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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5月11日

 

 

^{本周小说新书《追风筝的人》。}

　　■榜眼

　　长假之后，迎接新书地坛书市把一干新书卖得火热，也让我们的榜单有了不小的变化。首先是郭德纲，他的《话说北京》由中国城市出版社重新出版，书名也改成《郭德纲话说北京》，内容上增添了作者小传《我叫郭德纲》，并附光盘收录了郭氏的三段相声，充分体现了这位“非著名相声演员”的名人效应。

　　郭氏话北京，类似单口相声，描绘老北京的历史与民俗。

　　但主要是饶有趣味的民间说法，是饭后茶余的谈资，就像他在其中一篇《什刹海鞭打沈万三》煞尾时说的那样：“我一说，您一笑，高高兴兴。可千万别较真儿。”

　　爱较真的读者另有选择，非小说榜的新书《这里是北京》选编自北京电视台知名栏目“这里是北京”，旨在挖掘京城文化，描绘百态人生，且同样强调独创性的幽默语言，自2004年开播以来就很受观众好评。还有读者光看书不过瘾，上他们的论坛要求购买全套光盘呢。

　　其实，想了解老北京，还可以读读马芷庠著、张恨水审定的《北平旅行指南》，这本书初版于1935年，1997年北京燕山出版社曾出过重排版（更名为《老北京旅行指南》）。书中所保留的丰富史料，让我们得以缅想已经和正在飘逝的古都风貌，想来能带来更多思考。

　　另一本值得一提的新书是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

　　这里的“八十年代”比较让人误会，不是正在风口浪尖的“80后”，而是80年代的文化历史。有意思的是，这两个“超级80’S”都是被符号化的概念，以后者来说，通常被描述为一个理想主义的年代，思维活跃、人与人之间异常真诚等等。

　　查建英和接受她采访的十余位文化人士显然十分反对这种浪漫化、美化的倾向，他们的反思因此显得很有力量。本报近期也将做一个80年代特刊，探索当年那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的思考、尝试如何在无形中改变了现在的文化生态。

　　回到另一个被符号化的80年代上。查建英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认为“首先要做的是去了解研究他们的特点，如果不了解最好先闭嘴，这才是诚实的态度”。但现在看起来是抡棒子比较多，用自己的思考方式裁判下一代人，这不能不说是件令人遗憾的事。

　　小说榜单上的新书《追风筝的人》是去年全美第三大畅销小说，甫出版即很受读者瞩目。看来在译介国外畅销小说上，出版商已逐渐建立了信心。

　　比如即将被好莱坞搬上银幕的《时光旅行者的妻子》，很快也将与中国读者见面。有机会与世界同步，是读者的幸事，不过还是忍不住要提醒一下翻译的问题。《追风筝的人》译笔流畅，加上故事动人，读起来是一种享受，希望其他畅销书“同步”的时候也能有如此品质。

　　最后，学术榜单上的《天地有大美：现代科学之伟大方程》是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的“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一。英文原名为“Itmustbe beautiful”，译得很巧。我们无意中发现台湾的蒋勋去年出了一本讲生活美学的书，也叫《天地有大美》。看来，“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这朴素而超然的意象，实在是某种极致。□KIDY

^{新京报图书排行榜数据由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中关村图书大厦、万圣书园、风入松书店、国林风书店、涵芬楼书店、三联韬奋图书中心、卓越网上书店、当当网上书店等提供。}

　　■华语榜说

　　文学榜有四本新书上榜，《天使与魔鬼》一经上榜就位居首位，让人不得不惊叹于丹·布朗的畅销能量。而《一公升的眼泪》则是日本超级畅销书：一位15岁时身染绝症———脊髓小脑萎缩症，在她丧失意识前8年间所集结的日记。

　　本周尤其要重点推荐的就是正在席卷全球的《风之影》。2001年，旅居洛杉矶的西班牙作家卡洛斯·鲁依斯·萨丰在西班牙出版了成人小说《风之影》，一时间，在读者中口耳相传，雄霸畅销排行榜超过一年半，成为轰动欧陆的文坛盛事。

　　至今该书售出全球四十余国版权，欧洲已经为《风之影》引起的文学现象取了名字，就叫做“萨丰狂热”。《风之影》有着十九世纪小说的特点：浑厚饱满的大长篇，仿佛包罗万象，写尽了人间百态。乍看之下，它是一则成长故事，有着阴森的哥德氛围、凄美的爱情故事、推理解谜的元素，还有后设的叙事手法。

　　再看下去，一些更深刻、直探人性底蕴的东西慢慢浮现。故事进行到中段，当主角终于接近胡立安的失踪谜底时，我们看到了战火下的恐惧和痛苦，良善百姓被欺凌而束手无策，但是在苦难中仍然怀有希望。归根结底，《风之影》是一本献给阅读艺术的情歌。□绿茶

法语图书小说榜

^{根据法国《图书周报》、法国亚马逊榜单整理}

　　■法语榜说

　　法国人似乎准备捧着惊悚故事书在卢森堡公园享受五月的阳光浴，此次的畅销小说榜可谓惊栗、推理小说的天下。美国的哈兰·柯本，斯蒂芬·金，帕翠西亚·柯恩维尔，丹·布朗，还有被称为欧洲首席推理小说大师的贺宁·曼凯尔，各个都是大手笔。他们推出新作，全世界都要屁颠颠地跟随一阵子，法译本甫一出炉，也毫无意外进入了畅销榜。幸好还有法国女推理小说家瓦伽思的新作《永恒丛林中》，很争气地力挫众多外国高手，位列排行榜第一。

　　除此之外，小说榜单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依莲娜·内米洛夫斯基的《法兰西组曲》。多亏作者的大女儿将手稿保存了下来，否则这部反映一个时代的巨著将会和作者一样，葬身于纳粹毒手之中。近日此书已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引进出版，有心的读者可以注意。

 

对于宣科诉吴学源及《艺术评论》杂志社一案，无论是担任一审的丽江市中级法院（合议庭成员：柳跃祥、何树兰、和麟峰），抑或是担任二审的云南省高级法院（合议庭成员：马俊杰、杨萍、赵锐），都认定吴学源和《艺术评论》杂志社因为发表“纳西古乐是什么东西？”一文而侵犯了宣科的名誉权，虽然二审判决减轻了赔偿的数额。两家法院都申明它们不介入学术之争：“法院对于学术问题不作法律上的裁判”（一审），“对正常的学术争论，法律不作干预”（二审），与此同时又都界定吴文超越了学术批评的界限，借学术评论对于宣科的人格进行了攻击和贬损。法院作出侵权成立的判断似乎也就顺理成章了。

 

但是，这里的逻辑似乎有个很大的缺陷，法院一方面宣称超然于学术论争之外，另一方面，又宣布吴文的一些言辞“明显超出了学术评论的范畴，并针对上诉人宣科的人格提出质疑，违背了作为学术争论应遵循的公正评价的原则，丧失了学术评论应有的正当性，已构成对宣科的名誉侵权，应承担侵权赔偿的民事责任。”（二审判决）合议庭的法官们似乎完全忽略了，判断学术评论言辞是否超越学术评论的范畴本身也是一个学术事项。这涉及到学者们对于特定行为的复杂评价，涉及到不同学者的修辞学偏好，也涉及到特定话语的语境差异所带来的意义不同。另外，就接受方而言，这种意义不只涉及学者群体，也必然会牵涉到不同的社会阶层、人群的理解。

 

语言是多么复杂的一个东西啊！《圣经》记载，狂妄的人类要造巴别塔直接通上天堂，上帝闻说，就设法让他们停止建塔。用什么方法？“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创11：1-9）语言变乱导致无从理解，钱锺书先生妙用古诗加以形容，语言让人相互理解，于是“君家门前水，我家门前流”；可恰好是语言也令人误解，所以“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为什么误解？语言的意义往往取决于发出者和接受者之间的某种预设的一致性。“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不是理本身的问题，而往往是语言在不同的人心中所激发的感受或反应不同，没有共享的理解前提，就无从达到和谐的交流。“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花瓣上的露水闪光，小鸟的唧唧喳喳，在另外一个诗人——或者在同一个诗人不同的心境下——完全可以成为欢快喜悦的意象。这也是现代解释学要努力加以解释的大问题。两级法院的六位法官们只消读一下维特根斯坦，读一下索绪尔，就会意识到他们进入了一个怎样昏暗迷离的世界了。

 

本案里，吴学源用了一些言辞，表达了他对于宣科以及纳西古乐的看法，这类看法究竟表达的是怎样的意义，大抵上也是见仁见智的。宣科以为已经构成对他的伤害，音乐界的众多高人却明确地说那是完全正当的评论，法学教授认为批评言辞所指向的并非人格，而是行为（见《艺术评论》2005年第2期），有些人或许还会以为吴学源是变相地为宣科作广告呢……我们看到了语言的变乱，歧异的理解导致沟通的障碍与人间的仇恨，而法院的判决不仅加剧了这种仇恨，而且也使自己成为仇恨的对象。

 

简单地说，吴学源的文章是一篇学术评论，其中所揭露的宣科言说是否歪曲了纳西音乐的本来面目固然属于学术范畴，而吴文所使用的语言究竟是否“超越了学术评论的范畴”本身也是一个学术问题——不只是一个音乐史的问题，而且又带出了语言学特别是社会语言学的问题。对于其间微妙模糊之处，学术界也只能尝试着给出某些分析，法官们居然不顾自家那点可怜的音乐史和语言学知识，胆大心粗，鲁莽灭裂，贸然下判，简直如同建造巴别塔的人们一样狂妄自大，注定要给当代司法史留下一个令人痛心的标志。

 

难道说司法权就不能涉足于这类纷争么？当然不是。我们只是主张，法院在决定是否受理一起纠纷时，不能仅仅看民事诉讼法相关条文的表面字句，更要注重一起纠纷的可司法性。也就是说，它是可以通过法官运用法律的知识和技能，尤其是法律的推理加以裁判的。执掌司法权柄者要时时意识到司法权的有限性，它不能包打天下，它要尊重其他行业的评价准则，它应对社会演进抱一份相对平和的心态。宣科言行究竟如何评价，吴文是否超越学术范畴，还是把它交给学究们去讨论，让社会去选择，让历史来回答吧。

2006-4-26

发表于5月8日《广州日报》，可惜有些删节，这里是全文

　　《醒世恒言》卷二十讲了一个“张廷秀逃生救父”的故事。

　　明朝万历年间有一位姓张的木匠，他的理想是合乎规矩地发财，再让儿子读书作官。恰好一个家私数十万的王员外看中了木匠聪明俊秀的长子张廷秀，打算过继他，还要把小女儿嫁给他，让他当倒插门的小女婿。这就伤害了大女儿和倒插门的大女婿的利益。本来，这份家产应该是他们的，这下就要被分去一半。于是，一场遗产争夺战开始了。

　　大女儿和大女婿先是说木匠家的坏话，说他们穷，不门当户对，丢人等等。王员外的对策是暗自给木匠家五百两银子，让他们买下一个布店，也成了体面人家。这更激怒了大女婿，于是设计了一个恶毒的策略：借着木匠突然发财的由头，让强盗咬他窝赃。

　　大女婿找了一个从小认识的捕役，给了五十两银子，请他办理此事。于是我们就在故事中看到了明朝社会如何进行害人交易，捕役如何设计让强盗扳咬良民，捕役如何抓人勒索抢东西，牢子如何开口索贿等等许多细节。故事发展到这一回合，民间的遗产争夺战就演变成官府加害能力与民间自卫能力的较量了。我们看到，面对官府，民间的自卫能力非常有限，除了向更高一级的官府上诉之外，只能任人宰割。在这个案件里，甚至上诉都不知道诉谁。

　　几经周折，张廷秀兄弟终于找到了线索，可以去上告了，这时大女婿又串通捕役把兄弟俩捆了投到江里。官人对付上访的能力也非比寻常。

　　本来这就算完了。这些财产争夺、设计陷害和控制上访的手段都安排得丝丝入扣，现实可行，解决问题却没有什么可靠办法。

　　故事中的解决办法很有性幻想的意味。首先，掉入江中之后，张廷秀兄弟不但没有淹死，反而被救，被另外两个有钱有势的人家收养，供他们考试，又中举又中进士，连捷下来，衣锦还乡。到了家乡，知府出面迎接，回拜，所有亲戚都羡慕惊叹，放父亲出狱自然不在话下，收拾那两个作恶的捕役也只是举手之劳。设计陷害他的大女婿被捕处死，最初提议害人的大女儿上吊自杀。故事结尾有诗一首：

　　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劝君莫把欺心使，湛湛青天不可欺。

　　然后又强调道：

　　由来白屋出公卿，眼底穷通未可凭。凡事但将天理念，安心自有福来迎。

　　看多了明清小说自然知道，这些劝人行善的话和这种结局都是常见套路。不过，如果较起真来，这种解决办法的现实性如何呢？且不说被捆住手脚投入江中的死亡率，也不说获救后被有钱有势人家收养的概率，仅仅算一下中举和中进士的可能性就够了。在当时的中国，每三年取三四百名进士，而全国人口超过了一个亿。如此算来，用这种方式解决问题的希望每年不过百万分之一，几乎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但是这种故事结局在传说中的比例却很高，简直高得离谱。大量难题就是这样得到了神话般的解决。这是民众的幻想造就的：既不违法，合乎规范地解决了问题，同时又富贵兼得，一举全胜。大众的想象空间被帝国的官僚体制和意识形态压缩到了这条小路上，千军万马拥上独木桥，也怪不得我们祖先的想象力有限了。

　　话说回来，破坏掉这些幻想，又该如何对付现实呢？

       在网络时代，对于罕见的历史人物，我们多了寻找的手段，但也有不见痕迹的人物。因为这个缘故，我比较留意旧时代各种机构编辑的人名录和通讯录一类的东西，特别是文化和学术机构的通讯录。

　　我前些年在北京买到过一册《平津国立院校教职员联合会会员录》，后来读书遇到相关的学术文化界的历史人物，此书倒是非常有用。“平津国立院校教职员联合会”是抗战前平津各大学（包括当时平津的学术研究机构）的一个教育工会组织，成员是当时在平津各大学的教职员。

　　有时候细看这本《平津国立院校教职员联合会会员录》，忽然间会生出许多感想。一是当时平津大学教授许多人家里都有电话，我没有仔细统计，但粗粗看去，比例很大。二是看他们的住址，多数是单门独院，住在一处的很少，除了单身教职员以机构为通讯处外，多数教授有独立的住处。从这住址中有时候也能看出许多历史，比如一个明显的感觉是当年许多教授的家，后来我们会在政界要人的回忆中发现，那些教授的住处，成了他们的家。比如当年蒋梦麟的家在毛家湾五号，那时许多教授住在毛家湾一带。还有当时北平研究院在中南海怀仁堂旁边，这些地方后来都不是教授和学术机关能在的地方了。另外像东四、西四、府右街、景山、史家胡同一带，从通讯录中看，教授也很不少。我不熟悉北京的地理，但一般的感觉，后来这些地方也是政界要人的居所了。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北平的地位可能有一些变化，但因为有重要的大学和几个重要的学术机关，当时的北平还是学者和文人的福地。时代变化以后，不是说文人和学者的居处立刻会发生变化，但因为当时文人和学者居于社会的上流，特别是许多人离开了北平，自然也就顾不得北平的居所了。有时候我想，如果有一个熟悉北京地理的人，有兴趣把当时教授的住处和后来住进去的官员详细列出一个表格，倒也是一部时代变迁的政治地理，居所的变化不是也能映现知识分子的命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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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当政教分离完成之后，当然是各自独立，但当一个社会不具有政教分离的环境和宗教自由之时，任何宗教都与政治脱不了关系——要么是宗教臣服于独裁政治，要么是宗教为争取信仰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