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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2月我在台湾逗留了一个多月，当时正逢台湾当局推动“终统”和国民党主席马英九访问美国，使得台湾问题再度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我不仅得以贴近观察，也与台湾朝野各界有相当多的接触，因此对两岸问题以及台湾的民主转型之后的社会发展多少有一些心得。

    　观察台湾关于两岸关系的主流民意该从何入手呢？以下的一份民调的结果也许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座标。

    　3月11－12日，国策研究院委托决策调查有限公司进行了一次名为“台海两岸及我国对外关系”的民调，访问对象是台湾地区25个县市的年满20岁以上之民众，受访样本数为1072份，抽样误差为3％上下。这份民间智库进行的民调，结果呈现出一些令人深思的问题。

    　第一， 当问到“中国大陆自己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请问你同意不同意这种说法”的时候，答案分别是：非常不同意322.4％，不同意32.6％，同意11.2％，非常同意2.9％，不知道20.8％。换句话说，就是在台湾，尽管有65％的民众不认同大陆已经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但是仍然有高达34.9％的民众不知道大陆是不是民主自由国家，这其中甚至有14.1%的民众居然认为大陆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

    　这些年以来，大陆经济有长足的进展，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外界没有什么争议；但是同样没有争议的事实是，大陆在民主政治方面几乎没有什么进展，至今仍然是坚持一党专政的极权国家。这样明显的事实，台湾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民众却没有认知，这一方面说明两岸之间确实缺乏深入的了解，另一方面也显示，台湾媒体呈现给民众的中国大陆的面目在相当程度上是不全面，甚至是扭曲的。

    　对于大多数台湾民众来说，了解对岸的第一手资讯管道就是媒体。但是翻开台湾几家主要的大报，在处理有关大陆的新闻的时候，几乎都存在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对大陆的报道都是经济取向。虽然不同的报纸有不同的报道倾向，比如，《联合报》赞扬的成分多一些，《自由时报》批评的成分多一些，但是无论从什么角度出发，对大陆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以及文化问题的报道都有欠深入。特别是《中国时报》和《联合报》两大报，近年来对大陆政治现状的批评越来越少，而过渡热衷于宣扬大陆的经济发展和消费繁荣。台湾民众对大陆的国家政权性质存在模糊认识，媒体不能说没有责任。

    　第二， 当问到“请问你愿不愿意为了发展经济利益而牺牲台湾的民主自由？”的时候，回答非常不愿意的占42.2％，不愿意的占30.7％，愿意的占6.3％，非常愿意的占2.9％，不知道的占17.9％。也就是说，有72.9％的民众表示不愿意为了经济利益牺牲民主自由。在这份民调提出的12个问题中，这个问题的回答共识度最高，超过三分之二。这符合第三波民主化的发展特点，就是民众宁愿承受政治变化带来的经济代价，也不愿意为了经济因素放弃对政治转型的要求。这样的民意对于观察未来的2008年台湾总统选举很有参考意义。

    　如果进行交叉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就政党认同而言，相较其他政党认同的民众，认同国民党的民众表示不太愿意为了发展经济而牺牲台湾的民主自由的比例（35.8％）明显较高，想比之下，认同民进党（63.5％）和台联（73.3％）的民众表示非常不愿意的比例明显较高。我们知道，民进党和台联的支持群众是倾向于反对统一的，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反应显示出，他们对与大陆统一的主要疑虑在于台湾的民主自由是否会被牺牲。换句话说，大陆的民主化是台湾民众最大的关注点，也是两岸统一的最大障碍。这点可以更清晰地在下面这个问题的回答中显示出来。

    　第三， 当问到“什么是你最希望大陆优先改善的问题？”的时候，回答“民主自由”的占54％，回答“社会安定”的占34.2％，回答“公平正义”的占24.1％，回答“经济繁荣”的占18.9％，回答“不知道”的占12.7％，回答“国家强大”的占7.9％。

    　这样的结果反映出的问题是：1、在台湾民众对大陆的期待这个部分，议题排列的前三名都是政治与社会议题，而不是经济议题，说明台湾民众最关心的还是大陆的政治制度是否可以改变。2、期待社会安定的比例达到第二位，表达的是台湾民众对大陆的善意，他们也希望大陆不要乱，可以稳定发展。事实上，关心公平正义的民众比例也很高，同样是说明台湾很期待大陆能够稳定，因为社会不公正正是大陆社会问题的核心。3、期待大陆强大的民众只占7.9％，表现出台湾民众对一个非民主的大国的恐惧心理，这种恐惧也正是台独主张的情感基础。反过来说，消除台湾民众的这种恐惧，是争取台湾主流民意的根本之计。

    　我重视这份民调的结果，是因为这份民调的基本主旨是围绕两岸关系中“大陆民主化”这个因素展开的，这在过去的多次民调中是不多见的。而我根据自己的观察，一向认为两岸关系的根本症结，在于两岸的制度落差。上述民调的结果，可以再次验证我的看法。同时，从交叉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到，在接受这份民调的样本结构中，政党认同方面，认同国民党的比例是37.3％，认同亲民党的比例是1.4％，认同泛蓝的比例是2.4％，综合来看，政党倾向为泛蓝的比例达40.1％，超过泛绿的比例（27.1％，其中民进党23.6％，台联2.9％，泛绿0.6％），也超过无政党偏好的比例（31.8％），因此这份民调的样本面上，意识形态分布不会偏向泛绿阵营，甚至可以说主要代表了泛蓝阵营和中间选民的民意。而从这样的民意呈现出的主要内容，就是大陆的民主化，才是两岸问题的关键。这是值得中共和中国民间力量为之深思的。

    RFA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报道：大陆新闻工作者师涛，被当局指控泄露国家机密罪而被判十年有期徒行之后，师涛及其家人委托第三者到香港向有关部门投诉雅虎香港控股，并在星期五下午召开记者会，事件的后续发展引人关注。
    
    

    师涛及其家人委托第三者到香港召开记者会.RFA照片
    
    湖南《当代商报》记者师涛，○四年「六四」十五周年前，任职湖南《当代商报》期间，将中共中央有关要求严防纪念六四活动的文件摘要，用电邮发送到海外一个中文论坛上。当局后来指他非法向境外提供国家机密，去年四月将他判监十年。师涛的委托人张钰以及大陆代表律师李建强，日前来到香港。他们和香港何俊仁律师星期四一起到隐私专员公署。之后在星期五召开记者会，何俊仁表示师涛家人正考虑控告雅虎香港控股。(录音)
    
    在记者会中有记者问到，由于师涛案件发生在大陆，恐怕取证会有困难，李建强律师响应表示(录音) 。而师涛的母亲高琴声女士在何俊仁等人召开记者会前几天，就已经向本台表示，打算在境外控告雅虎。(录音)
    
    香港立法会议员刘慧卿认为，隐私公署去年曾向雅虎香港索取涉及师涛案件的资料，但至今尚未有进一步消息，令人失望，至于公署会否因政治阻力而影响调查，她说期望公署依法处理。

 

　　

_{《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陈明远著文汇出版社2006年2月版定价：29.00元}

        陈明远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赵丹的女婿，舞蹈家赵青的丈夫，吴祖光新凤霞的义子，而且少年时代曾与郭沫若有过一段“忘年交”（关于这段交往历史的真实性，存在不小的争议）。与著名文化人交往的经历，让陈明远对中国文化人的生存状况有直观的了解，也是促使他对文化人的百年历史进行研究的动因。于是有了《文化人的经济生活》（1898年—1949年）及其续篇———我们看到的这本《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1949年—2000年）。

　　百年来文化人的状况，1898年的戊戌维新是一个起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一条分界线。近年来，民国史成为显学，对晚清及民国文化人的研究也成果颇丰，但1949年以后的文化人研究，由于存在诸多顾虑与限制，一直鲜有人涉猎。一些建国后知识分子的研究多以野史、非常话语、人物个案的形式展开，拾取历史的碎片，来折射拼组出跌宕起伏的时代大气候。这种写史方法也取得了成就，但我总感觉缺少全景式、系统性的研究成果。而陈明远选择了一个特别的视角，从经济层面入手，通过研究文化人经济生活的变迁，来撰写一部百年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史。这是有价值的尝试，其抱负也是值得肯定的。

　　该书对历史资料的占有比较丰富，在叙述历史方面是一个强项，但在探讨历史、总结历史方面的力度和深度较弱。不过通过作者搜集的丰富史料，我们自可勾勒出一幅知识分子全景图。上册书中颇费章节地讲解胡适、鲁迅等文化人的薪水稿酬、日常花销、兴趣爱好等历史细节，那个时期的新式文化人共同的收入就是教授薪俸、讲演和稿酬版税，他们生活优裕、经济自主，如胡适总结的确实是“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到了续篇中，一位生活困窘的诗人写了“屠夫之歌”：“当人猛增、而猪徒减，你满脸红光下巴叠成三层，想捞些油水的都向你膜拜。即使是混毛的浅膘的灰涩的，提着一块走过街上也引来无数羡慕。就在这缺乏上面、私心上面、短视上面，建造起你渺小狂妄的权威。”通过作者对两个时代文化人的白描，我们对他们衣食之外的精神气质、生活环境的差异也就了然于胸。

　　该书叙述建国后20年的历史，尤其是对票证制度、工资待遇、作家稿酬以及物价和人民币演变状况等方面的资料收集，具有极大的价值。

　　书中对“文革”的叙述准确，故事生动，善于细节呈现，堪称为《一百个人的十年》的文化人版。但是对大学学费负担问题的研究章节，显得有些突兀，破坏了该书的整体性。而且，我最想了解的一个问题，即当下中国作家的生存制度，包括各级作协与作家的行政级别，作家的工资、写作任务与福利分房制度，以及随着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的发展，这种制度的逐渐衰落过程，本书并未见涉及。因为在百年历史中，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执笔人，作家们的命运起伏最具代表性，这是一个不小的遗憾。本书的研究截止到2000年，否则一定会加上韩寒的经济生活研究，只有研究了韩寒的经济独立程度，才能深刻理解他对白烨们的决绝态度，理解他“人挡杀人，佛挡杀佛”的原因。

王小波在《白银时代》里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撇开写得好坏不论，小说无所谓真伪。如你所知，小说里准许虚构，所以没有什么真正的小说。但它可以分成你真正要写的小说和你不想写的小说。还有另外一种区分更有意义：有时候你真正在写小说，但更多的时候你是在过着某种生活。这也和做爱相仿：假如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双方都想做，那他们就是真正在做爱。假如他们都不想，别人却要求他们做，那就不是做爱，而是在过夫妻生活。我们坐在办公室里，不是在写小说，而是在过写作生活。”

这句话真是说得惊世骇俗，说得露骨而刻薄，本来意思许多人都懂，可一旦用了这么个比喻，一切就变得入木三分，让人无处遁形。

我不是王小波的崇拜者，但我对他所说的一些话感兴趣。我总在想，写作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不是为了发表，如果不是为了获得别人的承认，那它又为了什么呢？我是个没什么写作激情与动力的人，很多人都说我过于懒散与淡泊，写作没有动力，我也一直以为自己写得不够，太过于慵懒。可我有时也在想，这种动力到底是什么呢？归根结底不就是名利与欲望的诱惑吗？有人渴望成为学界泰斗，有人渴望站在神圣的诺贝尔奖坛，还有人则只是想要被别人不断提起，或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道，我想，这应该就是动力。可我实在是缺乏这样的动力，我总觉得这动力是害人的，是不纯的，我就不信这种人会成为我们精神的导师、文学的大家。

写作如果是靠勤奋完成的，那这种作家也真是可怕。现在许多人都在谈论谁写得多，谁还在坚持写东西，也习惯于问你最近又在写什么，今年有没有出新书？好像不写了就江郎才尽了，总是为自己没出新作而恐慌，怕被新人的出现所淹没。这又是另一种写作的危机，我称之为最没有自信的写作，也就是王小波说的“过写作生活”，是一种靠惯性与勤奋维持的可怕的写作。这样的写作是用数量说话的，当这种写作不是出于心灵与精神的需要时，我更愿意把它称为制造文字的机械运动。

有多少人不是被逼着写作的呢？又有多少作品真是作家自己非写不可的呢？好像还真是不多。要么为名，要么为利，要么为了一种职业的安慰，总要找一点东西来写，聊以自慰，塞人视听。值得安慰的是，我更多地看到了那些从没把名利放在眼里的人写出了真正的作品，而且总是幸运地获得了他们没有想到的巨大的荣誉。

我因此在想，上帝是公平的，他并不偏袒谁，也不陷害谁。如果我是那个监察人心肺腑的上帝，我也不会把最为重要的荣誉授给那些被名利污染了心灵的家伙。那些没把名利放在眼中的人才是我的首选。

我对这个世界充满不解，当我有了一个解，就会产生三个新的不解———

 

在两种语言间流浪穿行

记者：去年十月西沙群岛之行，你脱光了上衣在甲板上晒太阳。同船的作家，只有你不怕南海的阳光。这自然让我想到你的高原背景，你家乡的太阳也是同样猛烈的。作为一个藏族作家，阿坝的藏文化对你的影响，我已从《尘埃落定》中感受到了。你是在汉语和藏语中长大的。你自己说过，看到两种语言下呈现的不同心灵景观，在两种语言间流浪、穿行，培养了最初的文学敏感。你能描述一下你所感受到的“不同的心灵景观”吗？

阿来：语言景观在某种意义上就等同了“心灵的景观”。用藏语，我们生活在传统的世界里；用汉语，我们走向了一个更为宽广的人生。当你能够同时操持两种语言，并能仔细体会时，就会发现，在很多地方，不同的语言表达对事物的认识、对生活的感受时，在越细微的层面，越体现了相当程度的差异。这个差异，大而化之地说，其实也就是文化的差异。语言直接通向心灵，通过不同语言对同一对象的表达与感受，你能感受到不同语言（文化）下可能呈现出差异颇大的心灵景观。

这就产生了一种对比。这种对比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它可以帮助你比较容易地找到特殊性，同时，也充分地感受到普遍性。在我的文学观念里，一个好的文学文本，应该同时包含特殊与普遍这两个特性。

记者：中原汉文化与高原藏文化的差异甚至不比中西方文化差异小。对此你有什么体验和感受？

阿来：在藏区，以汉语表达为主的城镇以及汇聚在周围的以藏语表达为主的乡村，是一种当代的文化景观。数量上看起来，乡村是强大的。但是，在今天这样一个世界，无论是谁都明白，城镇代表了成长，乡村的力量正在衰亡。就我本人而言，这是一种现实的存在。所以，穿行其间，并不特别地感到什么落差。这就像前面说到的不同语言呈现出有趣的对比一样。这种对比也是非常有张力的。

当然，我们会有一个希望。希望城镇在成长的时候，对乡村多一些尊重。希望城镇生活中有乡村生活中那种朴素淳厚的东西存在。但同时，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这样的希望几乎就是不可能实现的。

上个世纪50年代，整个藏区的社会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关于这个变化，我们当然得到过很宏观很官方的解读。但我想从人的命运，以文学的方式入手，来解读，来探究旧制度瓦解的过程，以期发掘出一些更具启示意义的东西。这个想法，通过《尘埃落定》实现了一部分。这实现了的部分，还集中在权力领域中。这也是传统中探讨社会变迁时较多采用的视角。至少在藏区，这个解体过程，还有两个重要的方面，更值得一写：宗教以及僧侣阶层；驿道上的商业和商人阶层。

过去，农村生活或者说农业文明也经历改朝换代的变故。但这个变故一过去，乡村又回到过去的生活方式与秩序里去。这种状况，汉族地区的历史比起少数民族地区更具典型性。但这一回不一样了。这一次，整个中国的农村，没有哪一个民族再能够回到过去了。这一次变化更为深刻。乡村已经失去了主宰自己的力量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乡村的命运是由城市来主宰了。刚建国的时候，是听命于来自城市的政治，现在，则是听命于来自于城市的经济力量的支配。我想，这是中国当下最最根本的问题，而非一个藏民族乡村文明的解体那么简单。

我是《尘埃落定》中傻子的原型

记者：《尘埃落定》是一部经典性的著作。书的语言、构思、人物都是独特的。书中弥漫着的历史感、命运感，是你在马尔康收集材料获得的，还是你内心深处就充满了这样的感受？

阿来：我本人曾经长期生活在书中所写的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当然会给你特别的感受。但更重要的是，这种感受让我深入去研究这一地区的地方史，从书面，更多是从民间的口传资料，这些系统的研究，使你内心那些抽象的东西越来越具体，最后，依托于一个故事，依托于故事中纠集起来的那些人物的命运而呈现出来。

记者：因为是少数民族，你有意借鉴了美国犹太作家与黑人作家非主流作家的经验，譬如辛格与莫瑞森，你借鉴的是他们如何讲述鬼魂的故事。《尘埃落定》中的傻子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学人物，把你的智慧与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我们知道有关傻子的世界名著实在太多，中国作家用这种方法来表达看世界的视角的也不在少数。你的傻子是最富创造性的。你是如何产生这样的想法———要用一个傻子来构思全文并充当主角？受谁的影响最大？你的文学人物会有现实生活中的原型吗？

阿来：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不思考的人才认为自己是聪明的。而面对一个变化日益剧烈的世界，一个人只要思考，就会感到惶惑，感到不解———先不解，然后求解，然后可能解或可能仍然不解———面对这种情形时，人可能就会怀疑自己的智慧，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傻子。所以，我想，如果一定要有一个原型的话，这个原型就是我自己。

因为我对这个世界充满不解，当我有了一个解，就会产生三个新的不解。所以，我老觉得自己是个傻子。

诗之不足，故“小说之”

记者：你先是一个诗人。听说你的小说开始时，是因为诗出现细节性刻画越来越多，又有大段的叙述、描述，这当然不是诗的主要方式，于是你为了这些漂亮的局部罗织故事，把它们串连起来。小说完全来自形式？或者说游戏？你写《尘埃落定》的契机是怎样的？不会是形式触动吧？为什么会写它呢？

阿来：上世纪80年代早期，我就开始写诗了。而且，觉得自己诗写得不错。但后来的确遇到了你所说的那个问题。就是越来越试图把更多的东西放进诗里。但诗歌这种形式，有些东西确实盛放不下，所以，就很自然地开始转向了小说。我最后的诗，写于1992年。1994年，就写了《尘埃落定》。

我写《尘埃落定》的动机，是在面对一座小说所写的那种城堡的废墟时突然产生的。当然，所以能够建构起这个故事，还是得益于多年对于地方史的研究。如果没有这样的准备，任有什么样的冲动，也很难完成这样一个故事。

记者：现在有不少诗人转向写小说，你、韩东都是代表。诗人的抒情习惯，文字很容易脱离小说的细节走向空泛。你的转变过程是怎样的，感到最困难最难克服的是什么？诗人的语言优势你的小说里已有精彩的表现了，你小说里还有什么是诗带来的呢？

阿来：我认为好的小说里面，本来就包含着很多诗歌的元素。同时，这种元素在不同的小说的体现是不一样的。就《尘埃落定》而言，得益于诗歌的，我想一是整部小说有一个好的节奏，再就是小说的隐喻性。

记者：《尘埃落定》写完后，你有很长一段时间处于沉默期，你创作的激情来自于哪里？是什么原因让你这么长时间停笔？是因为从阿坝到了成都，环境改变了吗？又是什么原因促使你提笔呢？你现在的文学观念与你当年在阿坝创作《尘埃落定》时有何变化？

阿来：《尘埃落定》是我的第一个长篇。我感到幸运的是，这个故事让我获得了一次特别酣畅淋漓的表达。这样的表达，情感就像一个湖泊被倾泄一空。以后，很长时间我都没有表达的欲望了。我情感的湖泊需要慢慢有水来注入，直到满溢出来。然后，我才会表达。我不写作，不是因为没有材料，而是没有这种情感需要。所以，我写完《尘埃落定》，就离开家乡，到成都办杂志去了。一边办杂志一边等待情感的湖泊再次满溢。我很高兴，我现在又在倾泄的状态之中了。

我的文学观念没有什么变化。因为我对世界的看法没有什么变化。

重续中国文学幻想的传统

记者：你做了多年《科幻世界》、《飞》杂志的主编。办科幻杂志，看科幻小说，甚至去美国参加科幻小说大会，这些对你的小说创作有影响吗？为什么中国的科幻小说不发达？

阿来：今年，我们创办了第五本杂志《小牛顿》。这本杂志是从海外引进的少年科普杂志。我想，杂志的出版与营销，是我的正式工作。写作，至今还处于一种业余的状态。我想，出版工作并不会对我的写作产生什么影响。我做杂志大致还算成功吧。但我警惕，不能因为一些成功的市场操作经验，而以此影响到我的小说写作。这么说吧，做杂志时，我是一个商人。但写作的时候，我必须把商业市场这些字眼全部忘掉。

至于中国科幻小说的不发达，我想最主要的是中国人科学意识的不发达。其次，中国文学的幻想传统曾有数十年中断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记者：你曾在一篇科学随想的文章中，发出重建中国文学幻想传统的呼喊。关于文学的幻想传统对于当前的意义，愿听听你的高见。

阿来：关于中国文学，我们要讨论的不是有没有幻想传统，而是我们为何丢掉了这一传统，今天又该如何来接续并光大这个传统。从任何一本简明至极的文学史中，都会出现富于幻想性的作品的名字：《山海经》、《西游记》、《聊斋志异》和《镜花缘》等。甚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鲁迅的《故事新编》，也是一部充满了奇丽幻想的伟大作品。只是，在刚刚过去的那个世纪中期，中国文学宽阔河床上浩荡的水流一下被紧紧收束进高高的堤坝之中，众多的支流消失了，这条人工收束的河道以被曲解的“现实主义”来命名。

从此，我们整整两三代人的眼中，再难从文学中看到幻想炫目的光芒，我们的双耳再也听不到想象力优美的吟唱。所以，现在才会有人站在正在重新开阔、重新恢复想象力的文学之河的岸边说：中国文学没有幻想的传统。这妄自菲薄时的大胆确实令人非常吃惊。而事实仅仅是，我们只是在短短的几十年中丢掉了优美的幻想传统。

科幻这个舶来的文学品种，所以在这些年内获得长足进展，就是因为这不但符合科技时代的审美潮流，更暗合了人们对接续幻想文学传统的一种渴望。科幻是幻想文学在现代的变身。 

 作家简介：阿来

阿来，1959年出生于四川西北部藏区的马尔康县。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转向小说创作。获得中国作协第四届少数民族文学奖，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委会委员。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四川省学术带头人。《科幻世界》杂志社总编辑。其主要作品已翻译成世界十四种语言，在二十多个国家出版。

阿来主要作品:

长篇小说《空山》，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阿来文集》四卷，200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散文集《就这样日益丰盈》，2001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小说集《月光下的银匠》，1999年，长江文艺出版社。长篇散文《大地的阶梯》，1999年，云南人民出版社。

长篇小说《尘埃落定》，199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小说集《旧年的血迹》，1989年，作家出版社。

诗集《梭磨河》，1988年，四川民族出版社。

贾平凹的一部《秦腔》，激活了许多批评家的言说欲望，一时间，文坛出现了若干评论文章在诸多评论《秦腔》的文章中，出自谢有顺之手的《尊灵魂，叹命运———贾平凹、〈秦腔〉及其写作伦理》（载《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5期，以下简称“谢文”）,和生于李建军笔下的《＜秦腔＞：一部粗俗的失败之作》（载《中国青年报》2005年5月18日，以下简称“李文”）尤其令人瞩目。这不仅因为两篇文章的作者，都是成就突出、影响广泛的青年评论家；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所写文章的观点，正好是一褒一贬，一扬一抑，而且褒扬则褒扬得充分，贬抑亦贬抑得彻底。这样的一正一反，虽然不是直接的笔墨交锋,但毕竟在无形中构成了作品评价的巨大反差，它们足以使《秦腔》的读者和论者，禁不住以自己的阅读感受为参照，展开一番去伪存真、事实求是的艺术辨析，就中确定哪一种评价更接近《秦腔》的文本实际。

谢有顺：《秦腔》所继承的是《金瓶梅》、《红楼梦》的伟大传统

先来看充分褒扬《秦腔》的谢文。在这篇一万数千言的长文中，论者站在宏大的背景之下，以敏锐而雄辩的笔触，深入揭示着《秦腔》难能可贵的写作伦理。譬如：它不拘泥于国家、社会和历史的单一维度，而是以此为基础，努力向存在、神性和自然四维空间辐射的文学整体观；它在非常短小的时间、非常狭小的空间里，建立起恢弘、庞大的文学景象，通过浑然天成的描摹，抵达生活本质的写实能力；它超越简单、浅表的爱与恨，善与恶、对与错、美与丑，放出仁慈、宽恕和悲悯的目光，打量人世、关照人生、呵护灵魂的博大胸襟；等等。应当承认，所有这些，都可谓持之有据且见地不凡，它们在很大的程度上，发掘出了作品固有的和潜在的艺术价值。然而，即使如此，我仍然觉得谢文未能最大限度地切近《秦腔》，它还算不上是对《秦腔》准确而全面的评价。因为它的全部论述，虽然斜出旁逸，远绍近搜，但却几乎没有一句涉及《秦腔》的不足。而事实上，作为作家新一轮艺术探索的结晶，《秦腔》的缺欠是同优长一样显而易见的。鉴于本文的主旨不是讨论《秦腔》的得失，在这方面，我不作过多的枝蔓，而只沿着谢文的思路举一个例子。按照谢文的说法，《秦腔》所继承的是《金瓶梅》、《红楼梦》的伟大传统。而这种继承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秦腔》和《金瓶梅》、《红楼梦》一样，都以细密、琐碎和逼真的文字，状写了人们可以感知的日常生活，从而保存了一个时代的“肉身”。窃以为，这样的见解是妥切的。但是，不知论者是否注意到，正是这种自觉的继承，使得《秦腔》在《金瓶梅》、《红楼梦》面前，暴露出了自身的缺欠：同样是琐碎的日常生活，同样是逼真的世相白描，后者的人物形象是立体的、鲜活的，潘金莲、西门庆、林黛玉、贾宝玉等主要人物自不待言，即使王六儿、蔡状元、焦大、小红之类的次要人物，亦一概跃然纸上，呼之欲出；而前者的人物形象是扁平的、模糊的，即使着墨最多的夏氏兄弟，也只能说差强人意，更遑论匆匆走过的夏风、白雪、君亭们。作为一部长篇小说，人物塑造得不够丰满，无疑是个很大的问题；而评论文章完全无视此种问题，一味评功摆好，恐怕也不能说是真正优秀的评论文章。

李建军：《秦腔》是一部似是而非、不伦不类的怪物

与谢文的充分褒扬完全不同，李文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对《秦腔》作出了彻底的贬抑性的评价。在这篇不长的文字里，论者结合引用《秦腔》的几个片段，毫不留情地指出了其某些场景和细节的肮脏、低俗与无聊，指出了其某些人物对话的累赘与单调，和某些人物心理描写的夸张与虚假。论者明确断言：《秦腔》“是一部似是而非、不伦不类的怪物：它缺乏真正的小说作品所具有的趣味和美感，缺乏意义感和内在深度，本质上是一部僵硬、虚假的作品，一部苍白、空洞的作品。”质之以《秦腔》的文本实际，我们不能说以上评价全都是凭空杜撰，无的放矢，事实上，它的某些观点确实道出了该作品存在的明显缺陷乃至重要病相。如：对人的原始动物性的过分渲染；对脏污事物和野蛮行为的有意放大；以及一些细节描写与人物性格相脱节、相游离等等。然而，同样必须指出的是：李文关于《秦腔》的否定性评价，是大有一叶障目和以偏概全之嫌的，它并不符合该作品的整体实际。这里，我们姑且不论谢文曾经深入阐发过的那些带有形而上特征的艺术优长，即使单就直观的阅读感受而言，也足以支撑起有力的驳论。因为几乎任何一位《秦腔》的读者都能发现：在清风街缤纷摇曳的生活场景和人物映像里，是浓缩了当下中国农村的基本矛盾和农民的基本境遇的，这当中有欢乐、也有痛苦；有安详、也有躁动；有希望、也有困惑；有寻找、也有失落……所有这些，构成了一部悲凉而沉重的“反史诗的史诗”。这岂是所谓“僵硬、虚假”和“苍白、空洞”可以形容和概括的？由此可见，李文依旧称不上是对《秦腔》的准确把握和公允解读。

戴上有色眼镜的评论家

两位才华横溢的青年评论家，都未能写出真正让人心折的《秦腔》评论，个中原因何在？在排除种种可能的情况下，笔者不得不提出一种说来比较简单，也不涉及很多学理，但或许更接近事实的看法：是评论家与作家之间全然不同的情感状态，影响了前者对后者及其作品的客观评价。

如众所知，从事当代文学批评与从事古典和现代文学研究相比，有一个较大的区别，这就是，前者无法像后者那样，让主体和对象保持一种超时空的审美关系，以利于主体展开客观公允的论述和评价；相反，它因为主体和对象常常是共处一个艺术时空，且很可能在几乎是无法避免的现时交流中，产生这样或那样的情感投资或精神芥蒂，所以，它的种种褒贬和判断，便难免受到一些文外因素，即主体与对象之间情感好恶的影响。这种影响一旦压倒了客观的文学尺度，评论文章的或虚美、或溢恶；或爱屋及乌、或因人废文，便成了必然现象。

评《秦腔》的谢文和李文恰恰在这方面马失前蹄。有许多材料可以证明，谢有顺与贾平凹，一向保持着和谐的创作交流乃至默契的个人往来，说谢与贾属于同一个文人“圈子”也大抵准确。这种“圈子”关系，固然为谢有顺深入贾平凹的文学世界，提供了若干方便；但同时也使贾平凹的文学世界在谢有顺的眼里逐渐变得十全十美，评《秦腔》的谢文，庶几可作如是观。与此相反，无论当事人说或不说，承认或不承认，李建军与贾平凹之间的矛盾、龃龉乃至怨怼，早已有目共睹。此种个人成见决定了李建军在面对贾平凹的作品时，不能不戴上有色眼镜，而评《秦腔》的李文，正是论者戴着有色眼镜写作的产物。应当指出的是，无论是谢文的“一无瑕疵”，还是李文的“一无是处”，都无法揭示并确立《秦腔》的真正价值，而只能“捧煞”或“棒煞”作家与作品。而无论是“捧煞”或“棒煞”，都不过是制造着文坛的虚热闹，而离真正科学有效的文学批评很远很远。

具有真理品格的文学批评在哪里？

平心而论，一位评论家在对同时代的作家和作品发表观感和意见时，要想完全摆脱个人情感因素的干扰和影响，是很不容易的。关于这点，我们只要想想“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昌黎尚且留下了“谀墓”的口实，即使博学正直如闻一多也免不了曾用偏见来误读鲁迅等等，即可不言而喻。然而，正如古人所说：文章———文学乃天下之公器。这也就是说，文学是天下人的文学，而不是哪个人的文学。因此，一个时代的文学要繁荣健康地发展，就必须建立起相对客观而公允的审美坐标，必须有一种超越了个人好恶而体现着公共尺度的文学批评。从这一意义讲，近些年来，一些习惯于“我所批评的就是我”的评论家，将面临着不那么轻松的扬弃和校正。在这方面，他们不仅需要像龙应台所提倡的那样，尽量回避与作家之间的投桃报李、庸俗捧场；更重要的是应当在艺术实践中，努力排除个人的局限、定势、偏见乃至私愤，从而强化文学批评的“公器”意识和科学内质。遥想当年，鲁迅先生与林语堂有着堪称深厚的友谊，但他却没有因此就对林氏不合时宜的幽默放弃批评，相反进行了耐心的说服和坚决的斗争。真可谓我爱朋友，但更爱真理。反过来，因为“女师大风潮”，鲁迅遭受了陈西滢的恶意中伤，只是他并不曾将这种中伤变为私怨，十年之后，当谈到陈的妻子凌叔华的小说时，他依然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这是怎样一种意志与气度啊！正所谓：“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让我们以鲁迅为楷模，努力建设具有真理品格的文学批评吧！

■英语榜说

　　本周小说类排行榜的第一位又回到了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这本书堪称英文小说中最畅销的一本，从出版开始就一直在畅销书榜上停留。这本书不仅仅是为读者做了一次符号学的简单培训，还催生了很多周边产品，包括电影和各类研究书籍。和它有点相似的是《冷血》，卡波特几十年前的旧作凭着奥斯卡的推动杀进了畅销榜单。

　　要了解最近的欧美阅读口味，从书榜上可以略知一二，小说类的题材除了推理言情之外，还加入了历史和宗教的背景，如《情妇的团队》、《武士的遗物》等等。

　　当然，本周畅销书榜上最有趣的小说是斯蒂芬·金的《手机》和詹姆斯·帕特森的《第五个骑师》。《第五个骑师》是詹姆斯·帕特森的女子谋杀俱乐部中的第五本，一个已经康复的病人突然离奇死亡，令医生百般纳闷。

　　这时候，自然需要女子谋杀俱乐部的成员帮助推理断案。

　　斯蒂芬·金写作《手机》这本书的创意来源恐怕是源自他本人对这种通讯工具的抗拒，这位高产的惊悚小说之王居然没有手机，相信是大部分人都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他的故事正是从手机变异开始传递指令，使得大多数人都被洗去了所有人性的意识，只留下侵犯和破坏的冲动。当然，有少数人是没有手机的，却要经过生死搏斗才能逃脱劫难。

　　从通讯工具在人类的生活中出现，各种争议就没有停止过，而不可否认的是，手机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除了联系沟通便捷之外，却也带来了很多麻烦。斯蒂芬·金巧妙地利用了事物的两面性，可以想象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恐怕嘴角是挂着戏谑的微笑，对那些离不开手机的城市人群。

　　　根据亚马逊书店、巴诺书店、北美主要媒体图书排行榜综合整理。

 

　　■华语榜说

　　和内地的排行榜比起来，台湾的榜显得不很活跃，榜单上微妙的变化总是不能让人看出出版势头。比如本周文学榜，仅有一本《野餐男与步行女》挤入末座。这本青春情感题材的爱情小说之所以能吸引眼球，体现了一个“轻”字。不难发现，文学榜单上前几名的书都是以“轻”取胜，《佐贺的超级阿嬷》、《有一天啊，宝宝》、《可不可以不要上班》等，这些看起来很“轻”的文本实际上代表了现代都市人的阅读趋向，繁重的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需要一些“轻松”的读物来调剂调剂。这个趋势已经蔓延了很长一段时间，综合前三个月的情况来看，这是一个“轻阅读”季。

　　非文学榜单则显得很“重”，为什么这么讲，看看榜单上的书不难发现，关于如何赚钱，如何发家等读物吸引了更多的眼球。《穷鬼翻身》、《有钱人想的和你不一样》、《聪明买基金》等很现实题材的作品让人一点都放松不起来。“轻”与“重”形成一个当代人矛盾的阅读关系。

　       据香港、台湾、澳门各地图书排行榜综合整理。

 

　　■总榜榜说

　　潮流营销

_{本周总榜榜首《兄弟》（下）余华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兄弟》来势汹汹，下部的热卖让上部也跟着又火了起来。需要注意的是，作为当代最被期待的作家之一，余华的作品继续引起争议是正常的。网上现在关于《兄弟》下部的讨论已经相当多，不少读者认为下部的力量显得不如上部那么震撼，叙事也稍稍有些仓促了，而更多的网友则表示，买《兄弟》下部的原因首先在于跟上部配套。看起来，不管余华的新小说得到的评价如何，出版社的营销策略倒是非常正确的。

　　营销上同样成功的还有那些从电视上下来的图书———重点当然是“百家讲坛”，《老子与百姓生活》与《历史上的和珅》同时在排行榜上占据高位，电视的影响力与出版商的运作自然功不可没，但更重要的，还是通俗历史阅读潮流的兴起。看看榜单上，梅毅、易中天之类的名字已经成为排行榜的常客。如果没有余华，这些通俗历史读物可能会成为排行榜上最重要的焦点。从包装和制作上来看，来自“百家讲坛”的两本书稍稍有点粗糙，但从对社会潮流的把握来看，我们应该说这些书确实跟进并且引导了主流思潮。

　　现在，通俗历史读物已经成为最走红的图书类型，和几年前经管励志图书的情形有些类似。像易中天这样的学者，居然有两本图书同时上榜，这在以前，大概是不可想象的。当然，走红也有负面效应———大量同类图书的跟进可能会降低此类图书的品质，最终受到伤害的当然还是市场。至于那些刚刚出版了两本书就变成著名学者的作者们，名利来得如此之快也未必是好事———书商开始要求他们以更快的速度推出新产品。长此以往，那些本来起点就不甚高的作品可能最终成为这些人的代表作。

　　和深知市场规则与营销铁律的书商们相比，有的作家和出版社对市场的敏感无疑就差了一些。本周严歌苓的新小说《第9个寡妇》悄然上榜，这与她拥有一群相当铁杆的书迷自然不无关系。有意思的是，出版社和作家本人对《第9个寡妇》进行了并不低调的宣传，与此同时却几乎没有人知道严歌苓的另一本小说《一个女人的史诗》即将出版。现在一个作者同时出版几本新书不算新鲜事，但一个作家推出两部新作却毕竟难得，从市场的角度来看，严歌苓新作的宣传计划显然不够完美。

　　好书需要好包装，坏书也一样。现在的出版人越来越懂得调动市场的情绪，更懂得如何把市场潮流一步步放大。不过小心，放大是有一个限度的，潮流到达顶峰的时候，退潮的日子怕是也就不远了。

　　　新京报图书排行榜数据由北京图书大厦、当当网上书店、王府井书店、中关村图书大厦、万圣书园、三联韬奋图书中心、涵芬楼书店、思考乐书局、风入松书店、国林风书店、光合作用书店、卓越网上书店、旌旗网上书店等提供。

这些年，因写作而打官司的事，时有发生。有的虽未闹上法庭，亦把当事人闹得精疲力竭苦不堪言。如果说文章有抄袭行为，自好作断；不好作断的，是“用小说进行人身攻击”、“以写作出卖隐私”这样的“指控”，这不，最近北京文化圈又传出美女作家赵波的新闻，说是“因为新书《北京流水》描写与海岩、王朔等人的亲密交往而备受争议的女作家赵波”跳楼自杀！后来记者前往采访，才知道跳楼的赵波并未身亡，“身体和精神正在康复中”（见《武汉晨报》2006年2月9日）

赵波跳楼自杀也好，赵波自杀而未身亡也好，总之，赵波为她的新书《北京流水》付出了“代价”。据说，赵波委托她的好友于晨声明说，她长期患有抑郁症，她的新书《北京流水》某网站连载后，网友的评价非常激烈，有些不太善意，指责她出卖隐私。当时赵波的心情很不好，在无意识的状态下跳楼自杀。还据说，《北京流水》被称为“女作家的私人生活日记”，记述了赵波从上海到北京5年的生活与情感感悟，描写了赵波与海岩、王朔等人的许多亲密交往内幕，“其中海岩给她发黄色短信等内容在读者中引发很大的争议，不少人抨击赵波靠出卖自己的稳私获取读者，哗众取宠。”

看来赵波确实被网友抓到抨击的“软肋”。毋庸置疑，这些年文学写作确实有“娱乐化”的倾向，娱乐的极致便是人本身的被娱乐。然而，被娱乐的人未必乐意，即便被娱乐的人乐意，那些“跳出三界”的读者未必乐意，于是就有“各种说法”，诸如靠贩卖隐私而沽名钓誉啦，侵犯人的隐私权啦，等等。文学写作娱乐化的同时，是作家的明星化。既是明星，当然要把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公布给读者。有没有作品是一回事，作品好坏也是一回事，读者知不知道却是非同小可的，既然没有了对生活的想象，那就干脆把自己的生活“向读者来个汇报”。可惜的是，作家明星化不是每个读者可以接受的，作家明星化带来的读者批评自然就更多！所以遇点批评就跳楼，实在“太亏”。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话再说回来，身为名人，必处人们的争议之中，何况网上还有大量的以名人为取乐对象的“网上油子”！所以名人比起普通人，是需要更强的心理承受力的。加之现在作家正处于向明星化“转轨的途中”，有的已完成了明星化的“转轨”，作家没有一定的心理承受力，是万万不行的。

看来作家明星化并非善事，有意将自己明星化的作家更是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