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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December 8, 2008October 30, 2018

张耀杰：千古“绝”唱–八荣八耻扒手歌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知识分子大规模介入实际政治，虽与国势阽危、救亡图存这一特殊背景有关，却也反映出当时的“知识群体”，“他们以一种特有的敏感体验到自己祖国的命运”（雷蒙•阿隆语），抱有传统的“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以

今年2月15日至23日，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特使第五次访问了中国。和以往几次会谈的结局差不多，特使归来后表示：双方仍然存在着“基本分歧”。这即是说，新一轮汉藏对话又失败了。

早在2002年西藏特使第一次访华时，笔者就曾在《西藏问题不是一个孤岛》一文中直言不讳地指出，这是一场“假戏”。年复一年，这种“假戏”不但没有如人们所希望的那样“真做”起来，反而越唱越假了。

为什么毫无谈判诚意的中共，会有和西藏流亡政府不断玩弄谈判游戏的兴趣？谁在这种谈判游戏中受益？

◎ 从“城下之盟”到无疾而终

要深入认识今天汉藏谈判的游戏性质，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历史。1951年5月23日，在解放军大举进入西藏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西藏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这个在刺刀威胁下被迫签订的协议，被西藏流亡政府视为“不平等条约”。

由于中国当局肆意践踏协议内容，在1959年血腥的“平叛”之后，达赖喇嘛逃亡印度，成立了西藏流亡政府。此后，汉藏中断接触近二十年。在毛泽东执政时期，中国政府一直实施镇压西藏文化与民族特性的政策，汉藏谈判完全没有可能。

七十年代末毛泽东去世后，继任的中共领导人着手拨乱反正，对西藏政策有所检讨，与达赖喇嘛中断恢复接触。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新华社驻香港社长李菊生与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先生进行联系。1979年，嘉乐顿珠访问北京，此后，除了达赖喇嘛本人以外，达赖喇嘛在国外的亲属都曾以代表团观光的身份，回到西藏参观探亲。

1980年4月，胡耀邦领导下的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了“西藏工作总结报告”。1981年7月， 胡耀邦接见了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提出了关于达赖喇嘛回国的“五条方针”。尽管胡耀邦的“五条方针”也有一定的局限，其中关于不准达赖喇嘛回西藏居住一条令藏人难以接受，但当时双方都还有相当的诚意和信心。

遗憾的是，胡耀邦个人对西藏问题的开明看法，无法在当时保守势力强大的中国实行。不久，胡耀邦就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他下台时最大的罪名就是在西藏实行贵族主义政策，没能采取强硬政策。

到了八十年代末期，以赵紫阳为首的中共开明派执政。当时整个社会都在探讨新路子新思维，中国政府宣布愿意与西藏人谈判，西藏问题看来有一线解决的希望。但是，中共保守派设置了种种障碍，要求：不准任何外国人参加谈判；连西藏流亡政府的成员都不许参加，因为中国不承认这个政府；任何曾经支持西藏独立的外国人都不得参加晤谈。这就是说，他们只肯和达赖喇嘛一个人谈判。这些是西藏方面无法接受的，因此导致谈判夭折。

◎ 近年来立足于一个“玩” 字

1989年“六四”镇压之后，赵紫阳等中共开明派失败，保守派掌权。苏联的解体令中共吸取了不少教训，他们因此要严防国家分裂。在经济发展、军事强大的形势下，大中国民族主义更为嚣张，因此，中共时刻警惕，不给有可能带来国家分裂的西藏流亡人士开任何口子。从1993年开始，西藏流亡政府和北京政府之间完全终止了接触。

直到2002年时，嘉乐顿珠又一次以个人名义访问中国，再次打破了中藏关系关闭了多年的大门。尽管中国方面没有诚意，但“汉藏对话”的好戏却连续上演，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尽管会谈一次接一次举行，但就公布出来的材料看，中共对“汉藏对话”毫无诚意。

第一，他们一直不承认罗地嘉日等代表是达赖喇嘛的正式特使，而是把他们矮化成回国观光的“西藏同胞”，只是“一些同达赖喇嘛关系密切的人”而已。特使只能以私人旅游签证入境中国。

第二，他们完全无意和达赖喇嘛特使谈实质性的问题－－即全世界关注的西藏自治、人权和文化保护等问题，而是转移话题，说要帮助西藏特使“了解祖国的发展”。于是，两个民族之间有关历史冲突的对话，被变相搞成一次次观光旅游活动。

例如，2004年中国当局曾让特使观光北京承德避暑山庄满清皇帝的宫殿，2005年这一次，让西藏代表见识了桂林山水。当局招待特使吃吃喝喝，却根本不提汉藏两族的实质问题。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和西藏政府的谈判游戏，立足于一个“玩”字。

就这样，中国和西藏之间的谈判，从五十年代初期刀光剑影的“城下之盟”，到八十年代出现一线光明的转机，至九十年代后，中国军力强大，民族主义情绪抬头，所谓的中藏谈判，就成了被中共玩弄于股掌的“谈判游戏”。

◎ 谁是“谈判游戏”的受益者？

不管中国政府多么无诚意，能够把他们拉到谈判桌前来，仍然可视为西藏流亡政府的一个成功。这是一个势力相差悬殊的谈判，弱小的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寄人篱下，没有自己的土地、军队和经济势力，本来毫无与强大中国谈判的本钱，但是，由于西藏人长期在海外活动游说，获得了西方朝野的广泛支持和同情，加上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桂冠，这就使西藏问题进一步国际化，使汉藏谈判成为人心所向。

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不能再像毛泽东时期一样闭关锁国。在经济和政治上逐步走向世界的中国，不能不顾忌国际形象。于是，为了给包括前美国总统在内的西方要人以面子，也为了降低统治西藏的成本，已经变得相当实用主义的中共，就采取了一种狡猾而灵活的手段，在国际社会众目睽睽之下，煞有介事地做出这种积极的汉藏会谈“秀”。

这样演戏的效果非常明显。这几年来，为了营造良好的谈判气氛，西藏流亡政府改变过去揭露批评的态度，放弃一切示威游行活动，并呼吁西藏的支持者停止一切抗议中共的行动。

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谴责也因此减少，因为汉藏对话是世界各国多年来一致希望看到的情景，如今中国政府成功地给表演了。尽管多次对话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看不出任何实质意义，但国际社会把希望寄托在未来，因此不再对中国政府施压。

中国政府因此树立了自己的“开明”形象，减少了国际压力，成功地拖延了时间。在一次又一次的“谈判游戏”中，众人瞩目的达赖喇嘛一年年衰老，西藏文化一天天消失，……。

毫无疑问，这种谈判游戏的得益者，只能是中国政府，绝不是西藏人。由于利益所在，中国政府对这种游戏还会乐此不疲，继续下去，而归乡心切的西藏流亡政府。也只能寄希望于双方更多的接触和会谈。

对此，笔者仍然坚持自己一贯的看法：“西藏人其实并没有太多的选择，他们只有和中国人民一起争取民主和人权。整个中国的民主制度建立起来之际，才是西藏真正自治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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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动向》  2006年3月

   昨夜梦见了胡佳，他仍是那样微笑的样子，身上常背着的鼓鼓囊囊的旅行包没有了，只是笑，而且轻灵。这个苦行僧，这个佛教徒，这个我做艾滋病工作时的战友和同事，这个让我敬佩的兄弟，就这样从人间失踪近四十天后，闯入了我的梦中。
    
    我的梦太多，从年少到今天，做过无数的梦。语云，至人无梦。看来我今生今世做至人是无望了。但我的梦常有神奇之处，它必要时提示我人世的消息、提示我做人的羞耻，并抚慰我内心的伤痛。记得十年前，我梦过罗志田先生给我写信，那时的我只见过罗先生一面，这个据说是余英时的高足还没调到现在的北大任教，他还在四川大学写他的漂亮文章；我梦见罗先生写信的第二天中午即收到了罗的信，我把这一情形告诉罗志田时，罗回信说，不奇怪，过阴之事从古至今都有。五年前，我梦过江总泽民先生，梦中情境的羞耻感醒后难忘，我为此还写过”越轨三章”的文字。三年前，刘波在去国之前，曾跟我探讨过藏传佛教中密宗的中阴救度问题，他希望我能把法国大哲柏格森的生命理论跟藏密的问题联系起来研究。
    
    我其实心性懒散，有如此神奇的经验，却也没把它打开成就一个世界。正如有朋友常说我早被上帝捡选却迟迟不皈依一样，我似乎有异能而投闲置散。像鲁迅说的，时而峻急，时而随便。事实上，我觉得我就跟中国生活一样，完全属于自然的因果序列。缘起而生，缘尽而灭。其中的因缘自然发生，我不会刻意地选择或决定明天的样子。就像目前的和谐社会，它的全部含义有如奥登的一句诗：”我们必须相爱或者死去。”我愿意说，这一句诗比当下中国所有的精英所说的还要精辟。
    
    我没想到会梦见胡佳，虽然我一直想着他。在胡佳上千个朋友中，我实在算不上什么。他和他的朋友比我更有行动能力，更有表达自己的愿心，更有从细节上服务于中国社会的意志，但他闯入了我的梦中。这个高尚、纯粹、勇敢的年轻朋友，比我认识的许多学者教授更让人尊重。他似乎是佛家所说的火宅里的生命真火，在天地闭的法灭时代仍不肯忘情，一直处于燃烧之中，自燃燃他，他感染了很多人。我见过他在凤凰电视台讲演时的情形，比我在凤凰的世纪大讲堂讲得好得多。我看见台下的听众听胡佳演讲而泪流满面的画面。我在大讲堂演讲之前，曾子墨还把窦文涛捐的一千元托我转交给胡佳。
    
    我梦见了胡佳，我只能像《思旧赋》那样开始即结束，我不能像鲁迅那样写他的微笑，隔世的春天，刘和珍君，龙华的桃花……我想起两年前写的诗——
    
    你是离开了。你是成人的辛劳、悔疚
    
    所不能拥有的完整，你是圣贤心里
    
    最高的完成，你的微笑是最终的。
    
    什么时候胡佳能够回来呢？我没有参加他和金燕的婚礼，我还欠他们一笔债呢。

赛宗寺案

　

阿旺顿珠，1965年出生于青海省安多地区。1985年进青海省海南州兴海县赛宗寺修读佛学理论，毕业后成为该寺庙的上师。他于2002年6月遭逮捕，2005年6月11日获释。阿旺顿珠至今仍然不能回赛宗寺。现与家人居住于安多。 格桑顿珠，1960年出生青海省安多地区。他于1980年进青海省海南州兴海县赛宗寺修读佛学理论，当他修读完所有的课程，仍继续留在该寺庙担当11门课程的高级佛理教师。格桑于2002年6月被逮捕，2005年6月11日释放。现与家人居住在安多，但仍被禁止回去赛宗寺。 格西扎西坚参，1964年出生青海省安多地区。1986年到青海省海南州兴海县赛宗寺出家。同年进图森云丹佛学院进修佛学，在他完成所有的佛学课程后，格西扎西坚参开始编辑《日月光泽》杂志，该杂志被认为涉及抨击中国政府内容。格西扎西坚参于2005年1月16日被拘捕，刑期至2008年1月。 楚群佩杰，1967年出生于青海省安多地区。他自小进青海省海南州兴海县赛宗寺学习，他修读完课程，楚群成为喇嘛殿里的寺庙杂志编辑。他于2005年1月16日遭到拘捕，刑期至2007年1月。 洛桑达杰，1968年出生于青海省安多地区。他自小进青海省海南州兴海县赛宗寺学习。他是一个天才唐卡画家，又是西藏文学与占星学的奇才。他自创编撰了一套新的占星历法。2002年被中国政府拘押了1个月。2004年成为负责赛宗寺的杂志副编辑，洛桑达杰于2005年1月16日被拘捕，刑期至2007年1月。 赞普加措，1979年出生于青海省安多地区。16岁进青海省海南州兴海县赛宗寺修读佛理。他在兄格桑顿珠门下完成所有的佛理课程，并成为班上的班长。2004年，他是该寺庙的杂志编辑之一，于2005年1月16日被捕，刑期至2008年1月。 图桑赞登，1973年出生于青海省安多地区。1990年进青海省海南州兴海县赛宗寺学习。他在叔叔格西扎西坚参门下修读完佛理课程。在这期间，他还学习梵文、作为西藏著名学者PANG LOTSA WA的继承人学习藏语写作，以及在寺庙里教习书法。图桑赞登于2002年第一次入狱，被拘押2个月并罚款3000元人民币。2004年成为该寺庙杂志副编。于2005年1月16日被拘捕，刑期至2008年1月。 （井蛙译） Eenglish

 毛润之的语录发行量，据说堪比《圣经》，可谓让他另外一种意义上中饱私囊，提供一个与众不同的雅窃的名声。与如今这帮明火执仗的抢劫的执政集团相比，他似乎要不那么露骨一点，但窃取和掠夺他人利益的行径，是先天决定的。说“先天”，是因为共党集团建立的所谓社会主义社会，天然的便是以掠夺别人的利益开始，伴随无所不用其极的奴役手段，来巩固其巧取豪夺得来的不义之财。毛润之的语录堪比《圣经》的发行数量，但毛语录的发行数量，是用各种名义公款购买来进行发放的，即花纳税人的钱购买。这就是说，你现在如果还被强迫学习邓理论，江三表，胡讲话，那么就是在花自己的把自己变成一个十足的瓜娃子，是典型的被别人卖了，还帮着别人数钱。当然这其间最大的被奴役者，便是始终处于利益分配边缘的老百姓。
 余生也晚，蒋中正的语录记不着几条，因着成王败寇的原因，漫画式的“娘希匹”成了蒋去台后在大陆留下的惟一遗产。颇为吊诡的是，这声没有教养的“娘希匹”脏话，拿来骂当今执政者的贪婪是再好也没有了。昨晚继续看齐鸿一个小众的《城逝记忆》讲座，看成都市当政者的一些不堪的作为，看李拆城（成都市目下的当政者名李春城，老百姓如此称呼他）们的畸形政绩，看到大批的成都味道急剧消失，你分明感到自己正和这座城市一起经历前所未有的疼痛，内心的难过，无以名状。
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领导，都是以管制奴役人，给人穿小鞋，把下属当作自己夜壶的狗娘养的人，所以鄙人在敝单位包括所有社会生活中的一句口头禅便是：得罪人是我的工作，修理领导是我的娱乐。领导不是拿来尊敬的，因为他们大多不值得尊敬。同理，政府不是拿来供着的，用美国学者和民众的说法便是，政府天生有一种胡来的邪恶倾向，用我的说法便是，天下恶行，政府做得真可谓全家死绝。
 因着蒋中正先生的“国学“——“娘希匹”，想起八九时我赠送敝单位领导的“不对”（从对联的技巧说当然不对）之对（从内容上说，真是非常对）：上联是“比根中指姆”，下联是“骂声娘希匹”，横批：“向领导致敬”。刚好看了乱拆迁的成都市政府的恶行，骂了他们的“娘希匹”，想起被自家豢养的狄更斯（政府也是纳税人豢养的，请注意这一事实，政府是从来没有能力养民众的，那种所谓拿共产党的钱骂共产党的奴才说法和想法，除了让人想起你进水的猪脑子以外，实在别无馈赠）痛咬，同时常被自己所养的政府无所不其极的伤害，那么就让我对政府“骂声娘希匹”，对狄更斯“比根中指姆”吧。这图片是“城逝记忆”的齐鸿拍摄的，他所拍的我与狄更斯的照片，因太大而无法上传，甚是遗憾。权且上传一张“比根食指姆” ，以表达我对政府和狄更斯走样（因为不是比的中指，不够原教旨，很对不起政府和我家狄更斯，因为不够正宗）的敬意吧。

鄙人在美国科学史家科恩签名照前，举着伤痛的食指，向我的政府和我的狗狗狄更斯，致以走样的“比根食指姆”的敬意。齐鸿摄。

杜甫，之所以留名，就是他老人家讲究“公正”。以诗来论，大约只有“诗言志”可以用作评论其文学造诣，抒发天下不平的感怀。“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也不过是自己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时自冷所叹。能把公道入诗且隽永传唱，杜工部当为天下第一，也是历史第一。不像屈原只哭亡国之悲亡朝之怨，缺少天下感，也缺少万民同乐的瞭望。草堂，当经受不了风雨千年，如今还能矗立在心目中。没有关于“公正至上”的流连，谁还可能一返再返呢。可见“公正至上”并非令人当今才忡忡惦念。

“公正至上”，当下简直是用来美容的鼻烟壶，可以把玩得很呐。如果回头看历史，历代王朝有否公正呢？可是作为匾额，这样的标语何尝不挂在威权头顶上“至上”呢？这等连皇帝都会拉闲篇的话头，可供天子使用，也可守放在上帝那招牌，可以让冤死鬼生生不息，也可以让朕们辈辈相传。即使那位“先行者”孙中山，“天下为公”的条幅历史地挂在地标上，可还是揪心地让效忠者按手印做宣誓么！时人和后人都明眼看出袁世凯称帝为着二代三代地专权，可他老人家不也是虚怀若谷地搞民意办公推么！

睁大眉毛都能看出来的事理，画上深沉的眼影，就能把瞳孔搞明白了？即使不谈千百年来是否共识出来“公正”，或者说搞清楚什么叫做“公正”，就说如何实现“公正”，或者说是否加工公正的一套金刚钻，我的怀疑都还要估计估计。比如，就杜爷抑扬顿挫的排词，全天下人再努力睡上个千多年，醒来看到的，就算没有嫔妃陪同，也可“陪同的还有……”吧。倘若能追随李白李爷“万寿无疆”地“永远健康”，或者陪酒、陪叹、陪怒地与白先生逛乐府，大概不会“千呼百唤”呐，一伸手，杜爷就把那小妞抓下来了嘛！

杜爷当然很知道自己的才华，否则他老人家一定替别人免费写状子，当然或者练一身木工的匠气做房地产慈善商啦。杜爷的本事在于“知其然”不必“知其所以然”，所以中国的历史还是停留了那么久。另一个悲怆就是马克思，据说他发现了“所以然”，可还是没找到何以不“然”，于是资本主义又高歌猛进地发展了一百五十多年。历史很沉痛呀，可能痛得很痉挛，当然，也可以觉得痛得很思想，甚至觉得能痛得很诗篇，浩浩荡荡、洋洋洒洒。及至如今，还以为自己是一个浓缩的毛主席，尺寸没那么魁梧，却袖珍得更精华。

以秦香莲为例，继承下来的“公正”是包老汉的黑脸，传诵戏剧化的讴歌。于是满天下的良民就真情告白地吆喝奸佞们“回家种白薯”，其实，稍许懂得些人类文明史的就知道，“白薯”那玩意和芝麻官时代有差距，咱家还在大明的时候，白薯还是番货呢，是葡萄牙人正在投机倒把的海外精品。那玩意，没准还真是给皇上送来的贡物，带着印第安人民干渴情谊地不远万里来到天朝呐。太监不好包公好，这是皇上版的历史逻辑。倘若自己受了非分之冤屈，大抵上不去想到搞个律师公开辩护的什么制度，惦着是后来送上个万民伞。

今年我看到一个最生动的故事，这里改编地说：老鼠们觉得那猫来得最不公平，可老鼠毕竟还有用脚投票的权利且还不要办理暂住证，于是开会商量如何治理那别管黑猫白猫那专门逮老鼠的猫。会议的结论是如果给猫拴个嘹亮的警笛。这样出逃的起点就公平了，然后出逃的结果也就公平啦。表决的决议写道：“受到伤害的广大老鼠对于社会公正的需要要求每个老鼠对规则的遵守都以他鼠的遵守为条件，而这种条件又逻辑地导向一个社会基本制度安排的公共决策的合法性”。

仿佛前面的援引，现在的事情就是“因此，只有给猫安上警笛的逻辑才能为平等与自由的价值提供一个重要的实现途径而不致使它们成为伪问题”。何等敏锐和透彻的论断呀！对比起来，那个杜爷才让人气绝呐吧，是不是？恶少为非，他老人家盼望“安得广厦千万间”，也就是“居者有其屋”，这社会主义还没努力完呢。还是老鼠的智商可以急转弯，要猫带副软手铐，不去呻吟个“安得鼠穴千万窝，大庇天下悲俱欢颜”。看起来，按照时尚台词，这总算搞笑一个忽悠吧。

又想起去年见到的一个优秀论断，还是改编地说：“猫是剽窃名分的老鼠”。如果有心再编排的话，如今慷慨志士大约就是有炼丹资质的杜甫。其实呢，或者让每一只老鼠都能注册成猫，或者吊销每一只猫的执照，即使这样，未来能统统称为“老鼠”，其实也还会有“小鼠”，或者生长在庄稼地里的叫做“田鼠”，跃动在林间的要叫做“松鼠”，不是么？至少在中国，在今天的中国，“权利至上”要比“公正至上”来得更真切，“权利至上”是国家政治的基础和建设，而“公正至上”不过是个噱头，包括对权力善良的期盼和追求。

作者：崔卫平　 　　徐贲，曾任教于苏州大学外文系，现任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著作包括SituationalTensionsofCritic－Intellectuals（1992）、DisenchantedDemocracy（1999）、《走向后现代和后殖民》（1996）、《文化批评往何处去》（1998）和《知识分子和公共政治》（即将出版）。

　　①权力与权利

　　崔：您是英文教授，在英文中，权力（power）和权利（rights）这两个词的发音不同，含义则相去更远。但在中文中，它们的发音完全相同，有人不免将它们混淆起来。能谈谈这两个词的区别吗？

　　徐：我是学文学的，比较注重思想与经验的关系。我觉得，学者们谈的往往是“权力”和“权利”应当是什么，而老百性说得更多的往往是“权力”和“权利”现在是什么样子。例如，普通人说起“权力”，就会想起“指示”、“命令”、“训斥”、“穿小鞋”或者吆五喝六的“领导”。至于一个人怎么拥有权力，人们又会想到“靠山”、“提拔”、“官场”、“拍马奉承”、“讨好上级”等等。这些联想其实又是在回答“什么产生权力”的问题。

　　崔：在这样的经验中，权力仅仅是一个支配和摆布他人的工具。而它远远不只是以这种方式存在。

　　徐：要是人们生活在一个权力不能生产权力、领导不能生产领导的社会环境中，他们也就不太会有这些联想。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就比较自然会把“权力”与“公职”而不是与“官场”有关的事情发生联想。譬如“选举”、“负责”、“罢免”、“弹劾”、“引咎辞职”、“向公众道歉”等等。我在这两种不同的社会环境中都生活过，对“权力是什么”这个问题，觉得实在是找不到一个两处都适用的回答。

　　崔：“权力”是一个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东西，在古代，它甚至和暴力相联系；而“权利”是一个与每个人有关的现代概念，不同环境中的人们对于“权利”的理解，不至于有那样大的分别吧？

　　徐：“权利是什么”这个问题似乎稍有不同。每个国家的宪法都会有一些条款明文规定哪些是每个国民可以做的事情，但同时也会规定政府权力对这些事情可以作哪些限制。当然不只是体现在宪法条文上，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与权力每一次打交道的结果，权力和权利的互相牵制和限制更可以看得出来。譬如，在我居住的旧金山地区，公共交通是个老大难问题。旧金山市长威廉·布朗访问姐妹城市上海，对上海市政的效率感触颇深。他说，我但愿自己是上海市长，说要造一条公路就可以造一条公路，说什么时候完工就什么时候完工。这位市长后来收到一些来自上海市民的电子邮件。他们说，我们倒是情愿到旧金山当市民，这样我们的住房就不会说拆就拆了。布朗市长说的是在高位者要办什么事就能办到的能力，也就是“权力”，上海市民所说的是在低位者免受权力肆意摆布的合理拒绝和法定保障，也就是“权利”。

　　崔：这样说吧，“权力”可以分为“权力”和“权力欲望”，权利则可以分为“权利”和“权利意识”。而权力和权利间的相互牵制，更恰当地说，应该是权力欲望和权利意识之间的相互牵制。官员都有权力欲望，老百性则并不缺乏权利意识。在不同的环境下，权力欲望和权利意识受到的实际限制都大不相同，实现的结果也极具差异。协调这二者关系的应该就是政治和社会制度了。

　　徐：是的。民主法制的公民政治制度，可以防止一些人的权力欲望，轻易转化为专断的权力；同时，它也可以帮助普通人把权利的愿望逐步实现为有保障的权利。不过，权利应当不只是“我”所理所应当可以做的事，而是“我”和所有的他人都理所应当可以做的事。权利是以确定我和他人的平等身份开始的。权利也是同等身份者之间平等的标志。

　　崔：在一些人的意识中，权利仅仅是我个人所拥有的某些东西。实际上，在这背后起支撑的和更重要的，是人人平等的意识。就像你曾经在文章中引用阿克顿所说的：“我至少和你一样强，因此我至少应当得到你所得到的。”在平等的意义上，人所拥有的，我也应当拥有。

　　徐：人人平等还是一个比较空泛的概念，在不同的人群中，平等的含义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在当今的现代社会群体中，“公民”这个身份最为重要。

　　②公民和公众生活

　　崔：为什么“公民”比“个人”是一种更重要的现代社会群体成员身份呢？　　        徐：首先，公民比较能体现现代社会的民主法制性质。我说的是“法制”，不是“法治”，因为民主是一种制度，不是统治手段。我所说的公民主要是指citizenship。在汉语中，不容易分辨citizen和citizenship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后面这个词有时不得不翻译成“公民性”或“公民身份”，显得相当别扭。citizen是一种形式身份，任何一个国民，有一本护照或者一张身份证就算是有了某国公民的身份。但是citizenship却不同，它是一种法权身份，也就是说，一个人只有当他拥有并能自由行使民主公民政治的最高法律（宪法）所赋予他的全部权利时，他才算具有citizenship。公民的这种身份也就是他的法权身份。

　　崔：这几天我看到媒体上报道一个民工，为了追还120元钱的工钱，他打官司用了1000块钱，但是由此他便成了追还工钱的专家，开始帮助其他的人们追要自己的劳动报酬。对这样的人我就很佩服。他知道用诉诸法律的方式保护自己，恰如其分地运用自己的公民身份。

　　徐：公民社会制度是建立在法制而不是道德之上的。人们常常把“人”当作一种道德存在，所谓的“活得像人”，“活得不像人”，和我一样的是人，和我不一样的是妖孽，等等。我们过去常常把“人”当作一个泛道德群体。我们所熟悉的各种人道主义、人性论和“人啊人”的说法，都是在公民权利缺少保障的情况下发出的道德呻吟。

　　崔：而我们的道德经常被理解为“道德高度”、“道德境界”，最终被上升到某种道德身份的优越感。如果将平等的原则进一步贯彻到道德层面上，所得出的结论是，人在道德上也是平等的，一个人不管作出何种选择，是经商还是做学问、当官，并无道德身份上的高低之分。每个人都可以从他自己的角度来选择他认为是有意义的人生。还是回到公民身份的问题上来吧。看来，公民不是“自动地”成为公民，是要付出努力的。

　　徐：公民的第二个意义是积极的“做公民”，而不是消极的“是公民”。做公民就是参与公众事务，通过理性、自由、公开的交际，同别人一起形成和讨论共同关心的重要社会问题。显然，每一个公民都不可能关心所有的公众问题。关心不同问题的公民会形成一个个范围可大可小的公众。这是公民和民众的根本区别。我们可以说，没有参与便没有公民。

　　崔：换句话说，公民身份是在公众生活中体现出来的，公众空间的存在，尤其是公共讨论的空间，从另一方面保证了公民的身份。反过来，在不存在公共讨论的地方，便不存在公民身份。这比个人维权要进一步了。能否举例谈谈你所说的公共讨论的空间？

　　徐：前一阵子大家讨论SARS，讨论刘涌案讨论孙大午事件，讨论电影《英雄》，形成了一个一个不同的问题公众，这里就有可贵公民参与。当然，在SARS问题上参与不只是戴口罩、勤洗手、不吃野味，而是参与讨论病情扩散的原因，公共卫生（防疫）系统的完善与否，政府官员和媒体所要承担的责任，发生错误后如何修复公共形象，等等。这样的公民参与往往会和某些权力人物发生矛盾，因而受到压制，所以才特别有强调公民权利的需要。

　　崔：我记得SARS事件后，《书城》刊登了你的一篇文章《修复公共形象的策略》，你在文章中特别提到了报纸在读者中的信誉问题，是不是和你所说的SARS问题公众有关？

　　徐：并不尽然。其实，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媒体的公众性问题和政府为过去的错误道歉以修复公共形象，这些都在国外有不少研究讨论。可见是其他社会中也有的普遍性问题。我对这些问题感兴趣当然还是与自己的生活经验有关，我在那篇文章中也提到了。形成公众或公众空间是有随机偶然性和不可预测性的，问题是民众愿意不愿意，被不被允许随时将之形成与他们生活世界的社会问题。　

    　崔：分享对于某个问题的看法，就会形成一个小小的问题公众。实际上人们总是有看法的，只是需要允许这些看法得以“面世”的公共空间。能够公开讨论的问题，经受不同人的质询，听取不同人的意见，才有可能使得问题朝向健康的方向获得解决。你这样看待公众和公众空间，是不是会忽略和降低那些体制性公众空间的作用呢，如报纸、杂志、电视、广播、学校、博物馆，等等？

　　徐：是会有这个问题，但是除非这些体制性空间允许自由地产生公众关心的问题，并对这些问题有不同意见的自由讨论，它们的公众空间性质并不会自动存在。没有公众讨论的体制空间，怎么能称作为公共空间呢？正因为如此，现在出现了一些“虚设公众空间”，如网络。但这些虚拟空间都存在不少问题，离成熟的理性公众空间还有相当距离。

　　崔：怎样才算是成熟的理性公众空间？

　　徐：理性的公共空间至少应具备以下三个特点。第一，发表意见者必须留下真实姓名，这本身就是对自己的言行负责的公共行为；第二，发表的意见应以说理来服人，必须遵守起码的说理规范，不人身攻击，不揣测对方的不良动机，不故意曲解别人的意思，等等；第三，发表意见者可以改变立场，但必须公开说明自己改变立场的理由，否则就成了出尔反尔。现有的网络讨论往往是匿名的，一个人可以用好几个化名，讨论中的语言暴力和故意扭曲现象比比皆是，更不要说为自己改变立场公开说明理由了。这些都说明与公民社会相称的公民行为在我们这里还处在学习和训练的阶段。　　———徐贲访谈

　　③公共伦理和社会正义

　　崔：网络上出现的那些讨论，也可以看作小型公共空间的预演。尽管有许多不成熟、非理性的因素，但毕竟是朝向这个方向在努力，参与讨论的人们在积累一些原始的“公共生活经验”。需要的是经常回顾和反省这些经验，提高其中的公民素质。

　　徐：“素质”的提法存在着危险，素质更多的是一种个人素质，会把问题导向个人的领域（私领域），从提高个人素质的角度来考虑解决问题。在某些情况下，这几乎是南辕北辙的事情。譬如说，有呼吁提高全民道德素质，似乎每个人有了道德操守，各行各业就能杜绝腐败，变得干净健康。这里就有一个混淆公共行为和私人行为、公共伦理和私人伦理的问题。

　　崔：的确，区分公共伦理和私人伦理，是进入现代社会的一大门槛。　             　徐   ：从公共生活、公共伦理的角度来看，需要把一些腐败行为先确定为公共行为，然后再以公共伦理标准来加以分析和批评。这样的批评就不只是消极的反腐败，而是积极地提倡社会正义了。

　　崔：愿闻其详。您说的“社会正义”指的什么？　

　徐：大致来说，社会正义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是惩罚性正义，它关系到法制秩序。第二个是分配正义，它关系到物质和荣誉的分配和赏罚。第三个关系到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我们也可以把社会正义就看成是分配正义，因为战争是极特殊的情形，而惩罚性正义处置罪和错，其实也是一种赏罚形式。正义与道德有关，但是，正义所涉及的不是个人道德，甚至也不是集体道德。正义涉及的是社会制度、政治体制和政府组织的正当性，也就是社会秩序。与道德相比，正义与权力的关系更为密切。人们在对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作道义判断时，关注的主要是这个体制或制度如何对待身处其中的个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体制或制度能否公正地对待所有的人。如果能，那么这个体制或制度就是正义的，即具有正当性，否则便不正义。

　　崔：对于社会制度进行伦理评价，这是“社会正义”的关键。但公平地对待一切人，至少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公平的身份，另一个是公平的分配，分配的公平原则。

　　徐：是的。正义体现为社会不同生活领域中关于不同物品的正当分配原则。正和社会是多元的一样，正义也是多元的，每个社会领域都有它自己的特定分配物品，确定什么是某领域中的这种特殊物品，也就是确立对这物品的分配原则，即分配正义。体现分配正义在于，维护社会不同领域之间的区分和各领域的独立，以防止一些领域对另一些领域的“宰制”。

　　崔：能否对我们的读者说得更具体一些？

　　徐：例如，如果我们把医疗保健领域中的特殊物品认作“健康”，那么它的分配原则就是“需要”，因为健康是每个人的基本需要。得了病需要治疗，有钱没钱都得治。这就是领域分配物品包含分配原则的意思。如果金钱和商品的自由交换原则进入了医疗保健领域，把医疗当作“商品”，有钱的治病，没钱的等死，或者有钱的小病大治，没钱的大病小治，那么有钱人在金钱商品领域中的优势就理所当然地转化为医疗保健领域中优势，这就形成了一个领域对另一个领域的宰制，破坏了另一个领域中应有的分配正义。

　　崔：这不是有点“按需分配”的意思吗？

　　徐：这里的需要是很具体的，那就是，有病需要治，不然就活不成。笼统地谈按需分配有很多问题。首先是，谁来规定什么是需要？由国家政权规定需要，这是一种专制式规定。政府采取专业精英的建言而规定基本福利标准，这是一种父权式规定。将需要完全货币化，让人人根据自己对需要的理解来满足它，这是金钱支配一切的规定。公民社会必须在经常性的自由讨论中不断检查和发展对基本需要的共同认识。

　　崔：是的，说“按需分配”首先得知道什么是需要。

　　徐：需要和“欲望”及“满足”联系在一起。说需要离不开“正当需要”。有的人住20平方就满足了，有的人要住200平方。按谁的需要才算按需分配呢？得到同一件东西，不同的人由此满足的需要并不相同。譬如，上大学，爱念书的满足了求知的需要，不爱念书的也可以满足混文凭找工作或者知识化升官的需要。对于当事人来说，这些需要都是正当的，那么社会得按哪一种需要来分配呢？所以，不同的领域并不可能，也不应当都以需要为分配原则。例如，金钱和商品领域中的分配原则是自由交换，教育领域中初中等教育的是平等，高等教育中的是受惠能力，等等。每个具体领域中的分配都不可能做到按它自己标准所设置的绝对公正，总有一些人会比其他一些人更受惠于现有的分配标准。但是，由于每个人都不只活动于单一领域，都必然涉及多种不同领域，所以，只要严格保持不同领域之间的界限，不让一个领域中的优势转化为其他领域中的优势，那么每个人都有可能在一些领域中受损，而在另一些领域中受惠，以形成一种有得有失、在不平等中最终取得“复合平等”的结果。因此，正义的关键在于维护社会不同领域之间的区分和各领域的独立，以防止一些领域对另一些领域的“宰制”。　　崔：说到底，这是防止某一种优势成为绝对优势，成为主宰整个社会的力量，不管是金钱还是权力。

　　徐：它的现实作用是防止现有的差距进一步扩大，防止本不完善的公共领域沦落为赤裸裸的不道德场所而已。正如商品经济领域可以蜕变一样，公职领域可以蜕变为“官场”，司法领域可以蜕变为“衙门”，教育领域可以蜕变为“学店”，公共舆论领域可以蜕变为“一言堂”，等等。伸张社会正义可以从识别现实社会中各种因外力宰制而恶性变质的领域开始。当然，不能以此为结束。　　崔：此话怎讲？

　　徐：在这些恶性变质的领域中，人们所痛恨的腐败现象，是他们不要的坏东西。但是，去了坏的，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代之以尽可能好的。而社会正义追求的正是尽可能好的。就以高等教育来说吧，即便学校不是唯利是图的学店，教育领域也未必就有了尽量好的正义。独立的教育领域中，高考录取可以做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凭“真才实学”择优录取。社会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这样录取学生有它的正义性，因为以有效投资为原则录取学生，要比讲出身、论成分、靠家庭、凭金钱来得合理。但是，这就已经是尽量好的社会正义了吗？这已经是公平和公正录取了吗？不见得。因为不同考生并不是在家庭条件、就学环境等同一起点进行公平竞争。更何况，谁来决定什么是真才实学？现在考的那些科目，那么个考法，就真能判出谁有真才实学？社会并不认可和奖励一切才能，而只是认可和奖励那些与它现有的社会环境相一致的才能。不要忘记，乖巧恭顺、八面玲珑、察言观色、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都可以说是一种“才能”。社会是否应当承认和奖赏这些才能，这本身就需要在公民社会中不断讨论和共同认定。这个问题不仅与录取学生有关，也与聘请教授、录用公职人员、选择和提拔官员等等有关。可见，社会正义的内容远不止反腐败，它关系到整个社会的未来发展，因此需要全体公民来共同参与和关心。

　　崔：如此看来，实现社会正义是一个漫长、复杂的道路。但除非从今天开始做起来，运用公共空间让更多的人参与讨论和协商，否则别无他途。

——关于“大小政府”的中西传统比较问题

什么是最坏的政府？那就是权力极大而责任极小的政府。无论自由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在他们能够进行有意义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