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站文章

 

　　3月31日，被誉为“最贴近爱尔兰”的作家约翰·麦克葛汉因患癌症去世，终年71岁。

　　约翰·麦克葛汉（John McGahern）以对乡村生活的半自传描述著称，被誉为从《等待戈多》作者贝克特之后最重要的爱尔兰作家，有“爱尔兰的契诃夫”之称。

　　爱尔兰各界对麦克葛汉的创作都给予了极高评价。爱尔兰总理伯蒂·埃亨表示，“约翰是爱尔兰最好的小说家之一，他在讲述自己经历故事时对语言的娴熟运用，是他天赋的最好证明。

　　爱尔兰总统玛丽·麦卡利斯则表示，麦克葛汉对爱尔兰民族的自我理解做出了巨大贡献，最贴近爱尔兰的灵魂，“麦克葛汉作品的招牌魅力在于其对乡村生活的细致描述。”对此，爱尔兰另一著名作家约翰·班维尔也深有同感，他赞赏麦克葛汉充满了才情，具有敏锐的洞察力。班维尔同时也对麦克葛汉的作品并未取得国外的极大认同而惋惜。

　　“如果评选时更公正些，《女人之间》将赢得布克奖，并将为他赢得国际知名度，因为现在的文学世界是浮华的，而他的小说却能表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恬静之美。”麦克葛汉一生出过六部小说，四本短篇故事集。

　　这些作品展现的都是爱尔兰农庄的面貌。生前，他深居简出，在上世纪70、80年代几乎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在去年的一次采访中，他表示在小说作品中，作者所拥有的最强大武器便是启示。“我认为所有好的作品都是一种启示，而那些糟糕的作品仅仅是一种现象的呈现，但这种对现象的描述却会扼杀读者的想像力。”

　　■人物

　　麦克葛汉1934年出生于都柏林，八岁即失去了母亲，而身为警察的父亲经常虐待他及五个姐妹。这些成为他童年的主要经历。

　　1965年，麦克葛汉出版的第二部小说《黑暗》曾遭爱尔兰政府以“猥亵、淫秽”之名查禁。麦克葛汉被迫放弃在教会学校的教师职位，并离开爱尔兰。五年以后，他回家乡定居，并写出了他最为人称道的两部著作：进入1990年布克奖决选名单的《女人之间》及《面对初升的太阳》。

_{《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彼得·盖伊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定价：18.00元}

_{《施尼兹勒的世纪》彼得·盖伊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定价：32.00元}

       关于小说与历史、虚构与真实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美国历史学家彼得·盖伊讲了这么一个小故事：英国曾经有一代国王，叫理查三世，他的名声不大好，而后人普遍认为，理查的性情之所以会那么恶毒，主要是由于他丑陋不堪的驼背所造成的———这与史实不符，可是人们为什么生长出如此错讹的印象呢？答案来自莎士比亚的戏剧《理查三世》。“莎士比亚在刻画这位历史人物的时候，无疑多少扭曲了历史真实，由于他的写作手法活泼生动，竟然让我们读来误以为他所写的就是真正的历史，他把虚构变成了‘事实’。”小说的威力由此可见一斑。

　　盖伊讲述这个故事的意图，正是为了探察小说与历史、与作家的日常生活———乃至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潮流与历史书写———相互缠绕而编织的迷离图景。2000年10月，他受邀到纽约公共图书馆的诺顿讲座，先后发表数次讲演，为我们留下《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一书———这个通俗的书名应该是台湾译者刘森尧所加，其英文正题为“SavageReprisals”，可以直译为“野蛮的报复”。

　　因为在盖伊看来，他所讲授的三部作品，狄更斯的《荒凉屋》、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都呈现出作家对他所属的社会的报复心理：“愤怒的无政府主义者”狄更斯的抨击对象是英国的司法体制，他指出了社会改革的必要性：“患有恐惧症的解剖师”福楼拜凭借“令人目眩神移的独特风格”，剖析了法国中产阶级社会的罪恶：“叛逆的贵族”

　　托马斯·曼，曾经在1906年坦言《布登勃洛克一家》的写作动机：“为了抒发作者个人经验的细腻报复”，他的敌人亦是中产阶级文化，不过在福楼拜的作品之中，这一阶级正是如日中天，到了托马斯·曼的笔下，它却开始走向式微……这种报复式的写作，可以称之为“批判现实主义”。

　　而盖伊对狄更斯等三人代表的文学潮流，一律以“现实主义”（“写实主义”）命名。我不知这两个术语之间有什么细微的差异，难道前者潜藏着更浓重的批判力度？可无论是哪一种“主义”，只要与现实挂钩，就必须直面以下的冲突———如美国学者安敏成分析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时所言：小说指向一个想象的世界，它产生于作家积极的创造力实践；但现实主义宣称，在文本与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理想的对应性，这正意味着对作家的“创造者身份”的抹杀。置身于如此逼仄的空间，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应该如何施展他的手艺呢？而盖伊关心的问题还要更进一步，从才艺双绝的狄更斯们的作品宝库之中，我们能否寻找到小说的真理？它又是什么样子？

　　先说第一个问题。福楼拜的回答很是简单：“达到理想的方法，就是符合写实主义的风格，但符合写实主义的风格则必须透过选择和夸张才能达到。小说世界必然歧异于现实世界———当《布登勃洛克一家》问世并遭遇来自家乡的批评者的“对号入座”时，托马斯·曼尤其强调这一常识。现实主义不是照本宣科，盖伊嘀咕道，其实他是多么希望一种照本宣科式的写作的诞生，那样他的本行，历史学的负累就可以减轻许多。

　　而以一个历史学家的身份———他强调，他所指的“历史学家”相当广义，包括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人类学家及历史学家等———他则力图在小说中发掘作家的生活留影和所属时代的社会留影。司汤达将小说定义为沿着公路移动的一面镜子，盖伊补充说，这是一面扭曲的镜子，他的任务，就是通过这面扭曲之镜，映照出端正的“历史”图像。

　　这里的历史特意加上引号，因为我不太明白盖伊使用的“历史”的确切含义。

　　特别是他的结论：“在一位伟大的小说家手上，完美的虚构可能创造出真正的历史”。据说这句话可以有两种理解。在我看来，第一种意味着真挚的赞誉，它应该献给伟大的莎士比亚、罗贯中，还有盖伊举证的写作《独裁者的秋天》的马尔克斯等人，他们用文学的想象手法做到了历史学家想做或应该做，却始终没有做到的事情，他们写出了极具“历史意义”的小说。至于第二种，是不是隐含着盖伊对现实主义的小说写作的批评？依照我对《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的断章取义，盖伊一心想撕开蒙在现实主义头上的光辉假面，他的终极立场是：让虚构的归虚构，真实的归真实；让历史的归历史，小说的归小说———尽管做到这一步难于登天。

　诗的黄金年代

　　时过境迁回头看，再不怀旧的人大概都会认可，1980年代是一个诗的黄金年代，也许是新诗有史以来最好的年代。这么说和诗歌在其时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关系不大，更 配得上“黄金”意象的是诗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语境中厉行自身变革所焕发出的那种勃勃生机，所呈现的那种发展势头，所贡献出的一大批重要作品和诗人。一位老诗人曾经断言，迄今为止的新诗人，将来能站得住的恐怕也就三四十个，而1980年代出来的会占到半数左右。我同意他的看法。

　　在我自己，我把完整地亲历1980年代的诗歌变革，和诸如完整地经历“文革”、完整地目击苏东剧变和全球范围内的“冷战”结束一样，视为个人精神成长史上的一大幸事。

　　1980年代诗歌的核心是回归和伸张诗歌本体，探索新的可能性，因为此前很长一段时期，诗完全落入了功能化、工具化的窠臼，必须为这个服务，为那个服务，却忘了自己是什么。近来有研究者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他发现在1987年出版的《中国当代实验诗选》中，几乎所有的入选诗人在自己的诗观中都会谈到“生命、语言和诗的关系”，问我是否注意到了这种“众声喧哗”中的“异口同声”，又问“生命”、“语言”是否当年非常强势的话语？我说当时出现那种“异口同声”现象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回到生命，回到语言，回到诗本身”正是那一代诗人不约而同选择的突破口。至于是否当年的强势话语，那要看相对什么；如果是相对当时的主流话语，倒不如说它们更多体现了“边缘”的声音。

　　然而，正是这些边缘的声音，或来自边缘的冲击，使诗歌在整个1980年代以加速度的方式不断发生内部裂变，其影响甚至远远超出了对既往诗歌秩序的颠覆和变革。所谓“朦胧诗”的崛起，包括与此有关的论争，实际上是当代文艺复兴的先声；而“第三代诗”的狂飙突进，无论在什么意义上都是当代文学的一大奇观，“绝后”不敢说，但肯定“空前”。回首那一时期的民间诗坛，真可谓风起云涌，气象万千。这既是压抑机制下长期积累的诗歌应力的大爆发，也是诗歌自身活力和能量的大展示。

　　说到“内部裂变”，当然也包括一部分属于“归来派”的前辈诗人。他们没有像年轻人那样大叫大嚷固然是出于更持重，但恐怕也是因为更沉重。像牛汉先生那样，即便在最困厄的情况下也能保持住本真的诗心和语言，毕竟是不多的特例，更多的则要在曾经的脱胎换骨之后，再来一次化蛹为蝶。去年邵燕祥先生出版了集少作、文献和自我评注为一体的《找灵魂》，这是我记挂多年的一本书，因为早在1980年代中期他就说到要编撰这样一本书了，记得初拟的书名是《一个抒情诗人的死亡》。二十年后读到，反思已成纪念，但意义却并未为之稍减——这是有关一个诗人的命运之书，也是有关一代诗人的命运之书。

　　如今“诗迷”已近于“珍稀物种”，1980年代那会儿可是遍地成堆，其人数或许不如后来的流行歌迷那么多，但狂热的程度却毫不逊色，以至更甚。1986年《星星》诗刊主办“十佳青年诗人”评选，颁奖时的场面那叫火爆：叶文福被冲上台来的诗迷者们抬着往天上抛，顾城躺在地上高呼“反对个人崇拜”，北岛则不得不躲到了后台。我听说有个小伙子几天中一直跟着他们，最后掏出一把匕首猛地戳进自己的手背，说：“我要用我的血，让你们看到我对你们、对诗的热爱！”

　　说实话我从来就不喜欢类似的场面，如果有谁斥之为“有病”，我会马上附议；但我仍要隔着冷漠的逝川，再次向那些已成故事的诗迷们致敬。这不仅是因为没有他们，所谓“诗的黄金年代”就会变得残缺不全，还因为随着年齿渐长，知道无“迷”不“病”，此乃人之本性和环境互动的产物，普遍存在，与时俱化，枢机巧妙各不相同而已。相较之下，遍地诗迷虽未必比遍地“钱迷”、“权迷”更值得赞美，却也未必更值得嘲弄，两相抵消，前者尚余下一份无用的审美激情，不值得致敬一下吗？

　　好诗打人

　　诗是什么？似乎越说越说不清。但任何一个迷上诗并与之交道的人，脑子里都始终会有一个关于诗的概念。这概念最初既与阅读经验有关，也与有意无意接受的教育和熏陶有关，再往后，就取决于各人自己的悟性和修炼了。

　　我们这一代人最初的诗歌概念大多来自《革命烈士诗钞》、《红旗歌谣》和艾青、闻一多、郭小川、贺敬之等人的诗。当然也读一些唐诗宋词和不多的外国诗，普希金、莱蒙托夫、聂鲁达、马雅可夫斯基等，底线是“革命民主主义诗人”。动笔习作则多从学填旧体诗词开始，这大概不全是文化遗传的缘故，也和毛泽东有关。写新诗则多为四行一节、隔行押韵，音节大致整齐的半格律体，有时也用“楼梯式”。食指在精神上被称为“当代诗歌第一人”，但写法上基本未跳出界外。北岛1981年第一个公开指出当代诗歌面临着“形式危机”。

　　我早在1970年代初当工人时就开始胡涂乱抹些自以为是的“诗”，但直到1979年初在《今天》创刊号上读到北岛和芒克的诗，才似乎找到了北。那感觉像是被谁揍了一顿，却又自觉打得亲切。不仅是自由的心灵写作，也包括形式上的革命。从前的写法开始显得单调乏味，而一些过去遵奉的“经典”也突然褪色，以至变得可疑。

　　1982年初到《诗刊》，成了一个职业的诗歌工作者。最初几年在作品组看自然来稿，后来又到评论组。那时人们自发的诗歌热情之高，每天都至少有5大麻袋的诗稿，10多名编辑按照行政区划分工负责。上班读，下班也读，成年累月地读，都读木了。有时甚至会生出远离诗歌的念头，因为远离才能更好地接近。

　　但也往往是读得一点感觉也没有了的时候，好诗就会跳出来打你。于坚就是我从自然来稿中发现的。最早读到他的来稿中有这样的诗句：“烟囱冒烟了，大家去上工。”当然不会仅仅因为这两个句子，但确实是这两行朴素之极的句子一下子击中了我。好多朋友都是这样从一首诗、几个句子，甚至一个打眼的意象开始交往的。这或许是最典型的“以诗会友”。

　　可惜了的一个人，名字却忘不了，叫陈青铜，因为也被他的诗“打”过，时间应该是在1983年下半年。厚厚的一叠诗稿，取材很宽。印象中陈的诗以远取譬见长，意象强硬而有点隐晦，彼此之间很少直接关联，只保持遥相呼应之势，几乎不用过渡句，整体质感非常结实而富于弹性。有的诗人能写出很漂亮的句子，但让人一看就能辨认出“母本”的痕迹；陈青铜的诗则显得非常孤立，完全看不出受过谁的影响。这是成熟的标志。

　　我从中选了一些送审，期待挺高，却意外地未获通过。那时我们做编辑要求挺严，来稿不用基本都及时退还，质量差的用制式退稿信，看好或认为有苗头的就手写。我给陈青铜退稿时附信表扬说，你真是青铜啊，语感和句子都像青铜，瓷实，同时有一种内敛的、幽暗的光泽。我希望他能寄更多的作品过来，并保持经常联系，然而一直没有接到他的任何回音。

　　我记不确切稿子是否来自河北，曾问过河北的朋友。照说陈有那么好的语言天赋，不可能在当地默默无闻，但他们都不知道这个人。多年来我一直足够留心，却只有一次在一本民间的诗歌刊物上发现过相同的名字。读了读作品，确认不是我记忆中的那个陈青铜，便扔到了一边。难道那个陈青铜被从人间蒸发了吗？他为什么不回我的信？或者根本就没有收到我的信？很长时间内这对我成了一个小小的谜，最终我不得不倾向于认为，这是我心造的一个幻影。假如幻影陈青铜能看到这段文字，请立刻说话，最好再“打”我一次。

　　真正的快乐时光

　　以1980年代为标志，“现代化”在中国开始真正成为压倒一切的目标，长期以来意识形态垂直支配的大一统格局也随之慢慢解体。但目标明确并非意味着可以按图施工，人们很快就找到了一个更贴切的比喻，那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个比喻之所以贴切，是因为它突出了整个过程具有生机和危机并存的性质，并且适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在这种情况下，周期的动荡是不可避免的，与八面来风相对称的是气候多变。

　　作为官方刊物，《诗刊》当然会更直接地受制于大气候的变化，以至呈现出基本同步的曲线。对此我也有一比：它就好比是一首半格律体的新诗，必须戴着镣铐跳舞，还得跳出韵味来。这固然无可厚非，但终究有点可悲。好在当时社里人脉挺旺，领导德高望重，同事通情达理，因此就个人而言，多的是为诗工作的平常心，并不特别感到被迫扮演角色的压抑。

　　不过，我真正的快乐时光还是在另一个空间。直到今天，我仍会不时回味当年与各路朋友无以计数的彻夜聚谈。那时大家都足够穷，绝大多数情况下，酒是廉价酒，烟是劣质烟，菜是就市菜，最奢侈的是音乐，而更奢侈的是那嘈嘈切切的语流。每一次聚谈都是一次相互砥砺，一次语言的盛宴，一次小小的灵魂节日。还有什么比如此织成的纽带更能体现诗的自由本质，因而更可靠、更值得信赖？它们带来的是不断增进的理解、友爱、自信和对诗的敬畏、感激之情。

　　这也往往是我孤灯一盏，漏夜阅读时的心情。那是另一种交谈，其对象大多是所谓“诗歌江湖”上已然成名或正崭露头角的人物的代表性作品。美国文学史家考利有句话，1980年代常被用来指称先锋诗歌，说是“诗人被创新的狗追得连撒尿的时间都没有”，可见一时风气，亦可知阅读的难度。如果要开列一份那些年曾大耗我精气心血的作品名单，会是长长的一串，这里只好略过；我真正想说的是，正是这种出入于锐利的词锋，在沉入黑暗的郁闷和被照亮的喜悦之间转换不定，充满质疑、困惑、盘诘、推敲的阅读和交流，一点点粉碎着我的诗歌成见和制式教育残留的美学桎梏，不断更新着我的视野，锻炼着我的眼光。

　　由于成长背景和精神血缘的近似，在整个1980年代我更关注“朦胧诗”。人们说起“朦胧诗”往往把他们当成一伙人，一个派别，其实这个概念刚刚来得及流行开来，作为流派的朦胧诗就已经面临解体了。最初作为“童话诗人”的顾城在风格上和舒婷的忧伤、优雅比较类似，以致他俩曾合出过一本诗集，但1984年前后二人即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差不多同时，原本曾共同倾心过宏大抒情或史诗风格的江河和杨炼也分道扬镳了。这完全符合艺术发展的规律，说到底，个性才是一切。朦胧诗的几个代表人物后来很快被经典化有道理的，这不是因为他们更有名，而是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提供了一种不同的写作范式。

　　“幸存者”之静

　　“幸存者诗人俱乐部”成立于1988年7月，筹备则要更早些。当时我、杨炼、芒克同住劲松，一次和杨炼聊天，说到应寻求一种诗人间更直接、也更日常化的交流方式，于是一起去找芒克，几番讨论，定下了名称、宗旨、活动方式等，然后以我们三人的名义发起，邀请一批我们认为合适的诗人参加，包括多多、江河、林莽、一平、王家新、海子、西川、骆一禾、黑大春、雪迪、大仙、刑天等，后来又补充邀请了一些，共有十几个吧。

　　当然是本着自愿的原则，事实上江河和骆一禾也确实拒绝了。一禾拒绝的理由令我敬重，他来信说他不认为这种结成群体的方式是最好的方式，他倾向更小范围以至一对一的交流。

　　俱乐部成立后主要取两种活动方式，一是沙龙聚会，一是办民刊《幸存者》。《幸存者》连同艺术节特辑只来得及出了三期，其中第一期还是油印的。大伏天我和杨炼打着赤膊，撅着屁股，趴在地板上，利用“文革”中学到的手艺，使喷枪一个个制作手工封面，忙得那叫不亦乐乎，完了两人的鼻孔里外全是黄漆。

　　沙龙聚会前后大概有十余次，每次重点讨论一个人的作品。先是主角朗诵演绎，然后大伙挨个儿发表看法，有时也交锋，总之非常严肃认真。

　　只发生过一次不愉快。那天讨论的是海子的长诗《东方金字塔》，不少人都批评他结构有问题。话赶话间，多多和海子都有点意气用事。最后多多说：“反正你这样写不行。”海子反问：“怎么不行？”于是不欢而散。

　　还举办了两场朗诵会。一场在1988年7月底，地点是当时尚在东便门的三味书屋。那次除了诗人，还来了不少艺术界的朋友，包括还没来得及成大名的姜文，场面相当热烈；不过，比起第二年4月2日的“首届幸存者诗歌艺术节”来，可就小巫见大巫了。那次是在中戏小剧场，只有999个座位，却来了2000多，真可谓名流荟萃，美人如云啊，进不去的只好堵在外面和两条胡同里。

　　艺术节的内容不仅有诗歌朗诵，还有行为艺术、画展和酒会。朗诵结束后当时的法国大使馆文化参赞说：“这是我在世界上参加过的最好的朗诵会。”他是外交官，但我知道他没有玩儿外交辞令，只是不能确认他所谓“最好”的具体所指：是朗诵的质量呢，还是舞台风格？也许说的是整体气氛吧。而对我来说，这“最好”的意指很明确，一个字足矣，那就是“静”，是某种我以前不曾、以后再没有以至再不会遭遇的静，比屏息期待还静，比一根针落到地上也能听见还静。那是我在致辞念到一半时突然感受到的，只是当时没有，或还来不及想到，这种静很快就会变成一种孤悬的记忆。因为正是在那仿佛从天而降的瞬间里，我实实在在地体会到，诗歌之于人心，真的会有如此的力量！

　　唐晓渡，诗歌评论家，现为作家出版社编审

有史以来第一本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德语书《朗读者》。这是一本以一场令人动容的“不能之爱”打动全世界千万读者的德国小说。在美国，《朗读者》入选著名的欧普拉读书秀后，很快风靡北美，并造成全世界范围内的阅读话题。今年初，这本书的纪念版中文译本由译林出版社推出，受到许多中国读者的欢迎，著名作家毕飞宇先生亦著文推荐。 ——编者

《朗读者》一直围绕着一个核心，那就是“识字”。可以这样说，就小说的外部结构而言，女主人公汉娜的不识字支撑并推动了整部小说。施林克到底是写侦探小说的高手，在推动作品的进程方面，他真的是一个行家。

现在，我要说的不只是这些。如果说，《朗读者》仅仅是故事推进得漂亮，它充其量也就是一部引人入胜的读物，永远也上升不到伟大小说的高度。事实上，围绕着“识字”和“不识字”，小说的另一个核心出现了，那就是尊严。我愿意把《朗读者》理解成一部关于尊严的书。伴随着尊严，我们看到了暴戾、残忍、无奈、软弱、忏悔与宽容。

小说其实是简单的。必须承认，在读第一章的时候，我以为我读到了一部德国版的《洛丽塔》。整整一章，充斥着狂乱和铺张的性，性的侵略与反侵略，性的渴望与更渴望。第一章是妖荡的、撩人的，一开头就不同凡响。一个15岁的病中男孩在路上呕吐了，意外得到了一个中年妇女——女主人公汉娜——的照顾。我们来看看这个中年妇女是怎么照顾男孩的，她旋开水龙头，“窝着两只手掌掬着清水，泼在我脸上算是给我洗脸”，这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女主人公汉娜曾经是一个“不识字”的纳粹。她拙劣和粗暴的关怀说明了一点，即使表达的是最为天然的母性，她的举动也伴随着纳粹党性。我要说的是，我喜欢施林克在第一章中的性描写，施林克的性描写具有罕见的宽度，这个宽度成就了汉娜的复杂性。汉娜是情人，是恶煞，是蛋白质女人，是刹那的天使，是灵光一现的母亲，是患有洁癖的行为艺术家，是床上的饕餮，是导师，是幼稚的求知者。是的，她最终还是枕头边上的纳粹。她的身上洋溢着矛盾百出的复杂气质，也就是小说中她身上复杂的“气味”。这气味让15岁的小男人不能自拔，萦绕了他的终生——汉娜的复杂性其实也正是人性的可能性。

正如我读第一章的时候以为《朗读者》是德国版的《洛丽塔》一样，到了第二章，我把《朗读者》看成了德国版的《局外人》，至少，从表面上看是这样的。从第二章开始，小说不再妖荡，不再撩人，它滑过了你的眼角膜，揪住了你的心。严格地说，到了第二章，虽然小说依然围绕着汉娜，但小说的主人公已经不再是她，甚至也不是“我”—米夏·伯格，早已长大成人的病中男孩，是“我”的内心的艰难处境。我说过，《朗读者》的核心是“识字”，现在，核心的意义展现出来了，在审判纳粹的法庭上展现出来了。真正的问题不是汉娜识不识字，真正的拷问在于，“我”有没有勇气在伤害自己的前提下对法庭说出真相。我为什么说读《朗读者》联想起《局外人》呢，是《朗读者》的“我”和《局外人》的“我”一样，最终选择了麻木——虽然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我”就是想麻木，一个是“我”只能麻木。但是，“只能麻木”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为麻木预备好借口，“我”的借口是为了汉娜的尊严。我以为，这部小说最为精彩的部分就在这里。它紧张，刺激，却又表现得波澜不惊。在保存汉娜“尊严”的借口下面，“我”保存了自己的“尊严”。这个“尊严”是局外人的“尊严”。为了这个“尊严”，“我”参与了对罪人的谋杀，是用“原罪”去审判“原罪”。从这个意义上说，《朗读者》是我读到的关于第三帝国“第二代”最为深刻的反思小说。作为一个小说家，我特别想补充一点，我认为，中国文学关于一些事件的书写不仅不应当草率地结束，而应当重新开始。有些事你是不可以推给商人和民工去做的，它必须由作家来做，起码，作家应当参与来做。经历和参与绝对不是一码事，它们的区别和左手与右手的区别一样大。

正因为如此，我在阅读《朗读者》第三章的时候没有了任何错觉。它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不是，它是《朗读者》，只能是《朗读者》。它是庄严的，却又是柔弱的。因为柔弱，显得抒情了。其实第三章并不抒情，但是，我是那样地被打动。在第三章里，“我”这个“朗读者”开始了他的再一次的朗读，他把一捆又一捆的磁带邮寄进了监狱，这是顺理成章的事，让我动容的是第三章的第六节，就在第一节，施林克写道：

这是一种时而喋喋不休，时而沉默寡言的交流。当交流进行到第4年时，从监狱来了一纸问候：“小家伙，上一个故事特别好！谢谢！汉娜。”

文盲汉娜会写字了，如果小说就在这里结束，我想，合上书之后我会流泪。事实上，我的泪并没有流出来，因为小说并没有结束。我相信了莫言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最好的小说一定是叫人欲哭无泪的。”是。反思是了不起的，忏悔是了不起的，然而，如果这一切都离开了日常性，或者说，只局限于精神而不能构成日常行为，这种“了不起”只能是“理论上”的。《朗读者》最惊心动魄的地方就在于，当监狱把汉娜要出狱的消息告诉了“我”之后，换句话说，当出狱后的汉娜有可能成为“我”日常生活中的麻烦的时候，“我”畏惧了。作者对“我”在这个时候的内心描绘显示出了一个好作家的残酷。汉娜还是在出狱的当天早上自杀了，我想，她真的是为了尊严而死的。

好作家常常是不道德的。即使泪水已经到了读者的眼眶了，他也不愿意让你痛痛快快地流下来。我只能说，这是一种职业道德，除非你愿意违背你对人性的基本认识，愿意违背你对人性的基本判断。好作家的手不可以抖。你一定要抖，可以，你把笔先放下来。等抖完了，再把你的笔拿起来。

《朗读者》，一本没有让我流泪的书。毕飞宇

《朗读者》 施林克 著

译林出版社2006年1月

　　当余华《兄弟(上)》以50万册销量夺得纯文学年度排行榜冠军的时候，人们看到的是文学评论界的集体沉默。

　　当《兄弟(下)》上市两天就紧急加印6万册的时候，在新出炉的“第4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提名名单上，无论是“年度杰出作家”还是“年度小说家”，都没有出现余华的名字。 　　

　　日前，记者就此反常现象独家采访了余华和评论家、“华语文学传媒盛典”秘书长谢有顺。正在各大书店热卖的《兄弟弟》，真像余华说的那样无可挑剔，还是像谢有顺批评的是一部“失败的作品”？这在争议纷起的文坛上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热辣话话题。

　　序曲

　　余华:还没发现什么缺憾

　　记者(下简称“记”):《兄弟(上)》销量50万册，《兄弟(下)》首印就30万册。你对此感觉怎样？

　　余华:(下简称“余”):实际上，《兄弟(上)》是卖了45万册，下部出来后，又紧急加印了5万册；《兄弟(下)》3月20日上市，第3天就加印了6万册，所以加起来一共是86万册。

　　记:你自己认为《兄弟(下)》更好读。你写作的时候有没有刻意制造阅读快感？

　　余:我写作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自己有快感，不激动就写不下来。为读者写作？不可能。当然，也可以说是为读者，这个读者就是我自己。

　　记:你曾说写完《兄弟》，你终于会写爱情了？但其实你并不是第一次写爱情，《许三观卖血记》里许三观和许玉兰、《活着》里福贵和子珍、凤霞和二喜的爱情都很动人。

　　余:哈哈，我忘了写过凤霞的爱情了。我一直以为自己是第一次写初恋。不过，许三观、福贵、凤霞的爱情跟真正的爱情不是一回事，其中还有很多关于生存、亲情这样的附加成分。我一直认为，写了初恋才是真正的爱情小说。

　　记:你说这是你最厚重的一本小说，这个“厚重”除了篇幅之外，还有什么含义？

　　余:信息量、叙述手法的多重性。我写了51万字，就是提供了51万字的信息和阅读感受。我的前3部长篇小说基本是用一种语调叙述的，而在这一部里，优美的地方用优美语调，粗俗的地方用粗俗语调。贯穿在整部小说中的两种主要叙述语调，比如写李光头的暴富、刘镇的选美比赛，我是开放式的叙述，情绪非常饱满；而在叙述3个人之间情感的时候，又是一种收回来的、细腻的叙述。我常常提醒自己要调整自己的情绪，把握住合适的语调。

　　记:看来你对这部作品非常满意，那么，目前你有没有看到遗憾之处？

　　余:我还没有发现遗憾。上部出版的时候，我感觉有几个地方可以写得更好，但根据我以前3部长篇小说的经验，修改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心态、记忆、感觉都已不在写作时的状态。

　　谢有顺:这部小说不值一提

　　记:余华的《兄弟(上)》销量达50万册，他自己也认为这是他最好的作品，这次为什么没入围“华语文学传媒盛典”？

　　谢有顺(下简称“谢”):我说过，让文学的还给文学，让市场的还给市场吧。《兄弟》确实写得不好，这点专家们是有共识的。30张专家推选票中，余华只得了2票。少得出乎人的意料。

　　记:《兄弟(上)》怎么个不好法？

　　谢:在余华的写作中，它根本不值一提。余华是我的好朋友，我20岁的时候就和他有交往了。但他写出《兄弟(上)》这样的作品，我心里是很难过的。我举两个例子，你就可以看出这部小说的粗糙了。一个是情节上的，在第43页，男主人公宋凡平在上千人面前，完成了一个扣篮动作(这是否真实尚可忽略不计)，紧接着，这个腼腆善良的人居然跑到球场外，“意犹未尽一把抱起了李兰”，“一千多个人看着呢，他竟然把李兰举了起来”，你相信吗？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中国乡镇，在一个连夫妻上街都不敢牵手的有“道德洁癖”的年代，一个腼腆老实的男人，不仅会扣篮，而且还会当着上千人的面把一个寡妇(是寡妇！)“抱起来”、“举起来”？这是发生在中国的事吗？不是，这只能说是好莱坞的电影画面。另一个是语言上的，在第13页，余华写李光头小小年纪就知道用屁股的故事来换别人的三鲜面，“他知道自己在厕所里偷看到的五个屁股，有四个是不值钱的跳楼甩卖价，可是林红的屁股不得了，那是价值连城的超五星级的屁股。”“此后李光头学聪明了，他不再供应免费的午餐。”等等。“跳楼甩卖价”、“超五星级”、“免费的午餐”这样一些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的词，将它用在60年代的中国语境里、用在主人公的自叙(“他知道”)里，你相信这是出自曾以语言简洁精确见长的余华之手吗？这样违背写作常识的例子，在一部对现实进行“正面强攻”的小说里，假如在情节上失真，在语言上粗糙，它所写的那些残酷的现实就很难有说服力。

　　发展

　　余华:找出一千个例子我就服

　　记:谢有顺举的情节上的例子，你怎么看？

　　余:从总体时代背景的角度，我同意他的观点。确实，那个特定的时代对人性的压抑，使常人很难做出这种举动。我写作的时候也犹豫了一下。但大环境是一方面，具体环境又是一方面。在他做出这个举动的时候，我已经做了足够的铺垫:千人围观，烟头烫到了旁边的人……整个环境下，人的意识已进入一种亢奋状态，这时候，做什么都是有可能的。如果我是说他们在菜市场就随随便便搂抱起来，那才是问题。我们经常在文学作品中看到，一个柔弱的人，可以杀死强大的人。

　　记:语言上的问题呢？

　　余:我想这可能是我疏忽了。我太太看这本书看了好几遍，她也给我指出了一些细节上的疏忽，一些衔接上的生硬等等。但这不应是评论家指责的地方，就算让一个语言学家来写小说，也可以挑出错别字来。现在电脑这么先进，还是有病毒，还是会死机，何况人脑呢？如果他能找出1000个这样的例子，那我就服气地说，我的小说不行。一两个构不成问题。

　　谢有顺:那就再随便举几个吧

　　记:余华认为，他已为你说的那个情节做了足够的铺垫。

　　谢:这个解释无法令我信服。我也不是光看那一个情节，而是整本书顺着看下来的。就像余华曾经说过的，这是一本现实小说，而不是一本怪诞小说，一个人的行为，不能越过他特定的时代。而且，小说里宋凡平的性格是老实的谨慎的，再怎么铺垫，他也不可能爆发到去扣篮、去抱寡妇。

　　记:至于你所说的语言问题，余华承认可能是自己疏忽了。

　　谢:我也相信他可能是疏忽，但我上面引的3个词是同一页同一段，并不是到处翻来的。这不能不说是明显的语言漏洞。这种漏洞，也许余华不会认为有多严重，但我们知道，余华征服我们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精确精练的语言。我曾写过关于他的散文的评论，里面说到，“他曾用一个字征服了我。”我记得是说一个女人让丈夫抱抱刚出生的孩子，丈夫说:“我不敢抱，她太小了，我怕把他抱坏了。”一个“坏”字，就把丈夫那种兴奋、紧张、疼爱的心情完整地传达了出来。前后对比，高下立判。

　　记:余华认为几个细节的疏忽并不能代表小说的失败。

　　谢:如果像他说的那样，要找出1000个例子来，那还有谁看他的小说，也用不着我们来评判了。余华这样的作家，蛰伏了10年，出来的作品理当精益求精，可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并不是这样。在《兄弟(上)》里，我看到他许多情节和语言不符合时代现实，缺少性格依据。这样的例子我随手就可以举出几十个。比如他让父子两人都因为看女人屁股淹死在厕所里，这种情节不牵强吗？比如他让一个小孩说，我性欲来了，我阳痿了，这可能吗？

　　高潮

　　余华:再伟大的作品也有缺陷

　　记:评论家认为你离生活太远，所以情节不真实。你的写作素材都是如何得来的呢？ 　　

　　余:我一直在生活啊。虽然没有有意搜集素材，但我的记忆力很好，基本什么事都能记下来。当我写作的时候，记忆就被调动，集中涌现，挡都挡不住。在下部里，这种叙述的推力更是完全控制了我。

　　记:下部里那么多的流行语，也是凭记忆吗？

　　余:都是生活中得来的。

　　记:那么你是否依然认为《兄弟》是你最出色的小说？

　　余:目前我很满意。

　　记:《活着》这部小说被很多人认为是你的经典之作，你不会像忘了你写过爱情一样忘了你以前的小说有多好吧。

　　余:呵呵，也许人都有喜欢新作的习惯吧，就像父母总是宠爱最小的孩子一样。以前《许三观卖血记》出来的时候，我也认为那是我最好的了，超越不了，但我现在认为我又进步了。

　　记:总体来说，您并不认同批评家的意见？

　　余:再伟大的作品也会有缺陷。

　　谢有顺:这个回答太像娱乐明星

　　记:余华并不认同您对这部小说的评价。

　　谢:意见不同，这很正常。但我认为，余华现在是过于自信了。我之前曾经说过，一边是《兄弟(上)》的热销，另一边是专业读者的集体沉默，这构成了2005年度最为怪诞的文学景观。那么多的媒体议论，几乎都是余华自己一个人在说，他接受了数十家媒体的采访，可作家、评论家中，对这部作品进行肯定的，只有少数几个人。除了《兄弟(上)》，可能没有任何一部文学畅销书是以这种方式来完成自身推广的。

　　记:你怎么看他“再伟大的作品也会有缺陷”这个说法？

　　谢:这个说法太聪明，回避了问题。

　　记:很像娱乐明星？

　　谢:是。

　　尾声

　　余华:写作别听批评家的

　　记:你曾透露说，你计划写一部“四个家庭三个时代”的作品，但因故搁浅，接下来会继续吗？

　　余:这要到秋天才有时间考虑，因为《兄弟》，很多琐事都堆到了一起，我得集中解决一下。不过，假如不写大的小说，我还是会写当代题材。因为我关于这个时代的记忆正处在十分活跃的时期，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记:你曾说，虽然有些批评是无理取闹，但也有很多批评意见是中肯的。在新长篇的写作中，你会吸取这些批评意见，还是继续我行我素？

　　余:呵呵，我说那意见中肯，并不是我同意他的观点，只表示我认可他的态度。第一个给我写评论的是张新颖，当时他还在读大学本科，我看了无数遍。现在，无数人在写我的评论，但我已经一遍也不看了。

　　依我的经验，写作只有一个诀窍，就是不断地写，不要怕受到别人的影响。当我写下《十八岁出门远行》这些后来被称为先锋派的作品时，只有《收获》、《北京文学》和《钟山》愿意发表，其他文学刊物的编辑都认为我写的不是小说，不是文学。后来终于被承认为小说时，我写下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习惯了我先锋小说叙述的人开始批评我向传统妥协，向世俗低头。现在《兄弟》出版了，批评的声音再次起来，让我感到自己仍然在前进。

　　谢有顺:对他的批评会越来越多

　　记:去年也有很多成名作家出了新作，比如阿来的《空山》，为什么特别批评余华？

　　谢:之所以特别指出余华，是因为阿来、莫言的作品可能不及他们的代表作，但基本水准还在那里，而余华的水准落差太大。

　　这不仅是余华的问题，也是中国作家的问题，是中国作家成名之后如何走的问题。中国作家成名后，生活圈子狭窄，在书斋里写小说，只能靠想象力去把握这个时代。而且，有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力之后，作家们都太迷信国外汉学家的意见了。迷信汉学家，而不是相信生活，就变得不及物，写出来的东西自然抽象。在我看来，汉学家不在现场，是不了解中国文学的。像“扣篮”这种情节，在美国是浪漫，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就是笑话。我估计，对余华的批评会越来越多。

　　外围战场

　　北大教授、著名评论家张颐武:

　　《兄弟》是无意义的重复

　　余华《兄弟》是一个有趣的作品，但对于专业读者意味的是一种“无意义的重复”。

　　早年，余华在《在细雨中呐喊》中写到的狗舔主人脚而主人开怀大笑的那种爆炸性的想象力已经丧失。在《现实一种》、《许三观卖血记》里你们还可以感到，余华的才华是“涌”出来的。而到了《兄弟》变成了“硬”往上走，缺少了创造力的奔涌和喷薄而出。此外，余华在《兄弟》里迟迟找不到对语言的感觉。

　　对于《兄弟》的热卖，我认为这是一部煽情的小说，很会调动人的情感。而它也是余华10多年来在纯文学领域的名气转移到大众读者市场的产物，是跟随前卫作家转化成商业流行风向标的一种变动。但《兄弟》也是不幸的，余华积累了太多熟悉他的专业读者，之前的一致良好口碑以及一段时间的停笔后，使得大家对他下的赌注太大，一旦没有展示出开阔的新境界，就使得很多专业读者感觉失望。

　　《收获》主编程永新:余华是很聪明的作家

　　中国人活20年就经历了“文革”和当下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而在西方一个人活400岁才可能看到这样两个极端的时代。所以，余华调动一切手段、运用狂欢式的写法去描绘荒诞、泡沫化的现实，他的出发点是很好的。《兄弟》站在一种对时代特征的高度临摹之上，这与以往余华作品的精神内涵是一致的。尽管他运用的一些夸张手法颇受争议，但我觉得这种夸张是文学所允许的。更何况，现实里的很多东西远比余华《兄弟》里的情节更荒诞、更古怪。因此，我跟复旦大学的严锋交流过，从总体上看，我们是认同《兄弟》的。

　　《兄弟》内容简介

　　讲述江南小镇两兄弟李光头和宋钢从“文革”至今的跌宕人生。《兄弟(上)》讲的是“文革”中的故事，通过两兄弟的家庭在劫难中的崩溃，缩写了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展示了个人命运与权力意志之间不可抗衡的灾难性景象，也凸显了人性之爱与活着之间的坚实关系。《兄弟(下)》通过两兄弟的“裂变”展示了伦理颠覆、浮躁纵欲的现代生活。两兄弟的命运与两个时代一样天翻地覆，他们最终走向了命运的两端，恩怨交集地自食其果。

　　小公告

　　余华说，4月上旬，他将前来深圳签名售书，可能顺便来广州。随后他将去欧洲5个国家做主题演讲《我为何写作》。 

  “白韩之争”偃旗息鼓，“高韩之争”强弩之末，硝烟弥漫的博客骂战终于谢幕了。

    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论战：白烨一篇著述引火烧身被追究学术腐败问题；陆天明为朋友两肋插刀没想到却被网民乱箭穿身；陆川为维护父亲尊严以毒攻毒急火攻心；最后高晓松把整个事件由热闹推向了荒唐……

    批评家、作家、导演、歌手，在现实中，这些都是受人尊敬和崇拜的身份，却因为一场网上混战，头上的光环黯淡消散。参战的诸位，在整个3月可能都承受了一生中最多的骂声。就连看似大获全胜的韩寒，其实也是受害者，因为没有选择关闭评论和留言功能，他在博客上遭到的污言秽语不比任何一位少。

    作为事件起源地，新浪博客频道为“战士们”提供了战场，没有预料到的是，本想把点击率和影响力当成战利品收获，结果却苦涩地发现，各路豪杰撤出之后除了一地鸡毛外啥也没有，再继续下去新浪博客将面临刻意炒作的窘境。刚刚放到嘴边的蜜糖转眼变成了毒药。不知道是受客观原因影响还是为了阻止博客大战再次爆发，新浪博客频道壮士断腕，毅然决然地将“高晓松起诉韩寒”的专题从头条的位置撤了下来。没有博客频道的引导，论战的热度不会如此之高。

    同样，没有博客频道及时地泼出这盆冷水，事件也不会轻易地这样结束。不结束怎么办？继续眼睁睁地看韩寒如斗兽场中的困兽一样被围攻？眼睁睁地看骑虎难下的高晓松不得不打一场闲得无聊的官司？眼睁睁地看博客频道这块中国博客娱乐中心变成是非之地？不表态全国博民都不答应的徐老大发话了，态度是可想而知的息事宁人。博客新浪频道也及时地收了手。不过，事闹得这么大，如果结束得太简单，总会给人带来一点儿上当的感觉。再后来，高晓松发表了三封信告别博客，一场骂战的结果居然匪夷所思地有了些伤感悲壮的味道。

    在这场论战中，无辜的博客成了一个可以为我所用的武器，进可攻，退可守，可以激，可以扬。博客主人就是古代的大将军，站在自家城堡墙头指挥“粉丝”们向敌方进军。而各自的“粉丝”就是一位位久经沙场的精壮劳力，不知疲倦地去踏对方的场子。后来，各位大佬玩够了，高晓松在午夜12点更改了博客首页，“全文显示”变成了“部分显示”，惹眼的《律师函》被隐匿起来了；韩寒三改博客标题，风格由激烈转为平和，由明嘲变暗讽；陆川也在博客上承认粗口，并删去了脏话。三位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息事宁人的态度。也许是觉得再没完没了下去，自己不烦观众也烦了。

    这场旷日持久的骂战带来的惟一好处是，我们终于看清了博客真实的一面。什么“自由、分享、交流、沟通”？在这场骂战中如果说有自由的话，那也是“自由地匿名骂人”，有分享的话也是“分享对手的污点”，交流与沟通，更是影子也看不到一点。骂战不仅伤害了各方当事人，也给一些参与评论者带来了不少困惑，网人和菜头因为支持韩寒，遭到匿名博友连续的怒骂，最后发表博文“骊歌”欲告别新浪博客，不过这篇博文没在网上放多久就删除了。

    骂战为娱乐版提供了无数个新闻头条，文学圈、影视圈、音乐圈联袂为读者作了一个精彩的演出，单凭这，我们就值得为之鼓一掌。然后，忘了这场骂战给相关人等、给博客这个概念带来的伤害，就当这是一场娱乐事件———虽然有些人永远不会再回来了，但相信这不会耽误博客世界里马照跑、舞照跳。

前年此时，欧洲以外少有人知的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获得了捷克的卡夫卡文学奖，半年后，她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去年，卡夫卡奖颁给已被文坛遗忘多年的英国剧作家哈罗德 ·品特，结果，他也在当年赢得了诺贝尔奖。 　　如果一定要从中总结出什么规律，那么你将理所当然地说出这样的预测：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将归于村上春树。 　　捷克新闻社（CTK）上周的消息称，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获得了2006年度的弗朗茨·卡夫卡奖。他将于今年10月28日，在布拉格老市政厅举行的颁奖典礼上领受此奖——如果他亲自去领奖的话。 　　当年的耶利内克女士和品特公都未亲往，前者是害羞，后者则是因为走不动了。再回到那个刚刚成形的“卡夫卡—诺贝尔”魔咒，村上君若真想在今年12月去斯德哥尔摩，最好早点宣布10月份不去布拉格。 　　卡夫夫终其短暂一生，与诺贝尔奖无缘。但以他的名义创办的文学奖得主，却接连获得诺贝尔奖的青睐。 　　57岁的村上春树与卡夫卡颇有缘份，其小说《海边的卡夫卡》出版于2002年，目前正在西方热卖，加上较早前的《挪威的森林》，已使他成为近年来最为西方读者所熟知的日本当代作家，其作品在世界各地已有20余种语言的译本。 　　卡夫卡奖创办于2001年，最初三年的得主分别是美国的菲利普·罗斯、捷克的伊凡·克利玛，以及的匈牙利的彼得·纳达斯（Peter Nadas）。奖品包括1万美元的现金支票，以及一尊由捷克艺术家雅罗斯拉夫·罗纳（Peter Nadas）所作卡夫卡塑像的缩微复制品。

好的制度使穷人变富，坏的制度使富人变穷。没有最好的制度，只有最不坏的制度。
――写在前面

我是谁？将何去何从？在当今社会的转型与变迁中，我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处的位置在正在或未来的变革中是有利还是受损？我为什么会感到生存压力？我对我目前的生活感到舒适吗？每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都会引发社会成员对正在或即将变革的社会结构产生个人的重新定位和诉求，重新评估自身的安全指数和寻找新的认同。例如，医疗改革之后，人们要考虑到存足钱看病；住房改革之后，人们考虑到要贷款供房；教育产业化之后，引发了高校生源比例的结构性变化，颇受非议；神舟五号载人飞船上天，举国欢庆；……这些，都是社会成员对一个社会的安全感和认同指数的反映。一个社会的稳定程度，实质上取决于这个社会的社会成员对自身安全感的安全系数和该社会中的成员对执政党、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认同指数。

所有问题的中心命题只有一个，就是：我是谁？我有安全感吗？

当今中国正处于剧烈的社会变革中。虽然宏观表面平静，但微观内部已翻腾。国人普遍处于一种不安全感和缺乏认同感之中。可以说，当今的社会变革，是解放以来仅次于土改和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第三次重大社会变革，这种大的社会变革虽然以平和的姿态出现，但谁也不敢保证未来不会出现大规模的流血冲突。谁能保证文化大革命不会以一种全新的形式重来一次？

当一个国家的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问题突现的时候，就揭示了一个国家的社会认同危机。茅于轼先生认为，中国25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功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新时期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石。茅先生在《已见曙光待见朝阳──扩大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中指出，“解决了合法性问题，才有改革的开始。共产党才能够比较放心，允许大家来参与改革的讨论。如果讨论中反覆质疑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讨论变成往后看，而不是向前看。下一步如何走的重要问题就被扔到了脑后。”茅先生明确指出，必需在扩大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上推进中国所有改革和完成中国社会结构的和平变迁。事实上，随着改革的合法性地位丧失（参见燕园评论于建嵘先生的《终结革命：背弃承诺抑或重构价值》以及本人的《和平革命：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与非正义性考》），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已经成为一个命题，中国老百姓对共产党执政的认同，已经出现危机。王绍光、胡鞍钢、丁元竹在《最严重的警告：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稳定》中指出，中国再次进入社会不稳定时期，突出表现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世界上最显著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世界上基尼系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世界上最严重的腐败最大的经济损失；世界最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破坏。”如果执政党不加以重视，将会危及国家和社会的稳定。

王绍光、胡鞍钢、丁元竹三位从宏观角度以调查研究形式对当今中国社会作了真实严峻的剖析，下面我将从微观角度以社会学心理学角度对当今中国社会问题进行阐释：

1、普遍存在的不安全感；
2、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认同感的偏离；
3、不安全感的增强与认同感的偏离对矛盾的激化；
4、中产阶级的孵出；
5、结论。

1、普遍存在的不安全感。现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不安全感普遍增强，不仅是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民，就连生活在社会最上层的1%的权力精英和4%的经济精英，都普遍感到了不安全；处于社会中层12%的中产阶级，是目前安全感指数相对较高的阶层。中国各阶层的不安全感具体表现为掌握权力的权力精英对社会成员自由言论、集会、结社的控制，即对自身拥有的权力的不安全感；大量贪官携款外逃和私有企业主向国外转移财产，即对自身拥有的巨额财产的不安全感。仅《人民日报》公布，近年来中国贪官600多人卷款50亿外逃，实际的数字远不止这些，保守估计，90年代以来，中国外逃贪官和现正打算外逃的贪官约2000人，加上已经拿到外国绿卡的中国官员和经济精英的子女亲戚等，共卷款1万5千亿。中国高层生活状态尚且如此，处于中国社会底层的平民特别是下岗工人和农民，不安全感则来自最基本的生存威胁。在医疗、住房和教育改革后，处于社会底层的平民阶层的不安全感显著增加。精英的不安全感来自未经认同的权力和巨额不合法财产，平民的不安全感则来自教育与生存。相比之下，中产阶级的不安全感诉求则简单得多，主要来自日常生活的住行等生活安全，如担心偷盗，抢劫，飞机出事等。安全指数是一个社会的稳定指数，不安全感容易产生攻击性。如果一个社会的某个阶层安全感普遍下降，这个阶层的暴民数量就会明显增多。茅于轼先生说，中国每年处死超过一万人，“如果分析一下这些人的收入和文化水平，恐怕大部分都属于社会的低层。”为此，茅先生建议少执行死刑，主张用毛泽东的话：“可杀可不杀的，一概不杀。”安全感的普遍溃乏，以及安全感引发的攻击性，容易引发一个社会的变革危机。王、胡、丁三人的文章指出，目前的一些突发性事件，多是“能量聚集型”；但如果“能量聚集型”事件得不到解决，就会发展为“放大型”社会事件，导致如印度尼西亚之类的暴乱。

2、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认同感的偏离。所谓认同，就是指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归为某一类。认同感，外在表现为一种归属感，与安全感相关。认同又分为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多数人的自我认同构成社会认同。例如我认同我自己是一介平民（自我认同），认同杨元庆是精英（社会认同）。认同有一种承认、归属之意。现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认同感普遍偏离，主要指中国各阶层的社会认同彼此偏离。例如神舟五号载人飞船上天，普天同庆，是因为中国社会各阶层民族认同普遍一致，神舟五号载人飞船上天，中国社会各阶层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骄傲。但除了民族认同，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其它社会认同都有不同程度的偏离，如执政认同，改革认同，同一阶层对另一阶层的财富认同等。改革并没有如改革之初有预记的那样，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带动下大家一起富裕，而是少数人得益，大多数受损（相对受损），因此使得改革的合法性也开始遭到质疑，即改革认同的偏离：在某一项改革中，高度认同的只是既得利益集团，受损的弱势群体则只有无奈跟随；共产党执政50多年来，中国人的政治生活并没有多大改变，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方面甚至还不如19世纪二三十年代，加之近来改革的合法性地位丧失，由此产生中国社会各阶层对共产党执政认同的偏离：权力精英要求更加集权和建立新的权威，广大平民呼吁政治改革和民主。执政党总是努力把国人的民族认同引向执政认同（如申奥、发射载人飞船等）。仇富心理的出现，近两年来独甚，每倒下一个富豪，国人都拍手称快（孙大午案除外，对孙大午案，出现相反的一边倒），即是对富人的财富认同的偏离：资本积累的原罪与掌握巨大资本的精英阶层的为富不仁和赤贫阶层与下层平民对财富不公平占有的仇恨。中国已经出现执政认同危机，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也深刻认识到了这点，企图以不断深化的经济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来弥补，同时加强对国民的日常生活与思想控制（例如对自由结社和网上言论的控制），极力利用国民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来建立新的民族主义精神，引导国民把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等同于执政认同（例如反党就是叛国），极力混为一谈（例如爱国主义就是爱党）。相比而言，中产阶级对共产党的执政认同程度较高。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社会变迁的继续，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层已经相对沉淀和明晰，即1%的权力精英、4%的经济精英构成了中国社会的上层，各级政府局级以下官员、技术和文化精英、高级知识分子、中小企业主和中资外资企业中高层管理者构成了12%的中产阶级，广大城市市民和农村农民构成中国80%的平民阶层处于中国社会下层，还有3%赤贫阶层。由于改革继续向既得利益集团倾斜，中国社会的分层逐渐出现类似于印度社会的种姓制度，上层精英不认同下层平民，下层平民也不认同上层精英。中国事实上与印度一样，成为极不平等的国家。

3、不安全感的增强与认同感的偏离对矛盾的激化。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认同感的偏离导致了对中国社会传统道德认同的偏离。现在社会风气日下，传统道德失守，在于中国人的认同出现在与传统相比比较大的偏离。例如，由于贪污腐败盛行，权力精英靠攫取权力快速致富，使中国人的勤劳致富的传统美德受到威胁。各行各业贪污腐败成风，“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各占一亩三分地，职业道德沦丧。娼妓普遍存在。虽然人们以妓女为耻，但对妓女的态度较传统改了许多，同情多过责难。有部分地区出现夫妻档，男的拉客，女的接客，俗称“放飞”。中国社会各阶层不安全感的增强和认同感的偏离还导致了矛盾的激化，如“民工”现在成为不稳定的代名词，民工在每一个城市，都被视为“潜在的小偷”，成为一个城市的不稳定因素。普通市民嫌民工脏，有大学教授建议在公共汽车上开辟“民工专区”。打、砸、抢是暴民的拿手好戏，群体性哄抢事件时有发生；同时，利用权力强占则是权力精英和经济精英的一贯作风，近年来不断发生的农民和城市下岗职工到天安门自焚惨剧，说明了中国社会上下两个阶层的对立已经到了相当地步。中国已经出现俄化和拉美化倾向，俄化即权力精英中的腐败集团逐步取代平民成为反社会主义的主要力量，拉美化即贫富差距的继续扩大化。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不断恶化，达0.49，实际已经超过0.50，大大超出了世界公认的国际警界线。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中国之所以在如此大的基尼系数下仍能维持社会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党改革开放的成功和娴熟的高压控制手段，以及中国二千年来的城乡二元结构的钢性。然而经常会有突发事件发生，下层平民的集体上访、自焚、投毒、爆炸、纵火等。2003年9月21日，宜昌市地质勘探大队基础工程公司下岗职工刘建平在公司居民楼内纵火自焚，造成居民楼内多人死伤；继南京拆迁自焚和安徽农民朱正亮天安门自焚之后，10月1日
，湖北荆门又一农民企图在天安门前自焚未遂。越来越多的冲突事件表明，改革开放前被称为人民内部矛盾的冲突事件，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社会的两个阶层或利益集团的直接对立事件，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不能再称之为人民内部矛盾。平民阶层对精英集团是一种羡恨交织的复杂心态，精英集团对平民则是一种强排斥与漠不关心的鄙视态度。自今年国庆节以来，短短15天，就有近20人不远万里来天安门前上演自焚、跳水、纵火等惨剧，北京公安局称已逮捕16人，并称将对在天安门前闹事的人处于严惩。“民不畏死，何以死惧之”，上求于天而天不应，下求于地而地不灵，蝼蚁尚且偷生，何况人乎！前20年的改革，民众的机会相对而言公平；96年之后，特别人高等教育改革之后，政府的各项改革措施已越来越向精英集团倾斜，下层平民在政府决策中少有代言人，很难在政府决策圈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存在于下层平民的革命情结已经在下层平民的心里潜在，一有机会，规模化的暴民就会产生（近年来全国千人以上的暴动达几十起），由于缺乏组织性，大多被成功镇压。

4、中产阶级的孵出。中产阶级是一个社会保持稳定的杠杆。理论上认为，一个社会的中产阶级超过30%，这个社会就会取得相对稳定；超过40%，就达到稳定期。中国现在约有12%的中产阶级，中国已经进入社会极不稳定时期。此时，中产阶级的意义非常。有调查表明，中国人对自己目前生活不满意者达40%，极不满意者达12%，这还是对4亿居住在城市人口的调查，如果加上农村人口调查，中国人对自己目前生活不满意的人口比例会更高。在调查中，对自己目前生活满意度较高的是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和一部分准中产的小资。中国社会对中产阶级的呼唤，已经随着中产阶级的出现呼吁了很久，但中国的中产阶级迟迟不肯壮大，一直在12%左右徘徊，现在，最有可能进入中产阶级的是一部分准中产的小资。最近，小资和白领这个群体迅速壮大，几乎每一个小资都发着中产梦，其中部分已初具实力。假使这些准中产的小资十年后进入中产阶级的阵营，也不过是给中产阶级的比例提高约2至5个百分点，最乐观的估计中国的中产阶级在2020年达17%，中产阶级的社会杠杆作用仍然有限。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是中产阶级的孵化器，然而1996年高等教育产业化以后，特别是近年来高等教育学费的大幅度提升之后，作为“中产阶级的孵化器”的高等教育已经成为中国中产阶级孵出的瓶井。高等教育改革已经使高校生源发生了结构性改变，96年以前，中国高校生源比例农村生源占60%到70%，城市生源占30%到40%；随着这几年学费的持续高涨，2003年，中国高校生源比例已出现结构性变化，农村生源缩减到40%至50%，而且呈现继续缩减的趋势；城市生源扩大为50%至60%，呈继续扩大趋势。而且，由于城市生源的增多和农村贫困生源的增加，中国高校生源阶层分化明显，集团与派别林立，贫困生引发偷盗抢劫等治安性事件，富家子弟则引发逃课、打架斗殴等群发性事件，高校学风日下。与此同时，高校中贫困生与富家子弟之间的沟通存在明显障碍，冲突时有发生。有高校教师呼吁，现在，随着高校生源结构的改变，在未来社会中，执政的将是这些不知民间疾苦的高校学子，他们在制定国家政策的时候，将会更加不知体谅下层民众的艰辛，那时的社会矛盾将会更加尖锐。事实上，由于教育产业化特别是高等教育产业化之后，中国下层上中层再向上层变迁的通道已经收窄或堵塞，中国下层向上层变迁的成本加大，中国上层对下层的强排斥已经钢化，中产阶级人口比例增长的脚步放缓，对中国社会矛盾的缓冲作用有限。随着改革的深入，政府如果还不及时更正这一点，中国社会矛盾引发暴力革命的危机将增加。

5、结论。中国社会目前正面临解放以来继土地改革和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第三次重大社会变革。社会分层已经相对稳定和明晰。社会上层精英对社会下层平民的强排斥性钢化。社会下层进入社会上层的通道变窄，变迁成本加大。在整个社会变革的社会转型与变迁中，中国民众普遍感到失衡，民众的不安全感增强。社会结构缺乏普遍的认同。社会各阶层对社会各种现象和执政党的执政以及对自身所处的社会认同和对他人的认同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偏离。这种偏离激化了改革开放不公所带来的种种矛盾。这种矛盾不再是简单的人民内部矛盾，具有敌我矛盾性质。潜在的革命已经在人们的心底产生。中国如果不及时改变这种能量聚集式的潜在革命危机，中国社会二千多年来的暴力革命与专制回归的历史宿命将再一次重演。最初的革命发生的人们的心底，仇恨的种子正在萌芽，随着中国社会基尼系数的进一步增长，即使中国的经济改革进一步取得成功，如果民众从未来经济改革中获利不多或者说甚至继续受损，中国民众改革开放几十年的不满情绪一旦如火山般爆发，能量将无法预计。中国社会将发生一次更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暴力革命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不愿意再见的历史事件，潜在的革命经已产生，亦可化解在萌芽状态。

“如果你要有个美好的将来，那将是与他人共同的将来。”在资本积累的原罪面前，每一位权力精英和经济精英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有人评价，何清涟的书《现代化的陷阱》将有100年的历史价值，我只有无奈地承认这一点，并以此作为我的文章的结尾。

一个自由的国度与一个专制的政府统治下的国度之间的最明显区别莫过于前者对那些统称为法治的伟大原则的奉行。

————-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

上个世纪的90年代，汪晖先生的一篇《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掀起了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二者在学术上的话语权的争夺，反映出对政治走向不同的认识，最终自觉不自觉的映射到中国的宪政建设之上。然而，中国的诸多学者（辟如，北师大的韩震教授、北大的苏力先生）认为，在现代社会的语境中占主导地位的仍是自由主义。但，于此同时，不可否认新左派的贡献，对现实政治现实问题的不同认识，可以使自由主义在不断反思中成长，其对自由主义构成一定程度的智识挑战。本文着重于遵循自由主义的思想进路，探寻中国的宪政建设的方向。

自由主义思想虽然对中国民从犹如陌路之人，但在西方，这一思想形态却为众人所悉。卢梭、洛克、贡斯当、伯林、托克维尔都曾对自由作过精辟的阐释。辟如，卢梭曾言道：人生而是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他主张政治上参与的自由。贡斯当区别了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他说，古代人的自由在于以集体的方式直接行使完整主权的若干部分，诸如“在广场协商战争与和平问题，投票表决法律并作出判决……他们承认个人社会权威的完全服从是和集体性自由相容的……所有私人行动都受到严密监视”，在贡斯当看来，现代人的自由却意味着个离开国家而独立，法国的托克维尔，揭示了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乡镇与社群对于维护自由的重要意义。当代政治哲学家、思想史家伊赛亚·伯林，是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的坚定鼓吹者，他认真区分了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如他所述，积极自由是“谁有权强制别人去做在他、而不是在当事者本人看来是正确的事”，消极自由是“在何种范围之内，一个人可以而且应当被容许按照他自己的愿望行事而不受别人的干涉”，如果混淆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这两种概念，或者以积极自由替代消极自由，将极易造成极权主义从而导专门断。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首诗，众人皆知，其反映了自由之于人存在的重要性，不禁人们会问起：自由呀，我们为何千万里去追寻你？自由为何在人生诸多价值中占有如此重要位置？各个具体社群、国家的社会语境不同，自由对于人类具有普世性吗？对于这些问题，F·A·哈耶克对此有深刻的解读。首先，他认为自由与自生自发秩序是相容的并且是它的规定性之所在，在人的自由尝试和努力过程中，认识到其价值本身的重要性，这主要因为稳定的人类秩序，能够从个人自由的行动过程中产生；其次，哈耶克从反面论证自由重要性，他说，通过干涉自由而力图重新构建社会秩序和设计社会分配模式的做法，极易导致理性不及自由力量的丢失；最后，他认为，自由是人获取幸福的必要条件，是人拥有、把握默会能力或知识的前提条件，顺着哈耶克的视角望去，在人类追寻的“某些终极价值”中的核心价值便是自由。

谈及自由，让人自然想到其劲敌“极权主义”。对此，中国民众更是甚为知悉，奴隶及封建王朝，哪位君主实行的不是极权统治，那样的政治制度下，人们的自由是如此的微不足道，路人相遇只能侧目而视，不敢畅言，更谈不上言论自由、政治自由、经济自由等。那么，在现代的所谓民主社会中，是否与极权主义就绝缘了吗？现代民主的主要形式是代议制民主，虽然比直接民主适时性更强，但其本身也隐藏着异化的根苗。首先，因为这种国家形式存在非理性的危险，民众很难使用自己的批判理性，相反，由于受到大众传媒的控制，被导入盲目的服从，其次，通过多数人意志形成的权力，会使个人的权利处于危险之中，通过多数的专制，民主会导致它的反面。德国的马克斯·霍克海默认为，对人的统治不仅存在于极权主义之中，而且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于群众性民主和集体主义中，现代社会中，个人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在集体意识形式、消费主义神话、工业文化、技术、缺乏独立精神等多重因素的作用融合于社会的整体，从而作为批判精神的主体的人不复存在。依霍克海默的观点，我们从中得出，反对极权主义的唯一堤坝是个体独立的批判精神，它是对当代社会进行批判的积极价值。当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也对极权主义作了深刻的阐解。她说，极权主义四处渗透的意识形态的效果实际上就是一种无思想、无判断，这一意识形态是种极端的思想体系，在这时里，意识形态概念具有一种对于现实世界的不宽容、极权主义的价值，在这种过度膨胀的意识形态过程中，历史的整个复杂性被强制性的纳入到某一公式中。她认为，极权主义现象是当代社会的一种实际而具体的潜在可能性，现今的民主制度也可能堕入其中。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朱学勤曾说：“自由主义不是用来理论的，它是用来走路的—贴着地面步行。”我们在宪政建设之中，如何使其在此之路上走的更稳健、顺畅呢？如何更好将化理想为现实呢？这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自由主义明确无疑的指向是自由，其在社会意识领域的主导，使得这一政治哲学价值观反映到对宪政的理想向往之上。以自由主义视角来看，若要免于他人的强制，则取决于一个私人自治的空间的制度，这种意义下的自由不是一种自然状态，而是由“法治”加以创设和保护的。在哈耶克看来，“法治”是一个“元法律”原则，或者说是一种政治理想。根据此原则，得出法律要具有一般性、确定性和平等性，这三要素是保护自由的关键。在当代市场经济发展中，日趋完善中国的宪政建、实现法治设显得尤为重要。

刘军宁在《自由主义宪政追求的再次登场》中，说道：“宪政区别于其他政体的根本特点在于它为冲突各方提供了得到共同认可的，几乎可以化解、调和一切冲突的游戏规则……这种共同认可的游戏规则的核心便是宪政制度。”在宪政建设之中，首要谈及的便是宪法，因为作为根本大法，它明晰了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限度，限制着政府的权力运作范围和方式。在宪法的制定与修改之中，应让公民自身参与其中，让公民的个人意志最大程度的得到反映，从而产生对宪法的认同感，以此而自觉的遵守、关切宪法。宪法的内容所体现的价值应以个人的自由、权利为依归，宪法的政体框架设计应符合控权原则，能够使各种权力之间、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保持制衡。

宪政制度包括立法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权利制度、监督制度、选举制度等。对这些已经粗略建构的制度框，应以自由主义的视角去重新审视，促进系列制度的合理化，实现自由主义价值观。不容回避的是，在我国学术的日常语境中，论及民主的颇多，然而将民主与自由结合起来相论者甚少，对个体自由的关注程度远远不够，辟如新闻自由，到目前为止，这一方面的法律仍未出台，使得媒介在报道涉关党政要人要事时，如履薄冰、欲言又止。新闻自由对于促进个人自由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表达人民的心声，使个体的批判理性得以彰现，从而有效的实现对政府的监督和对自我权利的更好关注与保护。在宪政制度的改革和完善的进程中，应注重国家与社会、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平衡性，将部分国家权力社会化（也即将国家应保持中立的事物还归社会），在市场经济建设之中，充分发挥个体的自主性，尽量减少国家对其进行的干涉和管理。根据哈耶克的知识论，每个人的知识有机构成都是不同的中，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比自己更清楚自己的选择，他人对自己选择的干涉就是专断，在这一过程中，个人的自由也就消失了，所以，在市场中，让个体自由的选择，是实现自由主义所倡言的自由重要方式。为了防止政府对个人权利、自由的侵犯，国家各机构的制衡制度、人民的舆论监督制度、违宪审查制度、司法审查制度也不容忽视。只有各机构的相互合理的牵制，才能使各机构不致于妄行，每做出一个行为都要三思而行之。人民舆论可以有效的监督国家机构及其职员的日常行为，使其时刻处于在自我克制之中。如今，我国的违宪查制度极不健全，有点形同虚设之感，有必要借鉴外国相关制度（如德国的宪法法院），切实对立法和行政、司法各环节实施强有力的督察。违宪审查制度之所以如此重要，乃是因为宪法规定的内容所致，宪法规定的都是关于人民的自由、权利的内容，有对政府权力限制的内容，如某一行为违宪，极可能侵犯公民个体基本的权利和自由。目前而言，从实质上讲，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即使违宪，也不会得到审查。如果法律条款本身对个体的自由、权利设置不合理，可想而知，在执行中，那将造成多么严重的自由和权利的丧失。当然，民众的自由主义意识也是极其重要的，它与中国的宪政构建互动的，唯有自由主义的肥沃土壤的存在，自由主义才能茁壮成长，自由主义的宪政才能真正实现。

作者单位：张心全 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院　研究生方向为宪政学

——为小说《中国地图》所作的序言

    不知不觉，认识老汪已十几年了。

    记得十几年前的某一个下午，民运战士刘贤斌来到我家，几口茶水下肚，就说要给我引见一位作家。于是五六个不速之客一块去找老汪混饭。当时老汪家在五楼，才10来平方米，却养了两个人两条狗。老汪的床造得像座拱桥，睡觉得搭梯子上顶，而日常的精神活动却在床下，比如写作、打电话、发呆等等。286的老电脑在床底深处，加上老汪总是深夜下班，还要猫着手脚，钻入床底，过一番秘密写作的瘾，所以很容易让人误会是台湾特务在嘀嘀嗒嗒发报——可巧了，他这次要出版的小说，主角也是个特务。

    当然，老汪写的是老牌特务，几乎是这个国家一诞生就潜伏下来，等待着指令，伺机颠覆这个国家。可时光如水，时代更替，敌对双方的工作中心都转移了若干回——他被遗忘或抛弃了——于是他祇能去公安机关自首，以唤醒并证实自我存在的意义。这个故事在我们周围具有普遍性，我坐牢时，隔壁监房就有一个60多岁的老特务，也是潜伏多年，好不容易等来了海外“恢复组织活动，发展成员，并搜集政治和经济信息”的指令，可刚一露头，即被一网打尽。此老特务的代号“飞鹰”，上校军衔，手下成员两位，一是自己的情妇，一是自己在工厂的徒弟；搜集的所谓“情报”，不过是公开流通的报刊摘录。

    “飞鹰”在狱中很和善，很认命，似乎寻着了归宿。我琢磨他落网的原因，极有可能是隐藏得太久太深，做特务的手艺已经生疏；或因世道变化太快，没跟上潮流。

    “飞鹰”是否比老汪书中的特务更幸运些？如果他没死在狱中，出狱后又去找谁来证实自我存在的意义？我四舅是国民党的战犯，坐牢20几年，1999年去世之前，也曾有过从海峡偷渡去台湾，向彼岛国防部讨个说法的冲动。

    而更远的佐证是小时候读过的一篇课文，叫《一枝驳壳枪》，讲的是一个老地主在临死前，把儿子唤到床前，瞪着眼，指着某一处地下就断了气。待儿子按其遗命挖地三尺，终于起出了一个匣子，里面有一本土改时留下的变天帐和一只闪亮的驳壳枪！照老汪书中提供的解读方式，这个老地主也是标准的“潜伏特务”，可那祇在地下埋了许多年的枪不生锈吗？还有“打响”的可能性吗？

    回头说老汪，他原籍安徽，本来书读得好好的，却卷入了89学运，并因此坐牢1年多。出狱无处谋生计，就流落到成都，租房打工，据说还卖过鱼。终于因在版式设计方面有天赋而混入了报社，并一直干到今天，已十几年了，这的确需要“潜伏特务”的耐力。老汪在单位，任劳任怨，像一架人缘极好的万能机器，但周围的世界与他陌生而隔膜，大家都不了解或不想了解他在饭碗之外做什么，有什么用。

    由于受西方现代派作品的影响，老汪开头的小说很晦涩，朋友们都觉难懂。我曾和他探究难懂的原因，他却回答，脑子清楚的时候，他在忙饭碗；祇有深夜回家，卸下外壳，钻进床底下面对电脑时，他才吐一口长气，松弛下来。此刻两眼恍惚，脑子不太清楚，各种纷乱思绪来势汹汹，他嘀嘀嗒嗒打字，由此上了瘾。他老婆也受到传染，有一段时间，两口子并肩写作，传为佳话。

    1997年，我主编地下杂志《知识份子》，老汪捐助几百元，上了他早期的代表作《情结人》。这是一篇意识流小说，描述了“东方国家与西方国家即将开始的一场战争”，我做校对时，的确感到方块字如军团密密匝匝地涌过来，高尔泰的弟子李亚东读出一头冷汗，祇觉出气浪和浓雾，却不得其解。我像破译密码似的，要他注意文中标出的黑体字——打回敌人老家去，它像古典音乐的主旋律，回旋了好几次，我说，你要用耳朵去读。

    接下去，老汪的文字风格日趋明朗，犹如在气浪和浓雾中露出了矛头。1998年出版的《知识份子》第二期，登出了他的现实与寓言混杂的长篇作品《我们——集体主义语境下的写作》，朋友们都说到底能看懂了。于是老汪再接再厉，又炮制了《清醒者永远不可能醒来》等一批时事评论，并且用他刚出生的女儿的名字作为笔名，以向大伙暗示一种子子孙孙挖山不止的文字决心。国内一个二渠道书商大约被他的精神所感动，还冒险出了他一本小说集，当然，在市场上没引起任何反响。

    我们共同的朋友李必丰的逮捕判刑对老汪有强烈的刺激。李必丰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很优秀的行动主义诗人，89年卷入街头政治，判刑5年；98年，因把某地工人罢工上街的实况转播给海外，又判刑7年。在写作和民运之外，李必丰还热衷于算命和偷越国境，他的两边脸至今大小不一，据说是第一次或第四次越境被活捉时，叫边防军揍坏的。在《证词》里，我引了他3首诗，其中之一是：

    但冬季过早地来临我们的树木开始干枯我们再也没有养份去供奉于是我们的黑发被岁月的雪冻得渐渐斑白我们的皮肤像龟裂的田野冬季来了我们都爱冬眠心脏累了血液累了我们在雪底下冬眠

    我曾对老汪说，这种冷到骨头里的天才诗篇，朦胧派和第三代都写不出来。但老汪似乎祇对李必丰算命的才华感兴趣，有一次，老汪向国内杂志《大家》投稿，彼主编来了热情洋溢的信，称“很快会用”，可李必丰当即起了一卦，为“未济”，爻辞翻译成白话就是：“小狐狸过河，打湿了尾巴。”——后来果然石沉大海。

    他们之间的漫长友谊就这样开始了，李必丰为老汪算了几十次命，每次都是“事业”。甚至在风声鹤唳的逃亡途中，李必丰也不忘潜入汪家，为他占卦，还为他的新生女送一个大猩猩玩具。接着李必丰落网，老汪长期给他寄钱写信，文风也不知不觉趋向于纪实。在经历过一次抄家与母亲的亡故后，老汪感慨万千，好像一下子老了，他沉迷于回忆，沉迷于人和事的涌现和消失，他坐在电脑前——此时他已搬家，不再是经常出没于床下的那个年轻梦幻者了——血透过指间，一点点渗入冰凉的键盘。他泪眼迷蒙，自语道：“14年了。”一个纪实、梦呓、旁白、独白、引证、摘录混杂的长篇就这样出笼了，其中有落叶和爱情，而李必丰所带出的宿命的影子几乎席卷全篇。他甚至把友人从狱中寄出的信件也直接公布出来，这也是专制之下，世态炎凉之中，一个作家所能表达的不可抑制的道义。

    一个无声无臭的民运失败者的“指尖淌血”的现状和道义祇能如此曲折地表达出来，但是老汪算什么呢？一个同样无响无臭“潜伏多年的文学特务”的表达算什么呢？他的公开饭碗是媒体，是为统治者营造太平盛世神话的奴性的媒体，可他的私下身份却是谎言的敌人，就像奥匈帝国的银行职员卡夫卡在私下所干的。

    卡夫卡太冷血了，他执意要在死后才公开自己的主要作品；我的朋友老汪可等不了这么久，他一直写，一直赔钱自印，一直免费往网上
贴——但这离预期的反弹还差得远，迄今为止，还没人找上门来，指出“你的贱骨头里就是个特务”。

    遍地干柴烈火的专制政权已忙得气喘吁吁，它祇能活在“当下”，活在“快餐”里，否则它的合法性就会受到各方面的挑战，其中也包括老汪要求恢复自我历史及真实身份的挑战——这不，老汪以作家特有的方式向国家“自首”了，他写出了《中国地图》，写活了一个潜伏特务的经历。他要求有关当局因他的历史问题而处理他，以此证实他曾为一种信仰，一种目的而存在过——从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我们这一大群“有历史问题的”人的要求。

    国家有责任处理它的敌人，但敌人又是国家制造出来的。如今，我们要通过“自首”告诉统治者，自己是如何被社会、时代、党和政府所多次强奸的。杀人灭不了太多的口，于是在强暴者的胁迫下，我们是否祇能遗忘，还是遗忘，祇有遗忘？

    哈维尔在一篇文章里说过大意如此的话：布拉格之春以后，捷克人民因为胆怯而逐渐屈服了，世俗化了，祇有捷克的知识份子没有屈服。可在中国，知识份子似乎比人民看得更透，也垮得更彻底。六四血案之后，老右派王蒙们“告别了革命”；80年代的先锋派作家们摇身一变进入市场，发家致富，充分享受善于妥协带来的“创作自由”。汉学界看好的李锐回归时光倒流的凝固乡村，以功利性的民族意识抗拒殖民者的语种霸权；而内外走红的余华甚至在西方公开说，他没有禁区，什么都可以写。那我想问，他写过《中国地图》吗？或者像里面的老特务， 有过向公安机关自首的冲动？他是否可以谈谈一场大屠杀对创作的影响，或者没有影响？

    老汪通过小说，终于道出自我多年不可告人的秘密，他由此在眼花缭乱的转型期历史中成为一道界线，一个不可忽略的作家。但愿有更多的作家读了《中国地图》之后，天良发现，向党和人民自首，交代从1949年以来，或者从1952，1955，1957，1958，1959，1962，1964，1966，1967，1976，1978，1984，1987，1989年以来的可耻行径——一部有血有肉的真实的文学史才有望在百年后构成。

    （2006年1月8至12日在中国西南某小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