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米洛舍维奇:我如何学会看真相

正在海牙国际法庭接受审判的前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突然在关押中去世了,直到目前,还不能得知进一步的信息,到底是疾病突发还是自杀、他杀?虽然媒体上的说法是疾病突发导致身亡,但如此重要身份的在押人、如此重大的政治影响,怎么会如此轻易地看着他死掉呢?当时的看守们就没有注意么?而从媒体的口吻上分析,对米氏死亡真相,也是小心翼翼地给与报道的,并没有更加有力的证据来认定他是疾病突发死亡的。

在整个90年代,米洛舍维奇是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人所耳熟能详的名字,无论是报纸还是电视、广播,每到国际新闻报道,就常常听到他的名字;特别是后来爆发了北约组织对南联盟的军事行动,米洛舍维奇又成了“敢于以弱对强、抗击国际强权”的象征。他的死,之所以会引起如此多的人关注并评论,是可以理解的。也是这个原因所导致,我之所以知道他并在后来努力探究真相,正是这种“中国米氏热”之发酵后的结果了。

但是,谁能知道呢,我却对米洛舍维奇抱有很深感谢之情的。这是因为,正是通过对他引发的新闻抱有了强烈的真相了解之兴趣,才在互联网的条件下看到了如果没有互联网我本不可能看到的东东,才知道了国内媒体对境外新闻的报道究竟是个什么货色,才知道了米洛舍维奇原来干过种族屠杀这样可怕的事情,才初步懂得了如何了解真相的。

这真是个荒诞:正是因为知道了他的罪行,我才感谢他的。

其实,准确地说,我开始大量了解米洛舍维奇及其引发的新闻内幕之真相,是在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之后,也正是通过这个事件,我才对所谓的政治引发兴趣的,为此,我还写过一篇文章《我做愤青的感受》,来深入剖析自己如何通过对驻南使馆被炸真相的了解,才转变了自己的观念的。而对此的了解,却正是通过互联网才做到的,也因此说,正是互联网改变了我的。

要深入剖析南联盟民族问题并给与结论是困难的,这个历史上就颇多民族争端的区域,因为民族问题,爆发过多次的战争,甚至曾经引发过世界大战,所以,才被称为“欧洲的火药桶”。因为历史问题的久远,沉积问题的繁多,谁是谁非,谁能一言以蔽之?所以,在此问题上轻易给出结论的人,差不多就是盲目的人。但是,即使如此复杂,“寻求和平就是正义”,这没有问题,当然该支持;可问题恰恰是:寻求和平的手段该是个什么样子的呢?对这些手段,该如何评价呢?这些手段,到底是寻求和平,还是破坏了和平,甚至,犯下了沉重的罪孽?

正是因为这个,我才懂得了如何看真相的。

大家知道,在北约轰炸南联盟之前,南联盟的民族问题就已经十分棘手,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里,我们对此区域真相的了解,只能——也仅仅只能通过国内媒体比如央视、新华社、参考消息、瞭望周刊什么的上面的国际报道;在这些报道里,谁曾经看到过后来有了互联网之后,才能看到的“米洛舍维奇被指控在1991年~1995年的克罗地亚战争中,1992年~1995年的波斯尼亚战争中,以及1998年~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中犯下了战争罪和违反人性罪,尤其被指控在导致20多万人丧生的波斯尼亚战争中犯了种族屠杀罪,根据法庭指控,米洛舍维奇共犯下的罪行有66项”之些许真相?

换句话说,境内媒体没有对海牙国际法庭如今对米氏指控之罪行情况的真实客观报道。在境内媒体上,你当年看不到这个区域内军队(主要是治安部队)对平民大量屠杀的报道,你看不到那些坦克、装甲车冲进小小的村子里大量杀人的图片,你看不到被大量发掘出来的妇女、老人和孩子的尸体。

也就是,你看到的那些报道,都仅仅只是一面;而且,极有可能是被有意遮掩的一面,甚至是人为弄出来的用来迷惑你的一面。

正是对这个真相的了解过程,我才得以破解了这个魔咒的。我才知道,该如何自己去了解真相,该如何相信媒体,该如何相信自己的。实际上说,关于南联盟种族问题的看法,我并不能给与你答案,我从来不敢轻易对这类的复杂问题给与什么答案的,但是,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的只能是:我真的看到了你在境内媒体上看不到的东西,而且数量之大,足够让你触目惊心。

为什么我们的媒体不报道这些呢?我不知道。但是,我却知道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媒体对此问题的报道绝对不客观,正因为如此做法,我才扔掉了对传统媒体的信赖的。

即使我们用最笨蛋的方法,也能轻易地得到一个答案:海牙国际法庭是谁设立的?答曰:联合国;联合国的东东要这么公开地审判一个国家的前总统,会不会在没有一点证据的前提下乱来?答曰:不可能。至少,我们没有发现我们政府对这个法庭的这个行为做出过什么“正义的做法”来,比如,我们不仅可以抗议,甚至应该抵制,或者在联合国那样的地方,拿出来证据,来推翻海牙国际法庭的乱来。毕竟,我们是常任理事国,是有这个责任的。但是,我们的政府并没有那么做,其实等于默认了海牙国际法庭对米氏的审判,这不就说明了就是我们的政府,恐怕也知道了“海牙国际法庭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乱来”这个事实?

原来,海牙国际法庭只不过在审判他的屠杀平民的行为;原来,我们不了解的正是这些东东;原来,我们就是根据最简单的逻辑判断,也知道米氏被审判,肯定是有事实依据的。

关于米氏当年的做法究竟对南联盟的统一和和平有没有贡献,我无法给你一个判断;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的是,这个人对当年南联盟境内发生的军队对平民的屠杀负有责任,而这个“军队对平民的屠杀”事实,正是你所不了解的,因为你在境内媒体上看不到;我不管什么主权和霸权什么的,我只知道,哪个国家的军队杀了平民,就是罪行,就应该受到审判,就要对责任人绳之以法。

如此而已。

王朔在美国:相比之下,我显得粗鄙

美国是物质很丰富的国家,而且丰富到大家都很糜烂的程度。因为我小时候一直处于物质生活很贫乏的年代,我很希望能够糜烂一下,之后再精神空虚。因为从小就精神空虚说穿了是很没意思的事情。

  
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家有一些美国兵用过的勺子,上面写着“美国陆军”和“USA”。我妈妈去抗美援朝打过仗,这东西是她带回来的。

  
那些勺子质量非常好,都用的是非常好的钢,直到我女儿小的时候我们还曾经用这些勺子喂过好。而且,我母亲也曾经给我讲当年和美国人打仗的事情,讲自己吃美国罐头的感觉,这就给我一个“美国兵吃得特好”的印象。

  
我去美国的确切年份是97年,去了半年我就回来了。我是因为要在纽约出书,因此得到了美国方面的邀请。别外,当时我手头还握有一个斯坦福大学的邀请,我结果没好意思去大学,我觉得我也不配,因此我就到纽约把书出了,出的是英文版。至于斯坦福,我就没去。

  
去了美国之后我就决定在那里呆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去了纽约、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和美国一些乱七八糟的城市,就是为了走走看看,这么做其实也就是为了将来能堵人家的嘴,你想想看是不是这个道理:别人一说起哪儿哪儿,你说你去过,人家不会跟你多罗嗦了。

  
在美国,我在纽约和洛杉矶呆的时间比较长,觉得这两个城市很不一样。
  
洛杉矶这个城市真的让我大吃一惊。在洛杉矶,除了一些特别的、专门接待亚洲人的色情场所之外,那里一到晚上天黑了之后,什么娱乐也没有,有时候我去一些美国内地城市,到了晚上八点多钟进城就找不到地方吃饭了,因为大家都睡觉了。

  
而且美国人非常规矩,社会上非常井井有条,执法也很严,在国内我们都被人骂惯了,觉得人和人之间就应该互相不友好,可是我到美国之后觉得在那里真是好到得老对周围人说“谢谢”了,因为我在美国遇到的很多情况是你去找人办事,人家还对你极为客气。但是我非常不喜欢美国人爱在路上跟陌生人打招呼这一条,因为我英语不好,他们一跟我打招呼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这样一来,让我显得挺无理的。

  
我作为一个外国人在那里也有安全感,原来我觉得美国的犯罪率很高,但其实那种犯罪率不太能侵害到你,纽约的地铁让人形容成罪恶之渊,一开始我到那里都不敢坐地铁,老是坐出租车。后来我晚上坐了一下地铁,觉得挺好的,而且我觉得自己在那里呆着别人还挺害怕我的,可能他们把我当成越南人了,这使得我大有安全感。我遇到的别外一件事情更能说明问题:有一天,我在曼哈顿世界贸易中心那里独自一人行走,那里的办公区,一到晚上就没人了。我看见对面有一个黑人走了过来,我有些心慌,但没想到他似乎也非常害怕我,我们两人隔着两个街口他就绕着走了,我当时正担心如果让我绕,我怕我会被绕丢了,想不到他先绕了。

  
在美国生活,我可以说没有遇到过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如果非要解释这个现象我只有用“理想社会”来做出说明,这个国家非常适合小市民生活,假如你不是一个有追求的人,你只想过一份踏实日子,你只想“我不侵犯别人,别人也别侵犯我”,那么美国是最好的地方。

  
而且,那里的社会相对来讲是最公平的,公平到有时候你都不好意思的地步。比如,我在那里看到这样的一个报道,说是加州的纳税家庭每年要负担非法移民一千多美元,比如负担他们的子女教育等等方面的开销,这事要是搁在别处,谁干呀?

  
美国确实让人开眼界。过去的我等于是一个井底之蛙,起码对古典的东西方艺术了解得不太充分,我在美国的那些日子里整天东看西看,主要是想受些教育,我过去一直认为中国古代没什么文化,没什么文明,起码在雕塑和绘画上是这样,但是在美国的博物馆里看了一些中国以前的东西,一下子把我过去的想法打破了,我觉得那些东西还不错,和希腊的东西摆在一起比也不算太寒碜。

  
在中国,我不太能够见到这些东西。偶尔见到一些张大千或者齐白石的画,但我认为那些东西不是很地道。
  
说来说去,我在美国也没有做什么事情,我如果是一个画家或者是音乐家,我也许在创作上出现不了障碍。纽约那个地方有十几万诗人、十几万音乐家、十几万作家、十几万演员,也就是说有几十万艺术家群居在一起,之所以聚集在那里是因为那里对人没有压迫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所有东西都是可能被艺术化的。到美国之后我才知道什么是精神上的彻底自[和]由,但是我归根结底是一个写中文小说的,是依赖文字吃饭的这样的人呆在美国会有点麻烦。

  
美国的中文是一个非常杂的东西,是被台湾国语化了的中文。我倒是在那里曾经想过写一个比较长的东西,反正在那里住着也没人来打扰你,谁未经准许进了你家家门你不是都可以对他开枪吗?但是如果我在那里不看中文的东西,我的中文本身就不活跃,慢慢地,中文水平就会下降;但如果我看中文的东西,那里那些非常杂的台湾中文就会慢慢地让我的语言背景做出改变,这样,我写出来的东西让中国大陆读者看起来就有隔膜感,起码会认为写的“不是我们这里的事儿”。

  
我到美国之后因为英语不行,就去和大量的中国人接触,这些人很多都是我过去在国内就认识的,或者在国内有过一面之交的,其中甚至包括了我的一失踪了的中学同学,见了这么多人,我总的感觉是这么多年没见面,中国的这些个“▲▲子”全到美国来了。

  
我觉得中国最近几年在人才问题方面有些上吐下泄,好多人都被泄在美国了。美国就好比一个大便盆,什么都接着。
  
我认识的一些作家现在也在美国生活,我个人认为他们在美国基本上都没有写出更好的东西,我感觉他们的语言和文字的能力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比如说我所认识的作家阿城,他在美国为了保持自己文字的纯洁性,在那里呆了八年也坚持不学英语,他的这个努力还算好,但是也有点过分艰辛了。而有的作家在美国干脆就干起别的事情了。

  
在另一方面,我觉得中国人到了美国之后都变好了,变得都守法了。我认识几个在国内都是坏人的人到美国生活之后都变得非常老实。我才一到美国,朋友就告诉我“你可千万别犯法,你在美国犯法算是倒了大霉了,会记你一辈子,到哪儿都跑不了”。大家都这么专门提醒我,就好像我在中国就是以犯法为生似的。我后来想,可能大家把每一个刚从大陆来的人都当成一个潜在的犯罪分子了,觉得必须叮嘱一番,我想他们其实也想要你知道,在美国犯法之后,你别想“托人帮忙”。

  
但是对我来说,作为一个写作的人,如果那么老实、那么循规蹈矩其实也不行,这是让我很畏惧的地方,在中国,一个人有时候闹得无法无天其实有助于打开思路,这个原因使得我不想过早地变成一个好人,当然,我想我老了以后还是要变成一个好人的,变成一个德高望重的人。

  
到美国后我开始明白,我这样的人在美国呆着其实非常矛盾。
  
第一,我太老,四十岁年纪的人已经不可能重新开始新生活了,假如我去美国的时候是十八岁,哪怕是二十多岁,我都可以把自己周围弄干净了,甚至可能会觉得拿中文写作都没意思了。真的,在美国也有这样的人,彻底变成一个“少数民族作家”了。但这对我来说已经不太可能了。

  
第二,我又太年轻,如果我已经六十多岁了,我反而就可以踏踏实实地在那养老了。因为美国的生活品质是有目共睹的,日子可以过得很安全,没有人来打家劫舍,也肯定没有外星人入侵,人老了可以死在自己家的床上,这一点问题一定不大。

  
当然,我也还有一些自尊心,对于我到美国生活这件事情,我一直这样比喻;你到人家家里来住就他妈够腆着脸的了,然后你再***x跟人家抢着干活,比如说抢着到餐馆打工之类的,这就不太合适了。(而且我也干不动。)从小,我家里的大人就教育我:别人的东西别吃、别人的东西别拿。

  
在美国的时候,我的出版社也曾经把我介绍给《花花公子》这些杂志去写小说,我用中文写,他们翻译,与此同时,我也得到了一些写剧本一类的事情。值得一提的是对《花花公子》这类的杂志我这次也有一些新认识。我曾经从自己过去写的《玩的就是心跳》中摘了一些片段,想登在《花花公子》上,其实也就为了我的书能在美国更好地发行,但是稿子后来被对方给退了,理由是“太黄色”。他们可能忌讳里面出现了一点乱伦的关系,这样我才知道《花花公子》这样的美国杂志,其实反映的是非常严肃的人的需要和欲望,不像美国青年刊物那样有病态的东西。

  
相比之下,我显得粗鄙。  

到中国,访书去

《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内藤湖南等著中华书局2006年2月版定价: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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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一网讯 钱婉约和宋炎辑译的《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简称《访书记》)收录了内藤湖南、长泽规矩也、吉川幸次郎等六位日本著名学人的二十余篇记述中国访书经历的文章,为认识近现代中日文化关系提供了一个特殊视角。由日本学者江上波夫编著的两册《东洋学的谱系》(大修馆书店1992、1994年出版)可知,日本近代东洋学的成立是以广义的中国学为基础的。上述六位日本学人中除田中庆太郎外,均列名江上波夫的两本书中。可见,《访书记》是在更具体的层面上呈现东洋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访书”一词似为内藤湖南等人所造,现在,它随着《访书记》被引入中国,意义不小。“访书”与人们习以为常的“逛书店”一词显然不同。较之于“逛”,“访”是一种认真、庄重、严肃的态度。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概可以简化为“访书”二字。一个“访”字,在学者与书籍之间建立起新的关系,强化了“书”作为认识对象的主体性。用之于日本学者与中国书籍之间,还表明了“访书者”所持有的某种与在近代日本社会占主流地位的“脱亚入欧”观念相悖的文化价值观。

  书籍主体性的提升包含着某种新的学术可能性。在“前电子媒体”时代,书籍是最主要的文化载体。一本书的诞生、流通与被阅读并非偶然。它是出版、流通等商业行为的结果,但这种商业行为受文化因素的制约,并通过文化人的参与完成向“文化”的转换。文化人与书籍发生关联的过程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将这个过程作为独立的对象来研究,这些文化内容才能够被揭示出来。这个过程有可能包含着国家学术体制的参与(如内藤湖南1912年的“奉天访书”),也有可能主要是出于学者个人的学术兴趣(如武内义雄《房山记》所描述的骑驴游房山)。在文化史上,某些重要的思想、文化问题有时是由某位学者与某本书的相遇引发的。1926年7月2日午后,鲁迅在东单牌楼的东亚公司买到了安冈秀夫所著《从小说看来的中国民族性》,于是才有《马上支日记》中有关日本人的中国观以及国民性问题的讨论。安冈的书是东京聚芳阁当年四月出版的,出版三个月之后鲁迅就在北京购得,可见当时中日两国间书籍的流通状况。长泽规矩也1931年所作《中华民国书林一瞥》“北平书林”一节也写及东安市场的书店,曰∶“此地的书店,从洋装、平装到东西洋国外书等杂然并存,间或能从中挖掘到不错的外文原版书。”鲁迅的购书经历可以与此类记述相印证。

  《访书记》所录长泽规矩也和吉川幸次郎的文章都谈及在琉璃厂的购书,日本现代学人竹内好上世纪30年代留学北京的日记中也有类似记载。至于生活在北京的文化人,在琉璃厂购书的就更多。琉璃厂与现代文化发展、与中外文化交流之关系,可进行专题研究。

  田中庆太郎未能进入江上波夫的《东洋学的谱系》,大概是因为田中是书商而非学者。不过,从图书流通与文化发展的关系、中国文化在现代日本的传播过程来看,田中及其经营的文求堂的贡献也许更大。

  田中身为书商却能够批评东大、京大这些名牌大学的中国学研究者,是因为他本人学问好。这应了“学在民间”那句话。学问好,眼光高,进的书自然质量高,于是文求堂被视为“文求大学”。1923年东京大地震,文求堂毁于火灾,大量珍贵汉籍化为灰烬。东京失火中国文化遭殃,可见两国文化关系之深。灾后田中重建文求堂,调整经营方针,输入中国的白话文教科书,促进了中国新文化在日本的传播。此亦可谓与时俱进。这位田中不仅精通书籍,而且精于察人。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他欣赏郭的才能,甚至考虑过把女儿嫁给郭。可惜,文求堂在1954年关闭,现在中国的一般读者就只知道内山书店了。翻阅这本《访书记》,可知田中庆太郎不仅眼光高,而且风度甚佳,并且写得一手好字。

  了解前人的“访书”之后再来看今人的“访书”,也能从一些平淡的风景中发现意义。现代学人的求学之旅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访书”之旅。就中日两国而言,到访东京的中国学人会时常走进神保町书店街、纪伊国屋书店或者东洋文库。同样,生活在北京的外国学人也会时常在风入松、万圣书园留下身影。若干年后再有人写“访书记”,许多城市的许多书店、书店街还会成为记述对象吧。

陆川被诉侵权 《可可西里》被指21处抄袭

  昨天(23日),朝阳法院受理纪录片《我和藏羚羊——冰河在这里流过》(下称《我和藏羚羊》)的导演刘宇军诉陆川《可可西里》抄袭一案。刘宇军没有提出经济索赔,只要求法院确认侵犯著作权成立。据了解,北京华谊兄弟影业投资有限公司以及北京市紫光影城也都被卷入这起诉讼。

  刘宇军状告陆川抄袭   

  刘宇军在起诉书中称:1991年至2001年,他历时10年,多次深入青藏高原,跟踪拍摄世界濒危物种藏羚羊,并在100多个小时的影像素材中反复取舍、加工,创作出纪录片《我和藏羚羊》。刘宇军说,纪录片曾在多个媒体播出,并入围2002年第九届上海国际电视节。

  刘宇军说,2004年《可可西里》公映后,有不少朋友打电话告诉他,影片有很多地方抄袭了他的纪录片作品。刘宇军这才找来《可可西里》观看,并且很快就发现两部片子存在很多相似之处,比如“雪地追踪盗猎者”“从车窗发现河中有盗猎分子”“队员脱裤子过河”等。刘宇军认为《可可西里》有太多的情节、构思、创意、场景、现场气氛、视觉背景、镜头构图等方面的内容,都与《我和藏羚羊》过于相似,“甚至一些对白也和我创作的纪录片中的对白完全一样”。刘宇军还强调,几乎所有看过《可可西里》的人都认为它不像故事片,更像纪录片。

  昨晚,记者请刘宇军的律师之一迟玉彬详细指出两部片子的相似之处,被拒绝。迟玉彬非常谨慎并表示等到他与其他律师“统一了口径”后,才可以说话。

  陆川坚称刘宇军炒作

  在“抄袭风波”没有演变为诉讼前,陆川曾这样反驳刘宇军:陆川筹备《可可西里》两年半,采访了守护可可西里牦牛队时任的所有队员及一些老队员,并有10万多字的采访记录。2002年11月,陆川带领剧组人员到可可西里实地巡山考察。同时,陆川提出,他和刘宇军都去了可可西里,都采访了队员,有些地方相似不是不可能。此外,陆川不否认曾参考过纪录片,一部是中央电视台有关可可西里的纪录片,另一部是四川电视台彭辉导演的《平衡》,但确实没有刘宇军的《我和藏羚羊》。

  后来,陆川曾在新浪网发表声明:“我和我的合作伙伴讨论过这件事情,我们共同的感受和决心是现在我们应该闭嘴”。陆川指出,他会加快下一部电影的准备进程,拿出更好的作品,因为“如果我们能在一生中拿出五部、十部……现在这些风波肯定会成为历史的笑话,肯定会被遗忘”。

  昨晚,陆川表示,他也是昨天才得知被诉上法庭,“我怎么跟你说呢?”陆川说,“抄袭风波”在一年前已经炒过一次了,而且他已经明确了态度。他说,法院开庭审理时他“肯定会去的,即便我本人去不了,也会叫律师去。我不想再给刘宇军炒作的机会”。

  陆天明绝对相信儿子

  昨晚(23日),陆川的父亲陆天明表示还是从记者口中得知法院立案的消息。老人家说:“刘宇军是谁?”“他到法院起诉去啦?”老人家显然还不清楚此事,但他相信儿子绝对不会抄袭。

  网友指出21处“疑点”

  早在2005年初,很多网友将他们认为《我和藏羚羊》《可可西里》两部片子相似、相同的视频贴在了网上,有21处。

  台词:脱裤子过河的台词;审问盗猎者时所说的台词“最后一次机会”;撒尿的台词

  气氛:片头追杀场景

  场面:转圈祈祷;清点藏羚羊皮

  情景:清晨从车中醒来;从车窗发现盗猎分子;发现藏羚羊的尸体;盗猎者在对岸;鸣枪警告盗猎分子;队员过河;押解盗猎者回来;人抓获,却不见藏羚羊皮和枪支;押解归来;找到皮子;查寻赃物;盗猎者戴着手铐推车(特写都是犯人戴着手铐推车);犯人跑了,队长发火;雪地追踪

品特荣获欧洲戏剧奖

  第十届“欧洲戏剧奖”日前在都灵颁出,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哈罗德·品特获得此奖。这位身患癌症的英国剧作家虽因健康原因错过了三个月前的诺贝尔奖大典,但此番亲往意大利领奖。 
  颁奖仪式于都灵当地时间12日晚上9点,在卡里格纳诺剧院举行。舞台上,诸多各方显要及评论家将品特围住,他们在坐在一张很长的桌子边,其情形仿佛再现了《最后的晚餐》的情景。 
  品特作了发言,虽简短,却又一次地利用这一机会继续所关注的事情:力图使欧洲摆脱美国无孔不入的力量及影响。 
  “我想要让欧洲学学拉美的榜样,抵制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品特说,“要有一个把自己称作欧洲的这样一股力量,来抵抗正在被美国所滥用的那种非同寻常的力量,不然的话,这个力量也许会把我们给毁掉。这是个严肃的责任。” 
  都灵还借机举行了为期3天的品特研讨会。品特研究专家,著名的戏剧评论家迈克尔·比林顿(《品特评传》的作者)主持了这一学术研讨会议,来自世界各国的品特研究专家聚集一堂,交流他们研究品特的心得和体会。设在美国的《品特学刊》的文献编辑苏珊·梅莉特女士在给笔者的电子邮件中说,她也去都灵赴会,并在品特研讨会上发表学术演讲。 
  本届欧洲戏剧奖充分显示出,戏剧比起其他任何艺术形式,都更加密切地关注当代社会所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恐怖主义,战争,维护民主等话题已不再是政治及社会场景的主角,它们已经反映到戏剧场景之中,并由此获得了一种其他任何媒介都难以达到的深度。这是戏剧活力再生的迹象,这种艺术能够使其最崇高、古老的文明作用得以复兴并实现。 

全西班牙恭贺阿亚拉百岁大寿

他是西班牙文坛当仁不让的“堂”,而且活的几乎比20世纪的任何作家都要长。3月16日,作家弗朗西斯科·阿亚拉(Francisco Ayala)迎来了百岁大寿,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和王后索菲娅亲往马德里的国家图书馆祝寿。 
  国王盛赞阿亚拉的文学成就,且以典雅的语言说道:“他对现实的分析——严厉、理性、深刻而又自由——远非把吾辈引往悲观了事,而是始终让人一窥希望之微光,此乃实现我等梦想之最现实的通途。” 
  埃菲社的报道说,阿亚拉在新闻发布会上感谢了各界的生日祝贺,但又说他更愿意人们关注人类为了尊严和自决而进行的斗争。 
  他同时回顾了自己漫长的一生:1906年生于格拉纳达,童年时有位老师曾对他的父母说,他们的儿子长大后将一事无成。但20世纪20年代他一举成名,以小说《拳手与天使》(1929)和《黎明的猎人》(1930)冲上文坛。30年代的内战之后,西班牙落入佛朗哥将军的法西斯独裁。阿亚拉远走美洲,成为流亡作家的一员,先后留连于阿根廷、波多黎各和美国等地,晚年方得以返回祖国,参与国家政治的民主转变,直至佛朗哥死去。他说,西班牙“现在是一个现代国家了,有好的,不好的也有,就像欧洲别的国家一样”。 
  说到自己的百岁大寿,他根本就不相信什么不朽。“从我一生下来,”他说,“我就知道我是终归要死的,但我也知道,人应该平静向前。” 
  阿亚拉的重要作品还包括《伪装者》(1944)和《优雅花园》(1971)。上海译文出版社曾出版过他的《惨死如狗》和《杯底》两部小说的中译本,译者李德明。

青春小说进入“批量化大生产”时代

 

“韩国伪书事件”引起行业关注,本报记者调查青春小说出版营销全过程

  今年年初,一封匿名信悄然寄到了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在这封信里,举报者罗列了八本被其称为“伪书”的韩国青春小说,并揭露了国内出版者多项炮制韩国青春小说的方式。随后,上海媒体对这封匿名信的内容进行了报道。对于韩国小说的关注顺势成为年初图书业界热门话题之一,究竟韩国小说是否有伪造的情况也变得有些扑朔迷离。

  同样是在年初,一本名为《青春散场:挚爱郭敬明》的图书登陆市场,该书的作者是郭敬明曾经的朋友一草,郭敬明的恋情是这本书里最大的宣传点和卖点。《青春散场》甫一上市,便吸引了众多郭敬明粉丝的眼球,其中的“恋爱隐私”更是一度成为几个网络上的焦点话题。

  韩国小说事件以及《青春散场》的出版,都让我们不得不注意到这样一个现实:在如今青春图书占据市场半壁江山时,青春图书的制造已经成为各个出版社一个必不可少的“竞争力”。无论是青春图书的内容,还是整个图书的包装、宣传过程都成为影响一本图书是否能畅销的重要因素。各个出版社在每个出版环节也是铆足了劲儿,使出了各种不同的制造和包装青春图书的方式。用一些图书策划人的话说,青春小说单纯注重内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要拼的主要是营销和运作。为了营销上的方便,即使在内容上稍作牺牲也没有关系,比如一些流行的韩国小说,它们的中文译本在行文、情节甚至故事的结局上,都和原著不尽相同。“因为这样改编了以后中国孩子更喜欢。”一位策划人如是说。他同时介绍说,一本韩国小说的引进版税大概是1200美元,而一部伪造的“韩国小说”书稿,也需要花10000元左右才能买下,之所以有人愿意在成本相同的情况下去制作伪书,原因在于纯粹的韩国小说不一定好卖,“买回来还要改编,不但成本更高,而且在运作上也不容易找点。倒是国内写手的作品比较符合市场的需要。”

  当图书用好内容说话已经不再是一种新鲜招数的时候,畅销的青春图书会以怎样的方式提高它们的关注度?市场的需求又是如何被打造出来的?带着疑问,记者开始寻找青春读物的生产模式。调查的结果,青春小说已经形成了一条日渐成熟的生产线。孩子们阅读的很多作品,完全就是批量化生产的结果。

西单图书大厦的青春小说柜台从来都是人头攒动,很多中学生在这里把心爱的小说读完。图中的女孩子挑好了一本小说,显然打算在这里把书读完。本报记者 郭延冰 摄

  青春书生产线之发现篇

发现一个金矿,可以吃很多年

  可爱淘如今已经不只是一个作者的笔名,它已经成为韩国青春小说在国内的一个代号,只要我们提到韩国小说,“可爱淘”三个字便不可能遗漏。几年以前,可爱淘就在韩国的网络中大红大紫,其作品未出版,便获得了很高的预订量。王立就是这样被她吸引,并从众多的韩国小说中选中她,将她介绍到国内。

  就可爱淘的个案来看,王立对可爱淘的发现才是最重要的因素。这和当年韩寒、郭敬明刚刚走红的情况有些相似之处,也是出版商打造畅销作者的传统做法。

  发现可爱淘

  2004年初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可爱淘”这个毫无名气,略显怪异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了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展台上,这个名字属于一个19岁的韩国女孩。和这个名字一起出现的图书叫《那小子真帅》,直白和青春稚气的书名似乎就在宣告它的与众不同。但那个时候,谁也不会想到这个韩国女孩和她的“那小子”会在图书市场掀起一场持续的“韩流”。

  早在2004年之前,可爱淘的名字对于那些热衷网络的韩国年轻人来说已不陌生,她的小说《那小子真帅》在网络上连载之后,获得了极高的点击率,而其个人网站会员更达300万之多。她的高人气,也随之被出版商看好并将其网络小说转于传统纸媒出版。在小说正式出版之前,《那小子真帅》在网络上进行了预售,其高预订率也创下了当时韩国图书的一个高记录。

  王立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从众多韩国图书中发现了可爱淘,之后,她和她的同事把可爱淘引进介绍到了中国,《那小子真帅》(1)便出现在了2004年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

  吸引王立引进《那小子真帅》的原因不仅是可爱淘和该作品在韩国的高人气,因为同一部作品在国外的高人气并不能直接转换为国内的人气,王立看重的还是《那小子真帅》的内容。“可爱淘在写《那小子真帅》的时候,还不到19岁。作品里写了很多他们这一代年轻人自己身边的生活,我们觉得这样的作品在国内应该也会有很多年轻的读者会喜欢,而这类作品又恰好还比较少,所以我们才决定将它引进到国内的。”王立说。

  如何将可爱淘作品本土化,以便让国内的读者更易于接受,这是王立他们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可爱淘的作品语言既有网络特色,又包括时下最流行的时尚,这让王立他们最后选择了一位曾经在韩国留学的年轻人黄黉担任《那小子真帅》的翻译。王立认为,黄黉在韩国生活过,比较熟悉韩国年轻人的语言,同时又熟悉国内的时尚网络语言,这样的翻译就不会有隔阂,也不会有明显的翻译痕迹,会更自然。

  为了保证作品风格的一致性,黄黉也成为之后可爱淘大部分作品中文版的译者。王立认为,在如今许多译介作品翻译质量低劣的情况下,翻译的质量也是一个图书品牌能够成功的必备因素。

  包装可爱淘

  《那小子真帅》的推出,在市场上受到了许多11至20岁的年轻读者的喜爱,其销售量也在2004年上半年逐步提高。2004年5月、8月,作者可爱淘两次到中国签售,并于8月在世界知识出版社内举办了一次大型的读者见面会。这场读者见面会打破一般意义上的形式,可爱淘不仅在见面会上一展歌喉,还和读者进行了互动游戏。而可爱淘和读者交流的范围也不仅仅限于她的小说,音乐、电影甚至服装都成为她和读者交流的话题。

  可爱淘此时在读者的心目中不只是一个作者,更代表着一种年轻和时尚。随后《那小子真帅》(2)以及《狼的诱惑》系列陆续出版,可爱淘又在国内多个大城市进行了巡回签售,与读者见面。2005年,她的每一部作品在推出之后,几乎都能迅速占领各个书店排行榜的榜首,并持续占据榜单。

  在2004年《那小子真帅》推出的同时,一个名叫淘酷的网站也随之诞生。这是策划引进可爱淘作品的出版方,专门为“淘迷”搭建的网站。在这个网站上,淘迷们不仅可以就可爱淘的作品进行交流,还可以就图书为出版方提出各种意见。经过多次改版,淘酷网目前的会员已经达34万。

  可爱淘的作品《那小子真帅》和《狼的诱惑》在韩国本土都已被改编成电影,2004年8月她到北京做签售时,便同时也带来了电影《那小子真帅》的片断。不久之后,世界知识出版社和某网站也启动了话剧《那小子真帅》的选秀活动,进一步在年轻人中提高了可爱淘作品的知名度。

  从2004年初到今年3月,可爱淘的作品共有7本引进到国内。每一本新书的推出都配合了相应的征文活动。而据王立介绍,在之后,他们还将陆续出版可爱淘的新作《哆来咪》,并且正在考虑配合新书的出版生产各种衍生产品。

  “可爱淘作品本身就有丰富的娱乐因素。针对这个特点,我们在营销和推广其系列作品的时候,必然不会只局限于图书的宣传方式。我们从国外的品牌包装吸取了经验,会从作品本身出发,规划出一系列的推广活动以及周边产品的开发。“王立如此说。

  韩国伪书

  韩国伪书的制作流程

  今年2月,一封匿名信寄到了上海文汇读书周报,这封匿名信中举报了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八本韩国青春小说,称这些小说都是伪作———即由中国作者撰写,署名却为韩国人的伪书。

  这个写匿名信的人称自己以前也是一个图书策划者,因此他比较熟悉目前国内韩国青春小说的生产方式。在同一封匿名信中,举报者列举了目前几种炮制韩国青春小说的手法,之一:侵权翻译、冒名出版。书商找一批懂韩语且急需经济支持的中国学生,把韩国青春网络小说直接翻译成中文,虚拟一个作者,从出版社买一个书号出版发行。之二:雇用枪手虚拟作者。书商将中国人自己写的小说署上虚拟的韩国人的名字。再以各种幌子蒙蔽出版社,以合作的方式得到书号再出版发行。之三:假冒合著。书商拿枪手炮制的韩国青春网络小说找个韩国留学生,以合著的名义,用韩国人的名字出版。

  之后,有媒体对匿名信中提到的八本书进行了调查,并发现号称是韩国著名作者李林银、徐亨周的人根本在韩国并不存在,其著作在韩文网上也找不到任何信息。出版方和图书策划方都矢口否认这几本小说为伪作。记者试图联系这八本图书的出版方和策划方,但双方均表示不再对此事做出任何回应。

  据有了解韩国小说版权交易的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韩国的青春小说版权费用并不是很高,大约就在1200-1300美元(其中可爱淘等畅销作品例外)。而在国内找一个作者写一部书大约也需要相同的价格。只是因为目前图书市场上,韩国小说比较走红,因此国内才会出现由中国作者代写,署名韩国作家的伪书。而也有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出版者表示,目前这种现象在国内图书市场并不少见。

《青春散场:挚爱郭敬明》的营销宣传步步为营,虽然痕迹很重,却能充分利用各种条件,是难得的成功案例。

不过书的营销过程给书中涉及的主人公郭敬明(上)、许菁(下是一张网上广为流传的许菁照片,未得到许菁本人确认)以及作者一草都带来不小的困扰。

   “青春书”生产线之营销篇

一草:一个典型的营销案例

  在现在的图书市场,一本书是否能够畅销,除了其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内容之外,图书的包装和宣传也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读者每天面对着大量的图书信息,如果一本书能够首先吸引读者的眼球,提高公众的关注度,那么这本图书至少在销售上就会占据有利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版方就必须为图书选择“亮点”、“热点”,以及“炒作点”。

  就如,今年2月面市的一本名为《青春散场:挚爱郭敬明》的图书,尽管作者和出版方都竭力否认出版它的目的是看中书中关于郭敬明的诸多隐私,但出版方依然在宣传图书的时候,选择了这个宣传点吸引读者眼球。一本青春图书是否具有有价值的“宣传点”已经成为该图书是否能畅销的关键之一。

  曝恋情书畅销

  在今年三月之前,一草这个名字可能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陌生的。但仅仅一个月不到,这个名字便在全国多个主流媒体上频繁出现,而和他一起出现的则是目前最有人气的80后作家郭敬明。把他们二者联系在一起的便是那本名叫《青春散场:挚爱郭敬明》的书。

  今年2月,一篇题为“大哥出书爆料郭敬明情史”的新闻通稿由某出版方传递到了许多新闻媒体的记者手中。这篇新闻通稿里向大家“爆炸性”地指明,一草———这个号称曾经是郭敬明大哥的人,在《青春散场:挚爱郭敬明》一书中爆料当红人气作者郭敬明的恋情,甚至称要把郭敬明最真实的一面揭露出来,说郭敬明“城府深,薄情寡义、有财更爱财”。

  几乎在这篇新闻通稿到达媒体的第二天,“大哥出书爆料郭敬明情史”的新闻就零星地见诸各地的一些媒体。同时也有媒体质疑这种看似猛料的新闻,只是出版方为了推广新书的策略,而一草书中内容的真实性也遭到了质疑。

  在这之后的2月底,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媒体的报道关注到了《青春散场:挚爱郭敬明》一书。此时有媒体采访书中当事人郭敬明本人,郭敬明否认书中所写的恋情,并称自己根本不认识书中那位叫“许菁”的女孩。郭敬明的否认,使得一草所写内容的真实性再次遭到了质疑,但同时大众尤其是郭敬明粉丝对该书的关注进一步热化。

  甚至在百度郭敬明贴吧,一个号称是郭敬明同学的网友发文为郭敬明辩解,称一草书中所写的内容与事实大相径庭,也称一草根本就不是所谓的郭敬明大哥,只不过是普通网友而已。这篇文章引起百度各种立场不同的网友对《青春散场:挚爱郭敬明》一书的争论,有人支持一草,有人相信郭敬明,也有人痛骂一草卖友求荣。

  就在此时,《青春散场:挚爱郭敬明》上市仅一个月,据称就发行约6万多本。该书在一些小的畅销书书店都被书店老板摆放在了店面里最显眼的位置。

  新书出版改书名

  一草,据他自己介绍,他早在多年以前就因为在网络上读到郭敬明的文章,便开始和郭敬明联系,并从此成为朋友。那时,郭敬明还只是一个在四川老家上学的高中生。一草告诉记者,《青春散场:挚爱郭敬明》是他两年多前就开始动笔写作的,直到去年年底才最终完成,并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如今的出版方。他竭力否认自己是想借郭敬明炒作,他说:“和郭敬明的交往经历是我青春期相当重要的一件事,用文字将之表达,只是我美好的愿望。”

  出版《青春散场:挚爱郭敬明》是否看中的就是该书具有炒作的价值?该书的策划人称只是看中其畅销潜力,并非纯粹是为了炒作。但记者了解到,《青春散场:挚爱郭敬明》一书原名为《青春散场》,如今书名中冒号以后的内容均为在出版过程中,出版方建议作者附加的。从这个书名的变化就可以看出,出版方在出版该书最初,就早已选定了以“郭敬明”作为宣传新书的突破口。

  该书的策划人表示,当下已经成为一个娱乐的时代,郭敬明本身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单纯的作者形象,而是更像一个娱乐人物。读者,尤其是郭敬明的铁杆粉丝会希望对郭敬明的生活有所关注,而《青春散场:挚爱郭敬明》一书正好给予了读者一个了解郭敬明的机会。同时,正是因为一草曾经和郭敬明有过非同一般的关系,所以一草能够清楚地了解包括郭敬明恋情,以及抄袭《圈里圈外》案等各种事情的内幕。这些原因最终促成了出版方选择这本书,并调整其书名,选择以“大哥出书爆料郭敬明情史”的主题对外发出了宣传攻势。

  作者一草在新书出版之时,为了配合新书的宣传也曾就书做了不少采访。但随着质疑的到来,一草逐渐选择了沉默以对抗质疑。他只是一再地强调自己写作的目的并非炒作,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写这部作品绝无诋毁小郭之嫌,而书中内容句句皆实。“对于宣传期间一些爆料式话题以及某些媒体夸张式报道,我首先气愤,其次无奈。这种行为不但非我本意,伤害小郭的同时也伤害了我。”

  另一方面,该书策划人表示,在新书推出后不久,在某网站上有位号称郭敬明朋友的人为郭写了一篇文章。该文章对《青春散场:挚爱郭敬明》一书提出了多项批驳,以证明书中内容的虚假。而在这篇文章中该策划人又发现了新的宣传点,但最终他放弃了新一轮的宣传造势。“一草的心理负担已经很大了,再这样下去对他会是种伤害,同样也会伤害到郭敬明。”该策划人说,对于《青春散场:挚爱郭敬明》的宣传计划到此为止。

《烈火如歌》,明晓溪最畅销的作品之一。

   网络推广打造明晓溪品牌

  《会有天使替我爱你》是如今在网络上非常流行的一部青春爱情小说,它的作者明晓溪和可爱淘一样成名于网络,是目前在网络上颇有名气的青春小说写手。明晓溪是70年代生人,这让她在80年代生人聚集的青春网络写手中显得有些独特。

  明晓溪2003年在晋江文学网崭露头角,当年她的作品便被出版社看中,和可爱淘不一样的是,明晓溪本人并不太愿意露面与读者做面对面的交流,因此出版方最后选择了在网络上对她进行推广和包装———明晓溪的新作品在300多家网站上同时连载,此外她本人也在网络上和读者进行交流———2004年,她每推出一部新的作品,其读者圈都一步步地扩大,去年,明晓溪推出作品《会有天使替我爱你》之后,她从网络走向了更多普通读者的视野,也逐渐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逍遥·圣战传说》,出版商号称要用100万元包装这部小说的作者林千羽。

  百万元开发系列产品

  林千羽,这个在去年原创文学擂台上初次露面的19岁少年,如今已经被朝华出版社100万签约旗下,并计划为其全方位打造作品。林千羽是凭借其玄幻小说《逍遥:圣战传说》获得新浪原创文学擂台赛前半程状元的,出版方目前已经将这部获胜作品出版。而据策划人介绍,之后,他们还将在网络游戏、电视等其他方面开发《逍遥:圣战传说》的系列产品。

《麻雀要革命》,郭妮的小说,这位作者为什么如此高产,现在还是个谜。

  一年推出10本作品的郭妮

  《麻雀要革命》同样是一本青春小说,虽然这本小说在很多大的书店都没有上排行榜,但它却悄然地进入了“开卷图书排行榜”的前二十名。而在网络上搜索这本书,其信息也多达七万条。《麻雀要革命》的作者是郭妮,有消息称郭妮将以每年推出10部作品的速度进行写作。对于这一消息是否属实,郭妮的助理谢燕并未给予承认。她只是表示,今年郭妮已经出版了两本书,同时还有两本书正在印刷和出版过程中,而五月之前,郭妮可能还会写作完一部作品。

  而另外记者也听有业内人士称,郭妮之所以能以如此快的速度推出作品,是因为其背后有几个作者在共同写作。不过这一说法,被《麻雀要革命》的图书策划人路金波完全否认。

从漫画到电视剧,再到小说,《浪漫满屋》是产业整体开发的范例,现在,它的续集也正在打造之中。

   青春书生产线之制造篇

没有热点?我们造一个出来!

  韩国图书的走俏,让国内的出版商意识到了商机,于是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韩国小说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内。突然之间,有人指出许多韩国青春小说并非真的出自韩国作家之手,而是假以国内的写手。

  同样的,韩国电视剧红遍国内,也使得同名的电视剧小说在国内畅销。就这样,我们看到了即将推出的《浪漫满屋》续集,一个由中国女孩撰写的故事。只不过她沿用了《浪漫满屋》原著的名字,以及故事的主人公。但实际上,这已经是一个全新的故事。而出版方还有更长远的计划,他们想把这部中国续写的故事转入韩国,让它真正成为电视剧《浪漫满屋》的剧本。

  青春图书已经不再是僵硬地排列在书店里等待读者选购,它们已经被出版方生产出了热点,被推到我们的面前。

  国内写手续写畅销小说

  霍艳,两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得主,现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编剧系。这个20岁的女孩在今年年初之前都没有想到自己会和那部风靡一时的韩国电视剧《浪漫满屋》扯上点关系。而现在,她已经成为了《浪漫满屋》的续写者,之后,她还有可能再续写第三部。

  今年年初,霍艳从朋友那里得知网上在寻找一位年轻的作者为《浪漫满屋》写作续集,她便投出了自己的几部作品以及个人介绍。最终她被出版方选中,她自己都有些意外。选中霍艳,对于出版方也意味着,他们推出《浪漫满屋》续集的出版计划正式启动。

  韩国电视剧《浪漫满屋》的走红,不仅让rain成为目前最红的人气偶像,也顺势让同名小说成为国内图书出版商争抢的对象。在《浪漫满屋》由出版社引进之后,该书也随即成为去年较为畅销的韩国青春小说之一。

  去年十月,《浪漫满屋》中文版的引进方负责人之一崔佳在百度输入《浪漫满屋》查询,搜索的结果是35万条,这让崔佳他们意识到,《浪漫满屋》的余热效应还将持续,这使得他们策划《浪漫满屋》续集的计划更加坚定。

  在续写开始之前,霍艳向出版方提交了5个故事方案,出版方从其中选择了一个方案,并召集霍艳一起就此方案进行讨论,安排策划《浪漫满屋》续集的故事情节。学编剧的霍艳,在故事情节的安排上让出版方很满意,这让崔佳他们更认定选择霍艳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浪漫满屋》原著风格是轻松,幽默中带着些小的感动,续集如果要保持和原著风格的一致性,就必须要求霍艳的写作也沿袭原著的风格。但轻松和温情的风格并不是霍艳的擅长之处,她以往的作品大多比较忧郁和伤感。在写作最初,霍艳便遇到了困难,这使得续写工作出现了停滞。

  最后,崔佳告诉霍艳,她也许可以多看看可爱淘以及明晓溪的作品,学习一下别人的写作方式,崔佳特别向霍艳推荐了明晓溪去年最火的作品《会有天使替我爱你》。霍艳随后便去书店买了很多明晓溪的书来看,她告诉崔佳,没想到这个作者能写得如此感人。但令崔佳没想到的是,霍艳在读了明晓溪的作品之后,自己的写作风格、文字结构完全走向了模仿。这样的结果让崔佳有些哭笑不得,同时也担心霍艳不能完成续集的写作,他们的整个计划也可能会受影响往后推延。

  “但没想到后来她越写越好,自己的风格也树立了,完全摆脱了模仿的趋势。而她编剧专业的优势也发挥了出来,情节的起承转合非常自然。”崔佳说此时霍艳的写作已经完全达到了他们的要求,最后的交稿时间也比预定时间提前了。

  为电视剧续集提供备选剧本

  之后,霍艳写作的故事被出版方提交给了韩国,此时的韩国方面,正在筹备拍摄电视剧《浪漫满屋》的续集,但剧本还没有最后选定。崔佳的公司想借此机会,把霍艳续写的故事推介给电视剧剧组,让霍艳的故事走向电视屏幕,以此来推动国内图书的销售。

  续写的小说是否需要原著的作者授予版权?续集的策划方向律师咨询过后,虽然得知续写并不存在版权的问题,但他们还是决定通过版权中介机构获得韩国方原著作者的授权。“我们要表示对原作者的尊重,就还是需要作者的授权。另一方面,有了作者的授权,那么此后霍艳的故事如果被拍成电视剧,那也就更加名正言顺。”

  崔佳告诉记者,续集只是《浪漫满屋》开发系列作品的一项,在之后他们还打算推出《浪漫满屋》第三部。第三部他们希望能够找一个韩国作者和霍艳共同完成,“我们希望第三部能够融入两个国家的写作风格。”

  据介绍,霍艳的续集保持了原著的幽默、感人,在故事情节上也很满足青少年的口味。崔佳说当初引进《浪漫满屋》的时候,也对原著的内容做了一些修改,以适合国内读者的习惯。而他们也计划将《浪漫满屋》续集作品打造成一个新的品牌。崔佳透露,霍艳的续集推出之后,出版方将可能策划一个网络擂台赛,邀请网友和霍艳打擂。“很多网友可能也认为他们有实力续写故事,那么就让大家一起参与,和霍艳打擂吧。”

  专题采写/本报记者 甘丹

   ■编辑手记

  一点小小的愿望

  过去两年,我接触到无数的青春文学作品,有的出自出版商的包装,有的则完全由出版公司运作。这些书里面不乏好的作品,诸如彭扬之类的作者也让人看到不俗的潜质,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书或者赚钱或者失败,在读者的眼中却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印象。

  当然,也有例外。可爱淘,她的书已经出了7本,每本都登上排行榜,明晓溪,她的写作相当低调,但在网上却拥有了巨大的读者群,此外像萧鼎、像一草、像郭妮,这些作者来势汹汹,跟在作品旁边的则是绯闻、超高的媒体曝光率,还有快速的作品更新方式。现象背后,人们不难感受到这些人后面强大的产业支撑,果然,不出一个月,人们也就记住了一草之类的名字……

  这,就是产品和产业的区别。

  产品与产业,并没有什么高下之分,说起来只是出版商包装意识和手段的不同而已。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青春文学市场越来越大的今日,已经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书商开始用产业化的手段系统地包装自己的产品,有些产品,甚至完全就是根据市场需求量身定做。于是,青春文学产业链在很短时间之内已经初具规模,并开始深深影响到孩子们的阅读。根据开卷的调查结果,郭妮的《麻雀要革命》已经在今年2月进入畅销书的行列,至于一草和他掀起的话题,更是在网上热闹了整整一个月,而像《浪漫满屋》续集这样的产品,如果能进入国际市场,恐怕还要引起更大的反响。

  “做”出来的书不一定不好,就像“写”出来的书不一定好一样。但是毕竟,生产线上下来的产品肯定会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有的书商喜欢把引进的韩国小说改掉结尾,以适应中国读者的喜好,有的书商则会根据市场反响调整系列小说的长度,至于诸多生产线上下来的作品从构思到情节甚至到语言风格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也就可想而知了。对于读者来说,长期面对这类产业化的读物,阅读面难免单一,于是认清这类读物的操作手法也就成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起码,读者可以在这些“产品”之外,选择一些不同的阅读。

  我们的专题从不同的角度对来自“生产线”的青春文学作品进行了观察,这些书或者本身有着良好的题材,或者借助于书商的包装而走红,或者完全是一个从无到有打造出来的概念。现在,青春读物的产业化已经是大势所趋,出版商们的运作手法只会越来越新、越来越丰富,但作为文化产品,它们最终都是要面向读者的。而在了解了这些产品的生产过程之后,读者面对这些书的时候或许会稍稍有一些不同的判断,这,是我们做这个专题的小小愿望。

陈彦:全控型国家下的知识分子

──魏承思新书《中国知识分子的浮沉》读后

乍看起来,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海外,中国知识分子话题都似乎甚为时髦。但实际上,中文世界里对49年以来中国知识份子的总体状况进行全面回顾与反思的著作却并不多见。不仅在处于言论封锁状况下的中国大陆,海外也少有此类著作问世。99年香港出版的李洪林的“中国思想运动史”系统回顾了49年到89年的中国“思想运动”,但思想史并非知识分子史。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最近推出的魏承思的新作《中国知识份子的沉浮》一书,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

知识分子“工具化”的历史

此书研究的地理范围限定于上海,但由于上海是现代中国的缩影,以其对外开放的程度,吸收新知的便利,大学、文化的发达成为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摇篮和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讲,系统地剖析上海知识分子群体,从很大程度上讲也就是系统地对中国整体知识分子的剖析。正是因此,魏承思的这部《中国知识份子的沉浮》,实乃近年研究红色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一部扛鼎之作。作者魏承思上世纪80年代曾是活跃于上海的知识分子,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思想研究室主任,主编过“中国八十年代人文思潮”等著作。89年以后,魏承思游学美国、香港,接受了坚实的社科研究训练,此书是在其师从香港著名学者金耀基教授写作的社会学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完成的。

《中国知识份子的沉浮》一书共分十章,以全能主义政治作为研究和叙述的主线展开。整个中国从1949年到80年代末期的历史,从知识分子史这个层面来看,正是“全能主义政治”在中国登陆、形成、确立然后又由盛而衰渐渐走向式微的历史。与全能主义兴衰过程相平行的则是知识分子从独立逐步沦为「工具化」的历史演变轨迹。

国家控制社会生活的全部

作为一部研究著作,此书运用大量数据和翔实的材料,从社会学角度论证了知识分子作为中国社会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在社会各个时期的比重和不同地位。更为难得的是作者实地采访了10位上海如今仍然健在的右派知识分子,他们的经历和反思不仅为这部学术著作注入了血肉质感,也为作者揭示49年以来中国极权主义的发展过程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视角。

从1978年中共官方反动思想解放运动以来,中国思想界、知识界对中国社会的现实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但是应该说,全面的、系统的以极权主义或全能主义概念为分析手段严密解剖中国社会演变的研究著作仍然是凤毛麟角。中国国内知识分子自80年代以来,突破官方的封杀,对具体的历史惨案如胡风事件、反右运动、大跃进、文革一类历史灾难进行剖析、反思,取得了重要的收获,但是,对这些事件之间的联系进行系统分析和反思的研究在中国国内却难以进行更难以发表。

魏承思以全能主义(totalism)概念作为分析框架,并触及到全能主义与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的不同。政治学界对极权主义的定义一般以德国政治学者阿伦特的经典定义为准,意指在一个国家之内,一个惟一的政党通过对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三个层面的权利垄断来统治社会。可惜作者并没有深究此二者之间的区别。在本书绪论中,魏承思讨论了有关各家理论,将共产主义控制下的中国归结为全控型国家。所谓全控型国家,即是国家将控制社会生活的全部作为自己存在的主旨。也就是说,一旦共产主义作为制度登上了某一个国家的历史舞台,它的全部目的就是将社会与人生的一切统统纳入自己的运行轨道。

知识分子被改造背后的秘密

从这一研究范式看《中国知识份子的沉浮》一书,笔者认为,魏承思这部著作有两大突出的贡献。一是将中国49年以来共产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看作是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国家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的极权主义过程并对此进行了令人信服的论证。此书将1949年到1989年中国社会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1949至1957年为「全能主义政治的形成」阶段;1958至1976年为「全能主义政治的确立」阶段;1976至1989年为「知识份子去工具化」阶段。从这一视角去看如武训传批判、胡风事件、反右运动一直到文化革命等政治运动,就可发现,每次运动既是全能国家对仍然存在的社会的野蛮吞噬,又一步一步将全控型国家推向顶峰。

此书的另一大贡献就是充分地论证了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控制过程并非单纯由于思想改造的奇迹般的结果,恰恰相反,这一结果是共产党通过国家机器掌控整个社会然后掌控知识分子的一部分。作为一部社会学研究著作,作者几乎在每一章都有专节论述当时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通过对知识分子生存状况的描述,作者揭示了知识分子被共产党改造成为共产主义制度的工具这一事实背后蕴藏的秘密:那就是:知识分子的工具化实乃是在被剥夺了基本生活条件之后唯一的选择。

可惜的是,作者并没有将研究的触角一直伸展到89年以后市场经济加政治垄断的中国社会,但作者关于极权主义通过垄断一切生产与生活手段进而垄断人的思想的论述实际上已经揭开了今天中国社会向后极权演变的规则。

刘晓波:被戏谑的钦定荣辱观

   在今年两会上,党魁胡锦涛颁布道德“圣谕”,为全党全民钦定了所谓的“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会上会后,中共各部委、共军各总部、全国各省市和社会各界,又开始仰望着“皇帝的新衣”手舞足蹈了,据报道,中组部将“八荣八耻”列入考核干部的标准,中宣部把“八荣八耻”变成引领社会风尚的一面旗帜,教育部要求大中小学校把“八荣八耻”贯彻到整个教学过程中,务必做到入眼、入耳、入脑、入心;北京各高校已经召开学习“八荣八耻”的座谈会了,号召全国高校都要把胡氏“荣辱观”引入课堂;人大附中学生会的同学们亲手制作的“八荣八耻”便携式卡片发放到了全校每一位同学手中,号召大家争做“少年君子”;还有小学生马上谱写出《荣辱歌》和《八荣拍手歌》,在全国中小学传唱。

    胡锦涛钦定的荣辱观,只能让我想起中国陈腐而野蛮的圣谕传统。由今天向过去追溯,想起江泽民时代颁布《爱国主义教育纲要》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以德治国”运动,想起邓小平时代的“五讲四美三热爱”运动,想起毛泽东时代的“学雷锋”等一系列再造共产新人的道德运动,想起孙中山的“训政”和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想起二十四史所记载的历朝历代皇帝钦定的礼仪。

    中国的统治者最爱说:“此为礼也,用以教民”。他们甚至狂妄到可笑而弱智的程度。据对明史颇有研究的吴思先生介绍,朱元璋曾创建的贯穿整个明朝的一项制度,每个月月初皇帝都要发布指导百姓怎样生活的圣谕,由顺天府的头儿带领宛平县和大兴县的县令入宫领旨,在金水桥南头向跪在那里的十位有头有脸的乡绅耆老宣读圣谕,交给,聆听并领了圣谕的乡绅耆老回去后再向百姓宣读。

    由于月月都要宣旨,圣谕的内容便高度重复,久而久之,聆听圣谕的耆老们就不耐烦了,索性花钱,一边贿赂宣旨的官员,一边雇佣了一些街头痞子,给他们制一套体面的行头,让他们代为听旨领旨。宣读圣旨的官员和前来假装领旨的痞子都收了好处,二者自然心知肚明,默认了此种欺君大罪。如此,耆老们避免了浪费时间的麻烦,官员和痞子得到了银子,三者皆大欢喜,共同在神圣的皇宫大门前、在光天化日之下上演着欺君之秀,严肃地假装宣旨,恭敬地假装聆听,只有皇帝一人变成了白痴,被他的臣子和臣民玩弄于股掌之间。

    不幸的是,大陆人仍然在这样的狂妄而弱智的统治之下,思想和道德皆以统治者或统治者钦定的圣人为权威标准。这种“年年讲月月讲”的传统非但没有绝迹,反而被中共政权创造性地发展,变成了“天天讲时时讲”。毛泽东的最高指示、邓小平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八荣八耻,在各自执政的时代皆是百姓每天必须聆听圣谕。三天一个“纲要”,五天一个“决议”,居高临下地频频教导老百姓如何遵守道德常识。更可悲的是,在21世纪的今天,在改革开放近30年后的中国,中共党魁居然还把民众当作幼儿园的孩子,要求百姓“尊老爱幼、男女平等、邻里团结、勤俭持家、助人为乐、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等等。

    我想,那些被中宣部频频找来开会的官员们和每天被要求学习“胡荣辱”的百姓们,其心情与明代的宫廷太监、大户乡绅、街头痞子完全一样,共同上演一出统治者装模作样地发号施令,被统治者装模作样地洗耳恭听的作秀肥皂剧。

    狂妄是所有独裁者的道德癌症,越是有所作为的独裁者就越狂妄,这样的政治强人也具有把癌细胞强制扩散到全社会的超强能力。尽管,现在的中国已经告别了独裁强人的时代,但是并没有摆脱独裁制度的统治逻辑──所有的专制社会在道德上皆是野蛮的虚伪的堕落的,所谓中国为几千年礼仪之邦,不过是长期的意识形态强制灌输形成的虚假套话。鲁迅说“礼教吃人”,点出了礼仪之邦的野蛮性;陈寅恪说中国的礼仪制度“大抵仅为纸上之空文”,道破了礼仪之邦的虚伪性。

    野蛮而虚伪的礼仪之邦在道德上必是堕落的,狂妄的布道者恰恰是最大的不讲道德者。因为钦定道德是对人的自由及尊严的蔑视,造就的只能是最为反人性的主奴关系:发号施令的主子高高在上,唯唯诺诺的奴才俯首在地。统治者依靠君临天下的独裁权力,除了绝对相信自己的德行和智慧之外,而把其他人皆当作无独立能力的依附者──无思考能力和选择能力的弱智者或残疾人,把一个人代替众生进行思考和选择视为赐福于民,因而也就把剥夺人的自由的思想权利和选择权利视为理所当然。

 

    更为野蛮的是,当奴才不遵守主子颁布的道德礼仪时,比如,一个寡妇没有守节,一个士大夫没有守丧,一个清官提出与皇帝不同的政见,主子才不会只用道德说教来说服奴才,而是要用监狱甚至肉体灭绝来彻底取消奴才说话的权利和机会。违反了三从四德的古人,抗拒了最高指示的今人,主子才不会只用儒家经典或雷锋精神来教育大逆不道的奴才,而是要动用法家的严刑峻法或无产阶级专政来惩治。换言之,主子们不仅用暴力恐怖吃掉人的肉体,更是用钦定道德吃掉人性、人格、尊严和灵魂。

    中国,从古至今,以独裁权力为核心的等级制和礼仪道德,覆盖之广泛、统治之严酷、虚伪之透顶,实为举世罕见。由此,可以解释为何中国之独裁等级制得以几千年不衰,成为世界上最长寿的政体。

    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就在胡锦涛的“荣辱观”刚刚公布,网上马上出现民间版的八荣八耻:

    以普世价值为荣,以专制主义为耻;以尊重人性为荣、以剥夺自由为耻;以宪政法治为荣,以苛政人治为耻;以保障人权为荣、以维护特权为耻;以海纳百川为荣,以打压异议为耻;以选贤与能为荣,以选劣汰优为耻;以真话直言为荣,以假语伪装为耻;以公私分明为荣、以借权谋私为耻!“

    同时,在党权及其官员变成民间笑话的时代,胡锦涛的荣辱观也难逃戏谑:

    以当官为荣,以做民为耻;以豪富为荣,以贫困为耻;以厚颜为荣,以谦卑为耻;以巧取豪夺为荣,以诚实劳动为耻。

    这样的戏谑甚至出现在党的最大喉舌《人民日报》下属的“强国论坛”上(2006-03-16):

    “八荣八耻”,教育部最新解释:第一荣耻:教育部干部,以找到年轻漂亮的女生陪舞为荣,以枯守老妻为耻。

    第二荣耻:大学本科招生,以扩大相对不公平为荣,以追求绝对公平为耻。

    第三荣耻:研究生招生,以多招高官美女为荣,以择优录取为耻。

    第四荣耻:教授业绩,以少劳多得、能蒙会骗为荣,以追求真理、不会造假为耻。

    第五荣耻:大学校长,以山呼海吹、肆无忌惮为荣,以兢兢业业、踏实肯干为耻。

    第六荣耻:博士点评定,以行贿巧妙为荣,以凭真本事为耻。

    第七荣耻:吸引海龟,以吸引到杨振宁、田刚、陈进者为荣,以吸引到老实八交者为耻。

    第八荣耻:全教育部系统,以搞到金钱为荣,以清贫自守为耻。

    看了民间版“耻辱观”的缎子,任何人都会明白,无论官权如何鼓吹党魁钦定的道德,也再也糊弄不了大陆百姓了。他们眼明心亮,早就看穿了官权的真相:统治集团既想扮演最权威的布道者,又是最大的道德腐败者和伪善者,政治腐败所导致的全社会的缺德现状,绝非统治者依靠最不道德的绝对权力发布钦定道德标准所能改变的。非但不能改变,反而只能加速全社会的道德荒漠化。

    2006323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