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寄一袋西湖边的桃花给徐志摩

绘图/裴旋

  □傅国涌

  诗人早结桃花缘

  留在储安平记忆中的徐志摩“就像一架火炉,大家围着他感到有劲”。他在《悼志摩先生》中说到,1930年春天,他编《今日》,向徐志摩要稿子,时在北平的志摩来信还惦记着江南的妩媚,“我在西湖时,曾装了一袋桃花寄给他过。”遥望当年,西子湖畔,桃花满天,年轻的储安平用袋子装桃花,寄给徐志摩的情景,我们只剩下了羡慕的分。

  西湖边的桃花固然令徐志摩心喜,桂花、梅花,乃至红叶、芦花也都是他爱的。他的家海宁硖石离西湖那么近,短短一生中,他一次次地来饱餐西湖风色,并多次与喜欢的老大哥胡适相约在西湖,1923年9月那次,他还留下了一本名为《西湖记》的日记。当时胡适正在烟霞洞养病。中秋节,他们本来约好一起在烟霞洞赏月,因为志摩从海宁到杭州太晚了,没有去成。

  次日,徐志摩才动身去烟霞洞,路上先逛了雷峰塔,感叹其“神秘的庄严的美”,不过他发现塔里面四根大砖柱已被拆成“倒置圆锥体形”,“看着危险极了”。等徐志摩到了烟霞洞,胡适和商务印书馆的元老高梦旦他们却游花坞去了,他喝了一碗茶,捡了几片大红叶,匆匆下山,以香蕉月饼代饭。

  10月20日,他又一次和胡适、朱经农等相约在西湖“寻快活”,他们都下榻在新新饭店,夜深,二更时分,他和胡适远眺湖、堤和堤影,“清绝秀绝美绝,真是理想的美人,随她怎样的姿态,也比拟不得的绝色。”一时动了心,想出去“拿舟玩月”,最后还是辜负了湖光、月色,不曾去偷尝“西子”的梦情。第二天他们先是游湖,上了湖心亭,“湖心亭看晚霞看湖光是湖上少人注意的一个精品———看初秋的芦荻,楼外楼吃蟹,曹女士贪看柳梢头的月,我们把桌子移到窗口,这才是持螯看月了!夕阳里的湖心亭,妙;月光下的湖心亭,更妙。

  晚霞里的芦雪是金色;月下的芦雪是银色。“胡适和他讨论起莫泊桑对月光的描绘,曹表妹唱起了”婉曼得狠“的《秋香》歌。他说在三潭印月,他不爱九曲、三潭之类,而爱在月光下看雷峰塔静极了的影子———”我见那个,便不要性命。“还有晚上雾霭苍茫中的阮公墩。

  他用一个“嫩”字形容中秋的西湖。那几天,他们还到过西溪、花坞,花坞的竹林、西溪的芦荻,他说是“数大”之美,对于花坞的竹子和那一带的风色,他无不叫绝。但他说与其白天去西溪看芦花,不如月夜泛舟湖心亭看芦花,近便又经济。有一天晚上,他们爬过葛岭,上过初阳台。

  1926年2月中旬,一个有风有雪的雪天,徐志摩到杭州,也不忘去灵峰探梅,坐在轿子里,“脚冻如冰,手指也直了”,《梅雪争春》诗所写的是他的亲历。当天,他和胡适一起去肺病医院看望了郁达夫。当然,他也没有忘记折一枝梅花,寄一封“没字的梅花信”给爱得死去活来的陆小曼。9月,徐志摩又到西湖,那正是与陆小曼发生婚外恋,难分难舍又遭遇阻力时,他盼望着情人的到来,焦虑,不安,心里升起了许多的凄凉,在楼外楼微醉时他尝到了凄凉味,他到烟霞岭下的满觉陇寻访桂花,村姑告诉他,几天的连绵风雨,早桂都完了。触景生情,他的诗中就有了花也憔悴、人也憔悴的意味。在烟霞洞和朋友闲谈,一句“红蓼红蕉都死了,紫薇也叫虫咬了”,竟也使他“怅触”,写了他很难得的一首旧体诗,其中有“秋雨横斜秋风紧”、“有人独立怅空溟”的句子。

  等到1927年春天,徐志摩偕陆小曼同到西湖,心境已完全不同,无论是到三潭印月,走九曲桥,吃藕粉,月下游湖,登峰看日出,还是吊雷峰塔遗迹,白云庵拜月老求签,上烟霞洞吃素餐,抑或龙井、九溪,西湖处处都在他眼里又变得可人起来了,即便是在孤山后面发现一个水潭,在他笔下也是———“浮红涨绿,俨然织锦,阳光自林隙来,附丽其上,益增娟媚。”在九溪,“尤可爱者则满山杜鹃花,鲜红照眼,如火如荼”,陆小曼不禁狂喜,急呼采采,爬上山坡,连跌倒也不顾,采了一大束,“插戴满头”。

  “志摩是新月的灵魂”

  在后人的眼中,徐志摩常常只是浪漫、爱美、爱玩的一个诗人,而在熟悉他的朋友看来,比他的诗更重要的是他的散文,比他的散文更重要的,却正是他的那种性格、热情,以及他的生活方式。有些人不喜欢他,认为他“肉麻”,鲁迅甚至骂他是“流氓”。但和他接触过的许多人喜欢他喜欢得不得了。叶公超认为“胡适之跟徐志摩完全是两种人。适之自然淳厚、冷静幽默,志摩却是风趣爽快,全然追求‘美与爱与自由’的性格。”胡适的《追悼志摩》一文引用叶公超评价徐志摩的另一些话,说徐志摩真正领略到了人生的趣味,短暂的一生都“在这永不能达到理想的追求中”,“是爱一切生活的人”,“他对于任何人,任何事从未有过绝对的怨恨,甚至无意中都没有表示过一些憎嫉的神气。他那本性的纯真似乎总不容他去追究人家的罪恶。”这确是知人之论,如果不是徐志摩的热心奔走,整天呼朋唤友,还不知道“新月社”会不会聚起那么多欧美留学回来的年轻知识分子,闻一多、余上沅、叶公超等都是一回国就参加了“新月社”。新月书店的诞生,也是他奔走最力的当然,叶公超说过:“组织新月社,编辑《晨报副刊》,筹办新月书店都是他最热心最起劲的事。为团体的事,志摩,他是不辞劳苦的。大家都不愿干的事,总是推到他头上去,而他也独有勇气去接受,去敲上锣鼓再说。”所以梁实秋有一句话:“胡[适]先生当然是新月的领袖,事实上志摩是新月的灵魂。”

  徐志摩的性格从这件事可见,鲁迅他们办语丝,他不识好歹就去投稿,被鲁迅在文章里嘲讽了一番。1925年,《晨报》主笔陈博生邀他接编《晨报副刊》,特意设宴,邀请一些知识分子发表改良副刊的办法,张奚若开口便说:“这并不是个改良的问题,这只是个停办的问题。”随后,还写了一篇短文《副刊殃》给《晨报副刊》,其中说鉴于当今思想界的堕落,现在的问题不是如何拯救副刊,而是应该一把火把它们烧掉。徐志摩一样照登不误,而且配了一段长长的编者按,说张奚若“是个‘硬’人”,“他是一块岩石,还是一块长满着苍苔的(岩石)”,其身体、品行、意志、说话都是硬的,“直挺挺的几段,直挺挺的几句,有时这直挺挺中也有一种异样的妩媚,像张飞与牛皋那味道。”他说张既是可亲可爱的,也是可敬可畏的。

  这是徐志摩的本色,他身上有一种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的气质,可以说他是英美教育的结果。他于1896年出生在浙江海宁,从1918年起,徐志摩就在美国克拉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求学。之后他又先后进入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剑桥大学皇家学院深造,剑桥就是他诗中美丽绝伦的“康桥”。剑桥的岁月对诗人徐志摩一生的影响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在留下《康桥再会吧》一诗后,他于1922年8月放弃了一年即可到手的博士学位,起程回国,于10月15日回到上海。由此也不难想见其不一般的性格。

  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外情,从离婚到结婚乃至婚后,都曾闹得沸沸扬扬,颇遭舆论厚非,也为一些亲友所不理解。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本来想请胡适做证婚人,胡太太气得不得了,当着叶公超的面就骂胡适。再加上胡适7月份就出国去了。所以他出面再三请求徐志摩的老师梁启超做证婚人。为了徐志摩与陆小曼的事,胡太太一天到晚骂胡适。

  有一次叶公超在胡适家里,她又当面骂胡适,骂《新月》的这些人,用很粗的话骂,骂得他们都不说话。她说:“你们都会写文章,我不会写文章,有一天我要把你们这些人的真实面目写出来,你们都是两个面目的人。”胡适好几次和叶公超谈起陆小曼的事,“他当然没有说不配,但是觉得徐志摩不应该这样放任自己的去追求陆小曼。”

  了解徐志摩的人都知道,“其实志摩的生活是浪漫而不颓废,在几年之内他发表了许多的著作,有诗、有散文、有小说、有戏剧、有翻译,在语言文字上更独树风格,是一般人难望其项背的。”(叶公超语)这一点,哪怕我们读一读当年他在《晨报副刊》为青年沈从文作品配的“编者按”就够了:

  “作者的笔真像是梦里的一支小艇,在波纹瘦缣缣的梦河里荡着,处处有着落,却又处处不留痕迹;这般作品不是写成的,是‘想’成的。给这类的作者,批评是多余的:因为他自己的想像就是最不放松最不出声的批评者;奖励也是多余的:因为春草的发青,云雀的放歌,都是用不着人们的奖励的。”

  1928年3月10日,《新月》创刊号问世,发刊词出自徐志摩的手笔,那个时候(1928年、1929年之际),后来被称为“新月派”的那批朋友云集上海,几乎每星期都有一次饭局,每次两桌,经常参加的有胡适、徐志摩、余上沅、丁西林、叶公超、潘光旦、刘英士、罗隆基、闻一多、饶子离、张禹九、张滋闿,这大约就是《新月》的基本阵营。“每次志摩一到,就弄得大家欢喜不已,他从不谈文学,谈的都是吃、穿、头发、玩……”,徐志摩爱神聊,上天下地地聊,叶公超记得,1927年之后,徐志摩在光华大学外文系任教,他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教,见面的机会很多。有一次志摩竟和他聊了个通宵,“从轮盘赌的神秘说到人生的运命,买卖金子的亏赢:贩卖钢版皮口袋和头发网子人的面貌,说到这里窗外布谷的声音又使他想起印度种种的歌鸟,泰戈尔欢喜的花鸟,爱尔兰人叶慈给泰戈尔的一封信,与他只有两面因缘的曼殊斐儿,曼殊斐儿的眼睛,哈代说话的音调,每早光华道上的的鸟声,桌上那书皮的颜色,《新月》月刊的封面……”徐志摩本人在1923年10月13日的日记中记着,他和胡适聊天,无所不谈,“谈书、谈诗、谈友情、谈爱、谈恋、谈人生、谈此谈彼:不觉夜之渐短。”

  诗人的另一面

  《新月》从创刊号到第二卷一期,由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三人编辑,从二卷二期到五期,编辑是梁实秋、潘光旦、叶公超、饶孟侃、徐志摩五个人。此后,很长一段时期《新月》曾由学政治学出身的罗隆基主编,发表许多批评时政、倡导人权的文章,与国民党当局面对面交锋,大致上这个时期为多。徐志摩和不少朋友对此都有微词,好长时间不给《新月》写稿,罗隆基几次写信向胡适抱怨。但是我们不能忘记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正是这位“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的诗人,也曾为《晨报诗镌》“纪念三一八”专号写下《梅雪争春》:

  南方新年里有一天下大雪,

  我到灵峰去探春梅的消息;

  残落的梅萼瓣瓣在雪里腌,

  我笑说这颜色还欠三分艳!

  运命说:你赶花朝节前回京,

  我替你备下真鲜艳的春景:

  白的还是那冷翩翩的飞雪,

  但梅花是十三龄童的热雪!

  在《自剖》一文中,他直接谴责了那一场“屠杀无辜”的“空前的血案”———“这回却不同。屠杀的事实不仅是在我住的城子里发见,我有时竟觉得是我自己的灵府里的一个惨象。杀死的不仅是青年们的生命,我自己的思想也仿佛遭着了致命的打击,比是国务院前的断脰残,再也不能回复生动与连贯。”他说:“爱和平是我的生性。在怨毒,猜忌,残杀的空气中,我的神经每每感受一种不可名状的压迫。”

  1927年4月20日,上海街头,“四一二”的血腥气还未散尽,他写下了《残春》一诗:

  昨天我瓶子里斜插着的桃花

  是朵朵媚笑在美人的腮边挂;

  今儿它们全低了头,变了相:———

  红的白的尸体倒悬在青条上。

  窗外的风雨报告残春的运命,

  丧钟似的音响在黑夜里叮咛:

  “你那生命的瓶子里的鲜花也

  变了样:艳丽的尸体,谁给收敛?“

  虽然,从他当天的日记我们看不出,这诗和“四一二”有任何的关系。但恰好此刻,“红的白的尸体”、“艳丽的尸体”出现在这位常以“一片云”自许的诗人笔下,究竟还是值得寻味,留待后世研究徐志摩的考订罢。他是一个骨子里的诗人,唯美,唯爱,但他也有愤怒的时候,当然即使愤怒也是那么美,那么诗化。1923年10月23日,他和胡适、朱经农,对着西山的夕阳,在西湖边一家茶楼门外路边摆桌子喝酒,他为金链似的夕晖余影、为湖光中的小船……而醉,“疯癫似的醉了”。饭后他们再到湖心亭,他横卧在湖边的石板上,论世间的不平事,愤怒极了,呼喊、诅咒、顿足都发泄不够。后来,他独自划船,绕湖心亭一周,听着桨破水波声,才勉强压下了无名火。

  1923年1月28日,他在《努力周报》发表的《“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就是血性文字,他同意“无理想的民族必亡”的说法,批评当时的社会政治走的是卑污苟且的路,最不能容许理由,“因为理想好比一面大镜子,若然摆在面前,一定照出魑魅魍魉的丑迹。”他赞美蔡元培不忍同流合污的“不合作主义”,在他心目中,蔡元培是“憨大”、是“愚不可及的书呆子”,更是“卑污苟且社会里一个最不合时宜的理想者”,在蔡身上他看到的正是理想的火星,所以,他呼吁:“要保全这点小小的火星不灭,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良心上的负担;我们应该积极同情这番拿人格头颅去撞开地狱门的精神!”1924年,面对一个“一团漆黑”、“沉闷的时代”,他在写下《毒药》等诅咒诗之后,“心头的紧张才渐渐的缓和下去”。1928年他痛骂国民党“中央政府是昏庸老朽的收容所”。1929年冬天,他在苏州女中演讲,痛斥当道的“妖魔”———“他们的贪,他们的毒,他们的野心,他们的威灵,他们手擎着全体民族的命运当作一掷孤注。”

  满脑子理想主义的徐志摩没能用头颅撞开地狱之门,1931年11月19日,他乘坐的飞机却不幸在山东济南附近党家庄上空撞上了一座山,刹那之间,一代诗人化鹤归去,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终年36岁。

  面对徐志摩的死,许多朋友无比沉痛,人们忘不了那个生气勃勃的志摩,忘不了那个浑身有使不完的劲的志摩,1931年底,《新月》的“志摩纪念专号”刊出朋友们对他的怀念文章,算是永久的告别。

  但他的朋友又如何能忘得了他的热忱和活力,叶公超总是想起志摩生前闪烁的眼睛、嘴唇两端的曲线、稍微前倾的头部,想起他的灵敏和同情的幽默,特别是他的风趣,认为他和雪莱一样,一面对自己不满、对人生不满,一面却仍然充满了“勃勃的生气和不败的兴致”。“志摩与人认识十分钟就像二十年老友,从跑堂、司机、理发师……什么人都是朋友,看起来他好像是从来没有受过挫折和痛苦的人,永远充溢了蓬勃的生气和不败的兴致。因此,没有了他,《新月》也就失去了灵魂;《新月》原本固定每次两桌的饭局,在他死后也就没有了。”

  徐志摩自称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他所信仰的德谟克拉西在他看来就是普遍的个人主义,“在各个人自觉的意识与自觉的努力中涵有真纯德谟克拉西的精神:我要求每一朵花实现它可能的色香,我也要求各个人实现他可能的色香。”1923年10月28日,徐志摩即将离开西湖,吃蟹、喝酒,大夸冬笋真好吃。他在日记中写下:“一天的繁星,我放平在船上看星。沉沉的宇宙,我们的生命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我又摸住了我的伤痕。星光呀,仁善些,不要张着这样讥讽的眼,倍增我的难受!”他短短的一生,上下求索,反复折腾,写诗作文,办刊结社开书店,他所求的在根本上就是“灵魂的自由”,这是他生命的理想,他使尽所有的力气生活,想做一个“平常人”,他全身心地追求“美与爱与自由”,去拥抱那天边的一钩新月。在他的生命中,生活本身是高于诗,高于散文和一切艺术、一切学问的。他其实已经用自己全部的生命回答了———“我们的生命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这个问号,他已实现了“他可能的色香”。

  春去春又来,今天,就算我们想再寄一袋西湖边的桃花给徐志摩,也早已无处可寄。一二十多年前,海峡对岸,一盏孤灯之下,衰迈病弱的叶公超谢世前夕,再次想起永远年轻的志摩时所说的———“世界上只有他这样一个人,再没有第二个了。”

刘逸明:缺德和健忘的民族哪有“八荣八耻”?

  满以为新中国的成立能给运途多舛的中华民族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然而,恰恰相反的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随着毛泽东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耀武扬威而跌落到了历史的最低谷。先前繁荣的传统文化以及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在一次次骇人听闻的共产运动中被摧毁得支离破碎。恶劣的社会风气和政治气候使一度心甘情愿为共产党卖命的中国人开始怀念起被共产党说得一无是处的国民党,怀念国民党时期的言论自由和良好的社会道德秩序。

    改革开放的来临终于结束了原本没有止境的文革浩劫,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环境的改善净化了社会的良知。人民在欢呼着毛时代一去不返的同时,更充满着对民主与自由的无限向往。胡耀邦、赵紫阳在中国政坛占据重要位置期间,人们对复兴中华更是有着真诚的期待。政治改革的滞后使得腐败问题在中国社会日益严重,胡赵时期较为宽松的言论环境让人们拥有了帮助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自觉性。
    
    胡耀邦作为文革后平凡冤假错案的主要领导人,他的执政曾得到民众的热烈拥护与支持,他被罢黜的不幸遭遇让人们失去了对邓小平的信任。因为赵紫阳这又一开明人士的替代,人们对此事的怨恨才没有爆发出来。等到胡耀邦因病逝世,由于邓小平等人对民意的怠慢,普通民众悼念胡耀邦的权利被人为地搁置,先前隐藏于内心的怒火终于得以在胡耀邦逝世后爆发出来。民众除了要求参加悼念活动之外,更提出了一些合情合理的政治要求。不料,徜徉在独裁专制中的当局对这些要求不理不睬,更为可气的是,李鹏等人竟然将民众的善意行动定性为“动乱”,因此,八九民运便一发不可收拾,并最终酿成震惊中外的“六四”惨案,赵紫阳也因为支持和同情学生而被赶下中共的政治舞台,而且被非法软禁直到去世。
    
    八九民运的惨遭镇压为中共政治团体中的保守派拓展了广阔的执政空间,一切有良知的政治力量都被边缘化,成为中共党内的异己。当局对民运期间民众的要求随着民运的失败而抛得更远。继而,官僚主义、腐败、社会不公等问题便在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口号和理念的召唤下日益严重,社会道德水平再创历史新低。中华民族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然而,当历史的车轮匆匆驶入充满活力和希望的二十一世纪时,我们徜徉在极其局限的都市繁华和歌舞升平之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却不再有如沐春风,心旷神怡的感觉。仁义廉耻于很多人心目中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金钱和地位。为了金钱的积累和地位的提升,很多人都可以背信弃义,甚至不择手段。贪官污吏的前腐后继,男盗女娼的不计其数,坑蒙拐骗的无处不在,流氓地痞的横行无忌等等社会现象无不显示,当下的中国,社会道德已经堕落到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一个人沉湎于自己的过去,可能会变得郁郁寡欢,不思进取,但忘记过去会更可怕。不仅会麻木不仁,而且会玩世不恭。同样,一个民族过于健忘,尤其是对统治阶级血腥历史的健忘,也会变得寡廉鲜耻,无药可医。号称“代表了最先进文化”的中共,在现实生活中,却有着掩盖历史和篡改历史的恶劣行径。
    
    且不论被人尊为“伟大领袖”的恶魔——毛泽东的功与过孰大孰小,但是,难以让人理解的是,他所谓的“丰功伟绩”为何值得我们的媒体无休无止地歌颂,除却被拍成电视以外,写成书卷的就不一而足。恰恰相反,由他苦心量造的文革苦酒却鲜有人拿出来重新品味的。文革虽说只有不算太长的10年时间,但其历史危害性却空前绝后。作为年青的一代,我们虽然无缘亲历那段阴霾遮日,风声鹤唳的峥嵘岁月,但是,因为良知,因为一种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无法回避,也不应该回避这段伤心的历史。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叙述更不应该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对它,我们需要刻骨的记忆和深度的反思!即使还有为数不少的人仍在怀念那个可以沐浴着“太阳的光辉”,打着革命的旗号,对无辜生命进行恣意践踏的时代!在资讯渠道发达的今日社会,虽然当局自己也承认文革的错误,但他们却对有关文革的出版物以及一切想要揭露文革真实的信息进行了无情的封杀。
    
    改革开放虽然带来了经济的发展,但由于监督机制的亟不健全,民众和媒体监督权的严重丧失,贪污腐败便应运而生。社会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公又产生了新的阶级对立。原本以“无产阶级”自居的中共一跃而为最大的利益集团。从此,普通老百姓和权贵阶层便分别走向了通往地狱与天堂的两极世界。
    
    1989年,以首都高校为主导的旨在推动中国政治民主,人民自由,官员廉洁的学生运动虽然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但极为不幸的是,在“枪杆子政权”的残酷镇压下,一个个热血满腔,手无寸铁的无辜学子和市民对祖国的热情只能连同他们的躯体被无情的坦克和机枪击碎。爱国运动在权力主宰一切的中国不但不能被统治阶级所肯定,而且还要被颠倒黑白地强扣上“反革命”的帽子。知道其真相的人,面对强大的暴力系统,只能悲情叹惋,敢怒而不敢言,而更多的人则是被当局的喉舌宣传所蒙蔽,人云亦云地将当年的民主运动和当局一致视为“威胁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反革命”行为。血腥镇压之后,“六四”的话题以及和“六四”有关的一些人物变得异常敏感,有关书籍在中国大陆一直被视为“禁书”而不许发行,有些人因为参与了当年的民主运动而禁止回国或者被严密监视。更为可笑的是,现在的年轻人(就连名牌大学的博士生)很多都不知道1989年的中国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曾经有个赵紫阳总书记。
    
    对历史的人为割裂正反映出当局当年的镇压行动名不正言不顺,他们无法每天都坚持恬不知耻的歪曲宣传,只得若无其事地对一系列的罪恶历史进行冷处理,企图让人淡忘和全然不知。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合法性基础,维护专制制度的延续。在官场腐败气焰甚嚣尘上,大多数人都以追名逐利为己任的今天,不知道真实历史的年轻人尚可让人理解,但更为可悲的是,一些人正自觉地选择遗忘。健忘的民族必然寡廉鲜耻,人们对历史的态度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讲廉耻和荣辱的中国社会。媒体对胡锦涛今年所提出的“八荣八耻”的疯狂鼓噪正在将中国人带进更加不知羞耻的误区。
    
    真讲荣辱和廉耻的话,请从尊重历史开始!
    
    2006年4月7日

林达:没人谴责总统,才是令人担心的

此文可结合广洲放开警察开枪权的帖子对比看,挺有意思!

     美国来信之林达专栏

  三月最后一天,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举行听证,辩论是否要提出谴责布什总统的议案,为的是布什总统曾经批准国家安全局监听国内人士电话的计划。

  自从《纽约时报》披露了国家安全局的这一计划,朝野对这一计划合法性的分歧就成了美国政治上的一个疙瘩。民间维权组织一直在大声疾呼,要惩罚美国总统领导下行政分支的这一“违法”计划。布什总统则不敢松口,一口咬定这一计划是合法的。布什说,现在美国是处于反恐战争中。言下之意,既然国家是在战争状态,战争中窃听电话,理应不是什么问题。问题是这反恐战争不是传统战争的模式,让人感觉似乎不是真正的战争状态。而反过来说,这种“战争特殊性”又似乎使得窃听在取胜中起的作用特别重要。于是,总统批准监听国内人士电话,到底是合法还是非法,一时就成了一个有争论的问题。

  根据美国的制度,总统的行政分支是管执行的,什么是法律,最终不是他说了算。立法权在国会,“是不是合法”的问题,总统和国会两者之间,应该是国会说了算。偏偏布什任内国会参众两院都是共和党多数,这两院多数和布什总统有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联系。所以,布什总统说监听计划是合法的,国会至今也没有再立法禁止这种监听。行政分支和立法分支之间,到底监听计划是不是合法,一直不明确,就那么拖着。

  在制度上,还有一个可以拿出说法来的,是联邦法院,即司法分支的“司法复审”。可是司法分支必须遵守“不诉不审”的原则,尽管已经有民权组织站出来以被害者身份告国家安全局,但是这个案子要走程序到达最高法院,非一时半刻能完成。这样一来,对国家安全局监听计划是否合法问题,就至今没有一个说法。

  来自威斯康星州民主党参议员费恩高德(D.Feingold)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提出了谴责总统的议案。参议院的谴责,和弹劾不同,没有制度上的约束性。费恩高德参议员提出这个谴责案,其实是在缺乏制度手段的时候,想要给出一个说法。他在听证会上说,布什总统批准监听计划,好像“我们不再是政府三大分支平衡的宪政制度;我们成了君主制,”他说,“如果我们在国会里不为我们自己,为美国人民站出来,我们就成了违反法律的共犯。”

  虽然最近布什的民调支持率节节下降,虽然国会在迪拜收购美国港口案上着着实实地驳了布什总统的面子,但是媒体评论几乎一致认为,国会不会采纳谴责总统的议案,其理由是大多数民主党议员都不很起劲,更不要说共和党议员了。究其原因,安全问题及相关的战争问题,毕竟是美国人的心头之忧。美国民众,政治党派性不强,不是闭着眼睛帮谁,而要看实际效果。在窃听问题上,美国的百姓也有分歧,并不一边倒地认为行政分支就完全没有道理。事情的复杂性可见一斑。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民主党大做文章,把布什搞得太狼狈,反而会引起政治上的反弹。在老百姓政治上比较成熟的情况下,政治家看到对方出错的时候,反而比较谨慎出手,因为弄不好露出欣喜若狂的内心,倒过来会伤着自己。

  可是,这一谴责案的提出,还是会给布什总统一个明确的信息:美国总统不是可以肆无忌惮的。听证会上出现的证人迪恩(JohnDean)是当年水门事件时尼克松总统的顾问,他涉入水门事件的违法活动,为此而被判刑坐牢。他也是当初揭出水门内幕的关键人物。这次他出来现身说法,说要是当初有人早早地谴责了尼克松总统,那么尼克松就不会在水门事件上走得那么远,弄到面临弹劾而被迫辞职的地步了。这个话是有道理的。世界上权势人物的蠢事,全是在没有批评的状态下干的。总统多吃点批评,对国家是一件好事。没人谴责总统,那才是该担心的事情了。

王安忆:“游走”与“江湖”——《遍地枭雄》后记

    倘若多年前,阿城的小说《遍地风流》不那么著名的话,我的这个长篇,就要叫作“遍地风流”了,当然,此“风流”不是彼“风流”。“枭雄”的意思多少要狭隘一些,也直露了一些,但还切我的本意。我本意不止是指那四个“游侠”———“遍地枭雄”这名字真有些像武侠小说,其实我并不热情武侠,总觉得
    武侠是另一路数,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当属神仙志怪;但要是从现实出发,想像武侠的前世,也当是在你我他的世界里,不知怎么一脚踩空,跌进异度空间,比如那个叫作“江湖”的地方———我本意却不仅在此,更在“遍地”这二字,就是说处处英雄业绩。当然,这“英雄”也不是那“英雄”,这“英雄”大约可用“大王”这个人作说明。《史记》中写商鞅,听说秦孝公求贤,便找路子晋见。第一次见,说的是“帝道”,秦孝公边听边打瞌睡;第二次见,讲的是“王道”,秦孝公虽然也没用他,但态度好了些,以为此人尚可对话;第三次,商鞅摸准了秦孝公的心思,摆出了“霸道”,结果一谈谈了数日,秦孝公道出心里话,帝王之道费时太久,我等不了,“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于是用了商鞅。大王就是崇尚霸道,当然不能是秦孝公,“大王”不过叫叫罢了,只能自领了那三个小枭雄,也不能像古时的侠客云游天下,而是在地的隙缝里流窜,最终还是落入窠臼。
    由来已久,我想写一个出游的故事,就是说将一个人从常态的生活里引出来,进入异样的境地,然后,要让他目睹种种奇情怪景,好像“镜花缘”似的。我还进一步设想过,一名老实的职员,忽被前来索讨债务的债主劫持,当作人质,带他离开从未走出过的城市,踏入另一个世界。这只是一个故事的壳,壳里面盛什么,心中却是茫然的。后来,看了日本作家安部公房的小说《砂女》,也是被引入异样境地的遭遇,差不多是同种类型的壳,虽然壳里的东西不尽相同,可因为壳的外部特征太过鲜明,不禁有熟腻的厌倦,便没了尝试的兴味。其实,故事的壳多是大同小异,有些壳可说一二百年地使用着,却并没有磨蚀光泽。比如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相爱,像亚当和夏娃;比如说一个人杀死另一个人,像“奥塞罗”;再比如说一个人要从死亡里逃生,像《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些模式演绎出多少故事,至今不使人生厌。那就是说,这些壳容量大,虽然器型简约,可惟是简约才可纳入丰富多样的内容。而器型太过复杂精巧,所容纳的物体反要受限制。于是,我便把那个“出游”的壳放弃了。然而,壳里面却似乎有一种物质依然兀自生长着,而且有壮大的趋势,那就是“遍地”的景象。
    2003这一年,我走过两处废矿。一处是浙江临安,大明山里的钨矿。40多年开采,矿藏已经殆尽,余下破碎的山体。从铁轨的路基,涵洞,岩壁的横切面,可看出当年雄伟的生产劳动。就在这矿山的残骸上,开辟了旅游景点。我将这一处废墟作了小说中的场景,让“游侠们”藏身其间,因这里有一股宿命的空气,很适合作逃亡的终局。场景就和人一样,具有着不同的性格,有的平淡,而有的却色彩强烈,你走进去,就会觉着四周围偃息着无穷的声色,不知什么时候,一得契机,便奔涌而出。你禁不住要为它设想故事,有关过去和将来,这就是场景的戏剧性。我要说的第二处废矿,是在马来西亚,西马的东海岸城市关丹,附近的林明锡矿。英国人在此开采100年,运走无数锡锭,最终弃下一座空山回家了。进入这个小镇,情景忽就变得不真实,挤挤的房屋———外壁多涂有鲜艳的漆色,是热带居民的喜好,房屋里没有人,是一座空城。犹如从天而降,一间水泥二层小楼却传下《红梅赞》的歌声,原来是华人的同乡会馆,正
    唱卡拉OK。矿里的工人多是上世纪初来自中国南方,然后世代相袭,在此繁衍100年,就好像一个中国的小社会。甚而至于,上世纪60年代,这里也组织了文艺宣传队。当我问起当年,镇上会不会有妓女,人们回答:你说的是流莺?那有!“流莺”这个词,带着旧式的风尘,也在这里伫步,积压起语言的考古层。矿已封闭,山坡上的入口被疯长的植物壅塞,昔日的运输码头早就颓圮,河流上横贯一座吊桥,一名工人正在修补桥板。为了让我放心走过,他耐心地拖过一条条木板,盖住漏空。我想他是喜欢有人来,与他搭讪说几句话。这条河很像电影里看见过的湄公河,所有热带的河流大约都一个样,掩在茂密的树丛里,有一种丰饶的荒凉。不消说,这一处场景也充满了生动的性格感,它几乎要发出声,它要讲述什么故事呢?我想说的是,这一年,我无意走过两处废墟,这就好像是一种命运的排定,还像是,要为我这一年的旅行和生活规划一个背景,一幅“遍地”的景象。
    就这样,这个“游走”的故事又来到面前,但已经从那个形式的壳里脱出来,内里的物质生长着,有了它自己的生命的形状。这其实也更贴近于事实,本来,内部的就比外部来得更重要,更是我的所思所想所要表达,所以,也更有活力,能够自生自长。同时,它也向你要求更多的养料,你必须努力地充实它,使它不至于流失行踪,最终无影无形。写小说就是这样,一桩东西存在不存在,似乎就取决于你是不是能够坐下来,拿起笔,在空白的笔记本上写下一行一行字,然后,第二天、第三天,再接着上一日所写的,继续一行一行写下去,夜以继日。要是有一点动摇和犹疑,一切就将不复存在。现在,我终于坚持到底,使它从玄虚中显现,肯定,它存在了。

贺卫方等:学者官员密会 倡多党制(上)

主题: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
时间:2006年3月4日上午9点
地点:杏林山庄综合楼六层会议室

迟福林:各位早上好,在”两会”正在召开之际,当前各方面对改革比较关注,在改革攻坚处在很关键的时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邀请在座的各位

余杰:梁漱溟与老北大

    老北大早已雨打风吹去——那个欣然接纳从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学者梁漱溟的老北大,已然遁入历史深处。新北大不再给梁漱溟这样的“土老帽”留下一个位置,新北大的教师必须拥有或洋或土的博士学位,且不管其博士论文是否属于抄袭而来。而在老北大的时代,一切都还处于草创阶段,制度虽不完善却显得生机勃勃,一流的人物和一流的学术成就相映生辉;到了新北大的时代,尤其是近十余年以来,这所大学正变得越来越像卡夫卡笔下那个庞大的、迷宫式的官僚机构,确实,这里官员的数量远远比教师多,而在那些有机会留校的年轻博士中,相当一部分人都是熟谙“关系学”的平庸之辈。“学术的北大”和“思想的北大”都处于凋零的命运之中。蔡元培和梁漱溟等先辈,今日若是重返北大的话,当作何感想呢?
    一九八五年,北大九十周年校庆之际,九十五岁高龄、作为文革幸存者的梁漱溟专门撰文《值得感念的岁月》,讲述自己昔日在北大的学术和教育生涯。关于梁漱溟到北大任教的故事,后来逐渐夸张为一个绘声绘色的神话。即便是在北大自己的学报上,也白纸黑字地描绘说,那时候梁先生报考北大落榜,其后蔡元培校长看中了他的才华,于是破格将其请到北大任教。“落榜学生”与“特聘教授”之间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对比,也留给后人丰富的想象空间。然而,梁漱溟先生在此文中更正说:“事实是我因中学毕业后投身同盟会活动,无法顾及升学事,及至在北大任教,昔日中学同窗如汤用彤(在文科)、张申府(在理科)、雷国能(在法科)诸兄尚求学于北大,况且蔡先生以讲师聘我,又何曾有投考不被录取,反被聘为教授之事。”
    不过,梁漱溟被蔡元培聘到北大任教,确实是北大历史乃至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则佳话。民国刚一成立,蔡元培即出任第一届教育总长,当时梁漱溟在同盟会的《民国报》工作,以一青年记者的身分,出入于国会、总统府、国务院及各政党总部,因而多次接近并采访蔡元培先生。一九一七年,蔡元培从欧洲访问归来,出任北大校长。梁漱溟拿着自己的论文《穷元决疑论》登门求教。蔡元培告知:“我在上海时已在《东方杂志》上看过了,很好。”让梁漱溟没有想到的是,蔡元培接着提出请他到北大任教并担任印度哲学一门课程。梁大吃一惊,谦虚地表示,自己何曾懂得什么印度哲学呢?印度宗派那么多,只领会一点佛家思想而已,“要我教,我是没得教呀!”蔡先生回答说:“你说你不懂印度哲学,但又有哪一个人真懂得呢?谁亦不过知道一星半点,横竖都差不多。我们寻不到人,就是你来吧!”梁漱溟总不敢冒昧承当。蔡先生又申说:“你不是喜好哲学吗?我自己喜好哲学,我们还有一些喜好的朋友,我此番到北大,就想把这些朋友乃至未知中的朋友,都引来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是当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共同学习好了。”蔡先生的这几句话深深打动了梁漱溟,他便应承下来。
    那时,梁漱溟年仅二十五岁,没有任何学历,只是司法部的一个小秘书。蔡元培却有这样的眼光和魄力,当即拍板将其延聘到北大担任教职。后来,梁漱溟动情地回忆了自己在北大七年的生活:“七年之间从蔡先生和诸同事同学所获益处,直接间接,有形无形,数之不尽。总之,北京大学实在培养了我。”另一方面,梁漱溟也对北大早期的哲学教育贡献良多,他虽然年轻,所授之课在北大却是独一无二的,也颇受学生欢迎,听课者多达二百多人,由小教室换为大教室,学生中有冯友兰、朱自清等后来名动一时的学者。梁漱溟感叹说:“年轻后辈如我者,听课之人尚且不少,如名教授、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如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等先生,听课者之踊跃,更可想而知了。于此可见蔡先生兼容并包主张的实施和当时新思潮的影响,共同形成之追求真理的浓厚空气,不仅感染北大师生和其他高校,且影响及于社会。生活在此种气氛中怎能不向上奋进呢!”
    梁漱溟是一名典型的“自学成才”者,正如他本人在《自学小史》中所说的那样:“像我这样,以一个中学生而后来任大学讲席者,固然多半出于自学。……我们相信,任何一个人的学问成就,都是出于自学。学校教育不过给学生开一个端,使他更容易自学而已。”自学成才本已不易,自学成才而又能够被学术界和社会承认更不易。在这个意义上,蔡元培所开创的老北大的传统值得我们深深地怀想与追忆。与其他所有的后任者不同,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在当时具有无可比拟的权威和声望,这权威和声望不是由其担任的职位所带来的,恰恰相反,乃是源于其在晚清革命运动中常人难以企及的资历和贡献,以及其谦卑和宽容的人格魅力。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期间,延聘教授多出于个人的远见卓识,根本不必通过一个庞大的官僚部门和繁琐的程序来实现。无论是文科学长陈独秀还是梁漱溟、辜鸿铭等人,有新派,亦有旧派,有西化派,亦有国学派,学位和著述都不是硬性的标准,蔡先生看重的是真才实学。可以说,那时的北大要聘谁或不聘谁,蔡先生完全可以一个人“自作主张”。这固然属于某一种形式的“人治”,可这种由伯乐来实施的“人治”方法,运用在草创时期的北大大学,比之后来逐渐“正规”化的“体制”别有一种优势。
    一种刚性、僵化的、教条的体制,必不能容纳诸如梁漱溟这样的学者——你没有最高学历,亦没有堂皇的著作,焉能进入我这最高学府任教?这种由制度造就的“无物之阵”,让任何天才都无法“脱颖而出”。这种看似公平合理的体制,能让一名拥有学位的庸才顺利地获得教职,却不能让梁漱溟这样没有学位、而拥有丰厚的学术潜力的大学者获得教职。说起学位来,后来被胡适延聘到北大的沈从文也没有任何的学位,他也是一位自学成才者。且不说沈从文的小说创作成就,他后来改行从事中国古代服饰史的研究,也令诸多历史和考古科班出身的学者为之叹服。可见,学位是“虚”的,学问是“实”的。这些年来,北大过于看重“虚”的学位,而忽略“实”的学问,与若干具有真才实学却没有“最高学位”的学者擦肩而过。
    被誉为“最后一位儒家”的梁漱溟,在千灾百难中认识了“良知”,他忠于自己的良知。在后来的年代里,梁漱溟为了捍卫真理而不惜顶撞权力熏天的领袖。这种为了真理“虽千万人,吾往也”的勇气。但是,有几个博士具备了呢?对于北大来说,这种为真理献身的精神才是最可宝贵和珍惜的传统。今天的北大拥有数以千计的博士和博导,追求真理的氛围却日渐稀薄。今天的北大有那么多或土或洋的博士,以及由博士熬成博导者,或赞美文革中的样板戏如何辉煌壮观,或赤裸裸地表示改革就是要让官员们先富起来,或声称中国不需要民主制度只需要恢复古代
的科举制度,或收取佣金成为黑社会头子的辩护士,或认为北大教授拥有别墅和汽车就意味着中国实现现代化了……这些乌烟瘴气的论点对中国社会的进步有什么益处呢?这些奇谈怪论哪里有一丝一毫追求真理的意味呢?它们不仅离真理十万八千里,而且就连基本的常识都忘记了。这些自以为能够充当“帝王师”的博士、博导们喜欢说违背常识的惊人之语,这是北大的光荣还是耻辱呢?
    今天的北大,最需要的不是引进多少位拥有西方名校博士头衔的学者,而是让真理的光芒破土而出。真理长期遭到了遮蔽,年轻的学子们在黑暗中行走,他们来北大本是为了寻求光明。北大不能只有未名湖的美丽,北大应当成为真理的管道。可是,这管道如今却被堵塞了。北大需要像梁漱溟这样的真理的斗士来疏通这管道。梁漱溟遇到了老北大,遇到了北大的黄金时代,这是他的幸运。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它还会重新出现吗?今天的新北大,有没有可能遇到今天的“梁漱溟”呢?这些问题需要每一个热爱北大的人士来面对。

井蛙:清明祭父:小鱼和大鱼说

街上的人都显得可疑
          爹,就是他把我们扔到大河里的

          渔夫
          一汪寒江雪
          钓走了我身上的鳞片

          我光秃秃的了
          一个听话的婴儿渴望习水

          红色就是他们的脸
          坟墓上雕刻着鲜亮的五角星
          允许背判的判决书

          我背干粮上京
          背唐诗三百首寻找城门

          我迷路

          在郭小川书房里哭过清明

          那年,没有文字拜祭你
          一首诗歌
          我想都是不变的路上行人

          欲断魂。

          书房里的日记
          记录了两条不会说话的鱼

          一条没有思想
          一条没有自由

          江冰未化
          渔夫已老

          可我已经是一条大鱼了

          放风的时候出来凑凑热闹
          我亲手燃放的隔江烟火

          正与他们的歌女欢庆亡国

          (2006-04-06于Sand Beach)

清明无法祭父,仅以此诗表达死亡与生存的零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