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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在三月十四日《亚洲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文：《日本等待民主的中国》，令人感动。这篇文章比克林顿总统和布殊总统访问中国时发表的讲话更具邻里间的赤诚与谦卑，有源远流长历史的柔情；连中国领导人内心都从没涌出过，因而也从没流露过的一种对中国的深情。

民主制度下的政治家的水平的确不一般，专制制度下的政治家，名曰政治家，实际上是一群先骗人，骗人不成就打人的流氓，完全丧失了人类性情中高贵的一面。最近麻生外相在中日历史与台湾问题上的发言屡屡引起轩然大波，可是从这篇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给中国领导人听的傑出文章来看，他与许多日本人一样具有浓厚中国情结。

麻相的文章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早前我访日期间，曾两次与日本外务省的官员交换意见，呼籲日本政府关注中国人权，助其推进政治民主化。他们指出，实际上日本政府一直努力与中国政府开展人权对话，可是每每被中国政府以你们日本有历史问题，没有以人权对中国施压的资格为由蛮横地挡回。

专制的非理性

我相信这一点。我深知专制中国政治家的非理性，别人为他们统治下的人权状况牵肠挂肚，他们不仅不领情，不心存感激，反倒怙恶不悛、不思悔改、恶语伤人。关心人权还得验出身，难道非要根红苗正、三代贫下中农才可以谈你的人权问题吗？因而我建议他们（日本外务省的朋友），适当时候，可以考虑把历年被中国政府挡回的人权提案列表造册，公告天下，好让世人都知道中国外交政策是多么地抗拒现代文明，中国外交官员是当今世界上怎样的一群超级混蛋。

在日本访问十八天，我发现，阖日本几乎没有人挑战中国的地位，一如麻生外相这篇文章所传达的。我接触到的日本人，他们都希望中国能实现政治民主化，为中国人民光明幸福的未来祈福。

胡锦涛主席即将访美，我建议小泉首相和布殊总统发表声明，公开表示日、美愿为胡锦涛推动政改提供帮助。倘若中国保守力量危及改革，危及胡锦涛的地位，日本、美国决不会坐视不管，袖手旁观。

借助外力推动

我一直坚信，若能为尧舜，谁愿为桀纣？我个人认为，胡锦涛内心不排除有成为日本明治天皇和美国林肯总统那样伟大改革家的渴望，而且历史已为他提供了机遇。胡锦涛为何迟迟不敢大展拳脚？他到底怕甚么？他怕出现“改革变数”，他怕失去目前的“稳定”。具体说，他怕保守力量像当年埋葬胡耀邦、赵紫阳一样埋葬掉他自己。如果日、美能明确表示愿为胡锦涛政改提供所需的力量帮助，他未必不会成为中国的明治天皇和林肯总统。

有日、美两大国际宪兵在旁威慑，中国国内保守势力无人敢蠢动。日本尤其有制动中国的地缘优势，英法德欧皆不可比。访日期间，一些日本朋友认为，对中国政治民主化施加影响，日本无法与美国相比。可是我认为除美国外，举世谁又能与日本相比呢？日本政治家对中国人权问题说的每句话，都会引起中国的政治地震，这一点甚至连美国也比不上。日本应该充份利用这优势，顺势影响中国，影响东亚，乃至整个亚洲。这个大洲历史太古老，灾难太深重，太需要有智慧、有担当的日本政治家推动了。

内心欢迎改革

就像我无视中宣部和北京大学的非理性存在一样，日、美包括台湾的政治家都应该无视中国政府非理性的存在，走自己认为是对的路，而不是走讨中国政府高兴的路。这个世界上，只能让流氓适应君子，而不是君子迁就流氓。

另外，中国政治家口是心非，别看他们整天高喊反对别国干涉中国内政，实际上他们个个内心希望文明国家干涉中国内政。为甚么？中国社会传统太深，政治家不愿冒改革的风险，可是他们人人都认可改革。如果有外力可借，以降低个人风险，达到改革目的，他们内心会欢迎的。

我去过《新京报》（原《生活时报》）所在的原光明日报大楼，这是一个有些历史但近乎衰败的大楼，电梯不灵光，门卫却象模象样，简直是一个封闭的中共机关。

自从程益中来了以后，这个原《生活时报》是指望双赢的，赢读者，又赢市场。后来程益中不幸调离，留下接任的都是南方报业的人才，他们确实合力做到了双赢，报纸有起色了，但麻烦也不少。

主要是什么原因呢？是有“光明”这样的上级，就导致《新京报》整天蒙在黑暗幽谷中，不得最常识的最基本的言论和出版自由。

3月21日，《光明日报》的儿子报《新京报》又开始挨整了，它的上级同意这份报纸做出一份关于错误刊发《王天成起诉武大博导周叶中》一文的处理决定（新京报字2006第85号），称“本报3月20日A23版刊发《王天成起诉武大博导周叶中》一稿，违反了上级主管单位的有关精神，造成一定负面影响，受到上级领导的严厉批评”。这个决定提到“违反了上级主管单位的有关精神”，经查，所谓报纸的上级有好多种，有光明日报，还有上面的党委宣传部。至于造成了所谓的负面影响，纯粹是反话，应该是造成了一定的正面影响，比如抄袭可耻，揭露抄袭为荣，而且还迎合了胡锦涛新提出的“八荣八耻”。至于所谓受到了上级领导的严厉批评，这些人到底是是谁？我估计他们不敢公开名字，以后一旦公开都是迫害媒体公正的“不良分子”，进入历史黑名单。

不过，现在是市场经济，报纸挨整，不像以前批评就可以了，还有经济处罚了，该报纸决定对“下列人员负有直接责任”的人员进行处罚，指萧国良（笔名肖三郎）在文化副刊部内部传达上级精神不及时，负有管理责任；编辑金秋未对此稿提出疑问即上版，负有编辑责任；记者张弘一稿两传，负有不按流程操作的责任；任世武负责当晚版面付型，没有了解与遵守有关指示精神；负有管理责任。值班副总编辑孙雪东没有最后制止这一稿子见报，负有把关责任。根据报社有关规定，经社委会研究，决定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如下处罚：1、对金秋、张弘进行批评教育并分别扣罚1000元奖金；2、对萧国良、任世武进行通报批评，分别扣罚1000元岗位工资；3、对孙雪东扣罚2000元岗位工资，并要求其在社委会上作自我批评。

我大致算了一下，这一下，报纸就处罚了6000元，但责任最大的也是副职，正职没有责任，上级主管也没有责任，这就是“刑不上大夫”新版本，上级永远没有责任，巴掌只能打在儿子脸上，老子永远是老子。典型的强盗逻辑，流氓逻辑。

最后，所谓的前《生活时报》、现《新京报》社委会还无耻地“要求全体采编人员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责任心，确保上级指示的贯彻落实，相关部门负责人要进一步完善上级指示的传达执行流程，确保不再出现类似问题”，都是自说自话了。

我搞不明白，当年《光明日报》的人把一份《生活时报》整成办不下去的破落局面，亏了多少钱，居然没有人负责任，真奇怪，大锅饭真好吃。后来，幸好南方报业的人来接手，才不继续亏下去了，反过来，光明人又开始“摘桃”了，桃子是好吃，但不能白吃，或许以后《新京报》的衰败就开始在今天。

最近，建议《新京报》收回这份不恰当的文件，从双赢的角度，另发文表扬箫国良等人的敬业精神，继续谴责周叶中等人的抄袭和人民出版社的失职，并向王天成先生表示歉意。人们期待着。

—-重读鲁迅

最近，真的忽然又对鲁迅先生的作品感了兴趣，一来是早就有系统地读一下这位真正的大作家的作品的想法，二来也是近来在网上读到的对鲁迅的负面评论有关。我不是鲁迅的崇拜者，我也从来没有崇拜过什么人，就算是如来与林肯吧，我也从未拜过他们，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值得人崇拜的东西，那也只能是那高过一切人的伟大卓越之处的可能的神──一种能够安排、决定一切的全能的神可当此任。鲁迅是我推崇的作家，一向如此。但是，很久没有读他的作品了，而人的思想总是在变，或许过去推崇的，现在变得不推崇了吧，或许竟然发生与过去的意见相反的意见也真的说不定。还是读读作品再说吧。

前二天读了鲁迅的部分杂文，觉得确实思想深刻，文风犀利，气势赢人，这也没有什么，这只是鲁迅作为一个作家所独有的个性罢了，谁没有自已的个性呢？象当代大作家黄翔、袁红冰均极有个性。就鲁迅的思想而论，虽然看来他倾向于共产主义革命，但似乎那也只是一种生活在一个动乱罪恶时代的知识分子的一种自觉不自觉的迷误而已。

包括鲁迅在内的那些民国时期信仰共产主义的人们有谁能够想到共产主义在日后给国家与人民带来那么大的灾难呢？如果知道，他们肯定是要后悔死的，那些真正铁血心肠的人们除外。

今天开始读鲁迅的小说，先读了一篇《狂人日记》，这也是他作为一个作家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也是他最著名的小说之一。《狂人日记》主要讲了一个狂人对历史对现实的中国社会的一些感悟。结论是中国社会（小说主要指封建的家族制度与礼教方面）具有吃人的本质。无疑作者的这种认识是深刻的，是具有极大的时代进步意义的。无论人们怎么说，人们总无法否认中国几千年的社会生活中始终有着人相食的一面。这不仅仅是指具体的特定情况下的人吃人，比如战乱与荒年人吃人，就是在和平时期也存在着人吃人的现象，比如，被仇人杀死的人被仇人所食，普通商家与百姓为强盗所食，还有其它的食人法，比如为了讨好君王而杀死自已儿子的易子而食。等等。中国历史上还发生过人们──愚蠢的人们在皇帝的罪恶诱导下将其最伟大的军事天才袁崇焕活活咬死的悲剧。作为一个新时代的作家、知识分子的鲁迅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的吃人本性──至少是在这个社会的某一方面存在着严酷的人吃人的现象──是有着巨大的进步意义的，况且从形而上的意义上来说，将中国社会人们之间的不相容、相争、

相斗的恶劣状态描述为人吃人也是具有重大价值的发现。作家指出社会的谬误即是为了引起变革改正的结果，也就是鲁迅所讲的引起疗救的注意。现在鲁迅说出来了他的意见，他也在那里大声地呼吁救救孩子，我想这是鲁迅作为一个作家所能做到的最佳之事了。作家不是政治家，不是军事家，一般不会去实际地参与社会变革的运动，但只要他向人们提出了问题，并得出了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结论，他的任务就可算是完成了。其它，我们还能希望其它的什么呢？人毕竟不能包揽一切。除了毛泽东式的伟大人物，他敢于包揽一切，他让一切围着他的思想转动，他是成功了，可是结果呢？结果证明他是一个现代的罪大恶极的专制魔王，给予中国人民带来了几乎无穷无尽的灾难。以至至今人们仍然而在他消极的政治遗产中受着惨痛的折磨。

鲁迅说中国社会吃人确实是对的，除了上面所说的封建社会吃人之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也还是这样。据说是人民翻身得解放了，人人平等了，人民做了国家的主人了，但是，也还是有吃人的事情发生。大跃进带来大饥荒时吃人，文革时吃人。文革时广西等地吃阶级敌人是有着具体的证据的。中国社会何时能够不再吃人，不再人相食呢？

人们总是以他自已的眼光来看社会，鲁迅说中国数千年来是吃人的历史，这是一种说法，而以我看，我则认为，数千年来中国的历史是一部杀人的历史。我曾过一篇短文叫作《中国的杀文化》。在这篇短文里，我提出中国一直是有一种杀文化的。统治者草芥人命，随意杀戮，坏军阀也是一样，土匪强盗更是这样。中国历史上一个杀字不知道使多少人丧失了生命。据说杀人魔王（我们的教科书上是将他作为伟大的农民起义领袖的）张献忠在四川杀人，竟然连书七个杀字，真可说是杀气冲天了。历史上杀人也就罢了，因为历史总是从野蛮到文明的，在从野蛮到文明的过程中可能免不了有一些让人沮丧的事情发生。我们不必为历史上那无数为野蛮暴力所杀掉的人叹息，因为即使我们成天叹息又有什么用呢？叹息不能改变那已成不可更改的事实，这也是一种事实。照理说，现在中国吃人、杀人的少了吧？当然，肯定是少得多了。尤其是吃人，大概是很少很少的了。除了个别魔鬼样的人出于恶毒古怪的心理弄一些当代吃人的把戏以满足自已畸形的欲望之外，吃人大概是可以绝迹了。那个鲁迅笔下的狂人大概可以不必担心被人吃了，尤其不必担心被自已家里人吃了。可是，杀人的事情却还是绝不了迹。总在我们的眼前晃动着。就在前二天，那个雇用杀手去杀人的亿万富豪袁宝景执行死刑了，他是被政府杀死的，而政府杀他是因为他雇用人去杀人并且真正杀死了人，因此，在这一点上政府仅是利用国家的公权力来伸张正义，这没有错。还有，就是那些总也绝不了迹的刑事杀人案，或者是为劫财，或者为“爱情”，为美色等杀人，结果，当然绝大多数会被揭露，然后去偿命，被国家枪决或注射毒剂而亡。这也没有什么可说的，这在哪一个国家都一样。但在当今中国有一种杀人是有大问题的。那就是那些因为信仰什么真善忍的人们的死亡。如果，那些网络上的报道是属实的话，先后有二、三千人死亡的现象不能不让人关注。他们究竟是怎么死的？他们为什么要死？总之他们是死了，只要他们不是自杀与病故等等原因而死，那么，他们就极有可能是被杀死的（被打死当然也是被杀死，殴打不过是杀人的一种方式，也是速度较慢的一种方式）。如果，他们真的是被杀死的话，那么，中国的杀文化可又有存在下去的必要了，因为有正在实际运用着它们的人与事存在。

吃人呵，杀人呵，这些都是一些什么事情呵！21世纪的中国却还象是在12世纪一样怎么行呢？醒醒吧，中国人，不能再麻木不仁了。只要这个社会中存在着一个人被不公的暴力所杀害而得不到追究的现象，这个社会就不是正常的现代社会，这个社会就存在着极大的危险，这种危险就在于人们的生命安全得不到法律与社会正义力量的保护。

中国人，彻底地抛弃掉那祸害我们国家与民族数千年之久的吃人的文化与杀人的文化吧，将每一个人的人权──他们的生命权利、健康权利、他们的人格尊严权利，他们的财产权利以及其它权利──看成是高于一切之上的上帝吧。做一个自由的幸福的无恐惧的人吧。

—-解析《新观察》学术随笔系列（一）

作者按：坦率地说，作为一个以自由知识分子自诩的人，我对中国近代自由主义历史的了解远不如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尤其对在陆自由知识分子储安平与“《观察》至《新观察》”的命运，也知之甚少。近来一段时间，研究《新观察》样本（1951年上半年合订本）(－－还是制度经济学案例分析的方法,只不过问文体通俗为化随笔），我震惊地发现：没有储案平的《新观察》竟然如此荒唐！ 从储安平离开他所钟爱的《观察》之后，储安平的时代就结束了。而储安平的时代又那么地短暂。我不想把阅读时的恐惧传导给读者，但那一张脆得如寒冬枯叶的纸张，分明记载着一段段、一片片骇人的文化历史。 2006年3月14日 言论自由，毫无疑问地是个“古典命题”，对这个古典加以各种限制也就成了人类文明的奇观，什么“无产阶级的新闻观”啦，什么“人民大众的言论自由”啦，随之，就有毛氏（文革）的新古典“对于那些反动派，只允许他们老老实实，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作为新古典的“不许乱说乱动”反映在法律意志方面，就有了“剥夺政治权”的刑法附加刑规定。广而言之，如果说中共已完成了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蜕变，那么“剥夺政治权利”的刑法规定仍然是其作为革命党后裔的未褪的脱记。 放下以剥夺言论自由为特征的中国公民权利剥夺这一大“中国特色”不论，只说对言论自由的技术化处理，就见操刀手们的技艺高超。这正如我在《中国人的历史误读》一书中提出的一个“定理”一样：改书要比焚书更厉害。 《新观察》成了新的操刀手、新的改书者！ 1951年第１期《新观察》半月刊上，有一首袁冰拍作的诗，名曰《一幅崩溃的图景》，配图者是至今仍大名鼎鼎的丁聪先生。 图（漫画）的核心理念是讽刺美国的战地新闻检查制度，正如诗中所云： 任何有关“撤退”的字都不准通过， 那*怕加上“组织优良”、“计划精确”。 这一类的形容词，也无用处。 神经质的检查员拿起放大镜来检查， 这儿用剪刀剪，那儿用红笔涂。 最后他狠狠地划掉这样一句： “现在不是要保全面子，而是放屁。” （*原字如此） 我无意贬低袁水拍先生的诗作水平，但很明显，“组织优良”这类表达是全中文化的，路透社的新闻记者是否写了此语并被删掉，已无可考。毕竟，诗是文学创作体裁而不是新闻或大事纪。在理解了这点之后，我们也没必要对“保全面子”与“放屁”这样中国式的想像加以挑剔。 可以反问的是：《新观察》的编辑水平就这么低吗？ 说编辑水平低，并不是仅指这首诗与画的“全中文化”表达（如美国记者的“中文袖标”），而是指它的过滤技术太过拙劣，欺世人如顽童。在这首诗之前，『时事漫谈』栏目有一篇林淡秋的评论文章，曰《从“打背包”到“心理新闻检查”》，并且袁水拍的这首配（丁聪）画的诗也是林淡秋先生评论话题的一个后续。正是这看似有连续性的编辑技术却留下了巨大疑问，现在该称之为魔术破绽。 林淡秋先生的评论援引了一个叫范伦汀的战地记者被美军第八军当局驱逐的事件：范伦汀夸大了美军厌战的事实，称美军士兵一听“打背包”口号后，几秒钟就会把行要收拾好，再也不用其他动作命令。这一愚蠢的驱逐行为立刻引发了美国记者的强烈批评，《芝加哥日报》战地记者比奇说：“他们采取了不折不扣的政治与心理的新闻检查政策”。合众社的副社长约翰逊更是对麦克阿瑟的新闻检查令大加挞伐。但是，林淡秋先生这篇洋洋数千字的评论却没有说明： 1、为什么美国的记者要违背美军（也就是政府）的利益去替一个外国人说话？ 2、被林淡秋先生称为“生长新大陆、而且一直为新大陆统治者服务的”约翰逊为什么敢于用职业操守去反对统治阶级？ 3、中国人民要了解路透社、《芝加哥日报》、合众社这些国外新闻媒体还说了什么，是否可能？ 这三个问题似乎有“鸡蛋里头挑骨头”的嫌疑，或曰为“事后诸葛亮”。但，问题是在朝鲜战争过了半个世纪后，中国的范伦汀们（如程益中、李大同、卢跃刚）丝毫没有夸大事实，只是为了捍卫言论自由的“古典命题”而遭到同样的驱逐。作为一个文字分析模型即制度比较案例，我们不能忘记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范伦汀是处于战争状况下，而程李卢诸人是在和平年代。 至于非常古典的命题，我们就不用分析了，只用逻辑推理来问：中国现在是处于战争状态吗？－－比方说“没有硝烟的战争”，如果有人知道这是个战争状态，那么发起者力欲消灭的敌人是谁？ 2006年3月15日写于北京至泊头的火车上

【2006年3月22日狱委讯】(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 据可靠消息，上海著名民主人士李国涛先生昨天(20日)被当地公安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拘留，电脑被抄走。大纪元记者打电话到李国涛家中，已无人接听。  据知情人士透露，李国涛被拘留是与其为杨天水呼吁有关。此前李国涛为张林、许万平等异议人士呼吁，也曾受到当地公安多次威胁，甚至遭受殴打。  另据知情者透露，当局正全国范围调查，企图网罗“罪证”，给杨天水安上莫须有的罪名。 杨天水辩护律师李建强今天表示，目前案情尚无任何进展，仍然在公安侦察阶段，因此律师不被允许介入，只有等到案件移交检察院后，律师才可介入。  为杨天水呼吁被拘押 南京著名自由作家杨天水先生于2005年12月23日被江苏镇江警方刑事拘留后，于今年1月22日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转为逮捕。  李国涛等异议人士奔走相告，尝试以各种方式营救杨天水，虽屡次遭到当地公安的威胁恐吓，仍不放弃努力。  今年1月27日杨天水的姐姐家从邮局收到了当局逮捕杨天水的通知书的当日，李国涛愤笔疾书，为杨天水高声呼吁 ：  “人心齐，泰山移。是显示正义的力量的时候了。是显示海内外、体制内外进步人士们团结奋斗的力量的时候了。天水的受难，就是我们最亲的亲人受难。天水的不幸，就是我们自己的不幸。如果我们无动于衷，我们就不配做一个中国人，因为天水是全心全意为了我中华民族的进步，是全心全意为了我们所有中国人的自由幸福而失去自由的。”  “仅仅愤怒或着急，无济于事，关键是一切善良的人们，应该加倍紧急行动起来，加大依法维权的力度，海外应该团队领衔，各方彼此协作、协同、联合，在海内外全方位广泛展开一场轰轰烈烈的、全力以赴的火速援救、营救天水主题活动”。  曾宁呼吁 贵州著名民主人士曾宁先生获悉此消息后，紧急呼吁海内外各界朋友们关注李国涛的下落。  他指出，李国涛先生，与杨天水先生、张林先生一样，都是中国社会具有高尚、人格、道德勇气、道义力量的公民。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了中华民族、中国人民而不惜牺牲自己。  他说，李国涛先生生活极其困难，与年迈的父亲一起生活，靠老父亲的每个月几百元的退休金勉强维持生计。他从不向朋友们提出需要帮助，再困难自己咬牙挺着，不仅如此，而且总是想办法帮助朋友，有一副非常侠义仁厚的好心肠。  “虽然身处困境，但李国涛先生始终以一种非常饱满的热情，乐观的生活态度，对待自己的生活、对待别人，对待生活中的人和事。 长期以来，李国涛先生对中国大陆的很多被捕、被迫害的异议人士，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他都勇于挺身而出，为这些人呼吁呐喊。”  曾宁表示，李国涛先生曾经做过的大量的呼吁和呐喊，类似的情况现在发生在他自己身上。希望朋友们在他身处困境的时候也能够同样伸出援手，为追求公义的人守望相助。  侯文豹因杨天水案被拘押 今年3月1日，安徽异议人士侯文豹先生被宿州公安局的公安和国保大队带走，现被拘押于宿州市第一看守所。据悉，也是与为杨天水呼吁有关。  2005年12月23日，侯文豹与杨天水一起回到杨天水在南京的住所，即被早已守侯在旁边的国保便衣10多人围住，被分别强行带走。侯文豹被讯问多时后于第二天获释。杨天水被关押至今。  山东律师李建强接受杨天水家人委托代理此案，曾于1月14日亲赴镇江试图会见杨天水，但被当局以“涉嫌国家机密”为由拒绝，并被告知，此案是由省公安厅指定的。  杨天水被捕后，著名异议人士李国涛、侯文豹、赵昕、李海、林牧、沈良庆、齐志勇、陈西、王庭金、方草等许多异议人士强烈呼吁海内外各界朋友伸出援手，为营救杨天水进行募捐。  受杨天水四姐的委托，侯文豹先生代办接受朋友们的捐款事宜。

　

　　我时常想起鲁迅，想起胡适，想起钱穆，不太想得起梁实秋，林语堂，周作人。对鲁迅，我的认识有过反复，感情上有过起伏。60年代至70年代是信奉，80年代则是怀疑、疏离，甚至有些厌烦。80年代最后一年起，才明白自己所处的年代还是鲁迅的年代。
　　
　　在片面信奉的年代所形成的读者与作者的关系，无异于一场包办婚姻。除了意识形态读物，你能够读够读到的另一种读物就是鲁迅，你对于20世纪上半叶的了解如果不满于教科书的灌输，那就去读鲁迅全集后面的注解。由此产生的热爱，是盲目的热爱，没有经过选择的热爱，与包办婚姻有什么两样？包办婚姻是不牢靠的，很容易被第三者插足。80年代一来，有多少精神世界的新鲜第三者打将进来？由此产生包办婚姻破裂，出现另一种选择，完全正常。经受了80年代的冲击，还固守原来的状态，并不令人尊敬，而是一种很可怕的状态。
　　
　　80年代结束，所有搅动起来的东西开始沉淀下来。这时逐渐对鲁迅发生回归，发生亲近。此时回归，可以说是痛彻心肺之后的理解。他那肃杀的文风，我一度以为是他个性使然，后来方明白是那样的现实环境逼出了那样到文风。他正是以那样的文风忠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黑暗。反过来，现在读林语堂，读梁实秋，你还想象就在如此隽永清淡的文字边上发生过“三·一八”惨案，有过“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当然，在那样的心境中，鲁迅也消耗了自己。他是做不出也留不下钱钟书那样的学问了。
　　
　　我怀念鲁迅，有我对自己的厌恶，常有一种苟活幸存的耻辱。日常生活的尘埃，每天都在有效地覆盖着耻辱，越积越厚，足以使你遗忘它们的存在。只有读到鲁迅，才会想到文字的基本功能是挽救一个民族的记忆，才能多少医治一点自己的耻辱遗忘症，才能迫使自己贴着地面步行，不敢在云端舞蹈。
　　
　　此外，还有一个私心所为，那就是对文人趣味的厌恶。这可能是我的偏见。在鲁迅的同时代人中，多多少少都会读到那股熟悉的气味，惟独鲁迅没有。而鲁迅，本来是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更有资格过上那种精巧雅致的人文生活。在鲁迅的精神世界里，通常是文人用以吟花品月的地方，他填上的是几乎老农一般的固执。他是被这块土地咬住不放，还是他咬住这块土地不放，已经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他出自中国文人，却可能是唯一一个没有被中国的文人传统所腐蚀的人。这是一件很平淡的事，却应该值得惊奇。
　　
　　我曾经以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高度苛求过鲁迅。后来才明白，在一个没有宗教资源的世俗国度，鲁迅坚持在那个世俗精神能够支撑的高度上，已经耗尽了他的生命。想想看，中国人成天念叨鲁迅，有无一人敢于继承他的精神、他的风格？仅此一点，就说明了全部。人人都能谈鲁迅，却是把鲁迅高高挂起，把人晾在高处，任其风干。鲁迅的生前并不快乐，鲁迅的死后更为凄惨。鲁迅是留下了缺憾的。
　　
　　现在知识界用以平衡鲁迅的是梁实秋，是林语堂，是周作人。而我以为，真正能够平衡鲁迅，在鲁迅之外树立另一价值坐标，同时也不辱没鲁迅的是胡适。
　　
　　胡适的一生是坚持自由主义的一生。难能可贵的是，他是以与这一信仰相匹配的温和态度坚持了60年，同时不失坚定。他既未被那个时代所激怒，在激怒中一起毒化；又未被逃避那一时代的文人情趣所吸引。他完全有理由走向这两极的某一极，但是这个温和的人竟然做到了某种倔强性格做不到的事情——始终以一种从容的态度批评着那个时代，不过火，不油滑，不表现，不世故。仔细想想，这样一个平和的态度，竟能在那样污浊的世界里坚持了60年，不是圣人，也是奇迹。胡适的性格，与这一性格生存的60年环境放在一起，才会使人发现，也是一件值得惊讶的事。
　　
　　胡适学术建树一般，但大节不坠，人格上更有魅力。鲁迅生前对他有过苛评，但鲁迅死后，当後人问及胡适对鲁迅的评价时，胡适却告诉来者，不能抹杀周氏兄弟在近代文化史上的独特贡献。雷震一案发生，胡适原来对雷震那样的活动方式有保留，用今日某些人合情又合理的标准，胡适完全可以袖手旁观，指责雷震犯了“激进主义”病症。谁也没有想到，当被问及对此事的反应时，胡适竟然那样动了感情。他当场以宋人杨万里诗《桂源铺》作答：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等到前头山脚尽，堂堂小溪出前村。
　　
　　我曾与一位学界老人谈论此事。老人当时病卧沉榻，突然从床上坐起，口诵此诗，热泪盈眶！
　　
　　我还时时想起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那样的书名，未及开卷，就让人体味到儒家的生命观照，是那样亲切自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精神生命则发育于师友。两种生命皆不偏废。
　　
　　学者需钱穆的学术专著，一般读者仅钱穆回忆录即可获益匪浅。钱穆以研究中国文化史著称，他的回忆录本身就提供了一部中国近代文化变迁的可信注释。
　　
　　钱穆没有读过大学。但是他在苏、锡、常度过的小学、中学生涯，同学中有刘半农、陈天华、瞿秋白，教师中有吕思勉等，一时人文之盛，令今天的牛津、剑桥的博士都羡慕不止。1941年夏，他回乡省亲，当时声望已不在吕思勉之下，吕思勉邀其回常州第五中学讲演，钱穆恭敬从命。一代国学大师，与当年的师长比肩而立，竟句句以学生自居。他谆谆告诫那些年轻的校友：
　　
　　此为学校四十年前一老师长，带领其四十年前一老学生，命其在此演讲。房屋建筑物质方面已大变，而人事方面，四十年前一对老师生，则情绪如昨，照样在诸君之目前。此诚在学校历史上一稀遘难遇之事。今日此一四十年前老学生之讲辞，乃不啻如其四十年前老师长之口中吐出。今日余之讲辞，深望在场四十年后之新学生记取，亦渴望在场四十年之老师长教正。学校百年树人，其精神即在此。
　　
　　钱穆在学问上与新文化运动分道扬镳，但是他公正地感谢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坚人物提携了他。顾颉刚回苏州探亲，发现了钱穆的才华，推荐他进燕京大学任教。一个没有大学文凭的中学教师，一步登上了大学讲台。后来他与胡适失和，但并不影响胡适聘他任北大教授。所有这些回忆，反过来该能纠正一些时令学人对新文化运动及其人物批评过盛？
　　
　　鲁迅，胡适，钱穆，三人之间，一个与另一个相处不睦，然而他们却构成了30年代知识界的柱梁。我们是喋喋不休地重复梁实秋的雅舍、周作人的苦茶、林语堂的菜谱，还是老老实实地告诉我们的学生，我们曾经有过鲁迅的社会批判、胡适的自由思想与钱穆的严谨学业？三者合一，应该成为我们向学生介绍３０年代知识分子的三种主要形象。那是一个已经逝去的铁三角，他们凝视着这个轻佻的当下，沉默不语。

 近年来，随着获奖者“最年少”纪录的不断刷新，日本文学奖的低龄化现象愈演愈烈。老牌出版社小学馆日前又推出仅限小学生参与的“12岁文学奖”，再度引发了文坛对于文学奖超低龄化和文学卡拉OK化的担忧。

　　该奖作品征集期限为今年3月3日至9月30日，年龄在12岁以下的

小学生才有资格参加。评委中除作家重松清和漫画家西原理惠子等四人外，还有刚满20岁的当红偶像明星上户彩。奖品则是“亲子欧洲文学之旅”及价值10万日元的购书卡。

　　为何要在只有基础作文能力的小学生中设立文学奖呢？小学馆称，12岁文学奖创设的背景在于眼下手机小说等人气高涨，年轻一代正不断以新型方式接触小说，该奖的目的是要从小抓起，发掘“未经加工的文学宝石”。

　　然而，日本评论界却对主办方的这一良苦用心并不买账，“获奖者年龄究竟要降到几岁才是尽头”的质疑声此起彼伏。作家高桥源一郎认为，眼下日本不少文学新人奖只顾发掘最年少获奖者，以接连不断地“消费新人”为代价制造轰动效应，但从未真正热心于培育新人。文学奖面向的年龄层越来越低，无异于将新人作为“燃料”，来推动文学这辆老爷车，可这样的燃料总有耗尽的一天。

　　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芥川奖评委斋藤美奈子则将文学奖的超低龄化引申为日本文学的“卡拉OK化”。她说，随着文学新人奖的人气日渐高涨，以及获奖者的年龄越来越低，在纯文学领域已经呈现出写的人比读的人多的态势，似乎人人都能拿起麦克风，高歌一曲文学卡拉OK。然而所谓的新人往往只是昙花一现，随即便销声匿迹，所以越是偏重于低龄化，就越显示出文学奖的泡沫。

　　面对外界的诸多议论，作为各类新人文学奖始作俑者的出版社显得不以为然，坚称此举旨在“制造话题，摆脱文学长期低落的倾向”。小学馆文艺类图书主编稻垣伸寿表示，眼下一、二十岁的年轻人被称为远离活字的一代，而实际上他们是通过手机等新型方式来读书的“新世代”，创作欲望十分强烈。《小说新潮》主编江木裕计更是认为在轻小说（幻想、恋爱、推理等以中学生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娱乐小说）和博客大行其道的今天，传统意义上的写作才能正变得多样化，以往那种只有获得芥川、直木奖才能出人头地的“文坛出世之道”已濒临崩溃。

    近日，《莫斯科新闻报》对俄罗斯大陆出版社出版的《古拉格囚徒诗集》做出了专门评论。新闻界人士认为，一个不了解自己的历史罪过和对之表示否认的国家没有能力走得更远。而且对于俄罗斯人而言，这些罪孽并不比纳粹集中营的罪恶更轻。古拉格是一个体现着国家强力，让百万人殒命的工厂。

    尽管诗集中的诗歌并非都出自大诗人之手，但是其中不乏抒情佳作。书中最令人震撼的是古拉格女囚徒们的诗作。她们描绘那些毫无希望的爱情，抒发对儿女们的思念之情，记述在残酷条件下的女性生活。此外，她们的诗歌中还透露出不屈服于环境，不会为之打倒的坚强品格。

    现在，在俄罗斯有很多人并不了解关于古拉格群岛的悲惨历史，那段历史似乎就只是属于知识分子的惨痛经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古拉格囚徒诗集》就具有了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诗集的编者之一C.C.维连斯基也因此获得应有的感激与致意。尽管，诗集中的许多作者已经去世，但是，他们身后并非一片空白，有关他们的只言片语比他们的诗歌本身更让人震惊。C.C.维连斯基回忆说，当时集中营诗歌能够保存下来，正如古拉格的一位囚犯亚历山大·格拉德科夫写的那样：“它们写在揉皱了的卷起来的名单上”，而且只有“诗歌的首行对于文本的记忆是最为重要的。它们差不多每天都得被默诵千遍。或者，如果情况允许就抄在纸上，保存在手帕里，塞满干草的枕套里。”

2006年第八届瓦尔特·哈森克莱弗文学奖（Walter-Hasenclever-Literaturpreis）日前在亚琛揭晓，德国女作家赫尔塔·米勒（Herta Mueller）以其卓越的文学贡献力拔头筹，并获得2万欧元的奖励。     赫尔塔·米勒1958年出生于罗马尼亚，她熟谙各类文学形式，随笔、小说、诗歌等均能自由创作且表现不俗，1982年其处女作《低地》在罗马尼亚出版，1987年迁居联邦德国。     该文学奖以德国表现主义剧作家瓦尔特·哈森克莱弗的名字命名，每两年颁发一次，旨在奖励那些在作品形式和内容上为德语文学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作者们。     此前已有埃尔弗雷德·耶利内克、埃米讷·厄茨达玛、彼得·吕姆科尔夫、格奥尔格·塔博利、奥斯卡·帕斯蒂奥、马尔雷讷·施特雷鲁维茨和弗里德里希·戴留斯七位作家分获此奖。          第八届瓦尔特·哈森克莱弗文学奖获奖者赫尔塔·米勒

       曹天予诉周国平名誉侵权案近日判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对于此次判决，曹天予表示不服，正在提起上诉。

　　“《岁月与性情》并未侮辱曹天予”

　　法院判决书称，本案涉诉的《岁月与性情》一书是周国平所著的自传体文学作品，作者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主线，描写了一些对作者产生过这样或那样影响的人和事。在“北大岁月”一章中，周国平重点描写了其所知道的郭世英以及其亲身经历的事件，其中的部分篇幅涉及到了本案原告曹天予（文中化名曹秋池）。而通过证人证言证明，周国平对这一部分内容的记述并非凭空杜撰。

　　判决书认定，《岁月与性情》并未使用侮辱、诽谤曹天予人格的语言，所使用的“利用”、“虚伪”、“演戏冲动”等词语虽带有一定的贬义性，但均有特殊的语境，因此名誉侵权证据不足，除了驳回曹天予的诉讼请求，判决书还判决曹天予承担案件受理费10115元。

　　周国平认同判决，曹天予不服

　　对于判决，曹天予表示不服，现在正提请上诉。而周国平则认为，“我觉得法院的判决很好，它不纠缠于历史的问题本身，到底谁是谁非。而是针对案子来谈是否侵权。”对于曹天予上诉，周国平称，“这个事情就让律师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