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什么叫大国？
光是从土地和人民来看，中国老早就是大国了。那个俄罗斯土地也很大。美国原来土地不大，十三个州，三百六十万人。英国原来也不大，是个岛国，人口也不算多。究竟标准在哪里？在我看来，所谓大国，不是以领土的大小和人口的多少为标准的，它应该是这么几方面，一个是它的制度，有没有一个自我更新能力很强的制度，这个是最根本的。第二个是当时经济发展水平是不是居于世界的前列。第三个是生活水平，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是不是也是富裕的。第四个，即使是世界上很富裕的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上没有影响，那也很难称为大国。这是今晚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究竟这个大国兴衰的关键在哪里？
我认为最好的概括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亚马蒂亚•森，说过的一句话：“扩展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它的主要手段”。这句话十分精辟，将一个国家的兴衰的秘密都说清楚了。
刚才我说过，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严复打破了十多年的沉默，写了五篇文章，震动了中国的知识阶层。里面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学习西方那么久，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学，学了三十年，到1894年甲午战争的时候，被中国人素来看不起的小国日本打得落花流水？原因在哪里？他就说了十三个字，“身贵自由，国贵自主”；一个国家的兴衰关键在“自由不自由”。一百年后，亚马蒂亚•森讲的是同样的观点，这就值得我们认真地思考了。
我们用世界历史的经验看一看。远的不讲，看一看十七世纪以来三个大国的情况吧。1640年英国革命，这个是一个国家。就在那个时候，1644年满族入主中原，建立了大清帝国。它的版图是一千二百万平方公里，是中国历史上除掉元代以外的最大的。还有一个是俄罗斯，十七世纪八十年代，彼得大帝开始执政，励精图治，一直到十八世纪初，结果将一个国际上影响不大，版图也不是特别大的一个国家，建成一个俄罗斯帝国。这三个国家的兴衰，蕴藏着历史的秘密。
先讲没有真正成为大国的两个国家的历史经验。
首先讲俄罗斯。彼得大帝励精图治，为什么后来没有成为真正的世界一流国家呢？关键的原因是什么？彼得大帝建立的是开明专制，他要把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上。俄罗斯十世纪的时候引进东正教，本来教会可以成为一种牵制专制的力量，但是彼得大帝将东正教的权力剥夺了。他把任命牧首??东正教的头的权力拿到自己手上，把东正教变成皇权的侍从，为维护皇权服务的一个机构。于是，在俄罗斯，没有什么力量牵制朝廷，沙皇可以为所欲为。在这样的状况下，国家没有民主，人民没有自由，它兴盛不起来。虽然它的某一些方面很发达，十八世纪就创建了俄罗斯科学院，创建了莫斯科大学，给世界贡献了元素周期表等重大的学术成果，但是没有真正成为一个世界大国。因为它是一个专制的国家，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无法充分发挥。
再回过头来看大清帝国。17、18世纪中国有一个机会，吸收全人类的思想文化。利玛窦1882年到澳门，然后进入内地。1601年到达北京，在北京工作十年，1610年逝世。他在这个阶段带领西方的传教士，在中国传播了很多先进经验，先进的学术文化，包括《几何原本》都翻译了相当大的一个部分。将中国的天文、历算、日历都改革了。但是明末清初的时候，西方学术、文化的传播一再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决抵制，掀起一次又一次风浪。说这些外国人来到中国不怀好心，是想颠覆我们中国的，制造了几次大事件。到了康熙皇帝执政年代，他做出一个决定，所有来到中国的外国人，除掉留下少数所谓技艺人，即有技术的人可以留下来为我皇帝服务以外，其他人统统送出去。而且留在中国的那些人，可以信教，但是不准传教，也不准回国。这样就将中国和世界文化联系的渠道截断了。那个时候，西方的传教士有过一个计划，将六千本西方的著作翻译过来。那些书已经运到北京，但是这个计划中断了。以后康熙的后人信守祖宗立下来的规矩，一直不肯打开国门，就把国家的生机给掐断了。
他们以为这样就能保持中国优良传统。其实那个传统就是皇权的专制。
中国传统文化应该分作两个部分：一个是非制度性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里面有很多瑰宝。另一部分是制度方面的，基本架构是以三纲为骨干的。整个中华法系就是建立在这个架构基础上。在这样的制度下，个人的自由是受到压制的。压制到怎么个程度呢？一个家庭里面，只要父母、祖父母在，是不准分家的，分家是犯法的，要坐牢的。十九世纪输入中国最大宗的商品，除了鸦片就是纺织品。那些民间的资本要发展，看准这是赚钱的好机会，就要办纺织厂，但是不行。八十年代李鸿章提出来要办纺织厂，就在上海筹办。他就申请朝廷批准，他说我办这个厂要求专利。所谓专利，不是他发明了什么东西，而是说我办了以后，谁也不准再办，卡死了。官僚垄断，经济当然发展不起来。中国为什么穷，为什么经济不发达，不能成为大国，首先由于没有经济自由。
那英国呢，它从1215年颁布《大宪章》开始，一直下来就探索实行议会制度，实行法治制度那样一个道路。最初很不完善，但是经过几百年的探索，它慢慢慢慢完善了。同时它有封建制度，那些封建主对国王的权力是牵制的，再加上教会的牵制，所以有什么事，它不能不开会讨论，民主制度就从贵族民主慢慢发展下来，经过几百年的努力，终于到二十世纪变成大众民主。法治制度也是不断地探索，不断完善，后来慢慢上升为一个世界一流国家。
不同文化传统带来不同的结果。所以这一条是不能含糊的：大国兴衰关键就在自由不自由。
再来看苏联的历史经验。苏联七十一年，表面上很发达，但是最后垮下来了，真相大白于天下，不过是纸老虎！原因很简单，就是它剥夺了老百姓的自由。自由的基础是财产权，在苏联这个财产权是剥夺了的；同时公民的各种自由是需要有政权保证的，需要有法治的保证。苏联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制度。
大清帝国同样没有这样的制度。大清帝国承认私有制，但是他没有从法治方面去保证你这个财产是可以充分利用的，你这个自由可以充分发挥的，不行！不准你办企业，那你这个自由就等于剥夺了一半。其他自由更不用说了，法律也不保障这些自由，就变为官僚说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清代的贪污是非常突出的。这是第二个问题。
我想讲的最后一个问题，究竟妨碍中国上升成为一流的大国，世界最发达的一个大国，障碍在哪里？我想有三个障碍：
一个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清代为什么会一再出错呢？它不好好去学习西方，学点皮毛。它那个指导思想就是所谓中体西用。就是中国的道德文化是世界最好的，这个不能动。那我们只要学西方的科学技术，整个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什么都不用变。结果呢，完了，不能兴盛。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国的“洋务运动”，都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步的。但是日本，它在制度方面学西方，迈出了比较大的步伐。学了西方的教育制度，从小学开始到大学全套搬过来，请外国教师，建立西方式的教育，一下子培养一大批人。中国不行，中国一直拖延到1905年才废除科举，捧着那几本《四书》《五经》在那里拼命念。我不知道现在这些人，要提倡读经有没有认真总结历史经验，那个《四书》《五经》将中国害惨了。那种鼓动民族主义情绪，动不动就说要跟外国对抗，不要学习外国的人，其实是对国家不负责任的。要么就是无知、是愚蠢，要么就是别有用心。这是第一个危险。
第二个危险是什么呢？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是什么东西？抽象地讲劳苦大众或平民的利益，空想的利益，常常是利用平民的偏见。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俄鼓吹无产阶级应该掌握一切，工农兵应该掌握政权，一切应该公有。这些思想影响到中国，包括蔡元培在内都高呼劳工神圣。
应该关心工农，但是很多所谓关心工农，其实是民粹主义的想法。一些人提出来，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平均的社会，很多人都愿意接受。这个从道德的制高点上说得头头是道，但是按照经济发展来看，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道路。我们要敢于面对现实，一方面要维护低层劳动者的基本福利；另外一方面，要扎扎实实按照市场的法则来发展经济，将农业也变为产业，也变为商品，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够根本摆脱贫困。北京大学一位著名经济学教授周其仁先生，他有一个观点，我认为很值得注意。他说，不要再在资本家和劳动者剥削与被剥削对立关系上去考虑问题，其实人人都有资本，有掌握资金的资本家，也有人力资本家。每个成年人都是人力资本家。你这个人力，究竟值多少钱，要通过市场来检验。提出这个概念，我认为是很值得注意。它鼓励中国人应该提高自己的素质，敢于在自由的市场经济里面表现自己的才能。只有人人都能够表现自己才能，整个经济才有活力，国家才能够发展起来。
第三个危险是极端思潮。要反对极端。现在我们所有历史书一讲起辛亥革命前的历史，就有一场革命与改良的大辩论。里面所说的内容，都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是正确的，批判了以梁启超他们为代表的改良派的错误观点。现在回过头来看，其实正确的是那些改良派。比如革命派提出来应该实行土地国有，行吗？有人试过，苏联试过，土地国有，搞集体化，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八百万苏联农民饿死。中国比苏联更彻底，搞人民公社。好了，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下来，多少人饿死呢？各种估计从2000多万到4000、5000万，这个就很极端了。你说是谁正确？新文化运动讲得很清楚，中国应该保障公民的自由，实行民主、宪政，提倡理性。但是国民党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就不赞成这一套。打倒列强，打倒军阀，是它的两个口号。但军阀打倒了，中国还是没有自由。得到的是什么呢？蒋介石国民党的独裁专制；教育方面是党化教育，搞得一塌糊涂。
那么一些极端的东西，我们不应该再重复了。光靠革命暴力的手段不解决问题，正确的道路是将目光紧紧盯住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的制度。将制度的建设，制度的改造放在首位；而且这个目标是逐步实现的。不能指望一下子就能够达到这些目标，但是，一步一步走过来，就能实现这个目标。年轻人要学会理性地看问题，不要走极端，这个是我的忠告。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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