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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6月5日狱委讯】大纪元记者林慧心采访报导/6月4日凌晨2：00从济南市山大路派出所回家的孙文广教授，在6月4日早晨10：00又被警察从家中带到该派出所传讯，下午15：30左右回到家中。  山东大学孙文广教授曾向外界宣布，在6月4日到天安门广场，用行动来纪念“6.4”17周年。他于3日早晨登上了从济南发往北京的火车，随后遭到扣押，到北京后被山大路派出所王所长和历城公安局警察从北京开车押回山大路派出所。  据孙夫人讲述：孙文广教授是6月4日凌晨2：00被山大路派出所的警察送回家的，因为年世已高，72岁了，人显得有点疲惫，但是精神还好。  4日早晨，孙教授出去买点心和牛奶，10：00左右在楼下看到从北京押他回来的警察，后被警察带到派出所去问讯。  记者拨通山大派出所王所长的电话，问及此事时，他否认扣押孙文广教授。  下午已回到家的孙文广教授接受了大纪元记者的采访。  孙文广教授说：“这一次绑架时间是从6月3日上午11：00到6月4日凌晨2:00,又从6月4日的早晨10：00到下午的15：30左右。”  孙文广教授透露：这次绑架他，警方出示的传唤证上的内容是：“利用邪教，宣传迷信，扰乱社会秩序”；  在6月3日晚上24：00，他们从北京回到山大路派出所，他们问孙教授为什么去北京，并拿出几份关于我对法轮功评论的一些文章，比如说，其中的一篇题为《致死众多的法轮功学员—-必须查究》，他们问是不是我写的。  “6月4日的早晨10：00到下午15：30左右，在这期间传讯时，他们又拿出我在大纪元网站上发表的文章《孙文广：赞王文怡呼唤人性—-兼论法轮功》、《孙文广致胡温公开信：火速调查苏家屯》等文章问是不是我写的？为什么要写这些文章？”  孙教授说到：“这次我被他们从北京押回济南，他们说是法轮功问题了。”  孙文广教授表示：实际上这些文章都是他在几个月前写的，“却在6月3日这一天拿出来传讯。”  “我觉得主要原因就是不让我到天安门广场去造成影响，但是他们又不好明说，整个的谈话的过程中他们根本不提六四和天安门广场，其实，最近我连续写了好几篇关于六四的文章，比如说《六四我要到天安门广场去朝圣》这是非常明显的，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实际上，藉此来传讯我是为了阻止我去天安门广场。”  孙教授透露：在这两天，他不断地收到各地发来的手机短讯，其中有一位桂林退休的教师，发了一首诗给他，其内容是：  闻孙教授六四广场朝圣受阻，即刻即就小诗已表示慰问、敬意。  好事多磨古今同， 广场朝圣又成空， 文坛一派稀疏景， 孙公独自傲苍穹。  孙教授认为，今年在六四期间，中共对纪念六四非常的敏感，用各种方法去打压纪念六四的人。甚至全国的报纸刊物和国内的网站局对禁止讨论这件事。  但是，孙教授分析：在大陆的民间，即使观点有一点差别的，也都认为六四对学生开枪镇压是不对的。中共今年用各种方法打压软禁甚至绑架这些公开表示悼念的人。但是，“我想纪念六四的人，在明年，后年去天安门的人也会越来越多的。一是六四镇压将近20周年了；另一个原因是2008年就要在北京召开奥运会，那么中共迫于世界各国的压力，也许他们不敢过分的打压前去悼念的人们。”  胡佳对此表示，去年六四时，他从5月23日就被软禁在自己家中，只是想在6月3日晚上在自己家中的阳台上点一根常明的小蜡烛，都不被允许，“被认为是扰乱社会秩序”。  “像孙教授这样一位大学的教授，专程从外地赶赴天安门悼念六四，中共会担心明年效仿孙教授去天安门的人会更多。由于孙教授他本人是高校系统的，特别是对于高校的学生，高校的教职员工都是一个示范，那么中共绝对不会让他的的行动付诸实现的。”  孙文广也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网络作家，5月26日山大派出所以“检查”为名抄走了他的两台电脑，至今未还。

【2006年6月5日狱委讯】VOA/对前纽约时报北京办事处研究员赵岩的审判预期6月8号开始。赵岩被中国政府指控犯有泄露国家机密以及较轻的诈欺罪。人权观察星期五表示，中国政府必须确保对赵岩的审判是公开和公正的。 赵岩的辩护律师莫少平接受中文部记者采访时证实了开庭时间，但是莫少平说，确实的开庭时间还要以法院正式通知律师的时间为准。 赵岩纽约时报在一篇文章中准确预测了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即将放弃军方领导人的职务后，于2004年9月17号被中国当局逮捕，理由是他泄露了国家机密，并被指控犯有诈欺行为，赵岩始终否认这些指控。在赵岩被关押的将近21个月的时间里他没有得到任何出庭的机会。中国领导人胡锦涛访美前，中国政府于3月17号撤销了对赵岩的指控，但是后来又在没有解释的情况下重新起诉赵岩。 美国政府呼吁释放赵岩 赵岩的案件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美国政府曾经游说中国释放赵岩，人权观察以及总部设在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组织也展开了让赵岩获释的努力。人权观察亚洲部的副主任罗伯逊说，如果中国当局对重新起诉赵岩的指控有充份信心就应该让审判公开进行。 赵岩的辩护律师莫少平说，赵岩的家属以及纽约时报非常不希望外界把关注的重点放在赵岩的辩护律师小组名单上。莫少平说，这样会模糊审判的焦点，因为整个案件的重心还是在于赵岩是有罪还是无罪。莫少平表示，辩护律师小组将要求对政府提出的证据进行核查，而且还会要求传唤证人，其中包括纽约时报北京办事处的主任出庭作证。

   5月29日被深圳宝安区民治派出所以“涉嫌诽谤”罪名传唤的经过，几位深圳的朋友都有报道，我不再赘述。最近几天，颠沛流离，无暇上网。在自己的祖国四处流亡，我很悲凉。六四的足迹，在我脚下延伸了十七年，一直到今天。到我有必要把昨天的真相告诉外界。
   
   4月26日，离开休养近半年时间的甘肃时，我象十多年内，数次离家一样：治疗好伤口，重返战场。我的梦境依然清晰，就象我新长的头发。在老家近半年的日子，我过得非常平静–读书，上网。27日，成都。一位在广州美院进修的深圳朋友，突然告诉我，深圳南山公安分局要她立刻返回深圳接受调查。她非常紧张，不知道如何应对。我告诉她，怎么跟我交往的，可以原原本本告诉警察，有什么好紧张的。我的手机一直被监听，我与她的私房话，全被记录下了。既然无法躲开，我索性公开，包括跟女性朋友的短信。五一长假，我转往昆明看望朋友。我内心恐惧深圳，但又想试探深圳对待异议人士的底线。深圳公安早让朋友转告我，深圳不欢迎我，找个老婆赶快成家吧。所有了解真相的朋友，异口同声，反对我去深圳。我非常犹疑。家人传来信息，我离家没几天，庆阳市警察去我家，声称我的护照条码由于制作过程出现技术故障，使得条码与国际惯例没有接轨，要我寄回家重新办理。护照办理已有半年时间；两个年轻警察专程上门通知。这样长的时间，这样良好的服务，对人民警察来说，太反常了，我受宠若惊，心生疑津。我主动致电庆阳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陈姓女科长问明我的姓名，坚称同批人的护照都有同样的问题……等等。一个朋友的朋友的警察朋友也说护照绝无问题。明眼人一看这是个圈套，无非想没收我的护照罢了。
   
   5月27深夜，完全是车次巧合，我悄然返回深圳。我承认自己内心隐藏着深深的恐惧，我不清楚恐怖来自何方，何时，何地，何人。恐惧是可以传染的。从周围人的眼神、言行流露出来。十多年来，四次牢狱经历，让我无法消除恐惧这个恶魔的折磨。还有，因为我，深圳警方不断骚扰朋友及他们的家人，我很歉疚。我知道，尽管一切都不是我的过错。我迎着恐惧走进黑暗。我们本来就在黑暗中生活。
   
   5月29日在警方的要求下，我签署了一份“承诺书”。保证在6月1日午夜12时前离开深圳，返回原籍。我知道现政府没有游戏规则，即使自己制定的规则（包括法律），也出尔反尔。我被传唤7个小时，获得自由。比我和朋友设想的结果要好得多。最后一天上午，福田分局南园派出所张警官电话催问我买好车票没有，他要送我去车站。我答还有事务没有处理完，具体时间难以确定。随后致电深圳市公安局一处赖警官，表明我的立场：迫使我离开深圳是侵犯公民权利的违法行为；市局安排两年前抓捕我、并称我“诽谤”的对象–张警官，参与讯问，是在滥用司法权力，纵容公权私用，打击报复。张警官在传唤时应该回避，如果有证据证明我诽谤了他，可直接在法院起诉我。赖辩称不是市局安排张警官到传唤现场（但在茶馆奉命带走我的民治派出所林警官当时说，是奉市局一处之命传唤我调查一件案子。如果不是市局安排，张警官一个小警察怎么能够从福田区很快来到宝安区参与讯问？），如果我有看法可以投诉，云云。
   
   下午，我直接与深圳市收教所管理科副科长所戴敦仁取得联系。要求取回释放时扣押的书籍、通信录和日记。戴说自己在深圳警校培训，会安排其他人见我，并归还物品。他先后三次回电话。特别热情，嘘寒问暖，竟然问起我父亲身体好吗……但我到收教所仅十多分钟，正与副队长邓胜贵争辩收教所无权扣押我的私人物品时。突然，张警官等人驾车呼啸而至，出现在我面前。他们面带得意之色。原来，戴敦仁一边欺骗我去收教所，一边通知了市局。我空手而返。张等两个便衣警察说陪我去办事，直到送我上车离开深圳。
   
   我对两个便衣说：陪着我，你们很辛苦，我也很累。我跟你无怨无仇，我能够理解你们的工作（但不意味着原谅），即使你公器私用整治过我，我跟你个人没有过节。张说：刘水你坐牢一年半，我没有睡过一个好觉（我在行政复议中提到他抓捕时罚站、诱供我，纵容警察脚踹我；放掉主犯吴伟如和发廊老板）；你说的还算是有良心的话。车到华强北路，我说要修理手机，跟朋友一起吃晚饭。我邀两个便衣一起吃饭。张说我陪你去，你去哪里我们跟那里，你吃饭，我坐旁边看着。跟朋友约错了地方，从振华路一直走到深南路的“名典咖啡”。我走路向来很快，大步在前，汗水淋漓。俩便衣紧随不舍。张警官时不时紧走几步赶上我，搭几句话。我买水喝，要给他俩买两瓶，张说有水，放在车上。
   
   我蓦然心生怜意。在警察工作岗位，他们尽心尽职，但越这样，害的人越多；在家庭里他们也许都是称职的父亲和儿子。但独裁制度又让他们多了一副枉法面孔和恶毒行为。独裁制度扭曲异化了多少中国人啊。坏制度让他们成为历史的罪人。穿越地道，又返回华强北茂业大厦对面的“绿荫阁”，才见到朋友。两个便衣坐在十米开外的石凳上歇息。便衣小李掏出手机，试图偷拍我和朋友照片，被张伸手拦住了。聊了几句，我告诉朋友身边有两个便衣特务。朋友带我快步进入手机市场，里面全是小摊位，人山人海。三拐两绕，来到一排修理部的一个档口。我回头没有望见便衣的影子。无意间，俩便衣被我甩掉了。手机电池卸掉，被拿去修理。我跟朋友站在档口聊天。
   
   当晚十时多，我摇摇晃晃回到栖身处。突然才想起去广州没有车可乘了。我躺在床上想，即使警察找上门，我坐警车也愿意离开深圳，尽管有许多事情还没有来得及处理……我终究被迫离开了生活、工作了9年的深圳。这里有爱有恨，这里有苦难欢乐。跟我9年前踏上深圳时一样，拎着两件行李，独自上路。不同的是，脸上和头发飘舞着岁月的尘埃。深圳让我实践了全新的视野、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夙愿。我也了却了即使深圳警察第五次把我送进监牢，我也要探究深圳司法黑暗的底部，跟自己命运赌一把的心结。制度之黑，无边无际。人心之黑，终有亮点,深圳，我没有敌人；中国，我们没有敌人，只有持不同政见者。我满怀悲愤，那么孤单、无力和脆弱，象所有中国大陆的持不同政见者一样–陪着兴盛的专制制度慢慢老去。个人跟独裁制度的对抗，不是全无价值和无意义的。至少现在，在非法执政的中共头脑身上，看不到跟持不同政见者和解的一丝苗头。我揭露了黑暗，我诅咒了中共，数次被莫须有定罪，关进黑牢。但是，谁也没有征服谁。我仍然活着，依然会坚守自己为言论自由呐喊的信念。这就有生命的质感和乐趣。
   
   以流亡的姿态，在黑暗的前夜，擦亮六四–死去的、苟活的、奋争的、失踪的、流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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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我离开深圳两天了，张警官打电话仍然追问我的行踪。
   
   真相并不重要，关键人们是如何记忆的。
   
   2006年6月3日 离开广东前夜

我是被“6．4”唤醒的。在此这前，我只对庄子和诗歌感兴趣。
“6．4”枪声轰然响起，政治的污浊黑暗和中共面目的狰狞直逼到我
的眼前来，让我再也无法逃避，无法视而不见。在和平年代出动军队
对和平抗议大学生和平民进行血腥镇压并造成如此大规模伤亡，这种
空前的暴行，民国段琪瑞和东汉桓、灵帝地下有知，一定自叹弗如！

我是被“6．4”唤醒的。一种深深的耻辱感让我在县团委度日如年，
本来就不合我脾性的那种炒炒报刊剩饭、写写八股文章的生涯，而今
显得特别丑陋卑贱。不久，共青团县委少了一个浑浑噩噩的小干部，
海南海府大道上多了一个彷徨无依、忧伤莫名的流浪汉。我相信
“6．4”唤醒了许许多多的心灵，只不过，在强权暴力的恐吓和利益
的诱买之下，多数人选择了无奈的隐忍乃至主动的配合。（当然，对
于依然留在体制内为中共做事的大多数，我非常理解，人要吃饭家要
维持，可供选择的道路太少了。）

“6．4”参加者都是时代的先锋人物。“6．4”之后坚持各种形式的
抗争者，更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好汉，这就是胡平、杨建利、刘晓波、
袁红冰、高寒、任不寐、张伟国、薛伟、茉莉、王丹、郑义、徐水
良、徐文立、王希哲、王有才、费良勇、彭小明、刘国凯们深受我敬
仰的原因。有消息说勇挡坦克的王维林还健在，如果属实，太值得庆
贺了。期待着有关媒体进一步的核实和报道。

年年“6．4”，今又“6．4”。17年的忧伤太沉重，17年的沉重压在
中华民族的胸口！《希望之声》夏语冰来电希望我写一首“6．4”的
祭诗，我说，“6．4”这个题材，须自由长诗才有容纳和表达的可
能，小诗和旧体诗很难胜任，那要有纳须弥于芥子的手段呀。夜深
沉，眼前有血，心底有痛，笔下无诗。且将““6．4””13周年时写
的两首旧作附录于此，诗不好，聊以抒愤耳。诗曰：

　　其一

　　万愤与谁论？风高白日昏。
　　填波精卫梦，啼国杜鹃魂。
　　正气逊邪气，泪痕杂血痕。
　　闭门开烈酒，旧事且重温！

　　其二

　　长安不见日，奋起少年雄。
　　反暴情怀激，驱迷泪血红。
　　苍天降大罪，青史记奇功。
　　草莽星星火，遥祈万里风。

　　　　　　　　　我该如何是好
　　　　　　　　　在这冰凉透骨的夏天，我又回来
　　　　　　　　　空无一人的广场

　　　　　　　　　你们热闹着先走了
　　　　　　　　　我与许多落荒而逃的独行者
　　　　　　　　　升起了空白的国旗
　　　　　　　　　为了17年前你们高挺过的身躯

　　　　　　　　　其实，我拒绝听他们谈起
　　　　　　　　　一辆辆坦克向你们开过来了

　　　　　　　　　我如此畏惧目睹鲜血
　　　　　　　　　可是，一个孩子脖子上的红领巾沾满了
　　　　　　　　　你们伟人一般挥别自己
　　　　　　　　　黑暗的牢狱，住在中南海里的每一位神
　　　　　　　　　都成了天安门的罪人

　　　　　　　　　他们，永远微笑着撒谎
　　　　　　　　　他们的微笑代表一面国旗
　　　　　　　　　上面雕刻着镰刀、铁锤
　　　　　　　　　和17年前被杀死的一捆稻草
　　　　　　　　　我啊
　　　　　　　　　如此恐惧看人们列出你们的名字
　　　　　　　　　抵挡坦克的瘦小身体

　　　　　　　　　你们在黎明的北京城倒下了
　　　　　　　　　六月四日
　　　　　　　　　连空中的飞鸟也听见了
　　　　　　　　　“誓死保卫中南海”士兵的吼叫

　　　　　　　　　街道上遍地的血迹从此
　　　　　　　　　腾出神圣的位置，为一个虚弱的国度

　　　　　　　　　我们眼里的忧愁被军人枪杀了
　　　　　　　　　无论多少个阴郁的雨天
　　　　　　　　　他们还是用谎言歌颂你们的死
　　　　　　　　　他们企图清洗你们

　　　　　　　　　今天，我独自一人心疼
　　　　　　　　　我不想呼唤英雄
　　　　　　　　　我也不是被吓倒的孩子
　　　　　　　　　六四是上帝忙碌的日子
　　　　　　　　　他没让你们重新选择生命

　　　　　　　　　我
　　　　　　　　　应该开着坦克载着我的诗歌回到广场吗

　　　　　　　　　我应该和他们
　　　　　　　　　你流落异乡的兄弟
　　　　　　　　　回到广场吗

　　　　　　　　　你们的灵魂，和我们
　　　　　　　　　共同跨过了冬天
　　　　　　　　　跨过苦难中国的肩膀

　　　　　　　　　我要让杀害你们的人
　　　　　　　　　给空白的国家上色
　　　　　　　　　给人民这个词语添上翅膀
　　　　　　　　　象当年见证了死亡的飞鸟有哀鸣的权利
　　　　　　　　　有祭奠的仪式
　　　　　　　　　我要让杀害你们的人

　　　　　　　　　今天，就在今天
　　　　　　　　　带来一束雪白的菊花
　　　　　　　　　和一张泣不成声的面孔

　　　　　　　　　（2006-06-02 Sand Beach）

《达芬奇密码》的主要情节——主业会（Opus　Dei）对锡安隐修会（Priory　of　Sion）长老和圣杯持有者的追杀，始于该会与梵蒂冈教廷在岗多夫堡（Castelo　Gandolfo）进行的一场秘密的交易。岗多夫堡也发生过一场与中国（科大，科学院，外交部）有关的事件。事在1983－85年间。我亲历。

背景

1983年9月9日，李淑娴和我再次到罗马。这一回住在岗多夫堡，为期三个月。岗多夫堡是教皇的夏宫，也是梵蒂冈天文台所在地。它还包括一个很大的教皇花园。我们刚到岗多夫堡时，教皇保罗二世还在夏宫避暑，直到9月18日他才返回罗马城中的梵蒂冈城。夏宫的地位很重要。如果只参观的圣彼得大教堂和梵蒂冈博物馆，而没有去岗多夫堡，就等于只参观了北京城中的故宫博物馆，而忘记了去颐和园。

岗多夫堡的格局也有几分类似颐和园，但尺度大。从罗马乘火车东南行，三十多分钟后进入Albano湖区。湖面开阔，平静无浪，类似昆明湖。但其直径有四公里。沿湖走一圈，要用四个多小时（昆明湖两小时足矣）。这里曾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划船比赛场。Albano湖由火山形成，四周有小山，以西岸的山势最美。湖与西岸山的尺度比例也恰似昆明湖与万寿山之比。山顶的最高建筑（相当于颐和园的佛香阁），就是岗多夫堡。

我们来这里是同罗马大学物理系的同行合作，与宗教无关。当然，同梵蒂冈天文台的同行也成为朋友。我有一篇文章（Astr.＆Astrophys.140，77，1984）在致谢中写道：Fang　and　Li　would　like　to　thank　Drs.G.Coyne　and　B.Stoeger　for　hospitality　during　their　stay　at　the　Specola　Vaticana.。这里Specola　Vaticana　即梵蒂冈天文台。Dr.G.Coyne　神父是梵蒂冈天文台台长。Dr.B.Stoeger是梵蒂冈天文台研究人员，宇宙学学者。二人均为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会士。

《达芬奇密码》中说，教廷的机密会议常在岗多夫堡的天文学图书馆里举行。这不是事实。我常在岗多夫堡天文学图书馆里看书。图书馆无人管理，也没有反窃听设备（比中国驻罗马大使馆的保密会议室差得多）。我有一张岗多夫堡出入证，只在有教皇的瑞士卫兵把守的地方有用，其他地方无人查验。有一次，一个当地人和我走在堡外，忽然听到从一个窗口传出声响，该人轻声对我说：“听，教皇在里面在喝酒。”可见，这里大概不是一个举行机密会议的好地方。（电影《达芬奇密码》中，机密会议一场，没有声称那是在岗多夫堡天文学图书馆。Ron　Howard怕G.Coyne找他麻烦？）

科大人倒是常在岗多夫堡举行“会议”，虽然不是机密的。当时，科大有近十个人在意大利。加之罗马常有过客，李和我在岗多夫堡的公寓，一时成了中国学生学者的一个集散地。过客当中的CCP们不介意进入教皇领地。距集散地不远，有一小院落，外挂的牌子是Departmento　di　Propaganda，已数百年了，比所有CPs的历史都长。所以，CCP中的宣传部人员，也算是到了他们的名称的源头朝圣。

岗多夫堡的望远镜

在插图版《达芬奇密码》（The　Da　Vinci　Code，Special　Illustrated　Edition）中，有一张精美的岗多夫堡照片，突出了堡顶上的两个望远镜园顶。（电影《达芬奇密码》中，堡顶出现了三个园顶。是否也是怕找麻烦，以区别于岗多夫堡？）。“密码”作者说，这两个望远镜是欧洲最先进的天文台设备之一。这证明作者只从外面看过这两个望远镜园顶，没有入内。从外面看两个园顶，光亮银白，熠熠然，象征着天主、教廷、上苍三位一体的崇高。但如进入园顶，就知道望远镜已弃置了。原因是，距罗马太近。罗马灯光造成的天空背景太亮（灯光污染），在岗多夫堡已不能做有研究价值的天文观测。

两架天文望远镜中，一台是施密特望远镜，口径一米，质量远不是欧洲天文台中最先进的。但比北京天文台的施密特望远镜（90厘米）略大。突发奇想，我建议Coyne神父把这台弃用的施密特望远镜送给中国的天文台。望远镜只能沿着纬度平移。中国有许多地方与罗马的纬度相同，不难找到没有灯光污染的地方。Coyne神父一听我的建议，竟然马上同意了。在岗多夫堡非秘密“会议”上，我的朋友们也都支持这个想法。

其实，由耶稣会士送天文望远镜到中国，是有历史的。据记载，第一架天文望远镜，即伽利略于1609年在威尼斯用来发现木卫星的望远镜，只隔了五年，1614年，就由耶稣会士J.Terrentius带进广州。所以，中国的第一台架天文望远镜应就是世界第一架天文望远镜。我向中国科学院汇报后，科学院也接受了这一计划，并计划将该望远镜放在新疆乌鲁木齐天文观测站，镜址也选定了。

1985年春，中国科学院派了五个人（我不在其中）专程去梵蒂冈天文台，讨论具体的拆卸及运送技术性事宜。经中国驻罗马使馆科技参赞的同意，双方签署了备忘录。此备忘录只涉及梵蒂岗天文台和中国科学院两方。至此一切顺利。

国际相对论天体物理中心（ICRA）

有一个困难：中国和梵蒂冈没有邦交。若涉及外事文件，如何签署？按国际惯例，这种问题，找一个第三方（third　party）作为中介就可以解决。我有这方面的一次经验。

1982年在上海召开第三次Marcel　Grossmann广义相对论大会。当时PRC与以色列无邦交，不能在以色列护照上签发PRC入境签证。另一方面，这个会议是国际组织办的，不是中国一方主办的邀请会，不能拒绝以色列学者参加。形势一度极紧张。以Steven　Weinberg（1979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为首的一批美国犹太裔物理学家公开声言，如果中国政府不发签证给以色列学者，他们将抵制会议。后来找到一个变通方法：由国际理论物理中心（ICTP）作为第三方。ICTP主任Abdus　Salam　（也在1979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签发给两位以色列学者，T.Piran　和G.Horowitz，各人一纸，作为护照。中国领事部门在该纸上正式盖章发放签证。在他们入境时，由我到上海虹桥机场去接（验明正身）。我曾是ICTP的国际理事会成员。所以，进入上海的两位虔诚的犹太教徒，原则上是虔诚的穆斯林Abdus　Salam教授的“ICTP王国”公民。

我建议用类似方法解决中国和梵蒂冈之间的望远镜转移。不难找到一个愿充任一次性“王国”的第三方。

1985年夏，罗马大学等发起成立国际相对论天体物理中心（ICRA）。后来，ICRA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一个下属。准备参加这个中心的有美国斯坦福大学物理系，美国Hubble空间望远镜研究所，梵蒂冈天文台等。我也代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天体物理中心参加ICRA.以ICRA作为转移望远镜的第三方，十分合适而且方便，即先由梵蒂冈天文台将望远镜送给ICRA，再由ICRA送给中国科学院。无涉中梵外交。

1985年6月17日，ICRA正式成立，罗马大学校长Ruberti教授，梵蒂冈天文台Coyne神父，斯坦福大学Everitt教授，空间望远镜研究所Giaconni教授以及我代表各自的单位草签了ICRA的章程。

北京的自激振荡

6月19日　意大利信使报（Messagero）报导了ICRA成立的消息，提到有罗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梵蒂冈天文台等学术机构参加。美国之音也简单地报导了这条消息。这是条学术消息。一个国际学术组织中含有中国与梵蒂冈，并不新鲜。比如，二者就都是国际天文学会（IAU）的会员国（地区）。6月20日以后，西方媒介不再提这件小事。6月21日，教皇保罗二世接见所有参加Marcel　Grossmann会议的学者。我也在其中，我也同教皇握手，照相。对此，西方媒介也没有任何报导。ICRA　是个学术机构，同IAU一样，它与中国和梵蒂冈二者之间的政治，宗教或外交没有联系。

但，北京开始自激振荡。

第一个信号发自“大参考”。6月22日和23日连续两天，“大参考”重复转载有关ICRA的消息，而且放在政治栏目中。“大参考”是一种内部报纸，它选登外国报纸和通讯社的消息，只有局级以上的干部有权订阅。“大参考”两次选登同一消息，少见。说明有人为ICRA和岗多夫堡望远镜二事而陷入自激。

果然，6月24日，中国外交部向中国科学院查询有关梵蒂冈天文台望远镜一事，并暗示这件事已经触及了中国对梵蒂冈的外交政策。本来，中国科学院清楚地知道望远镜的全部内情，他们曾派人去过岗多夫堡，签过备忘录。只要说明此事为纯学术交往，就完了。但是，在官场，凡遇到追究责任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推卸干系。所以，中国科学院立即把查询之事踢到科技大学。幸好，科大的同事有岗多夫堡非秘密“会议”的共识，支持这项活动。再则，科大根本没有参与签署备忘录。科大不理会外交部的查询。

6月27日，中国外交部再就此事查询中国驻罗马大使馆。如前所述，大使馆的科技参赞是直接经手此事的，完全知道这是一件非政治性的学术交流。但同科学院一样，想减轻干系。正好那时我正在ICTP短期访问。驻罗马大使馆找到我。我把事情的原委写了一个详尽的报告，以证明这件事根本不涉及中梵外交，就如1982上海会议不涉及中以（色列）外交关系一样。中国驻罗马大使馆接受了我的报告，没有提出异议。

到此，真相已大白，证明是一场虚惊。事情本可以结束了。但不知甚么原因，北京的自激振荡还在继续，而且，振幅愈来愈大了。

6月29日，中国驻罗马大使馆再度被查，这次来头更大。据透露，在一次CCP中央常委会上居然也提到这件事。几乎同时，7月1日，在合肥，举行CCP成立第64周年大会。在会上，我也是被表扬者之一。名字登在“安徽日报”上。表扬的事迹之一恰是“努力为科大开辟国际交往渠道”云云。我当时人在Trieste，对国内的消息全然不知。无论是北京常委会，还是合肥大会，都不知道。

7月2日我接到中国驻罗马使馆紧急通知，责令我于1985年7月3日上午必须赶到罗马。任务见面再谈。我漏夜乘火车从Trieste去罗马，3日清晨赶到大使馆。原来，十万火急的事是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教授将于当天（7月3日）从北京飞抵罗马，要我去亲迎院长。作为科学院的一个成员，迎接院长也是应尽的义务，但要我从六百公里之外的Trieste乘夜车专程赶来迎驾，未免架子大了一点。（在意大利乘夜车很累，如不是包厢，是不敢睡觉的，因小偷多。）后来才知道，迎驾一事，倒不是卢院长的主意，而是北京官方决定的，责由驻意大使馆执行。当时外交部估计，当卢院长一到罗马，必定会被记者团团围住，讯问有关梵蒂冈望远镜等事。责我在机场护驾，为院长解围。

当日下午2时，我和几个大使馆官员到达罗马达。芬奇机场，恭候院长。北京来的飞机误点，直到下午6时还没有到。我不断仔细地观察机场大厅，始终没有发现一个企图围追我院长的记者。机场气氛倒是极其紧张，警察带着警犬不断地来回巡逻。不过，他们的任务并非专为保护卢院长，而是由于前一天，7月2日，巴勒斯坦游击队袭击了候机楼中的以色列航空check－in柜台。

总之，无论在机场，或是在随后的访问活动中，根本没有一个记者有兴趣采访我院长。外交部为院长精心准备的关于梵蒂冈望远镜的答记者问，没有派上用场。

七天以后，7月10日，我陪卢嘉锡院长小游威尼斯，圣马可广场上的海风终于使我院长认识到，他不是记者或狗仔队有兴趣的对象。院长显得轻松多了，好像圣马可广场上一支逍遥的鸽子，除了不会飞以外。这时，院长告诉我，他到罗马那天，即7月3日，是星期三，正逢中国外交部两周一次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为了对付外国记者提问ICRA及梵蒂冈天文台望远镜，外交部发言人精心准备了答词。很可惜，没有一个外国记者提这个问题。实际上，外国舆论早就忘了ICRA倒底是哪几个字的缩写。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中梵外交事件。

尽管如此，当局还是决定终止执行由耶稣会转移望远镜到中国的计划。

可见，八十年代的北京当局，对耶稣会等事务的了解，似乎还比不上1614年明代的万历朝廷。以至，一架天文望远镜就会引起如此大的恐慌和自扰。对于科大参加ICRA一事，当局找不出任何错，故仍允许进行。后来，许多科大的，非科大的朋友及学生都是以ICRA作为第一站，踏入欧洲。

后记

二十年后的今天，ICRA规模更大了。Coyne神父和我依然都是它的成员。近两年（2004，2005）暑期，每年都有约十个中国天体物理学家来ICRA的新总部Pescara作学术交流，并享受亚得里亚海滨的沙滩和阳光。今年（2006）照样。李淑娴和我也每年暑期从美国来此一会众老友。有关当局似乎终于开了一点窍，不再看到有趣的自激了。

至于岗多夫堡，我后来还多次住过。不少中国同行也住过。1999年，北京天文台一对研究宇宙学的新婚夫妇（不是信徒）还在岗多夫堡度蜜月。

2005年4月2日教皇保罗二世去世。当天我给许多朋友发了一个email.大意说，我虽然不是天主教徒，但我尊重保罗二世，他是一位伟大人物。主要理由是，他对科学的态度相当开明。他为伽利略一案正式平反。主张科学研究与宗教信仰分离。他曾说“宗教和科学二者各自应保持自主……宗教不是基于科学的；科学不是宗教的延伸”（John　Paul　II：On　Science　and　Religion，1990）。所以，“异教”如CP者们也可以住进岗多夫堡，作研究，教廷不过问。这一点，在80年代的中国还没有达到。就是今天，宗教信仰应与科学研究分离，“科学不是宗教的延伸”，在许多地方，包括华盛顿D.C.，也还有许多人不完全明白。

寻找圣杯的故事，开始于达芬奇的“莫娜丽莎”和岗多夫堡的圆顶，终结于牛顿墓前的苹果——最后一个密码APPLE.无论是否作者的原意，都免不了令人想到西方文明的精华。相比之下，伽利略的天文望远镜，就是一架圣镜。可惜的是，进入中国后，圣镜就下落不明了。最后的密码在那里？

2006年5月24日，从罗马飞回Tucson途中

收到风清杨的信──《我真的愤怒了》──，我也同样感到愤怒。但
和风清杨不一样的是，我并不是对中国政府感到愤怒，而是针对这些
去悉尼歌剧院参加中共的电视台举办音乐会的华人。

在6月4日这一天，举办这样的音乐会，不会是一次偶然的巧合。就中
共对6月4日的敏感，它不可能犯这样的错误。中共敢于在6月4日这个
天安门大屠杀的日子、在澳大利亚举办ＣＣＴＶ《中华情》大型演唱
会，是它在自信地宣布它已经主宰了澳大利亚的华人社会。这是一次
公然的挑衅，是利用它已经控制的海外华人，向全世界公然地宣布：
中共的“6．4”屠杀已经被中国人彻底地遗忘了。

音乐会之所以能够举办，不是中共一方就能办成的。它派出再大、再
好的音乐团，也必须有观众。中共敢于在6月4日这个曾经充满了血
腥、暴力、杀戮的日子，举办这样的音乐会，是中共已经能够肯定，
会有大批的华人前往捧场。每一个手里拿着音乐会的入场券的人，都
是中共敢于在6月4日举办音乐会的支持者。

音乐会的观众，除了一些澳大利亚的西方人，和一些新来的华人移
民，大多数是因为“6．4”屠杀后，基于人道的理由，被澳大利亚收
留的政治难民。

6月4日的十周年时，我去了中国驻澳大利亚墨尔本的领事馆。当时到
场的不到20人，还包括几个西人和西藏人。我当时感到的不是愤怒，
而是悲哀。在“6．4”一周年时，我也参加了当时的“6．4”游行。
那时的队伍，我在中间，是前面看不见头、后面看不到尾。人们举着
标语、画像，争先恐后地留下自己参加运动的照片。人们是在支持中
国的民主运动吗？人们只是留下他们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证据。

在当时，澳大利亚是海外除了美国以外的第二大中国民主运动的中
心。为什么一夜之间就如6月的雪，融化得连一点水的痕迹都找不到
了？

答案每个在澳大利亚的华人都非常清楚，因为“6．4”的大屠杀，澳
大利亚政府已经给予在澳的华人政治庇护。拿到了澳大利亚身分的
人，没有必要再演出什么悲喜剧了。

对那些不再想介入政治、只想安静过日子的人，我不会感到愤怒，只
是感到一点淡淡的悲哀。

但今天的澳大利亚的华人社会，竟然是中共的天下，除了法轮功的一
张《大纪元》，十几分的中文免费报纸，不是屈服中共的淫威，就干
脆是中共的喉舌，文章写得比大陆的还嚣张。墨尔本居然有一家从早
上到半夜不停播音的中共电台。

台湾的政党轮替，使一些原来的国民党的反共派，不少成为拥共派。
新来的华人移民中，又有不少的既得利益者和其子女。墨尔本的华人
社会，几乎是被中共全面地占领了。今日的华人社团和侨领，也几乎
是清一色的爱国贼。有了经济作后盾的中共，统战玩得更加得心应
手。在今天的墨尔本的华人社会，让人感到透不过气来。我真的感觉
到，中共已经追到家门口了。

人们说那些因为“6．4”的血案而拿到澳大利亚身分的人，是吃了人
血馒头。我的一家也是受益于“6．4”而留在了澳大利亚。华夏中华
赤子的血，能否唤醒中国人，我现在是真的非常怀疑。至少，这些受
益于“6．4”献身者鲜血的人们，是不应该再做屠杀者的帮凶吧？

6月4日的晚上，坐在悉尼歌剧院欣赏演出的人们，你们在这音乐声
中，是否能听见，天安门母亲在为了他们逝去的儿女的哭啼的声音？
你们真的听不到了吗？

（2006-06-03；写于“6．4”17周年的前夜。墨尔本）

问：当“6．4”17周年来临之际，您有什么感想?
答：“6．4”和文革是同一片土壤的产物。17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一
　　个问题：如何改变这片土壤，使“6．4”和文革这种人类的悲剧
　　不再重演。

问：上世纪80年代当年您同赵紫阳一起，想把中国的政治引导到何
　　处？
答：中国应该享受普世文明的共同成果，和它全面接轨。经济改革是
　　为了接轨，政治改革也是为了接轨。

问：您认为一人一票实行选举的民主制度究竟是否适合中国？您能不
　　能就此作出解释？
答：按照中共中央领导人目前的观点，甚至连中共中央委员，这些
　　“先锋队”中的“先锋队”，“特殊材料”中的“特殊材料”，
　　现在也尚未具备自由选举总书记的条件。根据同一逻辑，即使
　　1,000年后或者几千年后，即使全中国老百姓的素质和对党的忠
　　诚，统统都提高到今天中共中央委员的程度，中国也仍然不配实
　　行有竞争有选择的普选制度。但是我知道，早在上世纪的40年代
　　甚至30年代，中共中央就认为蒋介石还政于民、实行普选的条件
　　早已成熟。因此，我并不象那几位领导人那样悲观。这个问题也
　　许可以这样来看：对社会来说，普选不会比腐败造成更沉重的负
　　担。 建立民主制度，不会比维持专制制度需要动用更庞大的军
　　队。大陆老百姓的智商，大概和台湾老百姓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问：您如何理解现在的中国的统治制度？中国已经不剩下什么社会主
　　义的东西了，更不要说共产主义了，是不是中国竟象一个极右的
　　独裁资本主义，而不是装扮成的社会主义？它的独特性是其他体
　　系不可比的，是吗？
答：中国并没有发明什么独特的制度，无非把专制制度发展到登峰造
　　极的程度而已。至于“社会主义”，我不认为毛泽东模式或斯大
　　林模式那种统制经济（economy controlled by the state）有
　　一丝一毫社会主义的味道。中国从来没有搞过什么社会主义，尽
　　管它曾经是中国共产党最响亮的口号。

问：执政的共产党从经济的成功当中得到了执政的合法性，许多中国
　　人说没有现在的集权主义体系就不会有经济上的成功，因为中国
　　会在民主制度下陷入动乱。您同意这种说法吗？为什么？
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和日本也出现过经济飞速崛起的奇迹，
　　并且给他们的财阀和政客带来了幸福。身临其境的德国和日本的
　　人民最清楚：当他们丢掉法西斯主义转入民主社会的时候，他们
　　的经济生活到底是“搞乱”了，还是走上正轨了。这个问题问题
　　最好请他们来回答。

问：目前中国还有没有民主派试图从体制内部改变这个制度呢？
答：毛泽东说过一句正确的话：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相信这句话
　　包含着他的丰富的经验和深刻的哲理。

问：中国不断增大的贫富差距是否会给中国的政府带来政权的不稳
　　定？
答：是的。中国的腐败，造成了基尼系数直线上升，贫富鸿沟迅速扩
　　大。这是很危险的现象，对老百姓，对统治者，对弱势群体，对
　　暴发户，对中国，对国际社会，都不是什么好消息。

问：您是否担心中国会走向极端的国家主义？
答：以“爱国主义”为名的狭隘民族主义的日益抬头是现实生活中的
　　一种客观存在，值得引起人们密切关注。

问：如果当年的天安门抗议活动再次发生，您是否认为现政府会再象
　　1989年那样采取武力镇压？
答：目前我看不到再次出现大天安门事件的迹象，但小天安门事件此
　　起彼伏，没有断过。这种事件的正式名称是民众维权事件。官方
　　的态度是软硬兼施，把维权的民众压下去，其中仍然并不排除使
　　用军队武力镇压。广东汕尾市东洲村开枪打死维权民众，就是新
　　近的又一恶例。进入90年代和21世纪以来，因为官方的侵权行为
　　愈演愈烈，民众维权行动越来越多。去年全国发生了80,000多
　　起，平均每五分钟一起，人数从数十到数百、数千不等。维护弱
　　势群体当年是共产党的宗旨。否则的话，要共产党干什么？共产
　　党是靠支持民众维权起家的。现在的中国真正进入了民众维权的
　　时代，共产党应该为之欢呼。中国社会将通过民众维权而进步，
　　而告别专制制度，而进入人类文明。──我的这些话，没有任何
　　新意，只是复述了几十年前我加入共产党时的良心和原则而已。

（2006年6月2日）

今天，17年前的今天。这个触动我们灵魂的日子，这个我们年轻时的
热情被撕碎的日子。我们纪念它，为自己，为朋友，为祖国，更为在
那一天替我们死去的人们。

我现在后悔没有在那一夜死去，没有将自己的纯真固定在那一时刻。
我后悔那一夜的枪弹没有射进我的胸膛，因为我可以将目光凝视在那
个死亡和崇高紧密相连的晚上。悲惨的是，我们没有死去。含着泪
水，抓起那血，把心灵染红。

今天，我们这些历史事件的见证者们，在不同的地方聚集，用各种形
式回顾追溯那个夜晚。我们是值得使自己骄傲的一群人，因为我们曾
经用生命和鲜血去试图实现我们的理想。尽管那时我们还年轻，尽管
那时我们还幼稚，但正是这些缺点支撑了我们的热情。而且在那以后
的日子里，我们依然没有屈服于专制和世俗的压力，以自由为代价去
争取精神的独立。

一个民族的苦难与悲痛会写在历史的书卷里，但不会永远铭刻在人们
的脸上。心里的哀痛，只会永远陪伴着那些事件的直接受害者们，他
们长久以来的悲愤无法释怀。他们将亲人的生命背负在心灵当中，他
们只有无奈地向杀人者讨回公道。然而那些杀人的人，他们依旧以国
家代表的形象，继续着他们堂而皇之的谎言。继续用残酷的手段，消
灭着任何一个敢于向强权发出抗议的人。国家已经变成了他们的私
器，手中的公权力已经成为他们营私舞弊的工具。难道不是吗？17年
前，民众们反对的“官倒”、“腐败”，非但没有根绝，反而日趋严
重。社会的道德意识，民众的道德自觉已近没有。事实不会给谎言遮
羞，却会被当权者涂抹。难道不是吗？人们在强权的恐吓下，对公理
噤若寒蝉。“恭喜”你们！当权者们，你们的恫吓和高压成功了！否
则也不会历经17年，那惊天的血案依然得不到昭雪。但你们的“成
功”是暂时的，决不会是长久的！因为公理毕竟不在你们那里，人民
也不会真正忘记！“6．4”依旧是你们的梦魇，更何况，现在令你们
感到难挨和忌讳的日子已经越来越多。你们尽可以把谎言用残酷的手
段继续延续，但你们是否相信还会延续17年！

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下，我们的精神昂然地绽放着光芒，监牢和迫害并
没有摧毁我们的意志和理想。我们虽然失去了肉体的自由，但我们的
精神却因桎梏而更显自由！理想的追求和道德的自律使我们在压抑中
发出怒吼。我们自豪！因为本能的良知战胜了肉体的痛苦。我们把信
念当作生命。因为是这个信念，支撑着我们在艰苦恶劣的环境里，承
受了无数次精神和肉体的摧残。

朋友们，还记得这些吗？这些曾经属于过我们的高贵，曾经支配着我
们行为的热情。

17年过去了，我们还有没有这样的精神可以支撑起明天的希望？我们
还有没有这样的精神可以构筑未来的理想？那残暴的枪声是否还会让
我们记忆？那死去的同胞是否还会让我们哀伤？

17年后的现在，我们的声音是那么细小且微弱。代表我们的也不再是
我们自己，而是那些死去的人。岁月蚕食着我们的年龄，生活吞噬着
我们的热情。纯粹的精神已经不是我们这个群体中涌动的主流，公而
忘私的道德已经被个性的追求盘剥得支离破碎。我们是不是应该怀念
那火光与血红交织的夜晚，我们是不是应该追忆那热情与悲痛缠绕的
青年。

为什么在监牢中我们的精神坚不可摧？为什么在恐吓下我们的胆魄所
向披靡？为什么于贫困和匮乏里我们的意志坚如钢铁？为什么于患难
和孤寂里我们的信念稳若磐石？

然而现在却有那么多不和谐的旋律？然而现在却有那么多不协调的动
作？难道我们真是只能共苦而不能同甘吗？

在今天这个日子里，在这个17年前杀戮的日子里，让我们在纪念逝者
的同时，也忘却彼此间一切龃龉，为整个民族背负起我们的使命。用
宽容履行我们正义的事业，用良知承担我们道义的责任。因为历史在
见证我们的所为，未来在等待我们去开创！

为了那些已经死去的灵魂，为了那些还在痛苦中的同胞，让我们团结
！在任何分裂我们的企图面前坚定地团结！我们不是要分裂成新的利
益集团，我们是民主桥梁的架设者！我们是民权道路的铺路石！前辈
们！朋友们！我们只有如此！因为我们的心头有死者的鲜血！因为我
们不会忘记那一夜，那血红！

得知杨天水被镇江市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十二年有期徒刑，我惊呆了：天啦，天水就为了这方块字呵。

    我的朋友杨同彦先生今年45岁，笔名杨天水。2005年12月23日被国安人员抓走，本来我们还存有一份侥幸的心理：他会逃过此劫难。并常常在心里祈祷：他不会有事的。并天真地想：2004年12月24日圣诞夜被抓，不是以“取保候审”的形式放出来了吗？不是照样没事吗？

    在此之前，我曾与李建强律师约定：嘱咐海内外的媒体少报道有关天水的消息，以此淡化人们对天水事件的“关注”，以此“感化”中共当局给予“冷处理”，现在看来，这些想法都错了，因为党妈妈蛇蝎一样的本性不是用真情可以感化的，因为当权者早已失去了人性的本质。

方块字与诏狱

    方块字只有中国独有。自从我们的祖宗创造方块文字以来，方块字就成为语言艺术与意识形态的范畴，封建帝王为了维持靠血腥与暴力夺取的政权，喜欢歌功颂德的方块字，不喜欢批评性的方块字。所以，更多时候视方块字为“谋反”的证据，于是，方块字与冤狱紧密相联，几千年的文字狱葬送了无数英杰。

    与方块字有关的文字狱莫过于明朝。一个单字或一个句子，一旦被认为诽谤当权者或讽刺政府，即构成刑责。文字的意义不在客观的解释，而在当权者主观解释。做贼、做和尚出身的朱元璋，总以为知识分子都要揭他的短，认为知识分子用文字讽刺他作过小偷的不光彩历史，对知识分子奏章中涉及“贼”的谐音而大开杀界。浙江府知识分子林元亮，奏章上有“作则垂宪”一句，被处斩！桂林府知识分子蒋质，奏章中有“建中作则”一句，处斩！河南尉氏县知识分子许元，在奏章中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的句子，朱元璋认为，“法坤”

    与“发髡”同音，讽刺他当过和尚，“藻饰”与“早失”同音，认为其意是要他“早失太平”，许元难逃斩首的厄运。中国的物质与精神文明，一直到十四世纪都比欧洲进步，但朱元璋使这种进步停止。

    几千年来，方块字不仅被当权者亵渎与滥用，而且成为打倒对手、消灭异已的佐证。清朝的玄烨、胤禛及弘历三朝皇帝时代，曾制造了数百起与文字有关的诏狱，大案要案二十二起，每一起都有数十人人头落地。中共操控的媒体歌颂最多的爱新觉罗。弘历大帝，即所谓的“乾隆盛世”，牵涉文字狱的大案十四起，无数的社会精英被送上断头台。弘历屡次浩浩荡荡游玩江南，挥金如土，民不聊生，江西抚州师级（千总）军官卢鲁生，假借宰相孙嘉滏名义，撰写劝阻弘历再南游的奏章，卢鲁生磔死，两个儿子外斩，受牵连定罪下狱的一千余人。

    中共执政以来，无数的文化精英与社会良知成为方块字的牺牲品，受方块字牵涉的人和事成千上万，不胜枚举。从反右、文化大革命到六四运动；从林昭、张志新到杜导斌、杨建利、罗永忠、郑贻春、张林、师涛等等，有的走上了中共专制的断头台，有的在中共监狱里耗费青春与生命。

    杨天水也是其中的一个。曾以“反革命罪”入狱十年的杨天水，十多年前是为方块字葬送了“前程”与青春，现在又因为方块字判罪十二年。

方块字交织的爱与恨

    杨天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应该说是天之骄子。在那个年月，他很容易被“重用”，吃上共产党员的俸禄，弄个一官半职。现在不说是权倾一方的诸候，至少是个武文弄墨的大学教授，抑或是靠耍嘴皮混饭吃的官吏：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车上车下，台上台下，吃不尽的山禽走兽，玩不绝的世间美女，妻容子贵，光宗耀祖。但是，他在当时就看透了中共的本质，就看清楚了工人农民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的真正原因，特别是1989年发生在北京的六四事件，使他如梦方醒，他不愿意同流合污，丧尽天良。这也是他人生“悲剧”所在。正如他在《狱中文选》——《成功与失败》一文中所写的那样：“因为人的立场、境界不同，故而不同的个人或群体必趋向于持各自自以为是的成败标准：有的人认为无论采取甚么下流的卑污的丧尽人格与良知的手段，只要骗到权力、捞到票子、有机会偷抢国库为自己和亲友谋福利，就算作是成功；反之，持人的尊严与良知，不肯趋炎附势，不肯向丑恶势力低头因而没有分享到贪腐势力的权位与物质利益，没有机会成为盘剥人民的特权群体一员，就算作是失败。”就因为他持有与常人不同的思想与观点，他用方块字做为武器，向专制、向黑恶势力射出见血封喉、让权贵们闻风丧胆的文字。他才在六四刚刚过去一年后被打成“反革命”，判罪坐牢十年。

    在江苏龙潭狱中，他没有沉沦，而是不停地思索，不停地写作——拼凑方块字。他写下了短篇小说集、诗歌集、文化反思集，共组成《狱中文选》，在他这些文集中，洋溢着对工人、农民等弱势群体的无限情意。《狱中文选》——“农家子女集”表达了他对中国农民那种赤诚而真挚的爱。其标题可略见一斑：《红领巾》、《米饭》、《糖果》、《学费》、《打工》、《看病》、《鞋》等。在《狱中诗选》——《我之爱》这篇长达一千八百多字的诗中，他写道：“我将爱悄送给明月/我将爱悄送给星星/可我又难忘九州他处/夜月下何处没有真情/唐古拉坡毡包灯火点点/照映多少牧羊女对情郎的思念……”；在另一首达五千一百多字的长诗《爱之夜光》中，他满腔热情记述了五千年中国文化的价值取向，他写道：“思念先哲/仰望明灯/天地万物来自永恒/文明来自人生/生命都有各自的母亲/文明怎能忘先哲之恩/先哲以心血替我们筑路/又高举起盏盏夜行之灯/盘古花了多少时间/才辟开天地/女娲费了多少心血/才完成了创世/那是个永恒之迷/ 知情者唯有上帝……

    他在狱中的那些小说与诗歌，情感交融，闪烁着思想与智慧，应该出版后摆到中国任何一个书店。但是，中共执政下的中国，哪能容忍他有出版的园地！哪能容忍那些思想与观点深入中国民众的空间！幸好海外《博讯》、《大纪元》等网络给他提供了发表的园地，否则，他拼凑的方块字现阶段将永远不为人知。

    他更多的文章是愤怒的指责、控诉与揭露，正所谓爱之切、责之苛。他写下了《郭国汀律师的诚实和正直》，《共产主义阵营的良知典范——悼念赵紫阳先生》、《高贵的人格——谈谈张林先生》，《释放异议人士实现社会和谐——致中国两会公开信公开信》，《天上人间一齐哭》，《谁构陷了张林、许万平、马晓明？》、《万里河山，万里血泪——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除夕时刻的惦念——惦念师涛、王金波等等》。他愤怒的控诉，是因为爱，爱那些素不相识、含冤的六、四事件受难者，爱专制制度下受苦受难的普通民众；他激烈的抗议，也是因为爱，爱张林、师涛，许万平、马晓明等专制铁蹄下的精英和民主斗士；他无畏地揭露，也是因为爱，爱那些在中共半个世纪统治下的社会良知，爱赵紫阳、林昭等。出狱后短短的两三年时间，他不仅整理了百万字的狱中小说集、诗歌集、政论集，又写下了数十万字的政论文章。

仅存良知与尊严

    在物欲横流的当今中国，人人都有自己的天地——房地产、小车、现代化电器，杨天水悲天怜地的一些农民，还有属于自己耕种的一块土地，工人还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狗窝”——小家庭，但是，杨天水什么都没有，他不仅没有属于自己的财产与金钱，而且老婆与女儿早已被形势所逼迫弃他而去。为了方块字，他一无所有。

    十年牢狱出来后，他寄住在姐姐家里，八十年代的北师大的高材生，竟然上无片瓦，下无立椎之地，身无分文，个人的生活十分困难。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抑或是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宿命？为了方块字，他一穷二白。

    他剩下只有良知与尊严，只有不屈不挠的信念——争民主、争人权。

    杨天水这次的“罪名”主要有三条：第一条是当选为“民主中国第一届临时过渡政府秘书处成员和各省市和平交接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接受成员”；第二条是“担任由盛雪等人发起的‘赵紫阳治丧委员会’荣誉委员”；第三条是“遵循敌对组织‘中国民主党的纲领’、章程，秘密组建‘中国民主党苏皖分部筹备组’，并发展组织成员。”这些指控荒诞可笑之极。“天鹅绒行动”只不过是网上的一场游戏。在这个网络游戏过程中，东海一袅被“民选”为总统，杨天水只不过小小的“喽罗”而已。正象东海一袅所言：“就算他参加了这个网络活动，与我相比，他也不过是个小喽罗，我大总统才是首犯呢。中共纵容老枭逍遥，却拿天水开刀，岂非欺软怕硬？还是别有用心？”

    更为荒诞不经地是，指控杨天水组建“中国民主党苏皖分部筹备组”的证人，竟然是当权者依靠犯有盗窃前科的林某某。这种没有社会责任、没有政治理想的刑事犯罪嫌疑人，竟然成为指控社会良知杨天水的“证人”，这是多么滑稽的制度，多么可耻、阴险的权贵阶层！

    其实，被指控的这些“罪证”都是假借之词，正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杨天水的“罪证”，主要的是他用方块字组成了爱憎分明的文字。是他用方块字，组成了对中共专制的恨，对中国民众的爱。

    判决后，杨天水选择了不上诉，很多朋友评价他“舍身求仁”一点不错。这种伟大的精神，正是中国古人所说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既然无数的文化精英与社会良知唤不醒当权者的觉悟，既然中国的政治改良无望，他愿意用血肉之躯，去承担苦难，用青春与生命的代价，去唤醒芸芸众生的觉悟。

    天水第一次因为方块字被判罪十年，现在又被判罪十二年。人生有几个十年？天水现在已四十五岁，人生有多少属于自由的光阴？天水呵，你为了中国人的理想与信念，受尽了煎熬；天水呵，你为了中国民主改良大业，受尽了苦难；天水呵，你要挺住。相信有一天，自由、平等、博爱的曙光会照耀黑沉沉的东方，你会早日得到阳光的沐浴。

    200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