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中国共产党民主改革派”反革命案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最后一起“反革命案件”，一定会被载入史册，载入思想史、政治史、法律史、政党史，载入中国的法学、刑事学、政治学、社会学教科书，甚至公民讲义。这个特殊个案，可供后人细细研究、讨论、品味和思考。设在悉尼的“中国政治与宗教受难者后援会”於2006年3月27日公布了本案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1998]一中刑初字第102号》和张思之律师、阎如玉律师《冯邵力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案一审辩护词》，这两个文件虽在海内外几个网站流传，但并未引起普遍关注，故应知情人要求把写於去年十月的本文在网上发布。
一，“中国共产党民主改革派”案概述
鲜为人知的“中国共产党民主改革派”反革命案是北京市公安局所立案并“侦破的重大案件”，因为立案时间是1996年12月，所以本案通常被称为“12??20反革命案”。又由於“反革命罪”已为1997年生效的新刑法所取消，因此，“12??20反革命案”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最后一起“反革命案件”，一定会被载入史册，载入思想史、政治史、法律史、政党史，载入中国的法学、刑事学、政治学、社会学教科书，甚至公民讲义。这个特殊个案，可供后人细细研究、讨论、品味和思考。这就是这个案件己经过了九年，而本人仍要发掘和报导的原因。
毛泽东曾自诩“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没有说错，因为毛时代除了一部《婚姻法》之外，好像没有什么别的什么法律了，所以他只好无法无天，“靠一部法治天下”。毛泽东大行之后，吃过他“无法无天”苦头的天罡星、地煞星们痛定思痛，大感立法的重要了。在历九死而一生的彭真委员长推动下，人大常委会和人民代表大会也确实立了几条法，搞得似模似样，好像英雄好汉们从此要改邪归正，以法治国了。
谁知不然，共产党积习难改。即使所立的“法”都是为了保护权贵集团利益的，但只要他们稍不顺心，仍可弃之如敝屣。例如这个“12??20反革命案”，如果根据新《刑法》，就应该撤案，向当事人赔礼道歉。可是不！宁可杀错、可放错，当事人只好倒霉了。
1997年3月，经“批准”后开始拘留、逮捕有关“案犯”：3月31日，钮葆（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信息中心主任、海淀区人民政府特约监察员、中国民盟盟员）在工作单位被公安人员以“涉嫌经济案件”带走。警方动用浩大警力包围并严密搜查其住宅和办公室，抄走照片、信件、字纸，并作高频摄像。
6月25日，唐志洁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国际金融》杂志常务副总编辑、中共党员、钮葆之妻）被捕，再次被抄家。前后被捕的还有冯邵力、宋旭民、王怀武、李增春、王彦发、许海连，计八人。
1998年1月23日开庭审理。案情：成立“中国共产党民主改革派”。从审理结果看，八个人分三种案由，一是参与开会等活动；二参与写作和修改《中国共产党民主改革派章程》；三包庇反革命。请注意，新《刑法》虽然己经取消了“反革命罪”，但审理中仍然使用这个罪名。
1999年2月11日宣判。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冯邵力有期徒刑十一年；
李增春有期徒刑四年；
王彦发有期徒刑二年；
钮葆有期徒刑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唐志洁有期徒刑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许海连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
王怀武有期徒刑一年，缓期一年；
宋旭民另案处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1998>一中刑初第102号《刑事判决书》）
《一审判决书》、《二审裁定书》关於判钮葆、唐志洁夫妇的一段话如下：“会后，冯邵力将《中国共产党民主改革派章程》交钮葆、唐志洁修改。1997年二月初，钮葆、唐志洁在家中（北京市崇文区法华寺南里20号楼4门401号），将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民主改革派章程》交还给冯邵力。”
《驳回钮葆申诉通知书》认定他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理由是：“经我院审查认为你参与对冯邵力起草的《中国共产党民主改革派章程》的修改，删除章程内过激言辞的事实，有冯邵力及唐志洁的供述，你亦曾承认。”
二， 中共特务自编自导自演的反革命案件
据知情人表示，涉案人员中确有天真的人，他们依据毛泽东“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的“最高指示”想试一试《宪法》赋於公民的“结社自由”的权利到底有多少真实性。这个想法刚一露头，很快就被无处在、无孔不入的中共特务们叮上了。自称“保定公安局副局长，同情民运，‘六˙四’时参与学生运动”的宋旭民在第三被告王彦发、本案“証人”马少华引见下，和第一被告冯邵力见面、认识，并很快成为“知己”。
冯邵力曾向朋友提起，说新认识的这个伙伴是个人物，很有头脑，很关心政局，很有本事，通着天，出版过一本书叫《东欧巨变》，是从理论上论述前苏联和东欧的政治体制改革。冯还说：“公安局长一级的干部了，置个人的升迁於不顾，关心国家大事，反对政府腐败，提倡为‘六˙四’平反，很难得，很令人钦佩。”
宋旭民本人也表明过自己在保定受重用，中央和河北省组织部门都对他进行了考核，准备提拔为河北省干部的二梯队。宋表示自己有权可以动用五十万元以内的经费支持政治改革。宋一直暗示自己认识高层领导，好像乔石等人。说有重要情况可以直接向乔石反映。宋鼓动冯等向中央写材料，“要搞就搞大，造出影响，中央才重视。”宋旭民因此赢得冯邵力的极大信任，上窜下跳，因而成本案第二号人物，荣任“反革命集团副总干事长”。宋旭民鼓动冯邵力到英国去，向英国共产党寻求援助。正当冯成行之际，刑警行动了，开始抓捕。这时大家和宋之间一直畅通无阻的电话再也打不通了。
虽然在《起诉书》中也罗列了宋旭民的“罪行”，且条条有份。但对这样的关键人物却作“另案处理”，实际上并没有处理，这才让人愰然大悟：是中共特务在自编、自导、自演了这场滑稽剧——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后的一宗反革命案。
据说在“六˙四”中受过“处理”的“証人”马少华则始终在幕后。与宋旭民关系密切的关键人物王彦发，2004年死在南三环高速公路的“车祸”中，重要参与人物王怀武只判有期徒刑一年，缓期一年；一系列神秘现象叫人难以理解。
三，张思之律师、阎如玉律师为主犯作的无罪辩护
据《起诉书》认定冯邵力的行为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论据有：（一）说“封建社会遗留给我们的思想土壤还很厚，在意识形态领域，专制的权利意识顽固地存在”，从而构成对社会主义的污蔑；（二）要搞什么“一党两治”、“第三共和”的社会主义新体制，气焰甚高，势如“叫嚣”；（三）开会串联，搞了非法组织。
对此，张思之律师和阎如玉律师在《辩护词》中说：（一）认为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着封建社会遗留给人们的东西，这符合客观实际，也与党的领袖们的观点相一致，它既不是出之于凭空捏造，又没有轻侮诽谤的表述，怎么能指控为“污蔑”呢？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的《政治报告》中论述了封建主义腐朽思想在当今社会上的广泛影响；毛泽东曾经指出：“党外无党，帝王思想”。这帝王思想比“封建统治的权利意识”讲得更为明确，更加深刻。至于在现实生活中，封建主义这棵老树却往往犹能发出新芽、绽出小花，难道还少吗？反对封建主义的种种表现是党一贯号召我们在思想战线上必须进行的一项长期的重大斗争，对此难道应有疑问？
退一步说，即使认为冯邵力的提法并不正确，各种观点可以相互质疑，无论如何也不可以把它同阴谋颠覆国家政权挂上钩！封建主义的表现本身都不能危害国家安全、颠覆社会主义政权，怎么指出封建主义是客观存在倒能够推倒社会主义江山了呢？如硬要把这一点作为论据，用为证据，那可真是“何患无词”了。
（二） 《章程》中的“两治”与“多元”的提法，是基於冯邵力自建的原则和自定的任务：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积极地实行政治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冯邵力在其《章程》总纲中写道：“在中国建立以现代民主为基础，党内多元政治结构为特色的社会主义新体制，这是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既能全面体现中国人民政治意志，有利维护中国人民政治权利，又可保障中华民族千秋万代稳定发展的政治基石”。他进而明确指出：“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基础”。他说：“在这个基础上，是单元还是多元化的政治体制，不改变制度的政治属性”。他在一九九七年四月一日的《章程》中作出这样的总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坚持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要坚持党的领导，在开展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还必须把党的建设摆到头等重要位置”。他之所以这样讲，源于他的认识与体验，他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只有坚定不疑地维护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正确的政治领导，才能保持中国长治久安、稳定的……”
迫切地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这并不是冯邵力的发明创造，中共及其高级领导多有指示，屡有论述。冯邵力在《章程》中清楚地表示，他认为他的观点与做法，是继承与实践着邓小平理论，他设想的“一党两治”、“第三共和”的格局，是“继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一国两制的伟大战略构想后，党在建树社会主义的政治理论上，又一划时代的伟大创举，是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学说的伟大贡献”。二位律师认为，在被告人的行为、语言、文字上，加诸不切实际的形容词、语意图加罪，这决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一党“两治”，另立派别组织，毛泽东不仅承认“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而且还说：“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中共党内斗争历史也证明了“派”的常有，是客观存在。从组织上说，《中国共产党组织条例》规定：“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在党内组织秘密集团的……给予留党查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可见解决党内关系问题，应由党的纪律调整，决不允许将党纪上升为法律。冯邵力这种公开而非“组织秘密集团”的派别活动，极而言之，也只是违反了中共的《党章》，只能接受党纪的处分。
四，党纪国法的混用
《辩护词》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就十分中肯地划清了这个界限。有人分裂党，党纪怎么处分都不为过，假如硬要用法律规范进行调整，那无论怎样“从轻”也是原则性的错误。这是常识，不言而喻。“解决党内的关系问题，应由党的纪律调整，决不允许将党纪上升为法律，党的纪律决不具有国家意志的属性。硬要用法律来代替党纪是原则性的错误，党纪国法应各有明确的规范。”
但是中共权贵集团却根据自己的需要，随心所欲地混淆党纪、国法的使用范围。对於各级官员及其子女、亲信的贪汚腐败、甚至杀人放火，徃徃只是以党纪处分而避去国法的制裁；例如中共广东省汕尾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金生，汕尾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李敏，汕尾市建设局局长陈辉南，中共汕尾市公安局委员会副书记、副局长吴声，虽然他们是手上粘着东洲维权村民鲜血的刽子手，却因为他们维护了权贵的利益，便只处以不痛不痒的党内“警告”之类而逍遥法外！
偏偏冯邵力等普通党员明明只是犯了党规，却以国法来制裁。
五，当今的“莫须有”：以思想、言论定罪
“中国共产党民主改革派”， 名为党内的政治派别，设想建立一个所谓的“国工作委员会”但一无会址，二无经费，三无人员，四无办事机构，五无地方组织，六无任何政治势力或团体的支持。它对中共根本构不成威胁，构不成对党中央领导权的危害。
退一步来看，即使在党内建立派别这个事实构成反党，但也应该认识到，反党与反政府、反政权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更何况反对政权与颠覆或者推翻政权是互不相同的法律概念。
公诉人当庭宣读的《技术鉴定书》，以及专政机关发出的《起诉意见书》，已将本案定性为反革命集团，然而新《刑法》已废除反革命罪，所以援引新《刑法》办理冯案就是适用法律上的错误。
至於“覆国家政权罪”，必须有两个要点：一是使用暴力推翻国家统治权利或相应的政权机关；一是阴谋篡夺中央和地方的领导权。二者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而冯邵力的行为仅限于改善党的领导，为改进党内政治生活，探讨新的政治格局，推动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民主化的进程作了理论上的准备，起诉书指控他“为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做准备”，没有证据支持，缺乏事实说明。他主观上没有篡国夺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故意，客观上没有与之相适应的犯罪行为，公诉人在适用法律上显然有欠斟酌。
钮葆、唐志洁等人刑满出狱后，多次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中共北京市政法委、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提出无罪申诉，但都石沈大海、杳无音讯。而已服刑九年的冯邵力先生目前仍在北京第二监狱之中。
六，暴力和谎言成了维持稳定性和合法性的救命稻草
从冯邵力、钮葆被捕起到本案宣判，拘押审理时间长达23个月，没有颠覆国家政权的任何实証，除了宋旭民上窜下跳外，既没有黑手控制，也没有间谍操纵，也没有经费来源，有的只是电脑中几篇文章。
所谓钮葆、唐志洁修改《章程》，除了“有人供述”外，控方也提不出物証.据1998年1月23日《庭审记录》显示：当钮葆的律师要求钮葆到公诉人席辨认一份用深蓝色钢笔水修改的《章程》，受到公诉人阻止，并明确指出，“经过刑事科学鉴定，那个笔体是别人的，不是钮葆的。”钮葆当即要求“出示有我修改痕迹的《章程》”，但公诉人和审判长都不予理睬。钮葆唯一相关人、証人冯邵力当庭也作了明确申述：“我想了十个月，唐志洁、钮葆确实没改过那份《章程》。”
与案人员均是学有所长、业有建树的各单位业务骨干，他们主观上没有颠覆国家政权的企图，客观上也没有任何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
《判决书》说，决定将“中国共产党民主派”改名为“中国共产党政治改革派”，讨论修改了该组织章程，确定了以被告人冯邵力为首的该组织分工和发展工作；提出在中共十五大前，召开该组织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计划向全国寄发该组织的宣传材料，将该组织章程寄送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使该组织活动全面公开化，为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做准备。
但是《判决书》没有说，将“中国共产党民主派”改名为“中国共产党政治改革派”；讨论修改该组织章程，确定了以冯邵力为首的该组织分工和发展工作；提出在中共十五大前，召开该组织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计划向全国寄发该组织的宣传材料；将该组织章程寄送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使该组织活动全面公开化；为什么就是“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做准备”？
例如，邓小平不是也把“政治改革”这四个字挂在嘴边吗？为什么冯邵力自认“政治改革派”就有罪了呢？那些宣判“中国共产党民主派”或者“中国共产党政治改革派”有罪的人，岂不是承认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反民主派”或者“中国共产党拒绝政治改革派”？“将该组织章程寄送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使该组织活动全面公开化”，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吗？难道中共非把反对派和一切不同意见全部逼入地下状态不可？
法院就是这样在没有物証、人証之下，把无犯罪动机和犯罪事实的守法人蛮不讲理判了徒刑。二审庭审时律师一致为被告做无罪辩护，认为“此案件事实不清，証据不足，不能认定。”於是法院只好拒律师於庭外，只准他们作“书面辩护”。二审庭审在公诉人匆匆宣读完《认定书》后草草收场。这场被《起诉书》渲染成“除北京外的七个省市涉案”和北京市公安局在答覆查询指“江主席很恼火，气得拍了桌子”的大案、要案，竟审结得如此儿戏。真是荒唐、荒谬加荒诞！
中共之执法和司法机关竟不顾毛泽东“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的“最高指示”，不顾《宪法》赋於公民的“结社自由”的权利，公然践踏中共自己泡制的《宪法》，不惜使用特务导演、制造并收集“罪証”，不顾诉讼程序、诉讼时效，不要任何証据，置事实於不顾、置法庭调查於不顾、置律师一致的辩护辞於不顾，以周纳、罗织、构陷入人以罪，这到底说明了什么？这说中共腐朽集团已经虚弱到了极点，它对垮台和灭亡的恐惧也到非夷所思的地步。
近年来的冤案，仅涉及美籍华人的就有李少民、吴建民、方复明、董维、谢春仁等（《苹果日报》2005年8月20日）。现在又有“程翔间谍案”、“佘祥林杀妻案”、杨天水案、广东汕尾维权农民案、福建莆田维权代表黄维忠案、贵州毕节李元龙案等，千千万万由中共专政独裁政权所制造的冤假错案，都只能说明中共反动派确实是一个草菅人命、与民为敌、泠血残暴的流氓政权。暴力和谎言成了维持其政权的稳定性和合法性的救命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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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六四——我身体中的一根针
眼前的，那么遥远；而遥远的，却如此逼近。
十七年了，这个日子似乎愈来愈遥远，血红色也似乎愈来愈暗淡，但我知道它不会离开我，一刻都不会。
它是一根留在我身体中的针，它一直在寻找一双手，一群失去了孩子的母亲的手，缝补残梦。
停留在心脏边缘
它顺血管寻找，寻遍我的全身，刺死过无数幼稚的冲动和欲望；它常常游弋到心脏的边缘，仔细倾听心的跳动，偶尔会用针尖试探地触碰心的表面；它曾长久地停留在心脏的边缘，下决心奋力一刺，结束所有的罪恶，但它犹豫了。
它知道生命的脆弱，抵不住轻轻地一扎，应该留下一点余地，一点时间，让血液把锈全部吸收。
仅仅是由于没有找到那双手，它才踌躇。
针的本性很野蛮，渴望穿透一切，以血来喂养其锋芒。它的锈渗入血液，血液的流动使皮肤发紫发青。
这根针留在身体中，只为了一个简单的理由-寻找一只手。它不允许懦弱的颤抖，针尖成为良知的守望者。
格外荒凉的角落
命运把我交给了它，死于这根针是早晚的事，犹如冬日把一滴水交给冰，或夏天把一只眼睛交给炽热的太阳。现在，此刻，我正在感受它的锋芒和锐利，锋芒照亮内脏。
在睡眠中，这根针已经习惯了我的胡思乱想和梦中呓语，昨夜惊醒时，听到它发出清脆的声响，闪光而奇妙，像身体中的一道彩虹，阴云密布的天空中我一定能感觉到，它的生命比我的文字更长久。
它充满活力，悠然地游弋在身体中，每一次无意中的触碰，都使它更闪亮更尖锐更有不可动摇的合法性。
我的身体中，有一个角落格外荒凉，彷佛排列无数具尸体。这根针，让尸体发出呻吟；睁不开的双眼，在黑夜里目光如炬，透视出一切。
像极冷空的陵园
膨胀的罪恶不安于角落的狭窄，它要深入到记忆的核心。那些背叛的时刻，为正义蒙上虚假的激动，我的灵魂与心脏分离，如同一个淫棍的肮脏生殖器，玷污了那个纯粹的夜晚。
真冷呀。针，盲目地游走，足以使血液结成冰，被亵渎的死亡像一座被抢劫一空的陵园。
大理石墓碑前的烛火跃入眼底，能熔化这根针吗？
身体中的针尖能够变成烛火，温暖每一块墓碑下的夜晚吗？
我等待的那只手，以缝补残梦的果决和耐心，让这根针刺穿心脏，肉体的悲哀和神经的哭号，毒化了思想，却升华了诗。
某一天，这根针能变成一根火柴，点燃亘古暗夜吗？
……………………………………
编按：作者于一九八四至八六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八九年三月应邀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访问学人，因回国参加「六四」而中断，于同年九月被捕及开除公职，其后两次因呼吁为「六四」平反、保障人权而被囚禁或判劳动教养。
陈奎德：六四断想：去国十七年……
1989年六月五日，上海。一个灰朦朦的早晨。我坐在赴机场的汽车内，绕过重重叠叠的路障，目睹满街疮痍，遍地狼籍。由于交通瘫痪，路上居然屡屡见有骑自行车并扛车跨路障的去机场的旅客。我的车左奔右突，总算抵达了虹桥机场，登上去美国访学的飞机。从机窗回望家园，耳边似乎还在回响着这50天来亢奋的呐喊声和昨晚香港电视录像上的子弹爆裂声…。反观机舱之内，乘客寥寥无几，神情萧索木然，互不交谈。就是在这种五味杂陈的诡异氛围下，我匆匆离开了那弥漫着狼烟的故国。
六月七日，两天之后，在上海我任教的大学（当时名为华东化工学院，现名华东理工大学）接到北京三个衙门（国家教委、中组部、中宣部）联合下达的文件，指名不准我出国。然而，抱歉得很，在下我刚刚离国两天，难以返校恭敬从命了。
原本我的访学计划仅是半年。但是，归途已断……。
自那时至今，十七年了。没有料到，我再也没有踏上返乡之路。“从此故土变异国”。
回望前尘。六四前，从1987年末到1989年，我从复旦大学应邀去华化创办并主持了一个文化研究所，兼主编《思想家》杂志。
1989年三月十四日，我在北京举办《思想家》杂志创刊座谈会，因国安骚扰破坏，酿成一起引人注目的事件。在这次半座谈半流产的“会议”上，戴晴、苏炜等拉上我，征集了1989年第三次知识界签名上书活动，即四十三位人文社科学者的联署活动。同时，戴晴也把她千辛万苦印成的关于反对三峡建坝的书连同我们的《思想家》创刊号一同派发了出去。
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先生突然去世，北京学运轰然而起，我急急派遣所里两位研究人员驻扎北京，就地观察，随时联络。同时我自己也在上海市内，连同几位学界同仁，四处张罗，征集签名，同时支持北京与上海的年轻学生们与当局的对话诉求。因此，原已定好的4月30日应波士顿学院之邀赴美访问的计划，因学运之故，也因一所美国大学的代表团五月份要来文化所访问之故，推迟到了六月五日。
六月四日晚，本所同仁聚会我家为我次日赴美送行，校长陈敏恒先生亦在座。酒酣耳热之夜，有人急遽而至，手持一份由香港电视节目转录下来的录像带，播放出来，竟是六月三日晚至四日凌晨中共野战军屠城影像！枪声响处，血流漂杵……
六四，作为一个蓦然的转折点，决定性地改变了我一生的轨迹。
自六月五日飞离那血腥之死地后，一系列事变接踵而至，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1989年六月八日，应《波士顿环球报》采访，痛陈六四惨案。
1989年七月十三日，应刚逃离虎口的严家祺、吾尔开希等人之邀，我们前往巴黎参加为期一周的海外学人共商中国国是会议，见识了法国人当年的罗曼蒂克。他们拒绝邀请中国政府代表参加七月十四日的200周年法国国庆观礼，而把我们这批流亡者请上了贵宾席。最令人涕泪难禁者，是典礼的第一方阵队伍竟是由中国人组成，他们簇拥着三个巨大的中国鼓，上面赫然大书六个汉字：“自由 平等 博爱”………。全场起立，掌声、泣声交混回响，久久难息………（当年那些热血法国人而今安在哉？）。
1990年一月，应邀去普林斯顿大学任访问学者，参加《中国学社》研究项目，主笔《民主中国》杂志。
1996年底，应邀主持自由亚洲电台《中国透视》节目至今。
2002年初，参与筹办中国信息中心，主编《观察》网刊至今。
……
诸“罪”种种，我遂成了故国的“不可接触者”，被拒之国门以外，至今，也整整十七年了。
我曾经千百次地想象过有朝一日归国时的情景心境，总是不得要领，难以拼出一幅具体的图像。但是不期然的，脑海中却突然冒出刘禹锡那首略蕴沧桑的七绝来：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物异人非，不复当年。昔日友朋，有弹冠相庆者，有门生遍天下者，有坐拥豪宅者，也有落寞寡合者。人各有运，各得其所，我无意也无权去物议臧否。只是，当有人问我，你不悔吗？我很诧异发现自己情绪竟是波澜不兴，心境很淡地回了两个字：绝不。
遗憾自然是有的，并且很深，不足为外人道。最痛者，是父母双亲在这段时间相继离世，不孝子我未能奔丧万里，扶棺哭灵，捧一抔之土，筑室守墓。双亲生前之暮年，我亦未能敬茶送饭，侍奉汤药。这是我身为人子最难释怀之处。然两老深明大义，多次捎来信息严厉阻我探视之妄念。彼情彼言，没齿难忘。我只能叩首东拜，接领教诲，涕泪交流。
我自然明白询问者之好意，因为的确有人曾直率地指我的选择“不划算”。意谓你本有一个相当好的基地和位置，倘若不要过于执拗，就将如何如何，云云 ……。
我自问并非自命清高淡泊名利的化外之人，也不是无视身外之物不食人间烟火。既生为常人，七情六欲自然难于超脱，亲情乡情亦时时萦绕于怀。然而，没有办法的是，有些人伦的底线是绝然不可逾越的。我不能骗自己。我无法假装没有看见野战军在大街上滥杀无辜，还要仰人鼻息，假模假式地举手拥护；或者制造一套理论说辞来安顿自己的良知，自欺欺人，换取灵魂的片刻安宁。
我更加无法割舍的，是灵魂的真正宁静，是心灵无尘无埃无愧的坦荡，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良知与自由。
我无法长久维系一个分裂的人格，时时活在一幅面具背后，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无法长久地被框定于钦定的“语言和语法”内，用一种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方式，撰写一篇又一篇的装腔作势的“学术”论文和一部又一部言不由衷的“理论”专著，成为人见人爱不知所云的“学术权威”和“青年导师”，制造出一代又一代的学术垃圾。
我更无法忍受的，是无时无刻无处不在袭人耳目的谎言宣传，那类小儿科式的愚民音像文字，铺天盖地而来，日日轰炸，使你无可逃遁于天地之间。那是对人的心灵和智力的双重侮辱。
……
简言之，在我心中，虽然已经过去了十七年，但六四事件并未结束。它还没有进入历史，它还在等待正义。它甚至还未曾被事件发生国的人们公开谈论，公开评判，甚至事件中死伤的确切人数至今还笼罩在沉沉黑幕之中。论及六四，很多人依然热血沸腾，有些人依然讳莫如深。它依然是当代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当代政治中的一根基本杠杆。它仍然在等待“最后的审判”。1989—— 仍旧是活着的现实。
质言之，只要六四事件还未获得公正审判，只要正义未张，一党垄断未亡，我对那片纸醉金迷的“人间乐土”就了无兴致。那不是我的故乡。
据说，北京当局最近非常关心国人道德，欲在中国推行正确的“荣辱观”，倡导“八荣八耻”。我只能直捷地说，免了吧，何须用如此复杂繁琐难于记忆的字句。什么是耻？六四，就是最大的耻，最大的罪。而六四的亡灵就是中国之荣。你们有了这一“荣辱观”，就一通百通了。
中国老话云：知耻近乎勇。特此郑重录下，并转赠中南海诸公。
美国讨论会关注中国缺乏互联网自由
美国国家新闻俱乐部星期三举办一场有关互联网自由的讨论会；发言者对中国缺乏互联网自由的状况表示关注。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美国国家新闻俱乐部星期三这场讨论会的题目是：“互联网会成为自由的媒体吗？”
讨论会的第一个话题是互联网的积极作用。讨论会主持人、以沟通媒体和大众关系为使命的美国新闻博物馆国际展览部负责人本尼特说，互联网开辟了言论表达的新渠道；一些逃离缺乏新闻自由的国家的记者，可以通过互联网将新闻稿传回他们的祖国。《时代》杂志驻白宫记者库珀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百分之百地封杀互联网；在中国，尽管当局试图封锁境外新闻，广大网民还是可以通过“聊天室”和电子邮件迅速地传播新闻，有时甚至迫使政府做出反应。
保护记者委员会亚洲项目协调人迪兹说，一些国家的新闻从业人员利用互联网传播传统媒体所不能传播的新闻；互联网技术解放了人们，但是也给网络活跃人士带来了风险。保护记者委员会成立的初衷，当然是为了保护传统媒体的记者，但是该组织今后所保护的群体，将不仅包括传统记者、还将包括网络博客、以及利用移动电话采制和传播消息的人们。他说，新生的电子通讯技术改变了“记者”的传统定义，也对新闻传播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讨论会接着谈到互联网自由在一些国家受压制的问题，其中被谈论的最多的是中国。讨论会主持人本尼特说，
“在所有限制网络自由的国家中，中国的名声最坏，效果也最成功。中国公开承认封杀一些互联网网站、对它所不能接受的内容加以过滤。中国钳制互联网自由的技术是那样先进，它不仅能够封杀‘大赦国际’等国际组织的网站，还能够成功堵截某些网页。一个人假如违反政府的禁令，就有可能被抓去坐牢。中国因违反政府有关互联网的规定而坐牢的人数在世界首屈一指。”
本尼特表示，美国几个互联网公司对中国做出的让步在舆论界受到批评。
《时代》杂志驻白宫记者库珀说，中国的人权和言论自由等问题将继续为世人所关注：
“谷歌、微软等公司所面临的问题，在一定的意义上，也是沃马特、通用汽车公司等其它与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公司所共同面临的；这个问题是，对一个封闭的社会，要不要跟它接触、接触到什么程度？对于这些封闭国家的法律，你要不要服从、服从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今后将继续存在。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临近，人权问题、劳工权益问题、媒体权益问题势必成为关注的焦点。”
但是，库珀说，要把中国的互联网自由问题放在中美关系的大背景下加以考量；他不赞成与中国脱离接触：
“不去中国，撤离中国，我看未必是一个更好的选择。美国对于古巴、朝鲜等封闭国家实行经济封锁并没有能够让这些社会变得更开放。美国的商业政策总的来说是：尽管一些政权的政策不为我们所喜欢，但还要与这些政权保持接触，接受某些交易，即使这样作意味着要冒客观上帮助这些政权的风险。我看要把互联网自由问题放到这个大的背景下加以考量。”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技术和公共政策项目主任路易斯也说：
“即使没有美国公司的帮助，中国等国家还是可以找到压制新闻的办法，虽说美国公司的帮助会使这种压制变得容易一些。这些国家是压制性的，为了保持压制花了很多钱，它们不会太注意美国怎么想，因为这关系到它们政权的存亡。中国现在并不是一个十分稳定的国家。当然，我们可以从外部推进这些国家的开放。”
“自由之家”研究部主任普丁顿表示，世界上压制互联网自由并取得成功的国家不是多数，而只有中国、新加坡、伊朗等少数国家。俄罗斯的媒体环境控制得很严，但是普京迄今还没有整肃互联网。
讨论会主持人本尼特说，讨论会的组织者曾邀请同中国做生意的谷歌和微软公司派人参加星期三的研讨会，但谷歌没有接受邀请，微软则没有作答复。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京不特：《多利安－格雷》（上）
穆梯•韦斯基（Morti Vizki
京不特：《多利安－格雷》（下）
孔捷生:血路──1989(下)
铜墙铁壁般的重围中﹐广场广播站还编织着学生式的幻想﹐呼吁「爱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们﹐你们是人们的子弟兵﹐决不能用枪口对准人民……」头遍喊话军队来不及作反应﹐第二遍广播﹐对方就断然答复以一轮枪声﹐打得纪念碑白烟直冒。广播也结巴起来﹐结果未能念完。确实也不必再念了。
各路大军集结着﹐作某种部署﹐未有进一步动作。广场上聚集的学生和民众约七至八万人。大限将至﹐无人畏惧枪口和死亡。短暂的闷局反重燃起很多人不惜一战的决心﹐执木棒竹棍的明显多起来。学生广播站不得不再作呼吁﹐重申「和平﹑非暴力」的原则。然而﹐屠刀之下﹐无论此或彼﹐结果都是同一的。这是无可改变的冷酷事实。
仿佛是对学生前一个呼吁的响应﹐此时广场西南面发生了一幕奇景──从和平门开来最早接近广场那支野战军部队在毛主席纪念堂南边一直屯兵不前﹐直至过了凌晨3时﹐他们才拉队进入广场西侧。被不战不和的神经折磨刺激着的人群呼啦啦围拢上去﹐要作最后一次毫无意义的堵截。实想不到这路军队竟是学生纠察队打着旗开路的﹐学生大喊﹕「市民别挡道﹗他们是投诚的﹗」此喊话招来更多群众﹐「有军队起义啦﹗」这不可思议的讯息倏地传开。我挤到前头﹐争睹这几乎圣迹一般的情景──部队在群众夹道欢迎下蠕蠕前行﹐绝大多数的官兵流着泪。他们枪都捺在背后﹐士兵们受伤颇众﹐每四﹑五个就有一个要搀扶着走。其余大都有擦伤或裹着绷带。这是他们一直拒不开枪的左证。市民争相与之握手﹐连称﹕「对不起﹐误会啦﹗」然后高喊﹕「打倒李鹏﹗反对镇压﹗」等等﹐并高举V型手势。居然得到激动人心的回响﹐不少官兵打着同样手势﹐或举拳喃喃喊着什么﹐听得清的大致是﹐「人民军队为人民﹗」「决不向人民开枪﹗」尤教我惊喜交加的是﹐一军官在我身旁过时﹐打着V型手势﹐低声喊了句﹕「打倒李鹏﹗」我迄今未识辨认军装上的军衔﹐不知是甚么等级的军官。但这已无关要紧﹐我狂喜地告诉身边的群众﹐引起一阵欢呼。众人感激地探问他们是什么部队﹐军人只答﹔「是北京军区的﹗」
如同陷于绝望之谷的人祈盼奇迹一般﹐我和众人一同热泪涟涟。把瞬间的幻觉膨化为狂澜既倒之际的唯一转机。
事实上﹐类似的插曲不胜枚举。譬如整个清场行动中﹐距广场咫尺之遥的一个北京卫戊区永久性军菅始终闭菅不出﹐高挂免战牌﹐此后几日也拒绝给那些啃压缩饼干的广场戒严部队施舍开水和热食物。木樨地6月5日晚还发生一小队军人向市民演讲﹐谴责屠城暴行。只不过﹐都没眼前这幕来得适时﹐足以教人陡生奇想。
这支部队并没在广场逗留﹐而开到人民大会堂南门外休息。直至最后清场﹐他们才出动了不足一百人守卫通南门的路口﹐仅系作封锁状﹐却始终留着五﹑六米的缺口﹐我和好多市民﹑甚至有两支外国电视摄影队都是最后一刻从这里撤走的。
然而﹐这些局部的怠战乃至抗命﹐绝不能挽回广场最后沦陷的命运。
3时50分﹐戒严部队指挥部通过高功率的扩音喇叭﹐粉碎了一切幻想──「戒严部队决定立即对天安门广场实施清场﹐凡在广场上的所有人﹐听到广播后﹐请立即离开广场﹗」
学生的响应是柴玲的广播﹕「……和平的最高原则是牺牲……这是最后的斗争……让全世界看清刽子手的真面目……」然后几万人低沉悲壮的唱《国际歌》。
不知何时起﹐北京城的几个方向都响起了炮声。（这种轰隆此后两三日都在远方鸣响着﹐却始终没有过官方或民间的消息释疑）。天安门城楼下也再度频频放枪。我想民主女神像成了头一个目标。我望不见﹑也不知道女神像是何时蒙难的。
却要记录下这感人至深的细节﹕我身后是人民大会堂东侧的人行道。有几个男女学生在此坐卧很久了。女的在树影下我看不清楚。男的个个一米八以上的个头﹐仪表潇洒英俊﹐一望而知是艺术院校的学生﹐未来的影剧或舞蹈明星。他们满不在乎的样子﹐间或开开玩笑﹐典型的艺术气质。然生得一幅好皮囊﹐到底是娇骄俱全并且惜命。近万大学生在纪念碑以死相拼。他们则选择了这个安全系数略高的地点。也许﹐这已很不简单。到底哪里安全其实说不准。
却要记录下这感人至深的细节﹕我身后是人民大会堂东侧的人行道。有几个男女学生在此坐卧很久了。女的在树影下我看不清楚。男的个个一米八以上的个头﹐仪表潇洒英俊﹐一望而知是艺术院校的学生﹐未来的影剧或舞蹈明星。他们满不在乎的样子﹐间或开开玩笑﹐典型的艺术气质。然生得一幅好皮囊﹐到底是娇骄俱全并且惜命。近万大学生在纪念碑以死相拼。他们则选择了这个安全系数略高的地点。也许﹐这已很不简单。到底哪里安全其实说不准。
4时正﹐广场上突然全部熄灯﹐数万人不由齐声惊呼。动手了﹗就是这个时刻。
不少人惊慌地往外跑。就在此时﹐那几个艺术院校学生互相招呼着﹐齐齐站起﹐迈着勇毅的步伐﹐向纪念碑走去。没有台词﹐没有追光灯﹐他们在献演第一出──可能是最后一出──人生悲剧﹐而今夜舞台之大﹐全世界都看得见。
为了驱走黑灯后的恐怖﹐为了表达不屈的抗争﹐民众点燃了拆卸下来的废帐篷﹑破棉絮和垃圾堆。广场上腾起熠熠红光﹐如一堆堆巨大的篝火。学生们的旗帜﹑一张张殉道者沉毅的脸﹐火光中痉挛扭曲的坦克﹑刺刀和枪口的森林……一切都构成了一幅色彩浓烈斑斓﹑情景悲壮至极的油画。
受到火光的召唤﹐大批在外围游走和观望的市民纷纷向纪念碑附近集结。他们或许有生的强烈欲望﹐却决不能坐视骨肉同胞去死。中国人骨髓里最精华的物质成份﹐这瞬间转化为最美丽光辉的精神﹐在这个生死场蓦然辐射出来。
中国人。你为何只能壮壮烈烈地去死﹐而总不能壮壮烈烈地去生﹖
我此刻距纪念碑约百余米﹐站两堆大火中间﹐目睹了这场气吞山河的民主运动的最后时刻。
密麻麻的脸庞像被贴在人民英椎纪念碑座上﹐那样年轻﹐放着红光﹐宛如死神举着的面容﹐在寻找着什么﹐然而它什么也没找到。
你来吧﹐来杀我们吧。每张脸都这样写着。
无论他们是生是死﹐他们都是永恒的。我这样觉得。
光和影的猛烈摇动中﹐响起一个声音﹕「同学们﹐同胞们﹐我们这次运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我们已经流了很多血。中国人的血流得够多的了……」这是侯德健。他呼吁学生和人民保存自己的生命﹐这将是这次运动的又─胜利……他的话不时被一些嘘声盖过﹕「怕死的快滚﹗」过了片刻﹐侯德健又泣血陈词﹕「我相信﹐今晚在广场的﹐都是中华民族的精英。我们都不怕死……」我看见好象有很多人哭了。英雄泪。侯德健说﹐他已和戒严部队的指挥官接触和谈判过了﹐对方表示「清场」是绝对的﹐至于侯提出的和平撤离﹐军队已同意﹐但要尽快撤离﹐军队无意再等﹐侯德健恳求道﹔「同学们﹐让我们最后做一件民主的事情吧﹐就是否和平撤离广场作一次表决。」侯又说﹐已经没有时间去举手表决了﹐用喊「同意」或「不同意」来决定吧。接着刘晓波（大概是他）也在广播里作同样呼吁。首先站出来支持撤退的是抵抗军队最悍勇的「工自联」代表。
我听不清赞成或反对的声音哪边更响亮。总之﹐学生陆续起立和移动了。
4时30几分﹐广场灯光大亮﹐成串红色讯号弹划过夜空。大批装甲车和坦克震耳欲聋地驶入广场。四面八方的士兵平端着冲锋枪踏着帐篷的残骸推进。学生还未撤离纪念碑﹐成群穿迷彩服的突击队已蜂拥冲上来﹐用枪指吓学生﹐粗声喝令着什么。亦因为这队凶狠的军人阻隔﹐我未能随大队从广播所指的东南角撤走﹐便退回广场西侧﹐这里有大批民众坚持不走﹐要亲眼望见纪念碑上学生队伍撤光才退出险地。
学生广播站最后的声音是一句未讲完的话﹔「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们──」旋即枪声怒响﹐微茫的曙光中看见纪念碑身石屑四溅﹐所有喇叭同时被打哑了。
学生的撤退在继续。时间和他们的步履同样是那样沉重。我已望不见他们撤下纪念碑后的情况。倒是我这一侧的民众发现正是那支「投诚」部队出来扼守大会堂南门的路口﹐军官疲惫而满不情愿地指挥士兵一字排开﹐把路口封死﹐士兵没怎么动﹐一个五﹑六米的豁口依然敞开。群众已将稍早那幕军民对泣的煽情剧置诸脑后﹐深深的仇恨已令他们憎厌一切大兵。他们怒骂着﹐更质问﹕不是叫人家和平撤退吗﹖堵死口子抓我们去领功呀﹖军官木然无反应﹐亦不再敦促部属动作。于是大家更放胆不走﹐驻足观望﹐连外国记者在此留守军人也无干涉。他们和十余步外另一队挎枪持铁棍（不知干什么用）的友军全无联络﹐很孤独而沮丧的样子。
学生的撤退在继续。时间和他们的步履同样是那样沉重。我已望不见他们撤下纪念碑后的情况。倒是我这一侧的民众发现正是那支「投诚」部队出来扼守大会堂南门的路口﹐军官疲惫而满不情愿地指挥士兵一字排开﹐把路口封死﹐士兵没怎么动﹐一个五﹑六米的豁口依然敞开。群众已将稍早那幕军民对泣的煽情剧置诸脑后﹐深深的仇恨已令他们憎厌一切大兵。他们怒骂着﹐更质问﹕不是叫人家和平撤退吗﹖堵死口子抓我们去领功呀﹖军官木然无反应﹐亦不再敦促部属动作。于是大家更放胆不走﹐驻足观望﹐连外国记者在此留守军人也无干涉。他们和十余步外另一队挎枪持铁棍（不知干什么用）的友军全无联络﹐很孤独而沮丧的样子。
纪念碑上的学生旗帜终于隐没在东南的烟雾中。广场上废帐狼藉﹐火堆依然熊熊﹐坦克车隆隆推动﹐沉重地辗压着一切。
什么都结束了。
血路和火海之上﹐化为飞灰的只是人类的一个并不新鲜的﹑平平常常的理想。
她在中国已喊了一百年。先后招致来鬼头大刀﹑绞索﹑马刀﹑高压水炮﹑枪杆子﹑水牢﹑劳改营……最后是大炮﹑坦克﹑装甲车。怪的是﹐她的敌手越来越强大了﹐而她自己却始终是个飘渺的梦。
「这里是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请记住1989年6月3日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
「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大多是无辜的市民﹐被强行入城的全副武裴的士兵杀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们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
「士兵驾驶着坦克战车﹐用机关枪向无数试图阻拦战车的市民和学生扫射﹐即使在坦克打开信道后﹐士兵们仍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开枪射击﹐目击者说有些装甲车甚至辗死那些面对反抗的群众而犹豫不前的士兵。
「北京国际电台英语部深深地哀悼在这次悲剧中死难的人们﹐并且向我们所有的听众呼吁﹕和我们一起来谴责这种无耻地践踏人权及最野蛮的镇压人民的行径。
「北京国际电台英语部深深地哀悼在这次悲剧中死难的人们﹐并且向我们所有的听众呼吁﹕和我们一起来谴责这种无耻地践踏人权及最野蛮的镇压人民的行径。
「鉴于目前北京这种不寻常的形势﹐我们没有其它新闻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恳请听众谅解﹐并感谢你们在这最沉痛的时候收听我们的广播。」
──北京国际电台6月4日英语广播广播员李丹
「《解放军报》6月4日社论说﹕『自6月3日凌晨开始﹐首都发生了严重的反蕈命暴乱。』
「3日22时左右﹐军事博物馆一带响起枪声﹐戒严部队进城。
「从午夜到凌晨﹐友谊医院﹑阜外医院﹑北京市急救中心﹑铁路医院﹑复兴医院﹑协和医院和广安门医院等不断给本报来电话告知收治人员的伤势情况。
「到截稿时止﹐戒严部队已突进天安门广场。」
──《北京这一夜》载《人民日报》6月4日凌晨五时讯
连同中央电视台当晚播音员的一身黑色丧服﹑红肿的眼睛﹑念悼词般的喑哑声音。所有这些直接或曲折的抗议﹐汇成了中国最黑暗时分冲出民族喉咙的怒吼。
然而﹐这都比不上学生队伍撤退时那悲壮场面教人摧肝裂胆﹐真是天地为之动容。
5时45分﹐我撤出广场﹐返回家中﹐恰好从东南角撤退的学生队伍折回前门西大街走向西边大学区。同学们臂挽臂﹐互和搀扶﹐个个泪流浦面﹐悲愤欲绝。很多人浑身血污﹐队伍中还有担架﹐不知是昏迷者还是重伤者。逶迤的队伍有的还嘶哑地唱着《国际歌》﹐多是拼尽全力地吶喊﹕「罢工罢市﹗」「中国人站起来﹗」迎面又开来一支军队﹐仍向广场进发。学生齐声怒吼﹕「法西斯﹗」「刽子手﹗」「狗﹗」「流氓﹗」「畜牲﹗」激愤之泪更如泉涌。这时﹐所有高层住宅的窗户都敞开﹐居民不论男女老少都探着身子和学生一道吶喊﹕「法西斯﹗」「刽子手﹗」……居高临下的强大声浪鼓应着学生因悲痛﹑愤怒﹑衰疲而变形的嘶吼﹐闷雷一般向前滚动。
5时45分﹐我撤出广场﹐返回家中﹐恰好从东南角撤退的学生队伍折回前门西大街走向西边大学区。同学们臂挽臂﹐互和搀扶﹐个个泪流浦面﹐悲愤欲绝。很多人浑身血污﹐队伍中还有担架﹐不知是昏迷者还是重伤者。逶迤的队伍有的还嘶哑地唱着《国际歌》﹐多是拼尽全力地吶喊﹕「罢工罢市﹗」「中国人站起来﹗」迎面又开来一支军队﹐仍向广场进发。学生齐声怒吼﹕「法西斯﹗」「刽子手﹗」「狗﹗」「流氓﹗」「畜牲﹗」激愤之泪更如泉涌。这时﹐所有高层住宅的窗户都敞开﹐居民不论男女老少都探着身子和学生一道吶喊﹕「法西斯﹗」「刽子手﹗」……居高临下的强大声浪鼓应着学生因悲痛﹑愤怒﹑衰疲而变形的嘶吼﹐闷雷一般向前滚动。
路两旁的市民看见学生衣衫稀烂﹑血迹淋漓之惨状﹐都掩面而泣。更有很多人当场脱下自己的鞋子﹐给队伍中光穿著袜子或只剩一只鞋的学生穿上﹐有的妇女脱下外衣﹐给衣裳撕烂得不忍卒睹的女学生披上。高楼一扇扇窗户里﹐居民痛哭失声。
天地同悲。是为中华民族的黑日。
……
「我作为戒严部队某部负责人﹐从始至终参加了天安门广场清场工作。我首先郑重说明﹐6月4日凌晨4点半至5点﹐戒严部队清场过程中﹐绝对没有打死一个学生和青年﹐也没轧伤一个人﹐根本没有登生过什么流血事件。」──解放军李之云大校答外国记者问。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21日
现在转入一个千百万中国人和更多的外国人所关注和困惑的问题──何谓「天安门流血事件」﹖到底有没有「血洗天安门广场」﹖
不要说因空间和时间所阻隔的人们﹐连我这现场见证人也一度为之疑惑。
我首先感到困惑的是﹐当我和无数身历惨变的人们为那场令人发指的血腥暴行而哀痛和愤恨的时候﹐传媒的焦点竟集中到广场上有无射杀和辗死人的命题上去了。于是中国官方和外间的谴责者陷入一场没完没了的论证和反论证的漫长争辩之中﹐迄今犹未了。
这场国际吵架有什么实际意义﹖试问在西长安街这条血路枪击车轧学生与平民﹐或在东边建国门及南边珠市口杀人于市﹐和在广场上杀人有什么质的区别吗﹖这场骇人听闻的杀戮行动是铁铸血写的事实﹐让全世界同声抗议这灭绝人性的暴行吧﹐而不要纠缠于某个局部的﹑外在的问题。
这场国际吵架有什么实际意义﹖试问在西长安街这条血路枪击车轧学生与平民﹐或在东边建国门及南边珠市口杀人于市﹐和在广场上杀人有什么质的区别吗﹖这场骇人听闻的杀戮行动是铁铸血写的事实﹐让全世界同声抗议这灭绝人性的暴行吧﹐而不要纠缠于某个局部的﹑外在的问题。
然而﹐这场大论争是那样持久和刺激﹐我终于也动摇起来。是不是广场也发生屠杀而我没看见呢﹖那些「机关枪扫射」﹑「广场血浆成寸厚」的说法是出于自谓「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之口﹐不论其出于何种原因而坚执此说﹐都足不可信的。如此规模的血腥清场﹐我不可能看不见﹑听不见。然而﹐我确有目力所不及的地方。我始终在广场西边活动﹐东半广场及学生撤退时的信道﹐我一直未能视睹。但「血洗广场」的舆论是如此强大﹐连一些说过「没有看见」的身历者也因感情因素或别的什么原因改口了。我揣着疑团﹐在逃亡过程中意外地碰上同行老鬼﹐原来当晚他也在广场。对证之下﹐我们所见是一样的。但恰巧他也在西边广场﹐只不过比我早撤走半个钟头。后来我又遇上─个有名的学生领袖B﹐系北京绝食团发起人之一。我与其相处过一段时间﹐自然也问及这疑问。B是最后一批从东边信道退出广场的﹐B和同学们遭到殴击﹐很多衰弱的学生被打倒在地﹐并说撤退中子弹打中一位同学﹐B认为是打死了。我反复核实B的见证﹐却发现那是退出了广场之后的事。
故此﹐我只能坚持自己的结论。并且不去假设没有侯德健及红十字会人士于千均一发间的谈判努力﹐广场将会发生什么事。
现在来听听中国当局说法。
屠城之后﹐官方传媒指天发誓说「广场上没响过枪」﹑「没流一滴血」。不几日﹐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摄影记者刻意将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弹洞摄入镜头﹐这无声的画面戮穿了当局的谎言──几亿中国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官方修正了这说法﹐并在表彭「共和国卫士」之「英雄事迹」时﹐说最先冲上纪念碑的军士如何开枪打哑了学生广播站的喇叭﹐并用枪口指喝学生「趴下」（事实上在此之前﹐纪念碑己遭枪击多次）。等等。
官方修正了这说法﹐并在表彭「共和国卫士」之「英雄事迹」时﹐说最先冲上纪念碑的军士如何开枪打哑了学生广播站的喇叭﹐并用枪口指喝学生「趴下」（事实上在此之前﹐纪念碑己遭枪击多次）。等等。
坦克和装甲车来回辗压了学生的帐蓬。当局说「事先已检查过里面没有人」。这点我非但没怀疑﹐而且认为当晚广场上的险峻形势﹐猛烈的枪声﹐熊熊的大火﹐每个人的生死都悬于一线。如此时刻﹐帐篷里根本不可能还有人呆得住。倒是官方自己证实了帐篷里确有一个吓昏了的女学生和一个疲极而眠的外地学生﹐都被军人唤起赶走。
我确信就广场而言﹐「辗人」并无其事。
至于说广场上「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流血事件」。这未免太过急切洗刷自己。此说无法解释学生队伍撤出时的满身血污。事实上﹐学生有秩序地撤离时﹐遭到军人棍棒交加的痛殴﹐我所认识的香港女记者蔡淑芳就被抡了两大棍﹐推倒在柏树墙下﹐更多的学生被打得头破血流。军队既一路杀戮而来﹐又何必讳言那对政府来说微不足道的人血呢。
回到天安门广场上有无杀人这个老问题上。我多么希望把这场冗长而无谓的论争立时结束掉。它实际上已变成一个捉迷藏的概念游戏﹐恰恰是中国官方最欢迎的游戏。
当北京权力集团的核心人物对六四屠杀虽绝无悔意﹐却竟为各国的谴责和制裁而烦恼的时候﹐外间那些概念不清的指责﹐正好给那些元凶一面聊胜于无的精神之盾﹐好振振有词地反驳人家是「胡说八道」﹐「无中生有」﹐是「天方夜谭」﹔也正好帮他们回避了实质性的问题──以坦克战车﹑机枪﹑自动步枪和开花子弹（隶属军方的北方工业公司人士指证这种子弹由保定一兵工厂制造）镇压手无寸铁的人民﹐已远超一个国家的「内政」﹐而是对国际人权和公义的粗暴蹂躏。这种在本世纪中叶已绝迹的野蛮行径﹐才是那些屠夫必须受到审判的历史罪孽。
让全世界震怒的目光都投射到20世纪末发生的这场人类悲剧吧﹐不要再向刽子手求证在或不在某个地点杀了人﹐它的发生地点是确凿无疑的﹐就是中国的北京。
让全世界震怒的目光都投射到20世纪末发生的这场人类悲剧吧﹐不要再向刽子手求证在或不在某个地点杀了人﹐它的发生地点是确凿无疑的﹐就是中国的北京。
……
然而﹐屠杀没有停止。
学生撤退队伍还在那条血泊斑斑的长路上跋涉﹐大批在星期日上班的﹑又不完全知晓彻夜枪声真相的市民﹐进入了??布北京城的各个杀戮战场。这些在公共交通已断绝仍骑车或是步行上班者﹐都是「一等良民」。但触目惊心的战场景象﹐远远超出他们在被窝失眠中的想象﹐那沉重的履带压痕一下辗过了他们良心的底线﹐于是愤怒地冲上前大声斥责军人﹐得到的是迅速而响亮的回答──冲出枪膛的子弹。
是日﹐满城狼烟四起﹐枪炮声怒响﹐不间歇地撕裂着充斥着血腥和焦糊味的空气。听去像是一座被攻陷的英雄城市在进行殊死的巷战。没人知道这日和此后的数日北京被杀了多少人﹐永不可能知道的﹐包括杀人者自己。
6月4日﹐万念俱灰的我凭窗而立﹐使命已完结﹐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拍摄下此刻广场全景的照片。望去浑浊的烟柱夹裹着无数人信念的残片和理想的劫灰﹐冲霄而起。五十日可歌可泣的民主圣地已然易手﹐扎营者换成庞大的钢铁怪兽和十数万蛮勇的士兵。
全部的翻覆变易﹐都是在天安门城楼毛泽东巨幅画像和供奉着他的真身的纪念堂之间开始和结束的。那几百万人惊天动地的吶喊和廿万攻城大军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可曾惊动这个超圣的灵魂﹖他或会掀开那玻璃罩子﹐走出巨大的陵墓﹐呈现在他眼前的是粗大的坦克炮管和森林般的钢枪。也许会有无识无知的年轻士只用枪口对着他喝令﹕「回去﹗不准出来﹗」
曾和这位伟人的心底波澜有不解之缘的天安门广场﹐已有过数不清的聚集上百万人的场面﹐却从未有过坦克擅入这块圣地。
人们永远捉摸不透他喜欢和不喜欢什么。
这才叫伟人。
世界上有一些地方﹐历史是由好多人创造的﹔而另一些地方﹐历史是由一个人或几个人创造的。
总之﹐历史是人创造的。
无论毛泽东对六四这一天的广场感到快慰还是震怒﹐有一点是不能不惊叹的。就是昔年在他周围卑躬曲膝﹑唯唯诺诺﹑战战兢兢的那些旧臣子﹐终于做出了一件他未曾想过﹑或想过而从未做出来的事情。
创世纪。
下午3时﹐惨白灼热的天空陡地阴暗下来﹐眨眼间风驰云走﹐飞泪顿作倾盆雨。
北京哭了。
……
6月5日﹐枪声不绝。
6月6日﹐枪声不绝。
6月7日﹐枪声不绝。
6月8日﹐枪声渐落。
6月9日﹐枪声稀少。
6月10日﹐我逃出北京。
1989剩下的半年﹐世界激变。
唯一不变的是北京。
写于三藩市
孔捷生:血路──1989(上)
孔捷生﹐男﹐生于广州﹐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广东作协副主席。着有小说﹑散文五种﹐因参与89民运逃亡海外﹐现居美国。
前言
北京没有春天。
干冷干冷的冬季﹐干热干热的夏季﹐再搭配一个天高云淡﹑寥廓无比的季节─令人怀恋的秋天。
应是春天的日子了。这座城市阴沈着﹐依然冷峭。塞外的风越过长城﹐挟着黄土的粉末﹐把天空染成像这个民族一样的肤色。没有春雨﹐间或有些晦暗的云﹐像一床旧棉絮捂着国都﹐空气被榨干了﹐欲哭无泪。
这个季节很多事。近几十年左右历史走向的大事件通常都选择这个时分。
北京的心脏博大而宏伟。凝固着帝王气象的古建筑沿南北中轴线一字排开﹐嵯峨肃穆的宫殿并不因逾代隔世而稍减威严﹐檐脊的瑞兽昂扬着中华上国之古风﹐教人讶嗟往昔之盛朝气象和举世无匹的国力。而东西两侧却是共和景象﹕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巍然相对﹐象征着一个时代。这种皇朝与共和的奇异混合﹐在居东西南北之中的毛主席纪念堂有最强烈而集中的体现﹐一如躺往里面那位冰冻的长眠者﹐人们迄今无从概括其真实形像。是旧世界的埋葬者﹖是开国皇帝﹖是农民的知识分子﹖是暴君﹖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的一代宗主﹖是孤独的﹑不为同代者所理解的空想家﹖抑或是一个不惜将整个民族的命运作社会实验的理想迷狂﹖
北京的心脏博大而宏伟。凝固着帝王气象的古建筑沿南北中轴线一字排开﹐嵯峨肃穆的宫殿并不因逾代隔世而稍减威严﹐檐脊的瑞兽昂扬着中华上国之古风﹐教人讶嗟往昔之盛朝气象和举世无匹的国力。而东西两侧却是共和景象﹕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巍然相对﹐象征着一个时代。这种皇朝与共和的奇异混合﹐在居东西南北之中的毛主席纪念堂有最强烈而集中的体现﹐一如躺往里面那位冰冻的长眠者﹐人们迄今无从概括其真实形像。是旧世界的埋葬者﹖是开国皇帝﹖是农民的知识分子﹖是暴君﹖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的一代宗主﹖是孤独的﹑不为同代者所理解的空想家﹖抑或是一个不惜将整个民族的命运作社会实验的理想迷狂﹖
只有一点很清楚﹐他改变了中国的历史。
他是巨人﹐他周围的支持者及反对者都是侏儒。
他死了。这个时代并不因此结束。他化为石像和图腾﹐祭坛之下﹐一切的梦想与痛苦﹐迷惑与挣扎都在漫长地延续。
这群风格矛盾的庞大建筑物围拢着一个空间﹐这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天安门广场。这座舞台只有上演震撼全世界的历史事件才配得起它的壮阔魁宏。事实上﹐已经不只一次地演出过了。这些划时代的大事件足以改变人类的思维定式和国际的政治型态﹐却偏偏未能改变中国人的命运﹐哪怕一分一毫。
这是一个谜。
曾有无数人充当过大时代的见证﹐仍是百思不得其解。
天安门广场西南﹐有一排高层公寓﹐其中有一间临街的房子﹐可以远眺广场。那是我的家。
现在我已失去了这个家。
我和千百万试图缔造历史的同胞一样﹐身历了惊天动地的五十日﹐终于遭到最惨痛的失败。
89民运改变了世界﹐传递火种的前驱却倒在血泊之中。
这是中国人最辉煌的记录﹐亦系最耻辱的一页。
节选──《黑白》
6月3日凌晨。
北京人在床上﹐学生在帐篷里。营地的旗帜呼拉拉卷着广场上的风。
戒严以来持续的懮愤﹑焦虑﹑警觉已徐徐松弛成酣梦。人民的血肉长城令几十万大军始终无法开入首都﹐连日来盘旋于广场上空的军用直升飞机遁去无踪。报载﹕围城部队已后撤10-20公里﹐并安营扎寨﹐一时再无异动。
北京人获得了极大的心理满足感。和平正义与枪杆子对峙的气壮山河的史诗场面﹐令他们看到了自己的力量。中国的民气从来没这样昂扬过。
假如执政者收敛其雷霆天威﹐承认这次全民运动的爱国民主性质﹐并与之共商改革大业﹐这磅礡大潮所转化的能量﹐将使中国进入一个最朝气蓬勃的新纪元。
确实有这样一个孤独的声音在广场回荡过﹐然那张眼泪纵横的脸上刻着的却是「绝望」二字。
没有人真正悟透﹐一帮八十多岁的老人尚且不能容忍一个七十多岁的同僚不和谐的声音﹐又怎能容忍广场上数十万条年轾的喉咙发出的激昂吶喊﹖
人海旗林的隆隆声威足以压倒一切远虑近懮。
进入6月﹐大气中不祥的气息确实在减褪。戒严部队指挥部的全部威慑力只剩下水准类乎军营墙报一般低劣的宣传战。甚至最权威的《人民日报》也一直顽强地发表隐晦地支持学生的文章﹐并和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等结成神圣同盟﹐和死硬派的《解放军报》﹑《北京日报》﹑北京电视台列阵对垒﹐大唱反调。
局势是如此混沌﹐京城上空尽管战云积聚﹐广场上十数万年轻的革命圣徒﹐衷心祈盼着圣灵般的奇迹──几千年的专制阴魂会被一张「非暴力」的符签镇住﹐颤巍巍地匍伏在洁白的民主女神像脚下。
凌晨2时半
一个惊惶的声音穿街而过──「市民快出来﹗大兵进城啦﹗」
我隔窗眺望时﹐那声音已远去。惨黄的碘钨灯映照着空荡荡的前门大街﹐绝无军队踪影。要进入广场﹐这里是西南方向唯一的信道。
自5月下旬﹐广场频频「告急」﹐市民闻风而动﹐巳经有了「狼来了」的心理疲态。我伫立好久﹐广场上并未传出异常声浪﹐学生广播站也无示警。
我钻回被窝﹐毕竟睡不着了。
3时许﹐电话铃响﹐友人从南池子附近打来﹔「鬼子进村啦﹗」
我骑车至东长安街。一幕「全民截兵」的壮剧已近尾声。宽阔的路面布满市民伧促设置的路障﹐臂挽臂的血肉人墙更是重重叠叠。此处距广场仅一箭之遥﹐夜半突袭的军队竟无法逾越这最后的两百米。望去几千军人已被群众分割包围﹐沮丧地退到人行道树下﹐在浓黑的阴影里沉重地喘息。谁也未见过堂堂人民解放军是这般扮相的﹐这些军兵们都没穿军装﹐白衬衫﹑花格子衫﹑圆领衫﹐五花八门﹐显见得是一次精心伪装的偷袭。他们看去都是徒手。只拎一包压缩饼干之类的物品。其后才知并非如此简单。士兵们一概缠两条军皮带﹐拉扯厮缠的混乱之中﹐地面遗落磨尖的铁条﹑匕首﹑钢筋﹑尼龙绳索﹑甚至还有菜刀等物证。我眼见有市民拾起送还军人﹐有的接收有的则拒绝。随后﹐队形凌乱的军人开始后撇。
那些非军事装备﹐于我迄今是个谜。人民解放军要用这类江湖帮会般的器械去收拾学生﹖抑或突进广场后丢弃于地以栽赃人民﹖
无论如何﹐戒严部队一改青天白日下列队进城的方式﹐而对和平的学生市民采取夜半伪装的偷袭﹐这是要写进军事史的。
更何况﹐它竟然失败了。
「军队行动时间﹑方式﹑着装均属军务﹐任何人不得干预。」──戒严部队指挥部紧急通告
「军队行动时间﹑方式﹑着装均属军务﹐任何人不得干预。」──戒严部队指挥部紧急通告
请注意﹐这不是事前警告﹐而是事败后羞恼交加的通告。
当其时﹐我曾有过闪念﹕凭这六﹑七千便装军人﹐就算使出那些黑帮式的器械﹐能否剿平和肃清天安门广场为数众多的学生﹐实属疑问。更不用说﹐黑夜便装行动更易令场面混乱和失去控制。
事件的真像很快昭然。
东路已稳﹐我骑车向西﹐不多远就到了六部口。眼前展现的是官方丢尽颜面的一幕。此刻发生的事情﹐是官方指为「反革命暴乱」见报率最高的「证据」﹐恰巧﹐事件的过程我尽收眼底。
一辆挂着民用牌照的廿四座旅游中巴﹐刚驶过北京音乐厅就被学生截停。车内约有十条汉子﹐平民化装束掩盖不住军人的精悍之气。学生请他们说明身分和出示证件就放行。军人先是支吾而后沉默。市民旋即包围此车。一支外国电视采访组闻风而至﹐摄像灯光之下﹐学生从窗口钻进车内﹐其发现令人震栗。车内堆满的麻包和纸箱装的是奇型怪状的凶器──一端尖利一端带弯钩的铁笔﹑短匕﹑套着软塑料管的薄钢片圈。有识者说﹕此圈套在人脖子上─拧﹐廿秒钟内就要窒息。学生在车顶展示这些物证﹐激起群众一阵阵怒吼。车内军人神情紧张﹐似有更重大的隐密而默不作声。直至天色初亮时﹐学生又在麻包里发现一批自动步枪﹑机枪和大量弹药。还有两个可随时更换的掩人耳目的民用车牌。
原来这次大行动是部队从东突袭﹐武器从西路偷运。而这时官方所谓「反革命暴乱」的定性词尚未构思出来。
「早上7时左右﹐在六部口﹐有的歹徒钻进披围困的军车内﹐抢夺装有子弹的机枪。」──北京市长陈希同《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
这些「歹徒」正是学生。他们与车前座那位军官模样的人交涉﹐然后将三枝自动步枪和一挺机枪递到车顶架起来示众。车内军人没有作出任何行动阻止。
群众哗然﹐激愤地彭彭拍打车厢。但整个场面都在学生纠察队的控制之中﹐没有一枝枪一粒子弹被「抢夺」或挪动到这辆旅游车范围之外。自始至终﹐唯一的「暴力」插曲是一个小伙子探头和车前座的军官理论（或是怒骂﹐我听不见）﹐说着说着倏地抽了军官一记耳光﹐即刻被群众拉开并规劝一番。车内军人要解手﹐均由学生手拉手护送到音乐厅公厕。这对「人民子弟兵」的名号固然是深刻的讽剌﹐然谁能料到那些年轻的东郭先生将在一昼夜之间得到怎样的回报﹖
近10时﹐初夏的阳光挣脱雾霭和工业废气的笼罩﹐洒落这座自「八国联军」以来从未领略过炮火硝烟的古城。很奇怪﹐当日有人向天安门城楼毛的画像撒上污糟颜料﹐顷刻间满城狂风大作﹐飞砂走石﹐而6月3日这一天﹐天象毫无警兆﹐北京城晴朗得没有道理。
这时﹐昨夜发生在复兴门的命案已经传闻。一辆武警军车超速﹐辗死二人﹐重伤一人。官方传媒发话﹐那是中央电视台借用了的一个军车。如果相信此说﹐在场群众发现车内警服﹑警棍﹑刃子﹐也可解释为拍戏的道具吧。这类偶然性的事情发生在最不应该发生的时刻﹐其后果是糟得不能再糟了。
面对官方剑拔弩张的架势﹐学生再次诉诸社会的公义良心﹐坚执「和平﹑非暴力」原则﹐号召各界人民下午2时举行全市大游行﹐以哀兵之阵对当局作最后的泣血之谏。
近11时﹐我返家小憩﹐准备参加下午的大游行﹐但思潮澎湃﹐连打个盹也不能。便给城西的一位作家朋友打电话﹐告知凌晨至今之所见﹐对方说了句﹕「我气得直哆嗦﹗」又表示今晚要来我处。
近11时﹐我返家小憩﹐准备参加下午的大游行﹐但思潮澎湃﹐连打个盹也不能。便给城西的一位作家朋友打电话﹐告知凌晨至今之所见﹐对方说了句﹕「我气得直哆嗦﹗」又表示今晚要来我处。
这日民情确实已达沸点﹐自中午起﹐整条长安街已水泄不通地涌动着既惊又怒的人海。有秩序的游行实际上已无法组织。连日来京城趋于平和的气氛已荡然﹐出现了自5月23日以来的民运高潮﹐义愤溢然的人群振臂吶喊﹐高举V形手势﹐连公共巴士顶上都站满了头缠红布条﹑挥舞旗帜的青年。高亢的《国际歌》声和口号声如怒涛般拍击着历代帝王血色的宫墙﹐栖身于故宫殿檐的燕雀呼啦啦惊起﹐久久落不下来﹐场面之宏大﹐望去完全是两百年前法国大革命的中国翻版。
任何一个民选政府﹐面对如此波澜壮阔的人民革命﹐除辞职下台或立即和人民对话谈判﹑颁布「罪己诏」﹐实在已无其它选择。
现代中国有过这样的政府吗﹖现代中国会有这样的政府吗﹖
当局早已作出最决绝的回答﹕一步也不能退﹗
「如果学生绝食时政府以对话方式答应他们的政治条件﹐否定『426』社论﹐承认他们的非法组织﹐他们也不会善罢干休﹐也仍然会以其它借口继续制造事端﹐扩大事态﹐也仍然会在非法组织合法化后﹐进而建立反对党﹐进行长期斗争。如果5月20日不采取对北京部份地区实行戒严的措施﹐6月3日戒严部队不强行入城﹐他们还是要继续使动乱和暴乱升级﹐扩大到全国﹐逼迫政府下台﹐或以所谓『攻打巴士底狱』的方式推翻共和国。」──《平暴「备忘录」》载《人民日报》1989年7月26日
下午2时﹐预料中的军民冲突果然发生了。从中南海西门和新华门冲出大批军警两路夹击﹐用催泪弹﹑电棍﹑大棒殴击和驱散人群﹐夺回在六部口的旅游巴士。当时我在广场﹐只隐约听见一阵异响﹐其后有学生举着血衣和催泪弹残骸游行过来。
应该说﹐军方动武抢回这辆伪装的军械车﹐理由是成立的。尽管当初把这一车奇形怪状的凶器和「装有子弹的机枪」运到市中心显然没甚么道理。
应该说﹐军方动武抢回这辆伪装的军械车﹐理由是成立的。尽管当初把这一车奇形怪状的凶器和「装有子弹的机枪」运到市中心显然没甚么道理。
且按下我没亲眼目睹的一幕不表。最令人疑惑的是人民大会堂西门那起长达数小时的军民对峙。3时半﹐潜伏在人民大会堂内的数千军人突然从西门开出﹐旋即被上万群众包围。军队行动目标不明。人民大会堂居高临下﹐完全清楚这个地段是人海怒涛的中心﹐此时出来列阵示威﹐实不知意欲何为﹐这些官兵和戒严初期入城不遂的那些军人大大不同﹐对群众的怒骂反应异常强烈﹐不一会就发生几起军民扭打﹐十几名学生和市民血流满面地被扶走。敌意对峙数小时后﹐学生亮出证件和军官谈判。军队终于答应「撤回大会堂﹐48小时不再出来」﹐群众实时让路﹐并鼓掌夹道欢送。
此时暮色初临﹐充满火药味的一个长昼即将过去﹐大致可算有惊无险。血肉长城又一次挡住了滚滚铁流。学生与市民个个意气风发﹐天理与民心不可轻侮﹐大凶之日的劫厄都能渡尽﹐民运的火炬也定将熊熊燃烧﹐一直坚持到6月20日全国人大会议开幕﹐给危难之中的民族命运以─个新的转机。
人们甚至会想﹔「48小时」﹐足以发生好多事﹐无论中南海的宫墙里还是全世界的骨肉同胞﹐都会激发出石破天惊的能量﹐霎那间将历史改写﹗
这是多么天真烂漫的想象﹗
「全体市民要提高警惕﹐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上街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广大职工要坚守岗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紧急通告
我刚到家﹐妻子告我﹐北京电视台刚刚播出这「紧急通告」。我的心倏地揪紧了﹐连忙屏息守候中央电视台7时播放的「新闻联播」﹐却没播这则通告。北京电视台新闻早播出半小时﹐一向收视率不高。民运期间更见其低﹐能看到的人恐怕也有限。
我拨电话给作家朋友﹐他果然没看到这「紧急通告」的播出。我告他﹕「今晚广场要出大事﹐我会在现场作历史见证﹐你路远﹐不安全﹐别过来了。」对方沈默着﹐只听见沉重的喘吁﹐末了他说﹕「保持电话联络吧。」
我三两口扒了碗凉拌面﹐又匆匆赶到广场。
纪念碑前依然旌旗猎猎﹐学生却无往日多﹐经过一夕数惊的折腾﹐重见太平﹐北京的学生大都回校或回家休整去了﹐广场上以外地学生为主体﹐最教人讶然的是﹐广播站沸沸扬扬﹐不停宣告着通过长途电讯「海峡两岸对歌」以及「广场民主大学」成立的消息。
这就是大屠杀前夕学生的精神状态。他们当中好多人到生命最后一息﹐都不知道自己成了「反革命暴徒」。
苍天昭昭﹐请记住民主女神下这最后的罗曼谛克。
甚至于我亦骤生疑惑﹕事态或许不至太严重﹖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的权威性大可置疑。毕竟戒严以来十余日已无一个党政军要人在电视上露过面了。
首传警讯的是西南路。
天将入黑﹐前面西大街突然出现一支全副武装的军队前锋﹐以强行军姿态衔枚疾进﹐直奔广场。约一个连的的军人个个浑身精湿﹐跑得摇摇欲倒。从供电局至前门几百米马路上﹐已有六﹑七名士兵昏厥倒地﹐队伍只管向前冲﹐竟置躺倒在路心的战友于不顾。显见得是接到死命今﹐限时限刻到位。
北京人被这突如其来的事变惊呆了。直至士兵突进广场前的一剎那﹐市民才伧促组成人墙堵截。筋疲力尽的官兵就势一摊泥似的坐下﹐疾跑之后的骤然静止﹐又导致多人虚脱昏迷。有市民指点不太远处有急救中心﹐并协助架走半休克的士兵。此时﹐人群如堵﹐齐声唱起《国际歌》和《义勇军进行曲》。闻讯赶来的学生纠察队匆匆跑进电话亭告急传警。
这支前锋分队喘过气来﹐似也茫不知所措﹐任何一个方向都无友军踪迹﹐即使怀有密令﹐此情此景﹐也难有什么施为。半小时后﹐这支分队原路撤回。
市民欢声雷动﹐个个神采飞扬。殊不知这场「遭遇战」是89民运「和平﹑非暴力」主义的最后一次胜利了。
天色尽黑。过于冒进的孤军无助而退﹐反助对方召来援兵。不久﹐各院校的学生打着旗帜增援广场﹐学生纠察队则开赴各路口组织堵截。市民更群起设置路障﹐喊着号子搬动路心的铁栏和水泥隔离墩﹐更用公共巴士堵住前门通广场的要津。
大军压境﹐北京人士气依然高昂。他们未遗忘13年前另一次悲壮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北京人的血没有白流。他们创造了一个时代﹐现在他们更要着手创造另一个时代。
我遍体血潮陡涨﹐意识到自己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向何处去﹐将在广场立见分晓。全世界的炎黄子孙将要熬过一个无眠的夜晚﹐等待破晓。
「在这紧急关头﹐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下定决心﹐命令驻守在首都周围的戒严部队﹐强行开进﹐平息暴乱。」──《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的事实真相》北京市委宣传部6月5日。
不再有幻想。尽管没人知道「暴乱」这个词﹐光明与黑暗的总决战已拉开序幕。当局拟祭出13年前的木棍铁棒﹖改用摩登的催泪瓦斯﹑高压水龙﹑电棍﹑橡皮子弹﹖抑或各路大军一拥而上﹐刺刀枪托加上当日凌晨曝过光的江湖帮会器械﹖
倘是如此﹐面对宁折不弯的北京人﹐场面之惨烈将是耸人听闻的。
然而﹐真若如此﹐尽管失之原始和粗暴﹐但对国际政治行为准则的超越毕竟是有限度的。世界仍会一片哗然﹐齐声谴责﹐最终总会不了了之。(64档案-89)
急火攻心的当局既立心镇压﹐全少应衡量和筛选一下镇压的方式。不幸﹐他们并不具备这起码的心智水准。一个缺乏应变能力的政府﹐不但要输掉民心﹐更会把整个共和国的命运葬送掉。
更不幸的是﹐人民虽已颁教过当局的铁石心肠﹐却仍未料及其愚蠢和野蛮到了何等程度。
20世纪未的一场大血祭﹐就这样宿命般的设坛于中国的北京。
夜色苍茫﹐广场四周的帝王宫阙和共和建筑被抽象化﹐只剩下黝黑的轮廓﹐如同颟顸的巨兽﹐正联手拉开悲剧之网﹐大气中凝固着诡异和嗜血的氛围。
我匆匆返家﹐告妻子我要在广场守夜﹐嘱咐她照顾好孩子。妻子极度不安﹐又不知事情将怎样开始和结束﹐便心情沉重地送我下楼。
正在此刻﹐战幕震耳欲聋地拉开了。两辆装甲车就如庞大的恐龙从夜幕中冲出﹐沿前门西大街开足马力全速冲锋﹐将凌散单薄的路障辗得火星四溅﹐扭曲的铁栏和水泥块尖啸着迸起和坠落。事出突然﹐街上并无人墙。钢铁怪兽横冲直撞﹐疾驰至前门才首遇巴士路障。第一下冲击将巴士撞出个大窟窿﹐接着退后再硬闯﹐把巴士尾部撞成稀巴烂﹐然后拐弯突入广场。
沿街的市民如遭雷殛。妻子一下抱住我大哭起来。我眼见铁甲车所过之处﹐老百姓霎时都泪洒长街。我永不会忘记这极具震撼性的场面。此刻是10时15分。政府和人民无可挽回地彻底决裂了。
装甲车开过的间隙﹐市民奋力推动各类型号的车辆组成双重路障﹐善良的人们仍不忘留下两侧的自行车道﹐供红十宇会的救护车通行。或许是西南路的民众最为「和平﹑非暴力」﹐这个方向始终是保卫广场的最薄弱关隘。半小时后﹐见首不见尾的野战军部队蜂拥开至。这是第一支逼近广场的大部队。排头的精选出来的骠悍突击队﹐拉开成散兵线﹐将钢枪倒提﹐像握着棍棒似的。这是一种「身体语言」警告抵抗者﹐军队定将采取断然措施﹐却不会开枪（这支天良未泯的部队和整个屠城行动颇不协调﹐他们最先抵达却最后才进入广场﹐更有令人诧异的表现﹐容后述）。
装甲车开过的间隙﹐市民奋力推动各类型号的车辆组成双重路障﹐善良的人们仍不忘留下两侧的自行车道﹐供红十宇会的救护车通行。或许是西南路的民众最为「和平﹑非暴力」﹐这个方向始终是保卫广场的最薄弱关隘。半小时后﹐见首不见尾的野战军部队蜂拥开至。这是第一支逼近广场的大部队。排头的精选出来的骠悍突击队﹐拉开成散兵线﹐将钢枪倒提﹐像握着棍棒似的。这是一种「身体语言」警告抵抗者﹐军队定将采取断然措施﹐却不会开枪（这支天良未泯的部队和整个屠城行动颇不协调﹐他们最先抵达却最后才进入广场﹐更有令人诧异的表现﹐容后述）。
然而﹐震怒的市民已无意接受军队这含糊的信息﹐那耀武扬威的装甲车已辗碎了他们和平的信念﹐激怒的情绪一下超越临界值。前门一带迎候军队的是一阵阵的汽水瓶和砖石雨。排头的军人即掷石回击﹐人行道两边的广告牌被掷得彭彭作响﹐我周围都有男女痛号。我左躲右闪多西险被击中。凭心而论﹐我绝不认同这种砖石战﹐且不说用石头去抵御全副武装的军队多么不智﹐要显示人民的齐心和力量﹐莫过于臂挽臂的血肉长城（稍后从其它路口传来的消息﹐验证出我的想法是那样迂腐可笑）。
大批学生纠察队赶到﹐遏止住这混乱场面并终于组成了人墙﹐军队没有硬闯﹐转到毛主席纪念堂南边的空地待命。
不一会﹐远处隐约传来枪声﹐间歇的一响就是劈啪一片﹐却听不清什么方向﹐一支支学生小分队开赴各热点﹐广场越来越空虚。营地影影绰绰不过几千人﹐望之实在叫人揪心。这时﹐广场广播站召集学生进行最后的宣誓﹕「我起誓﹐我要用年轻的生命誓死保卫天安门﹐保卫共和国﹐头可断﹐血可流﹐人民广场不可丢﹗」沈郁悲壮的声音令在场每个人的心弦都为之抖索。
这刻刚过零时。决死的誓词一语成谶﹐使1989年6月4日这一天刻进了纪念碑﹐汉白玉阶石下的千百万英烈忠魂为之辗转反侧﹐同声一哭。历史的创口将永难弥合。
凌晨1时15分﹐广场正南方向枪炮声大作﹐珠市口一带曳光弹交织成网﹐把天都打红了。我急向前门移动﹐想要目击第一轮军人开枪杀人的情景。
殊不知才到美资肯塔基家乡鸡饭店门前即与军队迎头撞上﹐望去是空军系统的兵﹐以冲锋枪鸣枪开路。和早先西南路那队野战军相比﹐正南方向的道路非常狭窄﹐且城南一向聚居文化水准偏低的低层民众﹐性格骠悍又易于冲动﹐抵抗应很激烈。这支空军部队怎会在珠市口开枪不到15分钟就抵前门﹖
血腥的场面就在我眼前发生了。它解释了一切。空军前锋通过十字路口﹐迎面正是严阵以待的学生与市民──保卫天安门广场的最后一道防线。军队没有丝毫犹豫﹐端枪就是一轮猛射。我的感觉是朝天开的﹐尽管不少人惊惶走避。防线散而复合﹐军人第二轮乱枪朝脚下打﹐路面铮然火星乱迸﹐得到的响应是一阵汽水瓶夹杂着石头（前门一带售饮料的摊档特别多﹐玻璃瓶就成了民众的主要「武器」）。军人当即端枪平射﹐混乱中多人仆倒﹐惨号声撕心裂肺﹐最靠近我的是美资快餐店停车场岗亭﹐子弹穿过双层铝合金亭子﹐玻璃窗铿锵碎落。我身边空旷﹐只好弯腰躲到这个仅有的「掩体」后面﹐正好看见亭子里一位看更老伯脑袋被射开了瓢﹐脑浆和鲜血溅满了亭子﹐另一人在地上抽搐﹐不知死活。防线已崩溃﹐不畏死的市民仍追掷这支军队﹐但已无法阻止他们前进。士兵进入广场仍不停放枪威胁群众﹐但只要没挡道的﹐兵们只朝人头顶和脚下打。
这是第一支挺进广场的外围部队。其速度之疾猛﹐正在于冷血和凶悍。大兵们进入大会堂东门前﹐还一轮乱枪向集中在纪念碑下静坐的学生头顶射去﹐多系曳光弹﹐弹头射到纪念碑上﹐宛如火柴头在磷片上划燃一般﹐迸出耀眼的闪光。
「问﹐这个过程中﹐天安门广场响枪没有﹖
答﹔没有响枪。
问﹔当天夜里﹐天安门广场是不是整夜都没有响枪﹖
答﹔那不是﹐东长安街1点50以前12点以后有枪声。
问﹔广场上响过枪没有﹖
答﹕广场上没有响枪。
……
问﹔那天夜里过后﹐我听说有一些人打电话问你当时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你是怎样回答的﹖
答﹕……当时我说﹐没有这种情况﹐确实在清场这个过程中﹐也就是说从1点50分至6点00分的过程中﹐没有出现流血事件﹐也没有出现枪声。……」
──《一位目击者谈6月4日凌晨天安门广场清场情况》载《北京日报》1989年6月10日
这是经新华社转发全国及致全世界的一篇奇文。当我读到它时﹐我实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北京日报》加按语﹕「为保护被采访人的安全」﹐「省略了」他的「姓名和单位」。只说这「目击者」在广场东侧路一间商店﹗如真有此人﹐他说的就不是人话﹗如说的是实情﹐他在剌刀下才真正是没有「安全」。
既无人性﹐还要诚信来做什么﹗学生和人民还向其「请愿」﹐欲与之「对话」。真是与虎谋皮﹗
随着这支空军部队的开入﹐潜伏于历史博物馆多时的军人也纷沓出动。但我望不见广场东边的情况﹐已知气氛紧张至极。政府设在人民大会堂顶上的高功率广播自1时30分起反复播出最新《紧急通告》﹕「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这是北京人初次听到这骇人听闻的「判决词」。然而它的威慑已远抵不上眼前腥红的血迹和尖啸的子弹。
倒是有一个几乎被所有人忽略的细节。这由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的《紧急通告》指出「暴乱」发生的时间是「今晚」（尽管首播时已是次日凌晨）。而第二天的《解放军报》社论和北京市长陈希同后来的讲话却又将「暴乱」的发生时限提前到「6月3日凌晨」。这是忙乱中的口不择言抑或是尽可能使杀戮行动多少「合法化」一点点﹖
只有小部份人听从《紧急通告》离开广场。却有更多被枪炮声惊动的市民赶到。人力单薄的广场逐渐充实至几万人。在最危急的关头﹐北京的老百姓站到了最外围﹐用胸膛护卫舍生取义的年轻子弟。场面殊为悲壮。
这时﹐我在学生的广播里听到柴玲那略带沙哑的声音﹕「同学们﹐最后的时刻到了。」这句话她一气重复了几遍。每个字眼都如重锤撞击着我剧跳的心﹐不觉间泪流满面。学生听从广场总指挥柴玲的召唤﹐集中到纪念碑几层台阶上坐下﹐一遍又─遍地唱着《国际歌》。
不断有伤者被抬进广场救护站。不断有学生和市民跑来报告长安街上惨烈的战况。满城枪声连成片﹐分不清远近和方向。先前那支空军部队进入大会堂东门﹐但大概里头军队已太多﹐有相当多的官兵在门外台阶上布阵﹐不时冲下来鸣枪吓唬群众﹐却未有大动作。至于我望不见的东边广场﹐只听见柴玲在广播中说军队已架起了机关枪﹐但看来也未有行动。过了很久﹐广场末见有新的军队进入﹐气氛倒沉闷下来。我意识到这里己成了风暴眼。东南西方向已部署就绪﹐唯独广场北边的长安大街东西两头都未见大部队杀至﹐也足见十里长街的殊死肉搏是何等的惊天地﹑泣鬼神﹗
只在这沉寂的片段﹐我离开了广场约15分钟。原因是我蓦地念及自己穿的是一件红色T恤﹐万一中弹﹐纷乱中不易被人发现血迹﹐难免救护迟缓。我才进家﹐妻子一下抱住我惊恐得不住抖索。她没睡﹐一直在窗前眺望广场。我匆匆换了件白色T恤﹐妻子结结巴巴地告我﹐整夜电话响个不停﹐都是我的同行和朋友从不同城区打来﹐询问广场情况。我陡地觉得多了一份历史责任感。数遍作家同行﹐没一个住得比我更近广场的了。我无暇一一覆电﹐只拨给城西那至交。他接电话一张口﹐竟没问我这边的动向﹐才讲两句就呜咽起来。他要告诉我他楼前的人间惨剧﹐然他太悲恸﹐我无法听清连贯的意思﹐只大概知晓木榫地一带满街伏尸﹐军队扫射人墙又追杀平民﹐还对两边居民楼乱枪滥射﹐他楼里已─死两伤﹐他说谁家里人在自己房中无端被射杀。我没听清楚名字﹐可能我认识﹐他那座楼我有很多熟人。我无言以对﹐又急欲返广场﹐便挂断电话。
只在这沉寂的片段﹐我离开了广场约15分钟。原因是我蓦地念及自己穿的是一件红色T恤﹐万一中弹﹐纷乱中不易被人发现血迹﹐难免救护迟缓。我才进家﹐妻子一下抱住我惊恐得不住抖索。她没睡﹐一直在窗前眺望广场。我匆匆换了件白色T恤﹐妻子结结巴巴地告我﹐整夜电话响个不停﹐都是我的同行和朋友从不同城区打来﹐询问广场情况。我陡地觉得多了一份历史责任感。数遍作家同行﹐没一个住得比我更近广场的了。我无暇一一覆电﹐只拨给城西那至交。他接电话一张口﹐竟没问我这边的动向﹐才讲两句就呜咽起来。他要告诉我他楼前的人间惨剧﹐然他太悲恸﹐我无法听清连贯的意思﹐只大概知晓木榫地一带满街伏尸﹐军队扫射人墙又追杀平民﹐还对两边居民楼乱枪滥射﹐他楼里已─死两伤﹐他说谁家里人在自己房中无端被射杀。我没听清楚名字﹐可能我认识﹐他那座楼我有很多熟人。我无言以对﹐又急欲返广场﹐便挂断电话。
我没敢告诉妻子城西血腥战况﹐然窗外情景已说明一切﹐她依然流着泪﹐只提醒我把脚下凉鞋换成运动鞋﹐有事跑起来快些。
再返广场﹐局势仍僵持着﹐只是长安街的枪声近了好多﹐不断有中枪者直接往广场送。西单﹑六部口─带火光烛天。很多市民从饮料售卖亭搬出一箱箱空瓶子﹐准备作背水一战﹐一些学生则拆去帐篷﹐抽出木棍竹棒作「抵抗武器」﹐旋被广播站劝止﹐我想﹐那是侯德健的声音。他还请求静坐于纪念碑下的个别学生将戴着的钢盔摘下。
「某师副师长佟喜刚大校和某部装甲兵副部长谢双喜大校﹐乘坐首长车率装甲车队向天安门广场开进﹐因后面车辆受阻﹐他们单车英勇前进﹐先期抵达广场﹐对暴乱分子起了震撼作用。在调转车头准备接应后续部队时﹐装甲车熄火﹐暴徒蜂拥而上﹐有的砸车﹐有的点火﹐这两位领导干部先后下车﹐宣传群众﹐揭露暴徒﹐惨遭毒打﹐身负重伤。」──《「共和国卫士」精神永放光彩》《人民日报》1989年8月29日。
我没看见这辆装甲车的覆灭。当这头钢铁怪兽燃着火光﹐我才远远望见它的狰狞轮廓。但我其后清楚无误地目睹几个学生手拉手围戒保护圈﹐将三名坦克手送向广场救护站方向。三名军人上身都是便装﹐看去行走无碍﹐绝无「重伤」之状。如果佟﹑谢两大校真的身负重伤﹐那么﹐他们尚有天良的话﹐就永不应忘记谁是他们的救命恩人。而他们「单车英勇前进」所获得的勋章﹐正是履带上的鲜血铸成的。
我没看见这辆装甲车的覆灭。当这头钢铁怪兽燃着火光﹐我才远远望见它的狰狞轮廓。但我其后清楚无误地目睹几个学生手拉手围戒保护圈﹐将三名坦克手送向广场救护站方向。三名军人上身都是便装﹐看去行走无碍﹐绝无「重伤」之状。如果佟﹑谢两大校真的身负重伤﹐那么﹐他们尚有天良的话﹐就永不应忘记谁是他们的救命恩人。而他们「单车英勇前进」所获得的勋章﹐正是履带上的鲜血铸成的。
其时﹐广场西北角也腾起火光﹐长安街上不止一辆大型巴士被点着了。枪声大作﹐一群群浴血抵抗者溃退入广场。作家的使命感促我冒死趋前﹐要亲眼见证杀戮而来的西路军突进天安门的历史瞬间。岂料才在长安街上探头﹐子弹呼啸而来﹐人行道的铁栏跳跃着串串火星﹐一瞥间整条大街烟火浓烈﹐路两边死伤枕藉﹐军人影影绰绰在火光中蠕动﹐似在整队。
我才退回广场西面﹐成排重型坦克已开到天安门城楼下﹐又是一轮密集枪声﹐想是在肃清死守天安门的民众。东长安街那头的部队随之掩杀而至﹐实现会师。
铁壁合围之势已最后完成。
一切无望的抵抗都停止了。各隘口败退下来的人群悲愤地向广场核心拢聚。那是最后未曾沦陷的营地。那里的年轻志士从未进行过抵抗﹐他们只是静静地坐着﹐手挽着手﹐恍如雕塑群像一般。决死的心志超越了血腥和恐惧﹐超越了仇恨和罪孽。他们准备好了头颅和热血﹐去完成一场永载史册的大献祭。
我没加入人团﹐衰疲之极地在广场西侧路边树影底坐下来﹐止不住痛哭失声。有生以来最彻底的幻灭感占据了迷茫的大脑。
我从来就是生活在恋梦里。那些凶猛的挣扎﹑遥迢的跋涉﹐连同那些虚构的光明﹑一再更改的信念﹐都不过是一个永恒的宿命漩涡中的无效运动。如同一匹青铜铸就的奔马﹐在千年陵墓的殉葬器皿堆里作想象的驰骋。
这是整个民族的宿命。
铜墙铁壁般的重围中﹐广场广播站还编织着学生式的幻想﹐呼吁「爱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们﹐你们是人们的子弟兵﹐决不能用枪口对准人民……」头遍喊话军队来不及作反应﹐第二遍广播﹐对方就断然答复以一轮枪声﹐打得纪念碑白烟直冒。广播也结巴起来﹐结果未能念完。确实也不必再念了。
一次人民的示威—-我所经历的四·二七大游行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午中午左右，听说游行的学生队伍已经走过了西直门，我急忙赶到中央音乐学院的北高联联络处，那里的联络员对游行已经开始毫无所知。我骑车顺二环路向北，过复兴门不远就不得不下来推著车走。一眼望出去，满街都是人，学生队伍还没见影，汽车已经开不动了。所有的人都是一脸兴奋、紧张、期望，路边一卡车刚刚到达的武警，还没排好队，来回的人群成心把他们撞来撞去，嘴里却不停地喊：「对不起啦，让让啦！」弄得小兵们整个一个没脾气。
过阜成门後，确认有不只一个学校参加了游行，我似乎感觉放心一些，又赶回联络处，自作主张让联络员们四出通知那些仍在按兵不动等待指示的学校马上出发，之後就走上了长安街。
那真是从未见过的景象。
不知从什麽时候开始，不知是什麽原因，长安街上没有一辆汽车，只有骑自行车的人和行人，虽然身边人不少，我还是觉得大街显得有些冷落，有些空旷。东面和西面，都传来隐隐的人声轰鸣，加重了我的这种感觉，也加重了我紧张的心情。我几乎本能地意识到，这已经不仅是学生的游行了。都市对「学生闹事」的这种反应，是前所未有的。四十年来，都市第一次放下自己所有的事不做，凝神屏气，准备著加入到「学生闹事」的行列里去。我在民族宫西南面，凭著学生证，挤进了打头阵的人民大学的队伍。
这支队伍确切地说，并不真的是打头阵的，在大旗和两排手挽手的男生纠察前面，有一道厚厚的面向学生的弧形人墙，正随著队伍的行进而缓缓後退。到西单十字路口时，这堵「墙」已越积越厚，隔「墙」可以看到武警队伍的一片绿制服。学生队伍犹犹豫豫地停下了，四面的街口都挤满了人，路边的街上、墙头上，几乎每个能放脚的地方都承载著人。最为醒目的是路口东南角的巨型广告牌，上面一排人头，只听见敲击铁板的声音震耳欲聋，伴著一阵阵有节奏的呼喊：「让开！－－让开！－－」
眼看前面武警「墙」不只一排两排，人大几个带头的同学匆匆聚在一起商量对策。我凑过去，坚决主张继续向东走，并说，如果政府确实觉得中南海有危险，我们可以到六部口後沿著音乐厅向南拐。有人反问：「那麽多武警，过得去吗？」我说：「你没看见有那麽多市民吗？！」一个小姑娘抢白我说：「市民是不少，到时候挨打的可都是学生！你能替同学负责吗！」我看看前面仍在奋力拥挤武警的市民们，不知怎麽说服她，只好说：「那我看只能往南走二环路去天安门了。」他们仍是万分焦急的样子，不理我，我就从圈中退出继续观察。这时除了大旗周围由纠察队员维持仍有空地，其他地方全是人挤人，路口中心的警察指挥台上站了三四个警察，都木然无表情。谁料人大一男生竟跑来跟警察说：「同志，麻烦您能不能帮忙，疏散一下北面的人群，我们好从西单拐回去？」警察非常蛮横地斜了他一眼：「我们不管这个事！」我气得叫起来：「你怎麽求他！」小伙子不知所措地看看我们，跑回了小圈子，没一会儿，几个人又跑回来找我，说是很想往南走，但又怕是商业区，引起破坏，对学生更不利，我又好气又好笑。商业区？北边商店不是更多吗？你们怎麽想往北走呢？这时我已注意到前面人群中有几个颇为活跃的身影，又听见一阵阵「一二、冲啊！」的叫喊，虽看到通往宣武门的路较空，也不再理会，似乎预感到了老百姓喊。果然，没有一分钟，就听得有人不断高呼：「大旗过来！大旗快过来！」原来路南的市民已将武警防线冲过了一个口子。只见开路的大旗游过武警绿制服之流，我们紧张而兴奋地喊起来：「快跟上呀，还等什麽！」学生队伍一涌而上，转眼间那个辖口变成了一条宽大通道，游行队伍重又行进在长安街上。
接下来再没有遇上更严重的阻碍。但临到天安门时，我和人大的同学们还是有心中无底的感觉，难於设想在高联已说过取消游行的情况下，我们带著头进了广场又该怎麽收场。大家几乎不约而同地决定继续往东，到建国门再往北沿二环路回校。游行还没结束，沿街忽然反常地响起了高音喇叭的声音：「党中央愿意与包括学生在内的各阶层对话………..」，队伍内外一片欢腾。
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那连续不断往学生队伍里扔的面包、糕点、冷饮和建国门立交桥上下密密麻麻迎候的人群。
历史会证明，没有北京市民的坚定支持和参与，四·二七游行就不会成功！
美国文学大师新作同情恐怖分子引起争议
厄普代克称，他试图让读者从恐怖分子的角度来了解恐怖袭击事件。
美国著名作家约翰·厄普代克即将于本月出版其新作《恐怖分子》，这部以“9·11”事件后的美国社会为背景的小说，在面世之前已经成为美英文学圈和媒体的热门话题，书中刻画的“值得同情”的主人公引起了强烈的争议。
《恐怖分子》中威胁美国的恐怖袭击的策划者不是本·拉丹这样的国际恐怖组织，而是一个18岁的爱尔兰和埃及混血的美国男孩。厄普代克表示：“我的视角会与别人的有所不同，我试图让读者从恐怖分子的角度来了解恐怖袭击事件，在书中我把恐怖分子描写成一个具有同情心的角色。”
73岁的厄普代克是美国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以“兔子四部曲”饮誉国际文坛。他过往的作品大多描写中产阶级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与家庭琐事。1982年他凭《兔子富了》获得普利策小说奖，10年后凭《兔子安息》再次夺得普利策的桂冠，此外他还曾两次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近几年，他一直被认为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候选人。
在新书出版前，厄普代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炮轰了当代美国文坛。他表示，文坛写作的风气已经变得越来越保守，许多刊物越来越不愿发表小说这样的纯文学作品，当代小说一味向写实主义发展。他称：“现在人们希望在小说中看到现实中发生的事情，感受到现实中的感受，于是小说作家发挥的空间就变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