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的中晚期，大陆思想界先是出现了“要胡适还是要鲁迅”的争论。紧接着发生
内容广及改革各主要方面的论争。这就是一般被概括为“大陆自由主义”与“大陆新左派”
的论争。论证的起因有文化、文学方面的（这与对鲁迅的评价有部分叠合，也与对1980年代
“文化热”和1990年代短暂的“人文精神的讨论”之反思有所牵连）；有经济方面的（主要
由“新左派”对市场经济取向的质疑而起），有对外关系的（主要牵涉对美国的关系，不用
说也由“新左派”民族主义的的反美引起）；而主轴则是政治改革，尽管这方面的论争用语
较多迂回隐晦，方式多出於学术性话题，例如“自由主义”旗帜亮相於民国自由主义言说的
介绍。“新左派”在所谓“民主”方面，主观上想努力提出让“自由主义”跌份的内容。这
一努力开始於崔之元挖掘毛时代的“鞍钢模式”——“经济民主”，及至李书磊提出“文化
民主”。“新左派”无法端出像样的民主论，原因不在智商和想象力，当然在於缺乏历史经
验和实践成果的支撑。李书磊提出“文化民主”，就是本文所质疑的。
几年前我就预感到世纪末的这次大论战，是最富现实内容因而也最有意义的一次论战。
现在，我越来越感到“中式左派”与“自由主义”的分歧，是深刻的“社会存在的反映”，
不是全部的反映，目前来看也不是最主要的反映，（自由主义最主要的对手必定不是“现实
的镜像”，否则自由主义也成了一片“精神浮云”）绝不是一些人套话式的所谓学术之争甚
至义气之争。如果局面不会被新权贵集团弄得大乱、弄得中式左派趁火打劫，因而终於出现
大“倒退”的话，那么，这场争论必定会继续下去，终结於整个转型期的结束，从而中式左
派也失去存在理由的那一天。在这个意义上说，自由主义的出现，终结了中国转型时代的思
想史。
中式左派开口闭口脱口而出的“民主”，及李书磊博士的“文化民主”放出，有了完整
的结构，不但政治民主，而且经济民主、文化民主，俨然一幅全面彻底、最最最的民主蓝图
了。但是，中式左派的民主云云，无非是虚泡泡一大捧“膨化食物”，幷经不起咀嚼。
不妨盘点如次——他们的“政治民主”怎样呢？无非是将写有“人民”二字的店牌，拿
在手上摆过来晃过去，停留在笼统抽象的“名词秀”上，连个挂牌的处所都不可寻。这在
“私分大锅饭”的“掌勺者”那里，都是没有丝毫费事的。有时，也比“掌勺者”依然挂在
嘴上的“当家作主”高调，多一点“一晃而过的引诱”，例如“直接民主”、“像村民选举
一样的主人翁地位”之类。但究竟怎样全面地实施“直接民主”，他们终究没说出什么道道
来，或则不肯说、不敢说也未可知。借用尊敬的王元化先生的解剖，中式左派的“最广泛最
充分的民主”无非是：1，“表态民主”，即不管自己说的做的是不是符合民主观念，却声
称自己是民主的。不管这种声称是不是很空洞，声称确是其言煌煌的。这在学术层面倒还比
较好办，但在权力层面就难办了，你敢说它空洞、虚伪吗？不太方便。“表态民主”也可以
叫做“宣称民主”、“口号民主”。2，“高调民主”。王元化先生转述张灏先生的观点说：
高调民主的表现是，“第一，从民族主义观点去认识民主，梁启超、严複、邹容等强调民主
是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所不可少的条件。第二，从传统道德的社群取向去认识民主，康有为、
谭嗣同等以一儒家的‘仁’理想为基础，吸收西方民主思想，李大钊以大同团结为理想接受
民主政治，这样的高调民主观念，它绕不开一个问题——民众主义。”结果呢，群众史观、
英雄史观（含精英主义、权威主义）“以某种奇特、悖论的方式结合着”。3，巴黎公社式
的民主。这是元化先生转述顾准先生的观点，也即“简单多数通过”的民主，如在古希腊罗
马、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有过的那样，又如苏联宣誓效忠的“举手表决”之类。不过，我
以为至少在苏联幷无所谓“多数决定”的“直接民主”，因为这里幷没有人民群众的选举权、
议政权，所谓党内的多数决定事实上都是“大小核心”们背后控制好了的过场形式而已。4，
“乌托邦民主”。“现代的民主观念不是一味强调多数，而是认为没有少数也就没有多数。
我们把全民当家作主之类的口号当作民主的精髓，实际上这祇是一种高调的民主，一种乌托
邦式的幻想。”（参见王元化《清园近思录》第68～69页）
不用说孟子的那套“民本论民主”，更是元化先生嗤之以鼻的。元化先生说：闻听有人
“援引孟子‘黎民不饥不寒’说民主就在於吃饱饭的言论，竟很少听到反驳的声音。”2002
年10月29日“东方文化与人权”会议在北京召开了，主流传媒甚至只言片语地报道有与会的
老外们，也都认为经济增长是“最重要的人权”、“第一人权”了！谁听到中式左派将政治
民主与人权联系起来？
中式左派其实不过是主流话语红墙上的一只“爬山虎”。如果有谁将自由主义丰富的政
治民主学说与中式左派对比了，那将是对自由主义的侮辱——根本不在同一水准！
中式左派的经济民主是怎样的呢？除了“鞍钢宪法”、“两参一改三结合”、“合理化
建议”之类，便不甚了了了。由此，“经济民主”的着作权便是非“第一代人物”莫属，远
远落在了今日自发的厂长罢免与选举等等后面了。自由主义呢？首先讲“全民财产”的“产
权明晰民主”；其次讲人们有经济组织的自主缔结、自主运营权，也即真正的法制化市场经
济就是制约统制权力的经济民主；再次讲独立工会及其会员们的谈判权、罢工权等等；……
还是根本不能相比呀！
中式左派还热衷於语焉不详地鼓吹“文化民主”。那就来谈谈“文化民主”吧。教育是
够文化的吧，那么，人们应当安静地去看看萧雪慧说了些什么、杨东平说了些什么、谢泳说
了些什么……秦辉说“教育有问题，但不是教育问题”，中式左派们有过超越“主流话语”
的任何意见吗？宗教够文化的吧，“信仰自由”、“祇要没有犯法，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信
仰自由”、“乌托邦可以但强制推行乌托邦不可以”，等等等等，这些主张中式左派何以避
而不谈？科学够文化的吧，那么，从课题的确立，到项目的实施，到成果的应用，权力都不
得干预，这是自由主义说的呢，还是中式左派说的？文学艺术够文化的吧，那么，中式左派
除了“百花齐放”的虚应回荡，何曾肯鼓吹过“创作自由”？何曾肯鼓吹过取消文学垄断行
会？新闻够文化了吧，那么中式左派有何脸面面对“新闻自由”的呼籲？看看实际行为吧！
谁在学术奖评比中舞弊了？谁曾见过种种学术腐败，与公认的自由主义学人代表沾过边？谁
在与“守土有责”等等眉来眼去？
难怪我老纳闷：中式左派
的“文化民主”怎么就扑朔迷离让人捉摸不透的呢，今天看到
了李书磊的文章《再读钱毅》，（载《书摘》2002年10月号）才算是知道了一点底细。钱毅
何许人也？抗战时的《盐阜大众报》副主编，生卒年月：1925—1947.1980年三联书店出版
过《钱毅的书》，想必李书磊先前已经热情洋溢地写过书评，忽然觉得没扯上“文化民主”
甚为可惜，於是再借题发挥一番——“我反复论及钱毅，是想借此凸显一个研究中国现代文
化史的视野：文化民主史的历程。我们对一百多年来文化现代化的历史多有论列，而对文化
民主化的进程则不无盲区。这是一个重要缺陷。即使在八十年代之前的三十年，这个问题也
没有被恰当地提出幷讨论。现在已是我们以平静的心态、以良史的同情心与洞察力来研究这
个命题的时候了。”
看中央党校的教授、文学博士李书磊先生从钱毅那里挖掘出了怎样的“文化民主”！仔
细分疏，李先生总共挖出来以下三点：
1，“必须要报上登的稿子都是从工农大众观点看的”。
2，“在用稿上，对工农通讯员来稿，祇要有一点可取，就代他发表。尤其是工农第一
次来稿，更要尽可能发表，内容不完整的话，当‘写话’发表也是好的。”这是“为工农求
文化上翻身的大事。”
3，排版上不要转来转去，“工农大众……上头看着找不着底下，就不高兴看了。”
有了这三点，李先生便像发现新大陆似的总结上升说：“文化民主化的理念就是由一系
列这样的制度与技术安排保证的。”
我已经说过，那些以文采见长的文人摇唇鼓舌的本领不可小覰，但对理性有序的社会改
造来说，幷没有什么用处。作为主要想改善生存处境的我等草民来说，甚至全部的文艺都不
无奢侈意味，要文人的“煽情”作甚？李书磊博士借钱毅谈到的是幷没有终止於特殊时代的
“新闻民主”，他看重的是钱毅建立的几百个“工农通讯员”队伍，自然例如高华先生解剖
的“革命新闻事业”、王实味那样的非工农业余新闻，李博士是不方便感兴趣的。其实，和
平时期的“工农兵通讯员”，其茁壮成长的作用人们是领教过的，我自己当农民的时候就干
过一些胡吹乱编的勾当，如今真是好汉羞提当年勇了。按上述“文化民主”的套路，假如论
到教育民主，李书磊博士怕要高谈“工农兵上讲台”；假如论到文艺民主，李教授一定要为
“小靳庄男女老少上舞台”焚香招魂；假如论到科技民主，李作家怕要重祭“高山变良田的
大寨红旗”了……
李博士对“良史”的认知不够优良，其“同情心”与“洞察力”也不甚新奇，如此而已，
似乎不需要与这样的“文化民主”多谈学理的。
如果说自由主义昨天未热，今天不温，明日也火不到哪儿，那么，中式左派的问题主要
就是能否再现昔日辉煌了。这可不是毫无土壤的民粹煽情，君不闻遍及城乡的丧事道场吹奏
着“妹妹你坐船头”等等流行小曲么？君不见公园水边、巷口桥头时不时上电视装点欢庆的
秧歌队、歌咏队吗？本来就有一整套发动、鼓动经验，又颇富“打诨噱头”、“浪漫旋律”
的“民主文化”，一旦有了财政投入，说热就能热的。说不定还能当什么运动的工具或群众
力量使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