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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30日，一本名叫《海明威在中国前线》的书籍由美国波托马克图书出版社正式发行，作者是彼得·莫雷拉。该书着眼于海明威1941年的香港和中国内地之旅。书籍的起由是，海明威的忠实“粉丝”莫雷拉在普林斯顿图书馆发现了一封长达六页的从未发表过的书信，写信人是海明威，收信人则是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日期为1941年7月30日。

    海明威自己在信中声称，在他去远东之前，一位名叫怀特的先生叮嘱他留意中国的情况。在中国，尽管大部分时间沉浸在醉酒之中，海明威还是打点起了足够的责任心，和许多相关人士进行了认真的会谈，其中包括周恩来和蒋介石夫妻，而且为了了解中国军备的真实情形，他还曾和夫人深入前线，吃尽苦头。因此，莫雷拉认为，与其说海明威在远东是一个文学探险家，不如说他是一个为美国收集情报的间谍。

　　最近国内外有四场吵架事件值得关注，按水平高低排列依次是：《达芬奇密码》、郭德纲、韩寒和馒头。在这里，评判吵架水平高低的标准，是看这场架是不是摆了事实，讲了道理。

　　馒头这一架，本来有条件吵得跟《达芬奇密码》一样高级——它们的核心都是版权问题嘛。但是，密码是名人被别人指控抄袭，馒头是名人指控别人抄袭；密码周围对名人没有那么复杂的情绪，馒头周围却有一种人人攥着板砖、出来一个砸一个、出来两个砸一双的情绪。 　　

　　馒头飞来飞去的同时，促成了愤慨的发泄以及发泄的狂欢。胡戈的恶搞是有才华和技术作底子的，可是四下里那么多污七八糟的板砖砸在陈凯歌脸上，跟过大年放小鞭一样，伴随着许多的欢呼雀跃。

　　这样一来，馒头这一架还没走到摆事实、讲道理那一步就走不下去了。胡戈中庸地见好就收，陈凯歌也不再提诉诸法律。胡戈是不是侵了陈凯歌的权，本来可以提炼出来大搞特搞的讨论，基于“不告不理”的原则，戛然而止了。

　　现在只能看《达芬奇密码》的作者丹布朗继续往前走。《圣血与圣杯》从一开始就选择了对簿公堂——这是最好的吵架的地方；他们也没告丹布朗，基于对法律技术因素的考虑，他们告的是出版社兰登书屋。这起点，比馒头的终点还高。

　　作为关键证人，丹布朗出庭当日公布了一份69页的声明，也就是摆了69页的事实、要讲一个道理：《圣血和圣杯》的假说是个到处可见的寻常创意，他犯不着专门捧着《圣血与圣杯》抄。这手段，也很高。

　　还有，《泰晤士报》评论说，英国版权法对表达某种创意的保护甚于对这种创意本身的保护。此案涉及假说是否可以获得版权保护、版权保护的底线在哪里、作者能在多大程度上借鉴他人的创意等诸多问题，其判决有可能为英国处理侵犯版权类讼案开创先例。

　　从这一角度讲，此案的价值超过原告要求的1000万英镑赔偿金额。这境界，那是相当高了。

　　韩寒比馒头稍微高级一点点。它围绕核心论断，即“‘80后’不是文学”和“文坛是个屁”，亮出了正反方，可以引发无尽讨论，诱发无限联想。

　　无尽讨论，比如说，作家、诗人和批评家都可以摆出事实，广泛谈论一下，文坛到底是不是一个屁呢？即，文坛腐败到底是不是很严重呢？中国文坛到底能不能代表中国文学呢？评判青年文学创作的标准是什么呢？

　　无限联想，比如说，咦，原来有人说文坛是个屁啊。那么，还有哪些东西，我们也可以试着说说它是屁呢。

　　不够高级，也是因为它戛然而止了。这一架因文坛（或文学）而起，最后变成了道德。韩寒对着文坛的裤裆踹了两脚就跑了，他说他要玩车而不是扯蛋——他实际上根本没打算真地讨论文学；白烨不再吭气，文坛没一个正经人出来说话。

　　余华不说话，贾平凹不说话，王蒙也不说话——不知是文坛没人了，还是没有文坛了，或者文坛变成屁了。其他发议论的人，讨论的是韩寒该不该骂人，权威该不该受尊重。吵架的人都走了，吵架的题目掉在地上没人拣，被拣起来的题目是，吵架应该怎么吵。

　　国内吵得相对有点水平的，只有郭德纲这一架了。这个架，已经吵成连环，正在吵入内幕，随时可能吵出高潮。

　　郭德纲写博客非点名批评某院长，当过院长的杨志刚非常愤怒，说“我要告他”；郭德纲拿汪洋取乐，汪洋说要起诉他，汪洋还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上梁侯耀华也很愤怒，但是说“我不告他”……

　　你们看，这份热闹，它不是草根郭德纲一个人的功劳，它是相声艺术界集体努力的结果。

　　这个正在进行的连环大吵，可以吵出很多名堂，试提供几条思路如下：

　　艺术地吵：通过开涮他人达到逗笑的效果，在相声中叫做“砸挂”，砸挂的尺度如何把握？幽默的原则是什么？

　　人性地吵：相声演员之间陈芝麻烂谷子的个人恩怨，是不是一段中国史、一种国民性的浓缩？现在怎样看待当时的集体无意识？

　　政治地吵：相声圈里原来这么乱啊，大家都不说相声改行吵架，相声艺术怎么发展？

　　所以说，吵架其实可以很高级，吵架这件事本身就有个很高级的说法：真理愈辩愈明。就目前情况看，郭德纲这场架大有潜力可挖。值得庆幸的是，这个架目前没有要戛然而止的迹象。

《蟋蟀》，徐名涛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2月第一版，22.00元

　　奥一网讯 徐名涛曾创作过一部风靡一时的长篇小说——《北京往事》。这部作品娴熟扎实的语言功底给我留下过深刻的印象

，但同时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他对时尚的意属和对市场的款款情意。只要我们看看他的“广场之恋”、“施大爷的春心”等没有节制的肆意夸张和渲染的章节命名，其背后的诉求便一目了然。因此那是一部试图搭乘消费主义快车、但又只有时尚外衣而难以放下身架的“夹生”之作。在我看来，那是一部“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作品。其实，作家只要改换一下那花哨作秀的题目——尽管它也是拳头加枕头、色情加暴力，但小说就完全是另外一种面目。但《北京往事》的语言又确凿无疑证明了徐名涛作为小说家的才能。

　　这一看法在徐名涛的长篇小说《蟋蟀》中得到了证实。这是一部离奇而怪异的小说，故事情节密集又悬疑丛生，显示了作家很强的想象力和驾驭故事的能力。故事的时间和背景都隐约迷离，我们只能在不确切的描述中知道，这是一个发生在清末民初期间、巢湖一带的姥桥镇陈家大院和妓院翠苑楼里的故事。大院的封闭性、私秘性和妓院制度，预示了这是一段陈年旧事，它一旦被敞开，扑面而来挥之不去的是一种陈腐霉变的腐烂气息。这种气息我们既熟悉又陌生：妻妾成群的陈天万陈掌柜、深怀怨恨的少东家陈金坤、风情万种的小妾阿雄、禀性难改的小妾梅娘、表面儒雅心怀叵测的义子王世毅、始终不在场但阴魂不散的情种秦钟以及一任管家两任知县等，各怀心腹事地款款而来。

　　这是两个不同的场景，一个是私人化的宅院，一个是公共化的妓院。但这两个不同的场景却隐含了共同的人性和欲望，在无数的谎言中上演了相似的爱恨情仇。陈家大院的主人陈天万陈掌柜一生沉迷斗蟋蟀，他的生死悲欢都与蟋蟀息息相关，在爱妾与蟋蟀之间他更爱蟋蟀，但他必须说出更爱小妾阿雄；小妾梅娘与少东家有染、与知县两情相悦、与义子王士毅有肌肤之亲并最终身怀六甲；王士毅表面儒雅但与妻子豆儿同床异梦，对收留他的义父陈掌柜的两个小妾虎视眈眈以怨报德；管家表面忠诚但对陈家家产蓄谋已久韬光养晦……但这一切都被谎言所遮蔽。院墙之外虽然传言不绝街谈巷议，但大院昏暗的生活仍在瞒与骗中悄然流逝。然而死水微澜终酿成滔天大浪，陈家大院更换了主人，那个只有母亲而父亲匿名的孩子，虽然身份暧昧，但因眉眼、提蟋蟀罐走路姿态和对蟋蟀的痴迷，使人们有理由相信了那就是陈掌柜的孩子。邻里释然大院宁静，但这个被命名为司钊的孩子，许多年过后，无论他的父亲是谁，可以肯定的是，他是又一个陈天万，他一定会承传陈家大院。这个意味深长的结尾，也使《蟋蟀》成为一部意味深长的小说。

　　在故事的结构方式上，《蟋蟀》有两条明暗交织的线索：一条是长颚蟋的被盗；一条是秦钟的神秘之死。这两条线索几乎掌控了陈家大院所有人的心理和精神生活，所有人的恐惧和快乐无不与这两个秘密相关。秦钟不散的阴魂不仅笼罩在陈家每个人的心头，甚至惊动了两任知县。每每提及秦钟命案陈家上下便魂不守舍讳莫如深，其实这个令人惊恐的事件水落石出时并不那么复杂，但它却是提领小说的灵魂；陈掌柜虽然不至于玩物丧志，但他对蟋蟀的迷恋最终还是引他走向万劫不复，长颚蟋的被盗终于让陈掌柜心无所系一命归西。《蟋蟀》中的文化与传统中国的主流文化既有关系又有区别：达官贵人对享乐的迷恋与陈家大院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但他们同时也有或兼济天下或独善其身的情怀或抱负；不同的是，陈家大院作为颓废的民间文化，所散发的仅仅是无可救要的腐烂气。这种文化犹如风中的罂粟，摇曳中的凄美惨烈背后隐藏着致命的绝杀。我惊讶徐名涛对这种文化气味的熟悉、提炼和掌控能力，他对享乐的体悟和对颓唐之美的拿捏。

　　当然，对这部有极高阅读价值的小说，我仍有不满足的地方：小说叙述节奏过于急促，情节密度过大，而不断牵扯出的人物或头绪，酷似明清白话小说的全知叙事视角。如果小说的叙事能够再从容一些，节奏再舒缓一些，可能会更能表现传统享乐生活的趣味和文化内涵。

宗教作为一种信仰，无疑可以说是一种精神寄托。拉尔夫选择宗教并且将做教士作为自己的职业不能说是一种信仰，只能说他选择了传教这种职业。为了获得事业上的成功，他将自己卖给权力，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是爱情，天伦和毕生孤寂。
　　
　　 拉尔夫是个神父，但他并非真的信仰上帝。事实上，他本身对上帝的存在是不能确定的，所以当别人对上帝提出怀疑时，作为神父的他并不理直气壮地予以教导，而是以一种你可以不信，我并不强迫你信的心态去对待异教徒。他接近宗教的异议者玛丽，并非是为了向玛丽传达神圣的教义，而是因为玛丽是一个拥有千万身家的富婆，第一次，他将自己卖给了金钱。
　　
　　 首先，拉尔夫智慧，一个聪明的脑袋下一张绝好的口才；其次，拉尔夫健壮，漂亮，拥有迷人的身体。这两样东西是他走进玛丽的最有利条件。拉尔夫走进玛丽是为了走近玛丽的金钱，以获得将来晋升的砝码。老玛丽干练精明，和拉尔夫一样聪明绝顶。她以自己独到的生意眼光攫取大量的金钱，和拉尔夫相同的是，玛丽也存在着她的致命的缺陷，寡居，孤独寂寞。这时候的拉尔夫和玛丽，彼此需要着，但他们的需要是不同的，所以他们彼此战斗着。拉尔夫厌恶玛丽的老丑，诅咒玛丽的算计，但最终还是臣服在玛丽的脚下；玛丽也一样，明知道拉尔夫不爱她而只喜欢她的金钱，但却没有办法摆脱他的诱惑—对拉尔夫精神的，肉体的那种渴望。她得不到他，所以她不甘心，至死都和拉尔夫战争。她从容地安排自己的死期，生无所恋，所以她选择死亡。她将自己千万镑的金钱来算计拉尔夫的灵魂，在她计算好的某天，她如期死了。而此时的拉尔夫，已经深深地爱上了玛丽姑妈的侄女儿—可爱的麦琪姑娘，在金钱和爱情之间，拉尔夫面临第二次抉择和交战。
　　
　　 教士的灵魂没有托付给上帝，可怜的拉尔夫将自己的灵魂寄放在一个幼女身上。认识麦琪时，拉尔夫早已成人，而麦琪还是个幼女。他喜欢麦琪的纯洁美丽，她是他的玫瑰。他接近她，宠爱她，为她创造最好的条件。他在神父私邸为寄读的麦琪铺好最漂亮舒适的床；当麦琪在同母异父的哥哥和父亲冲突受到伤害时，神父恨不能杀了肇事的父子俩。拉尔夫爱小麦琪，但拉尔夫更爱他的权力和地位。拉尔夫之所以会将爱寄托在小麦琪的身上，是因为麦琪太小，谁也不会怀疑他的动机，不是一个神父的博爱而是一种情爱，他不能爱和他相当的已经长成的女性，虽然那么多的女性挑逗他，他不为所动，因为成年的女性威吓到他的地位—-现在的神父地位，将来的梦寐以求的大主教的地位。
　　
　　 时光荏苒，麦琪长大了，长成了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拉尔夫对麦琪的爱也与日俱增，甚至到了想为了麦琪而放弃自己的追求的地步。洞明这一切的老玛丽心如死灰，同时又无可奈何。她可以从容地死，但她致死都要给拉尔夫出个难题，她用自己的身家来赌拉尔夫的人性，玛丽她赢了。在玛丽死掉的第二天，拉尔夫拆开了玛丽昨晚交给他并嘱咐他在她死后才能拆开的信和遗嘱。面对一千三百万镑的金钱，拉尔夫放弃了麦琪，虽然这种放弃是那样的疼痛刻骨。在他公开这遗嘱就将远离麦琪前，他是那样的伤感：玫瑰的灰！玫瑰的灰！他多想将麦琪拥入自己的怀中呀，但他还是将麦琪给卖了，那价钱是一千三百万磅！他一边诅咒着玛丽早些腐烂，一边将麦琪卖了个好价钱！爱情与金钱和权力这两个砝码，拉尔夫心里的天平明显地倾斜。
　　
　　 拉尔夫成功了，一半靠的是他自己的聪明才智，一半是玛丽的成全。他一步一步地走向权力的颠峰——主教，大主教，红衣大主教。他得到了他的梦寐以求，但他开心么？他不开心。他心里有爱，那是一种铭心刻骨的牵念。当他的思念起来时，他只能跪在地上一遍又一遍地祷告，跪麻自己的肉体来减轻自己精神的折磨，只有这样，他才能够不会做出马上卖车票到麦琪身边的举动。玫瑰的灰！玫瑰的灰！这就是代价！
　　
　　 拉尔夫将身体卖给了权力，但他的灵魂无所皈依。漂泊了大半生，他终于来找麦琪了。在那无人的岛上，也只能在那无人的岛上，压抑的灵魂才敢上来和自己的所爱聚会。一生的珍藏只为了这一次，可恨可怜可爱的拉尔夫！在麦琪为思念拉尔夫而苦苦挣扎，在无人的沙滩上痛哭打滚总算比较平静的时候，拉尔夫出现在麦琪的面前。
　　
　　 拉尔夫能够感应到麦琪的苦难。每当麦琪受到困厄时，拉尔夫都好象能够感应到，总是在麦琪最需要他出现的时候出现在麦琪的面前：在德洛耶达遭受大火，麦琪父兄相继遇难的时候；在麦琪生产，面临生命危险的时候；在麦琪面临婚姻的困厄的时候……拉儿夫的灵魂是寄存在德洛耶达了。
　　
　　 老玛丽报复了他，麦琪也报复了他。拉尔夫一直到丹尼死去后，才知道他有个儿子在。他一直不能释怀的是麦琪在孤岛和他重逢，和他有了鱼水之欢后还生了个儿子——“她一定没有马上离开卢克，反而是回到他那儿去过了，所以生了这个美丽的少年”他以为的卢克的儿子，竟然是他自己的儿子！
　　
　　 一生的追逐换一生的孤寂。拉尔夫让自己的一生在孤寂中度过，也让自己心爱的女人麦琪的一生孤寂。上帝得到了拉尔夫的身体，但最终也没有得到拉尔夫的灵魂。鲜活的得不到身体，死寂的得不到灵魂。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现在已经是四十年过去了。关于文革的话题，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曾经大量展开，那时候，大量的政治、历史、文学作品，回顾十年惨痛历史，开启了对人性化社会的文化建设。此后，随着对西单民主墙的封杀，随着清理精神污染的逆流泛滥，终于在八九民运之后，文革成了被禁止的话题。中国的历史到了1966年开始的这一段，除了一些花边新闻式的文章，几乎不允许任何严肃的讨论。即使是四十年后的今天，即使很多文革的受难者现在掌握权力，文革仍然是一个敏感的禁区.

如果说限制六四、法轮功话题，还有一些能够被人们理解的现实政治原因的话，那么，四十年的文革前，也成为思想理论禁区，使很多人难以理解。不过，对这种难以理解的现状加以理解，恰恰提供了解读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非常具有价值的视角。

第一， 政力的本质来说，文革的权力运作，在“大民主”的表象之下，其实 是一种完全漠视法律的独裁专制政治特性，这和当今的政权性质，并无二致；第二，对文革的思考与探讨，无疑将把人们的视线导向“人权”这样一种无法回避的现代观念，很显然，目前的中共，绝没有胆量让人们认真思考“人权”一词的含义，宪法中的“人权”一词，象“人民”、“法治”、“民主”等概念一样，是被中共抽取了实质内涵的空泛辞藻；第三，黑箱作业的政治体制，处心积虑地使民众对政治产生敬与畏的心理，而文革这种极端状态下的社会动员与谎言破灭，使人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中共权力运作的手法，看清冠冕堂皇的口号背后那些污浊的东西，冲击中共至今自我标榜的“伟大光荣正确”形象；第四，文革在整体上绝对专制的权力本质，并不能掩盖一个事实：出于毛泽东控制官僚阶层的需要，文革时期对中共官员尤其是中下层官员的侵占欲望有所制约束，那时，中下层官员尚不敢肆无忌惮地贪污腐败，这也是目前部分民众对毛泽东时代仍有留恋的原因，文革是黑暗的，但就民众能感受到的腐败程度而言，与目前的无官不贪比较起来，还属于小打小闹。大概这也是目前的中共，不能允许谈论文革的原因之一。

总之，尽管扭曲事实和篡改历史是中共一贯的拿手好戏，尽管天安门屠杀时的邓小平和镇压法轮功时的江泽民，对文革时的毛泽东有了惺惺相惜的理解，但因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文革已有定性，无法公然翻案，无奈之下，中共只好一股脑地禁止文革话题。中共专制野蛮的政治规则与现代文明的本质性冲突，使他们面对自己制造的灾祸，只好象鸵鸟一样，胆怯地将脑袋埋进沙子。

自由亚洲电台

      作为最公正的发言者，死后才发表的《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赠言》让我们有机会澄清了对苏联音乐最大的误解——有人认为早已被公认的，获得世界荣誉的第七(又名《列宁格 勒交响曲》)、第八交响曲是描写战争，这些人是多么的又聋又瞎!我的交响曲多数是墓碑，是献给因政治迫害而死在何方葬在何处都不知的每一个受害者!

　　我们都很熟悉七交中的炮声，我们真的曾认为那是怀着极大的热情、誓死保卫列宁格勒的 号角，然而，将死的作曲家本人却一语道破天机：他是为一个民族被迫流亡的孤魂野鬼造 下的墓碑!他没有那么伟大要关心危系民族存亡的卫国战争，或者说，比较起亡国或在战争 中死去的人们，他认为被这个貌似伟大的国家驱逐或被迫流亡的人才是民族最宝贵的魂魄! 

　　这是一个被坚冰覆盖的充满了铁血和罪恶的极权国家。当我们慢条斯理地在它自我毁灭后若 干年再来清理它的音乐遗产时，我们惊奇地发现，最优秀的人都跑了，被迫流亡到异国他乡 ，但他们都到过美国–这个新大陆的新音乐事业竟是由它最强大的对手的流亡者来支撑的 。

　　先是拉赫玛尼诺夫的逃跑–这位天才在写完神鬼莫测的《第二号钢琴协奏曲》后，亲自指 挥 了令人百般惊愕的《死亡岛》，这个揭示了世界是处处吸附生命的漩涡和黑洞的主题立即让 他在本国无处容身，他开始流亡，流亡中途遇上了随后流亡出来的歌唱家夏里亚宾，异国相 见，两人抱头痛哭，他们没想到一个国家这样轻易地就把它的公民抛弃了。

　　也许他们并不孤独，因为伟大的俄国或苏联又在准备抛弃它的另一位天才斯特拉文斯基，这 个不到30岁就以《火鸟》和《春之祭》轰动世界的年轻人本想努力在这个国度生活下去，可 是，他的祖国却不想收留他，在对他使出百般刁难的攻击后，作为二十世纪音乐的一面镜 子的斯特拉文斯基只好出走，一走就又辗转到了美国。

　　这仍然只是个开头，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随后或先后又义务为美国输送了大批 音乐人才；格拉祖诺夫、斯克里亚宾、普罗科菲耶夫……

　　所有出走或流亡的音乐家都生活得很不愉快，他们都不情愿离开他们精神的母地，他们无日 不思念俄国的一草一木，他们总盼望有朝一日还能回去，事实上，作为最有前途的俄罗斯作 曲家，普罗科菲耶夫在美国生活数年之后，终于设法又回到了俄国，然而，他除了还能创作 一些无毒无害但有副作用的主旋律作品外，他发现他连说话也不方便了，因为当局把斯大林 奖 当追悼会一样颁给了他，天真的普罗科菲耶夫终于惊醒，为达到速死和不说话两个被暗 示的要求，他选择了脑溢血。

　　降了跟上当权者的意志，乖乖地制造出御用垃圾，并把它强行往最为崇高的目标和理想靠过 去，然后领取像政府小费或失业救济金一样的斯大林奖，任何一名想在艺术上有所独创或追 求的音乐家都只有被迫出走和流亡。联想到肖斯塔科维奇的临别赠言，再去翻看他此前一贯 的自我谴责颓废和误入歧途，并不遗余力地吹棒党是如何一贯正确，我们突然得出结论 ，这个忏悔真诚、认识彻底的人原来一直都只在欺骗苏联共产党!他越表现得这般乖巧，这 样对党心领神会、唯命是从，都不过是为了倾毕生之力安全地写下为苏联送葬的挽歌!

　　在俄国、在苏联，并不是只有音乐家的遭际才能引我们掬一捧同情之泪，事实上，作家的境 况还要艰难得多，据权威部门的统计，从1934年苏联作协成立，至1953年斯大林驾崩期间， 共 有两千多作家遭到处决、关押或流放!这就是这个国家极权专政的功劳!这种铁幕政府的行为 养成绝非一日之功，甚至在列宁时代，它的极权传统就已养成，作为被粉饰的作家高尔基， 实际上是当时生活得最为苦痛的人之一，他永远都处在营救途中，他公开对列宁宣扬：我 坚决抗议这一杀戳本来精神就相当贫乏的人民的大脑的策略，他就这样不停地呼号奔走， 他认定每一个濒死之人都是俄罗斯的大脑途瘛Ｋ窃谕炀纫桓雒褡澹患聘鋈说檬В?他的死因至今不明，只知道列宁同志对他常常很不耐烦。

　　在普希金开创了伟大的俄罗斯文学精神也开创了流亡先河的国度，我们不可能将七年之中 两千名遭处决和流亡的作家一一举证，我们只能猜想，别的民族的作家群中只要有十个以上 的人遭到类似遭际，这个民族多半就会为卖友求荣、人自有危搞垮，但在俄罗斯，越是如此 暗黑，便越有作为民族背梁和良知的人站出来，最感人的事发生在《日瓦戈医生》的主人帕 斯捷尔纳克身上，他在苏联本已危在旦夕，可他刚一听说与他私交很一般的诗人曼德尔施塔 姆被捕的消息，立时暴怒，他近乎疯狂地要求斯大林放人，他到处奔走，他觉得人的尊严不 可让渡。他不考虑后代的前程，他宁愿生下个死婴，也绝不以此为条件向当局妥协。

　　他只为挽救一个陌生人，或是一个跟他原本还有些交恶的人，这种骨血与勇气把塑造成一个 民族正直的良知与道德支架，他不愿让步，为了民族血脉的延续，为了让自己的苟活变得稍 有意义。他必须这样做。他这样做了，随后，涅克拉索夫跟了上来–他因拒绝在反对帕斯 捷尔纳克的联名信上签字而被迫流亡，随后，帕斯捷尔纳克也开始流亡。

　　他们不是在为自己的悲惨命运而流亡，他们是在为一个民族受过，他们深知，这个国家要完 蛋了，但这个民族还要坚韧地活下去，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把火种，这个民族习惯于流亡， 好些前辈比如屠洛涅夫都是流亡者。

　　俄罗斯为什么这么黑暗?现代极权统治如何轻易地就毁灭了这么伟大的国度?作为观光客的罗 曼·罗兰说不清楚，研究权力异端的茨威格也说不清楚，它需要一批来自这个国度的真的勇 士和警世者的努力，《日瓦戈医生》这样做了，索尔仁琴尼的《古拉格群岛》紧随其后，然 后还有扎米亚京，他的流亡成果是《我们》，我们是谁?为什么是我们?原来，我的 意义已全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无我的整体，他们是唯一国中的公民，是丧尽了 个人权利的号码，所以，我们注定没有前途，我们有了前途，那这个民族就已 灭绝了。

　　极权统治试图或无意中制造的正是我们的诞生。我们注定是要把这个曾经伟大的民族的个体全部消灭光，这已不仅是一次大清洗，它的主要目的是要消灭这个种族!

　　为了保存火种，只有流亡，只有与我们对抗。极权统治永远都只是一个利欲熏心的短期 实体，只要熬过去，所有的流亡者都会回来，所有的个体也都会再次复活。

《华夏文摘》的编辑华新民先生最近写了一篇极为精彩的书评<从太阳不露脸谈起 – 观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谈的是我的朋友卡玛女士摄制的有关文革的电影。书评中他谈到了当年红卫兵的觉醒，并举了一个今天已经为大多数人，甚至文革研究者都遗忘了的名字：朱成昭。

对此，华文是这样回忆的：“大学生红卫兵当中也有觉醒者，尽管为数不多。大学生思想深一些，阅历广一些，这些觉醒者，不像中学生中的老红卫兵那样是因为自己的老子成了运动的打击对象，而是看到了毛发动文革的真正动机。他们中的一个代表就是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朱成昭。现在的文革史提到文革中有名的“五大领袖”都是指北大的聂元梓，清华的蒯大富，北师大的谭厚兰，北航的韩爱晶和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其实地质学院“东方红”的早期领袖是朱成昭，他也是大名鼎鼎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最早的“司令”，当时的名声不在蒯大富之下。但是不久之后朱成昭这个名字便消失了，换上了现在大家都知道的王大宾。其中原因，据当时流传的故事说，是因为当时地院“东方红”从四川把彭德怀押回北京，红卫兵的头头们在大会批斗前秘密预审彭德怀，彭将自己同毛在庐山会议上交恶的前因后果和盘托出，竟然说服了朱成昭等几个人，使他们幡然认识到，文革的源头是批判《海瑞罢官》，而%%$海瑞%%$就是彭德怀，毛发动文革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坚持自己的%%$三面红旗%%$，扫除一切同情彭德怀的领导人，消灭一切替彭翻案的可能性。朱成昭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后，还同另一个造反派学生领袖叶向真（叶剑英的女儿）企图偷越国境，被周恩来派人抓了回来。据知情人说，实际情况是，朱是调干生，对大跃进以来的中国社会现状早有自己的看法，彭德怀的一席谈话只不过是印证了他久存在心中的怀疑而已。叶向真受到周恩来的保护，在文革后似乎还出来拍过电影，朱成昭则不知所终。”

正巧，我因为研究文革中的异端思潮，1998年8月11日在澳洲记者晓涵和美国《时代杂志》北京记者米雅的安排下采访了朱成昭先生。在长达3小时的访谈中，对他的觉醒、叛逆和受迫害的全部过程有了第一手的了解。本来，我与朱先生相约来年在北京再畅谈一次红卫兵运动，但不料不久就传来了他因心肌梗塞而粹然逝世的噩耗，目下在我办公室中的3卷录音竟成了我能听到的他最后的声音。

朱成昭，安徽人。其父在文革前是上海建工局一个副局级老干部。他1960年毕业于上海市上海中学，当时是整个上海乃至全中国最好的中学之一。在上中，他是品学兼优的团干部，好学生。以至一毕业，中国科学院因一个在计算机方面尽快赶上西方的秘密计划，直接把他抽到上海的计算机研究所工作，作为未来的专家培养。朱在那里工作了两年，已经担任了课题组组长。然而在工作中他感到了自己在科学基础知识的贫乏，决定再去读大学。受到当时在上中最为流行的《勘探队员之歌》的影响，他报考了北京地质学院。因为他是从工作岗位上再来都大学，就变成了“调干生”。1962年入校后，正值阶级斗争之风盛行，朱和不少同学一起被两次派出参加“四清”。

1966年6月文革爆发，朱是水文系四年级学生。他和一些有独立思考精神的同学一起给以邹家尤为首的地院工作队提了一些意见。被划为“第三类学生”，在工作组整的黑材料中已经定下“送去劳改”。当时的工作队付队长边固在一次对“第三类学生”的训话中竟骂他们：“共产党养你们比养一群狗还不值！”朱和蒋良朴、田春林、梅建明等同学一起被逼上梁山，7月份揭竿而起“造反，”8月8日成立了地院“东方红公社”。因为朱和他的伙伴们在组织路线上不搞“血统论”，东方红公社很快成为地院的绝大多数派。1966年9月6日，由朱牵头，在北京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首都三司”）。据朱在采访中告诉笔者：首都三司从来没有设立过“司令”一职，但他当时是实际上的“第一把手”。当时蒯大富仍然在清华大学受压，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多次要他设法支持蒯大富，以“减轻中央压力”，他当即派过一支地院东方红的战斗队去清华帮助蒯组织队伍。后来，朱又请蒯担任三司的副手，这便是蒯大富是三司“蒯司令”的流传的由来。

对三司和地院东方红公社这样主要的造反派红卫兵队伍，中共中央的各派当时都想要利用。毛泽东自7月起便一直派他的女儿肖力（李纳）任直接的联络员；周恩来有一个秘密联络员“老李”；中央文革的关锋、阎长贵等都担任过观察员和联络员。 1966年9－10月间，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当时中央戏剧学院造反派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头头来地院求援，认识了朱成昭。两人在不少政治观点上非常一致，不久又坠入情网。这对朱的思想有不小的影响。另外，文革的深入把许多老干部，包括朱的父亲都打成了“黑帮”，也使他对文革有新的思考。

1966年11月，地院东方红公社接受周恩来的秘密命令，把彭德怀从四川抓回北京。另外，江青、戚本禹也在同时对他们和北航红旗有过抓彭的指示。朱曾派了三批人去抓彭。第一批王大来、钱信等人在12月15日进入彭的住处，与彭就文革以及党史上的一些问题有过长谈，结果被彭感化，认为彭讲的都是“真话、实话”，又支持文革。最后对彭同情到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可能现在不了解彭现在的情况，他们有责任把彭目前的情况和他们的看法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和中央文革汇报”的地步。第二批是当时东方红公社的第三把手王大宾，于12月18日到达成都，又和第一批抓彭成员一起回京与朱商量。因为朱的安徽老家

“三年自然灾害”中也饿死了成千上万的人，朱对彭一直持同情态度。他们把在四川时与彭的谈话记录交给了中央文革，被训斥为“严重政治错误”。中央文革又马上派了北航红旗赴川抓彭。在这一情况下，朱派出第三批胡乐成等100余人，从北航红旗手里抢回了彭。12月27日，彭德怀到达地院后，住在朱的房间，不过朱成昭和他没有过外面流传的“秘密预审”、“彻夜长谈”等接触，甚至没有说过任何一句话。然而，彭德怀当时有一套绝密材料，放在他随身携带的小箱子里。是他对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逐条反驳，以及对大跃进的保留看法等等。朱成昭仔细地看了这些材料，受到震动。这对他和他的伙伴们转变对文革的看法无疑有极大影响。他们一致认为：彭说的都是“实话”。

1966年底到1967年初，朱成昭、叶向真、蒋良朴、王大宾等人在梅建明家连续开“黑会”，准备公开炮打中央文革。不料王大宾偷偷向中央文革告密，67年1月23日，陈伯达写批示给朱，警告他：“不要掉到茅厕里去，成为茅厕里的石头”。为了有一个机会公开阐述自己的观点，朱成昭决定以“检查”为名公开自己的政治观点。2月4日，朱在地院作公开检查，因为这是首都三司“司令”的检查，共有3万人参加。朱在会上谈了他的“八大观点”：1〕大串联搞乱了全国；2〕整风军训实无必要；3〕中央文革运动群众；4〕中央文革抓人太多，比如联动；5〕中央文革对
老干部打击面太大；6〕中央文革太左；7〕在军委和中央文革之间，站在军委一边；8〕大联合大夺权早了。由于朱借“检查”为名系统“放毒”，这反而影响了很多对文革有怀疑的群众。2月8日，阎长贵到地院宣布这是“炮打中央文革，反对中央文革”。

1967年2月后朱被勒令“闭门思过”。7月，他因为和叶向真南下广州玩，被戚本禹诬蔑为：“偷了地质部国家机密，企图偷越国境”。被周恩来派公安部副部长于桑抓回北京。开始隔离审查。在他8月15日所写的<我的检查与交代>中，担心全国武斗以及两派分裂将会在文革后造成经济和人心两方面的“极大后遗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当时难得的真知灼见。

8月20日左右，朱被公安部正式拘留。与叶向真一起被打成“叶朱反革命集团”。1975年被送到湖北某劳改农场作为反革命分子劳动改造。叶向真在1972年林彪事件后即被周恩来释放，先去解放军的301医院学医，当了军医。文革后重操戏剧导演的旧业，当过电影《原野》的导演。她在1972年释放后便向朱成昭的朋友们表示，周恩来要她不要再和他们来往。但是据朱的朋友们向叶选宁（叶剑英的儿子）核实，周没有此说。而朱在他长达10年的牢狱和劳改生涯中，一直把叶向真当作自己心中至死不渝的恋人，还写了许多动人的情诗。这大概也是一个高干的女儿和一个普通干部的儿子难以成婚的常见悲剧吧……

朱成昭在1980年6月正式平反。当时据说中组部准备树两个反文革的典型。一是死去的张志新，二是活着的朱成昭。但是最后被叶剑英一笔勾去，理由是活着的树典型不好。据朱成昭说，他和叶剑英文革中失之交臂，一直没有见面。1966年1月19日，叶向真安排父亲与朱成昭见面。一是军委的几个老帅也想拉拢利用造反派红卫兵，二是叶剑英也想见见“未来的女婿”吧。但是因为那晚发生了几个老帅和中央文革小组冲突的“京西宾馆事件”，最后叶剑英叫秘书撤销了会见，此时朱在叶家已经等到半夜。此事，朱一直感到非常遗憾。

1985年朱成昭被分配到苏州江苏省第四地质水文大队工作。90年代初他在上海下海，组织过私人的建筑公司，负责地基打桩。据他说：“一开始事业做得比当年地院东方红公社还大”。但是最后被“三角债”活活拖垮。在我采访他时，朱已经退出商界准备潜心研究文革了。

据朱在接受我采访时说：我是“世界上第二个采访[他]的人，”第一个自然是指晓涵和米雅。他之所以接受我的采访，还因为我也毕业于上海市上海中学，是他的“小校友”。当他听说我准备就他的思想觉醒过程作专论研究，嘱我将来一定寄他看看，要和我“讨论讨论”。可惜的是，他不久粹死，我这些年忙于其他的一些研究，对“叶、朱反革命集团”的研究也一直没有成文。现在华新民先生提到了他的名字，使我感到我应当把当年访问的大要先告诉世人，因为朱成昭实在是一个红卫兵运动史和文革思想史上的一个不应当忘却的名字。

作者为文革研究专家，任职于狄金森学院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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