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上海《东方早报》2006年5月2日的报道：“5月1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出2006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位名人。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被选为100名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此外台湾导演李安、中国首富黄光裕、由记者变环保战士的马军等中国人也名列‘时代100人’。《时代》周刊2004 年开始每年选出‘时代100人’，分成五大类别——领袖与革命家、艺术家与演艺人、创建家和巨擘、科学家与思想家、英雄与偶像。每个类别都有华人上榜。这些从商界、政界、科学领域和娱乐界挑选出来的‘精英’在各自的领域里独领风骚，用他们自己独特的才能引领甚至改变着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
从这则新闻报道中既可以看出中国新闻人的无奈，又可以看出他们的精明。被一个“等”字抹杀掉的“英雄与偶像”，就是35岁的山东盲人陈光诚。
一、女记者眼中的“瞎老五”
我是通过手机短信，于第一时间得知陈光诚入选《时代》周刊百人榜的，当时正在江苏省新沂市窑湾镇陆口村考察当地的农村发展协会及其扶贫基金会，同行的朋友中有一名女记者，正是她以聪慧善良和敏感细腻的笔触，连同悦耳动听、真挚生动的口头讲述，引领我走近了陈光诚。
2005年4月的《法律与生活》半月刊，刊登有这名女记者的人物专访《陈光诚，“以法律为业”的盲者》，其开场白是这样写的：“如果不是6个月大时发的那一场高烧，以及十岁左右一次失败的手术，陈光诚将和他的母亲、妻子以及不到两岁的儿子一样有着明亮的眼睛；如果不是因为10年前自恃懂了点法律，并因此钻进了一只狭长的‘牛角尖’，陈光诚将和他南京中医大学毕业的诸多盲人同学一样，做着按摩医生，过着一种也许不很富有但绝对平静无忧的生活。但陈光诚拒绝这样的假设，人生经不起假设，也不可能推倒重来。他惟一能确定的是：他是一个盲人，是共和国一个普通公民，他不健全，但很健康。他要讨回自己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的合法权益，并且有能力帮助更多的公民（残疾人以及健全人）维护自己所拥有的法律赋予的公民权利。”
这篇文章是把陈光诚当作“英雄与偶像”来报道的，这也是杂志社赋予女记者的采访任务。出现在她笔下的陈光诚，除了是盲人之外，几乎拥有男人应该具备的所有优点。
2005年3月28日下午，在京沪高速129公里处，女记者第一次见到了等候在路边的陈光诚，此前她只在电话里听到过他清泉般悦耳的声音。此前在临沂采访期间，她已经从当地的记者同行那里，了解过陈光诚因为“一丁点小事”起诉沂南县公安局行政不作为的案子：2004年3月，东师古村的公告栏里贴出一封 300多村民联名写的公开信，要求村委会公开10多年没有公开过的村务账目及侵占村民土地的“黑地”问题。公开信贴出一个多月，村委会无动于衷，村民们推选6名代表到乡、县、市多次上访，也被有关部门踢皮球似地踢来踢去。懂法律的陈光诚告诉他们可以依据《村民组织法》罢免不称职的村委会。于是，村民代表用红纸张贴公告启动了罢免程序。没有为村民做过多少实事却自称欠下了30多万元贷款的村委会主任兼信贷员陈光生，终于坐不住了，他派人在村里张贴22张大字报公开进行谩骂恐吓，陈光诚多次拨通沂南县的“110”报警电话，并给乡派出所送去证据，却从所长那里得到这样的答复：“我们很忙，管不了这种小事。”而陈光生等人，甚至在村里公开叫板：“看看公安局是你们家开的，还是我们家开的？”
事情持续7个多月后，陈光诚等人于2004年11月通过邮局向沂南县法院立案庭递交诉状，起诉公安局不作为。十多天后，公安局的人拿着起诉书找到陈光诚： “就这么点小事你还起诉吗？”然而，当村民代表第二天到沂南县法院立案庭交纳立案费时，却遭到拒绝：“没有收到你们的诉状。”
就这样，从2004年11月开始起诉，直到2005年1月25日才收到法院受理案件的通知书，2005年2月28日才第一次开庭。用陈光诚的话说：“我进行的几乎就是鸡蛋与石头的斗争。斗争的胜负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通过这种斗争让普通老百姓明白了他们有对不负责或者是违法的政府部门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力。”
陈光诚最初走上维权之路只是为了给自己维权。1991年，20岁的他从父亲那里得知有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其中规定“县级和乡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减免农村残疾人的义务工、公益事业费和其他社会负担。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逐步增加对残疾人的其他照顾和扶助。”他希望能够免除自己的税费以减轻父母的负担。然而，一直到1996年，镇政府还在收取他368元的税费，于是他开始上访，结果是从1997年开始免交“三提五统”之类的税费，并且享受到了每年200元的助学金。
就在这一年，村里开始实施“两田制”，即40%的土地按人口分，60%由村里按照每亩240元的价格由村干部转包出租，陈光诚只享受一年的助学金也被取消。1998年，他考取南京中医药大学盲人大专班，并且从《半月谈》中得知“两田制”完全是违法之举，便于这年夏天再一次到北京上访，并因此断送了地方官员的一条发财之道。“两次上访之后，镇里的人恨透了我，他们不找我收农业税了，却把我的农业税转成了贷款，不过，也没有人来找我还钱，这个事情就这么拖着。”
正是这两次上访，点燃了陈光诚对于法律的信念：“我觉得上访是没用的，和古时候的拦轿喊冤是一回事，要维护自己的权益必须依靠法律的力量。”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他在家人和朋友的支持下，一直在为残疾朋友和当地农民提供免费的法律支持。
邻近乡镇的两位七旬老人皆盲，儿子儿媳生下的两个孩子又得了婴儿瘫。就是这样一个本应该由政府给予民政扶持的赤贫家庭，每年却照常缴纳着各项税费。陈光诚获悉主动代理了此案，案子开庭审理时，周边三区七县的盲人到场声援。官司打赢了，有人把《判决书》复印下来转送给其他残疾人。一些盲人走街穿巷替人算命时又将此事口口相传，陈光诚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传奇人物。
比起印在杂志中的文字，女记者的口头叙述显得更加感性也更加灵动：“当时的陈光诚既是临沂地区正面宣传的模范人物，也是当地居民的骄傲。在前往沂南的公共汽车上，听说我要到京沪高速129公里处下车，开车的司机立即问：你是不是去陈光诚家里啊？他可真是比我们健全人还厉害呢！车里还有一位在双堠镇兽医站工作的男士，对陈光诚的事情了如指掌。车里的人几乎都对陈光诚有所耳闻，他们一致的赞誉是：他帮助大家做了很多好事，这个瞎老五了不起。我在东师古村待了两天一晚，当我和陈光诚夫妇在夜色下的蒙河边散步时，袁伟静告诉我说：‘见到陈光诚之前，从来没有想到自己这一生会和一个盲人发生联系，在见到他之后，才觉得他比任何一个健全的人都要阳光和健康。’”
袁伟静毕业于山东化工学院外语系。2001年春天，她打电话给广播电台诉说自己一直没有找到工作的苦恼时，恰巧被陈光诚收听到了。他听完节目给小袁打电话，按照小袁的话说：“他告诉我他是个瞎子，说他在南京读大学的时候，一年家里才给400元钱，常常饿得直打转。我第一次知道人间还有这么沉重的生活。”
这年夏天，小袁从100公里外的临沐县来到东师古村，两个人由此开始了艰辛的爱情之旅。2003年，已经成为英语教师的小袁在父母反对下离家出走，然后从沂南县城坐上了迎亲的婚车。两个人的婚礼被当地电视台作为重大新闻予以宣传，小袁的母亲看到后懊悔不已：“要是知道她态度这么坚决，我还是会答应她的。”
结婚后，小袁辞掉了喜爱的工作，和陈光诚一道从事残疾人的维权事业：“光诚有句话对我触动挺大。我曾向他抱怨，这么多残疾人的困苦，都是社会问题，光靠我们俩能改变什么？什么也改变不了。他说，很多很多人都有你这种想法，说同样的话，都在讲这个社
会如何如何不好，多么多么黑暗。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为这个社会做了什么？哪怕只说一句公道话，干一件公道事；哪怕把这个社会不好的地方，改变一点点，尽一点点力也好。假如人人都能这样，那咱们的社会肯定能改变。”
就在这次采访后不久，这对执着倔强的小夫妻，勇敢地揭发了山东临沂的暴力计生现象，并且因此付出了丧失自由的惨痛代价。
二、临沂计生大案概述
2004年7月9日，中共临沂市委、临沂市人民政府印发(临发〔2004〕18号)《关于加强新时期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决定》，为暴力计生运动提出了政策依据。
2005年2月14日，临沂市政府再次印发红头文件，大意是过高估计了百姓的素质，依法办事不行，必须采用更加强硬的传统手段。
2005年3月开始，临沂市三区九县开展大面积暴力计生运动。
2005年4月中旬，陈光诚、袁伟静夫妇开始对此事进行调查，并且先后邀请李健、江天勇、李和平、滕彪、郭玉闪、涂毕声等维权人士赴沂南县、费县、兰山区、蒙阴县等地进行调查并提供法律援助。
2005年8月25日，被监视居住的陈光诚逃往上海、南京，并辗转来到北京。
2005年9月初，国家计生委一名官员会同省、市、县计生官员在临沂进行调查。
2005年9月6日下午，陈光诚在北京市朝阳区丽都职工公寓涂毕声住处，被双堠镇镇长朱洪国带人采用绑架手段带回沂南。华盛顿邮报、美国之音、自由亚洲、BBC、南华早报等多家国际媒体于第一时间进行了报道。
2005年9月7日晚8点，陈光诚回到家中被限制自由。
2005年9月19日，国家计生委新闻发言人、政法司司长于学军就临沂计划生育有关情况的初步调查结果发表谈话，指出临沂市个别县乡有关人员在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中，存在违法行政、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行为。并称有关责任人已被免职、拘留或立案侦查。临沂计生野蛮执法行为停止。
2005年11月4日，女记者花费一整天的时间电话采访沂南县双堠镇政府办公室、沂南县计生委办公室、临沂市计生委办公室、临沂市委宣传部新闻科、山东省政法委办公室、临沂市政法委办公室及东师古村村民，希望这场冲突及早理性地被化解。采访记录随后发表于《法律与生活》2005年11月下半月刊，这是国内媒体惟一公正报道临沂计生事件的文章。
2005年11月18日是陈光诚父亲的周年忌日。他的父亲生前是一名党校教师，在没有盲校供儿子读书的情况下，他在家中坚持不懈地阅读各种名著给儿子听，使双目失明的儿子从小就读懂了侠义之气，并且一直崇尚自由、民主、独立的现代意识。在此基础上，19岁的陈光诚于1989年到临沂盲校就读小学一年级，并且逐步成长为国际知名的“英雄与偶像”。这一天，陈光诚和刚刚生育孩子的妻子坚持要到坟地去祭奠父亲，临沂当局竟然出动300多人跟踪监视。
陈光诚于当天奋笔写下一封公开信，其中谈到2005年9月7号上午九点，临沂市副市长兼市公安局局长刘杰对于他的训话：“我是临沂市的副市长，领导安排我来和你谈谈话，是平等的。停顿了一下又说，好，你不说，也不要紧，我现在跟你说三点，第一，关于计划生育的问题，有什么事情不能通过正常的渠道向政府反应解决，而去向境外的敌对势力说，向美国这样的敌对国家。你没有事他都想找事，把我们的党和政府搞垮。你这样一说，正好被他们利用了。第二点，不能因为社会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就说社会主义制度不好，也不能因为我们党存在个别的腐败现象就说我们的党不好，党把你培养这么大，上了小学上大学，不但不报答党，还反过来咬党一口，不行。第三，现在把你弄回来，没对你采取其他的强制措施。政府是为了挽救你，我们考虑到你还年轻，犯错误也是难免的，只要你认识到错误，政府也不会一棍子把你打死的。何况你是被境外利用了。让你留在北京，那么多外国记者都利用你，你现在已经涉嫌触犯刑法第一百一十一条非法向境外提供情报，你接受了华盛顿邮报的一次采访，就够判五年了。再接受一次采访，就够判十年的。接受的越多，判的越重，政府为了挽救你才把你弄回来，虽然你现在不理解，慢慢的你就会理解。对我的话有什么回应，我的工作很忙，你要是没有什么要说的，我还要去忙别的事，没功夫呆在这。”
针对刘杰的三点训话，陈光诚反驳说：“就临沂暴力计生的问题，别说我接受了华盛顿邮报的采访，国家计生委的工作人员也接受了华盛顿邮报的采访，我不知道他们应该判五年十年还是更多，用流氓手段把我从北京绑出来还说什么平等，真是大言不惭。在他看来，临沂的事情只有临沂市政府才是总裁判，换言之，只有直接或者间接找他们来解决才是正确的渠道。我认为，事实才是最重要的。临沂市三区九县有十多万人在他们的强制要求结扎之列。几十万人遭株连，这血淋淋的事实他不说，当事人被偷偷抓去，做结扎手术，其亲属被绑架做人质，并致遭到流氓的殴打，报警警察不管；起诉，法院故意刁难，或不与立案。到检察院控告，检察院的工作人员说，请示一下领导再说，便石沉大海。这些事实他不说。这些渠道难道不是法定的正确渠道嘛！这些渠道又是被谁堵死的!我想这是不言而喻的。……至于美国，我知道中国政府称其为伙伴国，并无敌对一说。关于外国媒体对临沂暴力计生的报道，只要看是否属实足矣。至于是谁报道，并不重要。既然做了还怕说吗？怕说就没有实事求是了。至于党和社会制度如何，我陈光诚你刘杰不管怎么认为都是个人看法。不是定论。因为我们不是裁判。关于上学，我是抱着二分饱的肚子读的大学，晚自习的时候看着别人吃着泡面，我只能在屋里挨饿踱步。就是这样，地方政府96年还向我征收了360多元的钱物。……看来我还得谢谢刘长官的宽容和挽救。原来把我弄回来还是网开一面的善意之举呢。”
三、陈光富谈陈光诚
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到了2006年3月11日，陈光诚从家里被带走，从此再没有被送回家里。
2006年5月4日清晨，我们一行人天不亮就驾车上路，赶往临沂火车站与陈光诚的大哥陈光富会面。在临沂打工的陈光富昨天回家看望年迈的母亲，对发生在东师古村的最新情况有所了解。
双方的会见还算顺利，一看便知陈光富是通情达理的农村精英，谈起惹下大祸的弟弟，他表现出的是满腔的关心而没有丝毫的怨气。我们找到附近一家还没有开始营业的小饭馆，三个人围坐在小饭桌旁一边喝茶一边谈话。以下是陈光富的谈话记录：
昨天我回去的时候，发现在205国道边，进我们村的地方有一辆车，车里有三个人。他们主要是为了防止北京来的记者或者是律师，他们最怕的就是北京来人。陈光诚在3月11日晚上9点被带走，在12号下午给了一个继续盘问通知书，说是到12号9点为止。继续盘问通知书是沂南县公安局开的，盘问地点说是到双堠镇派出所。之后就没有任何消息了，也没有说是怎么处理的，也没有说把陈光诚带到哪里了。至今是任何消息也没有。
我昨天回家数了一下，大门口有9个人在守着，出了大门口往我们家拐弯的地方有三个人，在村口有三个人。和陈光诚在家里的时候一样。他们曾经威胁我说，陈光诚继续这样下去，第一个死的是陈光诚和他的全家，还有就是你的全家，他们直接这样对我说。还有，我有两个女儿在沂南一中上学，我大女儿今年高三，他们直接找到学校，对我女儿说，你五叔这个人做的这些事，是危害国家安全的。即使你学习再好，你考上了也没有学校敢录取你。这给了我的孩子很大的压力。我离家到临沂打工后，没有被骚扰了。但是他们时常造舆论，说我被抓起来了。我还有一个弟弟陈光军，被抓了37天在看守所，现在放出来了。现在村子里，因为陈光诚的事，前前后后被抓捕了19人次，因为有的人被抓又放了，然后又被抓了。春节后除了陈光诚还有四个人被批捕了。陈庚江、陈光合、陈光东、陈光军，因为他们支持陈光诚。
一是《法律与生活》那篇《临沂计生事件中的陈光诚》的文章，村民们争着去看，因为只有一本杂志，陈光军和陈光合便找了地方复印出来，让村民们传阅。他们说这几个人是在发放反动传单，这成了给他们治罪的罪名之一。不过，他们被抓的主要罪名损害公共财务，春节时村民砸车，砸了三辆警车。他们是以故意损坏财务的罪名被抓起来的。
事情起因于春节时他们抓走了陈华。因为陈华家临近陈光诚居住的院子的西墙，他们为防止陈光诚越墙跑掉一直在这里设岗看守，有三个人看着。三个多月来，每天都是一把阳伞打在这里，升个煤球炉子，几个人在伞下打牌。陈华说，过年了，你们打一把太阳伞在这里，像个灵棚，真是不像话，春节里我希望你们搬走，至少要到初六之后再回来。因为当时陈华说的时候口气挺硬，所以他们就搬走了。结果不到初四他们就搬回来了，陈华就这样和他们发生的冲突。他们把陈华抓走以后，陈华的奶奶就到村里的“看望陈光诚指挥部”那个地方，说你们把我的孙子抓到哪里去了，大过年的？指挥部里的人不理她，老人家就气“死”了，就是休克了。村里的人希望他们能够开车把老人家送往医院，可是他们不拉，有的说钥匙不在我这里，有的说我不会开车。村民们看到他们见死不救特别生气，在这个过程中人越聚越多。其中有老百姓说：你们政府见死不救，不为老百姓办事，要你这样的政府干嘛？于是大家就都动手了。可以说是很痛快地发泄了一下。后来政府采取了强硬手段，出动了防暴警察。后来调查砸车的人，就抓了三个为首的村民。
车子的玻璃被村民砸碎了，但是还能开走，后来就是他们自己把车开走的。他们统计的结果，是说有16万元的经济损失。就给这几个村民定了损坏公共财物罪。
四、陈光诚的人权与温家宝的政权
谈话过程中，我特意问到一个问题：“我看到他们在文章里说陈光诚和妻子，放着国家分配的工作不干，不干活不种地，然而两个人的生活却很好，很有钱，这是怎么来的呢？你可以解释吗？”
陈光富回答说：“其实陈光诚没有什么收入的。因为他最小，眼睛又不好，我们弟兄几个一直让着他。2005年之前他一直靠父亲800多元的退休工资生活。我父亲是个很能干的人，他去世时71岁，给家里留下了很多粮食。陈光诚是一个特别爱管闲事的人，小袁也是。所以，他们现在成了这个样子了。我昨天回去，伟静对我说，这次陈光诚被时代周刊评为影响全球的一百名人物，最开始得到的消息陈光诚的名字是在温家宝总理之后的，属于第二位的。结果在我们国内的报道中，陈光诚的名字就被省略了。”
谈话结束，由于女记者和我在新沂各自为扶贫基金会捐款500元，身上已经没有现款，她留下200元，我留100元，委托陈光富转给还在哺乳期的袁伟静，算是一点祝福，也算是一种无奈。
一行人再次回到京沪高速，路过129公里处的孟良崮出口时，尽管渴望能够去亲眼看一看被限制自由的袁伟静，同时也看一看陈光诚所生长的那片热土，我们还是很气馁地抑制住自己的冲动，以免给别人造成不必要的惊扰和麻烦。因为我们和陈光诚一样，并不是要故意与政府当局对抗的异端人士，而是要堂堂正正做公民的文明人。借用陈光诚写在公开信中的原话，“这不是陈光诚与临沂的斗争，实际上是权力与法律的公开较量，是人治与法治的博弈。也是正义和邪恶的角逐。也是人道和残暴的交锋。这种公然践踏国际法，无视国家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难道任其猖獗下去吗？宪法中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款对他们来说真的就是废纸吗？难道临沂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建立了临沂国吗？”
2006年5月4日，就在我们与陈光富会面的同时，因为“在支持中国继续进行经济改革及成长的同时，也提出要重视提升社会平等”而与陈光诚一同入选《时代》周刊的温家宝总理，来到北京师范大学与师生共度“五四青年节”并发表讲话：我们今天讲民主，就是要让人民当家作主，保障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就是要创造一种环境，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就是要让每一个人都能在平等、公正、自由的环境中全面成长；就是要把发展民主和完善法制结合起来，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我们今天讲科学，就是要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人才，遵循经济规律、科学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就是要鼓励创新，建设一个创新型国家。
我的同事吴祚来在第二天发表的博客文章《谁会响应总理五四讲话？》中写道：“总理把民主科学的精神要义说出来了，这种精神在近百年前就已由五四先锋呐喊了出来，直到现在还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口号，没有人付诸实施。……学子们也没有问总理，中国的民主进程民主路线图将给我们怎样一个日程，怎样一个信心，会不会还要一代人像五四一样走上街头，呼号奔走？社会需要稳定，稳定需要政府把民主议程做在前头，我们期待着总理的五四讲话得到认真的落实，而不仅仅是一次演说。”
同样是《时代周刊》的上榜人物，风光无限的温家宝只把“平等、公正、自由”的大道理挂在嘴巴上，陈光诚把它落实到日常生活之中却遭到了本国政府当局黑社会式的关押拘禁。中国的人权与政权，就这样被政府当局摆放在了人为制造的对立之中。截止今天即2006年5月18日为止，陈光诚已经被临沂市委书记李群以及他所领导下的黑恶当局非法关押了68天!我倒是要问一问作为最高行政长官的温家宝总理，你到底有没有能力和善意来打破这一僵局、化解这一事端呢？！
另据网上查到的信息，陈光诚除了在临沂地区从事维权之外，还把活动范围延伸到了北京等地。他曾经为3元钱的地铁费，花了近3000元钱与北京地铁打官司，就是这场官司终止了一项不合法的收费，确保了残疾人免费享用公共服务的权利。2000至2001年，他在中国法学会发起并负责“残疾人维权项目”，并且得到英国联邦基金的资助。2002年3月，他戴着墨镜、手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的形象，出现在了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的封面上。2003年7、8月间，他入选美国“国际访问者计划”，与妻子袁伟静一起到美国考察一个多月。从2005年1月开始，他在海内外朋友的支持和资助下，在东师古村筹建了一个以法律书籍为主的乡村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