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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理至今已一个多月的丹·布朗“抄袭”案终于尘埃落定，英国伦敦高等法院7日作出判决，米切尔·贝吉特和理查德·莱对丹·布朗创作的《达·芬奇密码》部分内容和观点抄袭于两人合著作品《圣血和圣杯》的指控不成立。原告将支付高达170万美元的诉讼费。

    法官彼得·史密斯在判决书中认为，丹·布朗在创作《达·芬奇密码》过程中确实参考了《圣血和圣杯》部分内容，但《圣血和圣杯》的两位作者并不能就此认定丹·布朗剽窃了他们的“中心主题”，因为关于耶稣结婚生子的观点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传说并不能为《圣血和圣杯》独享，而且丹·布朗是在查寻了包括《圣血与圣杯》在内的300份相关研究文献和40本书之后才创作了《达·芬奇密码》。

    在最终赢得判决之后，丹·布朗在当天的一份声明中表示，“今天的裁决表明，原告的指控根本毫无意义。我对两位作者的指控至今仍感到不可理喻。”另外他还表示，在了结了这起无聊的官司之后，他终于可以安心创作。

    事实上，这场官司并没有输家，由于丹·布朗最终胜诉，5月19日全球同步放映的电影版《达·芬奇密码》在英国的发行将不受影响，而新近发行的平装版《达·芬奇密码》也将被允许在英国出售，避免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两位原告1982年的旧作《圣血与圣杯》再次为世人瞩目，搭着《达·芬奇密码》的顺风车销量节节攀升。米切尔·贝吉特的新作《耶稣的文件》甚至被免费做了广告。而许多文学评论家认为，本案最大的赢家是小说家们，因为借用他人观点再创作的写作方式被判定为“抄袭”，对文学创作不啻是一个重大打击。  

阿拉旦

铁穆尔

王新军

    曾经获得过第二届冰心散文奖、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的甘肃作家阿拉旦·淖尔最近被多位甘肃作家指证抄袭他人作品。4月7日，记者在甘肃文学网的论坛上看到，有关这一方面的帖子非常多。

    A 网络帖子公开说抄袭

    4月7日，记者意外的在甘肃文学网和河西论坛上看到，有人发帖说，我省作家王新军和裕固族作家铁穆尔的文章，被另一位裕固族女作家阿拉旦·淖尔（杜发莲）所抄袭。一时间众多网友跟帖，或对此事表示出怀疑，或痛斥此种行为。据悉，这是首次在网络上公开揭露甘肃作家作品被抄袭的事件。据悉，还有作者向作协递交了有关的说明材料。

    B 铁穆尔：她令人失望

    当日，记者立即分别采访了几位当事人。铁穆尔是我省裕固族作家，他在论坛中，对于此事件跟帖署真名发表文章说，对于杜发莲（阿拉旦·淖尔）现象，到如今我不得不站出来说话了。杜发莲本来是能够以诚实的创作换来平静而充实的生活的。然而她的做法却令人失望。

    后来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时，他几次听到和看到她杜撰了一套自己是裕固族牧人出身的身世，招摇撞骗。

    最近又看到她的一些作品，得知多半都是从别人的作品得到的“素材”（比如作家王新军等人），而不是来自生活的。有的是根据别人的作品和裕固族民间故事“仿制”的（比如民间故事《珍珠鹿》等）。

    在这篇文章中，铁穆尔还说出，杜发莲的裕固族名阿拉旦·淖尔，还是他亲自给起的。另外，杜发莲原来是一个汉族人，是后来加入裕固族的。

    对于这些内容，远在肃南的铁穆尔在电话里说，那篇文章的确是他亲自贴上去的，所说的都是事实。此前他曾在网上就看到过她（阿拉旦·淖尔）盗用他的文章，还听朋友说她在某报发的文章也是。

    C 王新军：我们应该说不

    当日下午，记者又采访了作家王新军。王新军说，我从朋友处多次听到过阿拉旦·淖尔盗用别人文章的事，也亲自看到过她抄袭或盗用自己的部分文章，但大家都很熟也就只是私下里说说。

    王新军认为，这次之所以站出来说话，是因为阿拉旦将自己的文章中不少内容用到她新近公开出版的散文集《萨日朗》里。王新军对这种事一直保持沉默，但是却越来越助长了她的行为。他认为，面对丑行，我们应该说不。

    D 阿拉旦：谁爱炒作就去炒

    记者昨日也就此事向当事人阿拉旦·淖尔求证。她温和地说，因为自己不会电脑，所写的稿子都是通过手写的，所以很少上网。至于网上的事，她说：“谁爱拿此事炒作就炒作吧。”随后阿拉旦就挂断了电话。记者再次致电，求证她抄袭之事是否属实时，她突然变得很生气，并告诉记者说，你发此稿如果能够担得起责任你就去发，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E 省文学院：将关注事态发展

    由于王新军和阿拉旦都是省文学院的荣誉作家，记者就此采访了省文学院院长高凯。高院长也在网上发表了一个帖子表明他的态度。

    他在帖子中说：“在事实未清楚之前，作为省文学院的看门人，我本人只能听大家说、听事实说，但归根结底要听王、阿说，因为只有他们二人能说清楚。目前，只能做的是：一、继续提供说话的场所；二、继续关注事态的发展。”

   ４月８日，国内第一个由大众传媒创设的文学年度评选——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在广州终见分晓：“２００５年度杰出作家”由贾平凹夺得，广西著名作家东西当选“２００５年度小说家”，李亚伟、徐晓、张新颖、李师江分别获得２００５年度诗人、２００５年度散文家、２００５年度文学评论家、２００５年度最具潜力新人等各项荣誉。

    据悉，获奖的这６位年度文学人物，是由５位终审专家在国家公证人员的全程见证下，经过激烈讨论，以记名投票的方式产生。“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在创立之初就因其鲜明的民间立场、透明的评选程序而备受瞩目，它坚持以“反抗遮蔽，崇尚创造，追求自由，维护公正”为宗旨，推崇一种真正的创造精神。特别是“恢复对纯粹文字的敬畏”，一直是主办方对于这项文学盛典的崇高追求和庄严承诺。在过往３年中，史铁生、莫言、格非分获前三届“年度杰出作家”的荣誉，韩少功、于坚、李国文、陈晓明、盛可以、韩东、王小妮、余光中、王尧、须一瓜、林白、多多、南帆、李敬泽、张悦然等一大批优秀作家先后分获各单项奖。

    相比于前几届，今年提名名单的公布略为延迟，许多文学界人士和读者都关心个中原因。对此，“华语文学传媒盛典”组委会秘书长谢有顺作出解释：“发布的时间虽然较往年迟，但这并不影响这一届文学推选的进度——我们揭晓最终结果的时间，依然选择和往年一样的４月上旬，在清明与谷雨之间。”同时，谢有顺表示，由于此项年度文学推选已经成为文坛盛事，它所传达的文学立场、评价体系已经得到明确的昭示，并赢得华语文坛的广泛信任和关注，所以主办方对这一活动没有事先宣传的必要，“我们想用一种更简洁的方式告诉大家，这就是我们所认为的２００５年度的好文学。”

    ４月８日当天，６位作家从全国各地赶到广州，出席“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并在现场发表了精彩演说。据悉，分量颇重的“年度小说家”原先获提名的共有５人，分别是东西、迟子建、阿来、毕飞宇和蒋韵。最后终审专家认为东西的作品是“最好的”。“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在赐予东西的授奖辞中提到：东西是一个尖锐的人，一个饱含同情的作家。他的小说总是从世道人心中那些微妙的疑难出发，以富有现代意味和精神警觉的叙事，生动地讲述一个时代的欢笑和泪水。他所塑造的那些躁动的灵魂，在守护自身残存尊严的同时，不约而同地都走向了孤独和荒谬……他的小说超越了现世、人伦的俗见，有着当代文学中并不多见的灵魂刻度。

    

　　不久前，美国《男人》、《传记》等媒体联合评选出美国文化的十大偶像。评选标准据说是：只要提到他或她的名字，人们就会联想到美国；不管人们喜欢还是憎恨，在其他国家的人眼里，他们都代表着美国；只有真实的人才有资格当选；当选者必须是“正宗”美国人。按照这些标准，最后的评选结果如下：

　　1.约翰·肯尼迪

　　肯尼迪家族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惟一的“皇族”。肯尼迪废止了种族隔离制度，建立了和平军队，并成功解决了古巴导弹危机。作为一个充满精力、富于吸引力的总统，他无疑是美国精髓的代表。

　　2.玛丽莲·梦露

　　梦露的一生具有传奇色彩，她的表演天赋与她的美貌一样名副其实。

　　3.埃尔维斯·普莱斯利

　　“猫王”普莱斯利以“摇滚乐之王”而为人们所熟悉。他的画像在美国到处可见。

　　4.约翰·韦恩

　　约翰·韦恩以演出西部片和战争片中的硬汉而闻名。他是那个年代所有美国人的化身：诚实、有个性。

　　5.马丁·路德·金

　　”马丁·路德·金一生为废除种族隔离制度而四处奔走。他积极倡导民权运动，呼吁美国转变歧视黑人的观念。

　　6.迈克尔·乔丹

　　加盟芝加哥公牛队后，乔丹率队6次获得NBA总冠军，5次赢得“最有价值球员”的称号。乔丹是美国最伟大的篮球运动员。

　　7.詹姆斯·迪恩

　　在他1955年车祸去世前，迪恩一共才演出了3部影片。《伊甸园以东》、《没有动机的叛变》和《巨人》赢得了广泛的好评，让美国人首次看到了“另一种风格”的表演。

　　8.弗兰克·西纳特拉

　　弗兰克·西纳特拉的歌曲感情真挚，是最受欢迎的美国歌手。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演艺人士，西纳特拉成为美国人的精神偶像。

　　9.海明威

　　海明威的作品赢得过普利策奖和诺贝尔文学奖，这使他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巨匠之一。

　　10.罗纳德·里根

　　里根是作为美国第40任总统而为世人所熟知。有人认为，正是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使苏联被军备竞赛所拖垮，最终导致了冷战结束。

 

捐赠1100册《中国艾滋病调查》给学校及图书馆

 

^{79岁的高耀洁为捐赠的《中国艾滋病调查》签名。本报记者王申摄}

　　昨日，有“民间防艾第一人”之称的高耀洁著作捐赠仪式在清华大学举行。高耀洁在会上告诉记者，回顾自己“防艾”历程的《十年防艾路》一书将于7月出版。

　　4月7日是高耀洁“防艾”十周年纪念日，1996年这天她第一次遇到艾滋病人，人生轨迹就此改变。在仪式上，说到动情处，高耀洁声音哽咽：“再有48小时，我接触艾滋病就有整整10年，我所做的是让更多青年人知道血液传播的真相。”

　　与之前的《中国艾滋病调查》不同，即将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十年防艾路》讲述的是十年间高耀洁个人的经历，尤其强调了血液传播在中国的现状。在前言中，高耀洁写到，每年“世界艾滋病日活动的惟一主题就是发放安全套，却不能实事求是地告诉公众，对于普通人而言，采供血中的感染才是最大的潜在危险。即使不使用安全套，与艾滋病感染者性交一次而感染的概率约为1/500，而输入病毒携带者的血浆，被感染的概率是百分之百。”

　　据悉，加印的1100册《中国艾滋病调查》将赠给全国千余所大学、高中的图书馆和一些市县图书馆，普及公众的防艾知识。高耀洁表示：“目前中国防治艾滋病最缺乏的就是知识。”

 

《天下无敌》延迟十年完成、多个系列作品尚未完结

^{本周，温瑞安推出了他的最新作品《天下无敌》。与此同时，其部分小说的修订版也正在出版运作当中。十年前温瑞安就宣称要写作《天下无敌》，但这部小说却难产了十年，这十年间“温迷”们惴惴不安，因为温瑞安许多系列的作品都还没有结尾，他们怕温瑞安就此停笔不再写作。}

^{日前，记者通过邮件和在美国的温瑞安取得联系，就读者关心的修订版、封笔等问题采访了温瑞安。}

 

^{温瑞安：现在是武侠小说发展最蓬勃的时期，但希望年轻作者可以再认真一点，必须对侠情有追求。}

^{《天下无敌》的故事内容并没有紧接着《天下有敌》，是大乐章中独立的乐章。}

　　继续写作不封笔

　　新京报：《天下无敌》写作了十年，为什么会写这么长时间？跟你的状态有关吗？

　　温瑞安：这句话好像是一个陷阱。我没有持续写十年，《天下无敌》在十年前已经写了一部分，现在再接着写。我用这十年时间找老婆，生孩子，玩乐，开餐厅，旅行。在生活态度上我有一点“鬼佬”的思想，四十岁以后去玩，玩十年回来再做事情。这和状态、灵感没有关系。职业写作是不需要灵感的，要写就写。需要找灵感的写作是业余的写作。

　　新京报：《天下无敌》的故事内容并没有紧接着《天下有敌》。这有些出乎读者的意外。为什么这样创作？

　　温瑞安：小说并不需要按照通常的逻辑走，我喜欢出乎意料。我也不可能顺着读者的逻辑走，我会顺着我自己的逻辑走。我不希望牵着读者的鼻子走，也不希望读者牵着我的鼻子走，我希望是并肩走。

　　新京报：你认为《天下无敌》的风格和以前作品的风格相近吗？或者你自己在这部作品中有新的尝试和突破？

　　温瑞安：《天下无敌》是大乐章中独立的乐章，有自己完全独立的风格，讲述一个大侠如何遭人谋杀。这部作品的看点就是“谋杀用了什么手段、有没有天下无敌”，“无敌”的时候就是他完蛋的时候。

　　新京报：网络上有些读者认为你后期的作品没有前期的作品好，你自己怎么看？

　　温瑞安：如果分前后期的话，也许他们看的都是后期的作品，《刀丛里的诗》就是我的后期作品……（温夫人插话：不能说“后期”，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关于这个“后期”的说法，他才52岁，正是写作的好时期，应该说“近期”。如果他七十岁的时候还在写，现在又怎么能说是“后期”呢？）

　　新京报：听说你在《天下无敌》之后将封笔，这是否确实？但你曾经说过你会把自己各个系列的作品都写完，现在还能完成这种承诺吗？

　　温瑞安：这个消息不确实。

　　根据我和出版人的沟通，是他误解了，我的意思是希望和他合作到封笔的那天。我正在完成这种承诺，如果我能活到九十多岁，应该可以完成，如果活不到九十岁我也不知道。

　　修订版不改豪情侠情

　　新京报：这次也要推出你作品的修订版，请问你修订的标准是什么？听说有些故事情节也被修改了，为什么要改？能否举例说明？

　　温瑞安：起码历史背景不能混淆，尽量做到整体背景完整。另外作品的人物关系不能有前后的混淆。在文章的遣词用字上也有所改动。修订是因为写得不够好。标准就是作品要感动人，自己都感动不了怎么去感动读者？例如诸葛先生在《神州奇侠》里被我删掉，把他放到“说英雄·谁是英雄”系列，这个系列原来没有他。从我整个作品的历史背景来看，他在“说英雄·谁是英雄”里是存在的，如果把他放到《神州奇侠》里，那么他就跨越时代了。

　　我的单部作品没有历史背景混淆的情况，但整个系列中有。那时我同时开十八个专栏，每天每个人的故事都会发展，所以里面相同人物身处的时间背景会错乱，这也是很多读者倡议修订的原因。

　　新京报：金庸作品修订以后，引起一些读者的质疑，你担心自己的作品修订之后，会面对同样的问题吗？

　　温瑞安：金庸主要是把年轻时的一些豪情改掉了。武侠小说的看点就是激情和侠情，我不会改掉这些激情。我们要看的正是这些豪情，要不然就看契诃夫的作品好了。

　　写武侠不是一夜情

　　新京报：在金庸、古龙、梁羽生和你之后，华语武侠一直处于比较低迷的状态。你有没有想过这其中的原因？

　　温瑞安：前些年的情况不一样，有三个原因导致青黄不接。台湾人不看武侠小说，因为台湾政坛的风云本身就是江湖，不用看武侠小说；香港人不适合写小说，只有600万的人口，靠写作不能生存；内地市场还没有完全开放。

　　现在环境改变了，正是武侠小说发展最蓬勃的时期。我认为未来的武侠大师应该会有，现在已经看到苗头了。

　　新京报：你怎么评价现在很多年轻人写的武侠作品？有没有自己特别看好的作者？

　　温瑞安：他们很有才气、创意和热情，但希望年轻作者可以再认真一点。因为武侠小说主要就是要有侠情，必须对侠情有追求。如果武侠搞成《无极》、《英雄》、《十面埋伏》，这不是武侠小说，而是武侠包装。

　　我希望新作者不要把作品当成一夜情，而是当作自己的女朋友真心对待。有没有特别看好的作者？有，但可以不说吗？

　　新京报：这几年，你出席了《今古传奇》杂志的一些活动，还设立了“神州奇侠”奖，参与这些事情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温瑞安：其实写得越多越好，参与活动越少最好。我现在参与是因为总觉得武侠作家除了写作，还有一点使命，才驱使我这几十年来到处忙到处跑。

　　新京报：我曾经看到你说：“网络害了武侠小说。”为什么这样说？

　　温瑞安：那些网上的武侠小说作者，写得过快，没有经过认真酝酿。网络上的反应有时会流于庸俗，那些黄色、庸俗、暴力的作品会拥有点击率，但这样会害了读者。假如金庸和梁羽生现在写武侠小说，也放到网络上，不一定会有点击率。但不可否认，网络也帮助了武侠小说的推广。

　　新京报：现在玄幻武侠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读者，曾经有人担心传统的武侠会消逝，你认为呢？

　　温瑞安：没有所谓传统的武侠小说和玄幻小说。传统的武侠小说，就是玄幻武侠。从不肖生的作品开始，玄幻、武侠本身就结合在一起，我的武侠小说也有玄幻的成分。

　　■《天下无敌》内容介绍

　　大侠方歌吟之义子方应看领衔的“有桥集团”在京城血雨腥风，声势大振，更让万人厌恶。方歌吟意欲返京加以管束。

　　而此去京城，除此事之外，还有另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方歌吟已经跳崖死去的妻子晚衣，竟然数次现身于悬崖之巅，并被人看到。晚衣究竟是方生未死，还是幽魂降世？不管如何，爱妻心切的方歌吟必须前往查明事情真相。

　　然而，一干人等还没登上悬崖，便陷入重重埋伏。米公公的“朝天一棍”、唐零的暗器冰毒，招招都要将方歌吟置于死地。江湖再掀狂潮，天下无敌的方巨侠，如何力挽狂澜，让一切阴谋大白于天下？

 在中国民间，一些思想比较开明的老百姓用这样三句话来概括毛泽东一生的功过：“建国有功，治国无方，祸国有罪”。后两句话我同意，第一句话却存在明显的漏洞：毛泽东建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是真正的“人民共和国”吗？用电视剧《走向共和》中孙中山的话来说，所谓“共和国”要有普选、要有三权分立、要有多党竞争。但是，在毛泽东建立的“新中国”之内，这一切根本不存在。毛泽东建立是他一个人的帝国，在天安门城楼上“站起来”的只是他一个人，全体中国人民依然屈辱地跪在他面前。在此后半个多世纪里，这个帝国的血雨腥风年年有、月月有、日日有。那么，毛泽东究竟有什么“功劳”可言呢？

毛泽东统治帝国的方式比历史上任何一名帝王更独裁和残暴。古代王朝更迭，新皇帝至少还对百姓有一丝怜悯之心，知道战乱之后要修养生息，这是牧羊人对羊群最基本的情感。但是，毛泽东登基之日，也是他为所欲为地折腾百姓之日。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不许灾民外出逃荒的惨剧出现了，在大饥荒中至少三千万农民被活活饿死；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大规模杀害知识分子的惨剧出现了，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至少数百万知识分子死于毛泽东的屠刀之下。这一切，在今天的中国大陆，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民众所知悉。但是，由于长达半个世纪的愚民宣传和奴化教育，对于中共夺取政权之前的“革命家史”，许多老百姓乃至知识分子依然不知究里。毛泽东是伪造历史的专家，中国的现当代史都是在其主导下用“反语”写成的。尤其是中共在面对抗日战争这个事关民族生死存亡的考验时的所作所为，大部分中国人脑海中还是中共炮制的教科书和无数影视文学作品中所传达的荒谬信息。许多人不加思考地相信：中共是抗战的领导者，是民族的中流砥柱；国民党则一直消极抵抗乃至破坏抗战，是卖国贼集团。历史真是如此吗？

历史学家谢幼田以厚厚的一本《中共壮大之谜》回答了这个问题。作为一名严谨的学者，谢幼田多以中共自己出版的各种重要文献为依据，并以日本方面的档案材料为印证，每下一个结论必有多种史料作支撑。这些史料的来源也都相当可靠，例如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的权威性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中共领袖的年谱以及部分元帅和将军的回忆录等。这些中共自己的史料可谓是“自唾其面”，它们确凿地证明了这样的一个结论：中共及其军队在大多数时候都是中国人民抗战事业的破坏者，毛泽东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卖国贼。

  （一）中共抗日真相

  中共官方史书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抗战的领导者和主力军，但在十五年的抗战中，中共能说出他们都参加了那些重大战役呢？国民党军队参与淞沪战役、徐州战役、太原战役、武汉战役、长沙战役以及远征军入缅等，都是调动数十万大军参与的大会战，在这些大会战中国民党官兵作出了惨重的牺牲，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中共拿得上台面的只有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所谓“平型关大捷”，其实是国民党军队主导的太原会战的一部分，八路军只有林彪部不足一个师的军队参加作战，当时中共宣称的战果是“歼灭日军精锐部队一万余人”。后来也觉得牛皮吹得太大，悄悄地缩小为三千余人，继而再缩小为一千余人。其实，参照日军军部的作战资料，日军损失的仅仅是“辎重部队两百余人”。而就在与“平型关大捷”相差不足一个月的忻口保卫战中，国民党军队投入十三万人，以死伤十万人以及军长郝梦龄、师长刘家祺等战死的沉重代价，击退了日军的猖狂进攻。然而，在今天中国大陆中学和大学的历史教科书中，对微不足道的“平型关大捷”设置专节论述，对战果辉煌的忻口战役却一笔带过。因为一切史料的取舍都得以有利于中共自身的宣传为标准，对历史的评论也都得中共的是非为是非。

百团大战是中共发起的唯一一起大规模的对日战斗。谢幼田论述说：“百团大战是由中共八路军指挥员，而非中共中央，自己制定战斗计划，完全由八路军自己进行的一场对准日本侵略军的战斗。”这一场对日战斗，在中共党内一直受到批判，对其是非功过长期没有作出正式结论。其具体主持人、八路军副司令员彭德怀后来在被总清算的时候，进行百团大战成为其“反对毛主席”的“罪状”之一。彭德怀的遭遇生动地说明了：在中共党内其实存在着这样一个“潜规则”——谁抗日谁就是坏人，谁不抗日谁就是好人；中共的利益高于民族的利益，毛泽东的利益又高于其他所有人的利益。正是在毛的“英明”领导下，中共才在抗战中堕落为一个“卖国党”。

百团大战的参与者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中写到：“毛泽东同志批评说，（百团大战）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文革期间，清华井冈山兵团出版的《打倒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大军阀彭德怀》一书指出：“彭德怀公然提出要‘保卫大后方’、‘保卫重庆’、‘保卫西安’，实际上是要保卫坐镇于重庆的蒋介石。彭德怀急于保蒋，拒不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在战略相持阶段，我军‘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方针，背着毛主席，和朱德、杨尚昆、彭真、邓小平等商量，大搞冒险主义、拼命主义，先后调动了一百零五个团，共四十万兵力，全线出击，打攻坚战、消耗战。彭贼保蒋卖力，得到了蒋介石的欢心。”当时，清华红卫兵乃是“奉旨造反”，他们说的话许多都是毛泽东的心里话。毛泽东早在庐山会议上就赤裸裸地说过：“当时是共产党、国民党和日本人三国鼎立，我们就是要让国民党和日本人斗个你死我活，我们从中发展壮大。”这种丧失基本民族气节的荒唐话，毛居然在党的大会上公开宣扬。明明是自己保存实力、火中取栗，惯于黑白颠倒的毛泽东却在中共七大报告中污蔑蒋介石在抗战期间躲在峨眉山上、等到抗战胜利后才从山上下来“摘桃子”。其实，蒋介石自从一九三六年到峨眉山并发表讲话之后，抗战期间从来没有到过峨眉山。如此信口雌黄，正是毛泽东这个“痞子运动”倡导者的“英雄本色”。

彭德怀一直到含冤而死都没有承认百团大战的“错误”。彭德怀是中共党内罕见的还保存了部分民族气节和人格操守的高级将领，他看不惯毛的厚黑权术，看不惯毛的荒淫好色，看不惯毛的一手遮天，看不惯毛的荼毒生灵，终于被毛以“反党”的罪名打倒。在被囚禁和折磨的最后日子里，彭德怀依然利用“交待问题”的机会，三次写出百团大战的真相。他站在民族的立场上，坚信百团大战的正确和抗日无罪的真理。然而，彭的观点在中共党内却如同空谷回音，彭的下场也让中共各级官僚噤若寒蝉。

鲁迅说过，中国人一直都生活在“瞒”和“骗”当中。抗战期间，中共的“战略战术”说到底也就是“瞒”和“骗”。中共欺骗和怂恿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使自己绝处逢生。被中共出卖后的张学良后悔莫及，宁愿跟随蒋介石回南京以接受审判来赎罪。玩弄张学良于股掌之上的是周恩来，晚年张学良到美国之后多次在访谈中称赞周，他不是在说违心话，而是故意通过抬高周来掩饰自己的愚蠢。但是，张以后半生的选择表明了自己对西安事变的真实态度：尽管中共官方多次邀请其回大陆观光，但他一直到死也没有重新踏上大陆的土地。虽然张学良破坏了蒋介石对抗战的全盘规划，是现代中国的“千古罪人”，但他的囚徒生涯待遇良好，还有相当的自由度。蒋介石对张学良的态度，体现了一个基督徒特有的仁慈。不妨设想，要是换了心胸狭窄、睚眦必报的毛泽东，张的下场该是怎样——彭德怀仅仅是为饥饿的百姓说了几句真话，就被打入十八层地狱，饱受折磨而死。

  （二）潘汉年为什么必须死去？

  《中共壮大之谜》用丰富的史料描述了毛泽东如何欺骗和玩弄阎锡山、夺取山西政权。当阎的力量强盛的时候，中共主动与之联络，表示愿意共同抗日，帮助阎建立抗日组织“牺盟”和新军。当阎的主力在对日作战中消耗大半之后，中共立即策反“牺盟”和新军，并直接出兵驱逐阎的地方政权，组建自己的权力机构。更加卑劣的是，毛泽东还命令中共的势力范围与日军占领区保持一种心照不宣的“和平状态”。日军也将重点兵力用在打击阎锡山和国民党中央军上，对中共仅仅是防范而已。此时，阎锡山才恍然大悟，但局面已经无法挽回。在河北、山东等地，中共使用的都是这套把戏。文献记载，当时被中共军队消灭的倾向于国民党的游击部队，甚至比对日作战中的损失还要多。

新四军更是完全避免与日军的接触，一心在江南扩大地盘。谢幼田研究了《刘少奇年谱》之后发现：“中共在江南的最高领导人刘少奇，自从到达华中之后，他的全部军令、报告，没有一个是出于打日本人的，全部都是为了打击或分化国军之用。”由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的《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一书，原意是为潘“平反昭雪”，却不小心透露了潘代表中共与日本军方会谈的许多细节。在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的安排下，潘汉年会见了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课长都甲大佐。该书记载道：“都甲说，清乡的目的是为了强化治安。日本方面目前最关心的是津浦线南段的运输安全。只要新四军不破坏这一段的铁路交通，日方则希望和新四军有一个缓卫地带。潘汉年说，新四军的发展很快，目前正在稳步地巩固和扩大农村根据地，也无意立即占领铁路交通线和其他交通据点。日军要给新四军一定生存条件，否则游击队就对随时破坏铁路交通的。”这些细节说明，当时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委员会在电报中对新四军的谴责是真实的：“见敌则避，遇友则攻，得寸进尺，更无止境；既存兼并之心，遂忘寇患之亟。”最后，因新四军一味抗命、危害友军，才导致其被围歼。新四军的被歼灭，乃是咎由自取，而非“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又一次反共高潮”，也不是周恩来所宣称的“千古奇冤”。

《中共壮大之谜》以专章“潘汉年的悲剧”揭露了中共与日本军部及汪伪政权勾结的事实，在我看来，这是全书最有价值的地方之一，也是最值得一直被中共欺骗的大陆民众阅读的篇幅。在大陆出版的几本关于潘汉年的传记，若隐若现地披露了潘在“敌人心脏”里的种种工作。潘汉年的联络人之一袁殊，时任汪伪中央委员、中宣部副部长、宪政实施委员会委员等要职，一九四九年之后却摇身一变成为情报总署副署长、中央军委联络部副处长。潘汉年通过袁殊与日本驻华最高特务机构“梅花堂”建立联系，并领取活动经费，第一次就获得一万元费用。“梅花堂”首任“机关长”影佐祯昭，曾参与策划汪精卫的叛逃，非常重视潘汉年的作用，专门在上海“六三花园”请潘吃饭。此后，双方多次交换情报。另外，潘汉年还通过李士群拜见汪精卫。会见中，潘的身份并非一般的情报人员，而是中共中央的代表。汪建议潘转达他对中共的“善意”，并寻找双方的“契合点”——即共同反对蒋介石在重庆的国民政府。对于这些肮脏的行径，谢幼田评论说：“中共所谓秘密战线，竟然是和日本侵略者联合在一起，彼此交换有关中国抗战的政治、经济、军事的情报，联合对付国民政府。潘汉年所领导的所谓情报活动，是毛泽东的延安政府打击国民政府的一部分，其实质也是出卖中国抗战，而有利于中共延安政权和日本侵略者政府，是不折不扣的汉奸行为。”

一九四九年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并没有重奖像潘汉年这样功勋卓著的地下工作者。相反，在毛泽东的亲自批准下，突然将其逮捕。后来，在政治清洗中，又将潘汉年的上级——中共华东方面的重要领导人饶漱石和下级——著名女作家和特工关露等人杀人灭口。即使在专案组查不出潘有任何“叛党”罪行的情况下，毛泽东依然在一九六三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污蔑潘犯有“投降国民党”的“可杀之罪”。可见，毛泽东对自己的卖国行径感到心虚，便抛出潘来转移视线。于是，潘被判处十五年徒刑，一九七二年又被改判为无期徒刑，最后在湖南劳改农场被折磨致死。

（三）告别卖国贼毛泽东的幽灵

  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中共壮大之谜》以丰富而真实的史料告诉我们：不是别人，正是中华民族的“大救星”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一九四一年，苏联与日本在莫斯科签订《苏日中立协定》，双方在共同宣言中宣称：“苏联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日本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中国人民纷纷谴责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的可耻行径，国民政府也通过外交途径表示抗议。中立的《大公报》发表社论指出，该宣言与和平背道而驰，出卖了中国的抗战，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然而，向来以苏联为祖国的中共对此欢欣鼓舞，延安的《解放周刊》发表了题为《苏日条约的伟大意义》的社论，颠倒是非地指责说：“在国民党中的亲日派方面，则强调此约只于日本有利，于中国不利，散播恐怖情绪。”按照这篇文章的观点，该条约将世界分成了两大阵营，一个阵营是该条约的支持者，即苏联、德国、意大利、日本和中共自己；另一个阵营则是该条约的反对者，即美国、英国和国民党政府。如果不是两个月后德国入侵苏联，中共的这一“统一战线”不知还要“团结”多久！

正如谢幼田所论：“毛泽东是一个少有的奇人，他既没有什么民族责任感，也不受传统道德的约束；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淡薄，对共产国际的事务从来不热心。只有打江山是毛泽东比生命还要看重的事情，其他的信仰和责任，对于他是不存在的。”谁能帮助毛泽东打江山和坐龙廷，他就跟谁做朋友。在抗战期间，毛泽东可以跟日本侵略者暗通款曲，挖中国人民抗战长城的墙角；在五十年代，毛泽东可以向苏联“老大哥”一边倒，跟苏联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在七十年代，毛泽东又可以向“不共戴天”的“美帝国主义”抛出橄榄枝，以改善在国际上千夫所指的形象和四面楚歌的处境。毛泽东是比石敬塘、吴三桂、慈禧、汪精卫更大、更狡猾、更隐蔽的卖国贼，他对中国人民的欺骗和伤害也更大。七十年代，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的时候，正要向中国谢罪，毛泽东却公然向其表示感谢：“谢谢你们侵略中国，你们侵略了中国才有我们的胜利。”这种厚颜无耻的卖国话语，让中共御用学者们也难以为其开脱。

然而，直到今天毛泽东的幽灵依然在中国大地上游荡。在湖南韶山毛泽东故居，时常有百姓络绎不绝地前来“参拜”，其香火之盛不亚于香港黄大仙和日本靖国神社；在北京的出租车汽车内，经常可以看到跟佛像挂在一起的毛泽东的头像，据说它能保佑出入平安；而在某些新左派学者的笔下，毛泽东是“大民主”的倡导者和反对全球化的先驱，是底层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张承志和旷新年之类的文人学者，还在自作多情地向毛泽东这个“孤独的英雄”致敬。这种情势的形成，源于中共强大的宣传力量，中共的宣传和教育机构成功地改写了历史并破坏了民族记忆。德国思想家默茨说过：“破坏回忆是极权统治的典型措施，对人的奴役，是从夺取其回忆开始的。”对于中共来说，这一工作与暴力镇压同样重要，正像谢幼田分析的那样：“至今仍然没有一个国家和党的专业宣传人员数量有中共的千分之一，或万分之一。这些反复宣传，往往就被形成一部所谓的历史。”当然，这种情势的形成，也源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奴性，中国的历史向来是在“坏”与“更坏”之间选择“更坏”的历史，中国人自己培育和选择了毛泽东这个魔鬼，也就得承受被其奴役和杀戮的命运。

在这样的背景下，将毛泽东这个恶魔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是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第一步。《中共壮大之谜》这样的史学著作开启了这一“恢复民族记忆”工作的第一步。当然，《中共壮大之谜》也存在着一些美化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倾向，这也许是作者不得已的“矫枉过正”。尽管如此，我认为，《中共壮大之谜》应当是一本中国百姓人手一册的历史启蒙读本，它告诉我们这样的一种常识：一个崇拜撒旦的民族是无法实现民主化的，一个热爱汉奸的民族是无法自立于世界的。

喻红不久前在北京的一个个人画展：“目击成长”，反映了一种心理症候，即六十年代出生一代人在政治现代主义在中国的终结以及向政治后现代主义演变的交替之际，终于“看到”了一种主义成为失败现实后的美丽。喻红反映了一个美丽时刻，这个时刻她看到了历史。或者说，六十年代这一代人开始具有历史意识。

　　一． 伟大的图像和日常的无常：六十年代的视觉现代性

　　在1992年前后开始于“新生代”绘画的喻红，事实上，那个阶段的绘画与刘晓东等人的自我流亡气息相比要更乌托邦一些，那一批绘画的核心部分主要是在人物头顶上方的幻像或者画面上方顶线照射下来的光线。

　　“目击成长”是喻红真正对自我历史或者自我情感的历史表达的开始，而事实上，作为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在近年已开始脱离理想主义和乌托邦的阶段，而进入一种自我历史的反省。这种反省不是关于社会和政治层面的反省，而是把一代人放在现代史之下进行哲学和美学精神的反省。只有这样一种反省对于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才是有意义的。这是这一代人的宿命，即对于伟大的或者乌托邦的图像和语言，他们在这一层面的接受和反省。如果他们因此而受伤，不是社会性和身体性的受伤，而是一种现代性的受伤。

　　“目击成长”展出的是一个图像系列，从一岁（1966年）到三十五岁（2001年），每年有一张根据那一年个人相片创作的画，一共有35张画。有意思的是，每张画旁边配了那一年报道公共政治现象的杂志或者报纸的图文原页。

　　在连续观看的图像序列中，包括了众多的庸常时刻，以及一些个人情绪感慨或者情感获得意义拯救的时刻。喻红把这视作一种成长。在展览上，新闻背景和个人日常生活图像的二个部分，反映了一种六十年代的视觉现代性：即伟大的图像，包含街头运动、群众场面、公社生活、领袖会见、审判、阅兵、消费时尚以及集体抗灾等具有集体性、壮观性和意识形态象征性的视觉景观。为每一年的个人生活挑选一张这个时期的的背景图片，似乎成为“目击成长”的一个重要部分，甚至好像没有这些新闻图像，个人生活就失去了意义。

　　除了政治领袖的某个重要的出场时刻、战争、被集体组织的政治学习、或者卫生运动，甚至1976年之后以个人可以自由选择为前提的集体现象，例如上大学、跳现代舞和住宅消费，也被列入新闻背景。这个背景图像系列跨越了二个背景时期，即1992年之前和之后，1992年之后的文化背景至少是一种后现代的、多元化的、弱集体性的，不再对个人有直接的完整的影响力。如果把喻红对于新闻背景的配图看作是一种对于思想背景或者启蒙背景的一种主线确认，那么，这一启蒙背景就是“伟大的图像”。

　　伟大的图像是六十年代生一代人具有拉康式镜像特征的启蒙背景，是构成这一代人世界观的前语言阶段，也反映一代人在启蒙层面的一种视觉现代性。

　　新闻背景的伟大图像和关于日常的无常图像，是“目击成长”的两个关联部分。但事实上，前者代表在个人身上延续至今的六十年代的启蒙背景，是一个根源视点；后者则是带有某种宿命色彩的心理历史感，观看点是现在。

　　重要的是，喻红对于将背景和个人分别列于左右两边，并且置于同等的重要位置，似乎一开始就具有预设的冲动。这一冲动就是将时代背景与个人的日常性进行对比，来看出日常的一种无常性。这种无常性具有一种知识分子的现代式的宿命体验，喻红的“目击成长”不太有后现代式的虚无感。这体现在她仍然偏执地将1992年之后的后政治社会的背景选择为集体性和意识形态象征性极强的新闻图像，具有一种守护精神。

　　二．现代性的缺失：成长的精神分析

　　喻红的画表达了三个阶段：童年、学生、成人。这个过程表现为背景的壮观性、崇高性和神性色彩的弱化，以及个人世界的日益丰满、自足和混杂交错的历史感的强化。

　　童年的生活无疑具有代际特征，跟一代人看到的伟大景观和童年的文化镜像没有太大区别。学生时代在喻红那里可能更多的反映出一种生活上的知识分子式的家族特征，其余是一种普遍的青春景象。八十年代之前的景象基本上是在壮观的、崇高的集体环境下个人笼罩在色彩灰暗、质朴而又平静的生活气息中。

　　从1986年到1989年，喻红经历的似乎是一种青春的乌托邦实践：在天安门前的同学意气、文艺青年式的独立电影参与，以及置身于壮观的政治现代主义时代最后一次学生游行。这像是一种对伟大图像在政治社会末期的最后的末期体验，它在几年之间就转瞬即逝。在1990年之后，“目击成长”的生活开始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成人气息，结婚、生子、抚育、家庭景观、对后代的凝视、在广场的感慨、在车祸现场的感伤、在异国的快乐以及在阳光下的真实的微笑。

　　成人阶段事实上包括着更多的身份：女人、画家、青年知识分子、母性等等。这一阶段的生活景象体现出一种后政治社会的现代性体验缺失的茫然、文化经验的混杂和错位感。1990年在寄居的画室、1991年在北京郊外找地方盖房、1992年拍《冬春的日子》、1993年在纽约，这一阶段的生活似乎远离集体主流现场，表现为一种自足的、自我流亡的、边缘的青年艺术家或者青年知识分子形象。从1994年开始的生育和养育阶段，似乎是喻红与伟大图像的启蒙背景分离的开始。如果自1991年到1993年是一个后乌托邦时期，是六十年代中的少数人尝试在边缘进行一种美学上的逃亡，这也意味着与启蒙背景至少具有一种六十年代生活的美学联系。而从生育和养育开始，喻红开始体验女性、母性和家庭的日常性，比如1995年和女儿在一起的照片似乎有些莫名的生命感伤。

　　1996年和1998年似乎是喻红感受到一个时代的终结和一个新的时代不可逆转的转世的开始。1996年的《娃娃2岁》是一幅女儿躺在画室的大转椅上熟睡的画面，背景是画室墙上挂着的一幅毛泽东肖像。女儿旁若无人的呼呼大睡的图像似乎是确认一个时代的终结在心理上的一个临界点或者象征经验。

　　“目击成长”中的一幅极其重要的画无疑是《和女儿在天安门广场》（1998年，32岁），如果1996年的《娃娃2岁》在心理上带有感伤和凝重色彩地确认了一个政治现代性时代的终结，在广场上的这幅作品看来更像是各种个人的和文化的景像在这一时刻汇合成一种内心的历史感。在广场上，天空仍然阳光明媚，红旗仍在飘扬，女儿在无知的看着远方，无疑地她对六十年代的伟大景观和集体现场没有任何记忆，那个站着的知识女性面貌的青年母亲似乎突然霎那间静止在某种现代主义的庄严感和宏大的空间感之中。在情绪色彩上，这幅作品表现出一种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交替之际在政治象征现场产生的心理张力，以及情感取向的暧昧性和不确定性。

　　喻红2000年和2001年的自我描绘主要体现在人性和日常的无常感本身，尽管配了国际政治方面的图片，但在图像经验上和画面中的个人主体性没有什么镜像关系，世界和画面中的个人在日常层面上都在
按照自己的逻辑生活，彼此不再有心灵上的呼应。最近两年的表现画面好像回到了和自己、或者和最直接生活联系的人的关系之中，无论是背景象征特征还是个人身上的情感气氛，处于一种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缺失状态。

　　“目击成长”描绘了一个时代在图像上的衰败感以及在衰败中开始转生的历史无常感。这种感情美学上的处理带有知识分子的宿命色彩，画面的情绪具有一种道德不确定性，谈不上太过于灰暗或者太乌托邦。而作为自我描绘的主体，喻红似乎给定了那种失去现代性根基的成长一个女性化或者自足的现在时结局，2000年，“她”躺在郊外的山坡上，对着镜头微笑；2001年，“她”和20年前的同学坐在20年前的座位上，和许多人对着镜头微笑。这些微笑不再具有早年的青春的或者艺术青年的感伤气息，只是与一种存在的真实性以及去幻想化的自我意识有关。

　　三．图像叙事：连续镜像的自我意义

　　在2000年和2001年的画面中，画面的中心人物越来越具有某种主观色彩，作为某种观念的主体性越来越弱，作为一种具体的感性的主体性则越来越强烈。但画面中的自我图像更接近一种他者。画面构成一种面对镜头的关系，镜像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将自我图像置于一种他者的位置。如果说，“目击成长”对于某张照片的描绘或者将几张照片合成一个画面，它的意义也在于此。

　　另一层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图像叙事，单一的镜像因为被排列成历史的序列，因此产生了历史感，虽然每张照片都是此刻的镜像。喻红在“目击成长”中引进了图像叙事，使一系列镜像形成阅读关系。这种关系使最近两年的画面在阅读时间上的此刻性转变成一种心理历史感。

　　这不仅使画面主体有一种更为强烈的他者的镜像性，而且，这种历史感仅仅属于图像志自身的，它被从现实的历史层面剥离了出来。展览事实上设计了两条在时间上并列而又对应的图像志（公共系统和私人系列），两条线的图像选择都是十分观念和预设性的。有很多图像可以选择，但新闻背景只限于伟大图像的标准，个人图像志只限于私人性的场合（只有极少的群众场合）。背景图像的九十年代部分，作为对根源性的一种明确和在美学上的一种认同，甚至没有与九十年代的政治后现代社会对应。

　　喻红的“目击成长”强调了一种自我的心理历史的表达，并且在绘画性上，强调了日常镜像与当地现代史集体景观在阅读上的一种现代性关系。这是绘画不仅在方法上重新强调了文学性上的图像叙事，并且在视觉现代性层面上，使连续性镜像可以自成一体，进行图像的自我意义解读。

　　对于伟大图像的重新解读，刘大鸿在1998年前后尝试作为一种对不同时空的政治象征图像的重组，表达对政治现代主义象征视觉的现代性理解和对政治乌托邦在情感上的认同。这一层面与对文革符号或者政治图像的后现代反讽风格的挪用不同的是，它不是基于在后政治社会对政治象征在具体道德情感上的自我表现，而是对图像在现代性经验上的一种心理历史反省。

　　“目击成长”在某种意义上也具有个人图像志的精神分析性，以及意识形态心理背景在现代性角度的重新观看。当代艺术应该进入一种“当地现代性”的主体意识，艺术批评也需要在现代的图像志层面建立现代性叙事。这是一个用自己的方式解读的问题，即要认定与我们的整体性最直接相关的图像根源和日常镜像的关系。在这一点上，喻红无疑肯定了一个最根本的出发点，即我看到了我这一段历史的美丽。任何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性事实上都必须建立在一种自足或者自我认同的心理根基上，它可以是出于美丽或者愉悦，而不是关于一种关于抵抗或者突围的政治情感。

中共在建政后的50多年时间里，不但在广袤的华夏土地上制造了一系列的人权悲剧，而且将个人崇拜推演得古今中外无出其右。在中共的党文化中，虽然向来表现出对封建君主制的强烈不满，对君王崇拜的极度愤慨，但现在的事实却是，他们的独裁专制和个人崇拜已经超越任何一个社会和历史时期。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也正在空前承受着腐朽共产文化的蹂躏。

在非民主的社会，个人崇拜尚可以让人理解，然而，中共治下的中国社会，不仅仅有对现实君主（即掌握着最高权力者）的顶礼膜拜，更有对其话语的肉麻吹捧和随声附和，即使这些话语是愚不可及甚至是荒谬绝伦的。纵观中共建政后的半个多世纪历史，还找不出哪一位最高领导人没有推行个人崇拜的。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由江泽民到胡锦涛，虽然在个人崇拜的程度上各不相同，但在个人崇拜的轨迹上，几个人就象是搞封建世袭一样，尔方唱罢我登场。

毫无疑问，个人崇拜必然伴随着对个人话语的崇拜，毛泽东恶贯满盈，冒历史之大不韪掀起了恐怖的十年文革，他所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等在今天能让我们清楚地感觉到荒谬可笑的东西，在当时几乎是被中国人口耳相传，视为至理名言。等到“红太阳”西沉之后，儿皇帝华国锋为了继承先帝的遗志，又逆民意而动，推出了荒唐的“两个凡是”，具有戏剧色彩的是，“两个凡是”还未大红大紫便在一片反对声浪中夭折了。 邓小平作为反对“两个凡是”的先锋力量，曾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拥护，虽说在他登上政治舞台后对“两个凡是”进行了彻底否定，并在胡耀邦的帮助下平反了文革中的冤假错案，但出人意料的是，他仍然不能在个人崇拜的旋涡中加以自拔，除了要人民将自己奉为“社会主义的总设计师”之外，更是抛出了“四个坚持”。且不谈论“四个坚持”的正确与否，但凭邓小平在世时媒体对“四个坚持”的大力宣传，足可以见得个人崇拜在中共统治中的一脉相传。

邓小平和毛泽东相比，多了一份自知之明，但政治手腕上却显得更加的阴险和老到。为了表现自己所谓的“开明形象”，在六四大屠杀之后，他终于辞去了军委主席的职务，将威望和人格多有欠缺的江泽民安排到了接班人的位置。邓小平看似走下了最高统治者的宝座，但对权力的依恋却让他在有生之年做了毛泽东都不曾做过的太上皇，对江泽民等人实施幕后的绝对操纵。因此，实际的最高统治者身份不得不让他的继任人将他抬到更加崇高的历史地位。对其话语和理论的大力广泛宣传便是对他个人崇拜的一种有效表达。“四个坚持”的意义被不断放大，“邓小平理论”的大旗更是被举得比毛泽东思想还高，仅一趟“南巡”，就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

邓小平的日薄西山让江泽民有了施展权力的真正空间，“江核心”的政治地位便逐渐确立。一直做傀儡的他随着邓小平的作古而权势日大。不到几年时间，党政军的最高职位就为他一人所独揽。为了摆脱邓小平的阴影，江泽民在权倾朝野，唯我独尊之后，便急不可耐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理念，从“三讲”到“以德治国”，再到后来的“三个代表”，虽说全部都是“假、大、空”的东西，但在中华大地上，在广大媒体里面，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却是泛滥成灾。

江泽民虽说不敢自称“皇帝”，但他的话语却比过去的皇帝说出来的话更显得“金口玉言”。有人说：“在江泽民的统治下，我感觉好象回到了毛泽东时代！”，这确实说出了大多数中国人的心声。江泽民不遗余力地想把民众对他的个人崇拜推到极至，但事实却是，他在普通老百姓的心目中成了人人得而诛之的桀纣。他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和对弱势群体的漠不关心已经将他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

嗜权如命的江泽民终于在舆论的压力和其他政治人物的要求下告别了他在中共党内的颠峰地位。他所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虽然在他权力炙手可热的时候被强行写入了中共的党章，但随着胡锦涛的登台，一度妇孺皆知的“三个代表”便被如今的“和谐社会”所取缔，今年“两会”时胡锦涛所提出的“八荣八耻”更是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同“和谐社会”一道将“三个代表”颠覆得支离破碎。“八荣八耻”和以往的各种提法相比，可以说是集中共历任最高统治者理论之大成。什么“为人民服务”，什么“四个坚持”，什么“三个代表”几乎都囊括其中。不过，要硬说成是胡的新理论也未免有些溜须拍马，因为“八荣八耻”中所表达的只不过是一个人，一个国家公民为人处世的起码常识，他的提出只能算是一个总结，而不能算是标新立异。媒体对“八荣八耻”的炒作同样是是对他的一种献媚方式，是缘于对胡锦涛的个人崇拜。

“八荣八耻”的内容在我们看来也无可厚非，但在胡锦涛和广大中共党员干部以及媒体的心里，也许“热爱祖国”和“团结互助”等会有着变态的含义，因为在中共的话语系统里，“党”和“国”几乎是一个意思，而“团结互助”又往往体现在为了维护官员的利益和专制制度上。因此，可以预见的是，“八荣八耻”和以往的其它理论一样，不会给中国社会的真正进步起到丝毫的作用。想起之前的“两个凡是”被否定和“三个代表”消声匿迹的“悲惨”命运，我不知道胡总书记的“八荣八耻”还能走多久。

一句普通的话，如果出自普通人之口，也许不值一提，而出自最高领导人之口，却很容易成为至理名言，这就是中国社会的现实。个人崇拜将伴随着专制制度而永葆青春！

2006年4月5日

二零零六年四月，胡锦涛将以中国国家元首的身份第一次正式访问美国。虽然三年前胡曾以“副元首”身份访美并受到最高规格接待，虽然几个月前胡锦涛曾到纽约参加联合国会议，但此次访美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胡本人的权力能否得以巩固。为了让美方提高对其待遇，近一年多来，中方在经济层面连续向美国抛出媚眼：顺应美方的压力将人民币升值百分之二，与波音公司签订超过五十亿美元的订购大单，即便是中美纺织品贸易的纠纷也尽量低调处理。然而，中方在政治层面毫无动作，既没有像江泽民时代那样每逢重要的外事活动便释放几名政治犯，也没有停止在官方媒体上对美国的攻击和丑化。

二零零五年胡锦涛的访美计划被意想不到的飓风灾难打乱了。飓风袭击让美方找到了一个绝佳的借口，取消了胡锦涛希望对美进行“国事访问”的计划，而将其降低到两国元首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顺便会面。如果说三年前胡锦涛访美时，西方世界还对他抱有一厢情愿的希望，认为其多多少少会带来一些政治方面的改革和宽容；那么，在其劝勉掌权之后的两年多里，胡已经彻底暴露出僵化而冷酷的“毛主义者”的真实面目。英国《经济学人》发表题为《胡锦涛日显其权威主义者本色》的文章，分析指出：“胡锦涛的保守主义（实际上一贯如此）和他的信念是一致的，即中国共产党——即便腐败成风、权力滥用——还是具备自我清洁的能力，不需要任何党外的监督或者平衡力量。”胡访美期间计划前去演讲的耶鲁大学，在校刊中也毫不掩饰地指出：“耶鲁大学可千万别忘了中共政权丑陋的一面。胡的统治正是人权观察组织所谓的‘高度压抑状态’，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宗教迫害、强制驱离、侵犯劳工权益。中共政权还极力围堵网际网路讯息的自由传递。很多耶鲁大学所寄予高度评价的准则，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开诚布公的讨论等等，在胡的政权下，仍被紧紧的钳制住。”因此，在访美过程中，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专制主义政治结构与以小布什为代表的自由民主精神之间的根本对立，不可能得以消除。这不是中国与美国的对立，乃是邪恶与正义的对立。

（一）里根在苏联的棺材上钉下第一颗钉子

在成功地铲除了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这两颗毒瘤之后，布什政府下一步的外交重心必将转移至东亚地区。小布什深知，自己是否能成为“里根第二”，仅仅靠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胜利是不够的——能与里根将苏联帝国扔进历史垃圾堆的伟大成就相媲美的，惟有将中共政权这一最后一个帝国式的共产主义政权也扔进历史垃圾堆。小布什有这样的信心和勇气吗？

二零零四年我在美国访问时，恰好在华盛顿目睹了前总统里根的葬礼。美国友人告诉我说，这是自从肯尼迪以来美国最盛大的国葬。民意调查显示，里根甚至超越了华盛顿和林肯而成为美国人心目中最伟大的总统。里根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恢复了越战之后一度在冷战中处于劣势的美国的国力，振兴了美国民族的信心和民族自豪感，更在于领导整个自由世界以“不战而胜”的方式，让前苏联及其东欧仆从国的三亿人民获得了自由。

有意思的是，就在胡锦涛访美前夕，中共高层以“教材”的形式分发《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一书的中译本，希望高级干部吸取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警惕“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该书是的作者彼得•施魏策尔是里根时代中央情报局的战略分析专家，在该书中他盛赞里根的远见卓识：“在那个时候，美国政府中没有一个人（里根除外）清楚地看出苏联这座大厦会倒塌……在苏联的这口棺材上钉下第一颗钉子是在八十年代初期，到八十年代末期就把苏联埋葬了。”

里根认为，共产主义政体不是外交家乔治•凯南所说的“只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政府”，而是一种荒谬的畸变行为。里根时代的国务卿舒尔茨回忆说：“里根总统简直有一种天生的感觉，认为苏联不应该或者不能够幸存。那种感觉不是基于有关苏联的详细知识，而仅仅出于一种本能。”当里根在柏林墙前发表“邪恶帝国”的演讲时，西方的政治家、知识分子和公众大都认为他疯了，或者把他描述为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里根指出：“西方将不会容忍共产主义，我们将战胜共产主义。我们不会因为公开谴责它而感到麻烦，我们将把它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悲哀和奇异的篇章而予以删除，即使现在还在书写这个篇章的最后一章。”在差不多同时，即便是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也为苏联的经济状况所迷惑，而给予其热情洋溢的赞美。

对于大多数清高的美国知识分子来说，好高骛远的里根是一个“先天性的白痴”（无独有偶，今天的小布什也遭到了西方知识界的如此恶评）。然而，里根却令人惊讶地对苏联政体作出了正确的估价。更重要的是，里根采取了正确的战略和行动：第一，十年如一日地支持波兰团结工会，使之一直顽强地在雅鲁泽尔斯基军政权的压力下生存下来，并成为东欧人民追求自由的旗帜；第二，对阿富汗的反苏力量提供各种援助，最终使得阿富汗战争成为苏联的一个“流血的伤口”，“苏联在冷战历史上被完全打败，这是绝无仅有的。正如这个帝国的前统治者在一战中的失败那样，这次失败对苏联产生了革命性的后果。”第三，与沙特阿拉伯等国合作，压低国际石油市场的价格，使苏联难以获得硬通货，陷入越来越严重的财政困境；第四，启动“星球大战”计划，迫使苏联参与军备竞赛，并对其实施技术封锁，使其经济状况雪上加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里根的战略获得了成功。苏联的体制固然存在某种“自我毁灭”的病毒，但如果美国没有里根这样强有力的、坚决反共的领袖，而是像卡特这样只适合担任某慈善机构主持者的人继续担任总统，苏联这只“百足之虫”也许还会挣扎着多存在一二十年。

（二）见利忘义的老欧洲

对于美国来说，今天的中国就是昨天的苏联。过去一度“韬光养晦”的中共政权，近期频频“主动出击”，甚至授意“猪头将军”朱成虎发出核战威胁。因此，如果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发生根本变化，中美关系就不可能进入真正的“蜜月期”。而美国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注和对中国社会中一切健康力量的支持，都会被中共统治者看作是“敌对行为”。如同里根一样，小布什是一名天生的“反共牛仔”，他所秉持的外交政策更多的是来自于威尔逊的“传教士外交”的传统。小布什不会把被国际人权组织评为“独裁者”的胡锦涛当作值得信赖的朋友——如同现实主义者克林顿与江泽民之间的那种关系，再也不可能在小布什与胡锦涛之间发生了。

在与共产主义世界作斗争的历史与现实中，曾经犯下严重错误的不是里根与小布什这样的“粗人”，相反却是博学的知识分子和优雅的“老欧洲“。过去，美国和欧洲的自由派或左翼知识分子一直高估苏联的实力以及其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他们恐惧地认为“苏联拥有无限的和致命的实力，包括自信心、杰出才能以及进行一场全面战争的资源。”他们却不知道苏联社会已然千疮百孔、外强中干。直到苏联及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几乎在一夜之间突然崩溃之后，左翼经济学家罗伯特•海布伦尔这才不得不在《争鸣》杂志上承认：“一个人看起来越接近右翼，就越有历史的预见性；越接近左翼，这种历史预见性就越少。”

半个多世纪来，西欧诸国不仅没有积极支持冷战，反而多次拖美国的后腿。当波兰军政权镇压团结工会的时候，美国对其实施了经济制裁，而西德总理施密特竟然宣称：“波兰颁布《军管法》是必要的。”当美国要求欧洲各国停止支持苏联的西伯利亚天然气项目时候，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人却不予理睬，他们看重的是与克里姆林宫的生意来往。他们才不在乎有多少人在极权主义的压迫之下呻吟。“老欧洲”是近代以来自由、人权价值的发源地，但在最近一个多世纪里，“老欧洲”逐渐失去了崇高的信仰和稳定的价值坚持。在革命的风暴和乌托邦的理想的折磨下，“老欧洲”成了一艘漏洞百出的破船。

“老欧洲”见利忘义行径一直持续到今天，尤其体现在其对华政策上：法国总统希拉克居然声称天安门屠杀是“已经过去的历史”，法德等国的诸多政客拼命在欧盟中游说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中法文化年刚刚过去，中意文化年又开幕了。中共方面借文化交流之名，实施其形象包装之实，种种“私货”败坏了西方社会的道德伦理。而“老欧洲”方面，由于坚持实施高福利制度，经济状况长期萎靡不振，因此将中国看作是一个新兴的充满油水的大市场。订单便是一切——是利益，是选票，是救命稻草。即使中共购买的尖端武器会被用于屠杀手无寸铁的人民，他们也照卖不过。希拉克、施罗德等短视的政客全然无视中共政权依然在残酷虐待其人民的事实，与中国独裁者把酒言欢。我在法国访问期间，曾尖锐批评法国政府对中共当局的绥靖政策，法国外交部的官员们却一直网顾左右而言他。他们比害怕当年的纳粹德国还要害怕中共当局。从政客、商人到汉学家，敢于批评中国糟糕的人权记录的正直之士越来越少。

在此“后冷战”的背景下，美国成为国际社会中惟一能够对中国民主化进程发挥巨大而正面作用的国家，美国总统布什成为与中共角力的中流砥柱。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上帝有意的安排？

（三）布什能否成为“里根”第二？

此次胡锦涛访美，自然会抛出一些甜得发腻的经贸蛋糕，但胡不会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勇敢地启动“新思维”和“公开化”，最后不惜自己失去权力——在不久前的一次讲话中，胡曾严厉谴责戈氏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徒”。因此，此次访问在外交场面上的热闹，不足以弥合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与对立。

布什奉行人权外交的基本政策，美国的外交思想已经走出了基辛格时代现实主义色彩浓厚的“力量均衡”原则。二零零二年六月一日，小布什在西点军校的讲话，被分析家称为“布什主义”的宣言，即“一种自由主义，该主义不仅将美国的国立用于保卫国家，还用于保护自由合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自由”。布什指出，暴君们完全清楚他们没有权利压迫人民，他们坚持这样做只能使自己软弱，“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允许通过合法渠道表达不同意见”。“九•一一”恐怖袭击发生之后，美国政府不得不调整国际战略思路，将战略重点转移到中东地区，处理消灭国际恐怖主义的问题。但是，这种转移并不意味着小布什忘记了中共政权的性质和对世界和平的危害。虽然华府在反恐问题上需要中共方面提供一定的支持，但这并不意味着小布什会在原则问题上与胡锦涛做交易。

人权不是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幌子，乃是其实实在在的内含。在第二个总统任期的就职演讲中，小布什反复声明自由价值的普世性，一种普遍的、跨国的文明和价值正在进展中；在拉脱维亚纪念二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演讲中，小布什检讨了战后“雅尔塔体系”的非正义性，并表示美国将不再犯这样的错误。可以说，“布什主义”已经吹响了全球民主化的“第四波”，即多米诺骨牌般的“颜色革命”——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吉尔吉斯坦的“柠檬革命”、伊拉克的“紫色革命”、黎巴嫩的“雪松革命”……这些“颜色革命”或多或少都与美国有关，与布什及其国务卿赖斯的积极推广自由价值的外交政策有关。

胡锦涛对此自然心惊胆战、心急如焚，他多次下令全党上下对自由思想“严防死守”，并谆谆告诫地方官员在打压维权人士时“切勿制造如哈维尔、瓦文萨、曼德拉和昂山素季这样的道德英雄”。官方处理若干维权事件时手段确实越来越精密。但是，在全球化和民主化浪潮浩浩荡荡的今天，胡锦涛再想走回头路，将中国带回闭关锁国的毛泽东时代，已非他一人或一党之力可以实现的了。

有人在评价近年来中日关系时，用了六个字“经济热，政治冷”；其实，近年来的中美关系大抵也如此——中美之间“政治之冷”的程度甚至还超过了中日之间。胡锦涛此次访美不会为中美关系带来任何的“剧变”，因为中美要成为亲密的盟友，还得等到中国结束一党专政、实现民主自由的那一天，胡锦涛显然与此目标背道而驰。

最后一个任期已经过半的布什总统，正在成为“里根第二”的道路上大步前行。在总统任内，他虽然很难亲眼目睹中共的垮台，但如同里根为苏联的棺材钉下第一根钉子一样，他也必然要为中共的棺材钉下第一根钉子。此次胡锦涛访美，布什的钉子是否会钉下，又是以何种方式钉下呢？我们拭目以待。

——二零零六年四月一日

──《观察》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