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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现状系列之三

在现代社会，接受教育是每个人踏上社会，承担公民义务、享受公民权利的必要准备，正因为如此，教育的民主功能越来越受重视。要使教育实现民主功能，一是普及教育，二是尊重教育自身解蔽、益智的功能。对民主有无诚意，不在口头声明，而在行动，就教育而言，便至少要从这两方面考察：一看有没有尊重人的平等受教育权；二看通过教育过程是使真相逐步敞开还是扭曲、遮蔽真相，是开启思路还是给思想设限，是拓宽精神视野还是给自由精神打上封条，是培育良好的判断力还是用谎言和谬误去迷乱人的心智。 根据这两方面来判断，我国教育表现出与民主走向相悖的性质，大学的背离尤令人瞩目。无疑，民众最感切肤之痛的，是在所谓教育产业化名义下把受教育机会当高价商品，青年学子想上大学，除了并未一视同仁的考场成绩——起码，由于招生名额向大城市特别是向京沪等特大城市倾斜导致的不同地区录取线的巨大差别，就使考场成绩作为衡量标准的公正性大打折扣——，最受考验的就数家长的钱包了。连年急速暴涨的学费，把越来越多城乡底层家庭的青年排斥在校门之外。排斥情况之严重，已经使接受高等教育这一社会阶层上下流动的重要渠道，在我国连象征意义都谈不上了。然而，根本性的背离是由对大学独立性的否定和对学术自由的防范、扼制造成的。因为，这种否定、防范和扼制使教育具有了制造蒙昧的性质和愚民的性质。这种不正常状况由于长期持续和不断强化不仅呈常态，还被赋予“政治正确性”变得理直气壮；大学自始便存在的与民主的天然联系却因长期回避而淡出，现代大学担负的传播民主价值、培养民主社会合格公民的使命则被防范和压制。 事实上，支配我国教育的理念在基本精神上就与民主格格不入。诸如权威崇拜、整体至上、忽视和贬低个人、对自由思考、独立精神、批判怀疑精神的敌视等，共同构成我国教育的总体特征，对我国的教育思考有着深刻而持久的影响，特别在参与和影响教育政策制定的人身上成了一种思想和情感惯性，以至于即使谈及教育民主也往往流露与民主南辕北辙的观念。在这方面，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题目为《教育——财富蕴藏其中》的报告附录中中国委员的发言，是绝妙的印证。 《教育：财富蕴藏其中》这一完成于90年代中期的报告，作为对21世纪教育将“面临的挑战的研究和思考”，是关于教育的里程碑式文献。而对教育民主性的强调可以说是贯通于整个文献的灵魂。无论对全球教育前景的展望，还是表达的指导性原则和方针，都回荡着民主基调；无论对教育平等的多角度多层次关注，还是倡导的教育目标，都体现着强烈的民主精神。例如，尊重个人的多样性和特性，反对任何形式的排斥，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各级教育中提高处境不利人群的入学率；通过教育，培养民主运作必不可少的批判精神，使人自由地确立自己的思想和价值体系，为负责任的公民生活作准备，等等。这里所列举的，都是得到委员会成员一致赞同的报告的实质内容和要点，所以也是作为报告的主体部分提交的。 为了反映看法的多样性，报告还附上了来自11个国家的委员写的文章。中国委员的文章在基本精神上与整个报告和其他委员的发言形成引人注目的对照。报告和其他委员的发言尽管内容各异，但都传输了以民主、人权为代表的人类普世价值，把这些对不同文化、信仰、个人生活方式和目标具最大包容性的共同价值观作为背景千差万别的人们的归属感的基础。但中国委员的发言在题目上就以一个似是而非的“亚洲的观点”与普世价值拉开了距离。而作为“亚洲观点”（同时也是作为中国国粹）宣扬的，除了具强烈人治色彩，把国家兴盛人民安康寄托在历来都靠不住的统治者德性上的“以德治国”，除了把集体绝对化、神圣化、目的化因而与专制主义特别是极权主义在精神上同构，一实施起来往往蔑视个人的“集体高于个人”之外，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承认权威”的名目下对一种地道的奴性哲学津津乐道，当成现今仍该发扬的正面价值兜售：“通过教育，统治者应‘学会体察民情’，而被统治者要‘学会顺从’。强者的这种体察和弱者的这种顺从被看作社会秩序稳定的保证”。然而，所谓“体察”和“顺从”说隐含的对治者和被治者作绝对划分也好，教育充当统治者驯化百姓的工具也罢，无论曾经可能有过什么样的历史合理性，它们因本质上的反民主而与人类社会发展趋势截然对立。但此番说法不仅把对教育的这种统治工具的定位作为中国文化精粹和所谓亚洲价值观推销，末了，还据此在东南亚地区的现代威权政府与这一地区出现所谓经济奇迹之间虚构因果关系，称：“尊重权威对经济的健康发展特别有利”。 普遍价值不是没有谈到，却以特殊解释和限制使之发生了根本性变异。例如，在“教育为促进全球伦理学而应培养的普遍价值”标题下谈人权，这人权就已经不是国家权力不可逾越的界限，而是循着“集体高于个人”的思路，以“使个人权利与集体的权利协调一致”这种实质上把人权的解释权留给国家的表述，把人权变成受国家权力限制因而随时可能化为乌有的空洞之物。至于集体对置身其中的普通个人是否压迫性的，却只字不提。（注） 正如同北大党委书记对大学的政治功利主义见解并不仅仅属于书记个人，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中国委员的上述与民主、人权拉开距离的发言也肯定不是个人意见的表达。实际上，这是持续支配着我国教育的观念。   注：周南照：《教育与文化之互动在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中的作用：亚洲的观点》，见《教育——财富蕴藏其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中文科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

“四五天安门事件” 今天，2006年4月5日，是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发生三十周年。该事件是中共建政以来中国民众第一次公开宣泄对毛泽东暴政的不满和抗议。它实际上是预示文革失败以及中国下一步转向的前奏曲。 文革后期，内外交困的毛泽东不得不部分恢复旧秩序，在周恩来帮助下，打开了中美关系及搞垮了他的文革盟友林彪。在一段时间内，他依靠周恩来，起用文革初期被打倒的邓小平主持政务。于是，政府与经济管理由周、邓为首的务实的旧官僚负责，而宣传舆论与文化教育由毛夫人江青为首的上海帮文革新贵负责，形成“左右”派系对峙共管的格局。 邓小平恢复全国秩序的整顿措施必定涉及对文化革命的部分否定，这当然引起了江青一派文革得益者的反对；而文革作为毛后半生的主要事业，无疑涉及他的历史地位和评价。因此毛虽然在两派之间搞平衡，但本质上是为江青的“四人帮”撑腰的。其中更重要的是，两派谁胜谁负还涉及到毛之后权力由谁继承的问题。 于是，一场冲突终于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毛支持江青等首先公开批判邓小平，指责他否定文革。接着，发动了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在毛的纵容下，毛妻江青等组织人马在全国“评法批儒”，“批周公”，“批党内大儒”，矛头直指周恩来。 周恩来当时已经病入膏肓，自从1975年初他在人大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纲领后，就一直卧床不起，直至1976年1月8日去世。当时，不得人心的江青一伙禁止人们的追悼活动。但是到了4月5日清明节这天，数以十万的民众不顾阻拦，涌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用花圈和诗歌汇成了白色的海洋。人们向周恩来致哀，支持邓小平主持政务，强烈表达对“四人帮”的抗议，并宣称“秦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矛头直指毛泽东，直指中共的专制。这次事件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公开民意表达。当天晚上，当局出动几十万民兵，手持棒棍，血腥镇压了群众的这一集会。 这就是著名的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在这次事件中，周是作为替代毛的政治符号而被启用的，是作为毛的竞争性对立形象而出现的，由於不可能直接反毛，因而颂周就成了反毛的基本方式。不容否认，“两害相权取其轻”，周式的官僚体系的专政仍比毛式的血腥暴民专政好许多。四五事件蕴涵的反毛情绪，预示着毛时代已经进入尾声。 毛之死与文革终结 “四五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政治大倒退，日益黑暗。当时主政者的一系列荒谬措施引起了天怒人怨。中国民间与极左的当权派之间的鸿沟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不久，1976年7月，唐山发生大地震，死了几十万人。按中国传统看来，这是变天——即皇朝崩溃的前兆。果然，地震之后两个月，毛泽东于9月9日驾崩。一个历史的机会出现了。 1976年10月6日，务实派的元帅叶剑英等与毛钦定的倾向折衷的接班人华国锋联手，用非常手段逮捕了毛的遗孀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上海帮。这件事标志着文革真正彻底结束了。同时，也标志着毛泽东时代的正式终结。 在毛时代结束与新时代的方向获得确立之间，有一段扑朔迷离的时期。中国究竟走向何方？成为全社会上上下下都关心的问题。在这种时候，文革後期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中经历的痛苦思考和探索有机会展示它的基本成果了。这一成果的核心，就是民主。它的具体外化，就是著名的“西单民主墙”和民办刊物的出现。

   清明节是悼念和追思亡者的日子，可是在这一天，四川省广元市中级人民法院大楼内却发生了惨烈的一幕，一位身藏炸药的男子闯进 5楼民事审判二厅，引爆炸药，炸死自己，也炸伤一名王姓法官。这是在中国发生的又一起典型的“肉弹”攻击。    

    说起“肉弹”，马上就会联想巴勒斯坦恐怖份子对以色列人的袭击，也可联想到现在的伊拉克战争。不过，巴勒斯坦的肉弹，伊拉克的肉弹，毕竟是一种恐怖战争形式，针对的目标和要达到的目的，是与国家、民族、宗教信仰联系在一起。而在“和谐社会”的中国，肉弹开始成为对抗政府和官员的恐怖袭击行为。
   
    其实在今年 1月份，甘肃省民乐县曾经发生更为严重的事件，一位洪水镇新丰村农民钱文昭携带爆炸物闯进县政府会场，引爆炸药，他本人与县政府主要负责人一起被炸身亡。另外还有 5人受重伤，17 人轻伤。
   
    中国的肉弹不是民族问题，不是宗教信仰问题，也不是国与国之间的武装冲突，更不是有组织的行为，而是权利受到侵犯但又无可奈何的个别情绪激动的个人的过激行为。我是反对任何暴力行为的，但我们要分析为何会发生对政府、法院官员、法官的自杀式肉弹攻击？权力对法律的强奸，社会的不平等，当局漠视中国公民的权利，是发生肉弹袭击的主要原因。
   
    中共一直强调“发展就是硬道理”，但从不真正进行政治改革。激烈的社会矛盾表现在不断发生的激烈对抗事件中，中共无视现实，却一味进行镇压，且用经济发展来掩盖社会矛盾，岂不知离开政治改革的经济发展，只能加速两极分化，甚至造成阶级对立，社会动荡乃至混乱在所难免。
   
    在中共专制制度下，法治只是一句空话。司法不独立，司法被腐败政权操控，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广大农民、工人。个别被政权迫害的百姓有可能采取过激的对抗形式，肉弹只是其中一种形式，其他诸如枪击、持刀行凶也司空见惯，当然以自杀形式进行反抗的也屡见不鲜。
   
    暴力激烈对抗专制权力，实际上是在警告中共政权——中国社会正在走向危险的境地，火山一直在凝聚能量，谁知道哪一天爆发？@
   
   
    2006 年4月 8日

    都说邓力群是“左王”。翻阅了邓力群的自述《十二个春秋（ 1975-1987）》之后，觉得仅“左王”还不够。至于够的是什么，我还想不清楚。有人说邓力群是牛脾气，我看他不是简单的“犟劲日死老叫驴”。他可能是邪灵附体，是撒旦的恶棍。
   
     　1978年，已经六十多岁的邓力群到日本访问。他说这也是他第一次身临其境看资本主义。在此之前，他没有去过资本主义国家。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邓力群在北平读书，当时北平有资本主义，但他没有接触。那时上海也有资本主义，可是没去过上海。抗日战争时期邓力群在延安，延安连草都不长，更不长资本主义。解放战争时期，邓力群到东北工作，日本人经营的资本主义企业已经被没收，共产党的工作又在农村，仍然没见过资本主义。    
     　1949年以后，资本主义在中国大陆被消灭。所以直到这次访日，资本主义究竟几个鼻子几只眼，邓力群根本不知道。用他自己的话说：“资本主义是怎么回事，……没有切身体验。”
   
     　看到这里，我感到又滑稽又悲哀。邓力群，及其与邓有着共同经历的许多人，包括毛泽东，不全是这样吗？反了大半辈子的资本主义，而实际上连资本主义什么样都没见过。不仅没有吃过猪肉，而且也没有见过猪跑。纯属个人观点倒也罢了，他们是政治行动，是革命。这样的盲人瞎马、横冲直撞，岂不把中国害惨？这哪叫左呀，这叫心理发育不全，这叫大脑根本缺根弦儿。他们可能通过曹禺话剧《雷雨》里的周朴园见过资本主义。可是周朴园是周朴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正如现在那些黑心煤矿主不等于资本主义。
   
     　1979 年，中宣部部长王任重想让王若水做理论局局长，兼副部长。邓力群书中写道：“王若水这个人靠不住。尽管这个人书读了不少，文章也写得不错，但从这个人参加理论务虚会，集中攻击毛泽东，而且把这些文章送到香港去发表，登载，可以看出这个人的为人。我当时用了这样的话来评价：这个人有异己性。”“在香港报刊上发表我们党内批评党和毛泽东的内部讲话，他（王若水）是第一人。”
   
     　 如今邓力群也堕落了，沦为与王若水一丘之貉的地步。王当年只是一段一段的文章拿香港去发表，而今天邓是整本大书拿香港出版。按邓自己的逻辑，他要比王更 “靠不住”，更“有异己性”。邓力群在书中多处说，他当年的某个做法或某个观点，“到今天还站得住”。实际上是当年就站不住，现在更站不住。
   
     　起草国庆三十周年讲话时，大家普遍感到，这些年里共产党犯的错误太多，反右、大跃进、文革，简直罄竹难书。“起草的同志总感到理亏，调子提不起来。”邓力群有办法，“在讨论解决这个问题时，我（邓）根据恩格斯的名言，‘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提出一个意见。我说，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都犯过错误，都是我们党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的。新中国成立以前也这样，1949年以后也是这样。大跃进的错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都是我们党自己纠正的。由此证明我们党是有希望的，有健康的力量在那里。这个意见一说，大家觉得有劲了，不是被动的了。”
   
     　这个歪理邪说的发明者原来是邓力群。你们党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错误，正是你们党的错误所在、邪恶所在，也正是你们党不断残害中国人民的制度根源。你们党如果也依靠你们党外的力量，就可能连犯错误都不会犯。实际上你们党欠人民的血债泪债一点也没有还。这是血的教训，这是举世无匹的无耻，可是这个邓力群居然能把它吹得天花乱坠。
   
     　1983年，邓力群抓出版工作。他提出：“出版物要体现社会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理想。不但社会科学的著作要努力这样，就是自然科学的著作也可以从这方面来组稿、出书。这件事引起了出版社的重视。”这是文革的遗风，也摧残了自然科学。这个妖令至今谬种流传。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第二期研究生班开学，邓力群都去讲了话。当时他是社科院党委书记。他说：“研究生院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你们来到了社科院研究生院，同意这一条就学下去，如不同意这一条，随时提出来，随时退学。”
   
     　这两期学生毕业时，他又去讲话，说：几年下来，如果你们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更加怀疑，更加不相信，“我希望你们公开声明自己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毕业生。在填写各种表格时，也不必写这一条。我们共产党员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相信的就来，不相信的就走”。
   
     　嘁！当年你们地下党的时候，不仅隐瞒你们的政治观点，连党员身份都隐瞒。那时你邓力群怎么不这么牛 BI？还“从来”呢。——净放老鸹屁！
   
     2006年 4月 6 日 北京

    生与死之间有多远
    父母的音容笑貌在眼前
    未及养老送终并已长久别
    脐带一端的牵挂忽惘然
    完使命告慰孙代已传衍
    
    生与死之间有多远
    中华先祖的幽灵纠缠
    五千年的希冀美好而沉重
    而今徒悲九州裂山河残
    家祭羞为炎黄子孙的一员
    
    生与死之间有多远
    国运的新兴如此艰难
    治世枭雄恶浪急船争乱
    多少冤魂呻吟在草泽河川
    我难以装作听不见
    
    生与死之间有多远
    余剩的路景还有什么稀罕
    心已绝望，一味捣乱
    慷慨狂狷斗酒写传记余篇
    睡神呀任你随意催我长眠
    
    2006-4-7

以“中国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为耻 
 
朱健国 

 

国人近来“遵旨”热烈讨论“八荣八耻”，其内容是否皆“真问题”，结果会如何，时下还不到预言或放言的时机。窃以为，“将计就计”，只要真正联系实际准以“言者无罪”地自由讨论，可能还是会有所裨益的。比如，眼下就可增加一条：建议各级官员们以“中国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为耻，以中国平民皆能正常治病、上大学为荣。

据新华社报道：“４月５日，国家外汇管理局证实：截至２００６年２月底，ＧＤＰ只有日本一半的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８５３７亿美元，首次超过日本，位列世界第一。”许多官人对此喜形于色，因为近年每次国家“政府工作报告”，总是以自豪的语调宣布：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达到多少多少，增长多少多少倍，给人一种“雍正执政13年使国库存银由几百万两增加到五千万两”的伟大成就感。殊不知，外汇储备并非等于国库存银，并非越多越好。中国近年外汇储备的高速增长，乃是一种“伪现代化”的严重病态。

我所谓“伪现代化”，是指一种打着“共同富裕”的旗号破坏共生生态的言行不一之虚伪。

一国之外汇储备，“是指一国货币当局所持有的、可以用于对外支付的国外可兑换货币”，即国际货币，可以在一定程度表示一国之财富实力，但若来源结构失调，则可能是带来严重通货膨胀的一种可怕隐患。因为外汇储备一般由两个来源构成：一为债务性资本（即外资存款在你这儿，随时可取走），一为债权性资本（由国际贸易顺差实得，这一部分才是自己的“真钱”）。今日中国外汇储备的来源则是：小部分来自国际贸易顺差，即“中国制造”产品应换回的外币，属于债权性质（债权性资本），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大部分来自“国际投资带”，尤其是自２００２年“人民币升值论”兴起后，大量“热钱”以各种方式入境转化为外汇储备，属于债务性质（债务性资本），这一部分借债根本不能代表中国的经济实力。近年来，中国的债务性储备无论在总量还是增量上都要大于债权性储备，实际上中国真正可以自主使用的外汇储备（即债权性储备），只占总额的２９．２％（以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０５年４年间，中国共累计实现贸易顺差１８９９亿美元推算）。今日中国的外汇储备８５３７亿美元中的实际“真钱”，大约只有2500亿美元左右。
国家统计资料表明：１９７８年，中国外汇储备只有１６亿美元，１９８３年达到８９亿美元。但当时的中国工人、教师，基本上都有全额报销的公费医疗，农民也有“合作医疗”凑合。那时虽然没有实现“九年制义务教育”，但城乡平民大都能轻松应付孩子的教育经费。然而，当中国外汇储备猛增到2500亿美元左右时的2006年，中国工人农民却在遍地疾呼“看不起病！上不了学！”其中奥妙何在？

故乡（湖北省）的“天沔刁民”说：这是“守着干鱼吃寡饭”的结果，好比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河南信阳官员们守着装满粮食的国库，眼看着当地农民成千上万地饿死！——“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是“官人有粮不救民”的三年人祸！河南信阳官员们只所以要守着堆满粮食的国库，任凭当地农民一村一村地全部饿死，除了“一切唯上是从”的愚忠党纪须遵守，“党和国家利益第一，百姓个人生命次要”的昏庸法规威慑，还有一个重要的既得利益原因：再饿也不会饿死官员！ 我亲眼所见，“三年自然灾害”时，洪湖县的县长们皆吃“有鱼有肉的小灶”，午餐时还有鸡蛋糕吃！

史料证明，胡耀邦任总书记、赵紫阳任总理的几年里，一直认为国家外汇储备过多不是好事，一番调整后，“中国外汇储备遂在１９８６年下降至２１亿美元，此后，也多年维持在一二百亿美元的水平。”但到得１９９４年，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似乎突然认为国家外汇储备高是一种类乎“雍正新政”政绩显著的标志，于是多项“改革”力促中国外汇储备迅速增长。“至１９９７年底，中国外汇储备余额由１９９３年的２１１．９９亿美元增长到１３９８．９０亿美元，短短三年增加了５．６倍。”然而，正是在这些年中，中国平民的医疗费、教育费成倍猛增，“九年义务制教育”形同“虚拟社区”——而今一个广东小孩上公立学校一年级，一年的正规学费也要近三千元——这就是今日的所谓“九年义务制教育全部实现”！

可以说，今日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８５３７亿美元，位列世界第一，不仅是牺牲中国自然环境保护，盲目“勇当世界工厂”的结果，更是牺牲10多亿中国平民正常看病上学等等社会主义福利保障，通过将政府应负担的社会福利转嫁百姓，挪出钱来狂热制造“政治形象工程”的恶果！

一个一再宣称要“以民为本”的政府，为什么要守着2500亿美元左右的可用外汇储备不用，眼睁睁看着10多亿中国平民不能正常看病、上学？固然国家外汇储备有预备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之专责，但它也更有“当国内宏观经济不平衡，出现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可以动用外汇组织进口，从而调节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促进宏观经济的平衡”之重权。今日中国已出现平民正常看病上学的总需求远远大于现有供给能力，政府为何还不从2500亿美元左右的可用外汇储备中拿出一半或一部分来应急——如拿出一千亿美金，该可新建或补贴多少学校、医院？

自然，如此藏富于民，不若守着“中国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那么让官员有成就感，但可不要忘记，当年守着满仓粮食的国库，任凭几百万农民全家饿死的信阳官员及其高层支持者，最终是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不耻于人类的“伪现代化者”！

今日既然大讲“八荣八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岂能空谈胡扯，不知“以‘中国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为耻”？

以史为鉴，方知荣耻。君不想资治通鉴？

（注：本文所引资料见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的外汇储备”专题，可网上查核。）

2006年 4 月 7 日于深圳“早叫庐”

 

爱琴海网友维权团强烈抗议中国当代诗歌论坛遭封闭！

【2006年4月8日狱委讯】惊闻中国当代诗歌论坛今日遭“有关当局”关闭，这是在海内外各界进步人士、众多西方媒体、机构和千方网民持续关注爱琴海网站被强行封杀、爱琴海网等十三家被封网站违宪审查申请代表团发出致中国人大公开信、并发起全球网民大签名方兴未艾之际，所发生的又一起恶性违宪封网事件。 “中国当代诗歌论坛”是向中国当代全体诗人朋友全开放的诗歌文化自由活动论坛。该坛以“团结中国当代所有优秀诗人,在真诚对话、平等交流、相互学习、共同探索原则下,共同致力于当代诗歌写作与探索”为宗旨，是一家在大陆当代诗人中有影响较大的诗歌网站。 就是这么一个纯粹的诗歌论坛居然也逃不过专制主义的封网黑手！说明大陆当局恐惧言论和写作自由、仇视人类文明、践踏普世价值，已到了丧心病狂、失去起码理智的程度。 前案未了，新案又发！为此，爱琴海网友维权团代表全体网民强烈抗议和谴责大陆当局这种倒行逆施、企图与全世界热爱自由、向往民主的文明价值为敌的极权主义行径！ 建议“中国当代诗歌论坛”主办人加入到爱琴海网等十三家被封网站违宪审查申请代表团的行列中来，广泛动员论坛诗友、网友参与“全球网民大签名”，为真正实现言论自由、创作自由之天赋人权和现行宪法而共同奋斗！ 爱琴海网友维权团 2006.4.7.

　

 

新京报图书排行榜（3月31日-4月6日）

www.thebeijingnews.com · 2006-4-7 11:06:14· 来源：

新京报图书排行榜数据由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中关村图书大厦、万圣书园、风入松书店、国林风书店、涵芬楼书店、卓越网上书店、当当网上书店等提供。 　　本周非小说榜新书《老徐的博客》。 　　■榜眼 　　博客掀起图书新浪潮 　　综合来看，近期表现最好的当属《人体使用手册》。 　　作者吴清忠，曾是台湾的企业高管，超负荷的职场生涯使其身陷亚健康状态。这本书便是他研习中医、通读人体经络、重拾健康的心得。该书的繁体字版2004年出版，同时，其中内容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被做成电子书供下载阅读。所以，在简体字版面市前，《人体使用手册》已然拥有一批潜在读者以及很好的口碑。这与2002年洪昭光的走红颇有相似之处。 　　我们还应看到，2003年《思考中医》的畅销极大地带动了读者对中医的兴趣。 　　但之后如《走近中医：对生命和疾病的全新探索》（2004年）、《当中医遇上西医：历史与省思》（2005年）等相关书籍多半未脱“思考”这一命题。如果说“我们需要的不是灵丹妙药，而是一本正确的‘身体使用手册’”的话，那么，这句话的关键词不仅在于“正确”（即“中医”），更在于“手册”，即“易用性”。但手册简明易懂，有可能以偏概全；作者的非专业背景，个体的体验未必具有普遍性。 　　读者还是不要病急乱投医，一股脑地信奉为好。更希望能有中医学者就该书进行公正地评论、讨论，指点迷津。 　　有句老话叫“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所谓“本钱”，用较“时尚”的语汇说，就是“资源”。身体是最基础、最基本的资源，这无可置疑，在此之上，我们立身处世、行走江湖自然还需要更多。能用好、盘活自己的资源，甚至让它们“利滚利”的，我们谓之“聪明”。本周榜单上的两本“博客书”就有点这个意思。 　　潘石屹和徐静蕾在各自的行当里都以有书卷气、热衷于书写而显得格外出众，sina请他们开写blog，显然是再正确不过。这两位都很敬业，更新不辍。潘石屹连出差伦敦，还要打国际长途回来口授内容；徐静蕾更是病着都不忘上传“彩信日记”。 　　临出书前，据说潘石屹的blog共计有650万次的访问量；而老徐那儿更是惊人，早在1个月前就显示突破2000万啦。这说明这两个blog至少是可读的，否则光靠名人的吸引力红不到这个份上。有评论认为“日志”（blog）文笔轻松，“与时俱进”看着才有意思，变成纸书，阅读方式不同，风味大打折扣。话虽说得不错，但能时常上网追看的毕竟是少数人。既然连有完整、现成网络版的小说都有销量，料想《潘石屹的博客》、《老徐的博客》这两本“博客书”也不愁没读者。 　　不过，最近看到潘石屹在blog上遗憾：“长江文艺出版社原计划要把我这本博客书做成中国博客的第一书，但还是落在了徐静蕾博客书的后面。”这话蛮好笑的。Blog早在“名人博客”出现前就有啦，《梅子的写食日记》出版于2004年，何止头彩，还卖得满堂彩呢。 　　2005年是blog普及年，网站也好、名人也罢，无不蜂拥而上。今年一开春的“博客书”风潮，算是总结“阶段性成果”。除上榜的这两本“博客书”外，《勃客郑渊洁》（文汇出版社）、《不许联想：一个无聊人和他的无聊博客》（《三联生活周刊》主笔王小峰的博客时评集）也将登陆书店。这几位即使不都是名人，但也较真正的“草根”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被定义为“个人媒体”的blog来说，他们的排众而出，意义恐怕未必有多大。□KIDY 　　上海译文出版社 　　广西师大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请关怀仍身陷困境的湖南三壮士  余东鲁

【2006年4月8日狱委讯】 八九年五月廿三日，三名湖南青年──喻东岳、余志坚和鲁德成作出一项极为震撼的举动──用墨水和装有油漆的蛋壳掷向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肖像；九六年九月十六日，香港也出现类似事件，移居香港的大陆青年“行为艺术家”潘星磊，将铜锣湾的英国维多利亚女王铜像，浇上红色油漆，并打歪女王铜像的鼻子，可他们的命运郤有天壤之别。潘星磊同年十月被裁定刑事毁坏罪名成立，判处监禁二十八天，之后便继续逍遥自在地过其“行为艺术家”生活，但那三名湖南青年被判“反革命破坏和反革命煽动罪”，分别判处入狱十六年至无期徒刑，至今，他们仍未摆脱中共政权的迫害。 三人中刑期最长，年纪最小的喻东岳，被囚近十七年后已于今年二月廿二日获释，但喻东岳在监狱的遭遇十分凄惨，由九二年起就被折磨至精神失常。最近曾探访过喻东岳的一名香港摄影师表示：出狱后与父母和十一岁侄女同住的喻东岳，经常低头木然地呆坐著，不时会裂咀而笑，反应迟钝，他的左前额上方明显有一凹陷小疤痕，看来是由硬物撞击造成。 回家初期，他生活起居都无法自理，全赖家人照顾，他连父母也认不出来，但数星期后情况有点进展，懂得叫喊爸妈，跟他交谈，他会以一些单字单句回应，例如“你好”、“好”等，态度很亲切和善。喻东岳入狱前并不抽烟，但现时给他香烟，他会抽，郤不懂把烟灰弹走，得由旁人提醒。 亲友说，并未见过喻东岳有暴力倾向，也没有大小便失禁，他能以简单动作示意上厕喝水等需要，喻东岳入狱前的性格较为内向，喜欢书法、绘画和写诗，所以家人现时经常把笔墨和纸张放在他前面，让他随意书写，希望有助改善他的病情，喻东岳有时挥笔写上“为人民服务”，有时写“学习”，字体颇佳，还会写繁体字，而他精神失常前的亲笔签名，是写“喻东岳”，而非“喻东岳”。父母已两度带喻东岳给医生检查，医生建议喻东岳住院治疗，但费用每个月约需五千元，他全家生计只靠幼弟夫妇出外打工维持，根本无法负担，只好让喻东岳留在家中慢慢调养身体。 喻东岳一九六七年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市的山区，父母都是农民，有一弟一妹，入狱时只有廿二岁，未婚，他毕业于湘潭师范学院，曾任教师，被捕前为湖南《浏阳日报》美术编辑，朋友们形容喻东岳是一位才华横溢、有傲骨、有理想、关心国家政事的诗人。 根据鲁德成及曾与喻东岳关在同一监狱的人士透露，喻东岳在监狱里因为拒绝接受改造，多次被殴打，又试过被捆绑在电线杆上暴晒数天，及单独囚禁在小房间内，精神肉体都饱受摧残。喻东岳在狱中最少曾三度企图自杀，家人多次申请喻东岳保外就医，但都不获批准，而且到刑期届满才把他释放，出狱后仍有五年被剥夺政治权利。 而喻东岳的挚友余志坚则在他出狱前四天，即二月十八日被国安人员传唤拘留，其后他的家人收到刑事拘留书，称余志坚涉嫌“颠覆国家政权”，通常，刑事拘留书发出一个月后便会正式逮捕，他很可能会再次被判刑。 余志坚一九六三年出生于浏阳，八零年考取湘潭师范学院，八四年被分配到浏阳官渡中学任教师，后转任另一所小学的教师。八九年四月，他在浏阳组织悼念胡耀邦的活动；其后联同校友喻东岳和邻居鲁德成一起上京声援学运，由于他表示“蛋击毛像”事件是由他所策划，当年三人中他的判刑最重，被判处无期徒刑，但余志坚在二零零一年获得假释出狱，之后，他便多番奔走，呼吁当局早日释放喻东岳，他亦没有因为受过牢狱之灾而对政事郤步。 余志坚曾撰文指出：“当年我们三人决非什么出于一时冲动，或是肆意捣乱的“歹徒”，“暴民”，也不是什么“英雄”，“勇士”，我们只是想以行动来活出自己的信仰，活出自己的精神！ 我们一直认为，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像完全是专制的象征，它的存在是对全体中国人民的极大侮辱和嘲弄。毛泽东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恶太大了，太多了，完全是罄竹难书！毛泽东思想是人类一切自由思想的死敌，他的幽灵依然在神州大地肆虐无忌！ 请允许我郑重提议：将天安门广场的那座棺材建筑中的“木乃伊”迁走！将其改造为“中国文革博物馆”！陈列相关历史文物，让中华民族之每一分子来反省和忏悔，以此警示国民，告诫子孙，勿忘“文革”国耻！不再重蹈覆辙！” 而自今年二月四日，北京维权律师高智晟发起接力绝食，声援全国反迫害的行动，余志坚便组织了一个有十名湖南人参与的自愿绝食团响应，他是首位遭到当局刑事拘留的绝食成员，家人和朋友对余志坚的情况都深感担忧。 至于在九八年获假释出狱的鲁德成，于零四年底成功偷渡到泰国，计划向联合国难民专署寻求政治庇护，但由于中共的阻挠，鲁德成目前仍羁押在泰国曼谷的难民拘留中心。泰国警方零四年拘捕他时，曾准备把他遣返中国，鲁德成的处境一度十分危险。虽然海外民运及人权团体展开了紧急救援行动，亦有加拿大多名的民运人士向加国移民部申请，担保鲁德成以难民身份到加拿大定居，但期间波折重重。 到了今年三月中，正当一切准备就绪，计划突然生变，据加拿大的民运人士透露，因为中国向泰国施压，要求泰国政府禁止鲁德成出境，结果他无法按原定安排，启程往加拿大展开新生。 现年四十四岁的鲁德成，八九年时任职汽车司机，当年被判入狱十六年。他得悉移居加国的安排受阻后，反应平静，表示会耐心等候进展。期望海外各界能继续争取，别让泰国政府向中共政权屈服，把逃出生天的鲁德成再推回炼狱中。胡温新政高谈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郤还要这样追迫异己分子，令人不寒而栗！ 八九年那年,志气激昂喻东岳写下了这样的一首白话诗《仍然！我的宣言》： 仍然要砸──砸不烂的铁屋！ 仍然要捣──捣不碎的酱缸！ 仍然要流──流不出的眼泪！ 仍然要干──干不下的杜康！ 仍然要战──战不胜的死神！ 仍然要登──登不上的巅峰！ 仍然要拂──拂不去的忧思！ 仍然要画──画不圆的圆圈！ （来源：《开放》）

人民，人民 　

                  ——从《宣告》到《回答》

                               

容邦

 

前两天去逛书店，偶然看到一本《新诗鉴赏辞典》（1989年版）——厚厚的一大本，价格也不菲。随手翻了翻，内容还挺全的，差不多收录了近一个世纪以来所有现代诗人的名字和他们的代表作。但在“朦胧诗”那一带，我却怎么也找不到那个熟悉的名字。舒婷有了，顾城有了，甚至还有席慕容什么的。我开始怀疑自己的眼睛，因为我怎么也找不到那个路标般醒目的名字——北岛。很显然，编者们有意无意地把他遗漏了。 　　

然而，北岛终究是北岛，有人可以将他淡忘，但中国的历史却不敢。人们可以指出他的诗艺模仿西方的痕迹过重，存在着诸多缺陷，但在中国近五十年的诗坛上，又有谁能超越他的人格魅力呢?不错，在北岛的诗中蕴含着浓厚的政治色彩，但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政治已经成为中国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作为一个敏锐的诗人，北岛是无法回避这一现实的。

北岛曾经说过：“诗人应该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而正是他对于真、善、美的那份执着和勇气，感动并鼓舞了一代中国人。 　　　 　　

一九七○年三月五日，来自西伯里亚的寒流正在中华大地上肆虐，漫天的风沙蒙住了人们的双眼——北京青年遇罗克因批驳荒谬的“血统论”而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 “反革命罪”处以死刑。

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万人宣判大会上，各个单位组织的“革命群众”将会场挤得水泄不通——他们高呼口号，他们拍手称快。

噩耗传来，北岛悲愤交加——他清醒地意识到，中国人的基本权利已遭到了空前残暴的践踏，而相同的厄运随时都会降临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头上。就是在这一可怕的时代背景下，北岛写下了这首著名的短诗——《宣告》。

文化大革命中，阶级性取代了人性，像“做一个人”这样最基本的要求，都已构成了对政府的叛逆。而这时的社会像一部超负荷的大机器，尽管内部已经开始生锈变形，但外表的结构依然完好无缺。在当局看来，现在不过是换掉一颗不合规格的螺丝钉；而对遇罗克来说，想做一个人就得付出最惨烈的代价。 　　

如果说在《出身论》一文中，遇罗克的观点还是就事论事的话，那么在《宣告》一诗中，北岛则是站在历史的高度来审视这一切。全诗运用了我国古诗中常用的化主观为客观的表达方式，借烈士之口向世界宣告：“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在带有预言性的结束两句中，北岛采用了意象叠加的写作手法。强烈的对比强化了全诗的悲壮气氛，给人们留下了长久的回味与思索。 　　

一个是追求真理的勇士，一个是洞悉未来的预言家，当他们的精神融为一体时，就成为了这首《宣言》。由于新诗在当时被视为“小资产阶级情调”正遭到文化界的批判，因而这首诗一诞生就成为一篇挑战当时文坛的战头檄文；至于诗的内容，更是刺向政府的一把利剑——一个连诗歌和真话都不能容忍的政权，该是一个多么非理性的政权啊！这短短的一篇无声的“宣言”，记录了一段极其寒冷和恐怖的历史。 　　

街市依旧，阳光灿烂的大街上，剩下的几乎都是老弱病残——昔日的红卫兵此刻正在异乡的凄风苦雨里挣扎。

一九七○年是迷茫的一年，中国的转机也由此开始。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六年之后，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当哀悼的白花像雪一样降临天安门广场时，北京的早春也已悄悄地来到。

中国人民在经历了十年漫长的寒冬以后，普遍产生了一种被欺骗被愚弄的愤懑。而这种不满的情绪一直在积聚着，并随着生活环境的进一步恶化而加剧——人们都在急切地寻找着一个安全的发泄口。 　　

一月八日，深受当时人们爱戴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人们开始从迷惘与怯懦中走出来，涌向天安门广场。 　　

四月四日这天，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悼念活动达到了高潮。人们胸佩白花，高声朗颂诗歌，把一个又一个的花圈堆放在广场上。然而，这一切同当局对总理逝世的“低调处理”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反差，随着悼念活动的急剧升温，群众与政府之间的冲突已经不可避免。四月五日，当人们得知花圈被强行没收之后，火山终于爆发了。

愤怒的群众砸烂了前来恫吓的宣传车，烧掉了广场上的民兵指挥部。人们欢呼着，奔跑着，把自己的帽子高高地抛向空中，《国际歌》响彻天安门广场——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许多人唱着唱着已是泪流满面，人民觉醒了，《国际歌》被赋予了崭新的意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整整十年，在角斗场上自相残杀的奴隶们，终于将手中的长矛掷向了看台上的奴隶主。 　　

尽管当时广场上的政治观点非常复杂，但始终有一群清醒的精英牢牢地把握住了运动的正确方向，北岛就是其中一位先知先觉者——一首写于丙辰清明的《回答》正是诗人对“四五”运动精神实质的总结和赞颂。如果说几年前的《宣告》还只是烈士在孤独地呐喊和期待的话，那么这首《回答》便是新的一代对这一期待所做出的最明确回答。 　　

全诗震憾人心的力量，来自于年轻一代挑战黑暗现实的信心和勇气——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从诗一开始就定下了全诗反叛的基调，除了在开头和诗尾处各有一句客观的描述之处，整首诗几乎全部都是在进行深刻的理性思辨。而《回答》的美感和动人之处，在于北岛真实地道出了一代青年的心声：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这是振聋发聩的呐喊，也是冷静睿智的箴言；紧接着由四个“我不相信”组成的排句，显示出“挑战者”毫不妥协的坚强意志和决心。全诗气势磅礴，意义深远，当北岛在新时斯的诗坛上率先喊出了“我不相信”时，不仅标志着“朦胧诗”的正式诞生，而且象征着一个崭新的时代已经到来。《回答》一诗的客观影响和历史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诗歌本身的价值。 　　

而与此同时，在天安门广场上，诗歌已经成为人们最有力的思想武器。诗人们再一次走出书斋，走到了时代的前线。让我们再来重温一遍那首被当局定性为“头号反革命铁证”的五言绝句吧： 　　　

        欲悲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这首旧体诗是一位外地青年于四月五日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匆匆留下的。与北岛的《回答》相比，这首诗要浅显得多。然而，这两首诗在最根本的方向上是完全一致的，它们都代表了那一时期的最强音，起到了异曲同工的效果。 　　

难怪当王洪文从上海轿车的窗帘后面注视着广场上失控的人群时，这个靠着群众运动起家的政客马上就看出了问题的实质——匈牙利事件在中国重演了。他在日记中写到：“为什么不枪毙一些反革命分子呢?专政毕竟不是绣花……”

四月五日深夜，镇压行动开始了，手持棍棒的警察和民兵从四面八方向天安门广场集结——“四五”运动最终夭折在血泊之中。

人民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退缩了，“四人帮”似乎又控制住了局势，北京的春天开始变得遥遥无期…… 　　

然而，这一切远远没有结束，正如北岛在《回答》一诗的最后无比动情地写道： 　　　

       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而此时，离一场变革风暴的真正来临已经不远了。 　　

             

一九九九年四月五日于广州

附录北岛诗二首： 　　

宣告　

——献给遇罗克 　　

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 　　
我没有留下遗嘱 　　
只留下笔， 　　
给我的母亲 　　
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人 　　
宁静的地平线 　　
分开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 　　
我只能选择天空 　　
决不跪在地上 　　
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 　　
好阻挡自由的风 　　
从星星的弹孔中 　　
将流出血红的黎明 　　　

 

回答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之前， 　　
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的苦水注入我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