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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现状系列之一

中国大学机构不独立，这是一个并非单靠大学自身努力可以改变的现实。问题是如今许多大学当局连独立意识都丧失殆尽。由任命产生的大学当局，越来越把自己定位成政府在大学的代理人和监管人。于是，把大学塑造成听从命令、不出状况的政府下属机构，便成了第一要务，所以习惯于对来自“上级”的“指令”闻风而动（“上级”二字加引号，乃因对大学这样的知识共同体或曰学者社会来说，无论与自身之外什么性质的机构之间存在上下级关系，都极其荒唐、极其可悲），特别涉及政治的或意识形态方面的指示，各校最是忙不迭地表态，当成中心任务层层贯彻，唯恐配合不紧密。如果说文革前二三十年间大学缺独立性还是隐性的，现在已是赤裸裸的。 对大学的独立性造成最大伤害的就是弃自身探究知识和真理的使命而去接受外部指令、配合政治任务，并借教学活动来贯彻。这种配合，使讲坛充斥大量毫无价值的课程。不仅如此，还使大学背离知识探究的中立原则，向学生灌输政权偏好的思想体系。这情况始自五十年代。国家长期动用权力、财力等公共资源推行一种特定的外来学说，把这种学说从它产生的土壤中剥离出来，抬高到独尊地位，利用大学讲台系统灌输。思想解放以来，经几代学人艰苦努力，受偏袒的学说虽仍然占据太多课时，但已经从作为膜拜对象的神坛上降了下来，逐渐向人类思想史上众多政治学说之一种的地位回归。如果彻底回到这种位置，它自身本可以作为多元思想的一种，既能与其他思想之间构成竞争态势而对自身或别的思想潜在的危险倾向起到遏制作用，又能为社会提供多元的选择。然而，据国内媒体报道，这种学说最近又从政治学下属的二级学科分离出来，被批准为一级学科。与此同时，国家斥巨资实施“马克思主义”工程。这一启动资金达2000万元的思想“工程”总共13本书，每书成本耗资百万元以上。而13本书都将作为教材进入大学课堂。这类意在精神灌输的课程90年代以来已经占过多课时，许多大学即使采取变通性安排，上这一揽子课程也几乎要耗掉整整一个学年。学生交纳了很高费用，真正有知识含量的课程却要到第二学年才开始。该“工程成果”进入大学，将挤占更多课时。这还在其次。真正严重的是此举势必使一种重新把马克思主义宗教化的非理性态度渗透在课程中。参与其事的程恩富不就声称：“马克思主义怎么会过时？你提出的所有问题我都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给你解答。”这种认为一种学说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可以解释万事万物、解决一切问题的愚蠢态度曾经使我国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都与世界差距拉得非常大。人们好不容易才通过思想解放触摸到理性精神，而今重新制造这种愚蠢，除了使我们这个民族继续远离理性精神，除了确保落后或贻笑大方，恐怕别无所获。而大学在原本最该由自己纯粹根据如何帮助学生建立合理知识结构的需要来决定的课程设置上，去接受与这种需要相悖的安排，由此表明的依附性、下属性地位是相当可悲的。 如果说由接受指令表现出来的不独立尚有无奈之处，那么，而今大学在其他许多方面并非不得已的表现和作派，则显示了气质性的自甘沦落。这里略举一二。 例如，不为大学的生存之本争而争学校的行政级别，这在我国大学是普遍现象。尽管无论给大学争来个部级省级什么的，其滑稽都不下于寺庙、道观顶了处级、厅局级官阶。而大学争行政级别意味着双重沦落：一方面与整个社会近一二十年间愈演愈荒唐的“官本位”臭味相投，另一方面是彻底弃独立性的典型表现。这双重沦落还有更广泛表现。前十来年，大学拉高官当挂名教授成风，似乎有高官挂名，大学便可身价百倍。近年已经不满足于向高官奉送教授头衔，而是拼命拉来出任要职，一旦成功，就多了炫耀资本。最近南方周末报道刚卸任的部长级官员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建院50周年之际受邀出任该院院长时，用了“双喜临门”一词，并津津乐道于人民大学的新闻学院与北大、清华的一样，都成为“部级学院”。读到这则报道，不由想起克林顿卸任后竞争哈佛大学校长职务而落败的事。按这里眼光，哈佛大学重学术背景而全然不看官位，简直笨得出奇。然而，恰恰这种“笨”显示了哈佛大学十足的底气，也恰恰是我们的媒体、特别是大学于下意识间流露的以官为尊的心态泄露了我国大学的精神沦落已经到了大学要依仗官威来显身价的地步。其实，如果高官有相应学术背景而又愿意弃官为学，受聘并无不可，但大学乐此不疲地去争枪高官、把争抢成功当喜事，这种趋附权势的心态就很卑微了。说来好笑，这种趋附权势的心态让我忍不住想起几个月前（好像是10月11日）从央视二台 “马斌读报”听到的“轶闻”：某大学今年新生手册在介绍学校教师时有如下内容：某教师长得如何帅，某教师声音又是如何有磁性。这好似花街广告般的内容下作得有些离谱，可在我眼里，与权势调情不比这好到哪里去。 不仅赤裸裸的趋权，也赤裸裸的趋钱。90年代以来许多大学竞相争“聘”毫无学术背景的富豪当教授，这种闹剧突出暴露了如今大学的趋钱性格。除了向权力、金钱献媚，也向明星献媚。聘演艺明星当教授早已成旧闻。而数月前沸沸扬扬的刘翔免试读博，该与不该，姑且不论，真正表明大学滑得太远的是相关大学指派十几位教授上门授课。莫说中国体育走的是一条与大众体育相背离的精英体育之路，这条路的实质是国家把夺取奖牌当目标，为此，用纳税人的钱集中资源于精英培养而忽视民众健身条件。据有心人估算，平均一枚金牌，投入达7个亿。这种情况下，取得再多金牌，价值都大打折扣。而单从这件事暴露的滥用高等教育公共资源看，大学在教育公正问题上已经没了底线。 丧失独立，还有一特殊表现不能不提。 大学变异为政府下属机构，不断从政府接受指令。这情况延伸到校内关系上，是前面提及的校内行政与教学的颠倒关系。行政系统指挥和支配教学，90年代以来逐渐常态化。庞大的、支配欲强烈的行政系统热中于制造出大量“工作”要求教师完成。其中许多“工作”极其荒唐，干扰极大。别的不说，仅只填写大量无意义表格，就令教师穷于应付。一份科研成果表或者教学计划表，交叉重叠而又个个不甘寂寞的行政机构，会要求教师反复填写多次，弄得不堪其烦。再加上由行政主导的各种“评估”、造假，本应从事创造性活动的师生陷入大量耗时耗神、于创造无益又败坏心性的活动，而且这种活动已是经常性、例行性的。最近有调查显示，中国大学生国际竞争力差，影响中国进入知识经济。原因固然多多，其中，根本原因无疑是经常性配合政治或时事任务，使教学脱离探索真知所必要的中立性，但校内行政源源不断制造出“工作”来骚扰教师，使师生的研究和教学时间被大量侵占，也是重要原因。     行政主导的大学处处遵从外部指令，使大学甚至连订阅和购买图书报刊也不能服从师生教学活动需要，这更是奇闻。如今各高校大楼越来越漂亮，硬件设施越来越先进，但师生教学和研究活动需要的图书、报刊杂志越来越少，这情况在经费不那么充裕的学校尤其严重。不过主要原因并非经费短缺。报刊杂志中那些过去不愁嫁的“皇帝丑女”，现在得靠摊派维持发行量。而许多大学对摊派下来的报刊图书无一不订不买，而且从校图书馆到系科层层订阅，结果，这类与学术毫不沾边，对教学毫无用处的报刊大学里各部门一应俱全。财大气粗的学校花这笔冤枉钱倒不一定影响师生的正常图书资料需要，经费不那么充足的大学就不同了，于是便压缩正当的图书报刊开支，在有的学校，一些很常规的学术性报刊竟然找不到一份。几乎无米之炊的情况下，整体教学研究水平不下滑才怪。问题还在于，不管学校财大气粗也好，拮据也罢，在纯属大学教学研究环节的图书资料订阅上去服从外来摊派，丧失独立的程度实在惊人。

 1949年3月25日，胡愈之找柳亚子谈话，以张申府为例，“谓张之大病在不肯忘其过去之革命历史。彼与毛泽东氏在北大图书馆有同事之雅，周恩来加入中共，亦由彼介绍，遂以革命先进自居。初不知此等思想实为一沉重之包袱，不将此包袱丢去，未有不流于反革命者。” 胡愈之的公开身份是文化名人，实际上却是“在公开活动中不以共产党员面目出现”的“特别党员”，大概他察觉到柳亚子也念念不忘自己的革命历史以及与领袖密切来往的关系，处处以“革命先进自居”，因此有意以张申府为例敲山震虎。

　　对哲学有浓厚兴趣的张申府早年在北大求学、任教，成为最早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之一，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筹备，在欧洲曾介绍周恩来、朱德入党，他完全有资格自居“革命先进”。 1923年底，张申府从欧洲回国，与李大钊久别重逢，十分高兴，言谈中，他表示希望回到北大继续教书，李大钊愿意帮助，写信向胡适推荐，但未获准。张申府猜测，也许是胡适认为他们思想不一致，不便合作，拒绝了他。那时，张申府的思想与胡适确实太不一致了，他既信仰马克思主义，也信仰罗素哲学，他在法国巴黎的油印刊物《少年》上写文章，经常用“R”这个笔名，因为英文中“俄国”（Russia）和 “红”（Red），以及英国哲学家罗素的第一个字母都是“R”，他自己解释，意思就是“红色的罗素”，他是最早将罗素思想介绍到中国的人，也是马克思主义早期的传播者。

     1922年5月，胡适和蔡元培、丁文江等16位知识分子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好政府主义”，呼吁“社会上的优秀分子”挺身而出，“和恶势力奋斗”。远在欧洲的张申府很快就在当年9月出版的《少年》上发表《胡适等之政治主张与我们》一文，予以批评：

   “他们主张与活动方向总而言之，不外乘机改良，无根本不可变的主张，而随机会迁化；不察病原，早晨头疼，早晨医头，晚上脚痒，晚上又来治脚。”“胡适等是知识阶级的人，倘其主张能成功，他们的生活与事业固然应能得安了。可是至于一般小民，至于农工，生活如何，则犹难必。不但不能必其利，至少一部分要适得其反。根本原因即在士绅与农工，生活方式不同。知识阶级原来是资本阶级（靠资本生活的）的附庸，必不敢过于得罪资本阶级，利害如何能与农工小民相容？”

　　那个时候张申府的思想与自由主义确实远得很。所以他进不了北大哲学系，于1924年初南下进了黄埔军校，任政治部副部长，不久辞职，以后的好多年在许多大学短期任教。直到1931年接受清华大学的聘任，为哲学系专任教授，教逻辑学，并在北大兼课。据他的学生回忆，“身材较高，方脸膛，微胖，穿一身考究的西装，严整地打着领带”的张申府，用一口并不浓重的河北中部口音讲课，他在逻辑课上很少讲逻辑，而是骂蒋介石，简直把课堂当成了他的政治论坛。听课的人很多，拥护的来听，反对的也来听，不但课堂中挤满了，连窗口也站着人。他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幕后总指挥之一，因此锒铛入狱。由于朋友、家属积极救援，包括冯玉祥、梁漱溟等出面向当时统治北平的宋哲元说情，他在被押70天后出狱。

　　抗战期间，张申府为参政员，与蒋介石矛盾日深，蒋有一次当面骂他，说他“反对政府”，“你不但写文章反对政府，还在防空洞里反对政府！”并表示有人在防空洞里亲耳听到的。张申府说，自己根本不认识这个人，纯属无中生有。其实在防空洞里讲话的是章伯钧，事后章感到过意不去，曾登门向张申府表示安慰。他因为平白无辜挨了蒋的一通骂，怒气未消，就提出要离开重庆去打游击。政治部长张治中听说后，跑来一再慰留，他才留下了。结果是他的参政员当不成了。他在重庆开始热衷于搞宪政座谈会，就是各个在野小党派的经常性聚会，包括张君劢他们的国家社会党、左舜生他们的青年党、章伯钧的第三党、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派、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派，沈钧儒和他算是代表救国会派，民主同盟就是从这样的聚会发展过来的。

    　到1941年，张申府“政治部设计委员”的名义也被取消了，每月200元的薪水没了，生活陷入困境。先是共产党在重庆的办事处每月补助他50元，要买外文书时，还有一次另外给过补助。到1942年，周恩来安排《新华日报》办一个副刊《科学专页》，每月送他150元编辑费。两周一期，从2月到9月，一共办了16期。因为报纸改版停办了。从1941年到1942年，张申府生活艰难，他在晚年回忆，还说其时“穷居在重庆西郊猫儿石鹅项颈山”。在穷居的日子里，他思考社会人生哲学，写过三百则《家常话》，其中说：“我始终相信，孔子、列宁、罗素是可合而一之的。我也始终希望，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如此不但可得新中国哲学，如此而且可得新世界学统。孔子代表中国古来最好的传统，罗素代表西洋历来最好的传统。列宁代表世界新的方在开始的传统。”

　　最终张申府还是向自由主义靠拢了，他在20世纪40年代发表在《观察》周刊等杂志上的文章，应该说还是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的，不过他对自由主义有自己的理解，强调平等先于自由，在《论中国的出路》一文中，他曾指出，要了解自由主义，除了罗素的《自由与组织》外，还有拉斯基的《欧洲的自由主义之兴起》一书可读。

　　到1948年10月，国民党败局已定，张申府在《观察》头条位置发表《呼吁和平》一文，“出于真情、实感、仁心”而呼吁和平——“真和平”、“长期的和平”、“为国为民的和平”。在有些人看来，在毛泽东即将作出“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的著名论断时，他还在那里呼吁和平，那是多么的不合时宜。他以后的命运由此已注定，连他的妻子、左得可以的妇女运动领袖刘清扬也决然和他划清了界线。当时他在华北学院教逻辑和西洋哲学史，这是李宗仁办的一所学校，当然也成了罪名。

　　张申府一生走过的道路包括他的信仰都很复杂、曲折，他不是一潭清水，可以一眼看到底的。他是个多姿多彩的人，他是革命者、哲学教授、知识分子，是马克思主义者，是罗素思想的热烈传播者，也是自由主义者。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理想主义化的，与“打天下、坐天下”的工具理性不能相提并论。其实，张申府在1949年后遭遇的命运不仅有思想上的原因，而且早在“五四”时代就埋下了远因，当时作为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先生的助手，他曾地批评过助理管理员毛泽东写的卡片字迹潦草，要求毛重写。三十多年后，当年的助理管理员得了天下，坐了龙庭，又岂能忘记重写卡片的微末仇隙。哲学家张申府，面对打伞的和尚君王，他后半生的命运成是刀下之俎、瓮中之鳖，“红色的罗素”那里还红得起来。 

   在胡温政权严控互联网的一片肃杀气氛之中，大陆网络上已经找不到几家敢言的网站了。

    经朋友介绍，我游向“爱琴海”。

    爱琴海，令人联想到一望无际的蓝色和自由；进入这片网络之海中的蔚蓝色，首先跳入眼帘的是表达网站宗旨的四句箴言，如同一片蔚蓝中最醒目的白色浪花：

      在麻木中催生觉醒

在谎言中说出真相

在腐朽中孕育重生

在黑幕中寻觅希望

    “催生觉醒”是启蒙愚昧和麻木，“说出真相”是戳穿制度性习惯性谎言，“孕育新生”是化腐朽为神奇，“寻觅希望”是以乐观的信心面对未来。

    再看网站的形式和内容，偏重于文学性和文化性。站长林辉先生介绍说：爱琴海致力于中国新文化力量的凝聚，及时上传国内文化界的民间活动，发表作家诗人们的优秀作品、提携新生代文学青年，面向海内外举办诗歌、散文的大奖赛。但由于封杀，最近的两个文化活动将无法继续，爱琴海网与香港银河出版社联手的“中国桂冠诗丛计划”也被迫搁浅。

    同时，爱琴海致力于对社会现实和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设有每周评论、专题专访、民间立场、思想前沿、时代导读、汉诗天空等专题；所以，爱琴海并不回避敏感的时政事件和敏感人士的言论，主页的重要位置常常留给被封锁的敏感事件，如刘宾雁辞世、冰点事件；放在最醒目位置的定期更换的文章，大都是尖锐的批评性文字，比如余杰、龙应台、秦晖、何清涟、王怡、刘晓波等人的文章。

    总的感觉，严肃而温和，高雅而锐利，活力而包容。更重要的是：独立。

    正因为如此，爱琴海网迅速在中文人文网站中脱颖而出，吸引了大批热爱文学和关注严肃问题的网民们，正处在欣欣向荣的急遽上升时期。自从第一次浏览了爱琴海之后，我也像其他喜欢蔚蓝色的网民一样，每天都要上去“畅游一番”。

    然而，爱琴海被封杀了！正如冰点被停刊一样！

    中共当局就连这样一家相对温和的人文性民间网站也不允许，让我再次领教了什么叫老大权力的小肚鸡肠；浙江省网管部门提供的封杀理由，也让我再次见识了中共新闻管制部门制定的相关规定的蛮横。

    可恨吗？当然可恨。这个仇视民意的政权，什么时候主动地倾听过、尊重过民意？什么时候在乎过、保护过民权？民意所爱正是官权所仇！民权所争正是官权所夺！

    可笑吗？当然可笑。但一向自奉为“伟光正”的傲慢官权，天生就患有严重的“自我认知障碍综合症”，它什么时候意识到过自己的丑态百出？即便是偶尔意识到了，也要假装一脸镇静、满不在乎。在官权权威大幅度贬值的今天，它早在遍地开花的民间戏谑中练就了一身“滚刀肉”。正所谓：“我是流氓我怕谁！”

    据林辉先生介绍，爱琴海网被当局封杀过三次。第一次封杀是因为官权不喜欢网站关注“冰点事件”；第二次封杀是因为官权特别恐惧“蓝色道路论坛”中的部分帖子过于敏感；第三次是新闻办出面的“终极封杀”。当日，网站总编辑力虹去当局交涉，试图通过沟通商榷来解决问题，得到的却是官权的冷酷回应。

    执行封杀的浙江有关部门辩解到：爱琴海“在向有关部门备案时所提供的电话和地址均是虚假的”“他从办站伊始，就在有意逃避有关主管部门的依法监管”和“大量转发境内外时政新闻报道”。然后拿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信息产业部于联合颁发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引证其中的第5条来说明是依法关闭。该条规定：“非新闻单位设立的转载新闻信息、提供时政类电子公告服务、向公众发送时政类通讯信息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应当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审批。”

    首先，按照国际互联网惯例，只要申领到ICP（营运）证，任何一个网站都是合法的，理应受中国宪法的保护。但对中共来说，与国际接轨只意味“要美元而不要自由”，要“大国崛起而不要人权落实”。

    其次，时政新闻乃公共信息，与民众生活、社会公益息息相关。媒体的主要责任就是向社会提供公共信息，每一个公民也应该享有知情权。媒体提供的公共信息大致有两类，一类是独家新闻，一类是转载新闻。独家新闻非但不怕转载，反而转载频率越高越好！世界上的所有媒体都会“转发境内外时政新闻报道”，只要在转载时标明出处即可。

    然而，《规定》居然明目张胆地实施信息发布权的独家垄断，把时政新闻的发布权授予所谓的“新闻单位”，而对所谓的“非新闻单位”则实行严格的审批制度。稍微了解点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被授权发布时政新闻的“新闻单位”大都是“党的喉舌”，而无权发布时政新闻的“非新闻单位”大都是民间网站。

    就在“爱琴海”被封杀一周后，停止滚动将近一个月的“世纪学堂论坛”再次开张，但网站贴出的《世纪学堂公告》称：

    “世纪学堂从即日起参照同类网站的管理方式，实行事先审贴制。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信息产业部联合颁布的《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世纪中国网（包括世纪中国系列论坛）不属于有资格登载或转载时政新闻的网站，请网友们不要将有关时政贴发到学堂。

    由于学堂的版主皆非职业版主，不一定随时在线，主贴审核会有一些时间延误。因此给网友们带来的不便，我们深感同情，恳请大家谅解！

    2006年3月15日”

    显然，《规定》第五条已经变成所有非喉舌媒体和民间网站的杀手，但即便按照中共人大制定的《宪法》、《立法法》和《行政诉讼法》来衡量，这“规定”也是典型的行政违法：一，违反了《宪法》中有关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规定；二，违反了《立法法》第三条：“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也违反了第九条：“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国务院无权制定行政法规。三，宪政学者陈永苗指出，审批属于行政许可，而《规定》第五款违反了《行政许可法》的第十四条、第十七条，是非法之法，不能作为执法的依据。

    胡温政权对大陆的独立民间网站的封杀力度，已经远远超过了江泽民主政时期。最敢言的“不寐之夜”和“民主与自由”，在被关闭几十次之后，已经在大陆网络上消失；相对温和的“宪政论衡”、“一塌糊涂”、“文化先锋”和“真名网”，也一个个消失在黑幕中；2005年9月30日“燕南网”贴出“整改通知”后，直到今天还没有整改完毕；就连自律严格“关天茶色”也麻烦不断，动不动就显示“找不到网页”，甚至连个人博客也要封杀。

    在如此大面积的封杀行动中，“爱琴海”当然在劫难逃。但在这次力量悬殊的官民的对峙中，无权无势的“爱琴海”同仁并没有消沉。3月9日，他们在网站被封的第一时间发出公开呼吁《爱琴海网被封杀，紧急呼吁全球华人声援支持！》；3月13日，爱琴海网友组成“维权声援团”，发出第一号通告；爱琴海站长林辉和总编辑力虹先后表达公开抗议；愤怒的网友纷纷撰文谴责当局的封杀，境外媒体也跟踪报道“爱琴海事件”。

    在爱琴海同仁的抗争和海内外舆论声援的压力下，浙江省政府新闻办和省通讯管理局不得不在3月15日对爱琴海事件作出回应。但爱琴海同仁和网友并不认同当局的狡辩。力虹在接受采访时说：“看完这篇东西，我闻到了一股似曾相识的‘克格勃’的气味！”

    同时，民间抗争的目标也开始指向《规定》本身。署名“天理”的网友发出《“爱琴海”网站被关闭的官方说法与网友的质问！》；宪政学者陈永苗发表《彻底打倒关闭“爱琴海”网站的官方依据》文章；维权人士李健提出《关于审查“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的建议书》；林辉先生在《爱琴海，不是围墙中的海》指出，封杀爱琴海是“不合程序的关闭”、“不合人性的封杀”、“不合情理的举动”、“不合潮流的规则”，可谓掷地有声的抗议。

    尽管，我对爱琴海在短期内开禁并不乐观，但我仍然对民间的网络维权前景抱有乐观的希望。我认为，发生在互联网上的一次次官民博弈，必然是一场长期的消耗战。可喜的是，民间的网络维权越来越表现出一种平静、理性、善意、乐观、明亮的气质，不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或一夜聚变的革命，而致力于持之以恒的韧性抗争，一点点地消耗掉寡头独裁的残存合法性资源，一点点地扩大民权运动的道义资源。

    以争取自由权为核心诉求的非暴力民权运动，可以是低调的平和的，却是坚韧的有力的；尽量争取以法治化的形式展开，包括不间断地推动一系列恶法的废除或修改；尽量激励“沉默的大多数”敢于发声，使独裁政权对人权的每一公然践踏，皆要遭遇到来自民间的反抗。坚持关注一个个具体案件的维权方式，依靠个案维权的持续积累而逐渐赢得更多的民间支持。

    面对黑箱政治和秘密警察式打压，民权抗争的最佳方式是坚持公开化原则，这既是挑战恐怖政治的最有力方式，也是清除厚黑政治和犬儒道德的有效良药；既是民间的尊严和勇气的展现，也是对民间自身局限性的反省，更是向所有死难者和受害者的忏悔。

    也就是说，用公开化的良知来确立民间的尊严，来表示对恐怖镇压的蔑视，来克服内在恐惧的自戕和地下心态的阴暗。而民间良知的公开化，也是对官方执法者的职业操守和执法水平的考验。正如林辉在《让政治还原成每一个人的政治》中所言：“我们当前要做的首先是让自己成为一个充满自由、正义精神的强大个体，并以自己的丰满和真诚去点燃每一个被抑制的个体内心对自由、正义的渴求，让正义与自由象一条精神的河流在绝大多数人中间流动起来、浩荡起来，成为无法阻挡的力量和人类精神的美丽景象，同时感化或涤荡那些想阻挠人类进步、谋求独断利益者。”

    是的，对于反抗独裁的自由事业而言，只要独裁存在，耻辱就不会消失。在独裁下生活了几千年的国人，确实已经错过了太多挽救个体的民间的尊严的时刻。但今日的民智已经不再愚昧，民心也正在摆脱自我恐惧，民间勇气的任何一次爆发，不仅是在洗刷以往的耻辱，而且是在点滴积累地培植具有耻辱感和谦卑感的健全民族精神。

    昨天是为冰点呐喊，今天是为爱琴海发声，每一个体追求自由、捍卫尊严和洗刷耻辱的行动，无论何时开始，永远不会为时已晚！

 

    爱琴海网站是民间诗人的网络家园之一，总顾问是著名诗人北岛，囊括了一大批中国著名诗人，如邵燕祥、芒克、王燕生等。诗人的家园可以被封杀，但诗人心中的蔚蓝色不可能被污染。

    爱琴海，诗意的名字，让我想起天才女诗人茨维塔耶娃致帕斯捷尔纳克信的一段话：“我不喜欢大海。……那么大的地方，却不能行走。”（《老皮缅处的宅子》，苏杭译，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P341）女诗人对大海的感觉是独特而奇妙的，我对“爱琴海”的怀念是悲愤而欣慰的。无界的互联网比大海还宽广，它为整个世界提供自由流动的信息，也让公共发言越来越平民化大众化。蛮横的官权可以暂时封锁爱琴海等网站，却永远无法封住觉醒灵魂的自由行走。

    2006年3月16日于北京家中

三月的加拿大卡尔加利仍然非常寒冷，夜间气温更冷到零下十几度。3月14日，是在泰国曼谷等待了一年零四个月，并在当地移民拘留中心关押了一年零三个月的鲁德成获得自由并抵达加拿大的日子。

情况突变

等待迎接鲁德成的卡尔加利的民运界朋友，为将从炎热的泰国前来寒冷的加拿大的鲁德成准备好了温暖舒适的住处、御寒的衣物和生活必需品。焦急地等待了一天的郑保罗在晚间收到加拿大驻泰国大使馆移民官安德森的一封电子邮件，邮件中说：我很抱歉无法向你提供更多的信息，但是鲁德成今天的飞机票已经不得不取消了，而且看来他无法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抵达加拿大。中国政府已经向泰国政府发出了正式的要求，要求泰国政府不得让鲁德成离境，直到得到中国官方的允许。加拿大移民官在信函的最后一部分遗憾地表示：我不知道消息是怎么走漏的，我询问过了美国驻泰国大使馆、加拿大驻泰国大使馆以及联合国难民署，他们都表示没有向外透露消息。

郑保罗是鲁德成做为难民前来加拿大的主要担保人，他为此事忙碌了一年。沮丧的郑保罗问我：到底民运里谁是特务？我说：我不知道。他焦急地分析到底是从什么地方走漏了消息，让中共及时获知情况并来得及阻止。加拿大于2月21日向鲁德成发出入境签证，定于3月14日抵达加拿大。2月22日，《美国之音〉在报道里说：鲁德成在2004年潜逃到泰国之后被泰国警方的关押，预计在下个月接受联合国的安排，遣送到加拿大。中国正在寻求将鲁德成引渡回国。《自由亚洲电台〉广东语组也发出报道，但几天后在电台网站上把报道文字拿掉了。随后许多媒体对此消息进行了转载。郑保罗说，不知道这些媒体是从什么渠道获得的信息，也不知中国政府是否根据公开的报道做出了反应，或者他们是另有消息来源。另外一条线索是，路透社驻曼谷记者在天安门三君子最后的一个受难者俞东岳获释时，于2月22日从曼谷发出一篇报道，其中介绍了正在泰国被拘押的鲁德成将前往加拿大的消息。

三君子所为是八九民运中最为震撼的一幕

八九民运期间，湖南省浏阳县大湖镇滩头小学教师余志坚、《浏阳日报》美术编辑俞东岳、湖南省长途汽车公司浏阳分公司员工鲁德成三人，于89年5月18日从长沙火车站登上北行的列车，赶往北京天安门广场声援学生运动。行前，他们将一幅长达数米的黑色标语悬挂于站前广场，上书１２个大字：“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1989年5月23日下午，余志坚、喻东岳及鲁德成三人，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金水桥北侧、天安门城楼的中央门洞两侧，各贴了二幅标语：“五千年专制到此告一段落”和“个人崇拜从今可以休矣”，由余志坚起草，喻东岳书写。随后，三人请周围人群站开，将二十余个装了颜料的鸡蛋掷向门洞上方的毛泽东巨幅挂像。但是，他们立即被天安门广场上绝食的学生抓住并交给公安。

1989年6月30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破坏和反革命煽动罪”，分别判处余志坚无期徒刑、俞东岳有期徒刑20年、鲁德成有期徒刑16年。

三君子之一余志坚在2005年6月写的《“五.二三”事件真相》一文中，介绍了他们行动的目的：我们的行动意在唤醒民众，必须重新评价毛泽东，必须彻底否定毛泽东，只有这样，才能推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从而最终实现宪政民主制度。我们一直认为，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像完全是专制的象征，它的存在是对全体中国人民的极大侮辱和嘲弄。毛泽东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恶太大了，太多了，完全是罄竹难书！毛泽东思想是人类一切自由思想的死敌，他的幽灵依然在神州大地肆虐无忌！

余志坚也详细介绍了当时事件的经过：我们的鸡蛋砸向毛像的时间，是下午二时二十分左右。十点到十一点，我们到王府井百货大楼免费购置了油画颜料，宣纸和墨水，毛笔，糨糊，又到了一家邮局，我们都给家里写了有点“遗言”味道的信，喻东岳则狂草了十多封给朋友们的信，每篇都是“我要学唐吉柯德去大战风车”，“我不是荆轲，毛泽东却甚过秦始皇”之类的话，前后也就半个小时，真佩服了他。大约十二点，我们回到了广场，在一个煎饼摊前填饱了肚子，又买了整整二十个生鸡蛋，在中山公园门前席地而坐，装起颜料来。弄好的鸡蛋和写好的横幅都放在地上，喻东岳的相机又卡嚓卡嚓地响起来，我们三人还合了影。之后，我们终于毅然决然地踏上了我们选择的道路。

天安门城楼下人来人往，按照事先的分工，我负责拦住主门洞进出的人流，我伸展双臂站在那儿大声反复呼喊：“我们是湖南请愿分团的，我们有重要的事情要做，请大家配合一下！”与此同时，喻东岳鲁德成两人也张贴好了那两幅横幅，开始向毛像投掷鸡蛋！事情进行得很快，不会超过十分钟。周围的人群一时都傻了，直到喻鲁两人扔完了最后一枚鸡蛋，人群才炸开了锅。

自由人权与第二种忠诚

余志坚在文章中继续写到：广场学生纠察队立即就过来了，并把我们带到了广场指挥部所在的纪念碑。

我们三人被带到纪念碑后，“高自联”广场指挥部并没有企图封住我们的口，相反，它为我们提供了一场中外记者会和中央电视台的采访。这就使得我们有机会在世界媒体面前，表明我们的身份，重申我们的政治主张。我们一再声明我们的行动与学生无关，虽然这是“高自联”的要求，但也是我们想要表白的愿望。

下午六七点钟的时候，我们三人和郭海峰坐在一辆车上，他是“高自联”秘书长，代表广场指挥部负责将我们移交给中共公安。郭海峰是我们在北京唯一与之交流过的学生领袖，给我的印象是干练文雅。他说他就是胡耀邦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前跪交请愿书的三名学生之一，并说将我们交给公安的决定是在场的“高自联”常委投票表决的，结果把我们交给公安的多一票，而他本人是投了反对票的。郭海峰还与我互相交换了名片，又请我们为他一一签了名，我则把我们在长沙火车站募捐剩余的现金全都转交给了他。我们坐车到了天安门广场管理处，在郭海峰的严辞要求下，管理处负责人出具了一份亲笔签名的接受我们的收条，郭海峰还说道：“你有义务向我们通报这三人的下落，这件事我们以后一定还要过问的！”这之后，我们很快就被转到距离最近的南池子派出所，从此也就彻底地失去了自由。

暴虐在进行周围是死一般的寂静

从此，他们的声音、形象、话语、以及人们对他们的了解和记忆，从公共媒体、民众私语以及社会生活中消失了十几年。

其间，鲁德成于1998年获得假释。余志坚在狱中作教师于94年改判二十年，并于2001年提前获释。日前由于声援高智晟律师的绝食维权行动再次失去自由。俞东岳由于92年在狱中书写“平反六四”被单独监禁两年。他并在炎热的夏天被铐在电线杆上暴晒长达六天以及受到经常性的暴力殴打。俞东岳在监狱里度过了将近17年。他于2006年2月22日出狱时，已经是一个连自己的父母家人都不认识的“痴呆”和“疯子”。他依然还是那幅温文尔雅的样子，只是不再感受那份迟来的温暖和尊重。

鲁德成于2004年11月逃离中国抵达泰国，但是却在同年12月遭到泰国警方逮捕送进移民拘留中心直到现在。其间传出中国政府向泰国政府施压，要求将鲁德成遣返中国的消息，外界展开了紧急救援行动。

寒冷的卡尔加利伸出了温暖的手

2005年3月，加拿大卡尔加利的郑保罗等五名支持中国民运的人士，向加拿大移民部联名担保鲁德成以难民身份到加拿大定居。五名人士都是当地长期默默无闻投入推动中国民主运动的人士。根据加拿大移民难民法规定，这一担保形式，担保人需要向移民局提供家庭经济状况说明，包括收入证明，报税证明，银行存款证明以及有无担负其他人的经济负担等，担保人要承诺为被担保人提供每年一定数量的现金生活费用，要保证被担保人的日常生活质量。被担保人在加拿大不能申领救济金等福利。我非常佩服卡尔加利的几位民运界朋友的此一做法。（我在为逃到台湾并滞留那里的山东民运人士燕鹏寻求联名担保人时，遇到极大困境。大陆来的民运界朋友大多经济状况不稳定，而且大部份人除了有子女要抚养，还都担保了父母，这一担保有效期十年。自雇方式做生意的人大都不愿意把自己的收入报税存款等情况清清楚楚拿出来。有人担心担保民运人士会给自己招来麻烦，也有人担心事后需要负上法律责任而却步。）

加拿大移民部核准了申请，并在2005年6月准备给在泰国移民拘留中心的鲁德成做移民前体检，但是，体检遭到泰国当局的阻拦。体检一直拖到2006年1月才得以完成。加拿大于2月21日向鲁德成发出签证，加拿大等待迎接鲁德成的朋友们也把一切都准备好了。

受难者的高贵

然而只有一步之遥。鲁德成离平安和苦难都是只有一步之遥。

我于3月16日致电鲁德成，他却平静的表示，不希望惊动太多人出面救援，让大家为此奔忙心里感到不安。鲁德成并希望转达对救援他的朋友们的谢意。

面对自己这样坎坷的命运鲁德成、余志坚、俞东岳三人却还能慈悲含笑地对待。2004年11月，经过三个月的逃亡抵达泰国的鲁德成写了一份二百六十多字的《关于对学生领袖态度的声明》：纵观古今中外没有哪一场革命运动是完美无缺的，更何况八九天安门广场当时正是大兵压境的非常时期，天安门广场当时具体的决策人，对我们的处理方式，毫无疑义是没有错误的，充其量不过是失误而已。假如当时他们肯定十天后（六月四日）专制、残忍的中共必定开枪，而不抱幻想，他们还会这样做吗？假如我们三人向毛像扔完染料就逃跑了，而不敢引颈就戮地对此负责，那么还会有今天的尴尬吗？因此，这不是算账的事，如果要说算的话，那就是要跟专制、暴虐的中共算账、算总账！现在不是追究谁纵火的时候，而是大家必须一起来救火的时刻，因为身处火海的喻东岳正嗷嗷待援！”

俞东岳等人的遭遇拷问我们的良心

余志坚、俞东岳、鲁德成的遭遇，十几年来一直在考验我们这个民族的自由民主信念和道德良知底线。

广场的学生们为什么要把泼污毛泽东像的三君子抓起来，他们有这个责任吗？他们为了撇清他们反官倒反腐败和三君子反专制反暴政的关系。即便如此也可以通过发声明，发新闻澄清。

而且将三人送交公安的决定是高自联集体通过“民主”投票做出的。是因为集体幼稚没有料到当局会将三人判那么重的刑期吗？在中国生活的人都知道，三君子所为一定会受到当局严厉惩治。最关键的是，在中共数十年的专制暴政统治下，在一般人的观念当中，生命、尊严、人权、自由哪里比得上所谓的大局重要。学生压根就认为他们和政府要维护的是同一个大局，只是有些政府官员没有做好，因此需要学生像孝顺的孩子一样善意提醒，所以他们自觉肩负起了协助抓捕余志坚等三人的责任。

近几年，许多人因三君子事件开始忏悔并进行深刻的思考。

著名作家郑义于2003年六月写到：在暴君满面红光的“圣像”被污损之瞬间； 在中国的自由女神用双手高擎起火炬之瞬间； 在青年无畏地以血肉之躯阻挡坦克车队之瞬间； 历史与现实都得到经典的诠释。

曾参加八九民运的张明于2004年6月写到：我个人认为，湖南三君子史无前例的挑战在神坛上的毛泽东的行为，是89民运史中重要的一页，这件事同时也是89学生领袖群体最大的耻辱。但是令人遗憾的是，15年来，当年的学生领袖们写了不少反思性的文章，却鲜有提及此事的。

六四湖南学生领袖之一唐柏桥2004年6月写到：如今，喻东岳等人砸毛泽东像的壮举如今已广泛被社会所认同，媒体已习惯称他们为”天安门三君子”。而且，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将他们与当年只身挡坦克的”六四”英雄王维林相提并论，将他们视为八九民运的真正像征性人物。

居住在西班牙的著名作家黄河清2004年12月写到：“对于鲁德成三君子，我们大家都有罪，都欠了他们还不清的债。我们大家，我们这个民族对不起鲁德成、余志坚、喻东岳啊！” 看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并非我一人有此看法，有此歉疚，有此锥心之痛。对于这样一件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永远捶打着民族良知的大错事，我们全体都应忏悔，而不是装聋作哑、分辩解释、推搪诿过、或仅仅私心难过。如果连这样的认识、勇气、担当也没有，我们与中共何异？！我们这个民族将无救了！

移民加拿大的六四学生领袖之一任不寐在2005年“读余志坚、鲁德成《关于对学生领袖态度的声明》”中写到：显然，任何形式的声援都无法填补我们的罪恶感和道德羞耻。看到这条消息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羞愧，为十五年前的 “多数暴政”，我是那“多数暴政”的参与者，尽管当时在形式上我不在场。我的第二 反应仍然是羞愧，为这十五年的寂静，而我是这寂静的参与者——我已经快忘掉这三个 人的命运了，并且是完全无意识的。

劳改基金会主任吴宏达于2006年2月在“此案未了”中写到：自1949年中共政权建立后，由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开展的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一批又一批的人遭到迫害，血泪成河，哀怨载道。虽有不少被称谓精英分子者，高呼呐喊，但鲜有几个真正抓到问题的核心。1959年反右运动中有一个林昭，1966年开始的文革有张志新，遇罗克，王申酉，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有余、喻、鲁三人。他们都是些没有身份和地位的小人物，但他们都站在历史的前沿，给历史指出了方向及问题的症结。他们都被当局斩钉截铁、决不手软地严酷镇压了。这些案子，一个也未了。

忏悔之后，救援是我们现在所能做的

加拿大的民运人权人士已经紧急行动起来，找国会议员，联系外交部、移民部，通知大赦国际等人权组织，一定要把鲁德成救援到加拿大来。加拿大保守党国会议员杰森 .肯尼已经致信加拿大外交部，促请加拿大立即和泰国政府沟通，要求释放鲁德成并让他安全前往加拿大。

──《观察》首发

【2006年3月19日狱委讯】(BBC记者 鲁伯特北京报导)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即将访问美国之际，中国当局周五撤销《纽约时报》新闻助理赵岩的所有罪名。  据赵岩的辩护律师莫少平说，中国当局已经撤销了对赵岩的起诉他将在几天之内获释。  赵岩被中国警方拘留了超过一年半，前此，他被控告泄露国家机密。据信他向《纽约时报》披露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权力斗争。  赵岩除被控泄露国家机密外，还被控诈骗。赵岩本人一直坚持否认所有指控。  赵岩的辩护律师莫少平说，根据中国法律，在被告人不存在犯罪行为或是有关的犯罪事实不是被告人所为等情况下，法院有权撤销对被高人的控诉。  有权要求国家赔偿  他说，赵岩将很快获得释放，并强调赵岩被无罪关押了一年多，根据法律，有权要求国家赔偿。  不过他拒绝评论赵岩获释是否和胡锦涛即将访美有关连，但强调当局起诉赵岩没有法理根据。  中国官方媒体指出，国家主席胡锦涛将在4月18日展开其2002年接班后首次访美行程，这次访美的规格属于“国事访问”。  赵岩是美国《纽约时报》北京办事处的新闻助理，也曾经担任《中国改革》杂志的记者。他在2004年9月被捕，并被关押至今。  据信赵岩是因《纽约时报》一篇有关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打算从中央军委主席职位上退下的报导而被捕的。 但《纽约时报》已经否认赵岩是该报有关报导的消息来源。  赵岩在《中国改革》工作期间曾经发表过一系列揭露中国政府官员欺压农民的报导。

　

    中国有句俗语，“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就是敷衍了事，得过且过，混日子。中共处心积虑的是专制政权的“千秋万代”，虽然这是天方夜谭，一厢情愿，但当权者却努力维持现状。明知专制制度是邪恶的，明知专制制度迟早灭亡，作为他们个人只不过是“尽责”，也就是尽量维持这个政权不毁在他们手里，于是难免实行“撞钟政策”，当好混日子的“和尚”。

    
    中共每年的“两会”是自欺欺人的所谓“盛会”，高唱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当家作主”，实际上与人民没有任何关联。为了粉饰太平和所谓社会稳定，全中国大陆都处于戒备状态。在北京，警方大肆驱赶“三无人员”，说白了就是驱赶“不稳定因素”，即上访人员，同时对北京的异议人士进行监控，限制其行动自由，甚至不惜直接绑架，大批失踪者迄今仍杳无音信；在北京以外的地区，各省市县警方对可能的上访群众实行监控，甚至暴力镇压，而对异议人士的行动特别警戒，把他们圈禁在当地或软禁在家中，在“两会”期间彻底失去自由。
    
    中共当局为什么如此害怕？中共当局怕什么？说穿了就是他们心里胆怯，他们也清楚，专制制度越来越不得人心。近一年来，农民、工人、市民此起彼伏的反抗和斗争，已经让当局惊恐不安，当局惧怕的是反抗形成燎原之势，怕的是这个专制制度灭亡日子加快到来。
    
    我一贯主张中国的政治变革是解决中国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的唯一出路，而从中共党内开始进行的政治变革是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代价最小、成本最低的方法。早在2000年我在网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共产党的分裂是现代中国政治革命的开端》，但现在看起来中共还没有分裂，似乎还是铁板一块，但看得出来，不过是外强中干。
    
    中共“两会”还在大言不惭谈论改革，这个改革没有任何政治制度变革的意义，只不过是坚持一党专政的前提下，尽量化解社会危机。中国的经济发展成了中共政权的命根子，所以“发展就是硬道理”。中共的脸皮真厚，真能厚颜无耻！你们不是要自由贸易吗？我已经加入了世贸组织（WTO）；你们不是要依法治国吗？我的宪法、法律一直在完善；你们不是讲什么人权吗？我把保护人权写入宪法……，我就说中国是最自由的国家，我就说中国最讲人权——这就是中共的无赖嘴脸！
    
    掌控中共政权的各级大小官员成了经济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于是他们得过且过，竭尽全力维护专制制度，“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成了他们的座右铭。这已经成为中共政权维持下去的一种策略，他们对彻底的腐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对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心安理得，他们对“三座大山”——看病贵，上学难，房价高不屑一顾。对于人民的反抗，他们所能做的就是镇压，就是利用国家机器——警察、军队、监狱进行镇压。
    
    “两会”结束了，没有解决任何根本问题。接下来，人民的反抗不会停止，当局的镇压也越来越严厉，莫非中国的社会从此走向混乱？
    
    2006年3月17日
    
   

   《亚洲周刊》前期程帆文章指出：中宣部新闻阅评组连腔调口吻、逻辑推论也是文革遗风，被批者从无辩解权利。中宣部新闻阅评组今天检查新闻报道及出版物，可说跟文革年代一样不学无术，一样蛮不讲理，连腔调口吻、逻辑推论也惟妙惟肖。
 
    
    其实，比这种“文革遗风”更加可怕的，是中宣部新闻阅评组知识结构和观念的陈腐。以刊载于3月1日冰点恢复之日、由思想极为陈旧僵化的官方史学代表张海鹏操刀的驳袁伟时文《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为例，该文的“在近代中国109年的历史进程中，由中国的革命政党推动的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主旋律”；“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主题。在基本上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后，在人民掌握了国家的主权后，国家的现代化事业才能够比较顺利地进行”等论调，完全沿着中国官方史学的代言人胡绳的套路，继续兜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人类文明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人类社会发展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个发展阶段”等等老朽教条。
    
    胡绳在八十年代中国学术界权倾一时，所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正是根据上述教条论证中国在经历了“封建社会”之后，从鸦片战争开始进入相当于资本主义阶段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个阶段的历史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三个“革命高潮”为主线，交织着半封建半殖民化的过程和中国人民的反抗的过程这“两个过程”的较量；结果证明“旧民主主义革命”和“资本主义”的道路走不通，最后便让位于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胜利。
    
    胡绳曾力推李慎之复出，但李慎之坦言与胡绳有不只是对近现代史一些具体观点的分歧，而是整个历史观与历史体系方面的差别的“道不同”。李慎之认为，胡绳笔下的中国近代史，如果不是捏造、至少也属歪曲。因为，中国的“封建社会”最迟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便结束了，从那以后便是人类各民族历史上最漫长的“专制主义社会”，一以贯之直到今天，“半封建”说无从谈起。按鲁迅的说法，古来中国只有“吃人”（吃和被吃）的历史，只有“做稳了奴隶”和“求做奴隶而不得”这两个时期。之所以是“吃人”，之所以是所有中国人都做奴隶或求做奴隶，原因就在于专制主义的统治。在“专制主义社会形态”之中，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是“专制主义”这一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专制主义的邪恶力量不断地扼杀对该社会形态构成威胁或可能构成威胁的新经济因素、封杀对这种社会形态构成威胁的新观念、残杀对新制度进行试验的机遇和活力。中国专制主义是使中国社会长期停滞、妨碍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的黑暗力量。专制主义的天敌是自由主义，专制主义在西方被自由主义击溃了。因而，真正有意义的中国近现代史，只能是专制主义和自由主义对抗消长的历史。
    
    李慎之在历史观上彻底摆脱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人类社会五个发展阶段论，认定中国最迟从秦始皇统一中国时起便已进入“皇权专制主义”社会。长期的“皇权专制主义”统治使中国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专制主义文化传统，“深到不易认识清楚，深到不能真的触动的程度”，因而即使形式上的帝制被葬进了历史的坟墓，专制主义的传统仍然变相延续下来。较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有中国古代思想史著名专家刘泽华等人，而且已形成新生代历史学者的基本共识。
    
    为此，李慎之专门著文《‘封建’二字不可滥用》，因为“封建”与“专制”不只是概念的不同，更是历史观的差异。“封建”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形态，在中、西方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都早就成为历史。“专制”则依旧存在于当今的中国社会，阻碍着社会的进步、破坏着人们的幸福追求，与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贸易自由化等世界潮流背道而驰。

   想念皇上的日子里
    孤家寡人满媒体飞
    妃子公主叽叽喳喳
    超级选美后宫满佳丽
    
    想念皇上的日子里
    好首长子孝夫爱父慈悲
    宫廷一大家和乐融融
    百姓安居乐业处处生机
    
    想念皇上的日子里
    当悟中土没有了该失意
    日本国天皇大英国女王等
    皇家的荣耀不再光临自己
    
    想念皇上的日子里
    溥仪成了平民真是奇迹
    袁世凯作恶太多断了龙种
    从此再没了王子公主太子妃
    
    想念皇上的日子里
    想做龙种当太子的没了戏
    心傲的美人没了宫进
    粗鄙的权贵到处乌烟瘴气
    
    想念皇上的日子里
    大家都热爱着张国立
    还有他老婆是甜美的妃子
    望梅止渴当要感谢多媒体
    
    想念皇上的日子里
    皇恩再也浩荡不来这大地
    再也没有天下大赦了
    龙威不再百官贪腐无顾忌
    
    想念皇上的日子里
    小老百姓就图平安无人欺
    没有了皇帝更有坏官吏
    或许有个官怕百姓的新世纪
    
    06-3-16

   在中国，古代帝制宣扬“存天理灭人欲”的儒家伦理，毛泽东极权鼓吹“大公无私”的共产理想，而后毛时代的中共政权，虽独裁依旧，但不再狂热、不计成本，而是精于利益计算的理智独裁。无论是购买忠诚还是镇压异见，现政权都要反复权衡利害得失。
   

    六四大屠杀后，中共官方的任何努力都无法缓解意识形态危机，只能靠发展经济来制造“GDP合法性”或“政绩合法性”。但跛足改革带来的惟利是图、普遍腐败和两极分化，也是曾经备受支持的改革遭遇到越来越强烈的质疑，民众对改革的基本共识已经不复存在，反改革的声浪越来越响，甚至有人喊出“改革已死”的口号。即便当局不断变换意识形态口号，并祭出独裁化民族主义来转移国内不满，也无法重新凝聚起民意民心。所以，中共维持政权的主要方式，除了惯用的政治恐怖之外，只能乞灵于经济高增长和利益收买。也就是说，当垄断权力的全面操控无法通过意识形态灌输和政治恐怖实现之时，经济利益的收买或要挟就变成主要的操控手段。
    
    于是，发号施令的政权、执行命令的官员和被统治的平民，三者的行为方式皆建立在利益至上对人性良知和社会规则的践踏之上。从邓小平的实用主义猫论到精英阶层的犬儒主义再到大众中流行的厚黑学，整个官僚阶层把公共权力作为牟利私具，整个社会完全受制于利益至上，其运转大都遵循人治潜规则。利益操控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所有细节，并变成了非个人化的操控过程，它所购买的恰恰是烂透了的灵魂，几乎没有一个官员是清白的、没有一个富豪是干净的，没有一个知识人是诚实的。
    
    1，中共当局为了维持政权和权贵利益，一味地追求经济高增长，而全不顾及人权的、道德的、环境的巨大综合代价。政府行为在普世道义和法治约束之外运行，它固守一党独裁，可以用“离开了中共将天下大乱”的虚构前景来恐吓；它堵死政治改革，可以用民众素质低下和经济滑坡来辩护；它对人权的肆意践踏，可以用“镇压是为了稳定和发展”的国家利益加以辩护；高层决策的朝三暮四、翻云覆雨，可以用“摸石头过河”或“与时俱进”加以掩饰；普遍的权贵腐败、悬殊的贫富分化和极端的社会不公，可以用“改革代价论”加以合理化；它对国际主流社会的道义压力，可以用“国情特殊论”来加以应付。总之，中共当局权已经变成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政权，只要能保住政权及其权贵利益，怎么干都行！
    
    2，官员们的行为在从政道德及其责任之外运行，同样可以用机会主义的“饭碗论”来加以解释：他们执行上级指令，不是出于从政信念和职业道德，也绝非因为遵纪守法，而是基于乌纱帽及更大的既得利益；他们对上级指令做“上有政策而下有对策”的抵抗，也是基于地方利益和小集团利益，而这些利益最终要量化到各级权贵家族及其个人；他们对民间的和平反抗进行暴力的黑社会化的镇压，也是为了对民间进行敲骨吸髓的榨取。现在的官员都不愿意在各类文件上签下个人的名字，特别是那些“干脏活”（担任镇压性职务）的官员更不愿意留下白纸黑字，正如任何个人宁愿主动自我约束而不愿向组织写下个人保证一样。甚至，中共官员的肉体已经堕落到了必须用党纪加以约束的程度。比如，2004年2月18日公布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重婚、包养情妇（夫）、进行色情淫乱活动、组织卖淫嫖娼、传播淫秽品，都要分别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撤职和开除党籍等处分。无怪乎一位网友感叹到：中国正处在“鸡巴比嘴巴自由的时代”！
    
    3，中共当局用“金钱外交”代替了“核对抗外交”，用经贸利益换取政治支持。必须承认，冷战结束后，东西对抗的模式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今天中国已经不是昔日苏联。最大区别在于：解体前的苏联并没有进行市场化经济改革，也没有加入经济全球化，而今日中国却是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放眼世界各国元首的环球旅行，似乎谁也不如中共寡头们有钱且大方。与中国经济增长的“一支独秀”相匹配，胡、温的钱包自然也鼓胀得“一支独秀”，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不发达的穷国也好，早已发达的富国也罢，与中共同病相怜的独裁国家也好，与中共对立的自由国家也罢，皆要对怀揣超级金卡的中共寡头刮目相看。
    
    一方面，独裁中共与自由西方的关系，既有价值观念及制度的对抗，也有日益加深的经贸交往。尽管中共在政治上的僵化屡屡让西方失望，但北京政权的“金钱外交”让欧洲大国不断讨好中共独裁者，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也让西方大资本争相进入，即便不是在中国市场上赚得手舞足蹈，起码也要在巨大的中国市场上抢占尽可能大的份额。所以，中国市场变成了美国的华尔街、波音、微软等大资本的宠儿。
    
    另一方面，中共用四处撒钱来收买那些无赖国家。中共用慷慨援助收买朝鲜、古巴、缅甸等残余极权国家；中共与苏丹、叙利亚、津巴布韦等臭名昭著的流氓政权展开大规模合作、签署了大量能源协议；中共与最反美反西方反以色列的伊朗达成协议，北京将向德黑兰投入1000亿美元，开发伊朗亚达瓦兰（Yadavaran）油田，向伊朗购买石油和天然气。这是迄今为止伊朗与外国做的最大一笔生意。
    
    4，当下中国人的生存之道及其交易行为，不仅在个人的责任和良知之外，也在正式的法律规则之外，精英变得越来越无耻，民众变得越来越犬儒，个人的双重人格及其对尊严的自戕自贱越来越普遍，导致了个人操守和社会公德的双重死亡。而这种普遍的厚黑化或“狼性化”，居然都可以用舶来的“经济人理性”来加以合理化——只要是理性人追求以最小成本换取个人利益最大化，无论怎么干，都是天经地义，正如中国俗语所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成王败寇，不择手段。”也正如那些 “狼图腾”崇拜者所言：“生存是什么？生存就是不择手段地活着。你可以卑鄙，你可以无耻，你还可以下流。只要能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就好。……吃草的未必是仁慈，吃肉的未必是残忍。我是一只狼，注定了是一只狼，一只锋牙利爪的狼，鲜血与死亡是我生命的源泉。我祇要活着就必须有什么东西去死。当所有的牛羊沐浴在阳光里自由自在地吃喝时，那就意味着我死了。” （见《狼》，地质出版社2004年8月版）
    
    5,与发家致富和利益收买并驾齐驱的，一方面是民众远离公共事务和政治参与的冷漠麻木，另一方面是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时尚的盛行。官方鼓励人们把所有精力投入到个人安乐窝的经营上和物质享乐上。在物质消费上，鼓励名车、豪宅、名牌、时装、养生、盛宴、旅游、精装修、一夜情、泡小蜜、包二奶等；在精神上消费上，鼓励晚会、搞笑、追星、选秀
、大片、喜剧、肥皂剧、下半身展示等小品化调笑。尽管，相对于斗争为纲、大公无私和艰苦奋斗的毛泽东时代而言，它起码满足了民众的温饱需要和物质享受；但在公共参与受到严格限制的中国体制下，强权下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代价，是让本来就极端匮乏的公共参与自由变得更加匮乏，是社会责任感的普遍丧失，是严肃话题和人文关怀的边缘化。它造就了政治冷漠、道德麻木的原子化公众。也就是说，拜金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畸形膨胀，并不是一种大众欲望的自然而然的表达，而是独裁强制、刻意引导、甚至极端纵容的结果，是统治者着力塑造的主流意识形态——小康社会和或盛世再现。
    
    现在的中共独裁，完全不同于极权时代的黑白分明，而是一种弥漫的匿名的秘密的威慑性统治，在国内，利益要挟已经代替政治镇压而成为日常性操控的统治手段；在国际上，“金钱外交”也代替了“武力对抗”而成为应对西方压力的杀手锏。绝大多数人都会驯顺于收买或要挟，政治镇压只对极少数无法收买者和无所要挟者，足矣！
    
    换言之，大城市的物质繁华和权贵阶层的灯红酒绿之下，不仅是边远地区和无权无势阶层的利益受损，而且是道德上精神上的人性废墟，官权腐败、富豪黑心和精英犬儒的示范，中国人变成金钱及其消费的奴隶，变成物质性的单面人，也变成现行秩序的同谋。
    
    2006年3月2日于北京家中（《动向》2006年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