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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1966年5月16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帷幕。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成立了以陈伯达和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成为文革的指挥部。1966年6月1号，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8月18日，毛泽东身穿绿军装，肩佩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首次检阅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百万红卫兵。

*中共党内高层干部被整*

在随后的日子里，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党内高层干部被整，知识分子被打成臭老九，老师成为学生的批斗对象。学校停课，上亿红卫兵在全国各地“大串联”，造反、抄家、批斗、破四旧、后来又发展成派别之间的武斗，全国上下不久就陷入了一片混乱。

长期研究文革的旅美学者宋永毅表示，文革是毛泽东一手发动的，最主要的动因是当时的上层权力斗争。他说：“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已经篡夺了他的大部份权力，所以他发动文革的最主要动因就是要清洗刘少奇那一派在党内的势力，然后重新夺回他的权力。实际上毛泽东是猜疑成性，刘少奇对他还是无限忠于的。”

如今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任职的宋永毅补充说，当时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前车之鉴让毛泽东感觉危机四伏，生怕自己的接班人也会是一个赫鲁晓夫型的人物，怕自己的晚年会有斯大林同样的遭遇。

*中共内存在官僚腐败*

新加坡国立大学从事中国研究的研究员赖洪毅则强调，当时中共党内也确实存在一些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过份注重个人享受，忘记了为人民服务，完全不符合毛泽东对革命理想的认识。他说：“他认为有必要把这些当权的人打下来，换一批具有革命激情的、比较符合他的革命理想的一些年轻人上去。”

在1966年8月18日以后的三个月里，毛泽东先后8次在北京检阅了1100多万红卫兵。当时的年轻一代迅速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让这场文化革命席卷中国大地，甚至造成了一种无政府状态。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中国问题研究员赖洪毅说：“具体的形势发展可能有点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特别是红卫兵到处夺权，同时又发动武斗，甚至跟别的红卫兵派系到街头开枪，大动干戈。”

*宋永毅：伟大领袖“心里没数”*

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也表示，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样，在中国搞社会主义都是“模着石头过河”。他说：“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句口号，就是：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前进：实际上‘伟大领袖毛主席’也不知道他的伟大战略部署在什么地方。他开始说文化大革命搞半年，后来说搞一年，后来又说搞三年，结果搞了十年，可见他心里也没数。”

文化大革命制造了多少个冤魂至今没有一个公认的数字，估计至少在两百万以上。宋永毅说，受到冲击的家庭——包括子女受牵连的——大概有两亿多，就是说每三个人里就有一个人受到影响。

虽然关于文革的研究很多都侧重于中共党内高层干部受到的迫害，但是宋永毅说，受害最深的还是底层群众。他说：“这些人民群众或者说是参加了造反，或者说是参加了保皇，但是因为毛泽东的上层权力斗争把整个社会都卷进去了，所以这些人最后是最少受保护的，他们最惨，坐牢啊，家破人亡啊，人数也是最多。就老干部来说，那不过就是运动初期斗过一阵，一月革命以后大多数都是官复原职。”

*中国社会伦理道德陷入低谷*

文革过程中，学生打老师，儿子反老子，同事、夫妻之间互相揭发，十几岁的孩子打死人眼都不眨，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陷入低谷。宋永毅说，这种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当时却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中共统治17年，一直在教你怎么仇恨，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出发，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制造了一大批阶级敌人。

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员赖洪毅说，高度政治动员造就了当时独特的行为标准。他说：“革命理想是以共产党所定的革命目标做为一个最根本的判断标准，变成说为了这个大的目标什么都可以牺牲，甚至个人、亲情、家庭都可以牺牲。在这个氛围和理想下，就造成了一种个人行为变态，甚至一种恐惧，觉得个人如果不服从这种行为道德的话，自己会受到严惩。”

*被毁掉的一代*

文化大革命造就了特殊的一代人。当时的在校生串联、造反，1968年又响应毛泽东关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上山下乡。从1968年到1976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数多到1600多万。

很多人都羡慕这一代人经历丰富，但是文革开始时上初三的宋永毅说，这种经历是痛苦的。他说：“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是被毁掉的那一代，实在是经历了太多的痛苦。第二，我们又是幸存的一代，我们对共产主义的制度，对文革这样的民族灾难，我们是目击者，我们是证人。”

1976年10月，在文革中呼风唤雨的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被分别隔离审查，中共中央宣布粉碎“四人帮”。外界大多认为这是文革的结束。

*中共刻意淡化文革历史*

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员赖洪毅说，文革结束30年，如果说文革对今天的社会有任何积极意义的话，那是毛泽东完全没有预想到的。他说： “因为文革的原因，很多人对毛泽东这种以政治运动为主导的执政理念和风格产生了很大的反感，这种不满就成为了他们支持邓小平经济改革的主要原因。”

共党必然垮台，但如何垮，何时垮，取决于“人事”，即各种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科技等各方面综合因素，也取决于包括老枭在内的我们每一个有情有志之士的努力。

我相信事在人为，人定胜天。故可以说，中共何时垮，我们说了算。这个我们，包括每一个有尊严、爱自由的中国人；也可以说，我说了算，这个“我”，即释迦牟尼初诞时所说“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我，是人的心性、本性，每一个人都具有的人性；这个“说”，不仅是发发牢骚而已，它包括各种反共的言论和行为。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言行一致，其意不仅是指说得到做得到，怎么说就怎么做，而是认为言就是行，知就是行，心就是理，心就是物！

识者皆知，中共乃西洋马列邪说与传统法家“术势”苟合而诞的逆天悖理的邪教恶种、政治异种！从上古三代以来，一直到国民党，历史上所谓的亡国，其实绝大多数亡的是政统而不是道统，是某个家族、某个王朝之亡而不是中国之亡。元亡于明，明亡于清，清亡于北洋军阀，北洋亡于国民党，但对道统、对中华文化的继承和尊崇不变。中国亡于共党，才是真正的亡国，是有史以来最彻底的亡国和亡天下——中共灭的是中华文化！中共虽挂着中国的招牌，其实与中国没什么关系，完全是一个非法的外来恶政权！

君不见，中共所作之恶最多，所造之孽最深，直接杀死、间接害死的同胞最多，君不见它对中华文化的剿灭最彻底、侮辱最深刻。对儒学从批判打倒到恶劣歪用，对各学派教派进行组织领导和思想指导，对学校师生进行思想监控和党化教育，对民间思想民间社会全方位扼杀…，这一切都是在剿灭思想侮辱文化呀。

好在中华文化衰而不亡，亡而不绝。我在《诗化人生，礼化官民，儒化政治，化成天下！》说过，只要有老枭在，孔孟的大义、老庄的妙理、佛门的真谛就不会断灭，中华文化的正脉真火就不会断灭；不论道路如何曲折，遭遇如何艰难只要护住中华文化的心脉不绝薪火不灭，中华民族终将复兴和重建真善美的辉煌！

反共倒共，是民主大义，更是民族大义！中共半纪肆虐已是太久，这与民众对它的忍耐和老枭们以前对它的纵容都大有干系。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看透了它的伪装，认清了它的真面目，对它的忍耐度越来越低了。其精神早已毁灭，特权与金钱赤裸裸的躯体在苟延残喘而已。如果有更多的同胞了解并学习儒家的仁义思想、具备道家的高洁心态、拥有佛家的慈悲精神，如果当今反共之士能在道德上认识上逐步提高，达至清末时宪政派的理性知见与革命党的激情勇毅，中共的灭亡指日可待！

中共如何垮，是它主动抛弃马列转型民主，进行自我和平消灭，还是倒行逆施执恶固执，被暴力消灭被人民推翻？它何时垮，是三天之后还是三十年之后？这就要看我们了。和平的转型，固所愿耳；暴炸性崩溃，非所望也。但如那一天真的到来，中国人民被迫支付较高的代价，也是一种无奈。拖得越久，代价只会越高。怎样以最快速度为它送行，应该成为有志者的第一思考。

中共无论如何垮，何时垮，甚至它在我有生之前垮不垮，都不会影响我坚定的反共立场。我反共是义理担当而非血气冲动，除了自由追求和尊严维护，并无个人功利目的和回报预期。但是，它如何垮何时垮，却直接关系到中国人民的祸福安危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我们希望它和平地还权于民，更追求尽快地送走这个瘟神恶煞！

虽然在佛眼里或用历史的眼光看，三天与三十年都只一瞬间，但对于人类而言，就有很大的区别了。老枭已在《中共死亡通知书！》通知和宣告中共的死亡，并在《为中共测命》中断定它最多只剩十年阳寿。它存在了半个多世纪，已令我深以为耻，如果任其残喘再苟延十年以上，那真是没有天理没有“人心”了，中国没有人了。那我真是没脸活在这个国度里了！

诗曰：中共何时灭，我们说了算！苟延十年喘，老枭无颜活！

在东汉末年，出了大名鼎鼎的李膺杜密（时称李杜），也出了名声不太显著的范滂。在党锢事件中，范滂遭到了通缉。本来，逮捕他的官员吴导（这位令人尊敬的长者）决定放弃官位与范滂一起逃亡，但范滂因惦念老母亲又不肯逃走。范母听后，指责其子的软弱，希望他与李杜一样：“你现在能与李膺、杜密齐名死又何恨。既然你有了这么大的名声，再想长寿，可能吗？”范滂听得母训，毅然自首而后就刑。事在公元169年，这一年他才33岁。

作为一个读史者，我佩服范滂的正直与坦荡，但不认为一定以生命为代价去抗争，然而，每次翻开《后汉书》这一段，仍是流泣不止。我所为之折服的，是范滂有这么一位伟大的母亲。

范传的论曰（即评论）部分说道：“…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顾，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壮矣哉！”

一千五百六十年后的公元1729年，在法国，在迫害新教胡格诺教派的狂潮后期，又出了一个“子死而母欢其义”的感人故事。

在一次当局指控的违法宗教聚会中，26岁的传教士亚历山大•鲁塞尔遭到当局逮捕。而这场逮捕的成果对于当局来说，小得可怜，只抓住了鲁塞尔。倘使塞尔不坚持送走每一位聚会者，而是听到围捕的消息即迅速逃走，那么当局肯定抓不到一个人。

鲁塞尔被投进监狱，也面临着释放，释放的条件只有一个：放弃新教信仰，改信天主教。而且，一旦改教，还可得到丰厚的赏金。
他拒绝了。

虽然他的母亲没像一千五百六十年前的范母那样当面训导儿子，但她事后心迹表白要比范母更有力。她说：“如果我的孩子放弃了，那会给我最大的痛苦，现在，他能宁死不屈，我衷心感谢主给他的力量，可以让他尽好这最后的职责。”

我读到的鲁塞尔的故事，来自于一本叫《信仰的力量》，原著者是英国的斯迈尔斯，汉译者是余星与李柏光两位先生。

而这本《信仰的力量》（2000年版）是从监狱一次书展购得的。得之，欣喜若狂。在监狱里，复读三遍。以致于后来与译者之一李柏光先生见面后，我还能复述书中的故事情节，像法布尔替父服刑的故事，像伏尔泰为卡拉斯辩护的故事。

当我和李柏光先生讲到他和余星译的这本书给我的鼓励时，我们已经成为主内弟兄。这真是一件人生幸事。我也答应将我提到《信仰的力量》一书的一篇见证寄给他，但终因事务大忙，蹉跎至今。后来，柏光弟兄又签名送我一本2005年版的该书，将两本一起收藏，也算一份家产了！

今日为记，一，补欠柏光的一份人情；二，祝福余王李三位弟兄平安归国。

2006年5月14日记于小城泊头绵逸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