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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篇小说的爱情观测点  

2005年，诗人韩东完成了他的小说《我和你》之后说：“希望《我和你》能成为一个清晰有效的观测点，看看‘我们’到底是如何爱和如何看待爱的。”

    谈情说爱，是大多数小说家的写作习惯，不过由于生存现状使得每个人的注意力难以长时间集中于一点，又由于好的小说家难免还是小说门里的野心家，“爱”这种方便容易的情感只能成为某好看故事的由头或调味元素，令人不舍得耗过多智力去直面。就在“爱”无所不在，又无所在的时候，韩东的细微和贴近，就使得这本专门写“爱”的小说显得“离奇”，他自己说，“这‘离奇’就落实在实际的琐碎和心理的超常敏感之间”。

    让简单的人物贴身贴肉地碰撞，这就是韩东选取的爱情观测点。没有追逐和挑战，没有甜言蜜语，抛弃缥缈的浪漫，主人公“我”和女友苗苗的交往直接被放任在肢体的相互猎取中，他们很少有关两人情感的交流却擅长独自冥想，与自己的内心对话。我们在动作中看到和谐，也看到了只要两人一交心，这种和谐就会遭到破坏。表白成为多余，身体的感受好坏几乎左右着那根判断爱情质量的神经。有时，“我”的目光从“我”的肢体上游离出来，像分裂出一个局外人般观察着两具身体的表现，以此推测情感的进展。“这段时间里，我们非常亲密。我租的房子大约四十平米不到，无论我走到哪里苗苗都要随时随地地跟着，我们在一张床上睡觉，一起去洗澡，我接电话的时候她也缠着我，并做出一些亲昵的小动作，弄得我说话的声音很不正常。甚至我上厕所苗苗也不肯放过，她要看我小便。”“苗苗一言不发，看起来任凭我摆布，实际上却自有主张。我亲吻着她的脖子、嘴唇，她的脸颊，苗苗抬起一只手，在被我吻过的地方擦揩着，就像我把她弄脏了似的。”身体体验的公开和精神感受的埋伏使这场爱命悬一线，充满了动荡不安。当现实生活的窘境再也无法用宽厚的肉体之爱来掩盖时，“我”们的关系就走向灭亡。

    最为作者看重的小说末尾部分，苗苗离开之后，“我”用练气功的方式来克制肉体欲望，那个始终躲在她视线之外的沉默的观察者走到台前，向苗苗以外的所有熟人不断重复发泄失控的倾诉欲望，企图留住逐步消退的肉体印象，寻找曾经爱情的证明。“也只有和朋友待在一起时我才会稍微放松一些。朋友必须是老朋友，知道我和苗苗的事，我只是和他们谈论苗苗的时候才会比较的兴奋，对苗苗之外的话题我则毫无兴趣。”却又正是在这不断地重复中，肉体印象渐渐变成了抽象的概念，对爱情的探讨从个人的具体的，变成了大众的具有普适意义的。更为“离奇”的是，由失恋造成的“话痨”在这种超越个人痛苦的思考中，获得了痊愈。“我”思考成瘾，不再沉溺于分析某一场爱情的得失，而习惯于总结爱情的公式，最后排起“爱情食物链”，得出了爱情的能量守恒定律。“在我视野所及的范围内，谁没有被别人抛弃过呢？谁又没有抛弃过别人呢？但大体来说，收支应该是平衡的。”“我们多么渴望得到别人爱，又怎么可能去爱别人呢？我们的杯子尚要充满，又怎么去充满别人的杯子呢？……只有杯子满溢的人才有资格去爱，只有不需要对方的爱时，这爱才是可行的。……从何处用什么去充满我们的杯子？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充满我们的杯子不可能从对方那里，从和我们同样的无比饥渴的男人和女人那里，绝无这样的可能。”一个失恋者在探索爱情哲学的道路上，“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得到了精神的自满，从而解脱出来，绝望却潇洒地说：“惟一的办法就是再爱一次。”

    爱情绝望，是2005年须一瓜的《有一种树春天叶儿红》同《我和你》的故事叙述的唯一交点，是后者故事演进的艰难结论，却是前者轻而易举的假设前提。两篇小说之所以还可以拿来放在一起说，是因为它们像两条相交线，从相反的起点开始，相交后继续背道而驰。

    须一瓜的爱情观测点是一场心理实验，由自小生活在破碎家庭的问题女青年陈阳里操作。“爱情绝望”这个命题出现在最初对她成长背景的描述中，几乎到了不证自明的地步。几段不可靠的情感经历的追溯，也好像是对这一公理的注脚，丝毫不能使它动摇。直到有一天，女同事陶醉地吹嘘起丈夫30年不变的爱抚时，陈阳里反爱情的信念才有了松动。“那个60多岁的退休男人究竟是什么样的？非常独特？会疼人？做爱技巧高？厨艺精？”许多令她咋舌与作呕的细节都暗示了爱情存在的极大可能性。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她被当作好友受邀去参观爱巢，每个细节的事发地都在提醒她，信念受到了威胁。“在这个有着紫红色浴缸的浴室里，每天都活动着一对不可思议的夫妇。它是不是比卧室见证了更多男女之间——恩爱？还是什么东西？”她好奇，更多的是怀疑，进而在偶然的接触中忽然萌发了实施这个实验的愿望，“而且一旦有了这个企图，她就进入了非实现不可的意志中。”实验的进行不算太顺利，她的骚扰者身份很快被忠贞的丈夫识破，直白的引诱遭到拒绝，“童大柱的脸骤起青红色，他一巴掌啪地甩在了阳里的脸上。”她只好抛下从不相信的爱情的饵，同时坦然接受实验失败的结局。“她说，最后说一句，大柱，如果你不是真的，请你不要给我打电话。我爱你。”却在她几乎忘记了诱饵的时候，一尾向爱而来的老鱼出乎意料地上钩了。“火山不是死的，不是的，只要给他条件。”在帮助他完成最终的背叛之后，陈阳里自杀了，留下遗言“最后一块活化石毁了”。

    为什么实验获得了成功，信念得到了维护，她还要自杀？“她以为童大柱是不可能给她打电话的。胜利感通电般地出现了，但是，失望比通电更快地覆盖了她。”是不是因为绝望的同时，曾经内心还抱有寻找和企盼的幻想？“这是爱吗？爱吗？——不确定，不能确定。但是他在背叛，他终于背叛了——这是确定地——他非常生猛地，超出他年龄的稳重背叛了。”那又是什么促使她一定要活化石背叛？“童大柱走向门口，伸手开门。陈阳里突然像野兔一样，扑了过去。”还有活化石，在陈阳里心中，他的行为无疑也是迷雾缭绕，他爱她吗？不爱她，为什么要在爱的名义下才上钩呢？爱她，那么和妻子的30年还是爱吗？

    尽管选择了不同的视角观测和考察爱情，小说家们得出的结论却是一致的。但在演绎循环无解的圆圈时，韩东让“我”选择了生，须一瓜让陈阳里选择了死。“离奇”的是，在同样的绝望里，扎扎实实被绝望的现实刺得千疮百孔的人走向了生，试图在绝望中看到希望的人却领到了死。

周作人身后别人为他编的书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知堂书话》和《知堂序跋》。我本人即受到影响，此处却无须多谈。却说《知堂书话》前后出过三种版本，编法有所不同，书名都是一个；编者在序里说：“《知堂书话》的书名是我取的。”知堂自己的确不曾用过“书话”这一说法。查《辞源》《辞海》《现代汉语词典》，均无“书话”条目。据说此乃阿英首创；成就一种文体，则应归功于唐弢。不过唐著甫面世时，只题《书话》，似乎并无“为天下法”之意；嗣后别有类似之作，才改为《晦庵书话》。目下此类作品甚多，大多沿袭该书写法。要而言之，不外乎唐氏所说，具备“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和“一点抒情”。但是这却不足以规范周作人。我曾称其为“书话大家”，现在想来并不妥当。或者说，“书话”本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即唐弢那类写法，广义则凡与书有关之作皆可称为“书话”。周氏自谓：“我所说的话常常是关于一种书的。”（《夜读抄·后记》）如此，冠以这一名目亦无不可。对于此类文章，周氏另有说法。《书房一角·原序》云：“民国廿一年以后，只写随笔，或称读书录，我则云看书偶记，似更简明的当。”《夜读抄》以后各集，大率如此。以前引唐说对照周文，往往限于“事实”与“观点”，惟不止“一点”耳；所作别有文采，虽然正与“抒情”相反；至于“掌故”，或为“书话”最重要之因素，在周文中分量并不算大。此即“看书偶记”与狭义的“书话”区别所在。周氏1928年作《闭户读书论》，其中有云：“宜趁现在不甚适宜于说话做事的时候，关起门来努力读书，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死书就变成活书，可以得道，可以养生，岂不懿欤？”十六年后作《灯下读书论》，则归结为：“盖据我多年杂览的经验，从书里看出来的结论只是这两句话，好思想写在书本上，一点儿都未实现过，坏事情在人世间全已做了，书本上记着一小部分。”其间所撰大量“看书偶记”，乃是“吾道一以贯之”。凡此种种，求诸他人“书话”，几不可得。彼此本非一路，是以毋置高下；然而此书虽冠名“书话”，读者还当别具只眼。以“闲适”论，“书话”多半有些闲适，知堂文章却未必闲适也。
　　
　　当然周氏所写“看书偶记”，也可分为两类。从前我写文章说，周氏之作，表述思想者固然很多，也有不少旨在单纯介绍。其中涉及外国文学或思想时，所举例子大都直接译自原文；谈到中国古代一些笔记，原著大家往往难得读到，作者特为披沙拣金，摘录若干。借用唐弢的话，或限于“事实”；或不限于“事实”，进而阐发“观点”。相对而言，似以后者价值更大。遍读这部《知堂书话》，即可知晓就中区别。此外还要强调一点，虽然此书前勒口文字称：“《知堂书话》将周氏三十多部文集和集外文、未刊稿中谈书的文章全部采辑起来，”其实也还是个选本。因为周氏毕生著作，与书相关者占十之七八。正如其所说：“讲一件事情，大抵多从读什么书引起，因此牵扯开去，似乎并不是先有一个主意要说，”（《立春以前·〈风雨后谈〉序》）譬如本书未收之《案山子》即从胡适《四十自述》引起，而《结缘豆》从范寅《越谚》引起，《论小说教育》从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引起，《无生老母的消息》从刘玉书《常谈》引起，似皆属于“看书偶记”也。
　　
　　《知堂序跋》是《知堂书话》的姊妹篇。正如作者所说，这也是“小品”而非“大品”，而二者区别在于，其一“自己乱说”，其一“为圣贤立言”。盖思想上非正统，写法上不规矩，正是其当行本色。周氏从前曾自编《苦雨斋序跋文》一册行世；这本《知堂序跋》，属于“扩而编之”。编者在序里说：“周氏一生所写的序跋文，在这一册中，大约包罗无遗了。”该书初版于1987年；此后又有不少遗作，陆续揭载。譬如“苦雨斋译丛”之《欧里庇得斯悲剧集》一书，收有周氏1952年4月20日所作《〈在奥利斯的伊菲革涅亚〉译者序》，以及翻译的辛蒙兹与廷柏雷克《〈圆目巨人〉引言》、赫德《〈在奥利斯的伊菲革涅亚〉引言》；《希腊神话》一书，收有1958年5月12日所作《〈希腊神话〉引言》；此外影印本《知堂遗存》两种，收有1958年4月所作《〈绍兴儿歌集〉小引》，以及1964年7月11日所作印谱题记，皆为此书所失收。又《知堂乙酉文编》中《关于竹枝词》和《关于近代散文》二文，系为当年编就但未能出版的《北京竹枝词集》和《近代散文》写的序或跋，似乎亦应阑入。周氏某些翻译作品，先前出版时曾被删改，近年则据手稿恢复原貌，重予刊行。《知堂书话》所收《关于卢奇安》一文，周作本为《关于路吉阿诺斯》；该篇第一句话“路吉阿诺斯（Loukianos）可以算是文苑中的一个奇异人物”，被改为“卢奇安（Loukianos），又译琉善，可以算是文苑中的一个奇异人物”。在“苦雨斋译丛”之《路吉阿诺斯对话集》中，都已经改回来了。

赛弗尔特生命中最后一张照片

《紫罗兰》，

［捷］雅罗斯拉夫·赛弗尔特著，星灿译，漓江出版社1986年第一版

　　奥威尔预言“老大哥在看着你”的那个年头，两个来自弗吉尼亚州的美国人通过捷克斯洛伐克官员的层层盘查，进入这个国家。他们的行箧中装着雅罗斯拉夫·赛弗尔特的诗集，从那时开始，这位捷克诗人的作品英译才越来越多，换句话说，开始走向世界。

　　“老大哥在看着你”是虚构的故事，但到了1984年，赛弗尔特的处境并不比温斯顿强出多少。他病得很重，卧床不起；他很难写作，他的作品全面遭禁。当得知诗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后，布拉格的一些书店店主按捺不住兴奋，悄悄挂起了他的肖像，旋即被勒令摘下。捷克斯洛伐克《红色权利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称：赛弗尔特作为一名诗人和一位公民，“不是没有错误的，甚至是有争议的，但是他的作品的重要性对我国的诗歌而言是无可非议的。”

　　评论措辞谨慎。这个去日无多的病人受到了充分的“照顾”，因为他的影响力太大了。就在3年前，老人在自己的80大寿时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几百封贺信，还出版了《世界美如斯》，这部回忆散文集描叙家乡，怀思故人，是典型的人到晚年的恬静散淡之作，但人们可以猜想，为促成这本书的出版，诗人强忍着吞下了多少创伤记忆。因为，赛弗尔特从来就“不是没有错误的”诗人。

　　“我不善于处理细节……我不善于故意放慢速度、在情节上来个停顿……所以我大多只写诗。我觉得写诗容易些。”这是实话，赛弗尔特的记性不算好，所以他的回忆散文文字间隙很大，文字之间有诗性的抒情蹈虚腾跃，补充记忆之不足。《世界美如斯》跟一些我们熟悉的斯拉夫人的回忆录——例如吉皮乌斯的《往事如昨》、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一生的故事》——一样，东鳞西爪，疏朗如水，处处少不了家思乡恋、母爱亲情，少不了“寒梅著花未”式的缱绻问候。“我出生在日什科夫。布拉格这一郊区，它的如画景色，它的欢乐、贫穷和忧伤、过去和现在都始终在我心中。从前，倘若有人蒙住我的眼睛，让我从克拉洛夫斯基-维诺赫拉德走往日什科夫，我能准确无误地说出它们各自的地界。”在这个寡民小国，赛弗尔特和古往今来几乎所有的捷克诗人一样，把布拉格视为掌上明珠，五百年前领导独立运动的扬·胡斯，则是民族无可争议的第一英雄。

　　所以赛弗尔特对二战中的遭际没齿难忘。1945年5月，布拉格的爱国者们在德军撤离之前猝然发动起义，2000人为之献身，场面无比惨烈。起义当日，赛弗尔特平生第一次近距离面对死亡，被德军的刺刀顶着，穿过战友的尸首走向刑场。读他回忆的当时的心理状况，其性格可见一斑：“唉，车站上面的这条道路啊，曾经有过多少次，多少次，我幸福地、喜滋滋地在此奔跑。从童年时代起就在此奔跑了。每到假期，我总是急匆匆地经过这里，兴高采烈地上克拉卢比去度假，回来时又经过这里投入妈妈的怀抱……”他哪里是个战士，他胆怯、内向、多愁善感；他极有自知之明地说，很是羡慕“陀思妥耶夫斯基当年绝无仅有的经历：被判处死刑，体验了必须同生命告别和接受无情现实的滋味，然后死里逃生，重新品尝到生命的甜蜜，得救了”。跟上刑场的老陀相比，“一个小国家的抒情诗人”被穷途末路的德国人押在枪下，最后侥幸逃生，实在不值得引以为傲。

　　然而，这种性格却与诗人的创作互为表里：即使在描述战争的恐怖时，赛弗尔特的笔触也离不开生活：“我看见/我所爱者的笑脸”（《克拉卢比轰炸》）他放声控诉暴力的句子听起来也带着羞怯：“再也别来了，战争！”这些词句统统流自心灵深处，因此在战争面前，他仍在挂念诗的命运：“那时，我连一行句子/都无法构思！”别说什么“国家不幸诗家幸”，在诗人心中，战争这类东西是他想都不敢想的，因为它连世间最最娇美的事物——诗歌——也要伤害！在《身为诗人》中，赛弗尔特把音乐和诗歌描述成“世上至美之物”——“当然，还有爱。”这爱也远非柏拉图式的：它总是伴以“女人的一笑和/风拂起的头发。”回忆往事的时候，赛弗尔特从不掩饰自己对可餐秀色的喜爱，不住地对邂逅的年轻女子施以一吻之邀。对他而言，诗歌、故乡和女人实是平级的三大至爱主题。

　　1945年的那个晚春，赛弗尔特惊魂甫定，发现自己因为战时出版的一批鼓舞人心的诗集，已跃升为民族第一诗人，犹如叶芝之于爱尔兰，耶胡达·阿米亥之于以色列。赛弗尔特记录了好友万楚拉惨死于纳粹之手的全部经过，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本回忆录注重的是感伤而非思考，很少表现他与社会大背景的密切接触。我们看不见另一个赛弗尔特——回忆录面世之时，那个“错误的”赛弗尔特黯然背转了身去。

　　米兰·昆德拉记得赛弗尔特在国家电台的嘶声疾呼：“我们不过被奴役的生活！”他后来在《纽约时报》上赞道：“他已经行走困难，需要拄双拐。也许正是因此，他坐在椅子上仿佛一块岩石：纹丝不动、结实、坚硬。（他是）诗人，民族天才的化身，无权者惟一的光荣。”往昔历历在目，他怎么可能忘记呢？但他必须隐忍不发，默然地做一块让“老大哥”们感到棘手的岩石。靠着那些“伪装”功能极强的抒情诗，靠着民众的爱戴，靠着同S.K.诺伊曼、奈兹瓦尔、霍拉、沙尔达等他在书中深情追忆的文化人的良好关系，赛弗尔特躲过了迫害，在肃杀的冬季出版了一本回忆春天（尽管只回忆了一个）、呼唤春天的书——《世界美如斯》。关于爱与生活，他能尽吐肺腑：“今天我已深深懂得，当一个人断然同一切荒谬行径、一切渴望和形形色色的蠢事——它们同青年时代是那样的相称——永远决裂的时候，他便开始衰老。”而就自己的国家，他只能暗暗地、含沙射影地表态：“我们这个世纪怎么说也像屠宰场屠夫手里的抹布，不时地有又浓又黑的血水在流淌。”

　　两位美国来客——诗人汤姆·奥格莱迪和语言学家保罗·雅加斯基——几经辗转终于见到了诗人。他们后来如此感慨道：“你永远不会想到对他撒谎。你能想到的只是要拥抱他，告诉他你所知道的一切。”我们不了解他们谈了什么，但我们可以感知，那些赛弗尔特没能说出来的东西，就像种子一样流散到各处；它们并未死灭，而是一直醒着，一直等到春天捱过漫长的沉睡、终于复苏的一刻。

绝食与维权，两者是悖论。

绝食是什么？是自虐。 绝食的过程是一个慢性自杀的过程，是自残、自毙。它使人走向坟墓。绝食是在生理上对人体脏器、血液、神经造成直接伤害的自虐行为，是非理性的、也是非人道的。维护个人自由是天赋的权利和义务，其最基本的原则是扞卫人的生命的权利和生命的尊严，反对任何践踏生命背叛生命的行为。而绝食，作为自虐行为，作为消极人生，违背当代人权的基本理念，在价值观上毫不可取。

绝食，作为个人本位的选择和考虑，绝食者完全有自由和权力处理自己的身体，而无可厚非。在自由的社会里，只要绝食的行为不妨碍和伤害他人，悉听尊便。

但是，如果以为绝食可以到达维权的效果，那就错了。一个自暴自弃践踏自己个体生命的人又如何有能力去扞卫他人的生命呢？一个对自身都不能承担责任的人又如何担负起维护他人权利的责任呢？

组织起来，集体绝食，可以达到维权的效果吗？非但不行，而且触犯法律(一部尊重人权的法律)。组织者强制、胁迫或挟持他人绝食的行为构成了有意伤害他人的嫌疑；这不仅仅因涉嫌法律将被传讯并遭到惩罚，而且从根本上来说这种行为违背了自由和正义的理念。任何以伤害他人(或带动他人一起自虐)为代价的行为，不论冠以多么美妙的动机，都值得人们唾弃。

在个人绝食和群体绝食之间，存在一个灰色地带，那就是所谓的“号召绝食”。号召者仅仅是号召一下，如此而已，响应者根据自己个人的意愿决定参加与否。这样一来，号召者的行为便有别于组织者的行为，因此不必对任何参与人员因绝食而造成的伤害负法律责任。不错，这样确实避开了法律的敏感地带；但是，它能避开自虐的性质吗？，它能避开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检验吗？况且，在话语霸权的压力下，把绝食当作区分“英雄”，“勇士”，还是“懦夫”，“犬儒”的标志，当人们在蒙蔽和胁迫下不得不在二者之间作一选择时，又如何区分自虐和他虐呢？

绝食，因其非理性，非人道的行为模式，充其量只是一种低级的消极的斗争手段。绝食的一方把绝食的胜利寄托于对自己身心健康残害的程度上，寄托于在多大程度上对自己身心健康的残害才能引起示威对象的让步和社会的同情。这那里有一点点理性和人道的成分呢！其实绝食的胜利并不取决于绝食者对自身的残害程度而是取决于示威对象的有无人性，或人性成分的多少。如果你面对一个毫无人性的专制，那么从一开始，绝食就毫无意义。

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以绝食为手段以期达到某种福利或权利要求的可能性不同。在民主社会里，人们不屑采用绝食的手段，罢工和游行就可以达到目的；即便有人采用了，软化示威对象和博取社会同情确有某种程度的可能。在专制社会里，当局毫无恻隐之心，社会麻木冷漠，绝食的诉求为专制掌控下的媒体所歪曲，民众的同情被屏蔽，绝食的胜利渺茫无望。 这是只有过程没有结果的无为努力。如果象89绝食以64屠杀为结局那样，就更是无谓的牺牲。

绝食固然是专制社会下弱势群体不得已而为之的抗争手段，具有一定政治斗争的内涵。但是通常由于力量对比极其悬殊，而注定以弱势的一方败终。绝食者所表现的无外乎“以死明志”，“以死抗争”，不吃“嗟来之食”的个人节气和风骨，却无能为力改变任何现状使人民具有“免于恐怖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也正因为绝食的主体无力改变现状，由于无奈才不得不采取绝食这样极端的自虐方式。这种野蛮方式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和残余，与工业文明和现代文明相去甚远。

无论这种绝食如何“风起云涌”，“声势浩大”，它都不过是一支自虐的队伍展现的抗议而已，而不是与专制的实际过招，所以它并不形成任何物质的或思想的冲击力去触动专制的那怕一根毫毛。无怪乎有人称其为“行为艺术”，只注重行为的方式和表达，不注重行为的效果。所谓的闭门绝食，即关起门来自己虐待自己，连示威的功效都没有。示威示威，要“示”，才有“威”；不“示”，哪来的“威”呢！不少人嘴上说要绝食，行动上未必就真绝了。这到也罢了，只怕到头来是草草收场的闹剧。

两军对垒，一方的统帅对自己的军队说：将士们，从现在起，我命令全军上下举行一场声势浩大的绝食行动。这场绝食将展示我们排山倒海的气概，令敌军两股战战，溃不成军。请问，有谁听说过这般奇迹？

兵临城下，守方的长官对全城的百姓说：乡亲们，从现在起，我们全城上下男女老幼将举行一场波澜壮阔的绝食斗争。这场绝食将以我们惊天动地的悲壮唤起敌军对我们的怜悯和同情，令其偃兵息甲，不战自退。再请问，有谁听说过这般天方夜谭？

六四屠城的历史教训警醒着世人，绝食绝不是对付专制的有效斗争方式。大敌当前先自残，哪有这般道理？若不能意识到这一点，那六四的鲜血就白流了。

当年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年青人不是饥肠辘辘地被碾碎了尸骨就是带着胃病贫血眩晕等后遗症亡命海外。这些历历在目的历史教训难道还不足以令今日的绝食者清醒吗？！难道要把历史的悲剧再重演一遍吗？！如果说当年的孩子们未脱稚气，凭得是一腔热血；那么今日一哄而上则是政治上的幼稚和缺陷，是无聊和盲动。

丁子霖老师用十分温和的语言小心翼翼地规劝绝食的人们不要偏离维权的行列，善意地提醒人们近年来的维权成果得之不易，并希望维权运动能避免干扰健康地发展。其言谆谆，其意切切。然而，善待他人的丁老师得到的却是恶意的反讽，冷嘲，甚至是人格侮辱(公开与不公开场合兼有)。绝食的人们，固然有其一份真诚，但其中失去理性，热昏了头的已不乏其人。这种分歧并不单单是策略分歧，而是理性和非理性、人道和反人道之间的价值观分歧。

人道主义伦理的价值核心是维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而维护他人的自由和权利则是维护自己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延伸。这是维权运动的基本出发点。与组织或号召群体绝食对个体生命资源造成摧残和浪费不同，维权格守理性，秉持人道，维护人权，以进为攻，采取的是积极的斗争手段。舍此而求彼，实在是舍本求末。我们反对自虐、自残、自毙，以及任何藐视生命的假性群体主义；我们弘扬自尊、自主、自卫，以及与个人本位内涵相关的真群体主义。这才是维权事业的需要。

维权是什么？是人民自卫，是人民为维护自己应有的权利在法律层面的和平努力。维权既是对当局剥夺人民正当权利的控诉，又是对法律虚伪性的揭露，既是对人们维权意识的检验，更是一场夺回被剥夺的权利的斗争。 这种努力基於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价值观。维权斗争的漫长和艰苦卓绝根本容不得献身维权的人们去自虐，恰恰相反，它要求人们善待他人首先善待自己。一个自虐的人如何担当得了维权的重任？又如何能不负众望？维权正是秉持这样的理念，不仅对自己承担人道主义义务，同时对他人也承担人道主义义务。维权由此获得了正义的性质。

将人们的注意力从维权引向绝食已经一个多月了，全球万人同步大绝食也于3月7号告一段落。此时此刻能否请诸位绝食的勇士们重温丁子霖老师的劝告，回到维权的行列中来。虽然在绝食的队伍中小才大用者并不少见，但维权律师们去绝食那实实在在是大材小用了。

劝君莫以绝食误维权。

    从3月16日回到云南家中，再次获得有限的自由，已经过去三天了。这三天里，我一个字没有写，亲友也不愿意见面，不管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朋友——因为，我实在是害怕，实在是害怕撒旦所播撒的种种邪恶、逼迫和煎熬，已经化作仇恨的毒芽，萌发在我心灵的荒漠之中!而且只要我们的心灵也被仇恨所捆锁，那么我们也就中了撒旦的奸计，也变成了撒旦的奴隶，也堕入了苦毒的深渊，也就和那些为撒旦所利用，不知羞耻、不择手段来苦苦地逼迫我们的人，也没有什么两样了——因为，我们原本是孪生兄弟！有所不同的是，我们这些罪人已经被主耶稣所搭救，我们的心灵里撒满了光和盐，我们的胸怀里满是圣灵的大爱！虽然，我们也时常是那样的软弱和无助，唯有信靠主，才能得着安慰和坚固。    
    是啊，我有什么理由不感到悲伤和愤怒呢？！即便是轻微的身体动作，已经被官方指定的法医鉴定为九级伤残的右腿就疼痛难忍，时时刺激着我的神经！我的太太一个人又要照顾孩子又要工作养家糊口，在疲累交加和长期的操心高压之下，神经紧张精神沮丧到不得不向远涉重洋的我的不寐弟兄倾诉的地步！近一年来我的至交好友们，张林、许万平、杨天水、师涛、谭凯、侯文豹，以及我还无缘结识的良心人士李建平、李元龙、李智、郑怡春等等，无一不被中国的现代文字狱所迫害，不是“煽动”就是“颠覆”，无不深陷冤狱大牢而无力拯救！近一个多月来，我的手足兄弟们，胡佳、齐志勇、欧阳小戎、严正学、马文都、陈光诚、温海波，又纷纷被警方非法绑架离奇失踪，至今胡佳、欧阳小戎、陈光诚还生死不知，音讯渺无！
    
    尤为令人悲哀的是，面对民间对法治人权民主的强烈呼唤，面对民间良性互动、和平变革的善良愿景，一小撮邪恶腐化势力已经绑架了整个国家机器，不择手段、不惜一切地，以执法犯法、警匪一家、黑恶勾结、暴力迫害的末世疯狂，来变本加厉地进行赤裸裸的残酷迫害！就在今天上午十一点钟，著名民间维权活动家郭飞雄先生再一次被六、七个秘密警察暴力殴打，这些暴徒专业到只是疯狂殴打他的头部几十拳的程度，犹如在四川暴徒们也用钢棍猛击我的头颅一样，明显是想以此来废掉我们不屈的良知！而且，打人者连起码的人性都顾不上了，竟然就在郭飞雄家楼底下残忍动手，竟然就赤裸裸地当着飞雄的妻儿眼前下手！
    
    飞雄在下午四点半给我发来的短信中，淡淡地说：“知道我的状况否？又被秘密警察对着太阳穴砸了几十拳，头上全是包。太石村每一次选举，我就挨打。对这个世界，我已无话可说。”
    
    哀莫大于心死。尽管我苦口婆心地对飞雄苦苦相劝，尽管我告诉他“真正的非暴力，正是以自己的流血受难，换来人民良心的觉醒”，尽管我告诉他“飞雄，请记住我们所确立的非暴力、不流血、无敌人原则啊!主耶稣基督不就是任人宰割的羔羊吗？！但是他才是真正改变人类命运的救世主！我们唯有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走，才能真正改变中国人民几千年来苦难深重的悲剧命运”，尽管我告诉他“总有邪恶势力没有任何底线！惟其如此，我们更要在受苦受难时保持冷静、悲悯和大爱，才能最大化的感化世人，争取人性的普遍回归和良知的重新复苏”，但是郭飞雄先生依然还是绝决地表示：
    
    “我绝不做任人宰割的羔羊，绝不做可以被人打来打去的人！记得文章中提到的，不要碰我们的底线吗？我将放弃良性互动的梦想，进行针锋相对的非暴力斗争！”
    
    我实在无话可说。按照目前大陆官方法制崩溃、黑恶横行的趋势来看，按照今日执政当局对待民间以法维权的建设性力量尚且无所不用其极地进行残酷打压来看，中国和平宪政民主转型的希望愈发渺茫，爆炸性的恶性暴力事件必然层出不穷，历史的倒退、经济的崩溃、社会的动荡、血腥的暴力、环境的断裂几乎指日可待，王力雄先生所描述的末日黄祸也并非不可能上演！
    
    天下基督徒都知道“万物互相效力”的真理，中国人也很熟悉“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谁种下仇恨谁遭殃”的古训，共产党人更是明白“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道理，今日恶毒种种，明日必遭同样的天理报应！因为，历史告诉我们，每一次黑暗的大倒退之后，也必然伴随着一次伤痕累累的大进步！让我们不分体制内外，党内外，海内外，共同肩负起中国沉重的轭套艰难前行吧！
    
    倾巢之下，安有完卵？！共产党员也是人，也是我们的弟兄姊妹。谁来拯救你啊，我的共产党员兄弟？！谁来拯救我们苦难深重的华夏民族，谁来拯救我们水深火热的劳苦大众，谁来拯救我们天真活泼的后代子孙？！
    
    我真的没有仇恨，只有无尽的哀恸和悲悯。仰望苍天，风不知道从哪里吹来，又到哪里去，就从我心爱的苹果园的白色树梢上，“隆隆”辗过﹍﹍
    
    
    
    赵昕2006年3月21日星期二于云南昭通

郭飞雄及其家人被便衣人员骚扰并打伤 俞梅荪

【2006年3月21日狱委讯】20日上午8时至9时，郭飞雄之妻上街买菜，被便衣人员贴身间隔1至2米而一路紧跟，郭妻不断抗议，但却无效，使郭妻无法正常行走。之后，郭妻与便衣人员吵了起来。郭妻回到家中。10时，郭飞雄在家中打来电话向笔者说：“这已不是非暴力的问题了。我要立即出门，去把这个便衣人员扭送派出所。”据悉，后来郭飞雄被便衣人员殴打，头部受伤，手机抢走。郭飞雄已向当地派出所报警。 郭飞雄十分牵挂当天太石村的选举情况，未能与太石村民联系。

【行为艺术】乱象·免于恐惧的自由 (之二) 严正学

【2006年3月21日狱委讯】 无可奈何的沦落 乱世浮生，我好不容易买好了到重庆的车票，就找到一家网巴，想给四川、贵州的朋友 发E-mail，以免成了不速之客。我付了押金坐在电脑前，但怎么也打不开屏幕，就回到巴台交涉。老板指着门口低声告诉我：“公安局的，查了先生登记，不让我给你开通上网”。老板退回押金，我只好背起登山包走回郑州火车站。我终于明白由于我的疏忽，没有关闭漫游的“全球通”手机，公安通过卫星定位，使我重新落入监控之中。我当然不能带着尾巴去会友，于是就立即重新排队退票并购买回程车票。  面对便衣们尴尬的狰笑，我转过脸背对着他们，用肢体语言回绝他们要与我交谈的企图。几天里我缄默不语，我在故意回避一个不可能回避的现实。列车上我翻阅着北京访民恳求我带给高律师的上访材料，在安之若素的万古长夜，在无法驱散的黑暗中，我仰首无言空怅惘：那些含辛茹苦的灵魂、忍辱负重的血泪控诉！我能为他们做什么？  访民上访北京是越级上访，是无奈的选择！我也是为了控告台州官黑、官恶、官官相护的地方官场黑社会，才迫使我要到中南海新华门进行接力绝食抗争！  “坚决打击违法上访！”、“越级上访就是犯罪！”、“集体上访是煽动对抗！”、“聚众闹事、坚决法办！”等，“上访”成了敌情的新动向，在中国的不少地区都有过类似的标语。  访民们说：相信政府、相信共产党，我们走访了一级又一级的政府衙门；相信党委、纪委，我们向他们控告公安、检察的官官相护，法院的枉法卖权；相信舆论，我们几乎求遍了的电视、电台和报社……上访是逼出来的，地方政府不是着手去解决问题，为控制上访，只要一经发现，就是让公安、派出所以“聚众滋事”“妨碍公务”“扰乱公共秩序”等罪名予以打击，抓起来关押、毒打和劳教。  在徐州，一群安徽来的访民和截访官员和劫访军警在站台对峙，围观的人山人海，访民和群众喊起：“打倒腐败！打倒贪官！”“控诉官商勾结的黑社会！” 呼声震天。访民中的退伍军人胸前佩挂着军功章叮铛作响，伴着《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此起彼伏……  最后，许多访民被截访、劫访的押上车厢，列车启动后，我们开始交谈。  “我们把最后希望寄托到中央，到北京后才知仍是死路一条……”一访民对我诉说。“我们到国办、中办、全国人大，到中纪委下跪、哭诉，但中共没有包青天，”另一访民喊着。  “你说党中央英明，怎么就让黑恶的截访抓我、打我、关我，上访无罪呀！”百死不悔的访民是流干了泪，走断了腿，仍百折不挠上访呀，上访……坚信法律，拿着《宪法》的访民跑遍了高法、高检、公安、司法……  “我们躲着截访的骚扰、驱逐和抓捕，最后还是被扭进马家楼，关押、毒打后就被遣送，还说要法办、劳动教养”。  “彻底地绝望了，有的访民就跪拜国旗、跳楼、跳河，拦拜共产党高官的轿车、自焚……”访民们七嘴八舌又说：“北京的叶国柱因为跳了金水河，说给判了4年大刑，冤呀。”  “公安说：‘高智晟是坏人，维权绝食是搞政治，是国外反动派、法论功操控，抓起来就劳教、判刑’”  到上海，给朋友挂电话，询问情况。他们说：“到北京上访的上海访民付月霞（音）、马亚莲、王丽庄、韩忠明、陈哓明等，都被追捕关押；徐黎娟（音）在关押的地下室，欲割脉自杀……”  上访成了镇压的理由。许多访民兜中、手里捏着一张张复印材料，竟是华子散发的 “甘肃访民钱文绍爆炸法院事件的报导”，走投无路了，怎么办？同归于尽！他们说：“坐轮椅散发材料的人，抓捕时被打得不轻！”专制独裁的暴政正在制造暴民。  我问他们：“上访，有解决过问题的吗？”  访民吱唔不语，后来说：“我们半夜就排队, 排到八点多开门，政府叫我们登记，又排着长队到中午还轮不到；什么表的都填了，弄完后他们又说，你们在窗口边等等……”“等到截访车一到，下来一帮便衣， 连拖带打抓到马家楼，北京关满了，关押到石家庄。无耻！因为政府没有一点点解决问题的诚意”  震怒的访民们，又向我诉说：  “河北省沧县纸房头村村民黄俊杰（音），因土地赔偿问题，多次上访，当地政府把他、老婆和儿子五花大绑，汽车上游街示众，电视播放，政府称 “法制宣传” 。后被媒体曝光至今没说法，仍只能上访。”  “在北京截访的就有三千多人，几百辆劫访车，天天停在永定门马路上。公安的、检察的、法院的，国务院两办门口的路都被他们堵死了，只要听你是外地口音，他们抓起来就拖走。你要看政府怎样抓人，到国务院信访办门口，就看得一清二楚……”  在共产党体制的保护下，浑浑噩噩的官员已到“无官不贪”、“十官九贪”、“无恶不作”的地步，体制腐败，挥霍、侵吞国家财产方式的五花八门……三农问题自朱镕基开始就光打雷不下雨，温家宝们只会在电视上亲民。胡、温只是让一家家国有企业拍卖，让一批批产业工人下岗、失业；中国的贫富差距是世界的前列，广大人民的就业问题，大学生的出路问题，官商勾结的拆迁、征地，触目惊心的司法腐败，枉法卖权逼出几百万上访大军，还有腐败贪官的大逃亡。  呜呼，中国呀！中国！有着5000年文明的中华民族，我仰天长叹！  林昭在长诗《普洛米修士受难的一日》写道：  燃烧，火啊，燃烧在这 漫漫的长夜， 冲破这黑暗的如死的宁静， 向人们预告那灿烂的黎明， 而当真正的黎明终于来到， 人类在自由的晨光中欢腾。……  所以，今天的高智晟成了“中国的良心”，送火的“ 普洛米修士”。

【2006年3月21日狱委讯】(博讯新闻网3月20日报道)据悉，《爱琴海》网被强行关闭了整整十日后，总编辑力虹先生于今日上午和下午两次致电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就此事进行沟通与交涉。力虹感慨地说：“交涉一天，感觉像经历了一出荒诞剧！” 今天上午9点30分，力虹拔通了0571-87057144浙江省府新闻办这个电话，一位自称姓“万”的男性官员接了电话。下面是网友转述的电话对话内容： 力虹作了自我介绍后，问：贵办的负责同志在不在？ 万官员回答说，负责同志正在开会，有什么事情我可以转达，你们是不是要求开通网站的事？ 力虹：是的。3月9日网站被关闭当天我已致电贵办了解情况与沟通，当时有一位姓名不详的负责官员曾说可以提交一份整改方案，所以网站于3月15日拟定好了一份《爱琴海网站整改方案》，准备提交，但是16日突然看到了一份明显代表你们立场的“官方说法”，感到非常的不可理解，所以拖了下来…… 万官员：这个官方说法不是我们搞的！ 力虹：是吗？不是你们搞的？那就存疑吧，我今天联系你们，一是为了与贵办的负责同志进一步的沟通与交涉，二是准备提交这一份整改方案，争取早日恢复网站运行。 万官员说，好的，我一定会把你说的情况及时汇报给有关领导的，他们现在正在开会，等会议结束就给你回电好不好？你的电话请说一下，我记下来。 力虹：好的，我的电话是x，那我就等你们的电话。 据悉，整整一天，力虹守着电话一直等待着新闻办负责同志的回电，直到下午4时10分，力虹又一次拔通了新闻办的电话，但无人接听，直到信号中断。力虹以为拔错了号码，细细核对无误。力虹当时对一位打电话来问询的网友说：“他们的这种做法实在让人匪夷所思，交涉了一天，感觉像经历了一出荒诞剧！”

第十章 “红色三翼”：东欧左派走进二十一世纪
　　
　　一、“现代左派”稳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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