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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资讯网独家调查：在走访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地的主要书城，并综合网上图书销售情况后，本网统计出本周40本热卖的图书。由于数据结构比较单向，本排行榜只做参考。
1《达•芬奇密码》
2《远去的藏獒》
3《刘心武揭秘红楼梦2》
4《骗局》
5《哈利·波特6》
6《莲花》
7《血色浪漫》
8《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
9《兄弟（下）》
10《读城记》
11《哥伦比亚的倒影》
12《食物是最好的医药》
13《7秒钟展现你自己》
14《狼图腾》
15《兄弟（上）》
16《亮剑》
17《诛仙》
18《想法改变命运》
19《冯德全早教方案(2)》
20《洛丽塔》
21《局外人（3）》
22《禅外说禅》最新上榜
23《回忆父亲胡耀邦》
24《人体使用手册》
25《狼烟北平》
26《高原上的探戈》
27《李宗仁回忆录》
28《把工作做到出色》
29《相信自己》
30《天使与魔鬼》
31《一座城池》
32《如何掌控自己的时间和生活》
33《向解放军学习》
34《魔山》
35《傅彪夫妇合著：印记》
36《大长今》
37《笨花》
38《生死疲劳》
39《王蒙自传（第一部）》
40《小故事大道理全集》
“回顾80年代，我不是要怀旧，我是要记得。”陈丹青在接受采访时说。昨日下午三点至四点，《八十年代访谈录》的作者查建英与作家兼音乐家刘索拉、画家陈丹青做客新浪，共同反思了上个世纪80年代和当今的社会文化现象。
刘索拉表示，上世纪80年代对她来说是非常傻的一段时间，当时稀里糊涂地培养了许多明星，给不成熟的人养成很多毛病，她一再强调，《八十年代访谈录》里面，阿城说的“知识结构”的问题是非常根本的问题。而陈丹青则表示希望有人谈70年代、60年代，甚至20、30年代等等，这些时期从来没有谈清楚，确实需要反思。
在谈到王朔是否属于80年代的问题时，陈丹青、刘索拉与查建英均强烈肯定了王朔的价值。查建英说，读王朔作品时的那种兴奋和意外感，更强于看余华等的作品。刘索拉回忆说，当初在纽约读到王朔的书之后，赶紧藏了起来，很怕被别人借走。陈丹青说：“90年代初我就看他的电视连续剧，看完《编辑部的故事》之后给他们写了好长时间的信，后来我就介绍给阿城看，阿城花三天时间把《爱你没商量》一盘接一盘地看完了。”陈丹青说王朔本人是一个特别温和的人，并非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是一个痞子。
查建英表示，她在和阿城聊天时，两人都认为王朔才是对中国文学语言真正具有颠覆性的作家，他改变了中国人说话的方式，颠覆的程度比先锋小说更甚，而在她看来，格非、残雪等一批先锋小说作家的作品有点中餐西做的感觉。陈丹青说：“我很高兴地看到，王朔严重颠覆了以往流行的文艺腔，他伤害了一大批人，伤害得对。”
查建英与陈丹青等的对话曾刊登在《万象》杂志上，汇集成新书《八十年代访谈录》后，近期由三联书店推出，引起文化界关注，本报也曾于本月19日推出“重访80年代”特刊，引发了关于80年代文化思潮的众多思考。
世界名著7元一本，孤本画册对折起卖，成套购买送货上门。一些“特价书摊”近日纷纷在各大卖场内租起柜台，利用卖场人气贩卖图书。
买回盗版书
前些天，家住嘉定城中路的徐先生，前往附近某大卖场购物时，被一条“7元特价书”的广告横幅吸引。徐先生买了20多本书籍。
回到家，徐先生就拿出新书看了起来。刚翻过几页，徐先生就发现新书的纸张十分粗糙，且颜色发黄，再看几页，徐先生居然在一段文章内连续找出8个错字。当查验书籍核对码后，他惊奇地发现，两本不同作者、不同出版社发行的小说，居然使用着同一条核对码。CIP核字号查询结果，却更让他吃惊，电脑资料显示，这是一本大学英语四级辅导书的核对码。徐先生这下明白，所买的书籍是盗版书。
盗版应有尽有
记者来到这家大卖场，刚走进大门，抬头就看见那条红色的特价书广告横幅，来此选购图书的市民络绎不绝，书摊的收银台前甚至排起了队。
记者发现该书摊贩卖图书的种类之多，数量之大，都出乎意料之外，从古今中外的文学巨著、报告文学、家庭百科乃至字典辞海，应有尽有。各种图书按出售价格分类摆放，2本一套的三国演义只卖15元，原价180元的现代汉语辞海只以三折出售。
市民来此选购图书，往往一买就是十多本，“超市里卖的，怎么可能是盗版。”一位前来购书的市民张女士，对于盗版书一说，并不相信。
记者又走访了多家大卖场内的“特价书摊”，发现情况大同小异，在闸北区一家大卖场内，“特价书摊”已存在多时，与其它超市书摊不同的是，该书摊主营畅销书籍，市面上5本一套，售价上百的网络小说，在此以合订本形式对折出售。
书摊工作人员向记者坦言，所售图书除了少数正版降价书，其它全是盗版书。正版降价书的折扣不大，顾客来买书，如果不是收藏，她都会推雎虻涟媸椋嬲囊簿褪钦庑┑涟媸椤?
盗版以假乱真
拿着在超市书摊上的所购书籍，记者来到正规书店。经过与正版书的比对，盗版书原形顿现。盗版书所用纸张粗糙、印刷字体模糊、缺页严重，工作人员发现正版书第一页只有两段文字，而徐先生所购图书却有3段文字。书店员工告诉记者，同一版次印刷的图书，绝对不会有两种排版。
老店员张师傅介绍，现在的盗版书印刷越来越好，正版书有的，盗版书几乎全部拷贝，盗版者对书的封面也下功夫，有时连专业人员，一眼也看不出真假。但这些盗版书经不起仔细比对，因为盗版者印刷图书，用的是电脑扫描，电脑扫描的最大缺点就是认字能力差，所以盗版图书才会错字连连，字体、排版也会有所变形。
记者致电书籍相关出版社，出版社发行部的胡刚先生表示，虽然没有亲眼看到图书，但图书以这样低的价格出售，肯定是不可能的，以胡先生多年经验来看，如果某本新书以五折以下的折扣出售，那肯定就是盗版书。
月27日，中国小说学会第二届学会奖落下帷幕，刘醒龙的《圣天门口》获得长篇小说奖，赢得奖金6万元。在次日举行的论坛上，评论家们直指当下作家的长篇小说失真与失去方向的问题。同时，陈应松的《太平狗》获得中篇小说奖、魏微的《化妆》获得短篇小说奖，两人分别获得了4万元、2万元的奖金。“这是对过去三年来中国小说创作最高水平的一次全面记录与检阅。”中国小说学会常务副会长雷达表示。
据了解，中国小说学会自2000年起，推出中国小说排行榜和学会奖。排行榜一年一次，学会奖三年一度。刘醒龙在获奖感言中表示，如果没有年复一年不与外界接触的书作，就不会有写小说二十几年来，最为光彩幸福的体验。
在次日举行的论坛上，评论家直言中国小说以及小说家们面临的尴尬与困惑，为当下文坛指点江山。“从去年到现在读了好几部长篇，大师、中师、小师都出长篇，架势很吓人，多数到一半就不了了之。不是说定力不行，也不是说作家不认真，但为什么不能非常有力地从头到尾饱满地贯穿？说明在这个时代，作家在写作中普遍面临困境。“《人民文学》副主编李敬泽直言不讳。
李敬泽认为，这是当代文学作家们的共同困难，不是个别作家的问题。在长篇小说里建构一个世界，完成精神上的叙事，由精神的起点到终点，这是作家的初衷。但是要完成这个精神上的叙事是困难的，对于怎么说服自己和读者，作家心中茫然。“我对此也很困惑，这已经超出了作家个人写作的范围，和我们的精神境遇有关联。古典小说里的起承转合、统一连贯的叙事性，是否还存在，值得深思。”李敬泽认为。
在这个时代有没有可能成为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李敬泽认为，“以什么样的艺术信念、艺术途径走进文学，依然是个问题。我们应该面对时代的现实，艺术家需要对现实有一个明澈、透彻的把握。”
作家在经验上的漏洞会撕裂小说的说服力，这是文学评论家谢有顺指出的另一大问题。他认为，作家们除了在考虑完整精神叙事的同时，还应该注重细节的真实，加强对生活常识的观察与描述，才能让读者对小说产生基本的信任。谢有顺举例说，有一个作家写一个人对文学圈的愤怒与厌倦，他写道，那些寄来的期刊报纸，连看也不看，扔进马桶里冲掉。“我不想谈小说的精神和灵魂，只希望作家提供更多的物质、世俗和经验，因为哪怕是一个细节的疏忽，都会造成读者对整部作品的怀疑与失望。”
最新的研究发现，因为受到被控诉其名誉诽谤罪的威胁，英国女作家夏洛特·勃朗特当年在撰写经典文学名著《简·爱》时，被迫修改关于书中描述的罗沃德学校部分章节。
夏洛特.勃朗特创作的《简·爱》一书中提及的罗沃德学校由严厉的布罗克赫斯特校长主持，该校对待学生极其苛刻，孩子们都处于半饥饿状态。读过该书的人都会联想到勃朗特姐妹小时候就读的柯文桥学校。勃朗特在8岁时，和姐姐们一同被送进柯文桥的学校读书。这所学校的校舍陈旧，学生们营养不良，校长威廉.卡鲁斯－威尔逊是个刻薄顽固的人，姐姐玛丽亚因为患肺病死去。因此，当时英国凡是读过《简.爱》这本书的人，都会由罗沃德学校联想到柯文桥，认为夏洛特所写的可怜少女海伦.彭斯，就是影射她的姐姐玛丽亚。
研究者在一幢充满灰尘的小阁楼里，发现了一批夹杂在发霉的旧纸堆中的信件。这些信件是校长威尔逊的孙子爱德华于1912年写给一位书商的。根据信件，在校长威尔逊意识到勃朗特对罗沃德的描述，涉嫌影射她对威尔逊以及学校的看法后，心烦的校长就写信给这位昔日的学生，威胁要告她名誉诽谤罪。为了避免被起诉，勃朗特写了封道歉信，劝阻校长提出上诉，并寄给他一份1400字的梗概，删除了书中让他不愉快的章节。“他写信给夏洛特.勃朗特抗议，结果是她写了大纲，收回了此前的创作。”爱德华在一封信中写道。
文档专家理查德.维斯特伍德－布鲁克斯上周五表示，这些信件于1个月前发现，下月将在莫洛克.曼德雷拍卖行拍卖，估价100英镑。
事实上，勃朗特最后没改变原著，而校长也没对其提起上诉，但如果能找到原稿，或许拍价要高得多。“原稿的估价10万英镑，其价值更是无法估算。”布鲁克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毕竟《简.爱》这部文学名著，是19世纪重要的著作之一。”
在逝世150多年后，勃朗特姐妹夏洛特、艾米莉、安妮依然受到文学爱好者的推崇。每年，都会有100万读者慕名来到英格兰北部霍沃斯镇的勃朗特姐妹故居参观。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这本题为《八十年代访谈录》一书的封底上分别列着上世纪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的“常见词”，以“激情、天真、使命感、人文……”与“世故、利益、失落、焦虑……”双锋对峙，给人的最初感觉是一个很煽情的时代精神对比。有心的读者已经从学者汪晖那篇回顾检讨八十年代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中比较理性地反思那时代“思想爆炸”的得失。如果没有类似《伊甸园之门》这样一本从方方面面来对美国六十年代文化作总体性反思的巨作，仅仅找几个文化人（不管他在八十年代如何的有影响力）谈谈凑成一本关于八十年代的书，不免让人有“怀旧的自恋”之讥，这是读书前的疑问。 不过读完全书，发现未免太先入为主。总体来说，这算得上是一本相当精彩的书。说它精彩，并不意味着这本书对时代精神反思得有多深刻。首先，访谈的内容在各个受访者的一些文章中已经多少谈过一些，有些内容已并不新鲜。其次，由于访问者查建英女士没有一个总体性反思的问题框架，随意性很大，有时在访问时跑题令有些值得继续深入下去的问题不了了之。而且访问者的自我表现欲没有很好地克制，所以导致有些长篇大论的问题问得很没意思、缺乏交流，弄得我在阅读时只要一碰到查的长篇说话即跳过问题不看，直接看回答。第三，虽然看得出受访者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举凡思想、文学、绘画、音乐、电影各领域的精英均有涉及，但如果要回顾一个时代的话，光有经历和感受还差了点，重要的仍在于受访者对本领域能有反思以及表达的能力，从这个角度来看，有一两位受访者的谈论是不太合格的。 但显然这本由个人亲身经历出发，反思个人和个人所处的相关圈子（思想、文化、艺术等）的《访谈》构成不了对“八十年代”的总体性思考。当然也不是说这本书仅仅是一本主题不明确，综合几个精彩访谈的汇集。这些访谈最后呈现的总体内涵仍然有一个指向——对八十年代人文主义的思考，那时代几乎没有人不做人文思考，深浅不同而已。这一点从书中陈平原区分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以人文（注重精神性和批判性）与社科（注重现实性和可操作性）两大学科“此起彼伏”的论断可大致有个领会；甘阳也认为八十年代文化的终结，标志性事件在于王晓明于九十年代发起的一场以失败告终的关于人文精神的争论。 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有幸认识了南方××市一名有十余年房产经历的中小房地产商Z先生。以下是我与他的简短对话。 阮思余（下简称阮）：你们有没有给市委市政府送过礼？ Z：这年头做房地产，怎么可能不和政府搞好关系那？不和他们搞好关系，你这房地产也不消做了。 阮：那你们一般怎么打理那？ Z：是这样子的。给他们送礼也要分不同的层级。如果是局级正职（正处级——笔者注），一般是送3000－5000元，科级2000元，一般办事员800－1000元不等。 阮：那一般哪些节日一定要送那？ Z：一般主要是两节，即中秋节和春节，一定要给局级干部送礼。因为他们是主管、把关、审批具体事项的。（送不送礼给）办事员（要）看情况，相对来说，他们（送得）少点。（此处括号内文字为笔者所加） 阮：那市领导怎么办那？ Z：对于市领导，主要是有项目的时候要找他们。平时一般不怎么给他们送礼。当然平时也会和他们“玩”，以维持良好关系。 阮：那有项目的时候怎么给他们送礼，或者说双方之间如何进行收益分层？ Z：那要根据具体项目而定。但是，一般的情况是，在项目合同的谈判过程中，他们要提3到8个点不等。 阮：3到8个点，就是3％到8％？ Z：对，没错。具体提多少，就要看他们双方的谈判了。所以有人说，市委书记是最大的地主啊！ 没有利益可图，没有人会给你办事，至少没有那么快给你办事。同样一件事情，别人要一个月才能办下来。如果我在政府里有熟人的话，那我可以一天办完。当然现在的情况在慢慢好转。但是，大多数地方政府还是这个样子。 如果要与政府打交道的话，关系很重要。市委和市政府有不少我的老乡，我跟他们都很熟，因而我“办起事”来非常方便。有一次因为我和一个朋友房产过户的问题，如果是没有关系的话，我要交纳不小的税收。由于我和那个科长很熟，请他吃了一次饭，一分钱没交就搞定了。因为他不要我交钱，也可以说得过去。反正制度是人定的，他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就看怎么处理而已。 阮：××市有一个市长就是因为房地产问题而倒台的吧？ Z：他的事，说来话长。他曾经在做××县委书记时，因为过分贪财。有几次从房地产商那儿提得太多，后来被别人陷害。别人给其叫了小姐，然后和酒店老板串谋，将其嫖娼事实录相下来。以此勒索这位时任书记80万。这件事也成为其后来做市长期间东窗事发的重要罪证之一。因此，人哪，还是不能太贪心，要适可而止。 …… 在最近一期的凤凰卫视中文台《一虎一席谈.》节目中，专门就4月26日，深圳市民邹涛在互联网上发布“不买房行动”的公开信而引发的争论进行讨论。当邹涛先生质问SOHO中国董事长兼联席首席执行官潘石屹先生是否给政府送过礼时，潘先生坚定地回答道，“没有”。并且有点激动地说，如果你发现谁向政府送礼，你可以去举报啊。（在整个讨论过程中，他反复强调了好几次这句话）他还说自己每年给国家上交多少多少税收。 如果说潘石屹先生所言为真的话，那也只能是代表他个人，而绝不能代表大部分，更不能代表所有房产商没有给政府送过礼。我们不能不相信Z先生所言为真，也相信他也只是道出了房产商与政府官员之间“密切关系”的冰山一角或曰一些非常基础性环节——至少在他们看来是如此。因为当他说出这一切的时候，他非常镇定，没有半点觉得不正常乃至不安之处——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地存在着。 这就是他们所一直尊奉的“游戏规则”。这就是鲜活的权力与所谓的“市场”共谋的事实。其结果自然只能是形成“开发商领导、市长决策、规划局执行”这样的房产开发逻辑。这样的结局，导致的是现在有很多人对中国的高房价悲观失望、乃至对整个政府彻底绝望。虽然有学者、官员大胆预言三年、五年、或者十年房价必然要下降，然而，人们从现实惊人的高房价中却看不到半点希望所在！ 从这一意义来说，政府与房产界、政府官员与房产商业已搭上同一条船，这已经是人之共识。在这次关于高房价的激烈论辩中，房产商极力否认其与政府“荣辱与共”的关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王小广研究员在《揭穿中国房地产业的十大谎言》一文中，批驳了谎言九，即“房价不能跌，房地产业不能衰退”。其实质也就是揭穿了房产商与政府之间所谓“生死与共”的神话。 时至今日，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对（地方）政府的质疑与责难声中，为什么我们看不到有（地方）政府郑重表态其与房产商之间的确切关系？！是不能说，不宜说，还是实在不敢说？如果没有污点，尚怕别人玷污？！因此，我们——包括媒体、司法界、反高房价的人们、社会舆论、网络评论等——要努力收集、记录更多、更全面的关于他们之间“友好合作”的“辉煌战果”，以铁的事实告知世人，历史原来是这样演进的。一句话，要让这一切暴露于阳光之下，接受历史和大众的审判。 2006年5月18日晚完稿 5月的日历刚刚翻过去了。按日历纪月，没有3月宏大的政治背景和6月明显的考试背景，这是相对平常的一月。按新闻纪月，这个月除了固定的“五一”、“五四”节日，和令大家已逐渐失去激情的黄金周，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新事。腐败出新版、垄断又涨价、李毅中拍案、任志强挨砖、专家斗嘴、名人破事、明星绯闻，一切都在正常的新闻框架中如常运行——新闻还是那么多，可由于大众热烈的参与，平常的5月表现出了波澜壮阔的一面。 这是充满喧哗和骚动、狂欢与口水、鸡零狗碎和喋喋不休的一个月，从孔子章子怡之辩到房价对抗游戏，从超女定性引起的对抗到大学生定位引起的争论，从窦唯烧车激起的躁动到王菲生子引发的八卦，空气中充满着一点就燃的话语火药味和一触即发的道德口水味，一点风吹草动、一句断章取义之语，就能引来大众纷纷扰扰纠缠不清的价值争辩。 是市民社会繁荣推动的公民表达，价值迷失时代的大众狂欢，还是信仰放逐语境中的集体癫狂？ 似乎都是，似乎又都不是。5月公共空间中的舆论喧哗，展现出了多个面孔：有基于利益博弈的公民表达，比如在大学生“普通劳动者”身份定位的论争中，就业压力下的大学生表现出了强烈的对抗情绪：就业大众化，收费为何精英化？有基于挑战权威的民粹热情，比如超女是糟粕还是精华的论争，海量作者对文化部前部长刘忠德进行了炮轰；有基于颠覆精英的多数人暴力，比如章子怡之辩中，大众对一句断章取义之语的围剿，把一个北大名教授逼成了有口难辩发不出声音的弱者；还有基于娱乐至死的集体狂欢，比如窦唯纵火事件，事发当日许多外地娱记兴奋地打“飞的”进京采访当事人，公众也以狂热的点击和网络发帖跟帖“消费”窦唯。 5月所以出现这种喋喋不休的“话语爆炸”，可能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技术的进步使参与表达的门槛越来越低。几年的技术发展积累，使言论中心从论坛转向了博客，互联网也从Web1.0时代飞跃到所谓的Web2.0时代。技术进步使中国言论生态呈现出“广场政治”的开放特性：纸媒时代似乎只有精英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而网络则颠覆了这种精英话语权——尤其是近数个月来博客在中国的突飞猛进，为平民表达意见提供了一个“广播”，通过这个广播，每个人的声音都能迅速地传播出去。5月的舆论喧哗，很大程度是这种低表达门槛下的“全民开讲”。 但在这背后，却有着另外一种倾向：那就是公众是通过表达，释放某种现代性焦虑。当前，中国正处于改革转型期，改革取得辉煌成就，也积累了一些问题，腐败、高房价、高药价、贫富差距等等，公众痛恨这些问题，但问题又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这便形成一种集体性焦虑，七嘴八舌的争论就是释放焦虑的一种方式。很多人攻击“否定超女的刘忠德”和“力挺章子怡的张颐武”，其实不是表达什么意见、申明某种主张，而是表达一种情绪—骂完了就爽了，至于主张什么，这一点也不重要，网络世界中充满着这种“没有主张”的匿名发泄者。 众声喧哗中，可能还有草根对精英的对抗：获得了表达通道的大众，开始提高自己的嗓门和音量，和精英争抢麦克风。还有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为了发行量、收视率和点击率，故意营造冲突和语境对立的场景，让大众走向观点的PK台决一雌雄。还有切身利益的博弈：油价、房价、电价一涨再涨，老百姓本能地以牢骚进行挣扎。正如有网媒总结的那样，在因股价、油价、房价突飞猛进而带来的物质主义困惑中，人们更多地开始把眼光投向相干或不相干的思想领域，带着为是非曲直一槌定声的豪情，一头扎进扑面而来的口水仗中。 公众表达还是集体癫狂？写到这里，我似乎也越来越迷糊了，我只知道，许多问题，并没有因为话语爆炸而得到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事情仿佛越争越多。大家都张大着嘴巴在说话，可似乎又集体失声了。每个人都竭力地想表达自己，但耐心倾听的人越来越少了。 或许，这就是一个社会走向公民社会必须付出的代价。八十年代的“老一辈”
作者：查建英 定价：38.00元
“访”有瑕疵，“谈”得精彩
但不管怎样，即便鸡蛋里挑骨头找出这些瑕疵来，这书仍然不失为一本进入八十年代以及进入反思那个时代的精彩之作。学者汪晖的文章毕竟离公众远了点，难以引领知识背景略欠缺但又关心八十年代的读者进入和反思；虽然有苏炜描述性的文章“八十年代北京知识界的文化‘圈子’”，但也略嫌简单，很多内部的事情局外人只能靠猜测。而这本书由于受访者如阿城、甘阳、陈平原、李陀、陈丹青等，都是八十年代文化圈子深知内情的重磅人物，思路清晰、表达能力高超的知识分子，活泼泼深入浅出的谈话非常引人入胜；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些人根本就没有去自恋地怀旧，在对八十年代的情感与保留距离的审视之间协调得很好，个人在谈话中流露的独特气质也颇让人心仪。访问者的设问也并非经常性乏味地长篇大论，考虑到访问所涉及领域确实太多，能有这么多比较有质量的问题已算难能可贵。另外，由于是发散性的访谈，所以也会看到一些有意思的时代“八卦”。值得一提的是查建英女士在每个访谈前撰写的“主持人手记”，文笔相当不错，为每位受访者留下一幅很生动的文字素描。
何为“八十年代”？
既然主题是“八十年代”，所以先有必要对这一访谈的核心有所理解。恰如李陀在访谈中所言，“回顾八十年代，涉及的问题太多了，也太大了，你必须对涉及八十年代的各个历史都作一些批判性的再认识才行——不是一个历史，是许多历史，这带来难度。需要处理的，不光包括1949年建国以来的历史，还有一百多年以来中国革命的历史，改革的历史，思想和观念变迁的历史，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历史，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历史等等……”
别了，八十年代？
禁锢多年之后的“思想解放”催生出有责任担当的人文精神，但气魄宏大的问题讨论、“新启蒙”背后却是空疏的学风、肤浅的思想，导致了后来人文精神面临现代化、市场经济浪潮冲击而没落时，引发的群体性失落感。这是大部分受访者的共识。但是即便当年看得更远，超越当时的中国问题，试图深入西方思想根源追问西方文明所面临问题的“来龙去脉”的八十年代精英中的精英，照甘阳的说法，“其实本来都已经搞不下去的了”。既然更深刻的都在分裂，那就更不必说那些在边缘吸收点各种庸俗人道主义、存在主义的文化人了。
李陀形容张艺谋有句话说得很辛辣，“张艺谋可能是一棵金光灿灿的老帮菜，可是再灿烂，老帮菜还是老帮菜”。这在林旭东对第五代的谈论中也流露出来。因为经过八十年代的人文精神洗礼，仅仅和文化撞了一下腰的大部分老帮菜们在思考深度上并没有太大变化。
歌里面唱“要靠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确实，当年的“新一辈”，现在的“老一辈”由于种种社会原因，他们从政从商较为容易地谋到了好位子，市场经济也确实靠上了他们。而选择走向吃力不讨好的人文思想学术界，留给甘阳、陈平原、李陀们的，却是恩怨交错的学人关系、彼此缺乏友谊信任和真诚的批评空间、自说自话少于倾听的学术氛围。甘阳也因此发出了这样的慨叹：“八十年代老一辈该退出历史舞台，年轻一辈会更好地讨论问题。”
对于年轻一辈，其他“老一辈”还有什么要交待的呢？陈丹青觉得由于他们处于历史断层，文化营养差，现在的年轻人的社会环境好，所以比较有希望；陈平原则认为由于现在选择多，歧路亡羊则变成新的问题；林旭东、栗宪庭也没看出新一辈有什么希望，因为就没有什么可依托的文化精神根本。
怎么说呢？如同九十年代那场浮于表层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却催生了很多青年去深入思考政治哲学一样，通过对“理想”而“肤浅”的八十年代的回忆反思，可能确实会将部分年轻人带入思考，即便不如此，也至少对做“帮菜”会有所警惕吧。残雪:只有一本书的日子
父亲被安排在郊区劳教，我们全家也就随父亲住到了郊区。房子只有两小间加一个更小的厨房，极其简陋，一家八口人挤着住在里头。白天里，哥哥姐姐上学去了，我和两个弟弟在家。这栋房是那种一长排的宿舍房，傍着山坡盖起来的，一打开门就看见山。天晴天，我们整天都在山上，找野果和野毛栗子吃，要不就到溪水里抓螃蟹小虾，有时也帮外婆捡柴。除了肚子饿以外倒也一点不觉得“苦日子”有什么苦。
可是下雨天就有些无聊了，江南的淫雨要落好几个月，三个人呆在没有任何一件玩具的家里免不了吵吵闹闹，有时还小小地打一架。虽然总可以想出点花样来玩，比起晴天来到底差远了。忽有一日，我们得到了一本小人书，书名大概是《桃园结义》（这是现在的推测，因为那时我和弟弟们都还不认得字）。是哥哥或姐姐借了别人的，忘记还给人家了，于是落到了我们手里。啊，那一天真是一个充满了欢欣喜悦的日子！我们三个人并排坐着，我拿着书，将那本书看了一遍又一遍。看不懂的地方就问外婆，外婆对三国的故事是很精通的。终于我们将每一个细节都搞得清清楚楚了。我们一致认为，最值得喜欢的人物是张飞，每次我翻到黑脸汉子出场那一页，三个人就要欢呼起来：“张飞！！”那骑在马上，双手握着丈八蛇矛的形象是多么的威风，多么的扬眉吐气啊，简直百看不厌！当然关公也是很好看的，一个长胡须的红脸汉子（外婆说他是红脸），不论摆出什么姿势都令我们羡慕不已。只有刘备没有什么印象。好像是个矮个子的普通人，穿着长衫。我记得那本书很厚，封面是彩色的，里面是黑白的。我们一连看了好多天，兴奋也一点点地下降。然而只要翻到张飞那一页，尤其是骑在马背上打仗的场面，仍然忍不住要欢呼：“张――飞！！”黑脸的大胡子的张飞是我们三个人的偶像。
后来当然又找到了一些其它的好玩的事。可是只要一静下来。三个人就会不约而同地想到：看图书去！于是拿了那本书到厨房后面的山坡下去欣赏。厨房傍着山坡，中间只隔了一条下水沟，这里是最最不受打扰的地方。每次我们都要在那里消磨一个多钟头。总是那同一本书，总是那同样的欢呼，三个人一起看书是何等的畅快！“到后面去。”这句话成了我们三个人的暗语。后来那本书就总放在那里的一张破凳子上，隔一阵我们就要去那里充一充电。那大概是我们儿时看的时间最长的一本书。到后来封面都破了，书页也掉下来一些，但在我们无聊时，它仍然是解闷的法宝。
到底是书中的什么东西吸引着我和弟弟们呢？我记得我们三个并不关注书中的情节，而且以我们当时的年龄（3岁、4岁、5岁）也不可能理解那些情节。我们只看画，看张飞的表演。不论已看了多少次，我们仍要兴奋，并且会情不自禁地欢呼。是什么在刺激着我们呢？
后来我有了儿子，儿子两岁时，我给他买了《大象巴伯的故事》。那是一本在大人看起来平平淡淡的外国图画书，讲的是动物大象巴伯的日常故事。儿子看得多么的专注，多么激动啊。那种情景立刻令我想起了我的张飞的图书。幼儿的内心都有强烈的表演欲，那时我们的阅读是将自己全身心地摆进去的，不论是张飞还是大象巴伯，那就是我们自己。那是真正的、一去不复返的纯洁的阅读，没有任何功利，也不会让俗套的思考来干扰。所以才会有那种出自内心深处的欢呼啊。想想卡尔维诺那位童年时代坐在鸡圈里读书的编辑吧。
今天我所写下的这种文学，就是要唤醒人们早已失去的那种阅读能力。可是失去的东西是很难再找回来的，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的读者需要重新训练才能进入到那里，他们将遇见的是他们童年曾有过的那些奇异欲望。房地产商如是“打点”政府
5月喧哗：公民表达还是大众狂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