才使我恍然大悟。说下去，我们又回到前面的话，公正的媒体很重要，台湾一边倒（蓝色）的媒体是民主初期的最大弊端之一，任何一个社会，媒体一定要互相制衡，媒体要客观，公正，诚实，守信，美国的福克斯（FOX）提出来要做到fair and balance ,这样才对起人民赋予的发言权。

  让我们来看一看什么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中心，我们时刻都处于它的边缘，吮吸从它而出的朝露，分享它所赐的光，注视逐渐显露的植物，那茂密的丛林利于动物奔跑嬉戏；那吐绽的花朵仿佛是去为蜜蜂和蝴蝶而开放，于是我们首先与之达成的关系不是对生死殖和繁衍的认识，而是由此达到的另一种更超越的认识：美。我们可以淡忘生物学家要告诉我们的知识（这些知识不会因我们的无知而停止它的伸展，它是一次生命过程，不受知识的影响），真正有害的是我们淡忘或对由此出现的情感无动于衷，它出现于我们和自然同呼吸共命运的那一瞬间，我们尝到了从植物枝叶和根茎中超越而出的情感，那从快乐源泉奔涌而出的一切。

    这种感情比一种关于凤尾竹和裸子植物的知识更为重要，因为前者将永久长存。我们的身体走过世界，我们闻到花香也闻到恶臭，风吹我们，雨打我们，冰雪要挡住我们的去路，我们享受美味佳肴，但疾病摧毁我们，如果仅仅是为了这一切，那么活在这个世界是没有意义的，它不会比一次蒲公英复杂得多的感觉器官仿佛是专门为品尝苦难而预备的，最奢侈的快乐不过是在风中飘荡的过程。

    不自由的飘荡，正如康德所说，断了线的风筝只能随风飘荡。如果我们真是一棵裸子植物、苔藓或一朵水母，那痛苦的程度将会大大消减，我们有一种应激机制会帮助防御，肉体的疼痛总是一过性的，而触及灵魂的却将和它的快乐或痛苦长存下去，这就是纪念或凭吊，快乐出现在希望里。

    于是人们都纷纷仰起头，眺望出现在落目尽头的光芒，人们开始更愿意谈论某种仿佛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相去甚远的情感，即使它出现在一个童话或一则骑土故事中。我们放逐我们的想像力，这是我们惟一可以奢侈使用的东西，也是惟一可以与现实抗衡的力量。于是有美丽的景物固定在画布上来愉悦我们的眼目，有琴弦上流出的乐音滋润我们的耳朵，有诗以珠链的形式敲击心灵，它们和我们交谈的方式是美的、和谐的，这是田野中疏密有致的稻谷在风中起伏时，秋天的落花和春天的嫩草告诉它们的。

    我们几乎就要陶醉在此情此景中了，但不久就有了别的东西来破坏这种和谐。理智是一名看上去十分公正的、严肃的使者，它的一只手上拿着宝剑，另一只手上方宝剑。想像力的飞翔使出现在希望中的情感变得肤浅，它不再是理想，仅仅是一种愿望，愿望搭乘的情感之舟是飘荡的，找不到抛锚之地。对于人的现实处境来说，它变得无关痛痒。它缺乏目标，一种能证实这大地生命秘密，大地的不幸的原因和超越途径的目标，想像力的翅膀是在这里折断的。爱是我们的希望，也是我们的公正。

    理智的剑挥起来了。这使得本来与现实结成的关系变得如此紧张，紧张到一个程度，使人类艺术中拮据的希望和想像力最终羞怯地退出，艺术家像一个囊中羞涩的老妇人面对一大堆嗷嗷待哺的孩子失去恸哭，或者抛弃那些孩子，缩在一个角落发出阴暗冷酷的私语，或者干脆沉默。因为紧张的叙述不是世界所要的，不是在现实中沉浮的人所要的，他们不要不明不白的东西，他们要的是清晰的希望。

    最可靠的证据是艺术家自己的心灵，要拒绝一切不是它朋友的陌生人。心灵认识它自己的朋友，心灵能感受痛苦，更能感受快乐，心灵会哭泣，但只有它能发出一种声音，认识希望是什么。于是它自己来担负分辩善恶的公正的职责，就像必须先弄清病树的机理才能恢复它的健康一样，心灵能说服我们波动的情感和冰冷的意志，那是属于深陷于罪和苦难泥淖的人的仅存王牌，它从来没有解决希望的问题，于是它也没有解释过爱是什么。心灵认识到，它是源自于一个超越人间缺陷和不幸的牧者怀中，只有这样，那出现在希望在的感情才变得真实。

    真正的诗人歌颂理想，真正的作家写爱的故事，真正的哲人解释公正。真正的艺术表达希望中的感情。

回答<新京报>[2006年6月15日]

1.王国维为什么会被符号化？是其自身经历使然还是研究者另有目的？

傅国涌:王国维是个新旧之间的学者，他有深厚的旧学根底、考据功夫，同时又吸收了一些西方的哲学、美学、史学观念和方法，他从文学、哲学到甲骨文、考古、蒙古史、西北地理等，横跨人文学科等多个领域，在不同阶段、不同领域都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绩，受到学界的重视，哪怕是对旧学不以为然的新一代学者，也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在旧学的圈子里，他的声望更是如日中天。1927年6月2日，他在颐和园昆明湖自沉之后，学界为之震惊。我们看看半个月后在全浙会馆参加他追悼会的那个名单，即不难看出他当时的影响力，金梁、罗振玉、赵元任、姜亮夫、容庚、李济之、黄节、陈达、沈兼士、梅贻琦、陈寅恪、赵万里……新旧学者都有。他被符号化，一是他是有大学问的人物，令读书人心服，二是他在即将到来的社会大变动中，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死亡。他被符号化的背后固然有文化的、政治的等方面的因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读书人最看作的东西，就是气节（或者梁启超说的“清刚之气”）。不管你对他的死作怎么样的解读，这一点都很难否认。

王国维被符号化实际上从他自沉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到底是他自身的经历还是研究者别有目的所致，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应该是两者兼而有之。
2.王国维被符号化的过程是怎样发生的？其发生机制蕴涵着什么样的问题？
傅国涌：要具体搞清楚王国维符号化的过程，是个专门的问题，我无力回答。我知道，当他自杀后，一方面，从事实上，对他的死因就存在着争议，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是他的死出于儿女亲家罗振玉的逼债，在他尸骨未寒的8月7日，就有人在《文学周报》上发表这样的文章。郑孝胥就是持这一看法。顾颉刚等人则认为他是一个超然的学者,他的辫子也是徒具形式。此外有家庭隐痛说、多病厌世说，等等。同时，不少人包括周作人、浦江清等在内都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从情感上、理智上乃至哲学上寻求解释，这个解释过程迄今还没有结束。以王国维当时的清华同事陈寅恪为例，对他死因的解释，前后就有三次变化，先是在《挽王静安先生》中明确指出他的死是“殉清”，接着在《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中，首次指出他的死是“殉文化”，相隔两年，在为 “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写的那篇著名碑文中，进一步解释他“以一死见独立自由之意志”（即“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王国维符号化的过程，这一切已经与王国维本人没有多大关系，而是活着的人们寄托怀抱、投射自身心迹的需要在起作用。
3.当我们说王国维被符号化的时候，同时意味着与真实的背离。之前对于王国维的研究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傅国涌：对于王国维的死，不同的人可以作出不同的解读，站在历史的角度，即便是在他被符号化之后，也还存在着探求历史真实面目的必要，关于王国维之死，近80年来，人们已经写过无数的文章了，这样的文章还会继续做下去。王国维生在一个转型时代，一生中几次经历易代鼎革，先是辛亥革命，一个绵延数百年的王朝眼看着就倒塌了，对于陌生的共和，他始终保持着警惕和怀疑，他一直留着辫子，你说他对倒台的清朝有感情也好，你说他别有怀抱也好，说他保守也好、落伍也好，当时在读书人当中他也不是孤立的，他的价值取向和陈三立、沈曾植等人接近，不同的是他的出身算不上前清官员。鲁迅说他是个老实人，老实得和火腿一样。他把自己托命的文化和一个垮台的王朝捆绑在一起，这背后到底是因为什么？他的见识、眼光和他接触到一些东方文明之外的东西，他的学问中已经引入了许多新因子，为什么他终于超越不了那条小辫子？在王国维研究中，很多问题还没有得到比较满意的答案。

4.王国维是公认的国学大师，今天应当如何看待他的学术成就？你认为这次“十大国学大师”评选，是不是将王国维符号化？为什么？

傅国涌：王国维被看作是“国学大师”，有可能和他曾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有关。即使今天来看，他在几个不同领域取得的学术成就都是开拓性的，有很多独有的创造，已经不同于此前立足于考据、训诂、注经式的那种旧学问，他处于旧学和新学交界点上，是承前启后的学术人物，是不是国学毫不重要。其实，“国学大师”是不可能评选出来的，而是历史自然筛选的结果，这次的评选不过是一种网络和媒体的泡沫，对王国维的学术地位、历史形象都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副市长的“诉苦经”

6月15日，北京的国际在线转自南京的《现代快报》消息：“南京副市长痛斥看病贵，称自己治感冒花费4,000多”。

大名为陈家宝的南京市副市长感叹商业贿赂可怕，他这样向公众“诉苦”：“现在都在喊看病贵，为什么药价到老百姓手里就翻了几番！拿我自己来说，几年前在镇江看个感冒就花了4,000多！”那是1996年时，“我在镇江工作时，看过一次感冒，挂几瓶水花了4,000多块钱，药价太高了，这个病看不起。”陈家宝还说“听说现在药价降了下来，也要2,000块钱，也不是个小数目啊”。 为此，陈家宝似乎“良心发现”，直言痛斥商业贿赂不仅破坏市场经济秩序，污染投资环境，也败坏政风行风和社会风气，直接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说实话，对这位副市长的话进行解读，除了他自己几年前看个感冒花费4,000多有点真实之外，别的都是废话。几年前，他还不过是镇江一个小干部，而对于大干部，不光那时的医院，就是现在的医院，也都是不敢坑的。我私下还问过一位在医院工作的护士长，提到政府的权力，她直言不讳地说，医院的利润不是全部留在医院里的，而是被政府财政拿走了，政府用了，所以医院是被逼的，逼良为娼。

现在，料想陈副市长也不敢说，自那次以后，他到医院看感冒有没有再花过4,000多？现在他是南京市、常务副市长，市委副书记（正厅级），或许当初他级别还没到，医院就狮子大张口，公费不能完全报销，他自己也掏一部分。现在比起当初，不知医药购销领域的商业贿赂上升了多少倍？诸如医院里的回扣、红包、开单提成、乱收费等等，副市长不是不知道，但这些“歪风邪气损害群众利益”多少年了，为什么老是治不了本，人民政府到底是干什么的真是一个大问
题。

官场“父子兵”

6月14日，据中国国家人事部消息，国务院最近任命国家工作人员。任命陈德铭（正部长级）、张茅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对于其中的张茅，我当年在北京当记者的时候，他还是海淀区的区长，就知道他是前国务委员、财政部长张劲夫的儿子，前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的女婿。此次调职前，他是北京市副市长，副省级，为平级调动。一般来说，京官难做，孟学农就是一例。

2003年，北京抗“非典”时，张茅正是北京市负责教科文卫工作的副市长，但当时对北京市爆发的严重疫情负有直接责任的是市长孟学农，张没有受到处分，并不是因其家庭的背景显赫，而是主要领导负责，副职稍微责任小一些。

在中国是官僚体制内，地方官为块块，中央官员为条条，这些条条块块，条条是纵向的，只能在业务上对地方进行指导，地方上的人事权和财权，条条“说了不算”。而块块的权力就比较大，是实权，比如某个地方出现严重污染，中央环保部门不能撤消地方上的市长职务，所以说“块块面前，条条说不了算”也是中国特色。

至于“父子兵”，官场上屡见不鲜，当然美国也有，比如新总统布什就是老总统的儿子，不过人家是全民按照一定的规则投票选举出来的。而我们的官场“父子兵”，多半是自上而下任命的。比如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从大连市委书记到当辽宁省长，又到国家商务部任部长，都属于此例。

官僚主义为什么不干些实事

新华社消息，6月11日上午9时10分，太和县大新镇徐寨行政村马庄村民组马秀英开设的烟花爆竹作坊发生爆炸，当场炸死四人，后有三人在医院不治身亡，另有12人重伤。马秀英本人当场炸死，无法追究刑事责任。

6月13日《安徽日报》发表消息，6月6日，安徽省委、省政府决定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新农村建设的部署，决定从2006年开始，在全省开展实施新农村建设“千村百镇示范工程”。其中又安徽省新农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的示范镇和示范村中，发生大爆炸和重大伤亡的太和县大新镇及徐寨村赫然其中。这无疑是撕开了“千村百镇示范工程”的口子，暴露出官僚主义不干实事的本质。

报道还称，14日上午，阜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孙云飞在太和县主持召开处置太和“6．11”爆竹爆炸事故工作会议。太和县委、县政府又拨出50万元专项经费，用于伤员救治工作。每一名伤者配有一名医生、三名护理人员，伤者的救治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之中。目前，12位伤员已度过休克期，各项救治工作正在紧张有序的进行之中。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12名伤员病情趋于稳定，度过休克期，进入感染期。当地在积极抢救伤者的同时，警方专案组成员吃住在徐寨行政村马庄村，全面细致地展开调查，认真摸排非法生产窝点的原料进货渠道、生产情况及成品销售网络。目前，马庄村村委会主任马殿明因涉嫌知情不报、为非法生产烟花爆竹通风报信、提供资金、帮助储存和装卸原料及成品，已被公安机关拘留。

新华社记者代群撰写评论认为，通过对这起事故调查，暴露出来的当地干部安全生产责任意识之淡漠，令人震惊。徐寨村马庄自然村只有100多户、300多人口，这次爆炸的非法生产窝点至少已经生产了两个多月。这么小的范围、这么长的时间，县、乡、村三级干部竟然在事发后层层都说“不知情”，谁都“没看见”这个重大安全隐患。更奇怪的是，一村干部的住所离爆炸地点不足300米，非法生产的组织者正是他的亲姐姐，参与者又大多是这位村干部的亲戚，这位村干部竟然也说“不知情”！镇里的干部说，乡镇对安全生产工作高度重视，多次组织排查和检查，甚至检查组到过这个村，也没有发现这个“炸药桶”。安全生产人命关天，当地干部即便对事故隐患真不知情，也不能成为摆脱责任的理由，更不用说出于种种个人利益考虑装傻充愣了。安全生产工作有专门部门监管，但有效的监管体系依赖于有效的
信息体系。生活和工作在群众中的广大基层干部，都应该把自己当成安全隐患的信息员和报告员，绝不能把发现隐患的责任都推给安全监管部门，否则就只能象太和烟花爆炸事故一样，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下面不报告，上面不知道”，各种检查流于形式，所以就有了非法生产，当地政府看到的是其背后的暴利，至于危险和重大伤亡，往往被拿黑心钱的政府官员给忽略掉了。事后，安徽省安监局局长程传如说，太和县烟花爆炸是一起“无视国家法律法规、无视政府监管、无视群众生命安全，非法生产鞭炮所导致的重大爆炸事故”。

官僚主义害死人，形式主义也害死人。不久，我相信会有这样的报道出现，12名伤员出院，感谢党和政府高度负责，避免类似事件不再发生等等。

官僚主义司空见惯，形式主义积重难返，一句话，对人民高度负责，重要是不是听其言，而是观其行。

6月15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头条消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到要“正确引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重点是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增加农民收入，坚持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尊重农民意愿，力戒形式主义”。

问题是上下已经认识到“力戒形式主义”，但如何“下猛药”，却是“天下第一难”的问题。

面对如此丧失理性和人性的暴行，

我不能袖手旁观！

丁子霖

 今天我从网络上得知山东沂南县盲人陈光诚的母亲、妻子向各界发出呼吁，请求海内外朋友关注陈光诚的命运，迫使政府有关当局立即停止对陈光诚的政治迫害，撤销对陈光诚的所谓“刑事拘留”。这份呼吁书让我坐卧不安。我在这份呼吁书的结尾处，读到了这样的字句：

“我们现在希望，关心光诚的国内外朋友能够签名强烈要求当地政府立即停止对盲人陈光诚的继续迫害，不要让我们三岁的孩子同我们一起整日在恐惧、思念和期待中度过。”

这是多么无奈的吁求啊！

我完全能理解作为陈光诚的母亲、妻子此刻的心情。一个盲人，为社会、为当地百姓做了那么多好事，不仅得不到当地政府的褒扬和支持，反而对他实施了长时期的政治迫害，从绑架、软禁、非法拘禁直至罗织罪名对他实施刑事拘留。这持续的暴行，令人发指！

我一再期待党和国家领导人能兑现“以人为本”“依法治国”，建立“和谐社会”等等诺言，也一再期待领导人的“亲民”举动能落实到需要得到他们帮助的每个人身上。然而，我所看到的，却完全相反。此前，我从媒体上看到过陈光诚对地方政府运用暴力强迫实施计划生育、侵害公民合法权利等等恶行的揭露，也曾看到过有关陈光诚长期向农村残疾人和当地农民提供法律信息服务的报道。照我看，陈光诚所做的这一切，不正是以一个共和国公民的责任感，用自己切切实实地、一点一滴的行动，为他所在的地区真正实现“以人为本”、“依法治国”、“和谐社会”作出了最最实际的努力吗？尤其是人们不应该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陈光诚本人是一个残疾人、一个盲人，他本应得到社会的关怀和帮助。

今年4月30日，陈光诚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一起，入选为美国《时代周刊》全球一百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这对于陈光诚来说，可谓名至实归。我为这位盲人维权英雄获此殊荣感到高兴。然而，他今天竟遭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对待。我想，作为一个良知尚存的中国人，对当地政府的这种丧失理智和人性的暴行，都不应该袖手旁观，必须严加谴责，发出抗议的呼声！

我这里想对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生说几句话。我不愿意怀疑您的“亲民”举动的诚意，我希望您的一言一行不是一种空话和伪善。但是，令我失望的是，我看到的却是此前汕尾东洲村农民遭受到无辜的杀戮，而事后惨案的制造者竟得不到应有的法律惩处，我还看到那些为自身权利受到政府部门的侵害而被迫从事合法维权的农民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而您竟未能责令地方当局采取切实措施加以纠正。尤其是这一次，我又眼睁睁地看着地方当局把一纸所谓“刑事拘留通知书”交到陈光诚妻子袁伟静女士和他母亲王金香的手里。面对如此乖谬的倒行逆施，我不得不向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您作为国务院的总理，对今天发生在陈光诚身上的这件事情还究竟要不要分一个是非！难道您面对地方政府的为非作歹竟能如此心安理得！难道您不返身自问：自己作为一个国家的总理，究竟尽到了应尽职责没有？您不会不知道，陈光诚是同您一起列入《时代周刊》百人名单的一个，难道您忍心眼看着站在你身旁的盲人陈光诚遭受如此非人的虐待！怎样正确对待民间的维权抗争，是您行使政府权力的题中应有之义。您不会不知道，如果不能妥善处理维权抗争中官民冲突，将会给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带来什么样的恶果。在今年的两代会期间，我们“天安门母亲”群体曾向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领导人发出过如下呼吁：

“请你们本着人类良知，信守诺言，善待一切被无辜剥夺了合法权利而求告无门的弱势民众；

请你们本着法治的原则，尊重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以协商、对话的方式公正、合理地解决民间维权行动中发生的官民冲突；

请你们拿出勇气和决断，在全国范围内立即制止旨在压制民权的各种暴行，铲除残民以逞的黑恶势力，以挽回已经出现的危局。”

俗话说：“官逼民反”。今天的老百姓是讲道理的，不逼到无路可走他们是断然不会起来反抗的。何况，所谓“反抗”，也大多是理性和克制的。政府面对民众的维权抗争，首先应该检讨的，是自己是否存在侵权、失职行为，而不是民众的抗议。如果对这样的抗议实施镇压，那就站到了民众的对立面。

如今，地方政府对民众维权抗争的压制和镇压，已到了无法无天、丧心病狂的地步。这方面的恶性事件几乎天天有所听闻，对陈光诚的长达近9个月的持续的迫害，直至6月11日对其实施“刑事拘留”，不过是无数恶性案例中的一个。我认为，中央政府对存在于这个方面的问题，已到了必须从根本上着手解决的时候了。

就陈光诚事件这个个案来说，我要求中央政府派出专门的调查人员，对临沂地方政府在处理这个案子上的违法行为进行公开、公正的调查，对有关的违法人员进行严肃的处理，立即还无辜被拘留的陈光诚以人身自由。对于因陈光诚受迫害事件引发的官民冲突，政府应本着平息事态的原则，与民意代表进行有诚意的协商、对话，避免事态的扩大，力求达成双方满意的结果。

最后，我要向受害者家属王金香女士和袁伟静女士表示由衷的同情和声援。我们都是母亲和妻子，都希望有一个免受恐惧及灾祸的家。十七年前，我失去了心爱的儿子，从我自己的历经，我完全能体会你们今天经受的痛苦和焦虑。我希望我的这些文字，能减轻你们些许精神上的重压，也能得到些许的安慰。

                                                                         2006-6-15 

   6月3日，几个朋友决定从北大南门走到天安门，重温一下昔日的步伐。只不过，这是他们的重温，却是我的初度，在我就读的那个滨号小城，不可能有这么长的游行距离。没想到的是，20公里的路程，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累，同样没想到的是，4个多小时的路途，并没有那么沉重和悲痛，走走停停间，所谈到和想到的，大多已经是现在与未来，而不是过去。
   
   下午，我们几个就坐在当年他们曾经绝食过的地方，看着来来去去的人群，无视身边不时走过的安全人员，毫无顾忌地谈论着，他们不断地感慨，说是再也找不到当时的感觉了。是的，太长的时间，由青年而中年，当时的感觉确实很难再度寻觅。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的广场，突然提前一小时开始清场，聚集在历史博物馆西门的也就我们这一小群人，和十几个玩轮滑的少年，这时候，看着那根黄色的隔离线，我突然觉得：从十七年前由冲锋枪拉开的距离，到如今一根小小的细绳，我们已经走过了一条多么漫长的路，如今，我们要做的，不过是用更多的耐心和勇气，彻底去掉这一根只需一根手指就可以扯断的细绳。
   
   十七年前的今天开始，暴力就如同一片乌云，始终笼罩着我们的头上，逼迫我们沉默不语。但总有不畏的勇士，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对之表示蔑视和挑战。我想起前段时间刚见到的陈晏彬，他在暴力依旧残酷的时代，开始用自己15年的青春，与之对抗；我也想起来赵昕、康遇春、李海这样的朋友，从来没有间断过努力和追求，还有江棋生、黄琦，他们扛起了89一代人对难属的道义责任。。。。。。我也想起来这十七年来的无数次场合，在一场一场的对话中，在一次一次的聚会上，我都看见和听到无数曾经经历这一事件的人们对记忆和立场的坚守，这些话语虽然没有形诸文字，却弥漫在这片土地上——或慷慨、或悲切，共同为我们这个民族保留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回忆，和永远不会忘却的立场。正是所有的勇士的努力和所有普通人的坚持，让这一个日子没有被遗忘，更为重要的是，正是这所有的努力的坚持，让执政当局不得不承认，这是暴力所无法永久压迫的地火，这是暴力所无法篡改的历史，于是，他们只能放弃暴乱的污蔑，代以风波这样的饰词，他们也只能收起冲锋枪，派上巡逻车，今天，他们也只能在虚有其表的专政威慑下，用一根隔离绳，展现出自己无法掩盖的道义亏欠。
   
   岁月的流逝，让真相更加清晰，也让对错更加昭然。同时也让责任取代了悲愤，让爱心冲淡了仇恨。这么多年来，无论是天安门母亲，还是曾经的当事人，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寻求真相与和解，力图在和平的坚持中找回正义的立场。只可惜，这一高尚得无以复加的立场，没有得到任何善意的回应，被权力迷乱的执政者，依旧在躲闪正义的诘问，并不时搬弄出日益受到蔑视的专政工具，试图螳臂当车。于是，民族的伤痕依旧在岁月中隐隐作痛，而在因社会发展而利益分化冲突日益严重的今天，这样的拖延所带来的裂痕和创痛，就如定时炸弹一样，潜伏在我们的身旁。
   
   在当前，我看不到权力当局有任何幡然悔悟的迹象，我以为，继续努力唤醒权力者的良知固然不应放弃，但是，更要看到，权力早就失去了裁判的资格，所谓平反这一说辞本身就值得质疑，而在另一个方面，让执政当局谢罪之类的要求，也是严重违背现实的。或许这就是今天的难题：高尚的呼吁得不到权力者的回应，被压制的民间又没有足够的力量来逼迫执政当局为历史负责，而如此拖延下去，为此付出代价的却可能是整个民族。
   
   我以为，对历史的重新评价，乃是属于全民族的权利，因此，对平反或重新评价的呼吁，应该面对全民族而不仅仅是执政当局，同样，抚平六四伤痕的义务，也应该由全民族来加以承担，无论是对难属的抚恤，还是对伤者的补偿，也都可以由全民族共同来承担。而作为当事人，我们尤其应当首先站出来，承担这一权利和义务。因此，我建议并愿意和大家一道，承担这样的责任：我们应当公开地寻求以民间为主体，对六四加以重新评价，在充分交流和讨论的基础上，让六四真相为全民族所了解，让六四的意义为全民族所领会；我们也应当公开寻求以民间为主体，担负起对六四难属和伤残者的抚慰和补偿责任。为此，我们可以以公开举行讨论，开设募捐帐号等方式，走出一条由民间为主体的重新评价六四、抚平六四伤痕的新路，而我也相信，这样公开、和平和善意的行动，将有助于执政当局明白六四之于全民族未来命运的意义，为实现最终的民族和解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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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阳小青

笔名 阳洋、石言、布衣

性别 男

出生日期 1969年9月4日

出生地点 湖南省隆回县

居住地点 湖南省长沙市

教育程度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研究生

职业     北京中国产经新闻报社记者

笔会会员 否

拘捕日期 2006年1月22日拘留，2月24日逮捕

拘捕机构 湖南省隆回县公安局

拘捕原因 受报社派遣到湖南省隆回县调查中共县委书记杨建新侵吞国有资产，在报纸上发表揭露隆回县腐败问题的文章

罪名     敲诈勒索

审判日期 2006年6月15日

审判机构 湖南省隆回县法院

刑期     1年有期徒刑

辩护人   北京京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星水

关押地点 湖南省隆回县公安局看守所

狱中情况 被拘留后患乙型肝炎

出狱时间 不明

家属联系 妻：龚杰，电话：0086-13973177340，QQ:50324548，E-mail:[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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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现状 因证据不足，湖南省隆回县人民检察院将此案退回到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参考资料 http://blog.sohu.com/members/gongjie520/
http://guduyan.bloghome.cn/posts/17862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6/04/03/yangxiaoqing/
http://www.cpj.org/news/2006/asia/china04apr06na.html (??)
http://www.rsf.org/article.php3?id_article=16952 (??)
http://www.ifj.org/default.asp?index=3828&Language=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