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普通政党，而是一个非武装的军队，它有坚强的组织和纪律，有巧妙的宣传技术和策略，攻击计划一定全体动员攻击，作宣传战，故可积非成是，指白为黑，一般人民不明事实底细，易受其骗，它认为欺骗得了人是有本领，若以一般道德标准去衡量它，那你已经失败了，它所动员攻击的对象，一定是它的劲敌，可无疑义。
家兄果夫协助蒋公从共党手中夺回本党党权
十三年本党改组，采联俄、容共、农工三政策，若总理健在，共党绝不敢如此嚣张，不料十四年总理北上而逝世於北京，鲍罗廷遂勾结汪精卫，采取拥汪倒蒋政策，当我於十四年底奉蒋校长迭次电召赴粤，遂被强留任校长办公厅机要秘书，是时蒋校长处境十分艰难，胡汉民先生被赶走，廖仲恺先生（蒋校长最好朋友）被刺死，老同志被称为西山会议派者，都不敢来粤，蒋校长虽军权在握，统一了广东，但在「以党治政，以政治军」的口号下，蒋校长随时可以被汪免职，因党主席、国民政府主席、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及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均由汪兼任，而实权则属於俄顾问鲍罗廷与季山嘉。蒋校长曾一度被迫赴俄，随行者唯我一人，幸我竭力劝阻，未成事实，唯以放逐未成，遂有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之事变，此一事变，幸蒋校长先下手为强，共党之阴谋失败，本党始收回党权及政权，蒋校长乃得兼任本党中常会主席、组织部长、军人部长，此时张静江先生及家兄果夫均被邀赴粤，旋即由张静江先代中常会主席，家兄代组织部长，本党党权遂由共党手中夺回，而组训工作亦由此开始，当时协助家兄工作者有萧铮、郑异、段锡朋、余俊贤、骆美奂、王乐平、曾养甫等，均本党之斗士也。亦即共党所指称为CC派之中坚也。
鲍罗廷遇到了劲敌
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事变之成败，为本党战胜共党，亦即北伐之能否开始之重要关键，蒋校长不愿使此事扩大，而使共党仍与我合作共同北伐，使苏俄之军事援助以供北伐者仍能来到，乃为极高明之一著，於是夺取中山舰三人中之一的欧阳格被捕了，国共合作北伐之合约订立了，唯独热心做领袖而愿将党权奉送共党之汪精卫，则知罪出走香港，使党政各主管能顺利地全部改组，为与蒋公合作之人继任，例如谭延闿之国府主席、李济琛之军事主任、党中央各部主管重入本党同志之手。苏俄中央亦不愿放弃唯一的东方盟友，鲍罗廷仍继续任中国共党的督导者，以谋再度夺取政权，不料遇到了反共最厉害之张静江与陈果夫二人，前者对鲍毫不客气予以责备，後者埋头苦干以奠立本党下层基础，因此鲍发动反张运动，其口号为打倒「昏庸老朽的张静江」，後来静江先生在上海见到了我，笑语我说：「如果我真的昏庸与老朽，还值得打倒吗，我老朽则有之，昏庸则未必！」共党遇到了劲敌，才会动员党员诬蔑他，打倒他，可见张先生与家兄二人是对付得了鲍罗廷啊！
十六年清党何以顺利成功
清党之役之所以一举而成功，全靠四种力量之结合：㈠本党元老之打头阵，此则全赖中央监察委员张静江先生与家兄二人深悉共党之阴谋，促使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等均公开出面反共；㈡西山会议派一向在广东以外地区，反对广州之容共政策，而怀疑蒋公为亲共者，及三月二十日之事变发生及戡平，始了解蒋公为反共者，唯尚在怀疑何以北伐进行中蒋公仍与共党合作，到了清共，都全部归队，成蒋公之助力矣；㈢在三月二十日事变之前，组织部为共党杨匏安任部长，各省党部委员（地下工作者）过半数为共党份子，及家兄接任代理部长後，经训练而派往各省党部属委员，清党时本党同志已占了过半数，而已有力量克制共党。㈣军队方面政训工作，共党份子虽为数不少，但军队长官都讨厌政训人员之替共党宣扬，故一经中央决策反共，政训人员全部失势而反正。至於国共之开始决斗，早在十五年底，当蒋总司令乘兵舰过安庆时，当地党部开群众大会欢迎蒋总司令，在会毕後，本党同志与共党决斗，事前我与杨虎均随侍蒋公在舰上，安徽同志们上船向杨虎（安徽老同志）请示，谓彼等受共党之压迫已久，是否可以乘此机会反击，杨不敢回答，就商於我，我说：「可以，唯必须在蒋公离开会场之後。」其结果，本党同志打胜了，此为国共斗争之开始，亦即对共党方法之示范也。
CC名称从何而来？
北伐完成之後，中央召开全会，家兄认为以往本党同志在军阀势力范围之下，从事党的工作，而不能用本党名义，否则难以存在，故各地用各种不同名称，以资掩护，而经组织部备案者，例如华北有兴中会、实践社、大同盟等，长江一带AB团、学术研究会等，今则国家统一，一切都可以公开，此类小组织，自无存在之必要。家兄乃联合若干中央委员，提案主张取消一切小组织，经会议通过，通令施行。唯华北兴中会、实践社，不肯遵令登报取消，中央遂派我去北平查明此事，始知彼等受共党之挑拨，谓中央自己有小组织，名曰「中央俱乐部」，英译为Central Club，简称CC，为何一定要你们取消，你们不应该「上当」」，此一捏造之谣言，居然发生影响，经我解释後，两小组织领袖张清源、童冠贤始了解受骗，遂登报取消。但此一CC名称，中共後来改为指陈果夫及陈立夫（陈氏之英文名Chen，称两陈用CC），用以挑拨本党内部，因当时家兄仍在代蒋公为组织部长，而我则由组织部调查科长调任中央秘书长，我兄弟二人，整天均在中央党部办公，为老党员办登记，对新党员之大量徵收，一切党内法规之订立，党的调统工作日见其成效，党的组训及宣传进入系统化，以上均使共党畏惧者，故以CC名称集中攻坚，并用以挑拨离间本党内部，少数不满本党党员分子不察，亦借用此一名称，以泄私怨，CC名称遂不踁而走矣。後来又用「四大家族」，以攻击本党及政府，其中亦包括陈氏在内，可见反共最力者，共党知之最深，而以头号敌人视之也（以今日国际情势大变观之，家兄与我乃为先知先觉者），其实稍一静思，即知CC为共党所伪造者，其理由如下：
㈠本党总章，明文规定不许有小组织，焉有党掌理组织者，自己反而违纪搅起小组织之理。
㈡党的英明领袖，绝不容许部属搅小组织，而不予惩处，否则他自己犯失察之罪。
㈢以戴笠调统工作之严密，其能放过CC而不深究吗？难道找不到一点证据吗？
㈣我兄弟二人，民族观念很深，即便有之，亦绝不会用英文来命名自己的小组织的。
有此四点，可见CC，绝对为中共所伪造，无而为有，久假成真，亦不得不佩服共党宣传之高明，际此我的回忆录出版之机会，为使国人咸知CC名称从何而来，以真相向大家报告，俾历史学家不再为其所欺，则幸甚矣！
何以「四大家族」亦有陈氏在内
本党自兴中会开始组织成立以来，所有参加份子均为慷慨赴义之士，抱牺牲生命之精神，一向不重形式，若欲与严密组织之共党斗争，绝无胜利之可能，所以家兄自代理组织部长期间，乘此北伐胜利时机，建议蒋公大量徵求青年党员，以充实本党在各省市之基础，并一方面订定一切有关组织训练及选举之法规，使本党各级逐渐成为现代化组织之党部，另一方面组织部成立调查科，专事对付共党之组织而予以破坏之，此一工作，则交由我负责推行，一正一反，使共党知所畏惧，不敢放肆，各下级党部均附有调统部份，故本党亦渐渐成为反共之战斗体。而吾兄弟二人亦成为共党攻击之目标矣。
吾兄弟二人少承祖训：
「寿本乎仁，乐生於智，
勤能补拙，俭可养廉。」
故一生忠勤职守，廉洁自持，为众所周知者，唯对於国家财政金融制度之不合乎国情者，不得不建言改革，期能合乎三民主义之原理，而不为帝国主义者用以剥削殖民地人民，其性质为纯粹商业，对於工业农业，毫无好处。我曾著文批判之，及蒋公在江西剿共，亲见农村无金融机构，始悟国家应有利农之金融机构，乃派家兄担任农民银行董事长，始将该行之百分之百的商业贷款改变过来，以利农民，中国之合作制度亦为家兄所首倡，故又使兼合作金库董事长，其後复使兼任交通银行董事，共党遂利用此一机会攻击家兄在金融界之地位与力量；而在《蒋宋孔陈》一书中，陈家亦被列入攻击为四大家族之一，共党之恶毒有如此者。
共党青年纷纷来归
我方之反共系站在中国文化观点，故对於共党青年予以自新之路，凡来归者不咎既往，而予以中国文化及历史课程之补习，并任用彼等於各级党部，先後来归者为数约一万五千余人，此为共党所最痛心疾首者，後来共党之特务工作首领顾顺章，亦由武汉调统工作主管蔡孟坚同志所感化，暗中来归，使共党在各地特工组织，为我方一网打尽，周恩来在上海如慢了五分钟，亦可能为我方所捕获（此乃周恩来在政治协商会议宴会席上亲自告我者），此者，共党之所以恨我兄弟二人最甚之极大原因也。
以理论打击共党由我开始
我人之反共既基於中国文化，我遵从中国文化之根源——易经——找到唯物史观之错误，生存才是进化之中心。生命必须包括心与物二者，亦即国父所发明之生元（生命的元素），具有心物二者，而非唯物，依「孤阴不生，独阳不长」之原理，只有「唯生」，才能存在，遂著《唯生论》，由理论方面从根驳斥之，共产党曾下令党员著文攻击，唯无一能驳倒我的创见也。共党因此更增其对我之仇视，家兄除对本党扩大及坚强组织外，对於本党财务方面多多策划，使华侨捐款善得其用，例如南京城内自南至北之中山马路、阵亡将士公墓、中央广播电台，及华侨招待所等建筑，均由华侨捐款所造成，华侨之四海归心，亦有助也。
顽固份子与自由份子
共党後来又以CC为顽固份子之代表，有别於其他之自由份子，其实坚信三民主义份子而永不动摇者，为共党所最怕，称之为顽固份子，择善固执而已矣，国人不察，人云亦云，以致CC、四大家族、顽固份子之称谓，均加之於我兄弟二人之身上矣。
为本党培植基本政治干部
家兄开始本党的组训工作，前已言之，在与共党斗争中，深切了解本党如无强有力之干部，则难以生存发展，遂建议中央有党务学校之创立，由蒋公任校长，其实际工作则由家兄任之，後来改称中央政治学校，其业务仍由中央党内元老所组成之校务委员会主持之，我亦为委员之一，由於家兄及我对元老之尊敬，使彼等均愿出尽心力，以助校长蒋公，故一切进行颇为顺利。
政治学校除一般有关政治学科之外，另设地政、合作、新闻及蒙藏等学院，均为其他大学所无者，家兄一生所化精力最多者，亦即对於政校，其对於学生之爱护亦逾寻常，学生亦事之如父兄，故共党亦诬称政校师生为CC，党校、政校毕业生，对党国之贡献至为伟大，兹不赘述。
总之，反共之实际工作，吾兄弟二人均力尽棉薄，并以至诚至仁之心怀，善待同志，使彼等能忠於党，忠於领袖，共同为实践三民主义而努力，不明事实之人，以为你兄弟二人，若非有小组织，何能指挥同志如此之顺遂，殊不知「至诚动人」之明训使之然也。「蒋家天下陈家党」，遂遍传於天下矣，建党救国，为吾兄弟二人之素志，毁誉非所计也。
於国事而言
㈠打天下靠军事，治天下靠经济。国父是经济长才，而乏军事长才为之助，故不能得天下；蒋公是军事天才，而乏真正经济长才（尤其於抗战胜利後）为之助，故得天下而复失！
㈡蒋公从北伐开始，以至於占领北京，莫不身先士卒，以寡敌众，智勇兼备，应用有方，故能对军阀各个击破，整个作战时间不到一年，开吾国历史之先例，可称军事天才，为众所悦服，出民水火，功垂史册。
㈢蒋公出身军事，威胜於信，军阀之来归者，畏威而非心服，而真正革命部队原非准备成熟而出师北伐，故相形之下，基本部队人数，不及来归者之多，引起来归者之野心，有机纷纷叛变，幸革命部队，能以一胜十，加以敌人阴谋，吾机要科均能以破译密电早呈诸蒋公，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矣。
㈣本党老同志之在党内有力量者，不能秉公为蒋公助，甚至勾结军阀、共党、日本如汪精卫者，以对付蒋公，故蒋公无时无刻不在三面作战，真所谓坚苦卓绝，幸蒋公为实行国父遗嘱之信心坚定，不屈不挠，卒能开成国民会议，公布训政时期约法，及废除不平等条约，进而制成宪法，进入宪政时期者，实非易易，其功不可没。
㈤抗战开始，共党虽宣言共同抗日，其不守信，早在蒋公预料之中，唯吾方军力尚能控制，故无大碍，苟胜利後，我军事方面不自大轻敌，处理游击队有方；经济财政方面，不采取措施，造成民怨；外交方面不使美国居间，予共党以争取时间良机；党务方面，不让友党以国大席位，及早告知李宗仁此次不要参加竞选，则大陆之失，必能避免。
㈥所有帝国主义者，在我国失去既得之权利，心孰能甘？故凡共党造谣攻击本党及蒋公者，莫不为之转播，积非成是，解释为难，而共党得其利矣。
㈦政权之维持，不能靠军队，如施政有违民心，终必失败。盖军队亦为人民所组成，而违民意之措施，乃自杀也。「兵败如山倒」者，无斗志以拥护其不愿拥护之政权也。故曰：「得民心斯得民矣。」
㈧为领袖者，必须亲贤人，远小人，无丝毫自私之心，庶能领导他人，以成大业，蒋公不嗜杀人，而好使部下力量对立（如党与团、政校与干校等等），虽双方均对蒋公拥护，终致力量抵消，效率低落，非良策也。
以上数点为余所能见到者，是否有当，仍请读者指引。
节选自《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第8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