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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和美国学生上课，讲到南京大屠杀。美国学生问了一个问题：既然当时在南京的中国军队人数上远远超过日军，面对大屠杀他们为什么不反抗呢？横竖都是死，只有反抗才能带来一线生机。

　　这个问题恐怕只有死者复生才能有一个确切的答复。但可以肯定的是，当这些士兵放下武器时，他们决不会想到等待自己的是被集体屠戮的命运。否则，中国人再懦弱，也不至於放下武器伸长脖子等著挨刀。在这个有根据的推测的基础上再进一步，人们可以说这些中国士兵在放下武器的时侯，对於日本人将会如何处置自己心中是有底的。

　　这个底就是国际上所公认的，写入日内瓦公约的规则：对战俘不应施加任何暴力，更何况是杀戮。当时在南京的中国士兵或许没听说过日内瓦公约，但他们心中有这个规则。可以猜想的是，绝大多数被俘士兵在放下武器时根本没有想到会有大屠杀，即使当一些零零星星的杀戮消息传开时，他们仍然会认为这是战争中免不了的报复行动，是个别士兵和单位的作为。当所有迹像表明日本人根本不打算遵守这个规则时，一切都为时已晚。可以想像的是，当很多中国士兵在最终明白自己的命运时，除已经面对屠戮的武器无法反抗外，也震惊於脍子手竟然如此罔顾起码的战争规则，他们的抵抗意志因而彻底崩溃从而束手待毙。

　　对於这个问题，胡平在一篇关於南京大屠杀的文章中有一段分析：

　　“问题在於，长期生活在文明世界的人，每每会把种种文明的规则惯例视为理所当然。这既是文明的力量所在，也是文明的弱点所在。然而，文明从来不是当然的。极权怪物的崛起，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蔑视，践踏人类文明的各种规则惯例，大多数人由於缺少思想准备，往往在这类暴行面前表现得惊惶失措。於是，各种文明的规则惯例便毁於一旦。”(《中国之春2001年一月》)

　　二十世纪是人类物质文明飞跃的世纪，但也是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被极权主义蔑视和践踏的世纪。胡平的这段分析，广而言之，是对极权主义为什么如此霸道地行使强权，如此赤裸裸地毁灭人性，却又把国家权力和人心稳稳地掌握和控制了数十年的一个精辟的解释。笔者想要作的一点补充是：和体育比赛不一样，政治斗争没有裁判，破坏规则者往往不但成了胜利者，而且别人还会逐渐习惯於甚至接受他们对规则的破坏。这就是极权主义在二十世纪大行其道的原因。

　　关於极权主义的研究已经有了大量著述，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会有大量研究成果问世，尤其是那些以中国为对像的研究。但是对很多身处信息爆炸时代的普通读者来说，他们需要一个相对简短明了的解释，而从破坏和践踏人类社会的惯例和文明的规则入手来探讨极权主义革命的得逞不失为一个途径。

　　靠破坏和践踏文明的准则上台

　　极权主义革命其实从一开始就不但体现出其破坏规则和践踏惯例的特点，而且正是靠这种破坏和践踏夺取的政权。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后建立了临时政府。共产党的历史书上一直说这个政府如何代表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拒绝俄国人民退出世界大战和解决土地问题的要求，而布尔什维克代表了人民的利益，提出了这些要求，因而得到人民的支持。这样他们就为布尔什维克政权找到了合法性。这个解释即是在苏联制度崩溃后的今天仍然被很多人所接受，他们认为列宁斯大林千错万错，十月革命夺权时还是迎合了人民的意愿的。

　　然而这个解释从来就不回答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什么叫临时政府？当时临时政府的成员很多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他们也是社会主义者，在最终目的上和布尔什维克并无二致。只是他们视临时政府为一种暂时的权力委托，其合法性并不完整，是沙皇时代的杜马(议会)在沙皇宣布退位后组织起来的，起先其成员以旧贵族为主，后来过渡到民主派(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手中。临时政府之所以叫“临时”，是为了在全国大选，组成议会，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完全的合法政府之前临时行使国家权力。

　　正因为如此，临时政府成员认为这个政府不具有宣布退出战争和重新分配全国土地的权力，这种性质的决定只有留待将来由大选产生的议会及其政府来作，自己的任务只是筹备和组织选举。换句话说，临时政府是维持会，它的权力只限於在沙皇交出权力之后和全国大选之前的过渡。

　　这就是规则。当时要求退出战争，平分土地的呼声很高，很多临时政府成员心中未必不清楚如果“响应群众的要求”会给自己增加多少政治支持。因此，并非只有布尔什维克才看到人民的要求。然而他们对这届政府有权做什么和无权做什么划了一条界限，并不想为一时的大众支持付出规则被破坏的代价。正是临时政府的自律—对规则的遵守(玩世不恭者或许会说这是天真和愚蠢)—-给布尔什维克提供了借口和蛊惑人心的口号：和平，土地和面包。布尔什维克把临时政府的自律说成是无意解决这些重大问题，因而它代表了俄国大资本家，大地主和协约国外国资本的利益，从而赢得了道义优势，使得一部份武装工人和士兵倒向布尔什维克。

　　如果说布尔什维克得到一部份群众的支持是他们利用临时政府对规则的遵守的话，那么他们的下一个行动就是用暴力赤裸裸地破坏规则。一开始，列宁武装政变的主张甚至在自己党内都没有通过：不但是因为根据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俄国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也是因为武装夺权和刚刚在推翻君主制后建立起来的民主政体和社会气氛格格不入。

　　布尔什维克图谋政变的消息传开后，很多人都不相信，大家都在等待年底举行的选举，为俄国走上民主的道路而庆幸，根本就不相信有人会冒天下之大不讳去搞武装政变。要知道在今天世界上武装政变是常事，但在上个世纪初没有多少人有这个概念，拿破伦一个世纪前用暴力驱散执政府后留下的骂名使得很多野心家有所忌讳。

　　当时值得一提的是高尔基。他一方面和别人一样，不相信在民主制度刚刚开始建立的时候居然有人要搞政变，不相信俄国有如此权力熏心到了不择手段的政治家；但另一方面基於他对列宁的私人了解，他又有强烈的不安和预感。当他得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布尔什维克两个领导人)反对政变的声明后，立即在自己主办的《新生活报》上发表，公开要求列宁澄清政变的“谣传”。当时很多人的反应是：也许布尔什维克党里有些狂人，但总不至於真的去政变吧？

　　共产党的历史书和文学作品中把十月政变渲染成你死我活的街垒战，然而事实是这几乎是一场不流血的夺权，布尔什维克在一天之内就控制了局面。这就是因为临时政府没有武装对抗的准备，手里可供调动的只有一些军事院校的学生和女兵，对暴力夺权根本不知所措。因此，布尔什维克十月夺权的成功，与其说是他们手里有一定的武装工人和水兵，不如说是他们的对手对他们用暴力破坏规则毫无思想和物质准备。

　　然而，人们并没有想到对规则的更为血腥的践踏还在后面。布尔什维克夺权后，很多人的态度是：反正再过两个月就要举行选举，到时候把他们选下去就是了。谁知道两个月后，当全民选出的立宪会议在彼得格勒举行时，布尔什维克看到自己的代表只占少数，根本控制不了立宪会议时，竟然派出武装士兵冲进议会将议员驱散(当然这不是事到临头的反应，而是列宁早就料到并作好安排的)。

　　俄国人民为推翻沙皇专制，建立民主政体奋斗了一百年，谁都把选举和议会等等看作理所当然的，大家都不会有异议的。而一旦出现了一个竟然无视所有这些愿望和规则，赤裸裸地用武力解决问题的政治集团，大家只有震惊和不知所措。没有一个政党能拿出一点和布尔什维克对抗的办法，除了他们手中作废的占压倒多数的选票。一部份工人上街示威，抗议布尔什维克武力驱散议会，遭到了机关枪的扫射。这也是自1905年沙皇弹压情愿群众以来被所有俄国政治党派所深恶痛绝，大家都以为不会再重现的一幕。正是这种“这不可能吧？这怎么会呢？”的心理使得布尔什维克所向披靡！

　　大家都被吓傻了，惊呆了，只有一些非布尔什维克报刊（如高尔基的《新生活报》）发出坚定愤怒然而微弱的声音。高尔基在他的“一月九日和一月五日”这篇文章中把列宁一月五日对立宪会议的驱散和对示威工人镇压和十二年前，1905年一月九日沙皇对请愿工人的镇压相提并论。然而列宁的镇压比沙皇的镇压在性质上要恶劣得多，它不但朝示威群众开枪，而且驱散了俄国人民经过百年民主斗争所换来的成果。

　　接下来是取缔非布尔什维克政党，关闭非布尔什维克报刊，逮捕异议人士，建立秘密警察不经审判就关押甚至处决犯人所有这些都是对於民主自由制度下所公认的规则的践踏。至於处决和平交出权力的沙皇及其全家，包括儿童和医生，仆人等等，则更是和现代文明的准则无关，而是无视最起码的人类良知和道义，甚至连布尔什维克都觉得应该让叶卡特林娜堡的“地方”苏维埃来承担这个责任，把列宁的密令隐瞒了七十年之久。有人或许会说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不也处决了国王吗？但这两个国王一是因为发动内战，一是因为里通外国而被公开处死。至於说处决沙皇是防止帝制复辟，那是只有文革中被毛泽东嘴里形形色色的“复辟”吓坏了的中国人才想得出来的解释。

　　从1917年二月到1918年中，布尔什维克的每一个重大行动都出乎人们(这里倒完全用得上共产党报刊上常用的一个词：善良的人们)的意料。这里出乎意料的并不是指翻云覆雨的政治谋略，而是罔顾起码的道义良知和公认的规则。当人们从震惊和愤怒中清醒过来后，他们被迫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布尔什维克成功了，它控制了政权。你视规则为理所当然吗？你想都没有想过靠搞阴谋，耍流氓，卖拳头也能掌权吗？你因为天下的政治家都会承认并遵守那些你人为是公认的道德标准吗？那你就活该失败。

　　这种震怒不但来自所谓“资产阶级”政党，更来自那些坚守道德底线，认为不能为了夺权什么都不顾的欧洲社会主义者。例如同属於国际共运阵营的德国共产党领导人罗莎卢森堡就谴责说：“列宁和托洛茨基所发现的清除邪恶的方法──废除民主──比邪恶本身更坏。”共产党历史教科书上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当时的分裂（以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为一方，欧洲社会主义政党为另一方）举出了很多原因，例如要不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要不要参加议会，党是实行民主制还是实行集中制(民主集中制其实质就是集中制)等等，其实说到底是一个要不要遵守规则，有没有一条道德底线，应不应该为了夺权不择手段的分歧。

　　列宁当时一再为“无产阶级独裁”辩护，说“资产阶级老爷们”说对了，我们就是要独裁。列宁的这些话就是为了让布尔什维克们不要为了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睡不著觉，要泰然自若。翻看列宁当时的文集，令他愤怒或被他讥刺的常常是在执行命令的过程中那些有著这样那样顾虑，放不开手脚的布尔什维克干部。列宁的命令是：在这个时候犹豫和仁慈就是犯罪。换句话说：现在什么都可以不顾，什么都可以做。

　　最天真的是当时美国驻俄国大使。这位先生原来是美国密苏里的银行家，他预言说布尔什维克掌权的时候决不会长，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管理国家。这位“资产阶级先生”的天真之处在於他认为一个国家就和一个银行一样，抢劫犯可以趁别人疏忽之机占住柜台抢钱，但他们不可能去运作这个银行，因为他们毫无这方面的知识。不懂规则的人或许可以夺权，但保持不了政权。但他并没有想到布尔什维克就是不信这个邪，他们把机关枪手派去接管银行，让全世界看得目瞪口呆。

　　对自己党内规矩的破坏

　　如果一个政党以破坏人类文明的准则作为自己取得和维持政权的前提，那么或迟或早这个党内部的规矩也会被破坏。这是一个被国际共产主义史证明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列宁虽然独裁，但在他的有生之年尚未把用来清除反对党的暴力手段用於党内斗争，党内意见分歧基本上能和平解决，顶多是组织处份。这可以看作是一个党内规则。也正因为如此，斯大林的党内对手开始时怎么也想像不到自己竟然会落到连当初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不如的下场。十月革命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被取缔后，很多领导人和活动家都被驱逐出国。但斯大林三十年代的大清洗却以大规模肉体消灭来收场。所谓“践踏党内民主”，也就是说连党内的规矩都被破坏殆尽。

　　当斯大林审判反对派时，很多人在扑朔迷离的“真相”面前不是没有怀疑，他们之所以最终相信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和李可夫等人的所谓“罪名”，是出於这样一种想法：如果这些罪名是虚构的，那么虚构这些罪名给党带来的名誉损失早就超过了诬陷这些人是外国间谍所能换来的警惕性的提高。这又何苦呢？另一种想法是：除非斯大林疯了，或者是具有恶魔一般的性格，他才会给这些老革命家按上这些骇人听闻的罪名。德国著名作家菲希特万格当时旁听了了大审判，他写了《莫斯科1938年》一书，得出结论说如果这场大审判是假的，那么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真的了。

　　所有这些想法的背后，是这么一个假设：党内权力斗争再激烈，总还是一个阵营内部的矛盾。这种斗争的失败者下场再惨，也总不至於惨过那些“反革命”。换句话说，党内斗争总有个约束，有一定的界限或者规则。可以说，这不但是旁观者的想法，也是受害人的心理。布哈林临死以前写了一纸便条给斯大林，上面写著“科巴，你非要我死吗？”这充份表达出了当一旦证实了对手将什么规则都不顾及时，失败者的恐惧和绝望。

　　列宁斯大林之后的毛泽东是公开说“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又有“虎气”又有“猴气”的。其结果不但是整个人类文明起码的准则被破坏得一干二净，例如所谓破“四旧”，而且共产党自己的规矩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冲的稀里哗啦，连共产党自己都承认这是“十年浩劫”。当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高层在深浅莫测，喜怒无常的毛面前战战兢兢，手足无措。他们不但没有任何“规矩”来束缚毛，甚至没有任何固定的渠道来得到可靠的信息：毛心中究竟在想什么。刘少奇说文革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从这个角度去解读，实际上是说不知道毛这一次要大闹天宫到何种地步。

　　“六四”和镇压法轮功：对人类文明准则的再一次践踏

　　毛泽东死后，共产党信誓旦旦地说要把被四人帮破坏的都恢复过来。这说明它也意识到那种无法无天的局面不利於自己的统治。虽然随著改革开放，随著民间社会的复苏和对外交往的恢复，过去被共产党所破坏的很多规则和惯例逐渐回到民间，但在一些事关一党专政死活的问题上共产党仍然拒绝接受国际社会公认的准则，在人权，选举，结社，罢工，言论和出版自由方面始终拒绝“照规矩办事”。

　　历史一再证明：如果一个政党不允许在社会上形成这样一套规矩和准则，那么在党内也不可能有相应的制度。共产党信誓旦旦地把维护和发展党内民主说了十年，但到了一九八九年，邓小平和诸元老发动政变，把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抛在一边，擅自废立党的总书记。这是继毛泽东的文革之后对党内规矩的又一次大破坏。

　　此后发生的“六四”，动用坦克机枪镇压市民和学生，则是又一次对人类文明准则的史无前例的践踏。很多善良的人们不要说在开枪之前，就是在听到枪声之后也仍然不相信会是实弹，因为照他们想来这太不可能了：这样的政权今后怎么能维持下去呢？然而也就是这一次真正令全世界震惊的屠杀产生了寒蝉效应，从而延缓了极权主义制度的寿命。近年来有一种现像：对十年前预言中共政权已经自毁合法性，维持不了多久的议论冷嘲热讽。然而，正是当时那种乐观的看法，说明在中国和世界，还有许许多多人没有接受犬儒主义哲学，他们或许过於乐观，甚至天真，但始终相信践踏和蹂躏人类文明准则的政权没有存在的理由。这种信念恰恰是今天精神苍白灵魂空虚犬儒盛行的中国人特别需要的。

　　从先后透露的“六四”文件中可以看到，在镇压时，中共想方设法为暴力行动寻找理由，为自己光天化日之下杀戮平民寻找借口，邓小平还特意指出不要管外国舆论怎么说。当局势被平定后，人民被震慑住后，他们果然发现舆论的力量，道义的力量根本不能拿他们怎么样。他们因而得出一个教训：就是应该开枪，老子开了枪你们能拿我怎么样？后来甚至还杀气腾腾地说要把任何“不稳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这个教训被新的“核心”牢牢记在心里。最近对法轮功的镇压中，中共甚至根本不顾及最起码的面子，在世界注目的天安门广场对信奉法轮功的老人和妇女拳打脚踢拖上汽车，完全不在乎这种场面被拍摄下来，传到全世界。完全是一副 “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嘴脸。

　　历史证明，对人类文明准则和惯例的破坏是极权主义独裁统治最邪恶，但也往往最有效的方法。这种蛮横霸道和肆无忌惮是一种遗传特徵，在极权主义机体中根深蒂固。在它所到之处，无一不留下人类文明准则和惯例的废墟。在这个意义上，当它面临危机或被推翻后，人们都会面临一个比政权转移远为艰难的问题：如何把被极权主义长期统治所破坏和摧毁的制度，准则，惯例和心理重新建立起来。

丘岳首——在悉尼“中国如何才能真正稳定”研讨会上的发言

   今天,在我们聚集一起探讨中国如何才能真正稳定的时候,我想起约二十年前两位学者金观涛、刘青峰对二千多年中国社会周期性动荡——回归原态——动荡的状况所进行的历史沉思和深刻反省。我以为，尽管中国的改革走过了二十几个年头，两位学者概括的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并未打破，今日经济表面繁荣的背后仍然潜伏着可能动荡的深层危机。

   我的危机感基于三个方面的思考

   一、 执政党的极权性质未变

   今天中国社会的转型只是从极权社会转入后极权社会，即执政党为了渡过合法性危机，避免政权崩溃失却执政地位，不得不在经济领域有限度向民众开放，不得不收敛自己以往无边界扩张的权力行为，把部分私人空间和自由还给民众。但由于执政党不愿启动危及自身利益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但民众的私人财产权、选举权、知情权、结社权、言论自由权至今无法以法律宪政予以确立保护，而且民众已经拥有的少量的自由空间随时也可能被重新剥夺。近日，中国政府不断以煽动颠覆政府罪逮捕异见人士，正说明中国社会仍远离法治，仍以执政党意志主宰社会的后极权本质特征。

   中国执政党和政府的这种后极权性质，还直接导致经济私有化进程中权力与资本的相互勾结，进而对公有资产的大量侵吞。政府官员的权力行为在不受反对派和传媒监督的“黑厢”操作，同时，政府用强权继续剥夺公民民主监督的参与权与知情权，控制垄断和封锁公共资讯，这就等于筑一条新路时在下面埋下了火药。只要执政党和政府的极权性质不改，权力资本就将不断毫无顾忌地蚕食公有资产和纳税人的血汗，蓄势待爆的火药就将越积越多。一旦经济停滞不前或危机来临，一旦真相无法掩盖遮蔽，愤怒的火药就将引爆。

   二、 执政党和政府与人民的“内在紧张”无法消解

   在良好的宪政国家，如我们身处的澳大利亚，政府和公民之间有一个由独立司法、自由传媒、民间社团、公共服务机构和教会等组成的缓冲区（Civil Society），有效地缓和协调着政府和人民之间出现的紧张关系。这个缓冲区的最大作用便是防止政府利用掌握的国家权力机器非法损害公民利益，同时也疏导民间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当公民利益被国家机器非法侵害时，可以通过代表自身利益的团体，通过传媒回应政府，向政府施加压力，直至通过法院状告政府讨回公道。但中国的法院和报社、电台、互联网都在执政党和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中，传媒遵照中宣部规定定调，法院大案要案办理以党的意志为准绳，以党的批示为依据，民众事实上无结社的自由，连在网上发表自己观点都会引祸上身，面对新权贵任意侵吞民脂而愤怒情绪无疏通渠道，积久便会以“恶”的形式喷发。这便是中国进入建国后第三次犯罪高峰期和黑手党蓬勃发展的根本原因。而在目前看来，中国执政党和政府仍未能明白到靠强控制无法真正消解人民和政府的紧张关系。

   三、 后极权中国社会不具有应对经济危机的良好机制

   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早期都经受了多次的经济危机，中国也将不能幸免。问题是，市场机制比较健全政治体制比较完善的国家，在选择和出台新的国家政策，甚至于部分或整个更换政府内阁来应对危机时，社会也能保持大体的稳定。中国则不然。首先，极权统治排除多党轮流执政，也就排除了不同国策政纲多种选择的可能性；其次，强控制下压抑着其他诸多方面的危机，都将在经济危机的触发下一并爆发，造成难以收拾的局面。所以，极权统治者应对危机和愤怒民众的办法通常只有一条，即出动坦克，铤而走险，从而将国家民族拖向灾难。

   综上所述，我认为对中国可能出现印尼式动荡的警告不是空穴来风。为什么说是印尼式？因为极权统治者苏哈托犯过的错误，今天中国执政当权者也正在犯——以为经济发展就能稳住政权，以为党产雄厚就耐得起腐败。苏哈托在创造了一段经济繁荣时，其家族贪污侵吞了大笔国家资金，当民主浪潮席卷全球之时，缺乏民主传统的印尼民众以暴乱的形式结束了苏哈托的极权统治，也给国家留下了深深的创伤。

   鉴于血的教训，我以为中国执政党无任何理由再拖延政治体制改革。首先，中国已经在改革的河里摸了二十几年的石头，后极权社会的所有弊端都已浮出水面，再不从体制根本上整治权力腐败，印尼式动乱无可避免。第二，人民在拥有少量的自主权后已创造了一定财富，已经大体上解决了温饱生存问题。国家外汇储备按官方统计也达到了二千八百亿美元，在一定程度上经得起政治体制改革的风险。第三，一大批在旧意识形态中浸淫得太久的掌权者也已退出决策权力机构，从而减轻了政治体制改革必然要遭遇的阻力。

   历史到今天为中国社会提供了一次挣脱“超稳定结构”的契机，就看中国执政党是否愿意真正与时俱进，脱胎换骨成为与现代文明社会相适应的现代政党，果断尽早启动政治体制改革。

   在我看来，改革就如修一条坑坑洼洼的路，一定在一段时间内影响交通，但我们不能为了一时的交通程序就让这条路越来越烂下去。越早动手，成本越低。

   最后，作为民间理论界的团体，我以为我们除呼吁敦促中国执政党和政府尽快果断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外，更重要的是对中国的现状与未来做更深入的调查研究，以便于我们能有更强的理论实力去向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施加舆论压力，以便于我们在未来某些重大事件发生时能有将局势引向理性发展的理论准备，以便于我们能有可操作的实质构想去直接参与介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大业。

   谨以上面论述与同仁共勉。

    有朋友推荐德国人英戈•穆勒所著的《恐怖的法官──纳粹时期的司法》（王勇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读后的最深感触是：当一个民族在狂热的爱国主义和种族傲慢的绑架下，将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于某一救世主、并让他独揽全部国家权力之时，滥用权力的暴政的畅通无阻，靠的就是无法无天和恶法治国的结合。

     德意志民族，向以理性、冷静、严谨和纪律而著称，但是，希特勒极权的成功，靠的却是对完全相反的非理性煽动：狂热的民族主义和傲慢的日尔曼主义。而本该是最具理性的德国法官们，却在爱国狂热的裹挟下彻底丧失了理性。

     首先，爱国主义使法官们赦免了希特勒的罪行，爲他的日后崛起提供了机会。衆所周知，希特勒及其信徒曾在慕尼黑发动过“啤酒屋暴动”，尽管整个暴动形同闹剧，没有对政府造成实质性威胁，但以当时的德国法律来衡量，这是不折不扣的阴谋颠覆政府的叛国行动，决不会因暴动未遂而改变其颠覆和叛国的性质，所以，希特勒等暴动的策划者和参与者，理应受到严厉的司法制裁。而且，依据当时的《保卫共和国法》，类似奥地利公民希特勒这样的外国人在德国犯有颠覆罪，起码应该被判“驱逐出境，不服从者处以徒刑”。

     然而，在1924年对“啤酒屋暴动案件”的审判中，仅仅对希特勒等人判处堡垒拘禁的最低刑。国民法院的法官们之所以如此轻判，其理由就是爱国主义：“被告的行爲均是受著一种纯粹的爱国精神和最高尚的无私理想的指引”，“是以行动来挽救祖国”等等。而且，法官们还认爲：尽管希特勒是一个外国人，却是一个“具有德国人的思想感情的外国人”，所以不适于“驱逐出境”的法律。

     爱国主义蒙蔽了法官们的眼睛，法官们必然亵渎司法正义，正如爱国主义毒化了哲人智慧，使大哲海德格尔变成“坐在讲台上的希特勒”一样。

     其次，爱国主义使法官群体泯灭了理性，陷于对希特勒的盲目崇拜之中。在纳粹刚刚掌权后的1933年10月，象德国知识界发动效忠纳粹运动一样，德国司法系统也掀起了狂热的司法效忠运动。在第一次德国法官全国代表大会上，站在最高法院门前的一万名法官高举手臂，在“嗨，希特勒”欢呼中行纳粹礼。在这些法官的心中，他们只是各类法院的法官，而希特勒，不仅是国家元首，也是整个德国的法官。所以，法官们“以德国人民的精神起誓”，终生追随“德国法官”希特勒。

     再次，这样的公衆狂热，既可以制造出任何救世主神话，也能够制造出杀人民族的合法化神话。也就是说，爱国主义使侵略战争、种族灭绝和镇压异己得以合法化。在纳粹极权之下，正是效忠于希特勒的德国法官，运用丰富的法律知识和缜密的法律思维，经过富于逻辑性的法理论证，制定出一系列践踏人权和种族迫害的恶法：《民族与帝国紧急状态排除法》、《保护德国人民法》、《保卫人民与国家法令》、《保护德国血统和德国荣誉法》、《社会蠹虫法》、《遗传病预防法》、《军事法条例》、《反对背叛德国人民与一级颠覆活动法》……反犹排犹的种族灭绝和对一切不同政见的暴力镇压，就在爱国主义的庇护下得以合法化了。

     也就是说，在希特勒统治时期，国家的纳粹化导致了司法系统的纳粹化。二战后，盟军在清除占领区的纳粹分子时，法院系统中效忠纳粹者的比例之高，实在令人震惊，几乎接近百分之百。比如，希维恩伏特即决法庭的人员，百分之百是纳粹党员；在威斯特伐里亚司法系统中，纳粹党员和亲纳粹组织的成员占93％；在巴姆堡上诉法院辖区内，309名司法人员中纳粹党员占302名；在英国占领区内的美国辖区，只找到两名法官与纳粹无关。

     爲了弘扬“纯粹的爱国精神”和保证“德国种族的完美性”，残暴的极权意志上升爲“国家法律”，一项项恶法的出台、实施和执行，几百万犹太人和成千上万的社会渣滓、国家蠹虫、帝国叛徒、元首敌人和反战人士……被押赴集中营和监狱，被吊死和枪毙，被塞进毒气室。这些法律中的最野蛮部分还带有原始丛林的残忍，以国家利益和种族健康爲理由，强制残疾人绝育，从肉体上消灭精神病患者和弱智者。

    在基督教教义中，人的最大原罪是目无上帝的“狂妄”。证之于人类历史，凡是制造大灾难的恶魔，无一不是狂妄之徒。仅就二十世纪的历史而言，最大的灾难即是由前所未有的极权制度制造的前所未有的种族灭绝和阶级灭绝。因为，在极权者身上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狂妄。

     制造种族灭绝的纳粹政权宣称：“日耳曼民族”乃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雅利安人种乃人类的最上等人种；纳粹党是日耳曼民族的代表，是优秀中的优秀；希特勒是纳粹党的领袖，是优秀的优秀中的优秀。希特勒肩负着领导纳粹党的大任，纳粹党肩负着通过消灭劣等种族来拯救日耳曼民族的大任，日耳曼民族肩负着拯救世界的大任。

     制造阶级灭绝的共产政权宣称：“无产阶级”乃所有阶级中最先进的阶级，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先进中的先进；党魁（斯大林、毛泽东、金家父子、卡斯特罗、波尔不特等）是共产党的领袖，是先进的先进中的先进；党魁肩负着领导共产党的大任，共产党肩负着通过消灭一切劣等阶级来解放全人类的大任。

     如果说，共产极权的阶级灭绝是阶级狂妄的产物的话，那么，法西斯极权的种族灭绝就是种族狂妄的产物，二者的共同点在于：狂妄到相信自己就是人类的终极救主，也就是地上凡人可以扮演天上上帝。

     民族国家的兴起是人类现代史的一部分，民族主义也就必然是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象世俗化、理性化等现代性具有两面性一样，民族主义也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导致民族国家的独立、主权优先的国际关系，也导致了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各类宗教原教旨主义及其恐怖主义的泛滥。正是这种现代性的无限膨胀，使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成为极权主义的有效的政治工具。

     对于后一点，英国人鲍曼所著《现代性与大屠杀》（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有详尽而精湛的讨论：单纯的反犹主义，即便达到“仇恨的顶峰”或“最猛烈的反犹”，也不足以解释高度组织化或国家化的大屠杀何以发生。而唯有反犹主义得到两种现代性的支持——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道义支持和极权化的国家机器的技术支持——之时，反犹主义才会由自发的民众行为转化为自觉的合法的国家行为，从而使每个执行屠杀任务的个体，在意识形态和国家权力的双重庇护下，不必承担任何任罪责：既没有个人的人性的道德愧疚，更没有对法律后果的畏惧。只有这样，具体执行屠杀的个人，才会把杀人视为践行“国家正义”和“民族正义”，也才会把杀人视为一种工作、一项例行公事，如同屠宰场里的职业屠夫必须完成杀猪的指标一样。

     民族主义和种族傲慢的结合，之所以能够让普通人不顾忌人类文明的最大戒律而心安理得地变成刽子手，还在于它天然就具有一种神话般的煽动性和迷醉力，而人们一旦沉迷于某种神话，灵魂就变成了一团狂热的烈焰，只能听懂煽动性的歧视性的仇恨语言，而听不进任何理性的或爱的语言；只想执行嗜血的命令，而决不会多问一句“为什么如此大规模地屠杀手无寸铁的人或顺民”。比如，在一系列公开演讲中，希特勒不断地用诸如疾病、传染病、感染、瘟疫、细菌、害虫、腐烂、梅毒……来攻击犹太人，而德国人却对于这些恶毒的词汇如醉如痴，并报以狂热的欢呼，因为他们绝对相信：德国以及世界的主要疾病都来自“犹太病毒”，只有彻底消灭犹太病毒，日耳曼种族才能再次健康。而日耳曼的健康也必将医治好整个世界的疾病。

     众所周知，纳粹德国针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的大屠杀，军国日本针对“支那人”进行南京大屠杀，皆是二战时期的现实，但这种远远超出人类想象力的邪恶，居然能够畅通无阻地进行，也带有神话般的不可思议性。

     民族主义和种族狂妄是天生的孪生子，二者对人性的毒化作用，最容易在屈辱未消和国力渐强的时期发酵，它煽动起极为危险和富于侵略性的群体意识，带有某种梦幻般的麻醉性和狂欢性，特别是当它以多数要求或国家利益的面貌出现时，一种有幸参与民族复兴的盛大庆典的集体幻想，对任何个体都是一种巨大的诱惑，也是一种无理的却强有力的要挟甚至敲诈。无论多么杰出的智慧，只要第一次吸食民族主义加种族狂妄的精神毒品，就会越陷越深地驯顺于这种梦幻般的要挟和敲诈，仿佛正在进入一个千年不遇的神话境界，先在思想上变成混淆是非善恶的弱智，接着在视野上变成惟我独尊的井底之蛙，最后变成瞪起血红眼睛的好战分子，投入到肆无忌惮地践踏人权和生命的圣战之中。事实上，不仅是二战时期的种族大屠杀，而且二战后发生于世界各地的大屠杀事件，除了共产极权的阶级灭绝之外，其他的屠杀大都与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相关。比如，卢旺达大屠杀、科索沃屠杀、萨达姆对库尔德人使用毒气。二十世纪末期，当共产帝国在整体上崩溃之后，共产意识形态的劝诱力已经失效，中国是仅存的几个共产国家中的最大国家，也已经抛弃共产主义而转向民族主义。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力的提升和大国外交的展开，复习百年耻辱的腔调也已经由防御性的诉苦转向进攻型的声讨，中国的民族主义开始进入虚构神话的阶段：庆典般的话语狂欢集中于对美、对日、对台的仇恨宣泄，而统一台湾、制服日本和超越美国就成为复兴中华帝国的幻觉。

     特别需要中国人警惕的是：现代的民族主义和种族狂妄，是让法西斯主义或军国主义的暴政列车得以狂奔的双轨——特别是当它们得到独裁制度的支持之时。而现在，经历过共产极权大灾难的中国，正在走上独裁爱国主义之路，它与法西斯主义只有一步之遥。

   20世纪初“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一代精英从中“看到”了“救国救民”的希望，共产主义迅速从“五四”启蒙运动中脱颖而出，并一路所向披靡，势如破竹，仅用了20几年的时间，就最终取得完全胜利。马克思主义从此成为中国的国教和圣经。携国家政权之威，又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洗礼和灌输，马克思主义横扫东方“礼义之邦”，不要说西文的自由、共和理念远在天边、遥不可及，就是中国的儒、释、道也仿若隔世，变得好不陌生。中国的土地上也因此抛下了数千万不同时代的“反动分子”的尸骨与冤魂，仇恨的种子仍然在荒芜的心灵中滋生蔓延。

    共产主义对底层民众的人道主义关怀感动、激励了很多人。我也深信毛泽东对“劳动人民”感情的真挚性，他毕竟来自社会底层，亲身体会过底层民众的悲切苦难。比起那些当代权贵们假惺惺的“亲民秀”，我倒更愿意相信毛泽东的真实性。毛泽东是一个真心实意想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人。他为中国确定的政治经济架构、文化路线，无不是基于共产主义的理想，要让“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真正主人！

    然而，也正是这一路线却不可避免地一定会走向专制和极权，这也正是共产主义在其诱人的“乌托邦”背后必然的走向。正如专制主义是中国文化的伴生物一样，极权主义和共产主义却是西文文化的伴生物，追溯其思想文化渊源可以一直找到柏拉图那里。当然这一工作已经由卡尔·波普尔在他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著作中完成了。在我的这篇文章中只能关注一个“点”，下面就从政治理念的角度看看马克思主义是如何背离“共和”这一现代政治理念的。

    为此有必要先理清共和与民主的关系。现代政治理念是强调共和的，共和比民主更为根本。通常所说的民主指狭义的民主，即多数票决制。而广义的民主则包括共和。共和在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同时，又对多数人的权力加以诸多的限制，这种限制是通过以宪政为基石的代议制共和政体来实现的。可见共和中包含着一种对民主的制约。现代民主国家都是确立了共和政体的国家，所言的民主就是包括共和的广义上的民主。为什么对民主还要加以限制呢？原因就在于纯粹民主精神强调的仅仅是多数原则，权力属于多数人的代表，并向之倾斜。这就有可能出现对少数人正当权益的侵害。可见，纯粹的民主是一种分裂性的力量，并蕴含着走向专制的可能性。与此相反，现代政治理念则强调对人的关怀是普适的、没有例外的，自由和人权是任何人都应该平等享有的。现代民主是所有人的民主，是国民全体的民主，它的实质是共和。（详见刘军宁《共和比民主更为根本》文中的论述）

    “共和”的本质是包容，人类社会是所有人共生、共容的社会，这就是共和。“共和”符合“道”，是自然法则的体现。老子在《道德经》中对“和”有精辟论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知和曰常”。就是说道是独一无二的，阴阳二气相交而形成一种适匀的状态，万物在这种状态中产生。万物都包含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的互相激荡形成一个和谐的统一体。可见“和”所讲的“一”是包含着对立在内的统一，是具有永恒性的。无论什么种族、什么阶级，也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是强调共生、共容，还是强调斗争、对抗，这正是“共和理念”与“纯粹民主精神”的根本分野。民主所追求的“一”，是企图压制、甚至消灭对立中的一方而形成的“一”，是背“道”而驰的，因此不可能形成稳定的政治形态。

    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叫“人民民主”，它的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所有共产国家都公开宣称、毫不讳言的。马克思讲的民主，强调的正是斗争与对抗，它将对抗的焦点放在“阶级”方面，这使他与强调“种族”差异的纳粹稍有不同。但是也正如纳粹一样，马克思主义是绝不言“共和”的。他要让“阶级斗争”推动人类历史的进步。它所追求的大同世界，是不再有“阶级对立”的单一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资产阶级”是要被消灭的阶级。正如上面所言，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一”，是背“道”而驰的，是不可能稳定的，这也正是所有的共产国家，为了维持稳定而不断地制造新的对立面和打击面，对自己的“人民”清洗一批又一批、杀掉一批又一批的深刻根源。

    “对部分人自由的剥夺就是对所有人自由的侵害”，这已经成为文明社会的常识。富人欺压穷人、地主对农民实行奴役属于野蛮和专制当受遣责，反过来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欺压和奴役同样是也是专制，不存在正当性、合理性，更不代表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理想。马克思主义讲的“人民民主”实质上是一种专制，他巧妙地利用了人们对底层民众的同情，在他的“新专制”理论外包裹上了一层厚重的迷雾。由于不懂“共和”，在专制和民主的界线上，马克思主义必然是模糊的，将“民主”定义为“专政”，也正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的混乱。中国有相当一批的左派文人，正是在这个地方被捆住了手脚。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当“无产阶级专政”被一个至高无上的政党“代表”、一个政党又被一个或少数几个“寡头”垄断（民主集中制）的时候，走向极权就不仅是可能，而且是必然的了。

    “对部分人自由的剥夺就是对所有人自由的侵害”在共产国家过去是，现在仍然在反复地得到证明。只要民主仍然被定义为“人民民主”，“反动分子”、“敌对势力”就总可以以各种不同的名义被制造出来，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当专政的“对象”终于轮到自身头上的时候，这种悲哀其实是早就已经注定了的。共产主义本来就是一条通往奴役的道路！所以我的结论是共产主义走向专制和极权不是谁“念错经”的问题，它是实践的必然，也是理论的必然。

    希望更多的中国人能从共产迷雾中走出来，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牢笼中走出来。

 

 不久前，我应邀参加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举办的基督教文化节。在此期间，每日居住在崇基学院的校舍中，每日行走在美丽的未圆湖畔，我仿佛又回到了十年前如诗如画的北大未名湖畔的生活。曾经在中文大学任教的北大学长吴国光教授，专门写过一篇题为《从未名湖到未圆湖》的文章，两个小小的人工湖，两所人文色彩浓郁的大学，确实是相映生辉。

刚到中文大学的第一天，我便发现山麓的一排大树上包裹着一圈黄色的丝带，周围还写着若干标语。我好奇地走过去一看，原来是中大的学生们正在兴起“保树运动”呢。校方以建设和发展为名，企图砍伐这排饱经风霜的老树。于是，中大的师生们迅速行动起来，他们不仅在现场张贴出了反映其心声的标语，而且还在校园网络上发起了《齐来保护我们的山城》的签名活动，短短几天，便得到超过两千名学生校友教职员的支持。

我站在这几棵姿态优美的老树旁边，默默阅读着这些来自青年学子们的单纯而热切的呼声，倍受感动。是什么力量促使他们这样做的呢？我想，是他们对大学无私的爱和关怀，他们把大学当作自己的家一样来珍惜和保护。我个人最看重的便是这种有具体指向性的爱，这种爱比那些官僚们宣传的空洞的“爱国主义”道理更为真实可信。对一个国家的爱，不是对一种抽象概念和权力体系的爱，乃是对自己所生活的那片土地、那片土地上的一草一木、那片土地上的同胞、以及由祖祖辈辈共同创造的历史和人文传统的爱。在此意义上，在“保树运动”中奔走呼号、据理力争的中大学生们才是最可爱的爱国者。

我在中大的网络上读到了一篇署名为“校园环境关注组”的、题为《还中大以山水和人文》的文章。文章指出：“我们珍惜中大的一草一木，一桌一椅，不仅仅因为那是我们的集体记忆，而是我们深信，保护环境重视传统，本身便是大学教育理想的一部分。……如果大学能够开风气之先，尊重自然，以一种‘每一棵树的生命都值得珍惜’的态度去保育中大环境，言传身教，则必定能够建立一种二十一世纪大学应有的基本理念，培养出具绿色视野的学生。”文章还对校方提出了恳切的呼吁：“校方如果立志要将中大发展成一所值得世人尊敬的大学，便必须明白中大人所重者何，必须体会什么是中大最优秀最值得珍惜的传统，更必须从宽广的价值视野，好好省察大学在今天过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应该承担什么角色，坚持什么理念，培养什么样的社会栋梁。”这篇文章让我对中大的学生刮目相看，正如后面一个帖子所回应的那样：“如果我是内地的家长，会希望我的孩子能像中文大学的学生这样……”这些可爱的同学，为了校园里的一棵棵老树忧心如焚，他们所捍卫的不仅是校园的言论自由和民主参与的价值，更是大学精神的根基所在——求真、求美与求善。

大学不应成为一个政府的行政机构或商业机构，大学理应为社会大众提供通往未来的钥匙。在此意义上，在一个社会里，大学是其知识和思想库，更是其道德伦理的最后持守者。大学应当是超越功利标准的，也应当独立于时尚潮流之外，这样它才能为社会提供前瞻性的建议与思路。一个社会的生机和活力，最终便体现在大学是否具有生机和活力上。甚至可以这样说，大学兴，则国家兴；大学亡，则国家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此次中文大学的“保树运动”，让我看到了香港大学生的纯真与热忱，也让我看到了香港社会未来的希望。这些今天积极参与“保树运动”的中大学子，未来进入香港社会之后，必然会在各个领域中为社会的公正、自由和民主而努力、而奉献。

我对树有着特殊的感情。我的童年是在“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的环境下度过的。当我来到中文大学的时候，看到山上的每一棵树木都感到无比亲切。有山，有树，这是中文大学优于北大的地方，也让我不得不承认中文大学的风景比北大更美。没有树和绿色的校园不成其为校园。内地有许多新建的大学新区，其建筑极尽奢华之能事，但诺大的园区内几乎没有几棵树。这样的校园至少对我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是的，每一棵树都是一个生命，每一棵树里都有一个灵魂，树是我们的兄弟姊妹，是我们在这个星球上最好的朋友。我羡慕中文大学的师生们，在树丛中完成学业的中大学子有福了。我不知道经过中文大学师生的呼吁和抗争，崇基学院这排美丽的老树能否存活下来，但我祝福这些树永远地、自由地站立在这里，倾听海风的声音，倾听青年恋人们的絮语。

从中文大学的老树，我不禁想到北大的老房子。在新学期开学之前，北大未名湖畔贴出了一张气势汹汹的告示：今年春天，这里要进行北大五十年代迁移到燕京大学校区之后，核心区内最大的一次拆迁。此工程将拆除未名湖以北朗润园、镜春园和全斋一带的许多老房子，目的是“筹建北京国际数学中心”。我不知道所谓的“北京国际数学中心”的设计究竟是什么模样，反正如今的北京早已成为国际新潮建筑师们尝试其奇思异想的试验田。但是，如果未名湖边的那些老房子统统消失了，一夜之间矗立起一座像鸟巢或鸡蛋的庞然大物，未名湖还是未名湖吗？北大还是北大吗？

我在一则朗润园原住民的博客上发现了这样一段话：“这里一个不留神就是一座石桥，再一个不留神就会走过一座被竹丛遮盖得严严实实的老房子。湖边的小路极尽盘曲之能事，逼仄的湖水，松垂的柳枝和水边错落密集的平房搭配起来，活生生一个盗版的江南水乡。”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早上很喜欢背着书包到这一带来读书。这一带虽然离未名湖仅仅数百米，却宛如世外桃源，人迹罕至，安静之极。我的很多论文都是在这里酝酿完成的。

据知情人讲述说，朗润园是洋务运动首领、恭亲王奕邤的园子。依照清廷御用建筑师“样式雷”家族的珍贵藏图显示，朗润园在鼎盛时期曾拥有房屋二百三十七间，游廊三十七处。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燕京大学买下这片园子作为教工宿舍，不少鸿儒名师都曾经在此居住。而镜春园原来属权臣和珅所有，后来被嘉庆皇帝没收之后，转赐给四公主作为府邸。清亡之后，该园为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家族所拥有。可以说，朗润园和镜春园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见证人，同时也是北大历史传统的一部分。

朗润园和镜春园的命运牵动了一些北大师生和校友以及关心北大的人士的心，就好像中大的老树牵动那么多人的心一样。以至于在一年一度的两会期间，北大校长许智宏就此事遭受到了记者密集的提问。那么，北大为何要冒着巨大的争议，在未名湖这块全国学子心目中的圣地大兴土木呢？中科院数学所的一位学者一语道破天机：“在学界，你如果拥有这样一座研究中心，随之而来的将是源源不断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专家学者来此研究讲学，而大量人才的涌入则必定使你在业内的地位大大提升。”一直以来，北大数学系给自己的定位是“中华第一系”。北大争取建此中心的目的就是为了保住第一的位子。因为已故数学大师陈省身在南开大学开办了国际数学研究中心，数学大师丘成桐也参与创办了浙江大学数学研究中心，北大已经感到了威胁。但是，有评论尖锐地指出：难道再成立一个国家数学中心就能保证一定会出世界一流的成果？我们吃那些“形象工程”、“面子工程”的亏还少吗？谁都知道中国现在仍然很穷，需要用钱的地方不计其数，需要大力资助的研究项目数不胜数。然而，若把大量的资金再重复用在建一个数学中心这样的事情上，到底是利国利民，还是有利于少数人，我们不得而知。更不能容忍的是，这个数学中心的兴建，其代价是破坏朗润园和镜春园的具有不可复制的历史价值的老房子、破坏未名湖景区、破坏北大传统的人文景观。这样的代价值得付出吗？这样的决策经过全体北大师生和校友充分讨论过吗？

令人遗憾的是，北大并不像在中大有那么多人花费那么多的时间和心血来关心校园环境。更多的北大学子更愿意聚精会神地准备考托福和GRE的考试，北大仅仅是他们留洋的中转站而已，他们是过客，不是主人。这些年来，未名湖边竖立起了越来越多丑陋的钢筋水泥的建筑，官员们当然是热心于基础建设，因为这既是他们政绩的体现，背后还会带来巨额的“黑色收入”。很少有北大人对此发出异议，虽然日复一日身边风景殊异。经历过许多挫折和创伤之后，人们爱北大的心已经逐渐变得冷却和淡漠了，这种心灵状态的变化比老房子的消失更让我忧伤。

如果没有一代一代的“大学新鲜人”积极主动地关注校园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北大的人文传统还能继续传承下去吗？正如中大学生在那封呼吁书中所说：“大学不是一所商业机构，而是理念和价值的传承和开拓者。而理念和价值的传承开拓，首要是令学生感受到自己活在一个深厚的人文及知识环境之中，从而对这个传统有所认同，对知识有所尊重。一所大学的灵魂，就在它的历史。传统一旦形成，一所大学自有其独特性格，学生自有其独特个性。传统的建立，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更需要大家好好保存我们的校园建筑和文化氛围，非不得已，绝不轻言变更。一所伟大的大学，最难建立的，正是这种精神气质！”同样的追问可以在北大展开：北大的传统在哪里，北大的精神气质又在哪里？今天的北大之内究竟还有多少人在思考这些“不能当饭吃”的问题呢？大学的领导、教授和学生们更热衷于扩招、拉赞助、发表论文、出国和找工作。每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的付出，都必须直接与获取的金钱和名声挂钩。而关注老房子的命运，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是胳膊拧不过大腿的“无用功”。今天的北大，正在失去的不仅仅是那些硕果仅存的老园子；今天的北大，正在失去自己的魂魄，自己的风骨。我想，最寂寞的恐怕是未名湖南岸树丛中蔡元培先生的塑像了，他无力改变今日北大正在发生的一切，而北大是师生们比这尊铜像更加沉默。北大已经迷失在滚滚商潮之中，迷失在“发展就是一切”的粗陋逻辑之中，北大还能够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是一所“伟大的大学”吗？

是的，如果我是内地的家长，我更愿意将我的孩子送到香港中文大学念书，而不是去最近在一份排行榜上排名“亚洲第一”的北京大学。中文大学的老树比北大的老房子幸运，因为它们遇到了那么多爱他们的师生。今天的北大，最缺少的便是这种超乎个人功利的爱；今天的北大，最需要向中大的师生们学习如何做校园的主人翁。

让我们一起为中大的老树和北大的老房子祈祷，愿它们永远存在，愿它们永远成为我们心灵家园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零零六年四月五日，清明

——回应常德狱警刘胜明先生对我的“戳穿”

为了对《中国人的历史误读》的市场销售状况进行了解，以便预测刚刚完成的新书稿的前景，4月27日我在网上搜索了该词条下的信息。其中，有两较让我比较关注，一是：网民“变态隐于市”的赞同文章《由<中国人的历史误读>所想到的 》；二是刘胜明先生持批判观点的文章《也谈读史》。

刘先生在他文章的第一段与第2段都表达了他对我治史态度的看法，如“读此书最大的感受，是作者对历史和记录历史者的愤懑情绪。”，又如“彻底否定了孔子的儒家文化，并尖刻地批判了文人仕子的道德说教。他的部分观点实难苟同。”

然而，在第三段里，刘先生突然放弃批判理性，以“文革”语言说：“是非曲直自有公断，任何史注者强加给后人的观点都不会掩盖历史智慧的光芒，歪曲历史的谎言迟早要被戳穿。”[史注者，估计应为“史著者”，网上笔误可以谅解；若为“史注者”则大为不同，因为我已经表明我要解构历史即“颠覆历史”！]我无法接受这种大批判语言即“词的暴政”，因为词的暴政与监狱的强行改造机制是一样的，不应是社会普遍准则。在刘先生理解来看，是我故设种圈套来引诱读者，在其文第一段时就说他自己“被该书纵横交错的引经据典，迂回隐喻式史评弄得晕头转向。”

这是一个致命的误解与逻辑不自洽，我肯定地是非常准确地“引经据典”了，但绝没有使用“迂回隐喻”方法。从拿起笔写文章的那一天开始，包括在学术会议上拿起话筒，我本身的自我训练初始目标就是要成为顶尖级制度经济学家，所以必须遵守做学术表达的第一铁律即参考文献制，其次才是颠覆可疑的价值。时至今日，我虽然仍为“敏感人物”，但是共产党的顶尖级学术机构还是不得不承认我的学术功力的，比如中央编译办的《比较》双月学术刊在2005年创刊20周年时将我1996年发表于该刊的《经济社会意识形态广义化研究》列为“名栏名篇”。我倒不是以自己的学术成就来压刘先生，而确实地是，刘先生应该在彻底消除“晕头转向”的状况之后，再来理性地批判我的著作及我的写作动机。刘先生文章的逻辑底蕴最大的缺陷是进行有罪推定，认为我“迂回隐喻”而后再造“歪曲历史的谎言”，但是并没拿出有力的证据来，尤其对参考文献的使用。

刘先生最大的问题即核心观念是，我不该以学术方式彻底否定孔子，并说孔子与宋元理学的落后性没直接关系。

在讨论孔子之前，还要说一个现象：中国太多的文化学者并不了解中国思想的谱系本身，甚至对史实的考证耐心都没有，就猛写一通——叫“胡侃”更准确！刘先生也是这种作风的受害人之一。从他自我感觉的“晕头转向”到勇敢地去“戳穿（别人的）谎言”，确为“胡侃”的行为实证。

事实上，要了解孔子就必须涉及墨子，即孔墨显学时代。孔子的积极贡献并不在他的儒学学说，而在于他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教育垄断，即主张“有教无类”，用现在的话来说，叫“教育自由化”，教育自由化的一个不可抗拒的后果就是人民知情权的极值化扩大。对于墨子这个在孔儒系统内发展起来的反对派，其最大的贡献就是“天志与明鬼”体系，用现在的话来说，叫“宗教自由化”。在孔墨时代及其前，平常人民（不在贵族列者）是没有祭祀权力的，如同“学在官府”一样，“祭在官府”也是特权。

这是个很有学问的问题，连台湾李敖那样的大师也没搞清孔子《论语》中“非其鬼而祭之，谄也”的含义，拿过就去就用于批台湾人李登辉参拜日本靖国神社的行为。看起来是“引经据典”，而本质上却大谬不然。孔子是用这个规则反对宗教自由化的，不让平民有祭祀权；而墨子呢，则依托既存的“谄也”事实，主张干脆就给平民一个宗教合法性机会。这也是他用“非命”观反对孔丘“天命”观的动力。

学术上的过分的实用主义，实在是大有害处！我无意否定李敖的文笔及胆量，但是，李敖的学术水准因急于政治发言而主动放低了，让我很惊惧！本来大陆整个思想界的学术含量就低的可怜，要是连刘先生这样的尚有批判鉴赏力的普通读者都“李敖化”了，那未来真无法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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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刘胜明《也谈读史》

也谈读史

2006-4-27，http://www.changde.gov.cn/wljy

綦彦臣的《中国人的历史误读》一书，读时总觉得有点玄乎。想来，一方面可能是因自己史学知识过于浅薄，另一方面也是被该书纵横交错地引经据典，迂回隐喻的史评方式弄得晕头转向。囫囵吞枣似的读了后，还是觉得有所受益，起码零碎地学到了一点历史知识。但读此书时最大的感受，是作者对历史和记录历史者的愤懑情绪。

作者在书中浓墨重笔写下的所谓历史中毒症，其种种形态，实际上都是指人们对皇权体制和专制统治的屈从、维护、利用，他攻击皇权制度的同时，也彻底地否定了孔子的儒家文化，并尖刻地批判了文人仕子的道德说教。他的部分观点实难苟同。

解读历史，要有平和的心态，也就是所谓客观的态度、辨证的观点，读的时候要钻进去，但回味和分析的时候，一定要走出来。史为今用，才是学习历史的要义。在历史的是是非非中纠缠不清，就失去了读史的意义。书中与史家完全相反地评价秦桧与岳飞，得出秦桧的污名是代君受过，岳飞的被害是由于缺乏政治头脑，系愚蠢所致的结论。作者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为此才刻意地要褒贬一番，其实，这同样是作者所指责的为政治目的而作践历史的作派。一个历史的人物，生活在皇权时代，我们不可能用今天的标准要求他如何去做。看历史就要看他在当时的情势下，是否做出了符合那个时代要求的行为抉择，只要是准确把握了时局的脉搏，做出了明智之举，就是史中俊杰，就有值得借鉴或玩味之处。历史正如现实一样，是如此的博大精深，对同一个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必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不必强求一致，只要有所用益就足够了。是非曲直自有公断，任何史注者强加给后人的观点都不会掩盖历史智慧的光芒，歪曲历史的谎言迟早要被戳穿。

对待历史，最好采取审慎态度，过于偏激没有任何益处。书中把孔子儒家礼教和宋元理学的道德价值观，从一诞生开始就说得一无是处，并不见得怎么高明。思想理论是为现实生活服务的，任何一种理论学说的产生，都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之所以能被当时的人们普遍认同，不会仅仅因为创立者欺世盗名有方，正如作者所说，“谁也比谁傻不到哪里去”。应该说，孔孟礼教和程朱理学形成之初，是适应了社会政治需要的，也推动了政治进步和社会发展，至于后世之人一味奉行，不求变数，教条僵化地加以运用，束缚了思想进步，那只能说后人怠惰不思进取，一个理论思想主导千年未有实质突破，总不能全部归于创立者孔子之责。试想，如果后世多有经世济用立言立说如孔子的思想者，那么专制的弊端早就被捅破，民主与法制的新思想早就产生和扎根了。

无古不成今，历史就是过去了的现实，今天的社会，不可能斩断与历史的沿袭、发展、变革关系，正确认识历史才能更好地把握现在，学习和借鉴历史，从历史事件中寻找规律总结经验，对办好今天的事情，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读史并不是闭门读书的学者的专利，也不是政治 家装点门庭的工具，每一个人都有必要从历史中吸取养份。读史的视角，仅仅囚于权力之争、权术之变，那是非常狭隘的，是一种研究如何摄取权力和奴驭他人的所谓“王者之道”，在今天，我们更需要的，是关注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是研究如何创造更加符合历史发展规律、更加和谐的生存环境的人类“生存之道”。

(纪检监察室 刘胜明)

电 话：0736—7898021　
地 址：常德市北郊万金障　
E-mail：[email protected]

   那年头，我还小。那年就是大家不敢说出口的那年，整个国家乱哄哄的。我在读小学。深圳，我妈妈的商铺关门了。我们学校也放假了。
   我是个坏小孩，整天蹲在电视机旁，不过这次不是看《叮噹》，而是看新闻。
   一个瘦小子，在广场上喊啊叫啊。当然，那时候能喊的人能叫的人多着呢。我不认识他，香港新闻里有他的名字。我知道了他的名字。
   于是，我整天都听到他的名字。像个乡下女人的名字。妈妈说：“你看人家多厉害！多爱国！”这话哪像我妈妈说的！妈妈一脸奸商表情。她可以发战争财了。到处乱，她的商铺恢复营业。而且跟着局势涨价了。涨到不能再涨的时候。妈妈可伤心，她的英雄王丹和其他的英雄一起出事了。
   我们家晚饭时分，少了这分谈资。因为，她沉默，不再说起她的英雄。
   事隔不知多少年，王丹的妈妈王凌云女士，在香港电视新闻里出现，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妈妈在沙发上听到关于她的英雄王丹的消息，哭了。我当时，心想，妈妈怎么会喜欢上一个比她小二十几岁的小男孩啊？比起妈妈，我虽然还算小，但是，我已经懂得什么是喜欢。小学三年级，一个小男生就递给我一张写着“I LOVE YOU”的纸条。自那一刻开始，我就知道班里男生们的心思了。我明白他们为什么老喜欢在我背后抓我的辫子。
   妈妈的喜欢是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喜欢？那年头谁也弄不清楚。毕竟当时是整个中国最开放的年代。
   王丹销声匿迹了一段时间。他那可怜的妈妈又三番几次在电视屏幕上出现。妈妈每一次都陪着掉泪。口里念念有词。不过，经过那么多时日，妈妈渐渐老了。我想，这次她该不会再爱上人家王丹吧？
   因为我也长大了，我就用“爱”这个字来表达妈每一次关心王丹的心情。
   不知道现在才三十多岁的王丹，是否会爱上我妈？我们家每次遇上姓王的人，都几乎会扯到王丹这个名字。谁叫他的名字先入为主。难怪，因为那一年没多少个失忆的人会忘记。他也就不幸地老是给我们母女俩说来说去。直到我在维多利亚公园买了他的狱中书，我给妈妈读他在狱中写的一首诗。她感动得不行。我也感动，因为，我也开始写诗。我能读懂他所表达的感情。
   又不知过了多久，妈妈知道王丹出狱了。她这一次哭得最难过。我相信，那是因为高兴。王丹去美国了。妈妈也就放心了。
   不过，她还是无法忘记这个名字。我在北京，住在大舅郭小林家里。她担心我，这时候的担心像极了当年她担心北京王丹的情景。她在电话里嚷道：“写诗归写诗，玩归玩，别学人家王丹那样！”
   “什么意思？别学王丹？！”我哈哈大笑起来。我怀疑妈妈究竟是不是爱上人家王丹？可我不敢拿她开玩笑。
   “没机会学人家！北京城里的人都半瞎着。跟那年头的人不一样。”妈妈离开大陆那么多年，她根本就不了解现在的人究竟在想些什么。她相信我了。
   我去西藏，她也害怕。她千叮嘱万叮嘱，说：“玩归玩，写诗归写诗，别闹出个大头佛出来。”她接着说：
   “我可不希望成为王丹的妈妈。”她说这句话却触动我了。王丹的妈妈为了王丹折腾来折腾去，她亲眼看到，王丹的消息她也亲耳听到。
   有一次，我羞涩地告诉妈，我说我谈男朋友了。
   她没精打采地问：“哪里人？叫什么名字？”她已经习惯我在这方面的不严肃。我的那些班里的男同学，喜欢打电话到我家里，一找不到我就跟我妈妈瞎扯，说是我男朋友。她受过多次骗，也就不相信我了。再说，我有时也告诉她，我将来不打算结婚，因为我发现我对女人也感兴趣。她听了之后，就对我横眉白眼起来。说，什么鬼诗人，乱七八糟的思想。
   我严肃地告诉她：“我新认识的男生是大陆的，姓王。”
   嘿，她立刻就有反应了。“王丹？不是去了美国了吗？”
   好像这个世界只有王丹才姓王。
   又有一次，老贝来了香港。打到家里，这家伙说我的声音和我妈的声音一个调。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跟我妈扯了一大通才知道那是我妈。妈很狡猾，一听到男生的电话，她自己也不说明身份。
   我从外面回来，她说，有位姓王的男生打过电话来。我们家都讲粤语。老贝姓黄，黄王一个读音。她就说，美国刚过来的？王丹啊？
   我没回答她。她就默认是王丹了。但是，后来她想了想，说，不对呀，王丹不是回不了香港吗？连澳门都去不了呢。
   这些事情就一直被她想来想去。不知道，越来越老的妈妈会不会像那年头，继续想着王丹。
   不过，我两月前到洛杉矶旅行见到王丹了。
   我跟妈妈说，我终于见到你当年的英雄了。他比以前胖了许多，不过，还是那么帅。
   她没说什么，最后一句是这样的：“你们终于走在一起了？我就知道。否则，也不会都逃到美国。”
   洛杉矶之行，使我难以忘怀。当年广场上喊叫的那帮人，妈妈的英雄们，一个个背井离乡，现在却围在感恩节的火炉旁，依然叙说着遥远的国事沧桑。
   
   2006－2－7
   凌晨1：44
   SAND BEACH

—-在美国笔会2006年“世界笔者之声”国际文学节上的发言

 

*生存和精神的双重困惑

流亡不是一个异议诗人或作家的自觉选择，而是在专制极权社会政治迫害和精神高压下的无奈。确实，流亡者在美国或西方别的国家呆下来，没有人关心他们的生活，也极少有条件或机会翻译出版他们的作品。留下来，等同于“作为一个作家”的意义上不存在，或者等同于精神自杀或慢性死亡；若重返专制暴虐的社会体制下生活，面对的是新一轮的政治迫害、监禁乃至死亡。本质上，一个诗人和作家离开了他的母语、离开了他可能拥有的文化环境和读者群，无异于精神自杀。这不仅是一种现实生存的困境，更是精神生命生存的绝境。他们的生活中并没有也罕见拥有虚幻的光环，头顶上也没有一般人“想当然”的传统意义上的人文的桂冠。一般来说，他们的人生是一种悲剧。少有人获得命运的回报，更少有人像上世纪极权国家流亡者一样最终受到人们的认可和世界的宠幸！我这里说的是“少有”，却不是指这种情况在绝对意义上不可能。但是一般来说，流亡者在两种不同时空条件下、即专制与自由的不同社会环境条件下，却有可能对人生同样的绝望。即使如此，也只能独自面对：或隐忍！或承担！甚至有可能在生存压力和濒临精神窒息的双重困厄中，最后无奈走上绝路！

这就是流亡或“政治流亡”，其中隐匿着看不见的辛酸和苦楚的漂泊与流亡！

当然，这种情况只是极其矛盾的浮生现象的一面。另一面，流亡却无疑是一种“解脱”，精神高压下的解脱。你在异国它乡的民主国家得到了“身体的自由”，也同时获得了“写作的自由”。这种“自由”对我来说，就是从一片充满血腥和狰狞的历史记忆的“红色的大陆”来到了精神色彩同往昔截然不同的“蓝色的星球上”。

我说过，面对流亡，一个诗人和作家有可能使其写作日趋枯竭或中止，也有可能使其写作比以往倍加丰富和旺盛。面对新的陌生的生存和文化环境，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其结果因个人诸多不同条件而异。中国作家和诗人，在另一种语言环境的流亡状态中一般很难坚持正常写作；即使写作也只能在异国的环境中使用母语、也即与生俱来习惯和熟练使用的中文。这种情况下纵使享有了“写作自由”，却未必同样能享有“出版自由”。过去是意识形态限制、主要是出于政治高压；现在这种“高压”也已经渗透到了海外和西方社会。某些媒体和出版社或迫于共产党的压力、或受到共产党的操控，直接和间接拒绝发表和出版中国异议作家和诗人的作品，在自由世界配合中国专制者封杀这些人的声音！这种情况发生在美国社会是十分反常的，却至今无人向公众戳穿并引起自由世界的警觉和普遍关注！同时，中国流亡作家和诗人，还要面对自己身处其中的西方商品社会的压力，在国外出版中文，不但出版条件诸多受限、中文读者也极有限。若翻译成西方的主要语种英语，面对的是汉学家和西方出版商，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运气受到别人的认同和道义支持，也不是每一个“汉学家”都有不怕共产党和敢于翻译“异议者”作品的勇气和胆识。这些所谓“汉学家”少有独立人格者，却多有趋炎附势之徒，他们在某些宦海沉浮的文人的导向下，竟在文化品味上与远在中国大陆的“党”高度保持一致。即使有人愿意翻译你的作品，也不是每一个“出版商”都慧眼独具，他们对一部作品的取舍，更多地服从于种种世俗规则和功利制约，少有人出于纯粹的文化价值与精神含量考虑。在人文意义上独具大眼光和高境界的人越来越少！这是个彻底世俗功利化的世界！

每一个作家和诗人，都需要自己灵魂的“知音”，首先是出版商，然后是读者，所有时代都是这样。

但是，无论在东方或西方，真正的精神探索者和创造者其思想都是超前的，也必然是孤独的。他们是那种对人类生存中的任何黑暗状态都构成威胁的人，却不是自觉和不自觉、直接和间接依附社会黑暗并与黑暗融为一体的人。我相信这些人生前活着的时候，一般在这个世界上很难碰上共同守护“生命之光”并加入“播火”行列者；更多的情况下是被人协同暴虐将其精神的微光吹熄，如当代中国大陆的那类与权贵沆瀣一气的犬儒知识份子一样。

*避难城：流亡者失而复得的家园

中国文化或文学在西方，我以为大致经历了三大阶段或过程。早期的中国人来到西方、主要是美国，其中多为偷渡者，而且多为生存或寻求“黄金梦”的实现。这些人一般都打餐馆，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后又从受雇打工者变为老板、自己开餐馆，这一时期我称之为“推销中国饮食文化”。继而出于排遣人生苦闷和生活无聊，有限度地参与所在地区的社区生活，或拉一把中国二胡或弹一把琵琶以期引起几个美国人的兴趣和好奇。在早期移民中，这种情况本质上纯属混日子，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民乐在美国终登大雅之堂，最后发展成颇受欢迎的舞台上的正式演出，这一时期我把它称之为“引进或传播”中国民间的“民乐文化”。第三个阶段我以为还刚刚开始，这一阶段为弘扬东方现代文化或中国“自由文化”。这一阶段对我而言，既是个置身流亡中如何“面对流亡”的问题，也是个如何进入美国主流社会并有效促进中国文化同美国文化沟通和交融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认为作为一个诗人和作家的“流亡者”在异国它乡是绝对孤独的、无人关注的。也不认为“故乡”仅仅是指自己的出生地和埋葬祖先的土地，“故国家园”对我来说，是一个具有扩大了精神和心理内涵的全新的概念。如我现所在的美国匹兹堡市，我就将它视为我的“诗歌和艺术”的家园。对今天的我而言，这个精神和心灵的家园也同时是整个世界、即我们全人类活着生存其上的这个美丽的星球上。

我以为，我在美国受到政治庇护，这就是自由世界对人权的关注、特别是对作为一个异议诗人和作家的关注。而我应邀来到北美避难城联盟 (The North American Network of Cities of Asylum)匹兹堡避难城(City of Asylum/Pittsburgh)，这就是这个富有人文精神传统的城市对一个受到政治迫害的中国诗人和作家的关心、支持和帮助。我来到这个城市的日子，匹兹堡市长发表公告将其命名为“黄翔日”，这使我这个一生中曾一次又一次因诗歌和梦想受到监禁和践踏的囚徒感动莫名，禁不住流下了眼泪。从我自身的经历和体验中，我认为这种经由作家避难城对流亡作家的道义关注在全球范围内可以说是破先例的，它既是人类人道和良知的体现，也是对人类文化和精神创造的深层意义的呵护。我来到匹兹堡市以后，匹兹堡作家避难城组织不但帮助我在社区和远近许多大学联系了一系列的文化活动，而且还尽力为我寻找适合的翻译，翻译我的作品。这一计划早已经开始，继数年前我的第一部大型英译诗选《走出共产中国》(A Bilingual Edition of Poetry Out of Communist China)出版后，现在我的另一部新的英译诗集在匹兹堡避难城这一基层组织的具体关心下已经完成，可望在年内出版并面对西方读者。前者的翻译为美国著名作家爱默生先生家族的子孙安德鲁．爱默生(Andrew G. Emerson)；后者为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教授、著名诗歌研究和翻译者奚密(Michelle Yeh)。避难城还计划帮助我翻译我的百万字左右的半自传体长篇小说《自由之血——天空下的一个人和一个人的天空》和我在匹兹堡新写作的以表现中美文化交流为内容的新书《匹兹堡梦巢随笔》，并在美国的大报之一《匹兹堡邮报》(Pittsburgh Post-Gazette)上用了近两个版面向美国公众介绍。

在避难城和匹兹堡大学英语系等多个系的理解、支持和帮助下，我也应邀在匹兹堡大学(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英语系开设了中国文学课程，以三千年的中国诗歌为历史背景，教授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诗歌和我自己的诗歌和诗学，他们并为此为我配备了中英文兼具者做我的助教。我的学生有一般的大学生，也有诗人、研究生甚至从别的系来听课的老师。出乎邀请者和我自己的意外，他们不但对我的课表示认同，而且十分投入并热情欢迎。这不仅促进了中国和美国的两种不同思维和两种诗歌文化的交流，也使我在中国大陆长达四十余年禁止出版和受到封杀的作品在美国的课堂上得以传播。

同样是在避难城的支持下，我的住宅被命名为“梦巢”，上面以中国书法写满了我的诗，被称为“房子诗歌”。它成了匹兹堡艺术博物馆的永久性“现代装置艺术”，也成了一处“立体诗歌”的人文景点。已经有许多人来参观，他们来自全美各地甚至国外，艺术博物馆和避难城并为远道来访的参观者长期准备和提供英译诗歌的彩色图片。

*诗歌：“立体写作”与“立体艺术”

对我而言，文学不是孤立的。它在精神内含上兼容现代社会政治、我的“宇宙情绪哲学”和“人体宇宙宗教”；而在形式上却与别的艺术表现形式息息相通并互为综合。所以，我的诗歌不仅是文本，当然它也不排斥对它的“文本”性阅读；但同时它也是“行为书写”和“身体书写”意义上的“生命本文”，后者也许对一个现代人更为重要。匹兹堡作家避难城给了我一次新的诗歌理念实践的机会，我把我的诗歌和作为东方线条艺术的书法以及朗诵、音乐、绘画、舞蹈等在不同场合交相混和，使诗歌成为一种“立体写作”或“立体艺术”。让它从日趋边缘化重返生命，重新回覆它日渐失落的生活和人群。也就是说，让诗歌走出书斋、走出小圈子和小沙龙，也走出纯属沉思默想的心灵庙宇和大学与世隔绝的封闭的课堂。走向“大街、广场和人群”，走向城市“高楼丛林”的“荒野”，并让高等学府的“课堂”以全方位开放的方式敞开于天地之间。

我在流亡异国它乡的文化交流和诗歌理念实验中，不仅有综合诗歌、书法的装置艺术形式的“房子诗歌”，也有“爵士乐诗歌”、“摇滚乐诗歌”和“行走的诗歌”，后者为用中国草书将我的诗句书写在T恤衫上并配合以英文。人走到哪里，身体移动到哪里，诗歌也行走到哪里。它也可以参加“示威”性的游行抗议的队伍或出现于盛大“庆典”的场面或行列。让诗歌既是一种书写，也是一种行为表演方式和流动展览艺术，从而更大地拓宽诗歌艺术表现的自由。我还希望完成诗歌的“霹雳舞”、诗歌的艺术“雕塑”。我希望我的“雕塑的诗歌”像美国四位总统的头像似的出现在山头或岩壁。我也梦想以旋转式的现代装置艺术形式向观众展出我的“诗歌万里长城”的诗歌与书法的长卷。我以为“重返生命和生活”的诗歌，也应以“立体”的方式装饰我们的城市、以碑石、廊柱、壁挂、诗书横轴和立轴以及中国古典屏风等不同形式进入私人的庭园和居室……

让混浊的现代世界重返大自然的清澈、成为诗歌巨大的“梦巢”；让物欲横流的人类生活成为净化心灵的“诗化人生”。

我在“非文本”意义上的诗歌表现和尝试，也得到了匹兹堡避难城(City of Asylum/ Pittsburgh)亨瑞和黛安夫妇（Mr. Ralph Reese and Ms. Diane Samuel）的支持。他们联合匹兹堡艺术博物馆，在大街上搭起舞台，请来美国著名的爵士乐音乐家奥利勿(Oliver Lake)与我同台配合进行“爵士乐诗歌”表演。这种混合艺术表演盛况空前，在社区街道从未有过，整条街巷都坐满了人，受到公众普遍欢迎。

在这一方面的实践，不仅在美国匹兹堡，在意大利威尼斯也曾获得异乎寻常的成功。在意大利威尼斯大学学中文的学生高达一千多人，为全球文化意义上的“中国热”之最，来参加我的中意双语朗诵会的听众挤满了空旷的大厅。我穿着我的“行走的诗歌”T恤衫表演，最后我和我夫人身上的“行走的诗歌”衣衫被热情的意大利男女大学生剥去了穿在他们自己身上。

我在匹兹堡大学教诗歌和在别的许多大学朗诵时，也为学生们在大银幕上放映相关我的电影和电视专题记录片，以此作为现场教学内容或背景画面。同时在以中英文双语朗诵时也将我的诗歌英译投放在银幕上，让听众既阅读原文也倾听朗诵，参与者一目了然、反应热烈，效果非常理想。

而诗歌朗诵对我而言，既是一种行为方式，也是一种艺术表演，同时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立体书写”方式。它不仅是不动声色地“念”和“读”，而是综合声音、表情和肢体语言，发出“肉身的喧嚣”或“生命的啸声”。所以，有的听众说，你的诗歌朗诵不用翻译也能懂，我们能感觉到你要说的是什么。

*请同受害者和弱势者站在一起

我离开中国来到美国后，我的幸存的几百万字各类形式的作品，已分别在台湾、香港和美国出版。这些作品共二十部左右，主要为中文，翻译得很少，由于政治原因，不准许进入中国大陆中文市场。作家因作品而存在，而失去读者作家也就等同不存在。在这个意义上，避难城不仅为作家提供身体安全与自由的居所，也包括了对作家的精神生命的抢救。翻译流亡作家的作品是最主要的，这个问题理应受到包括国际笔会和美国笔会等各方面的重视和支持。

我在中国长达四十多年作品受到专制制度封杀、至今禁止出版；如果在西方世界也得不到翻译出版，就等同于另一种意义上失去“言论自由”、受到二度禁毁和封杀。这种情况不仅是我一个人、也不仅是中国流亡作家和诗人，而是全球范围内所有因自由写作而受到迫害的流亡者所共同面对的问题。在此，我向国际笔会、美国笔会、世界各地避难城、所有的出版者和整个自由世界发出呼吁，请关注和帮助翻译和出版流亡作家的作品，并把这件事提到头等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一个自由作家和诗人因迫害而发不出声音和因“流亡”而发不出声音在本质上是同样一回事、同样的湮灭！这种情况等同于变相自杀！它也是一个作家和诗人精神生命最大的绝望！

同时，我也向西方的某些媒体、汉学家和大学的东亚系发出呼吁，请始终坚守道义和人类伟大的良知，并站在受害者和弱势者的一边！每一个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人，没有任何理由要向专制国家的独裁者表示害怕、妥胁和让步！绝不能在人类良心的天秤上向暴虐者一方倾斜，请帮助因受到政治迫害而流亡的自由作家和诗人，协同流亡者将其精神成果浮出水面，让世人能够见到也能够读到。不要出于对共产党示好，只翻译、介绍官方认可的作家的作品，而对受共产党压制的作家保持距离、持冷漠态度！不管是任何媒体、任何一个所谓“汉学家”、任何一个以介绍东方人文为主体的“东亚系”，这样做都会使自己良心不安、使自已蒙受耻辱，因为其性质无异于与专制暴政同谋，在弱者和受害者身上加重压力！在其精神伤口上撒盐！

一切被践踏并长久被湮灭于时间的尘土中的自由的文学作品，理应是全人类的财富，应由全世界给予爱护和共同发掘，而不应任其继续受到冷落和漠视！

面对专制国家对异议作家的迫害和对自由写作的扼杀，每一个出版商都应该伸出援手。而地球上所有热爱自由精神和人类文化的城市，都是被迫“流亡”的诗歌和艺术的家园，都是蒙受政治迫害者的避难城！

*呼吁关注日趋恶劣的中国人权

最后，我提醒整个西方世界注意，中国是全球最后残存的主要共产极权国家，这是一个远离人类诗歌和音乐、自由和梦想的国度。这个国家的性质是“警察国家”性质，长期以警察、公安和“国家安全”人员、监狱和劳教、劳改场所来对付全体人民、包括所有持政治异议者、维护公民权益的律师、坚守新闻自由的记者和行使言论自由的独立作家。全社会长期笼罩在精神的邪恶、暴虐和黑暗之中！为此，请全世界关注中国人权及其现状！

毛泽东时期，这个国家发生了一系列政治运动，旨在向人民实施血肉和精神的双重蹂躏，由此而导致一代又一代大量的无辜者的非正常死亡。邓小平时期这个国家镇压“民主墙”运动和“六四”天安门运动。前一运动中，所有主要参与者被投入监狱；后一运动中政府以坦克和机枪来对付学生和市民，公然血洗天安门广场。江泽民时期这个国家的主要镇压对像除了以往的异议人士外，又新增加了血腥镇压法轮功精神信仰者。“执法者”执法犯法，对法轮功信仰者不仅实施监禁、酷刑，竟胆敢以“执法者”的身份强奸和集体轮奸女法轮功信仰者，乃至秘密设立集中关押法轮功学员的集中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最后投进焚尸炉毁尸灭迹！对此，整个国际社会至今保持沉默！而时至今天的胡锦涛仍然一脉相承专制暴政，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以黑社会和流氓手段来镇压今天中国大陆的言论自由和公民维权运动。自由诗人和作家因行使言论自由受到监禁，如郑贻春、师涛、张林和贵州《毕节日报》的记者李元龙等人。依法维护公民权利、勇于揭露法轮功受害者真相的大勇者、律师高智晟，数月来政府竟对他实施日以继夜的“车轮战”、以大批警车和众多警察来“围困”一介平民，对他进行空前未有的监控、围堵、跟踪、骚扰和盯梢。另一个受到打压的英雄律师郭飞熊因挺身而出、协助弱势者依法维权、伸张人间正义，为此曾多次被人殴打头部太阳穴两侧，图谋毁坏他的头脑；其人身也一度被非法受到拘禁。在胡锦涛执政时期的当今中国，专制极权制度并没有终结，许多异议者、自由作家和维权运动参与者，仍然还在重复着我们那一代人曾经经历的命运！

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国民主墙运动当初，我曾经在天安门广场张贴“致卡特总统”公开信，提出中国人权问题并呼吁以美国为首的整个西方世界关注中国人权，由此从卡特总统时代起开始了中国和美国的人权外交。今天，我再次藉此机会向另一个美国总统发出呼吁，中美之交中，美国绝不能把经济贸易利益置于人类神圣的人权之上，在人权问题上绝不能向中国新一轮专制者妥胁、让步乃至在原有的基础上朝后倒退，请继续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关注中国人生而应有的权利！关注中国言论自由和公民自发的维权运动！在当前，请促成组建有法轮功代表参与并以其为主体的活体摘取器官真相调查团前往中国，调查并追究这一发生在上世纪末并延续至今的惨无人道的反人类的、群体绝灭罪行！

作为一个作家和诗人，今天，我已经生活在西方，享有了生命自由，但我在美国却仍然受到电话骚扰和恐吓，这使我想起自由、独立与公正的媒体《大纪元》技术总监李渊受到暴徒殴打、电脑被抢走的预谋的犯罪事件。这类事情竟光天化日之下发生在美国、发生在布什总统的眼皮底下，说明共产专制已经把恐怖活动的种子撒播到了西方，把威吓、谋害的阴影弥漫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的土地上。布什总统和所有善良和单纯的美国人民，面对共产邪灵的挑衅，自由世界是否应引起高度警觉、并对此作出回应？对这一非常事件进行调查和追究、并为受害者讨回公道？！

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我以为在这里也值得一提，并引起自由世界的注意。那就是前不久中国大陆主席胡锦涛访问美国时，法轮功信仰者团体赴华盛顿抗议，抗议群体中有一名叫王文怡的女士，此人既是法轮功女学员、医学博士、北美《医学生活》主编、同时也是在海内外深得人心并产生广泛认同和影响的独立媒体“大纪元”的记者。这是一位从多方面掌握并了解中国大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信息及实况的人。她了解当前中国大陆各省市主要医院做器官移植手术的数字正急剧上升，作为一个病理医生和参与过移植研究工作、具有这样的特殊背景的记者，这种迫在眉睫的已经和正在发生的罪恶，使她心急如焚。因为她明白，这个急剧上升的“数字”意味着什么？那就是意味着当前有多少被关押的法轮功信仰者已经或必将将死于非命，他们作为地球上的一个生命将活生生地被人“摘取器官”然后秘密焚化、毁尸灭迹！为此，当王文怡作为获准进入华盛顿白宫采访的记者，在布什与胡锦涛会面的现场，亲自目睹一个民主国家的元首和一个极权国家的专制者握手言欢的场景出现的时刻，她感到自己有责任当场迫切发出一个“人”的声音！因为无论对她自己而言还是面对整个世界，这样的时刻，紧急抢救那些即将化为灰烬的生命比国与国之间的外交礼仪更重要！从人性和人类道义的角度关注所有已经或即将面对活体摘取器官并毁尸灭迹者比在这种场合被动束缚于对有关记者的某种“法律”制约和规定更重要！良心迫使她注定选择毫不犹豫地就在当下面对世界说话。因为此时此刻，唯有生命是至高无上的！它超越于通常情况下的“法律”规范，也超越于美国总统布什接待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专制者的礼仪之上！于是就这样，她在照耀全人类的太阳之下、在人群聚集的众目睽睽之中，大胆用英语和中文禁不住同时朝向胡锦涛、也朝向布什发出呼喊：“布什总统，阻止他继续杀人！”“停止迫害法轮功！”为此，她当场被警察带走，当天下午获释放；却将在5月3日到庭听证。

我理解王文怡，所有饱受极权专制迫害的正直的中国人都理解王文怡！她的声音不仅是她一个人的声音，也是所有因信仰和言论自由而蒙受迫害者的声音，其中也有我的声音！如果那样的时刻、那样的场合是我、无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一个诗人，我也会同样别无选择地这样做！同样会超越常规地发出深心的呐喊！面对总体上几近全面沉默的西方媒体，这样的叫喊也许只是无奈和几近绝望者的声音，但这一“喊”却在于惊醒和震破这个利欲熏心、日趋沉沦和堕落的世界，也足以喝破整个世界无耻的沉默！与此同时，它也在于警醒西方世界不要自缚于专制谎言的罗网！并且给予胡锦涛最后的机会、警示他不要选择步江泽民其人的后尘而终至无法将自己从罪恶的渊薮中自拔！

王文怡的此举纵使有违有关记者的法律方面的某些规定，但我们呼吁美国政府应免于对一位勇敢道破真相和坚守公义者从“法律”的视角审视其言其行！如果要尊重人类的法律及其普世价值，全世界首先就应该追问并查究当下中国“五百个律师被捕”的社会现实中人类的“法律”何在？！其法律是保护中国人言论、信仰、出版等方面的自由、还是沦为镇压政治异议者、法轮功信仰者群体、维权律师、自由写作者和网络作家的残暴的工具？！

王文怡女士的“叫喊”是所有长达大半个世纪中国大陆饱受政治迫害和精神凌辱至深至极者的精神生命能量的“爆炸”！是人性和人的罕见勇气直面并超越邪恶的瞬间的辉煌！

在布什与胡锦涛会晤的时刻，无畏地冒险表达自由之声并当面向一个专制者发出抗议的王文怡女士是当代巾帼英雄！她像高智晟一样值得人们尊敬！在时代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样的英雄将会越来越多，大勇者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孤独也绝不会再孤独，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全球有良知的人与他们同在！！！、

人是生而自由的，这种自由不仅是血肉生命的自由，也包括精神生命的自由。无论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和空间，人类生命的独立与尊严不容亵渎！人类信仰自由和精神生命世界神圣不可侵犯！！

今天的中国，仍然还是一个“意识形态”国家，它最害怕的一样东西就是“言论自由”。只要当代中国人有勇气将自由的理念化为行动、持续冲击极权制度下铜墙铁壁的“言论自由”禁区，这个世界上最后的共产邪恶轴心就经不起二十一世纪中国人全民猛烈一击！高踞于万众之上的特权阶层就不复存在、其覆灭的命运就无可扭转！整个被黑暗吞噬的扭曲而危机四伏的一党专政体制随时都可能面临解体、崩溃于一瞬！！！

　　
2006年4月18日深夜初稿 2006年4月26日再次补写@

（原文标题为“面对流亡”）

去年，网上有“清华学者……昨晚羞愧自杀”的报道。这位清华学者是清华大学新 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网上说他羞愧自杀的具体原因是对“人书俱老”四字理解错了、 解释错了。王先生将“书（书法）”和“老（高妙的境界）”理解为“书本”和“衰老 ”，并以此著文发表，弄的满世界皆知。“人书俱老”，语出唐朝书法家孙过庭的《书 谱》一书：“……至如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 正。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仲尼云：五十知命，七十 从心。……是以右军之书，末年多妙。”报道称“很显然，这位清华的副教授误解了（ 人书俱老）的含义，说明他的学问实在太浅陋，他在大众面前丢人了，现眼了。连日来 ，王君超遭受了不少学生们的鄙视，遭受了全体同事的冷落，压力太大，加上羞愧难当 ，他终于精神崩溃，选择了自杀，以向国人谢罪。”

查中新社北京二十三日电，确有有关王君超对“人书俱老”理解解释的报道。但未 知自杀这则讯息真假。如真，我对王君超先生的去世谨致哀悼并怀敬意、深深怜惜。哀悼，是对同为人类之死的悲悯；敬意，则是王先生知耻 ；怜惜，是王先生本不必如此想不开的。

北大校长在“非典”肆虐北大期间，率团访问哈佛，被拒绝接待；

清华校长顾秉林在欢迎宋楚瑜来访时不识宋赠礼上梁启超七律的“侉”字；

主管宣传、文化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深圳观剧时问“夸父是什么人？”；

前总理李鹏硬是敢将自己连端正也谈不到的毛笔字在全国报刊、企业铭牌上到处题写；

前国家元首江泽民，就是要满世界高唱情歌“我的太阳”；

现国家元首胡锦涛说俄罗斯的著名文学作品是《卓娅与舒拉的故事》和《钢铁是怎 样炼成的》；

最近，厦门大学副校长潘世墨念连战赠字“黉宫”为“黄宫”； ……

所有这一切的无知无行，都比“人书俱老”的错解要严重百倍，但却什么事也没有 ！为什么？因为不知耻，不识耻！这不知耻不识耻，渊源太深了。1969年，中共向全中国、全世界郑重其事反反复复地宣布一件大事：中国的国家主席、中共的副主席刘少奇 是内奸、工贼、叛徒，永远开除出党了。这从发现刘是坏蛋到把他开除出党，是我党的 “伟大、光荣、正确”。事隔十一年，同是这个中共，为刘少奇恢复名誉，说刘是好得不得了的人。这从发现刘不是大坏蛋到再判明刘是大好人，又是我党的“伟大、光荣、 正确”！治国、愚民，能如此儿戏、如此欺诈、如此哄骗、如此无耻的吗？连个嗝都不打！古今中外、天上地下、帝王将相、流氓无赖，都不曾有过。

现在的年轻人也许难以 理解这事的可笑和无耻程度。那么请看前中国科学院院长、前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郭沫若 的这段白纸黑字冠冕堂皇公诸于世的文字，也许能对这种无耻予以比较具体的解读。毛泽东发表的诗词手书里有一个别字，“一枕黄粱再现”的“粱”字写成了“梁” 字。郭沫若说：就“这首《清平乐》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意中把粱字简化了。”他接着说，“龙岩多写了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没有句点。这就 是随意挥洒的证据。” 郭沫若越来越红，被封为诗坛祭酒、学士班头、人文魁首，在全体知识分子遭难时他安然无恙、一枝独秀。这种双重的相互的无耻实在已经难以言说了，似乎无药可救了。相 比之下，现在清华的王君超先生大可不必如此想不开的。王君超先生会想不开，正是知耻。知耻，就比无耻好，就也许还会变化，还能有救。怎么就不见那些念错字的名校校 长引咎辞职？怎么就不见那些国家领导人难为情？因为他们不知耻不识耻！

清初，有人赠降清的明重臣洪承畴一副对联：一二三四五六七，孝悌忠信礼义廉。 上联隐“忘八”，下联示“无耻”。洪承畴还知道生气。正是：

“人书俱老”不要命，知耻要脸亦可敬。试看无耻共产党，从来都是“伟光正”！

呜呼，伟光正，伟光正，吾民吾国吾文化，从此陷入酱缸堕落深渊无底坑，无德无仁无义 无信无忠无勇无诚无智无礼无节无廉无耻也无命！安得王君覆而起，知耻或能从头再来 浴火炼狱凤凰涅槃有重生！

──《观察》首发

中共政坛的六号人物──政治局常委黄菊因为久未公开露面，他的健康状况便引起了外界的持续关注。据香港《南华早报》此前报导，黄菊被诊断罹患胰脏癌，可能因此提早退出政坛。报导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黄菊在农历新年前的一次定期身体检查时被诊断患了胰脏癌，虽然病情不会立刻威胁到他的生命，但情况似乎颇为严重，短期内不可能恢复正常的工作。封锁领导人患病的消息是中共的一贯做法，对于黄菊这样权力炙手可热的人，更不能例外。黄菊在几次重要会议的缺席自然会引发人们对他近况的各种揣测，一时间，竟然出现了黄菊生什么病的多个版本。

黄菊患病住院，病情恶化反复、三度病危是事实。但究竟是什么病？京沪政界却说法不一。按照常理，象黄菊这样的中共高官都具备一级的医疗保健和护理，查出患有癌症时已属中晚期的可能性应该非常低，除非医护人员日常检查工作失职。据《动向》杂志3月号报道，黄菊患病的第一个版本是：病情与政治有关。据说，1月中旬，黄菊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生活会议上，因为未能解决上海市委班子问题而受到吴邦国、曾庆红的指责后难以承受。第二个版本是，1月中旬，黄菊到总政俱乐部娱乐，兴致超常，血压升高，跌倒在舞池中，被送往医院时一度休克，经抢救才苏醒。第三个版本是，黄菊在春节前夕的全身各器官检查中，被诊断患了绝症──胰脏癌，院方要他留院医治。据说，他和已故前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患的是同样的病。另据报道，在得知黄菊患重症后，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等人曾前往医院探望。凡探望黄菊，需经中央书记处批准，除中央一级的高官外，其他人都被婉拒。

现年67岁的黄菊，1991年开始出任上海市长，1994年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并进入中共政治局，2002年成为政治局常委。他是目前中共九名政治局常委中，和江泽民关系最为如胶似漆的一个。黄菊虽然因为健康原因而不能履行其职责范围内的各项事务，但时至今日，他在中共政治局的排名仍然未被替换。可见上海帮在中国政坛的影响力依然非同小可，否则的话，胡温便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将黄菊的名字从政治局的名单中剔除。不过，预料在不久的将来，黄菊在国务院的职务还是会由其他三名副总理──曾培炎、吴仪、回良玉分担。

黄菊是中国国务院主管经济与金融政策的副总理，他的健康出现问题虽然不至于对中国经济与金融发展方向造成致命的冲击，但多少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开放》杂志曾称：“黄菊到了胰脏癌的晚期，已经住院动手术，病情严重，最多还能活一百天。”无法出席今年两会的黄菊，依然躲不过记者们的追问，在外界猜测不断的情况下，北京官方终于由政协会议发言人吴建民出面，证实了黄菊确实染病，正在住院治疗的消息。以黄菊无法参加“两会”的情况看，他的病情即使不是危在旦夕，恐怕短时期内也难以康复。江泽民的上海帮势力势必会因为黄菊的“不幸”而遭受打击，急剧衰落。

黄菊在政治局九名常委中排名第六，并且是国务院排名第一的常务副总理，按照中共官场的潜规则，在总理出国、生病等特殊情况下，总理职务通常由第一副总理代行。在政治局常委中，黄菊具体分管金融、财政、税务等工作，很多部门的开支都须经黄菊签名才能生效，因此有人管他叫中共的“财神爷”。根据黄菊的官方简历可以看出，他2003年赴京之前在上海政坛已经干了整整20年，曾被上海帮帮主江泽民一手提拔的他，和江泽民的亲密关系可想而知，现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良宇作为黄菊离开上海后的继任人，和江黄的关系也是非同寻常，因此，有人把他们三人称之为上海帮的“金三角”。

2004年，中共前任党魁江泽民终于因为精力不支以及众多党内元老们的反对而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告别了“太上皇”的角色。退休后的江泽民主要通过黄菊和贾庆林等人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施加影响力。如今的胡锦涛虽然看似大权独揽，但和之前的江泽民相比较，实际的权力却小了很多。江泽民在位时可谓是一言九鼎，即使是其他政治局常委都不赞同的决策，也可以照行不误，如镇压法轮功。而目前一些重大问题的解决方案却都是政治局九常委集体决策的结果，胡锦涛还远未确立当年江泽民式的权威，去年纪念胡耀邦的被迫降格便是这种状况的明显体现。在政治局常委对重大问题的表决过程中，胡锦涛与黄菊等人在权力上并无二致。胡锦涛上台后，“和谐社会”以及最近的“八荣八耻”口号虽然喊得惊天动地，但在具体施政上，却难有实质性的政治大动作。据说，陈良宇和张德江一直是胡锦涛的心腹大患，但苦于自己在政治局中只有一票的权利，所以只能无可奈何。

黄菊和贾庆林一直被外界认为是江派人马，因为除了他们为江泽民所悉心提拔之外，对于很多事情，他们两人都有着高度的一致。如果黄菊真的提前结束了他在中共政坛的政治生命，贾庆林必将在九大常委中势单力薄、孤掌难鸣，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胡锦涛和温家宝也就不需要看江泽民的脸色行事了。自从黄菊病危的消息传出之后，在位的上海帮人马逐渐感到权力的危机，一向对胡温不太在乎的陈良宇开始见风使舵，收起了与胡温誓不两立的架势，公开表态要效忠胡锦涛领导的“全国一盘棋”。江泽民前段时间一改退休后的沉默，竟然精神抖擞地重返自己的母校上海交大参观，而且有陈良宇的热心陪伴。这看似一次普通的行动，实际上是在为失势的上海帮加持能量，为陈良宇打气。关于胡锦涛有意替换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消息，已经盛传了相当一段时间，但一直是“雷声大，雨点小”，究其原因，就在于陈良宇与北京高层内部种种复杂的关系，所以胡锦涛不敢轻易拿上海开刀。据几天前的香港《明报》报道，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南巡上海，对上海市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称赞“上海贯彻中央方针政策是认真的，干部队伍的精神面貌是好的”。海外一直盛传上海当局抵制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对中央阳奉阴违，吴邦国给予上海的正面肯定间接否认了海外的传言。吴邦国是中共党内第二号人物，有了吴邦国对陈良宇的坚挺，胡温想要对上海进行人事调整，似乎是难上加难。

看来，上海帮在中央政治局的人马还不止黄菊和贾庆林两个，吴邦国很有可能想掣肘胡温而站到上海帮的一边，这对于江泽民、贾庆林、陈良宇等人来说，无疑是一件令他们高兴的事。据此前的《工商时报》报道，黄菊曾在3月1日的大陆各大证券报章发声，强调争取在今年内完成股改工作，“开弓之后没有回头箭”，持续推动资本市场改革。该报还称：“此举粉碎了其罹患癌症准备退隐的谣言。”而且4月10日的《新华网》还在显著位置登出了黄菊对《2006民营企业招聘周》活动的贺信。黄菊患病的消息在海外媒体的报道和官方媒体的证实下，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他所患是否绝症，能否导致他权力的终止，还是一个有待解开的疑问。

黄菊的病情虽然引人注目，但更让外界想入非非的却是一旦黄菊真的日落西山，他政治局常委的位置将鹿死谁手。按照中共的惯例，当然得让其他政治局委员来替补，而其他政治局委员中，原本可能性较大的张德江和陈良宇又是让胡锦涛心存芥蒂的人选。尤其是和黄菊一个鼻孔出气的陈良宇，胡锦涛巴不得他早日下台，怎么会支持他上任？

至于张德江，虽然他的升迁也带有江派人马的阴影，但对胡温的执政还算比较支持，阻碍他更上层楼的不是他和胡温的私人关系，而是他在主政广东这几年的政治表现，胡温在考虑他的同时不得不过目一下民意。据说，去年的汕尾血案显些让张德江在一场“驱张”运动中官位不保，他能继续原地踏步已是值得庆幸，又岂敢觊觎黄菊的宝座？

当然，中南海的人事安排总是让人琢磨不透，在几派人马势均力敌的情况下，什么可能性都存在。黄菊的病危给外界对中南海权力结构变化以深深的悬念，上海帮的政治命运以及胡温的施政走向也将因为黄菊的病情变化而难以预料！

谁来顶替黄菊，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2006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