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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项“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调查表明，以往老百姓最关心的腐败问题在逐年下降，前几年问题差不多高居榜首的腐败问题，而今年却几乎快排挤出前十名。翻开报纸电视，你就不难发现老百姓越来越不关心腐败了。老百姓漠视腐败之所以成为现象，其实根子在于人们对政治的漠视。
    
　　政治关怀你我他。一个社会不关心政治，在一个落后的独裁国家，或许是正常现象，而在一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人民普遍地漠视政治其实是一个危险的事情。在独裁统治下，人们开始厌恶政治，权力失去制约，国家机器成了少数人或集团的工具，少数人的好恶完全成了政治的方向。
    
　　随着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权力和资源就会为少数人垄断以及社会全面腐败。社会前面腐败，最终导致国家民族全面的灾难。也就改革开放后几十年的发展成果，一夜之间全面坍塌。德国韦伯说：“一个长期积弱的落后民族在经济上突然崛起必然隐含一个致命的内在危险，即它将加速暴露落后民族特有的‘政治不成熟’，这种经济快速发展与政治难以成熟之间的强烈反差不但最终将使民族振兴的愿望付诸流水，甚至会造成灾难性的结局即民族本身的解体。”
    
　　高尔基.阿尔巴托夫分析苏联衰亡的原因时说：“现存的政治上层建筑把政治生活限定于极狭小的范围。它根本不适合于发现和分析变化著的社会现实……不适合于动员社会上的智慧潜力去解决涌现的问题。因为决策者的压倒一切的任务是坚定不移地抵制变动，不惜任何代价维持现状。这个任务至高无上，所以最高层要求各级国家机关、党组织、社会科学界、大众传媒都得这么做。它们要帮助掩盖日趋严重的问题，饰以稳定、成功和进步的假相。这么做过，最后一批可以进行公开讨论的孤岛消失了，保密的领域则扩大了。每发生一次领导层所不悦的争论，就会有新的领域被界定为‘国家机密’。”
    
　　现代经济发展必然促成多元化的社会和意识，多元化的社会和意识必然导致整个社会日益趋向分散和剥离状态。驾御多元化社会的政治基础，必须是广泛的政治协商。否则，必然影响到国家的凝聚力，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的离心离得。政治的不成熟，民主对话被堵塞，必然导致人们对腐败的漠不关心。漠视腐败不过是政治不成熟、不民主的一个重要表象。现代政治的基本任务即在于如何创造一种政治过程以使多元分散的社会利益仍能凝聚为民族整体的政治意志和政治向心力，不然的话整个民族将出现只有社会离心力而无政治向心力、只有地方和集团利益而无全民族利益的危险局面，最终导致整个民族呈现分崩离析的状况。
    
　　暴力引导暴力，协商赋予理性。一个国家如何走出周期性动乱的循环：唯一的办法，就是民主。如果一个国家不能调动人民参政的积极性，这个国家的问题也就只能越积越多，越来越不利于问题的良性解决。
    

想起来写阿城，完全是因为在网上淘了一本他的小说，这样，阿城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那六本书总算凑齐了，很好；书来了一看，竟然全是短小说，多达五十九篇，很好；一读，还是好。何立伟说，阿城已被人反来复去炒糊了，炒不出新鲜意思来，趁早罢手。作为一个爱小说的人，我忍不住还是要饶几句舌。

看阿城自序，这些小说写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距离他以“三王”横空出世的八十年代初，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是时间的，也是意识形态的。但现在读来，丝毫没有那个时代的痕迹，即无“工农兵腔”，和他的“三王”风格一脉相承，一样成熟。说这是八十年代的作品，也丝毫不逊色。但我知道我这样说是错误的。时代的年轻，并不代表文学的幼稚。要说不同，那就是，短。这就令人佩服之下，复又拍案惊奇。

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杂色”系列，可能是阿城越写越好的缘故。可惜小说后面均无时间标注，这只是我的揣度。阿城说他惯写短东西，这些小说也真短，均在千把字上。难得的是，却不贫瘠干巴，笔笔送到，骨肉停匀。这就印证了他“文章是状态的流露”的观点，彼时阿城也就二十岁多一点吧，年轻气盛，元气淋漓。

阿城语言的好，是有口皆碑的。反复阅读后我明白，当与他的生活阅历有关，也与他的文学观念有关。他用最经济的句子，表达最丰富的思想。一句是一句。而我们写文章，常常是几十字上百字下来，还找不着思想的骨头。但他决不卖弄生活，寥寥几笔，自是有款有形，含蓄，准确。有人说，这是功力，实是准确。准确，才有力。以此，千把字的作品让人觉得并不短，或者说，短，但并不小。如《抻面》，写的是抻面，却先从和馅儿写起，然后才写和面，省面，省硷，篇幅过半了，方才写到抻面，亦是把小说推向高潮：

铁良不含糊，当当一手揪出一拳头面，啪，合在一起，搓成粗条儿，掐着两头儿，上下一悠，就一个人长了。人伸开胳膊的长度等于这个人的的身高。铁良两手往当中一合，就是两股，再抻再合，就是四股，再抻再合，八股，十六股，三十二股，六十四股，一百二十八股。之后掐去两头，朝脑后一甩，好像是大闺女的辫子飞落到灶上的锅里，客人就笑了，转身回去店里座位上。

能感觉出阿城小说写到此时，他是松驰的。阿城对汪曾祺是推崇的，他说汪的小说细节是非文学性的，老老实实也结结实实，无文艺腔。他自己的小说又何尝不是呢。而阿城说他却是在写了小说十年后，才得见张爱玲、沈从文、汪曾祺、钱钟书。

阿城这些小说的另一特点是，对世俗的关注。他写吃，如《大胃》；写穿，如《裤子》；写性，《春梦》；写贫困，如《火葬》；写排泄，如《厕所》；写嗜好，如《宠物》；写爱情，如《夜路》；等等。现在看来是平常的，可在“文革”期间，就有这种文学上的自觉，那可是非同小可的，这也正是其超迈于同龄作家处。无怪乎，一俟禁锢大开，便能如莫言所说“横空出世”。

哦，对了，阿城的这本小说是《遍地风流》。

卢岚是与法国有很深渊源的诗人梁宗岱的得意弟子，后来也旅居法国，著有《巴黎读书记》等，介绍文人、胜地、历史事件，文心细腻，笔触生动。今年2月，她又出了一本《文街墨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是异域游记的结集，所写主要为法国作家故居的走访（所以有那么漂亮的书名）。

当中关于夏多布里昂的两篇甚好，使我对之产生兴趣。其人：“极度傲慢，只瞧得起自己”，“跟天下文人都吵翻”，连拿破仑也敢傲视。其作：“如果你想了解法国的散文，首先要看夏多勃里昂。”其墓：通过一条涨潮时会被淹没的暗礁上的石路，去到一个小岛，那里海边有一个耸立着花岗岩十字架的无字坟，墓后木牌写着：“一位大作家希望在这里安息，只听海声和风声。请路人尊重他最后的心愿。”福楼拜在瞻仰后，曾给友人写了一封很美的信，描述那夏天傍晚的海天光色，缤纷以致凄凉、热烈而又忧郁，“一如初恋”。——书中收录卢岚拍的不少照片，就以夏氏墓这张最是撼人。

有那样一个墓的那样一个人，他的《墓中回忆录》会是怎样的呢？

按《墓中回忆录》是郭宏安的译本（三联书店，“文化生活译丛”。1997年4月一版），书名译法另有《墓后回忆录》（程依荣译。花城出版社。2003年6月一版）、《墓畔回忆录》（程依荣等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6月一版）。但郭宏安在代译序《墓中人语》中的解释是令人信服的：此书夏多布里昂本意要在死后50年出版，就是为了这样更符合“墓中回忆”之意。他强调自己发出的是“一个死人的声音”，“我更喜欢在棺材里头说话”。读正文，也可看到夏氏早就觉得自己的生命精华已经消亡了，他说，像他这样见识过华盛顿和拿破仑等伟人的人，之后“还有什么可看的呢？”“我本属于那个时代和那些人，我何以苟活于其后呢？”郭译序说：“他还活着，可是已经告别了世界。”

夏多布里昂身历波旁王朝末期、法国大革命、第一共和国、拿破仑第一帝国、波旁王朝复辟等时期，社会不断“转折动乱除旧布新”。他参与了一系列重大事件，以出色的文学事业，和他自认为出色的政治事业，成为法国历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但，他的文字像他的生涯一样绚烂多彩，以致竟掩盖了他身历盛世的光彩。

三联版封面内折上介绍说，此书“描绘了一幅法国自大革命至19世纪上半叶的完整的社会图景”，是过誉了。虽然这只是一个节译本，但仍可让人感到：社会图景往往仅是夏氏“自我”的布景，他的个人色彩太浓烈，议论抒情太多，冲击割裂了时代史实，要从中读到社会史的人会失望的——它更像夏氏本人的心灵史。夏氏自诩此书是“我生活的时代之史诗”，然而，它似乎只能算是他自己“生活的史诗”。

当然，以夏氏一贯的高傲，以及个人自传的题中之意，他偏就爱多写自己的感想，我们也不能苛求。问题是他的文风。

郭译序引用了马克思对夏氏的评价：“用新创的辞藻来加以炫耀；虚伪的深奥，拜占廷式的夸张，感情的卖弄，色彩的变幻，文字雕琢，矫揉造作，妄自尊大”，等等。读了此书，便会感到这些抨击虽有文学之外的政治背景，却也实在有道理。夏氏的文章，华丽磅礴，情感充沛，想象丰富，只是，读多了会让人腻的。

诚然，马克思也指出这种文风在法国文学史上应占据重要地位。郭译序则说，此书“长期以来一直被奉为法国散文的典范。”卢岚更称夏氏是“浪漫派的宗师”。然而，我已经不像少年时那样，欣赏这种传统法国式的激情浪漫文章了。——同是法国人，我现在更喜欢历史学家G·勒诺特尔《法国历史轶闻》那种细碎而朴实的文字。

书中只有记述拿破仑的章节，因两人有独特的关系，而值得一提。卢岚介绍：夏氏备受同时代人指责，“对他另眼相看的人，天下间只有一个，他就是拿破仑”。一个欲做世界霸主，一个要当文坛霸主，两人由敌对到惺惺相惜。拿破仑对夏氏十分重视，礼遇有加；夏氏也终于在回忆录中为拿破仑说了好话：“拿破仑之后，一无所有。”——在郭译本中找不到这个精彩的句子，但有类似的话：“在一个这样的人之后还有何人何事可供一谈？”

且抄两段夏多布里昂对拿破仑的评论，亦可见其文一斑：

“他只管他自己的命运。他好像知道他的使命是短暂的，从那么高的地方落下的激流将很快流过；他赶紧享用甚至滥用他的荣耀，犹如倏忽即逝的青春。如同荷马的诸神，他想四步就走到世界的尽头。”

（拿破仑之死）“如布封所说，热带的鸟‘套在太阳的车上’，从光明之星上匆匆落下；它今日将在何处休息？它在灰烬上休息，这灰烬的重量使地球倾斜了。”

与拿破仑生于海岛、死于海岛相似，夏多布里昂生于海边、葬于海边。——那种伟人盛世烟消火灭之后的落寞厌倦，使他选择那样僻静的墓葬。让我明知马克思的讥评也用夏氏的措辞风格说一句吧：也许在拿破仑和夏多布里昂的眼中，大海也不过是一堆灰烬，他们是曾有将海洋烧成灰的巨人之力的。而因为波涛汹涌过、恣肆壮阔过，面对犹如灰烬的寂寥后世，他们还是安静地休息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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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写作？这是个大问题。我不相信是因为利比多的关糸。写了二十年的小说，现在我发现，其实我是完全可以干些别的事情的。不是从才华上说，是从原因上讲。比如我可以当个演说家，在这一方面我敬佩爱默生，我觉得爱默生的写作和耶稣的工作方式最为接近，当然我只是从工作方式而言，并非指工作性质。他是边讲边写。此外我发现还有一种工作方式也是很有益的，就是史怀泽的方式，他并没有关在家里写作，而是深入非洲行医。但他却照样著述颇丰，关键是他的写作极有价值，我想他的创作也贯彻了行动哲学，即身体力行而后写作。他是边做边写。这方面的极端例子是朋非霍尔，当然这并不是说每一个写作者都要去经历生死（事实上不可避免），但要经历生死考验，换句话说对死要有预感。朋氏的方法是边活边写。他的活和我们的活不一样，因为他快死了，而且他的死是自找的，所以活得很清醒。他了解生命的意义。

所以我开始怀疑职业写作的意义。我并不是要提倡写作者都要兼顾其他职业，但必须兼顾心灵的工作。或者倒过来说，他是心灵捕手。我开始写作的时候年仅十七周岁，其实我当时对写作的兴趣并不会超过我对电影或美术的兴趣，如果当初我进的是中央美院或北京电影学院，我就理所当然地改变了职业，我就不会去写作了。我相信一个人是有超过一种以上的才能的。所以从技术上讨论为什么写作的问题，就像讨论今天应该吃什么饭一样没有意义；而讨论一个广义的诗人为什么写作的问题，又像讨论为什么活着一样单调，因此我陷入矛盾。

不是只有牧师和高僧才深入人生的最高境界，人人都在接触和实践真理。从这个层面上说，医生的手术刀倒是和作家的笔没什么两样。但为什么牧师和高僧和别的写作者不同？是因为这一类写作者完全彻底地依靠和信赖真理，并据此活着。他自己是个试验品吗？从信心的角度而言，没有试验一说，因为在信心里看到的都是肯定的东西。只有信心不足的人才会对自己有所保留。就是在这一方面，我们和这些最前列的实践者区别开来，因为我们不但信心不足，而且常常保留自己，不愿意将自己奉献到真理的祭坛上面，以为一放上去就会立刻烧成灰，其实正如亚伯拉罕献以撒一样，献上的瞬间，是有别的东西来代替你作为牺牲的，但人因为没有信心所以不敢这样做，因此，一般的写作者一生都在矛盾中写作，他的写作有时候有意义，有时候却掺杂着并无意义的失败体验。而真理实践者的写作虽然也有万般痛苦，却是在祭坛上的。这就是我们的写作和高贵的写作的区别。

这样说，应该说清楚了我为什么写作的问题。一个写作者并不是因为明白了为什么写作才写作，而是写作让他明白了为什么。而解决为什么的答案是行动和信仰。写作是一种记录而已。至于他用笔或用锄头写作，完全出于真理的差派，那是一个天职。最后他发现，他所能做的只有一样：顺服。

在文化大革命发动40周年、结束30周年之际，“2006．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讨会”于2006年3月24—26日举行。召开研讨会的目的是回顾、反思文革，交流文革研究成果，促进和深化对于文革的研究。参加研讨会的有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四川、山西等地的学者，以及正在北京从事访问研究的来自美国的历史学家和来自瑞典的文革史专家，与会者共 16人。他们是：郝建、崔卫平、徐友渔、丁东、唐少杰、徐海亮、吴迪、叶维丽、邢小群、陈家琪、何蜀、陈东林、沉迈克、魏光奇、赵诚、吴小龙，还有其他文革研究者提交了书面发言。会议由北京学者郝建倡议，与崔卫平、丁东、徐友渔共同邀集。

“2006．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讨会”的特点之一是结合论文宣读和专题讨论，而把重点放在有关文革的重大问题和学术界当前最关心的问题上面，进行自由发言和无拘束的讨论。研讨会分为4个单元进行，第一个单元循一般学术会议惯例，由与会者宣读论文；其后3个单元分别研讨精心选择的论题：评价文革的标准、“两个文革”说与造反派研究、文革研究的环境与方法论问题。

第一单元以徐友渔和瑞典隆德大学沉迈克（Michael Schoenhals）教授介绍国内外文革研究的情况开始。徐友渔在题为“中国人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中概述了从1967年至今中国人——观察家、评论家、学者、民间思想者、官方理论家等等——研究文革的努力和成果，中国大陆几家刊物在10年前开辟有关文革的言路以及受到的挫折和打压，2006年海外有关西藏文革书籍的出版情况。他特别指出，由于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和大学服务中心在文革研究中发挥了重要基地的作用，由于宋永毅、王友琴等旅美学者的长期努力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大致从21世纪初开始，“文革发生在中国，但文革学在西方”的局面结束了，中国人在文革研究方面开始占居主流和主导地位。

沉迈克以熟练地掌握中文，收集文革资料丰富和考据缜密而在文革研究者中享有较高声誉，他和麦克法夸尔用10年的时间反复修改合着的一本长达700页左右的文革史著作即将在今年8月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题为《毛的最后一场革命》，计划将成为西方一些大学的教科书。他介绍了西方研究文革的主要机构，文革研究发展的几个主要阶段，研究资料的来源（当时的官方的宣传品、各种群众组织小报、对从广东逃到香港的文革积极份子的采访、驻华外交机构的报告等等）和其他一些情况。他指出，当初西方的文革研究者主要是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学者，在毛泽东逝世之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他们对文革的兴趣急剧下降，转而研究当代中国的其他各种社会问题，现在，文革学在西方已经成为冷门。

叶维丽的发言题目是“卞仲芸之死”，对于北京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芸被本校学生毒打致死一事，王友琴已有充分的调查和记录，但作为历史学家的叶维丽（文革时是师大女附中初三学生）力图把这一事件放到文革史的“文革再次发动”这个概念中来理解。毛泽东是8月初从外地回到北京的，这时市、区一级领导已经瘫痪，那段时间出现了非常有意思的，而且非同寻常的上下reaction（互动），卞仲芸校长死于8月15号，正处于文革再次发动的关节点，其含义值得深思。她还谈到了暴力在这个阶段的作用和意义。

陈东林提交的论文是“‘文革’与中国的政治改革”，他认为，否定文革是完全正确的，但我们应当问一下，为什么中国在社会主义的体制下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而苏联却没有？他认为文革的发生是一个重要原因，它是毛泽东试图改变中国模仿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的一个尝试，带有探索和改革的意义，虽然因为错误的手段而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可以说，文革对改革产生了以下的三方面催生作用：一、文革否定了文革前17年僵化的社会传统阶级结构，用意识形态——“路线”来代替个人成分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一个可以有较大解释的思想空间；二、批斗党内“走资派”，冲击了个人崇拜，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当权者脱离人民的体制弊病，其中也包括毛泽东的绝对权威；三、提倡怀疑一切，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发成立群众组织，催生了中国民众的主动参政意识。

何蜀的论文是“‘文革’时期重庆群众组织发展演变概述”，包括以下各方面内容：最早出现的官办“保守派”组织；学生造反派组织的崛起；工厂等部门的“保守派”组织；工矿企业的造反派组织；机关干部及其他部门的造反派组织；“保守派”组织的分化；“保守派”组织退出历史舞台；“一月夺权”导致造反派大分裂；造反、夺权期间的外地赴渝红卫兵；造反、夺权期间的群众组织小报；“镇反”与群众组织的重新组合；“红五条”前后两大派再次重新组合；两大派在全面内战中的重组和演变；两大派全面内战中的报纸、广播；“文革”群众组织的末路；重庆与成都群众组织的比较；“文革”群众组织的终结。论文还有附录：“重庆市进入省、市革命委员会的两大派群众组织代表”。看得出来，这么丰富的内容，实际上相当于一部涉及四川文革史的“简明重庆文革史”。人们知道，2004年有人根据对一位重庆前群众组织领袖的采访而发表“重庆文革口述史”，引起很大争议，何蜀也是批评者之一，与会者认为他在争鸣之中撰写的论着对于研究重庆地区的文革历程会大有助益。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关于评价文革的标准，首先由丁东作题为“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尺度”的发言，介绍相关背景。他说，在国内，评价尺度的变化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毛泽东的尺度为标准，代表性的文件是中共九大、十大政治报告，毛泽东的基本看法是：这次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第二个阶段是以邓小平的尺度为标准，代表性的文件是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基本看法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个决议对文革的彻底否定，在当时启动了中国大陆反思文革的语境。但今天回头看，也存在几个突出的问题：一、把毛泽东的责任归到林彪、江青、康生等人身上；二、回避了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之间的矛盾；三、回避了文革初期刘少奇和各级党委按照反右模式领导运动整人的后果；四、不能正视党内一部份高级干部曾经在文革不同阶段追随毛泽东支持文革的事实。有一些学者跳出体制，以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为价值准绳，从反思极权主义的思路出发，对文革有既不同于毛泽东，也不同于邓小平的理解。

有学者从方法论的角度说，其实不是先定了标准再评价，而是说人们有了评价的意见，他才会反过来从里面发现自己的评价标；文革评价必然带有片面性，只能是选取一两个角度，任何一个评价不可能是多角度的，不同角度的评价应该互补、应该兼容；评价还会有时代性，不同的时代会不一样，同一个评价者不同的时代评价也会不一样。文革实际上是一个谋利的运动，都是在争利，它把利益，每个人的也好，集团的也好，给涂上神圣的光环，革命、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等等，其实为的是各种利益，比如说街道有的为什么斗得厉害，实际上是因为房子，农村是因为有的家族势力在那里争，等等。

有学者表示，要把当时比较时髦的说法倒过来说。原来是说，一、毛泽东错误地判断形势；二、被野心家利用；三、全国人民遭灾；其实毛泽东非常清醒。毛泽东去世以后，文革结束以后，党的所谓路线的执行，证明他原先的担心没错。唯一错的是对所谓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复辟怎么看，他没想到中国老百姓其实欢迎这些东西。

有学者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次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试验，它完全属于现代性的范畴，从群众的发动到上层建筑的革命，从资产阶级法权的破除到教育革命，到 “五．七道路”、“赤脚医生”，再到城乡、工农、体脑差别的消灭，等等，说明毛确实是想走出一条独特的中国式的现代之路。

不止一位学者说，在提到毛泽东的时候，官方始终用一个标准，叫做认识标准，说他对出现修正主义的苗头估计错了。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准，官方是特意回避了，即是道德标准。哪怕我们违反事实退一步说，假定毛认为刘少奇搞了修正主义，就算应该打倒他，你总不能够明知道刘少奇在开封那种惨死你还要那样做。如果我们只有一个认识标准的话，那实际上是可以原谅的，什么都是认识错误，认识错误既没有法律的责任也没有道德的责任。现在我们评价毛泽东和评价文化革命的时候，哪怕我们在很多事实问题上纠缠不清，也应该问：毛泽东有没有资格把自己的革命同志，出生入死几十年的人整得那么惨？就算我们不否定他有一个理想，就算承认毛泽东有一个社会乌托邦，他的动机是好的，但问题在于他有没有权利为了自己的理想和社会实验就把亿万人推到一场劫难中去？有没有权利去搞这种政治清洗运动，有没有权利把中国几千万青年学生推入一场残酷的政治斗争，来进行你的共产主义实验？哪怕是要锻造一代新人，你有没有权利把一千多万中学生人搞成下乡知识青年，让他们背井离乡、远离亲人，受那种苦？

第三单元讨论“两个文革”说与对文革中造反派的评价，所谓两个文革，指除了毛泽东发动、利用群众打倒刘少奇的文革，还有一个群众趁乱争取自己利益，争取民主权利，甚至企图改变现行制度的文革。徐友渔在背景介绍发言中说，据他的研究，最早正式提出“两个文革”概念的是王希哲，他在发表于 1981年的“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中提出了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相对立的人民的文化大革命。“两个文革”说脱胎于“社会冲突论”，这是文革研究者认识和评价文革的一种很有影响的方法和理论。李鸿永、陈佩华、安德佳、骆思典、白霖等西方学者主张，研究文革不应集中于或局限于中共领导人之间的路线斗争、政策分歧和权利斗争，还应该研究群众的行为，他们的矛盾和冲突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矛盾。杨小凯(又名杨曦光)、郑义、刘国凯、王绍光等人也持“社会冲突论”。在1996年纪念文革发动30年的时候，对于“两个文革”说的讨论和争论就十分热烈，在今年，同样的争论更是激烈。刘国凯在《北京之春》2006年 1月号上发表“论人民文革”，他的观点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北京学者刘自立在《民主中国》上发表“‘人民文革’说驳难”，坚持认为“只有一个文革”。

一位学者的书面发言题目是“‘三年文革’说不能成立”，其背景是：关于文革的时间，有“3年文革说”和“10年文革说”的对立，而“3 年文革说”与“两个文革说”、“人民文革说”是一致的。这个说法起源于陈佩华1990年发表在《当代中国研究》上的一篇论文“消除对于红卫兵运动的错误观念：重新考察文革派性和分期的必要性”，认为真正的文革只有3年，即群众政治对立，人民起来造反的3年，“10年文革说”是官方、邓小平等老干部的文革观点的表现。这个发言的根本是主张：3年，指的是民众造反；10年，说的是毛泽东的文革，不能把3年造反说成是文化大革命。

一位学者藉助于坦诚、深入剖析自己为什么走进了文革的心路历程来说明大学生造反的动因。刺激青年思想的时代因素有：苏共20大批判斯大林和中苏两党的分裂、彭德怀事件、两次下乡参加“四清”运动，等等。从当时一些大学红卫兵看，文革无疑是一次思想与政治的大改革，大解放，公正地说，学生躁动内在与形式上是趋向民主化，与其说他们是激进的共产主义者，不如说他们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在运动初期的大学造反潮流里，充斥着三种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思想流派，以当年的话语来说，就是追求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政治理想和思维方式的潮流，追求资产阶级激进的民主主义与个性解放的潮流，和崇尚中国传统文化里游民、市民精神思想潮流的合流。

有学者觉得，“人民文革”是一个比较意识形态的提法，比如说我们很多事都是以人民的名义怎么样，那么民意就是真理了，就是可以压倒一切了，或者有一种天然的正当性。其实不存在天然的正当性，任何人的正当性都是需要和他人的正当性处于对话当中。尤其是自我反省。针对这一点，另外有人表示，假如不用“人民文革”，而用“百姓的文革”或者“下层的文革”，这个意识形态的意味就没有了。

有学者追问“到底有没有一个人民文革？”认为有的人站在一相情愿理解的角度上，说毛当时确实有意让群众来冲一下这官僚制度，冲击那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人等等，其实是做了过多的善意的理解，其实毛在发动群众的时候，有一个很明确的想法：你们不得有任何损害我的权威的事，也不得有任何触及这个制度的行为。

出席这次研讨会的学者基本上都不赞成“两个文革”说，但他们并不想形成一面倒的意见，而是积极考虑对立观点。有人举出了一些例子，比如杨小凯在《牛鬼蛇神录》里面写到的刘凤翔，他地位曾经很高，50年代是湖南一家报纸的总编辑，被打成右派，他对这个体制可以说看得彻底清楚，他想从文化革命、天下大乱的局面中实现一些自己的想法，他想，既然把大家发动起来了，而且无产阶级专政机器也砸烂了，就给人们留下了活动的余地。他就联络了一大批右派，非常清醒地、非常自觉地既要改变他们右派的命运，又要改变中国当时那种专制制度。另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全红总”（“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他们起来造反，利用江青等人的支持，是为了争取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把全国总工会砸烂，他们内心是想改变当时的一些规章，甚至制度，他们几乎全部家庭出身不好，他们跟共产党员、积极份子造反不一样，他们确实是处在50、60年代那种阶级敌人、或者阶级敌人的后代的地位，他们是要改变这个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只有一个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想打倒刘少奇，就绝对概括不了这个事实。

第4个单元的发言围绕“文革研究的环境与方法论”问题进行。首先提出来讨论的问题是：如何看待3个时期，即文革前17年、文革10年和文革后到今天28年的关系？官方的研究更多的是从17年来看待10年，他们否定10年或者否定文革，理由是因为和17年对立，其实10年必然从17年而来，17年和10年的关系非常微妙，就是说文革怎么爆发的，和17年的关系是什么？再有一个维度就是现在这28年，从否定文革以后和改革开放以来这个28年，实际上是文革所带来的走向现代化的对以前的一个反拨，这个28年和前面的两个时期的关系非常有意思。还有学者指出，对比苏联，对比法国大革命研究文革，很有意思，很有必要，一定能开阔我们的思路和视野，使我们得到许多启发。

本单元讨论得最热烈的问题是口述史与文革研究的关系。首先要注意的是抢救历史资料的迫切性，40年过去了，当年10岁的中学生，现在已经50多岁，当时的中年人，现在已经80、90岁，再不抢救，历史就要被带进棺材。但口述史的问题也很多：口述者的记忆偏差和有意回避，使口述史的真实程度受到怀疑。这就提出了一个个问题：口述历史是不是信史？有学者补充说，有3种情况造成问题，一种是整理的人比较内行，但是口述者限于特殊身份和思想局限，很多该说的没有说，好多重要的事都没有讲，回避了；还有是一种整理的人太外行，整理出来错误百出，另外还有一种更糟糕的，双方都想藉口述史来投机，他们互相利用。从历史的经验看，正史未必是信史，野史未必不是信史。把口述史和某些回忆录作比较很有意思，在当今大陆语境下，官方组织撰写的高干回忆录，不论是否归入正史，其价值往往低于口述史。有学者认为，尽管口述史有不可靠的危险，但我们不能弃而不用，达到信史，固然是很好的，但在目前中国大陆的语境下，以认真态度整理出来的口述史，发表出来进入公共视野，未尝不是好事。因为有总比无好，即使不准确，不到位，发表出来引起争论，也可以推动文革研究。

一些与会者注意到在中国大陆近年来肯定文革的思潮出现了升温的趋向，大家对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进行了多角度的讨论和分析。

（徐友渔执笔）

文革40周年国际研讨会在纽约当地时间5月12-14日举行，主题为“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首日在纽约市立大学史坦登岛(Staten Island)学院的艺术中心进行。本次研讨会由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和纽约市立大学联合主办的，来自世界各国的中外学者与专家，阵容鼎盛，如吴国光、华新民、周原、朱正、程映虹、周明朗、周泽浩、夏明、潘明啸、司马黛兰、丁抒、陈奎德、胡平、徐贲、潘国平、刘国凯、遇罗文、程惕洁、陈彦、胡承伟等。还有从国内出来的余杰、王怡、朱健国、郭飞雄等等。

13日、14日的研讨会在皇后区的法拉盛喜来登酒店和图书馆进行（上午在喜来登，下午在图书馆），主题分别为“复杂的历史真相??我们对文革到底知道多少？”“被扭曲了的集体记忆??我们对文革到底记住了什么？”演讲会对公众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