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咏梅:为西藏文革历史作

为西藏文革历史作证

蔡咏梅

 

藏人女作家唯色最近出版关于西藏文革的专着,再现雪域高原经历那场浩劫的真相,填补了文革历史长期的一块空白。描述了许多惊人和残酷的故事。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当年波及中国每一寸土地,无一例外,但西藏由于敏感的民族和宗教因素,在文革结束后,对西藏文革这段历史中共当局一直刻意回避,官方媒体几乎绝口不提,力图封存在历史的灰烬中。而另一方面不知是否丑恶的历史不堪回首,藏人自己也鲜少披露,据文革史料研究学者宋永毅说西藏文革的文献差不多是空白的。藏族女作家唯色今年二月在台湾出版的《西藏记忆》和《杀劫》两书,可以说是开创历史,首次从西藏民间的记忆中去揭开西藏文革的真貌。

热地是文革保军区的造反派头头

《西藏记忆》是唯色亲自采访的口述历史记载,由二十三位亲自参与或经历了西藏文革的当事人从他们自己的经验感受和角度去讲述他们的西藏文革故事。这二十三位口述者有当年的造反派领袖、解放军军人、僧人、从北京回藏煽风点火的藏族红卫兵、生活在拉萨的汉人,以及被革命专政的「牛鬼蛇神」等,呈现出对同一历史事件的多角度观察,因此也更客观,更能接近历史的真相。

从这些口述历史中可看到,西藏文革与中国其它地区文革的演进大致相似,先是破四旧、斗牛鬼蛇神、形成红色恐怖,然后斗走资派,后来发展成派性武斗。西藏当时造反派分为两派大联指和造总,前者保西藏军区司令员兼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国华等,后者要打倒张国华。文革结束后,全国大小造反派组织都受到清算,但西藏保当权派的大联指不但未受到清算,其过往的打砸抢和派性恶斗史既往不咎,一笔勾销而且头头们还升了官。比如后来官至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及人大副委员长的热地在文革中就是大联指的一个造反派头头,他本人还是个文盲。其情况颇似北京红卫兵的联动份子薄熙来、孔丹之类,打砸抢的恶劣纪录并不影响他们的官运亨通。而对立的造总则运气没那么好,造总的总司令陶长松木(后成为西藏学学者)在四人帮倒台后被指控为三种人(指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份子),被关押审查一年多。而他被审查时,大联指的头头刘绍民正在飞黄腾达,当上县委书记,后又升地委书记。陶长松与唯色谈起,虽事过三四十年觉得仍不公平。

寺庙全面破坏超过内地汉人区

西藏文革与中国其它地方文革相比,一个显著特点是宗教问题。

与汉人这个世俗民族不一样的是藏民族是宗教民族,全民信佛,藏传佛教是整个民族的精神支柱。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藏传佛教遭到空前的毁灭性打击(当然文革前也破坏得很厉害,班禅七万言书有大量记载,文革是破坏达到高峰。)全藏地区佛寺佛教文物经书遭到全面摧毁。如拉萨著名的黄教三大寺之一的甘丹寺,建于十五世纪、建筑面积七万平方米相当于三个布达拉宫,竟然在破四旧被砸得一乾二净,剩下一片断垣残壁,文革后重建是在空荡荡的平地上从无到有,另起楼阁。在《西藏记忆》中唯色和她的好几个被访问者都谈到,西藏破坏寺庙之严重比汉人地区更甚。汉人地区在文革破四旧中仍有不少寺庙幸存下来,但西藏寺庙除一布达拉宫外,全遭毁灭。

藏人把一九五九年中共镇压藏人抗暴起义后到文革结束,这段历史视为佛教传到西藏一千三百余年历史中第二次大灭佛黑暗期,西藏第一次大灭佛在公元八九世纪之间。

在唯色的采访中,多位当事人回忆了西藏最神圣的寺庙,首建于公元七世纪的拉萨大昭寺被摧毁的情况。

大昭寺洗劫一空成为驻军猪圈

大昭寺实际在文革前已被中共一个搞阶级教育运动的机构三教工作团占用,寺中并无僧人,已没有寺庙的功能。一九六六年八月北京破四旧后,拉萨随即掀起破四旧高潮,前往大昭寺破四旧的有一千人左右,有居委会动员的民众,中学红卫兵和外县到拉萨干革命的积极份子,拿着十字镐、锄头砸掉大昭寺的壁画、佛殿、佛像,最后只有一座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的主供佛像得以保存。随后三个月大昭寺收藏的巨量金银珠宝被国家清理一空。

被砸后的大昭寺后来驻过解放军。驻军期间,残破的佛殿变成猪圈。一位访谈者告诉唯色,她曾奉命去大昭寺送猪饲料,看见里面「猪多得很,当兵的还在里面杀猪。」大昭寺又作过造反派「造总」的广播站,武斗时成为战场,解放军攻入大昭寺,开枪打死十二人,此事件称为「六七大昭寺事件」。后来又改成招待所,主盖佛像金顶上面盖了个厕所。

对人类文化遗产如此野蛮的蹂躏,对一个民族的精神生命如此肆无忌惮的摧毁,二十三个回忆者现在讲起无不痛心疾首。但这笔账应当算在谁的身上?

藏人被居委会逼迫去砸庙毁佛

唯色披露,现安徽省委书记郭金龙在西藏当自治区党委书记时曾在一个会议上大发脾气说,国外总说我们破坏了西藏文化,砸了多少寺庙,可是难道是我们吗?是解放军去砸的吗?是汉族去砸的吗?

唯色痛斥此话无耻。亦为此在采访中反复向被采访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藏人全民信佛,为甚么会在文革期间参与破坏,自己动手捣毁佛经寺庙?

一位参加砸大昭寺的女藏人说,是居委会(注:中国和西藏城市中的最基层的政权组织,但西藏居委会权力远比中国其它地区大很多。)动员去的,居委会则是城关区安排,城关区上面是拉萨市,不去就取消户口和粮卡。但除了积极份子,没有一个人愿意这样做。

另一位当年参与砸大昭寺的红卫兵鞑瓦说,很多人是被迫的,总的责任在政府,如果当时派军队去保护,谁也不敢去砸。文革期间宗教被压下去,但是对于年纪大的人是口服心不服,年轻人是被洗了脑。迫于社会压力不敢公开表态。

热爱西藏文物,在西藏生活了四十年的汉人,文物收藏家叶星生说,「破四旧真的是中央、国家给藏族造成的一个悲剧。」他说,砸寺庙是组织行为,当时他看到一些藏族老人一边偷偷念经一边哭。也有被访者(解放军和活佛之子)说,那个年代不少人是真的热爱共产党,对毛主席迷信,毛主席发动文革,大家即跟着去做。

王力雄与次仁夏加对文革不同解释

唯色在书后录了两篇西藏文章。一是《天葬》及《与达赖喇嘛对话》两书的作家王力雄于一九九八年的《西藏问题的文化反思》,认为毛泽东文革获得藏人配合首先是搞了阶级斗争,获得低层人民支持。而藏人生活在自然条件恶劣的高寒地带而必然信仰宗教,毛泽东的解放军以摧枯拉朽力量摧毁西藏旧政权,具有压倒一切的力量,从而震慑藏人成为取代旧神的新神,西藏文革就是藏人摧毁旧神,投靠新神的一个造神运动。

而第二篇文章则是一位在西方的藏人学者次仁夏加对王力雄的反驳,指西藏文革和中国其它地区文革一样,这场大规模群众运动不是普通男女可以自愿选择的行为,无人能够幸免,少数拒绝参与集体疯狂的人则被视为人民敌人受到批斗。他批评王力雄把责任诿过于受害者是殖民主义者的立场。有趣是,王力雄是唯色的丈夫,从唯色的采访中得到的答案似乎更接近次仁夏加的看法,而与王力雄的解释相矛盾。

残酷杀戮的两宗汉藏冲突

西藏文革另一个特征是夹杂在派性中的民族冲突。

唯色的记录中提到发生在西藏文革中的两宗藏民族抗议事件「尼木事件」和「边坝事件」。此两件事主要的叙述者是红卫兵和驻藏解放军。「尼木事件」发生在一九六九年六月,西藏尼木县一位尼姑是一位造反派领袖,带着群众半夜偷袭一个解放军支左部队驻地,将十四名军人全部杀掉。参与者全是所谓的「翻身农奴」,中共定为反革命暴乱,调军队平暴,打死四十多藏人,尼姑及主要参与者十八人押回拉萨后公审枪决。但造总的红卫兵,如陶长松认为此事件是尼木县造反派不满解放军有派性,支一派打一派而引发的冲突。

据调查过边坝县的一位退休干部说,同年较早发生的「边坝事件」也是一位派性斗争掺杂民族冲击的复杂事件,造反派组织造总斗当权派,支持另一派大联指派的解放军昌都某独立营将事件说成是暴乱,带兵镇压,变成汉人解放军与当地藏人的血腥战争。在冲突中有几个藏族妇女勒死了一个被打散走失的解放军,解放军随后残忍报复,展开大屠杀,当天公开枪杀了三十多被俘藏人,勒死解放军的那位十九岁藏人少女,解放军先用刺刀捅她,刀尖穿过她的身子,从胸前冒出一截,然后再向她开了数枪将她杀死。

这位属对立的造反派组织大联指的成员后来下到乡里去落实政策,下到所谓暴乱最厉害的乡村,看不到青壮年,不是被解放军打死,就是被关起来。一开会,全是穿黑衣服的女人。他说整个边坝县除了那个勒死解放军的女人,全都杀错了,而这些人全是翻身农奴,戴专政帽子的农奴主份子因为出身不好,不敢参加造反,所以无人遭殃。但在《中央西藏党史大事记》中,仍把此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

在讲述这两个事件时,两事件的最重要的另一方面当事人,即与解放军发生武装冲突的藏人是缺席的,没有他们对事件真相的陈辞,这是比较令人遗憾的。事件无疑和内地文革的武斗杀人不同,包含了鲜明的民族矛盾和仇恨因素,事件的两名主角,竟然都是年轻的藏族妇女,更增添了一抹传奇色彩,令人回味。

 

李元龙案开庭延期 律师指与胡访美有关

李元龙案开庭延期 律师指与胡访美有关

 

【2006年4月7日狱委讯】(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 贵州《毕节日报》记者李元龙先生2月9日被当地检察院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法院原定后天(4月7日)开庭,现延期至四月底之后。李建强律师认为,开庭延期与胡锦涛访美有关。

律师:共产党和政府概念不同

李元龙辩护律师李建强今天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法院决定4月7日开庭和延期都未通知律师,4月底决定开庭日期也是律师通过私下渠道了解到的。

李建强在3月14日去贵州会见李元龙之后,给法院、检察院、安全局各寄了一份律师意见函,信中表示,李元龙的行为不构成犯罪,这个案子如果强判有罪,将对国家形象不利,对胡锦涛访美也不利,要求他们撤销诉讼,无罪释放李元龙。

李建强认为,这次开庭延期与胡锦涛访美有关,也就是当局考虑到了律师意见函中的意见。

李建强3月初接手此案,与贵州当地律师陈胜华一起为李元龙作辩护。他表示,已与陈胜华律师达成共识,将共同为李元龙作无罪辩护。

他认为,当局对李元龙指控的罪名不成立,因为李元龙文章的批评对象毫无例外都是中共,属于言论批评的范畴,没有煽动的内涵,并没有涉及到批评政府的言论,更没有涉及到煽动颠覆政府的说法。

“这些文章都属于宪法35条所规定的言论自由的范畴。没有违背宪法,更谈不上触犯刑律。”

他特别指出,共产党和政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共产党只是一个党派,它跟国家机关、政府是不同的概念。认为批评中共等于批评国家政权、等于颠覆国家政权的观点,是胡乱罗织罪名、锻造文字狱的手法。

因言获罪 国际关注

李元龙(笔名“夜狼”)因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于去年9月29日被贵州省国安逮捕、抄家。案件于10月22日由省检察院转到毕节地区检察院审理,几次转换负责起诉的检察院,有分析认为当局执意要将他判刑。 

今年2月9日,李元龙被正式指控为“煽动颠覆罪国家政权罪”,而该起诉书直到2月底才公布。

控方列举了他以笔名“夜狼”新近在《议报》、《大纪元》、 《新世纪网》、《博讯新闻网》等海外网站所撰写的文章。两篇标题为《在思想上加入美国国籍》和《生的平凡死的可悲》被当局认定为特别 “严重”。

贵州异议人士廖双元、吴玉琴、曾宁、李任科、陈西等一直非常关注此案,及时通报进展,并亲自前去慰问家属。据他们获悉的消息,李元龙的案子是由贵州省国家安全厅督办的。自被逮捕后,李元龙先是被关押在省安全厅看守所,后转到毕节地区看守所。 

家人一直无法与李元龙见面,精神压力很大,非常担忧他的健康状况。 据家人说,李元龙平时生活简朴,长期营养不良,身体虚弱。

李元龙被捕前常去边远地区、贫苦地区采访,做过很多因贫困而失学的孩子的报导,在社会引起很大反响,很多孩子因此得到捐助复学,他平时还把有限的收入用来帮助穷苦人。但当地政府禁止他做这样的报导和采访,认为是暴露社会的阴暗面。

国际记者权益组织记者无国界2月初呼吁中共当局释放李元龙。该组织表示对中共当局的行为感到愤怒,呼吁终止这种打压网上言论自由的行为,并指出,最近加紧媒体审查,显示了中共当局对日益恶化的社会问题感到不安。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2月撰文抗议李元龙被控以颠覆罪。并表示,根据中国已成为签约者之一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国际笔会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李元龙以及所有仅仅因为思想表达而 遭到关押的作家。

 

严正学:行为艺术〕“乱象”:中国狗年愚人节(之1)

〔行为艺术〕“乱象”:
中国狗年愚人节(之1)

严正学

 

“国宝”看国宝

“王沪宁老师,我是曾庆红,我给你拜年!祝你发发发!”

这是王沪宁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一个正月初一早晨,接到了新年第
一个恭贺新禧的电话。王沪宁做梦也没有想到,时为上海市委副书记
的曾庆红竟然在大年初一给自己拜年!

曾庆红求贤若渴的真诚极大地感动了时为上海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授王
沪宁。“士为知己者死!”也从此奠定了王沪宁跟随这位党国要人弄
潮于政坛颠峰,并使曾庆红在险恶的中共官场始终化险为夷、力挽狂
澜!

89“6.4”的腥风血雨后,江泽民携曾庆红北上北京,此后,曾庆红
一直是中办副主任。到2002年,这个“不愿做奴隶,打土豪、分田地
揭竿而起,创建了第一个中共政权‘江西苏维埃政府’”的第一任主
席曾山的儿子,被称作《闪闪的红星》电影中勇斗恶霸地主、土豪劣
绅的潘冬子,已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纵横裨阖、呼风唤雨的红星,并历
经九年当上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从一个副部级干部
走到了中国政治权力的顶峰!成了中国政坛的“闪闪的红星”,党国
的“国宝”。

2006年4月1日,曾庆红、习近平来台州视察,据说并非微服私访、扶
贫问苦的曾庆红是“国宝”看国宝,下访“今日中国”豪门首富邱继
宝。

邱继宝何许人也?是占地(基本农田)数千亩的台州市椒江区下陈
“飞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从访民吴恩根上访的一篇《信访举报材料》上可见一斑:

  “朱总理您好!浙江台州邱继宝是十六大代表,您同他握过手,
  说他国宝。(笔者注:这是邱被称为国宝的来历)群众眼睛是雪
  亮的,百姓讲他私宝、占宝、活宝、带宝、花宝、法宝、骗宝八
  宝。

  “人大代表邱继宝母死有钱大办丧事,土地款十年未付清。造金
  桥抚(扶)娘过桥娘不死,造金桥造了多少万说不清。送丧的有
  1,000多人,穿着统一衣服,胸前戴着进口的花,大花圈21车,
  小花圈五车,每车40个人,打花鼓八班,鸣炮自家花钱20万元,
  送来鸣炮无计可数,电子炮五车,和尚一车,尼姑一车,童男童
  女各一车……

  “民政局划出一块地建造别墅式坟墓,老百姓没法证明到底多少
  土地说不清,他活人占地,母亲死了也占地,他是人大代表又不
  一样……

  “(继宝)是骗宝:(占)基本农田,骗老百姓是中央审批下来
  的。

  “(朱总理)您同他握过手。他的厂区都是基本农田,老百姓不
  卖基本农田,市区级领导夜里来抓(人)儿子(被)打得死去活
  来,送去坐牢,下陈街道把上访告状人员关打,打断肋骨。我们
  老百姓两分三厘地,没有工作,没有养老保险,每亩(给)
  7,000元,连其他,1518.00元,十年多土地款没付清,只付利
  息。

  “温总理也来看国宝,问(邱)是不是基本农田还是花园式厂
  区?(邱)建一个厂,出卖一个厂,(邱是)十六大人大代表土
  地占用好占,建好厂房出租……

  “我寄给您十几封信,其中一封25元一封,我都查了,总理您都
  收到了。您坐着面包车,我在开发大道路口招手欢迎您,我一个
  平民百姓这话不假,向您(诉)我心里有冤十年苦……”

由于法治不彰,经济改革的过程成了官僚特权阶层大肆掠夺和吞噬民
众权益的过程。

当年《闪闪的红星》中勇斗地主、恶霸的“潘冬子”,去看望“今日
中国”之豪门首富邱继宝,这是否是中国狗年愚人节的最新故事?
“‘国宝’看国宝”资本家在共产党内并非“愚人节搞笑”,这真是
“今日中国”之现状。最冤、最苦的访民拦车诉冤,跪在开发大道路
口最招手、最欢迎,仍是一厢情愿。

中国狗年愚人节

中国狗年愚人节,被称作《闪闪的红星》电影中勇斗地主恶霸、土豪
劣绅潘冬子原型的曾庆红肯定是在浙江渡过,有浙江省省委书记习近
平陪同前来台州察访为证。“皇恩浩荡”被走漏风声后,引来了台州
数市县访民的“冤声戴道”。8时40分,十几辆黑色轿车向“飞跃集
团有限公司”疾驰而来。一刹间迎风奔去的访民呼天喊地,“求青天
老爷作主,接冤状,功得无量啊!”。介备森严的防范堵不住访民的
洪峰,闻风而动的数十访民冲出围观人群……

椒江区下陈镇椒洋村队长、村民代表泮官松高举诉状、跪地为民请
命:“农民没地怎么活!椒洋的地都是基本农田,不能被邱继宝非法
侵占……”。一拥而上的六、七名执法者,在公安指挥下抓捕其推上
警车。

海门橡胶密封件厂女工倪国英同时跪地举状控诉:“腐败贪官掠夺工
人的活命钱4,000万”,话未说完、余音未绝,一伙穿黑衣的警卫,
抓手抬脚,其中一便衣揪住她的头发,被推抵着扭进了警车。

为儿子喊冤,70高龄的尚彩香上前递状,被推倒在地。老太太挣扎着
卷缩在路边,一边呻呤,一边痛苦地嗫嚅着:“权大于法!我儿陈敬
华不是国家工作人员,因民事债务纠纷,中院没审,被椒江法院枉判
十年。”

尚老太仍地上喃喃:“钦差青天老爷,开天眼,我老太七次上访北京
……”还没诉说完,一帮执法的将其逮上警车。

厂门的西侧,一个拄拐棍的残疾人在挣扎中,四脚朝天被一群便衣、
值勤七手八脚扛着送入警车。他的哥哥叫叶德先也被强行扭送,连同
他弟弟的那根拐棍,被一个黑衣保安踹了一脚后,都塞进了警车。叶
德先原是市造船厂下岗失业工人,他弟弟叶德米是残疾人,他们怀着
对改革开放渴望,是民主、法制的理想主义者。曾带着椒北人民的强
烈呼吁和数百枚血红的手印及23个椒北及章安古镇村民委员会的盖
章,要求政府制止柯正凯(市政协主席)对煤气市场的独霸笼断。手
书《寻找中国共产党亲人》的诉状,多次上访北京,要求椒江政府开
“听证会”和“阳光政策”。年年上访,年年碰壁,在忍受着执法暴
力、体制暴力后,仍百折不挠地仲情于明君清官,希望中共高官会
“为民作主”,此刻两兄弟仅是个围观者,竟同样被限制了人身自
由。

跟着他被抓上警车的是拿着“调包杀人案”控告状的陶秀贞。这位因
在椒江法院前马路边诉怨,遭恶警谭阳当众剥衣的母亲,其精神病儿
郑晓杰被谭阳用无年号无执法号的“拘留决定书”非法拘留后,在羁
押监室中点火自焚。谭阳对精神病儿暴力执法和非法拘留,加重了郑
晓杰病情。如今陶秀贞举着“台州市“12.31”惨绝人寰凶杀案,高
院之魁结党营私,串通上下,筑成固若金汤腐败同盟,害我13年为儿
鸣冤不能昭雪!!!”的控告状在呼嚎。这分控告状是椒江区翠华新
村下岗工人倪逢显、朱仙兰夫妇为儿子倪来德被张文聪为首的流氓在
大街上追杀,光天化日之下被暴徒乱刀肢解至死,要求惩办元凶!

陶秀贞身后是台州临海上盘农民尤小高和杜桥松中村李先兰,两人均
控告台州中院重罪轻判。尤小高举着被执法官员提供凶器(高压电警
棍、铁甲、警帽)由凶犯丁美兴残杀的其子尤利福照片,其控告状指
控的是王学富、李文正、王永才、金兴。前两人为台州市中级法院、
临海市法院审判长,后两人为临海市政府官员、检察院批捕科科长。
尤利福被活活刺死,有数百个村民的血红指印见证和呼吁,17位人大
代表、18个村委会联名盖章的要求。但敌不过凶犯在公、检、法亲朋
的权术,徇私枉判,谁能奈何!?

陶秀贞的东侧是举着“刃30余刀,被肢解者照片”的下岗工人倪逢
显。照片上的受害人倪来德血肉模糊、不忍目睹。控告状直指浙江省
高院院长夏仲烈,审判长张德宝、朱祯祥等徇私枉法!上访控告13
年,沉冤13年。倪逢显在大声疾呼:“当代包青天为我惨死儿子伸
冤!重罪轻判,天理何在!国法何在!”倪逢显被人扶着喊哑了嗓
门,不知轿车中端坐被称为当代包青天的曾庆红、习近平大人可有感
知“这满耳是大众的嗟伤”!?

今日的神州,灾象濒仍、危机四伏、腐败丛生、民怨沸腾。25年一条
腿改革,其僵化的政治体制再次把国家推向岌岌可危的境地。中国的
政治体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此刻红日正被乌云遮挡,万马齐
喑的死气沉沉在这无边的昏暗中,被抢夺的访民们的诉状正随风飘起
遮黯了《闪闪的红星》,曾经是勇斗恶霸、地主、劣绅的潘冬子,还
能体恤民冤、民苦吗?

访民中还有许多来黄岩、温岭。近11时,轿车鱼贯而出赴宴去……与
此同时,被抓捕的访民正由警车押送,村民代表泮官松和橡胶厂女工
倪国英被处罚,羁押椒江加止拘留所。

天有病?人知否!

录台州访民杨官德《狗年狗对联》为本篇结尾:

  狗年狗月狗录壳狗面生毛狗事干尽
  狗仗狗势狗强盗狗胆包天狗霸一方

  横批:“狗富民穷”

(2006-04-06) 

萧开愚:一开始就是中年人

萧开愚:一开始就是中年人
 

 

  ■人物

  萧开愚1960年生于四川省中江县,医科大学毕业。1989年,他与诗人张曙光、孙文波等创办并主编诗刊《九十年代》、《反对》。与孙文波、臧棣合编《中国诗歌评论》。后旅居德国,出版有诗集《学习之甜》、《动物园的狂喜》等。代表作有《动物园》、《向杜甫致敬》(长诗)等。萧开愚被视为最早提出中年写作概念的人。

  ■记者手记

  萧开愚说了个故事:“我1986年去哈尔滨看张曙光,他骑着自行车去火车站接我,一路炫耀他的车技,那时他还住在一个小屋子里。我第二次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搬到一个大一点的房子。他们家衣柜的门坏了,就搁在地上。我问他为什么不安装好,他说没事儿。过了二三年,我又去看他,发现他家那个坏了的衣柜门竟然还原封不动地放在老地方。”萧开愚说这个故事的目的,是为了要向我说明:人的生活其实不会发生多么大的变化。

  他眼中的自己:自从20岁厌倦医学,便是人生观确立之时。试验了5年之久才选择诗歌,但一着手就觉得自己对文学有一个总体设想,“对于文学的定义,无论是新出现的还是已有的,我都不满意。”所以,一开始就是一个十足的中年人。

  他几乎否定了“中年写作”一说与他的关系,只将其视之为当时的心情。

  那时尚是28岁的青年,跟普通意义上的中年无关,主要指的是写作上的慎重态度。“人到40,才会发生真正的中年危机,所有的事情你都经历过了,但什么都不能理解,于是产生强烈的虚无感和迷茫感,需要相当大的能力才能让自己积极度过。”

“我尊敬每一个不写诗的人,他们也应该尊重写诗的人。”这个诗人就这样固守着自己的内心。

  医学不是用武之地

  我在1980年之前一直以为我会一辈子做一个医生,一年之后我肯定了我不会。我学的是中医,年轻人总是希望有地方可用心智,但是很快发现,中医无非是积累经验,看个四五十年的病,想出一些对付疾病的办法,我对这些没有兴趣,医学对于我来说不是用武之地。

  从1979年开始我在一个小县城的医院工作,工作就被我搞得不像工作。我每天上班差不多就是把诊断室的门打开了就跑掉,要么回家看书要么外出散步,晚上托同学帮我去关门。大家都见怪不怪了,如果我坐在那儿上班,正儿八经地给病人看病,别人会想:“他今天有毛病啊?出了什么事情?”

  医院里充斥着药物和病人的味道,我不喜欢医院里的人的表情:要么是病人的表情,要么是医生的表情。医生看惯了疾病,觉得什么病都是很正常的,他们对疾病没有同情。那个时候人们的生存压力不大,工资国家给的,大家都是一样多的,多干会多得奖金。但是书便宜、吃也便宜,所以奖金对我来说无所谓,我就是怕领导碰到我,其实他们对我很好,我是自己心虚,看到领导老远就绕开。

  尽管写诗的人大多都是胆怯的人,但60年代出生的人,社会经历给他们留下的影响是大无畏的精神,而无所畏惧的另一面一定是全面畏惧,否则就不真实。我觉得上班无聊,我还是得去;看见办公桌就烦,我还是得坐在它面前;看到病人,我知道该开什么药,但还是害怕。

  我的兴趣转到了别的方面,从1979年以后,各种各样的书都一窝蜂地进来了,图书馆也可以借书了,人人都觉得应该多读哲学之类的学术书,我读了几年之后就厌倦了。我还很浪漫地去学画画,也发现不适合我。

  对于别人来说,写诗可能是自发的,但对于我是慎重的选择。当我在1985年写下第一行诗时,我就知道这个工作适合我,我的天性适合写诗。

  四海之内皆兄弟

  我开始写诗之后,最大的愿望就是调到县里的文化馆去,我特别羡慕在文化馆工作的人,他们衣食无忧,在一个老院子里住着,整天无所事事。一个小地方,你很自然知道谁在写作,但是他们写的东西我都没有兴趣看,因为看见他们的样子就失去了兴趣,他们长得太朴实了,都是搞民间文学的。我觉得人的长相应该是和职业相匹配的,我的兴趣不在民间文学。

  县文化馆不要我,倒是县里的书店想调我去培养我当经理,我当时虽然才20出头,但我买书多,他们认为我懂书。可卫生局不放人,在我工作第一年,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就被卫生局借调去,遍访全县的老中医,出了一本小册子,他们以为我是一个医学人才。

  我好像属于那种写诗写得晚,但是一举成名的人,加之写诗的人和别的专业的人完全不一样,他们天生就有江湖气,四海之内皆兄弟。我在县城的时候,是我跟各个地方的人交往最多的时候,每天都收到来自各地的信件,最多的时候一天收到几十封。

  还有一些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人跑到我那儿去看望我,跟我说:“你应该离开这个小镇,这儿感觉不好,气氛压抑,人的表情都不对。”那儿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我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劲,我惟一的愿望就是能调到文化馆,我觉得那是一个可以终老的地方,谁都跟你没有关系,你可以完整地做自己的事情。

  1986年底,一些朋友帮忙就把我调到成都的一家科学文艺杂志,当科幻小说编辑。

  当时科幻小说作者大多都是闲得无聊的大学老师,我最大的愿望是把美国的科幻小说小库特·冯尼格特的作品翻译过来,但它与那本杂志的气质并不相符。我没法胜任这个工作,还是写自己的诗。

  我喜欢苍老的、“腐朽”的东西

  我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中年人。因为我四岁就上学,是班上年龄最小的一个,打球的时候都是别人照顾你才给你扔一个,比赛不会让你去,你只能站在旁边看着别人打,所以被强行养成观察判断的习惯,这不是典型的中年人作风吗?年轻人都是冲锋陷阵的。

  我学中医的时候,老师都是老年人,他们文史哲都通,我喜欢他们讲话的样子,也喜欢他们所喜欢的那些苍老的、“腐朽”的东西。我一直就不太能读年轻人的诗,只能接受其中一些比较沉郁的诗。对于血性的、属于青年文化现象的诗歌,我基本上不读。譬如莽汉诗群,他们都是特别可爱的人,也是非常重要的青年亚文化现象,但我确实没有从文学和诗歌的角度去看他们的诗,对于文学我有另外的要求。

  我在80年代就提出中年写作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我结婚早啊,我20岁就结婚生子,别人外出多走10天没有关系,我离家两天就会收到一个电报,因为你有一个家。到28岁的时候我的儿子都七八岁了,我还不是中年人吗?中年人就得有一个中年人的样子。

  当时实际上是河南省一家没什么人看的杂志约稿,我写了非常小的一篇文章,说我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了,速度没有那么快了,身为中年人就应该采取踏实的工作态度。我是很朴素地从生活处境和工作态度的角度来说,并不想把生活理论化,更加不会想把它推广,但没有想到竟然有人对此感兴趣。

  好玩的是,欧阳江河把“中年写作”弄得像理论的理论,好在他没有超过文人应有的懒散,并非真正的理论家,说出来的东西都似是而非,这我还能接受,如果“中年写作”被人弄成像僵化的东西,那就是纯粹的笑料了。

  从来没有“坚持”写诗

  如果说你晚上不敢靠近一棵树,那种恐惧感是朴素的,你只要打开电灯就能解决。你从动荡年代带来的集体恐惧感,只要你从集体中分离出来就能解决恐惧的痛苦,而且那种痛苦是随着西方个体主义思潮的来临而褪去的。

  不容易战胜的恐惧感是,我们从西方模仿来的东西。80年代我们整体都是高兴的,却看到西方人说世界是枯竭的,你就觉得这种说法真洋气,会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缝隙、没有多个自我、没有面具是可耻的———这是当时的时髦,时髦的东西都有吸引力。而等到我们通过反省认识到这种理性的恐惧是模仿来的,它已经附着在我们身上,成为本能的一部分。

  我就是这样深受西方思潮的影响,去成都之前我连“朦胧诗”、“今天派”都不知道,我是在1989年才看朦胧诗,看的时候一点感觉也没有,觉得它们文字不漂亮,思想也简单,也不能喜欢那些取代了朦胧诗的风云人物的作品,任何有准备的写作者对文学都会有它自己的要求。

  我不是因为大家写诗我才写诗,我在26岁就是市政协委员,所以说我是有可能走仕途的一个人,我放弃了。后来我也一直有机会做生意,但我基本上是避免去做,它们都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因为诗歌对于我,是慎重的选择。

  有人说:“萧开愚为什么还在写诗?写诗就一定没有钱,没有钱就不会有尊严。”我觉得这种说法实在荒谬,我尊敬每一个不写诗的人,他们也应该尊重写诗的人。我听他们的话,怎么听都觉得是在恭维,我没有从他们以为的那个角度去思考问题。

  我也并非是因为出国了才一直写诗,出国在客观上最容易让人放弃写诗,因为生存艰难,我幸运的是总有基金会支持我写,让我可以像专业作家那样生活。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坚持”写诗。如果我没有对诗的爱好,没有能够写诗的能力,我绝对不会写。诗歌界,不是一个可以赖着不走的地方。江郎才尽就会丢人现眼,那不是你所能选择的。

  口述:萧开愚

  采写:本报记者刘晋锋

  摄影:本报记者郭延冰

人文杂志:拷问生存空间变局

人文杂志:拷问生存空间变局
 

《书城》、《万象》遭遇休刊风波,再次引发人文类杂志生存问题思考

《书城》、《万象》悄悄地休刊后,引发了众多读者和媒体的猜测与呼吁。制图/丁华勇裴旋

  ■沙龙人物

 

陈冠中,香港《号外》杂志创办人。

俞晓群,《万象》主编。

李韧,原上海《书城》(1998-2000)执行主编。

赵径文,《明报周刊》北京编辑部主任。

                     

《书城》、《万象》2005年第12期封面,也是这次“集体”休刊前的最后一期。

  ■书城的三次停刊危机

  1993年《书城》创刊,属于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主办管理,运营资金全额拨给,发行量三四千册,远远支撑不了自身的成本支出。之后,《书城》转至上海三联书店主办,每年亏损二三十万元。

  2000年,《书城》因为市场反响不好黯然退场。为解决财政问题,三联书店于2001年11月引进21世纪报系的资金和人员复刊。然而到2004年底,《书城》非但没有实现赢利,相反已累计亏损300余万元,对于这本“看不到前景”的杂志,21世纪报系选择了放弃,《书城》再次遭遇停刊危机。2005年在北京四家上市公司的赞助下,《书城》又勉强维持了一年。

  2005年12月,21世纪报系退出《书城》,《书城》宣布休刊,近日上海三联书店宣布将于7月复刊。

  ■《书城》、《万象》的风格

  1993年的《书城》由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倪墨炎主持,舒芜、萧乾、金性尧等老文人出没其间。“资料比较丰富,写手多为名家”成为当时《书城》的特色。

  1998年,《书城》划给上海三联书店,进入了陈保平时代,走的是轻松锐气的路线。张爱玲、村上春树、伍尔芙等名字,取代了鲁迅、周作人,开始有人用“小资”来概括它的风格,内容涉及经济、法律、建筑、艺术、电影等。

  2001年11月复刊的《书城》,大量借鉴诞生于1925年的美国老牌人文杂志《纽约客》编辑手法,走上了“城市阅读”的轨道,倡导文字之美、思想之美。

  《万象》创刊于1998年11月,创刊至今定位从未改变,继承了上世纪40年代的老杂志《万象》办刊方向。“遗老遗少”、“风花雪月”、“比较小资”是老作者概括《万象》的风格。

  在《新周刊》2003年度新锐榜评选中,它当选为年度最佳图书。《新周刊》的评价是:“趣味各异的文字工匠们为之打造出极佳极酽的阅读口感,其书卷气又与当代现实体贴入微。它的被追捧,无异于是对无书可读的当代图书业的一大讽刺。”

  人文杂志提法有问题?

  ●《万象》、《书城》也是具有代表性的。

  ●仅仅把读书类杂志称为人文杂志是片面的。

  ●在中国的杂志出版里就缺少小众文化的载体。

  新京报:《万象》、《书城》的风波让我们再次关注人文杂志,也引发了一些争议,比如说《万象》、《书城》的境遇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当下人文杂志的生存情况?

  陈冠中:我也了解到这两个杂志的情况,我觉得这是个别具体经营情况,不是所有的人文杂志都会遇到这种情况。

  目前国内出版情况分成了几种形式。一种是有出版任务的,一种是民间做的,其三便是国家和民间一起做的,而第三种情况是越来越多了。这是一种混合体,经营由外部力量介入,因此便存在了体制的问题,产权不清晰,谁说了算都很难说。我个人觉得走第三种路的杂志一般都会遇到相同的困境。但是我觉得《万象》、《书城》虽然不能囊括人文杂志的内涵与外延,但也是具有代表性的。

  赵径文:《书城》、《万象》事件可能是个别的,而真正让我们有所思的是它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整体的困境或一个文化生态的改变。仅仅把读书类杂志称为人文杂志是片面的。

  人文精神是什么?是对真善美有所倡导的。有文化气息、文化人办的杂志就是人文杂志。当年的《光与影》算不算?《街道》算不算?朱伟早年主编的《华夏记忆》算不算?

  早年韩少功的《天涯》也应该是了,至少它不能被当作一本纯文学杂志。这10年来,所谓的人文杂志生了死,死了再生,奋斗不息,折腾不止,生生死死的杂志得有10多本。

  俞晓群:我个人是赞同将《万象》、《书城》划入小众人文杂志的阵营中。但在此我想说明的是,人文杂志的情况一直以来便是个探讨的话题,这或许与它所承载的理想有关,并不是因为《万象》、《书城》近来的情况而有了新的争议。

  《万象》遇到的是自己的情况,与《书城》不一样,与其他的人文杂志也不一样。

  李韧:我觉得所谓“人文杂志”的提法,可能过于宽泛了。比如《万象》、《书城》固然是“人文杂志”,诸如《经济学刊》、《计算机世界》等何尝不是呢?《万象》、《书城》也许是人文理想主义者编的,以满足小众阅读趣味为圭臬的休闲文化杂志。

  新京报:国外也有一些人文杂志,类似《书城》就是以《纽约客》为原型。我们往往有一种感觉,那便是国外人文杂志的走势明显要比国内的好?

  真是这样吗?

  陈冠中:香港的人文杂志分了很多种。《明报周刊》有40年历史了,一开始虽然亏本但还是坚持做下去,因为有后盾。在香港做文学杂志一般是由香港政府拨款,由政府来资助。香港的人文生存空间相对来说比较小,人文杂志都是依托了一些机构、政府扶持才得以生存下来的。但这也不排除那些在商业运作上非常成功的杂志。

  在台湾也有类似的情况。

  我们都知道《天下》杂志,它在商业上运作得就很成功,当然它也不是纯人文的,主要还是有财经类的内容。

  美国的人文杂志靠自己存活下来的也不多,应该说美国有大量的小报、小型杂志,并且还是依托了机构的支持。所以认为国外人文杂志走势好是片面的。比如说20世纪30年代比较火的《党派评论》,在创办之初只有1000份的销量,后来由波斯顿大学支持其出版,才渐渐走上正轨。

  国外做得好的人文杂志也包括了《纽约客》、《纽约书评》。这些都是可以从广告和发行上赢利。在经历了创刊期后,他们的市场和存活空间都已打开,由此也进入了杂志生存的一个良性循环。比如说《纽约书评》在整个大城市都可以买到的,飞机场、书店,而美国的读书人也完全可以养活这份杂志。

  赵径文:陈映真在1985年创办的《人间》只存活了4年左右,于1989年停刊了,《人间》杂志所倡导的人文方向是我认同的。它采用的是报道摄影和报道文学的方式,强调社会调查,强调脱离单纯的消费社会,而是从另外的角度去体验社会。目前台湾有《汉星》和《INK文学生活志》,与《人间》相比,它们的视角比较多地放在文化生活上。

  香港的潮流生活杂志很多,Milk、JET、Touch、Cream等,但似乎没有人文杂志,《号外》只是一本城市生活杂志,《明报周刊》每期两本,其中一本的封面故事会关注人文方面的话题,具有人文色彩,但不纯粹,因为里面同时还有时装、美容方面的内容,如果将这些内容去掉,生存也会很成问题。

  俞晓群:我也了解一些国外人文杂志的情况。应该说一直以来,中国的杂志出版里就缺少小众文化载体。但在国外一些成熟的国家里,小众文化的载体还比较多,因而小众人文杂志还是有其生存空间的。

  师夷长技,错位了吗?

  ●陆灏说《万象》追求的是“甜俗”,我本人比较赞同。

  ●《书城》学《纽约客》只是学到了一个皮毛。

  ●要做成中国的纽约客,还不能脱离出版环境、体制。

  新京报:《万象》、《书城》都有历史、国外的背景依托,但究竟是在哪个环节上不如国外人文杂志呢?

  赵径文:《万象》中类似于“史海钩沉”类型的文章似乎多了点,并不是所有人会对过去的事情感兴趣,它的这种定位无疑是基于小众读者的。《书城》的风格更乱一点,号称“再现文字之美”,到后来就发展成了论文,体现了文字之长,文字之艰涩,而无美。《书城》学《纽约客》只是学到了一个皮毛,比如有本城故事、每月文化消费热点等。但是,《书城》发的文化资讯永远是过时的,永远在预报已经结束的演出,如果你想看看下月的演出资讯,对不起,《书城》不提供这样的服务。

  还有,《纽约客》从来不是一本单纯的文化杂志,它的重头是特稿,全球范围内的热点话题都会有体现,有大量的记者在采访和报道,《书城》三两个编辑就想做中国的《纽约客》不太现实。另外,《纽约客》很热衷政治报道,曾经揭露了美国政坛上很多黑幕,中国不太可能会出现《纽约客》那样的一本杂志。

  《三联生活周刊》强调用文化的方式解读新闻,但真正火起来,是从“9·11”那期杂志开始,将两者对比研究,应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陈冠中:应该说《纽约客》更主流一些,《书城》是学院的东西更多一些,它不是深入浅出地去阐述一个问题。另外,《纽约客》的做法很严谨,在文章上所下的工夫就很多。

  文中还有许多文章是经过采访得到的,作者写完以后还有专门的事实检查员。而《书城》只是仿到了它的外貌,但在趣味上却很窄。

  新京报:两位来自《万象》、《书城》的专家是否同意上述观点呢,杂志本身对自我的定位如何?

  俞晓群:我觉得《万象》代表的正是阅读的分众化,不一定要有很多人看。

  因此《万象》还是一贯坚持当时就有的定位,这便使得它的个性特别强,读者也非常稳定,2万到3万,长久以来,读者群不会出现大的波动。

  《万象》当时追求的就是要比《读书》轻松,涉及掌故、典故、历史。陆灏说《万象》追求的是“甜俗”,我本人比较赞同。

  而且与一般杂志不同的是,如果是《万象》的新读者,他往往也会买《万象》杂志的过刊。正因为它注重的不是时间性,阅读价值、收藏价值反而更为凸显出来。这便给《万象》带来了属于它自己的小众。我觉得沈昌文当时就很好把握了出版的精髓。

  李韧:我对“人文杂志”没什么研究。现在我只是以局外人的身份,从一个读者的角度,谈一些自己对阅读类期刊的想法。

  现在回想,当时整个知识背景都比较狭窄,一些读书、人文类杂志主要专注于文学、历史、哲学,而我受了金克木先生影响,认为一些“无用”的学科也很重要,比如说社会学类的,电影等等方面,因此在《书城》中加了这些内容。

  我想指出的是,中国办杂志拿来主义比较多,把国际上杂志风格移植到国内,还是不能脱离出版环境、体制。

  人文杂志遭遇了中国特色困境?

  ●圈子小,在我看来,这其实是小事情,而且越来越不是事情。

  ●《书城》、《万象》面临的应该是些具体争议,经营上的争议。

  ●我们应该做的是掌握目前的话语。

  新京报:人文杂志不好经营是个谈论了很久的话题,我们经常听到别人谈论人文杂志小圈子化,大多数人的趣味已不在人文杂志上,这是制约人文杂志发展的一个因素吗?

  陈冠中:现在趣味是越来越分众,因此圈子化倒并不是个问题。但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如何聚众,人文杂志不能什么都做,但只是介绍书能否聚众却是个问题。

  现在我们面对的是多元化的时代,而在这多元格局中必有人文杂志生存的空间。多元化意味个体趣味的多元。总是有人想让自己的趣味不同,看的、读的东西与别人不同。

  布迪厄曾谈到过文化场域的问题,其实在整个时代的演进中,个人的趣味也形成了场域,趣味市场便慢慢开始分化。总会有喜欢读书这一趣味场域的存在。

  赵径文:整个中国社会现在都在“浅阅读”,八卦娱乐杂志很流行,时尚杂志层出不穷,网络阅读也渐成气候,这些,都会对读者的选择有影响,但应当承认的是,这些因素对喜欢阅读《万象》、《书城》这类杂志的读者来说,影响不会太大。

  圈子化其实是小事情,而且越来越不是事情,因为网络出现了,博客出现了,博客的出现标志着写作成为了一种大众运动,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有天赋有才能的民间作者更加接近了媒体,而不是远离———不管是媒体的约稿还是直接从博客里找文章找选题,所谓的圈子概念也就将越来越淡化。

  李韧:阅读类杂志“小圈子化”是听到不少人谈过的,但要说制约这类杂志发展的突出因素是大多数人已缺乏阅读的兴趣,至少我不敢苟同。以自己的阅读经验来讲,我感到这类杂志如果存在什么问题,可能还是“编者意志”至上,而非惟“读者意愿”是从。要是编者自以为是,以为很好玩,“小众读者”中的多数人也不会一直陪你玩下去的。

  俞晓群:刚才我便提到《万象》希望能给人以“甜俗”的阅读感受,我希望这种阅读趣味是独特的。因此,这并不能构成对《万象》的威胁。

  现在社会越来越活跃了,大家不可能往一个方向去。因此,《万象》此次的风波不是风格造成的,而是一些技术性的问题。《万象》还是会坚持目前的风格,风格就是生命力,值得珍惜。

  陈冠中:现在虽然有大量的资本流入时尚类杂志,给人以时尚类杂志空前繁荣的景象。但其实时尚类杂志的入场费是极高的,通常为1500万到2000万。相较之下,人文类杂志却不需要那么多的投入,所以单从风险角度考虑,时尚类杂志不小于人文杂志。

  我个人觉得《书城》、《万象》面临的应该是些具体争议,经营上的争议。另外,目前的人文杂志题材上也有限制,很多文章并不能做出来。

  赵径文:人文杂志类的广告份额一直以来便很小。广告客户也不怎么愿意将钱投到此类杂志上。他们一般愿意投到时政、新闻、财经类。

  不错,人文类杂志的精神、理念与许多广告品牌是相同的,但是商品一般倡导的是幸福、快乐,是从消费物质层面引导人的。但杂志呢,在这些幸福、快乐理念面前则显得比较灰暗。

  俞晓群:刚才谈到了在杂志运营上一个人的团队的问题。我个人觉得是必要的。有些杂志是需要一个人来办的,这可以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

  比如说风格的建设、作者的选择,包括封面风格、开本。这个问题也曾有读者问过陆灏(执行编辑),为什么《万象》杂志的作者总是那几个人。陆灏当时便表示这是他的客厅,当然只有朋友才能进来了。

  新京报:除了运营方面的问题,人文杂志的发展与整个时代文化背景有没有关联。一提到人文杂志,就会有人缅怀上世纪80年代那段《读书》的辉煌岁月。

  陈冠中:人文杂志需要一个大时代文化背景,而且肯定是要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

  《纽约书评》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比较激进。到上世纪70年代,主流转为自由派了,因此杂志也便成为自由派知识分子看的东西。这是个大的族群,如果捕捉到这一族群的人文口味,这一杂志也便活了下来,而且会火。

  而就中国的具体时代背景来谈,现在一提到人文杂志,我们都会想到《读书》那个年代。但上世纪80年代是不会再恢复的。那是个对知识资源独占的年代,我希望这只是个例外。

  俞晓群:我们时代的精神是什么?是多样化。就整个杂志格局来看,恰恰是多种风格杂志的共生才能形成一种和谐的发展。

  《读书》恰恰是处于思想解放时代。它的火是因为它提出的“读书无禁区”,还有所张扬的先锋性。这跟小众人文杂志还不太一样。我们应该做的是掌握目前的话语。

  人文杂志能走多远?

  ●读者看人文杂志,追求的是一种文化感觉,这是网络所无法替代的。

  ●别指望网络来救命。

  ●小众人文杂志会很艰难。

  新京报:最近我们看到《书城》已经完全将其发行这一环节放手给网络书城了。在网络这一新兴媒体日益兴盛的当下,纸质媒体与其有没有合作的可能性?

  俞晓群:其实所有出版物都要面临网络冲击的问题,不单单就只有人文杂志。这本身就有不可预测性。但读者看人文杂志,追求的是一种文化感觉,这是网络所无法替代的,是其具有个性的地方。

  目前,《书城》由99书城来发行,主要是通过网络去做销售。99书城有其自我品牌,这两个合力给杂志提供了更多的销售渠道,使读者能够看到更便捷、便宜的杂志。

  陈冠中:网络的发展引发过多次对传统阅读、传统文学的探讨。随着网络的发展,确实也挤压了人文杂志生存空间。纸媒与网络的互动究竟该如何经营,确实是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李韧:《书城》假手网络书城加强发行这一环节,这是值得尝试的变革。当下的纸质媒体与新兴网络媒体合作,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然的。

  赵径文:别指望网络来救命。网络上点击率最高的是什么?下载量最高的是什么?是美女和美食。

  网络阅读和阅读《万象》、《书城》是两种阅读体验,我不以读者的年龄区分,只是认为两种体验不同,不存在冲击的问题。事实上,我们从来没有耐心在网络上读上述两本杂志类型的文章,但在纸上,我们有。我就喜欢读花花绿绿的铜版纸的文章。

  如果说在网上销售吧,其实《万象》、《书城》早就在当当网上销售了。我们必须考虑的是喜欢上网的是哪个群体,他们的阅读趣味又在哪?

  新京报:除了以上我们所谈的问题,人文杂志还面临着哪些突围呢?

  陈冠中:我们必须看到大量日报所开辟的人文栏目,在人文领域里也圈住了许多话题。这便在一定程度上占有了人文杂志所生存的空间,将人文杂志挤到更边缘的位置。但美国的报纸不会做得那么细。

  李韧:应该说读书类杂志服务意识比较缺乏,总是以一副读书人的姿态自居。但其实给予读者丰富的阅读资讯是读书类杂志不可缺少的。

  另一个就是良好的阅读态度,这一点在我任《书城》执行主编时,并不为人所重视,因此,我们看到较多的是指点江山、教训社会的姿态。

  《书城》或者其他书评类杂志在编辑时,应该考虑较多的是多样化,注重扩大阅读视野,资讯的丰富。我们不是在批评,而是在杂志上容纳别人的批评。中国的小众人文杂志不能太理想主义了。

  陈冠中:在中国文化氛围下,中国的市场也非常大,类似《万象》、《书城》应该是可以做的,但还是要考虑到具体的体制问题。如何将一些问题理清,是这些杂志在新的环境下所要解决的问题。另外较为重要的是要有持续性的投资。

  赵径文:我个人觉得小众人文杂志会很艰难。跟社会背景有关,阅读这类杂志的读者在减少,而不是增多。所以,它是逆流而上,如果逆流而行的方向对了,还可以勉强维持生计,但要指望它短期内有多大的商业回报,我觉得不太现实,它的社会价值要比商业价值更高。

  采写/本报记者李健亚

  见仁见智

  人文杂志上世纪80年代是个黄金期,北有《读书》,南有《书林》。但那恰恰是个特殊的时代。

  比如说《读书》吧,在开创之前,整个文化氛围是一片沙漠。而《读书》就为读书人打开了一扇窗,透出了一个小孔,让读书人都到那个小孔,去透透气。因而会赢得很多读者。

  但随着我们对外界了解得越多,知识资源越来越丰富,就必然会回到常态去,不会再有一个读书资源垄断的问题。另一方面,读者却抱有越来越高的期待,希望能看到更多有吸引力的内容,因此看这类杂志便越来越没劲。

  作为《万象》、《书城》的作者,我觉得人文杂志当下的生存状况,是一个大环境决定的,不能完全怪市场、读者。类似有些话题,我们作者是不能去接触的,所写的范围就比较狭窄。

  ———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所研究员)

  《万象》和《书城》比较起来,我个人觉得万象选题新鲜,题材范围很大,把当今生活中一些非常鲜活的现象作为话题说,不论雅俗僻陋。

  这么说吧,《万象》感觉像鲜鱼,有人间烟火味,有腥气,也有活力,生命力。《书城》感觉像蝴蝶标本,搞不好还没蝴蝶漂亮。不过《万象》好像有点退步了,得赶紧找强力作者。

  我个人倒不觉得此类人文杂志完全脱离了当下生活。不过我觉得人文杂志最大的问题恐怕就是眼界和题材的扩大、多元化问题。边缘现象,大众现象,地理,生活方式,心灵版图,灵魂现象,科学人文,生命检索,人种人类史学等,一种深思熟虑的包罗万象的人类生活。

  我理想中的人文杂志是新鲜的交叉、交叉、交叉……非常个性化的体验型表达,前人未说过的见识见地,饶有趣味的讲述,像古老的说书人……

  ———何炜(副刊编辑)

  《书城》提倡“思想之美”,但文字之美应该先于思想之美吧。我从这本杂志里文字里很难找到汉语的美感。这似乎是大多数人文类杂志的通病。

  《万象》杂志的文字比较俏丽,但似乎只是用来消遣,只关风月不关生死,总让人感觉比较别扭吧。谈风月,也可以谈当下的流行文化啊。

  《万象》如何贴近当下的生活,但肯定不至于做成时尚杂志;《书城》如何克服自己的翻译腔,我觉得深度挖掘流行文化的杂志并不多,而在另一方面人文杂志还是应该加强和读者的交流。

  ———王建坤(法学硕士生)

  同类读物

 

《读书》仍是人文杂志稳固的“老大”,但其定位也遭到了一定的质疑。

湖南的《书屋》是另一本与《书城》定位类似的人文杂志。

  网友评论《书城》

  ●傲慢高贵是它的特质,但也是它的死穴。

  ●《纽约客》能够崛起,是源于对很多现实的关注:黑人、环保、人类苦难的战争、拥有像怀特一样的编辑和能够启迪人思考的漫画,《书城》的道路任重道远。

  ●有的文章太小资,有的太学究。

  ●有点曲高和寡,但是一本好读物!

  网友评论《万象》

  ●《万象》是有些老人气味和腐朽味道,但大堆破烂书中就容不得几个老人在那里和我们说说故事,谈谈风月吗?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什么都要与时俱进?

  ●《万象》中收录的很多文章主题并不见得如何高深,比如说谈吃喝,谈风景,谈电影,也聚焦各种名人轶事,因此比起《读书》,《万象》的面孔真的要柔和许多。但文人的习性在这里依旧无法根除,吃喝玩乐之余都忘不了掉几个书袋出来,写的是四平八稳,波澜不惊,所以又不能完全的放松,便俗不到家。久了,作者和读者都有点被束缚。

  ●《万象》杂志很好……最适合放在洗手间或床头,里面的文章大部分很轻松,品位也不低……《万象》是不迂腐的教授,不矫情的文人,不做作的女人……

会员刘逸明被警察带走

会员刘逸明被警察带走 

 

【2006年4月6日狱委讯】独立中文笔会狱委赵达功报道:十分钟前接到刘逸明(熊忠俊、烟波渔者)电话,警车和警察已经到了他住房楼下,要他下楼。刘逸明说,警察可能要求进入他的房间(原来一直有这个要求),我说让他们出示搜查证。刚刚又接到刘逸明短信,说“我已经被带走”。目前去向不明,请大家关注事态发展,但愿只是问话,尽快安全回来。

从精英到囚徒—访著名政治观察家、作家刘晓波先生

   近年来,刘晓波先生的作品频频见稿于众多海外媒体与网站,不少时候一天之内竟有数篇之多,有如井喷一般。很早便想采访他,这天下午终于得偿所愿。
    刘晓波先生非常健谈,任何一个简单问题都能引起他的鸿篇大论,上穷碧落下黄泉,以致原以为时间尚有富余的采访没能按时完成,只得以电话采访加以补充。十分遗憾。
    转向
    刘晓波先生的父亲是东北师范大学的语言学教授,家中有众多藏书,加之居住于高等院校,学习环境非常优越,少年时便阅读了大量书籍。然而由于当局恐惧真理,在思想上实施极端严密的控制,当时中国合法的思想资源除去马列主义著作外,只有一些左倾俄罗斯文学作品。因而说来十分有趣,今天中国自由主义领军人物之一的刘晓波,当年曾无比热情地一头扎入马列主义的怀抱。
    他说,自己十四、五岁时便开始阅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列经典著作,当时曾能够大段大段地背诵,至今仍然记得部分内容。在笔者看来,尽管与很多青少年一样,当时他萌生的是文学梦,但已经为以后学习方向的转变埋下了伏笔。他表示,大学时研究西方哲学,基本上是按照少年时形成的西方哲学史的脉络展开的。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罪恶,莫大讽刺的是,少年时即开始文学梦想的刘晓波,二十多岁时不仅没有进入文学圈,却不得不去做一名五大三粗的建筑工人。好在这段极其邪恶的历史很快便终结了。一年后他成为
文革后首批大学生。
    大学时他选择了中文专业,圆了少年时的文学梦。但他很快发现,自己对思想、哲学领域的知识有更大的兴趣。于是未来的刘博士便经常逃课,独自躲在图书馆,阅读了大量西方哲学书籍。因而一般人会遇到的,文学的形象思维与哲学的逻辑思维之间的巨大鸿沟,于他而言并不存在。他由文学向美学的转向自然而然,十分顺利。
    刘晓波表示,今天回过头去看,对其文学思想影响最大的是卡夫卡。正是在卡夫卡那里,他才知道痛苦居然能够用那么平静冷峻的文字描述,而且更为有力。哲学思想他服膺康德。他认为,康德是现代众多哲学流派的共同源头,他对人的理性局限性的研究十分重要。
    厚积薄发
    1984年,刘晓波获得文艺学硕士学位,获留母校北京师范大学任教。说到这两年的执教生涯,尽管已过去了近二十年,他仍然恋恋不忘。他说,他喜欢给学生上课,十分留恋课堂上的那种感觉。
    直到1986年,刘晓波并没有写出有影响的作品,甚至可以说并没有进行认真的写作。一切在这一年完全改变了。他先后在《中国》等多家媒体发表文章,批评美学泰斗李泽厚,引得众人侧目,舆论一片哗然。一时间众口一词:哪里冒出来一匹黑马?
    短短两年间,他出版了多部专著,如《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审美与人的自由》等。与此同时他还在攻读文艺学博士学位,并经常到北京及周边多所大学甚至区县文化馆演讲。如此旺盛的精力,如此巨大的成绩,很可以套用一句古话:厚积薄发,或者说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刘晓波认为,自己与李泽厚的本质分歧在于,李泽厚是将康德融入马克思的体系,但他认为,马克思根本没有资格融入康德。从某种角度讲,李泽厚的作为仿佛拆毁一座巍峨的殿堂,将珍贵的楠木材料搬入破烂的茅草棚。李泽厚的思想强调社会本位,而自己强调个人本位。
    有一件事值得一提。1987年,李泽厚的博士生向他下战书,双方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饭厅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结果,李泽厚的四名博士生大败,遭到台下观战的社科院研究生痛斥。美国德拉华州立大学教授程映虹,当时是台下观战的社科院硕士研究生。近二十年过去了,他对当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近期还撰文提及此事。
    出国讲学
    80年代中期,刘晓波这匹文化叛逆“黑马”的影响日见隆盛,引起了海外汉学界的广泛关注。1988年8月,风头正健的刘晓波应邀赴挪威奥斯陆大学讲授中国当代文学;三个月后,转赴美国夏威夷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并进行中国当代政治与知识分子的专题研究;1989年3 月,刘晓波应邀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
    转赴海外前,刘晓波曾在香港短暂停留。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香港殖民100年有如此巨大的发展,以中国幅员之广大,殖民300年也许能解决问题。此论一出,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卖国贼的咒骂犹如海啸般,铺天盖地向他袭来。可以想象,其中虽不乏纯粹由爱国激情主导者,但圈中如此激烈者到底有多少人那么单纯、丝毫不夹杂嫉妒与仇视情绪呢?
    笔者问刘晓波,当初他说这话是出于文人一时的义愤,还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他表示,他是认真的。因为殖民是落后国家进步的捷径,而且最坏的殖民者也有法治观念,也比本民族的独裁政权对人民宽容、和善。他说,自己当时还表示,中国已经失去了被殖民的机会,十分遗憾。一是因为殖民时代已经过去,二是因为中国实在太大人口太多,没有一个宗主国能够背负得起。该观点记者没有报道,否则一定会引来更多的唾沫星子。
    转折点
    到美国不久,“八九”民运便爆发了。作为一名有志于推动中国民主进程的人士,刘晓波自然不愿意成为这一波澜壮阔民主运动的缺席者。他安排好相关事宜,4月26日毅然决然返回北京。
    一回到学校,他便倡导开展校园民主活动,并与陈小平等人组织教师自治联合会。5月12号,他参加了由中共改革派高官、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组织的座谈会,从此深入参与了“八九”民主运动。会后,他来到天安门广场劝导学生们撤离,但非常遗憾,没有人响应他的理性呼吁。于是他转而办了一份刊物,希望循序渐进地影响同学们。
    但形势的发展却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知识分子所有阻止学生们激进行动的努力都告失败。刘晓波认识到,如果不能与学生们站到一起,根本就不可能影响他们。于是他约请另外三位知识分子与自己一起绝食,支持学生的正义要求。
    6月2号下午四点,他们四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宣布绝食72小时,顿时广场上欢声雷动。刘晓波说,第一次面对数十万人的支持与信任,人一下子就懵了,不由得自我膨胀,真以为自己能够扭转乾坤。
    知识分子的绝食重新聚积起广场上的人气。王军涛等人立刻认识到此举的重大意义,马上安排了三人一组的接力绝食计划。然而大屠杀旋踵即至,刘晓波他们的良好愿望彻底落空。
    为避免更大的牺牲,保留民主运动的火种,刘晓波等人反复劝说学生主动撤离广场,但学生们坚持不撤。于是他们决定一面与戒严部队谈判,一面继续劝导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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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正当他们准备按照谈判协议安排学生们撤退时,军队却突然发动了进攻。在军人的野蛮攻击下,大部分学生在他们的带领下冲出了重围,但刘晓波与数百名学生却被堵截在包围圈内。他于是带领学生们来到广场北京市红十字会所在地。天亮后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将他们带出广场。
    刘晓波等人先到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宿舍休息。没想到那样紧张的气氛中他居然一觉睡到下午,可见他已疲惫到了怎样的程度。醒来后他去到朋友处。在朋友的安排下,他来到澳大利亚大使馆。在使馆大门口,他问使馆官员,另外两名大陆绝食知识分子是否可以与自己一起申请政治避难。对方很为难。刘晓波不可能抛下朋友,独自逃生。他毅然走下了车。
    刘晓波深知,自己走出汽车的那一瞬间,深陷罗网的命运便注定了。为了让自己在那一刻更踏实更勇敢一些,他决定回家迎接厄运。
    6 月6日晚上11点,他骑着借来的自行车正往家赶,后面突然冲出一台白色面包车,将他别倒在人行道上。七、八个彪形大汉如狼似虎地扑上来,给他戴上眼罩、塞上口衔,将他架入车中。他说,当时大脑非常清醒。首先想到的是,深更半夜,这帮家伙要是把自己拉到荒郊野外一枪干掉怎么办?那还真是神不知鬼不觉呐!而且身体不受控制地颤抖不止,直到近一刻钟后才完全停止下来。
    1991年1月,经历了近二十个月的牢狱生活后,刘晓波重获自由。
    评说与反思
    对于“八九”民运,刘晓波从两方面进行了分析。他说,“八九”民运的巨大悲剧导致执政集团中的改革派被一网打尽,终止了中国八十年代政治改革的进程,客观上是很大的倒退。但另一方面,“八九”民运对中国九十年代之后的发展有着莫大的贡献。邓小平所以在高层存在巨大分歧的情形下力排众议,以南巡的方式启动远较八十年代深刻的经济改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八九”民运使当局彻底丧失了道义合法性。面对极其巨大的政治压力,当局只能通过厉行改革,以政绩合法性维持独裁统治。如果没有“八九”民运,之后的经济改革就不会那么全面深刻的在全国展开;“八九”民运唤醒了中国人的人权意识。中国人的人权意识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极其淡薄。“八九”民运之后,尽管当局始终保持着残酷强大的压力,但以民间政治反对派的集结和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以及社会底层的维权活动为代表,中国人权意识呈现出蓬勃的发展态势,其必将对中国向宪政民主制度的转型产生极其重大的积极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用鲜血换来的人权意识的觉醒,远较此对官方道义合法性的摧毁重要得多。
    说到教训,刘晓波表示,当局改革派与精英知识分子、学生之间缺乏交流、沟通和合作是最大的问题。
    屡败屡战
    出狱后,刘晓波继续进行写作和民运工作。1995年5月,当局又展开了一波大镇压。刘晓波因为呼吁为“
六四”平反、保障人权,被关入北京西郊香山一个四合院内,直到1996年1月才获得释放,无理无法软禁长达八个月之久。获释后,他毫不犹豫地再次拿起如橼巨笔,向专制主义发起新的冲击。当局对他极其仇视,九个月后再度抓捕了他,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关入劳动教养院,三年后才重获自由。
    尽管多次遭受当局的严酷打击,虽然走出监狱只不过意味着进入了一个更大的囚笼,刘晓波早已完成了从精英到囚徒的角色转换,但他从不气馁。他说,虽然自己认识到生命有很多痛苦,但一直以积极的态度面对它,是一个积极的悲观者。因而失去自由时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一旦重见天日,立刻再度起而战斗。
    希望在民间
    刘晓波颇有信心地表示,中国自由的希望在民间。他认为,由于当局的长期剥夺与压制,“民间存在着强烈的政治参与饥渴”,只要民众能够持之以恒地开展真话运动,就能解构当局的独裁统治,建立宪政民主制度。
    
    2005年11月12日星期六于北京香山(原发《争鸣》)

胡平:纪念四五运动三十周年

   今年四月五日是“四五”天安门运动三十周年。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病逝。由此触发了一场全国规模的自发悼念活动。在4月4日清明节和4月5日,北京的悼念活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参加者多达百万人次,悼念活动很快地就转变为抗议活动,其矛头直指“四人帮”乃至毛泽东本人。像这样一种民间自发的针对中共最高当局的群众性抗议活动,四五运动实为中共建政二十七年来的第一次。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时代的开端。

    “京城处处皆白花,风吹热泪洒万家。从今岁岁断肠日,定是年年一月八。”这是在四五运动期间涌现出的千千万万首悼念周恩来诗歌中流传较广的一首。但讽刺的是,没过两三年,国人就把一月八给淡忘了。这证明悼周在很大程度上祇是借题发挥。如果说在当初确有不少人对周怀有极强的感情,那也是因为在看上去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对比于“四人帮”和毛,他们祇能把自己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周的身上而已。所以,随着毛死,江囚,华下,邓上,周的形象就黯然失色了。

    没有人比毛泽东本人更理解四五运动的意义了。据说,在四五期间和之后,毛泽东曾经对他的亲信明白地讲:“悼念周总理,是反对我老毛,骂我秦始皇、我比蒋介石还残暴。炮打江青、春桥、洪文,他们的总后台就是我。” “悼念总理,歌颂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秦始皇了;不要瞒我,矛头是对着我的,在清算我二十七年的债!谁说没有政治后台?这个政治后台,你们都怕他嘛!他有社会基础,有军方保护。”毛还说:“我死后,可能不出一年,长了不出三、四年,会有翻天覆地。民心、军心,我看不在我们这边。你们要信!”

    这就是四五运动的伟大意义:它揭示出民心所向。和其他现代独裁暴君一样,毛泽东一方面压迫人民,蔑视人民,另一方面又竭力制造和维护其深受万民拥戴的神话。四五运动无情地撕下这张画皮,还原其独夫本相。这不能不使毛深感凄凉。原先毛祇担心自己象斯大林那样死后被否定,如今他却发现自己生前就被批判。毛知道,虽然他可以赢得眼前,但是他已经输掉了历史,无可挽回地输掉了。

    也多亏有个四五。正如1979年全国13所高校大学生社团联合主办的文学刊物《这一代》的发刊词里所说:“真的,很难设想,如果没有‘四五’这一天,我们的子孙后代谈起这一代,将会说:”他们交了白卷!‘一张祇代表耻辱的白卷,遮掩了这一代人坚毅的面容……“多亏有个四五,我们终于在暴君还活着的时候就对他大声说”不“,从而向世界、向我们的子孙后代证明了我们的自由意志和人格尊严。

    四五运动虽然遭到镇压,但由于它揭示出民心所向,这就给予华国锋叶剑英等人巨大的信心,使得他们敢于在毛死后一举粉碎四人帮。从四五运动到四人帮被抓,其间祇有六个月。历史的报应来得太快,那就极大地鼓舞起人们对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乐观信念。从此改革的浪潮一发而不可收拾,直到八九,直到六四。

    六四使人想起四五,第二次天安门事件使人想起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可是历史没有重复。在纪念四五运动三十周年的今日,中国的民主大业依然任重而道远。此时此刻,我们更需要坚定我们的信念。所谓信念,就是对不确定的未来坚持一种确定的态度并为之不断努力。应该说,中共专制统治之所以能苟延至今,那也是因为有太多的人放弃了抗争,坐等历史必然性的自动实现,而历史却从来不是命定的。这不仅仅是我们中国人的问题,这恐怕也是世界性的问题。令人欣慰的是,潮流已经开始逆转。

    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变化之大之快,令人眼花缭乱。世人在惊讶之余又深感困惑。他们发现很难对今日中国社会的性质给出准确的定义——原有的政治学概念似乎都不适用;更难对未来中国的走向作出预测。

    不过有两点认识越来越清晰:1、中国还没有走上自由民主的不归路,2、未来的亚洲、乃至全世界的自由与和平的前景有赖于中国的选择。由此,我们更加感觉到中国民主化的艰巨,也更加感觉到它的重要。新的历史条件需要我们有新的通盘思考,我们急需制定新的民主大战略,振奋精神,凝聚力量,推动中国民运的再出发。

刘逸明:学术败类凭什么强奸敢言媒体?

   继2005年岁末遭遇政治寒流之后,一直以大胆敢言而着称的首都大报《新京报》再一次因为报道原北京大学法律系讲师王天成状告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叶中涉嫌剽窃一事而遭到上级主管部门的严肃处理。《新京报》秉承新闻道德,进行客观报道理所当然,然而,极其不幸的是,它却一再被扣上一顶顶令它窒息的大帽子,这是号称“和谐社会”和美其名曰“胡温新政”统治下的中国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道奇怪风景。一个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新闻良知的知名媒体在一次次触及当局权力火线之后,仍然显示出了它作为社会公器应有的一面,这种表现,在新闻舆论和政治环境日益恶化的当下,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  

    据说,之前的中青报《冰点》周刊遭遇停刊就是因为准备报道北大教授贺卫方披露周叶中剽窃他人作品的文章,虽然最终撤稿,但仍然不免被叫停的命运。表面上导致《冰点》停刊的原因虽然是因为其登载了袁伟时教授有关历史教科书的文章,但从袁伟时教授在事后的安然无恙来看,那极有可能只是一个为了收拾它的借口,更何况该文在刊发于《冰点》之前,早已见诸其它媒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正是当局不择手段地钳制新闻自由的真实写照。谁敢不以中共“舆论导向”的马首是瞻,谁就会被毫不留情地打入时代的另册。《冰点》有幸在李大同、卢跃刚的奋力抗争以及国际舆论和一批有良知的学者们的声援下得以复刊,再一次体现出了后极权社会统治阶级的一些基本特征,并让人们看到了争取权利,持续抗争的效果和意义。
   
    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既创造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又催生了层出不穷的腐败官僚,官场的腐败因子更是难以遏制地向着社会其它领域疯狂蔓延,让人扼腕叹息的是,这其中还不乏学术界和教育界。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和严格遵守社会公德是从事教师职业以及学术研究者的必备品质。毫无疑问,教师的堕落意味着社会的全面堕落,学术的腐败意味着社会的全面腐败。作为名牌大学资深教授的周叶中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由“博导”到“博盗”,我想,更能凸显这一社会问题之严重性。
   
    周叶中虽然没能位至三公,权倾朝野,但却有着为“帝王”师的幸运,正是因为他这一非同寻常的经历,所以,他才拥有了令其他同行们不敢望其项背的通天本领,可以在媒体的面前横刀立马。《新京报》虽然屡遭浩劫,而且深谙《冰点》停刊背后的玄机,但其新闻良知仍然不愿意就这样在权力的面前卑躬屈膝,于是便一如既往地涉足当局舆论的禁区。不管被无端整肃多少回,报人们内心的那份良知仍然无法泯灭殆尽,除了要在权力的要挟下违心地为当局涂脂抹粉之外,他们又要把握一切机会打舆论监督的擦边球,争取挽回媒体在公众心目中那濒临崩溃的信任。面对强大的舆论钳制力量,《新京报》的报人们只能在不断犯“错”的过程中做一个知“错”就改的“顺民”。
   
    新的历史时期,腐败的境界也得到了历史性的升华,周叶中事件让我们看到了官员腐败与学者腐败的良好互动,官场腐败与学术及教育界腐败的盘根错节。周叶中挂着“博导”的光辉头衔却和自己的女弟子干着令人嗤之以鼻的“博盗”之事,实在太有损他们自己以及学术界的形象。王天成之所以将此事诉诸法律,除了意欲维护自己的知识产权之外,更有着挽救学术和为学术界清理门户的良苦用心。在高喊“依法治国”的今天,王天成的正义行动可以说是对这一理想的践行,同时也是对“胡温新政”的另一种支持。不过,难以让人乐观的是,在这个权力主宰一切的社会,即使法院能够在现在依法受理此案,但将来的结果是否能归于众望,实在值得担忧。
   
    周叶中的剽窃虽说在明眼人的心目中已成既定事实,但一切企图揭露他不光彩行为的言论在国内的媒体(包括互联网上)几乎都遭到了严厉的封杀。《冰点》事件之后,有人把周叶中比做“老虎的屁股”确实很为贴切形象,这回,《新京报》可以说是尝到了摸“老虎屁股”的滋味。周叶中能有如此令人惊叹的能量来使一些大媒体为之折服,我看,仅仅用他的那种特殊经历来做解释还显得有些不够,与其说是周叶中欲盖弥彰,倒不如说是听过他讲课的中央大员们想竭力维护自己的形象,因为他们自己同样会觉得听过这样的老师讲课是一种耻辱。否则的话,谁会舍得动用自上而下庞大的权力资源来为一个大学教授服务?此事这回险些没有被诉诸法律,更大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国际舆论的压力。
   
    当然,刻意的掩饰在中国这种极其封闭的舆论环境中还是能达到很好的效果,就象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不知道当年的“六四”以及赵紫阳一样,这和当局对“六四”话题的讳莫如深不能不说没有关系。《新京报》在刊发《王天成起诉武大博导周叶中》一文之后,有关人员虽然受到了上级的处分,并且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可以想象得到的是,他们都是口服而心不服,因为刊发那篇报道既不是“疏忽”,也不是“错误”,而是几个媒体工作者职业道德和新闻良知的不谋而合。不过,即使这样,仍然能为其他学者揭露周叶中等人的丑行起到一定的作用。对于3月21日的那份处理决定,有头脑的人决不会作肤浅的解读。
   
    中国有句熟语叫做“纸包不住火”,随着资讯渠道的日益增加,突破封锁的人们完全能够对周叶中事件作出理性的分析和判断,当局对他的庇护不但不能维护他污秽的学术形象以及受过其“师恩”的大员们的声誉,反而会断送中国的学术未来,使合法性危机日趋严重的专制统治江河日下。依法对周叶中事件进行处理和报道将是挽救中国学术以及提升当局公信力的明智选择,即使能在权力的斡旋下封杀有关信息,达到掩人耳目的目的,但时间却迟早会给此事一个公正的决断。因此,我奉劝当局不要把自己和周叶中捆绑在一起!
   
    2006年4月1日

国际知名言论自由机构《查禁目录》(INDEX ON CENSORSHIP)给黄金高颁奖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消息:总部设于伦敦的国际知名言论自由机构《查禁目录》(INDEX ON CENSORSHIP)上周宣布,2006年的言论自由奖(The Index on Censorship Award for Whistleblowing)颁发给包括中国前中共官员黄金高在内的数位人士。除黄外,同时获奖的还有一伊朗电影制作者、一位突尼斯记者和一位津巴布韦律师。此奖是奖励过去一年中在推动言论自由方面做出贡献的人士。获得提名的人士和组织中,最后入围的有二十五人。

    该机构的颁奖说明中提到,前中共官员黄金高利用互联网揭露高级官员的腐败行为,结果在2005年十一月被判处重刑。伊朗电影工作者戈巴迪(Bahman Ghobadi)获奖是因为他在其制作影片《乌龟会飞》中揭露了伊拉克萨达姆政权掌权时的种种暴行。突尼斯记者本瑟德利纳(Sihem Bensedrine)获得该机构的“青年记者奖”,因为她的报道引起国际社会对该国际践踏人权事件的注意。她因此也受到突尼斯当局的监禁和迫害。津巴布韦女律师姆特瓦(Beatrice Mtetwa)因为不畏强权敢于为该国受迫害记者辩护而赢得同业的广泛尊敬。

    该机构新设立的一个奖项“富维尔图书奖”( T.R. Fyvel Book Award)授予了法国记者让·哈兹费尔德(Jean Hatzfield),表彰他的两本新书《卢旺达的种族屠杀:让死者说》(Into The Quick of Life: The Rwandan Genocide: The Survivors Speak)以及《卢旺达的种族屠杀:让屠杀者说》(A Time for Machetes: The Rwandan Genocide: The Killers Speak)。

有关此项颁奖的更详细信息可参考该国际机构网站:

http://www.indexonline.org/en/news/articles/2006/1/index-on-censorship-free-expression-awards-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