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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运动最大的讽刺莫过于这个以无产者挣脱锁链，获得解放为目的的运动结果却如哈耶克所言，成为一条通往奴役的道路。在共产主义者获得政权的国度，人民反而失去了自由。在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中，为共产党夺取政权牺牲最大的中国农民，遭遇最为悲惨，他们长时间地被束缚在集体农业中，不仅普遍陷入贫困，而且几乎完全失去人身自由。五九年到六零年的大饥荒，更夺去了数千万人的生命。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包产到户，大陆农民最满意的不仅是吃饱了肚子，更重要的是重获人身自由。当然，这不过是一种跪著的自由，农民依然没有政治权力，依然是二等公民。令世人震惊的是，这有限的自由，竟然给了大陆经济如此巨大的推动力。

跪著的自由并不是没有后果的。现在看得很清楚，在一个跪在政治强权面前的自由经济中，弱者的权利必然普遍遭到忽视。六四以来，大陆各种弱势群体的利益遭到了严重的伤害，农民在这个大变局中又一次成为最大的输家。不错，传统意义的农民是一个必然消亡的阶级，但大陆农民的遭遇在于，太多的人找不到转换身份的机会。传统农民的基础已不复存在，但城市却只为他们打开了仆役的侧门：他们只能以所谓农民工的身份进城打工，却很难跨越成为市民的高门槛。农民日益成为流民。

在很长的时间里，忙于瓜分和享受财富的大陆当权派无心关注农民的遭遇，大陆的知识和文化精英也专注于享受跪著的自由带来的种种好处，直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农民问题开始威胁到整个社会的安定。

在农民问题上，胡温显然比江朱有更深的理解，更多的同情，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江朱不负责任的农村政策后果最直接的承受者，江朱造成的很多后果他们想回避也回避不了，而要由他们来买单。

2006年两会的准备过程与进行过程，共产党当权者对农民问题之关注，问计求贤的态度之诚恳，为多年所罕见。中共中央还专门为扩大政协参政发了一个5号文件。我想，许多人都与我持相同的看法，那就是这一次共产党并不是做做样子。靠农民打天下的共产党真正感到了农民问题对自己的威胁。共产党当权者从越来越多的太石村，东洲村事件中看到，不少农民已经不愿继续跪下去了，更有一些知识分子试图带领他们一同站起来。

农民问题正在成为促使共产党放宽民主议政尺度最有力的杠杆。这首先是因为共产党当权者对农民问题的严重性虽有认识，但并没有什么有信心的办法。放宽议政的尺度，一方面可以集思广益，更重要的是可以减少政策失败后的政治风险。最有意思的是，在大陆所谓的民意机构中，最缺的恰恰是农民的代表。在这样一个几乎没有农民代表的议政体制中，议论农民问题，比较容易形成的基本的共识，就是不要让农民问题颠覆现存的秩序。

跪著的自由引发的问题正在催生跪著的民主。跪著的民主能否找到解决农民问题的办法呢？我注意到民建中央提出了一个颇有深意的建议。据《新京报》报道，民建中央调查部负责人，政协委员熊大方说，他们调研发现，城市中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员规模越来越大，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较高，已经淡漠了再回农村的想法，在思想意识和生活习惯上也基本上与城市居民相融了，在提案中他们特别建议优先使他们迈过市民化的”门槛”。但这一建议马上就遭到公安部某官员的反驳。他认为，”现阶段城乡差别太大，户口放开后，大量农民工会涌向城镇，无法招架。”因此，”农民工市民化还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渡时间”。

看来，跪著的民主如果找到什么办法的话，恐怕也必须是让农民继续跪著的办法。问题是，农民会答应继续跪下去吗？中国人会愿意继续跪下去吗？这个问题不是我今天能够回答的，也不是今天当权的任何精英能够回答的，而恐怕正是要由那些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农民来回答的。

评魏承思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浮沉》

——探讨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与命运

纵观历史，中国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的特殊群体，在中国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对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社会和历史，产生过特殊的影响。尤其是上个世纪四九年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专政之下，经历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体制改革，其生存环境及其与国家的关系、社会的地位等等，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与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相比，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又有其独特性。因此，近年来中国知识分子问题，已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特别关注。

《中国知识分子的浮沉》一书，就是以当代中国上海知识分子为研究对象，考察由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八九年间，上海三个知识分子群体成员，包括共产党中国的独立知识分子、工具知识分子和改革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政治态度和行为所发生的种种变化。透过这些考察以了解在中共实行全能主义政治的过程中，知识分子有些什么变化，以及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

上海，是现今中国最大的现代化城市，也是知识分子的集中地。而上海原本就地处人文荟萃的江南地区。西方文明的输入，更是改变了当地的文化景观。上海成为东西方两种文化冲突融合的交汇点，为近代中国各种思想主义、文学流派，艺术风格的表演构筑了一个独特的大舞台。在中国现代历史的各个阶段，上海的知识分子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上海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中共从一开始就与上海的知识分子发生关系。有许多涉及中共与知识分子关系的重大事件，都牵涉到上海。由此可见，上海知识分子群体在整个中国具有典型意义。

至于本书作者魏承思，生长在上海，曾经任职上海市委宣传部思想研究室主任，参与主持制定上海文化发展规划。该书经过十多年来的检阅档案材料和人物深入访谈，从社会学角度，对上海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政治态度和行为，进行考察研究：文人知识分子为什么在共产党中国会变得胆小怕事？许多闻名于世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对一个微不足道的党基层干部俯首帖耳？什么力量促使知识分子从公众代言人变为政治权力的驯服工具？是政治高压，是文化传统，是意识形态，还是社会环境？

运用当代历史社会学理论，作者在书中分析指出：“共产党中国的社会结构规范了知识分子群体的行为，并内化为知识分子的意识结构。虽然存在知识分子对社会控制所作的知性反抗，但在社会结构保持稳定的情况下，这种反抗收效甚微，甚至是完全无效的。只有当共产党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质变时，知识分子群体的行为和意识以及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才会发生根本变化。”

作者认为，“一定的社会环境塑造了一定类型的知识分子。虽然个别知识分子可能超越周围所处的环境，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则很难摆脱环境的制约。社会环境对知识分子传统的嬗变起著决定性的作用。”作者也以此阐释了一九八九年“六四” 民运，只是中国知识分子去工具化的一次尝试。总的来说，该书可以作为探讨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处境和命运的一项研究成果来看，也是其阅读价值所在。

捷克老朋友米洛斯寄来新年贺片和两款捷克藏书票，说是去年全年他都住伦敦不回布拉格了：「年纪大受不了那边天气冷，冷得沮丧极了。哈维尔下台，山河好像也退隐，我认识的老一辈人静静过看书听曲的日子。我过不惯这样的修行生涯，真的。」米洛斯嫌这两款藏书票太新派，远远不如当年我们集藏的老书票雅丽：「这些年轻版画家太受欧美新潮影响，不读旧书，没有旧学根基！」我发现哈维尔的文人品味深深感化了他那一代的捷克人。

贝岭说John Kenny划分哈维尔的一生为六幕政治悲剧：史太林式共产主义体制下的学生时代；六十年代的剧作家和评论家时期；布拉格之春捍人道社会主义时期；异见分子及七七宪章主要发言人和牢狱生涯时期；一九八九年天鹅绒和平革命时期；十三年的总统时期。贝岭相信哈维尔的第七个时期是「后总统生涯」的世界公民时期。贝岭与哈维尔是朋友，去年十一月哈维尔夫妇去台湾他写了不少文章。我在电话说起哈维尔健康听说很差，在台北晶华饭店还了一交要坐轮椅，米洛斯说：「那第七个悲剧恐怕只能半躺看看书了！」

　看书，好像已经成了老一辈人的闲差了；年轻人只顾看电脑看信息。米洛斯那样的书虫早年在英国满街都是，个个渊博，个个怪癖，轻易可以写出Nancy Pearl的《Book Lust》和《More Book Lust》。旧书店老板几乎都是老朋友老同道，书架上随便抽出一本书顺口说得出一段书海奇缘，各派作家的风格闭眼睛总结几句胜出学院教授讲三堂课。说我们生逢儒雅盛世固然不错，追猎越深下笔的信心其实越浅：谁还敢售卖半生不熟的学问？

Nancy Pearl是西雅图图书馆馆长，前两天美国报上写她在国会图书馆得全国妇女书会颁授荣誉奖状，说她对书籍世界有过非凡的贡献。她一生与书有缘，卖书，管书，写书，今年六十还清清甜甜的，难怪年轻时做过图书馆告示板模特儿，拍出食指贴嘴「嘘」人的大照片劝人不要吵闹。她说她入行三十年了，从来不敢随便「嘘」人，从来忘不了《Breakfastat Tiffany’s》奥德莉．夏萍在纽约公立图书馆遭人狠「嘘」的一幕：”Imagine shushing Audrey Hepburn!”

米洛斯那样的书虫不会学Nancy Pearl写书教人看书。她的书叫《Book Lust》，叫《书欲》，很好；加个副题”Recommended Reading for Every Mood,Moment,and Reason”加坏了。米洛斯那天在电话说：「文人总统哈维尔，多好；经济总统克劳斯，多市侩！」我说我最希望哈维尔暮年写一部谈读书谈写作的回忆录：他过去写的书都飘太多政治悲剧的幽灵，该回头做一次书斋的老文人了。

《Book Lust》说，不到五十岁的人看一本书应该看五十页才定看不看下去；过了五十岁的人用一百减掉年龄就是定看不看下去的页数：五十六岁的人读四十四页，六十三岁的人读三十七页；到了一百岁，瞄一瞄书的封面就该知道这本书值不值得看！嗜书上瘾者是readaholic，跟贪杯的人一样，比百龄老人还气，连封面都懒得看，乾脆要哪位作家写哪一种书！

在21世纪互联网使全球信息一体化的今天，仍然用禁书的方法来规范公众的思维，是不是一个有效的措施？

时髦的礼物

有媒体报道，现在海外华人回中国探亲最时髦的礼物，就是在海外或者香港买的大陆的禁书。

最早在亚洲周刊上看到，今年初，阎连科的九万字中篇小说《为人民服务》被删成五万字后在广州的《花城》杂志上发表，尽管按阎连科的话说“已经根本就不象一个作品了”，却还是立即被北京的中宣部查禁，“不准发行，不准转载，不准评论，不准摘编，不准报道”，已经发出去的那期《花城》全部收回。《为人民服务》因此成为2005年中国大陆第一禁书。

九月初去香港做节目，友人送我一本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为人民服务》全本，带回伦敦的办公室传着看，看过的同事居然个个赞不绝口，有的还冒着被老婆抗议的危险，看到凌晨不撒手。

故事简介

现在看我这篇文章的人可能都已经知道《为人民服务》的内容，不过为了保险起见，我想还是再简单介绍几句。

书中描写解放军某部师长的年轻妻子由于丈夫的性无能，因此和公务员兼炊事员由性爱发展为情爱的故事。

背景是文革时代。一块写着“为人民服务”的牌子是他们俩恋情开始的见证物和此后的定情物。因此中宣部的禁书令称之为：诋毁毛泽东主席，诋毁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精神，诋毁人民解放军，诋毁革命和政治，以及滥性的描写。

何为滥性描写

现在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网上读物和出版读物中滥性描写的东西数不胜数，按照普通的文学标准，我认为《为人民服务》尽管有相当大部分对性爱所作的详尽描写，但似乎很难称之为“滥性”。

只有在为性而写性的时候才叫“滥性”，为主题服务的描写就不应该被贬为“滥性”。相反，它的性爱部分的真实和幽默的描写，很少有其它的当代中国文学能与之相比。

那一节关于使用“反革命行为”来激发性刺激的描写，也许有些人会认为夸张，但是谁都知道，生活中的真实，有时比小说更荒唐。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荒唐年代，扭曲和压抑的人性导致反常的举止，我想这应该是阎连科式的真实。

不管怎样，我和我的同事们并不是因为《为人民服务》的性描写而赞赏这本书，而是因为《为人民服务》被中宣部如此严厉的查禁，激发了我们的好奇心，读完之后才觉得这是一本真正的好书。

禁书效应

同样，去年中国大陆三大禁书中大陆出版的删节本《往事并不如烟》–香港的全本《最后的贵族》，也是先听说被禁了，然后才找来看，结果不仅对反右的内幕有更深的了解，而且被章怡和平静从容地对让人断肠的伤心往事的描述深深感动。

这就是人的逆反心理或者好奇心理所致的“禁书效应”，越禁越热。甚至那些并不值得让人大感兴趣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上海宝贝》，还有章怡和的另一本回忆录《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等，也因为它们的被禁，或者仅仅只是禁书作者的新作，而成为热门书。

从历史经验看，禁书不禁已经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了，那么为什么还要一再动用禁书的措施呢？希望能听到各位对这个问题的高见。

自2004年以来，胡温政权在意识形态上的急遽左转有目共睹，他发动“保先”运动，屡屡走访中共圣地，向境内外展示西柏坡和延安的毛式家谱；在分配政策上高举亲民旗帜、关注社会公正，用帮助农民工追逃欠薪和废除农业税来体现关注弱势群体。与此同时，严打开明媒体、自由派网站、自由知识分子和维权人士，最近发生的《新京报》事件和《冰点》事件，不过是胡温左转的两个醒目的个案而已。

 

然而，如果以为胡锦涛是正统毛泽东传人，那就大错特错了。二十多年的跛足改革，中共的各级权贵家族是最大的受益者，早已形成了刚性的利益集团。他们具有独裁体制给予的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特权，把本来应该服务于社会公益的公权力及其公共决策变成权贵阶层的牟利私具。所以，无论胡温政权的正统意识形态高调唱得多么华丽，但其现实统治的最大特征仍然是邓小平的极端实用主义，只要对维持政权稳定和权贵利益有好处，他们便照单全收，才不管白猫黑猫，也不问姓资姓社；而只要对政权稳定这一最高目标构成挑战，它才不管挑战来自何方、意识形态认同如何，只要它觉得权威遭挑战、稳定遭威胁，内在的权力恐惧就会推动它痛下狠手，管他左右，统统封杀。

 

就在中共两会召开之前，当局突然严打左派媒体和新左人士，三家根正苗红的左派网站、新左派朗咸平的电视节目相继遭到封杀。

 

三家左派网站，即“中国工人网”、“工农兵BBS”和“共产党人网”同时被封，还是胡温上台以来的第一次，不能不令人想起江泽民时代查封了老左派的舆论重镇《真理的追求》和《中流》，也想起胡刚上台的2003年，河南的左派张纤夫、张正耀，因散发《毛泽东——我们永远的领袖》传单而被判刑。

 

这三家网站早就通过中共信息产业部ICP备案，是合法网站。但当局却鸡蛋里挑骨头地关闭了它们。在2月22日，中共网管指控它们属于“政论性网站”，注册资金少于规定的1000万元人民币，所以是非法网站。因为2005年9月中共颁布的互联网管理法规规定，注册政论性质的网站必须经过报批，资金额不少于1000万。

 

“中国工人网”的总编辑严元章在接受境外采访时说：当局的这种封闭人民嘴巴的做法是错误的，也是违背中国宪法的。他们都是为工农服务的志愿者，在思想上以宏扬马列毛泽东思想为己任，而中共当局20多年来实行的经济改革损害甚至葬送了中国劳工阶级的根本利益，违反了共产党的基本宗旨。他们无钱无权，只能接受这个结局。

2月27日，被大陆新左派力挺的香港中文大学财经教授郎咸平也被封杀。郎咸平以香港财务专家身份品评大陆经济改革，强烈批判大陆国有资产流失、“国退民进”问题，揭露一些企业界人士以收购名义，对国家资产巧取豪夺，呼唤改革应该回归社会主义道路。由此刮起所谓的“郎旋风”。郎咸平已经变成大陆媒体追逐的热点人物，著名的《南方人物周刊》把朗咸平评为年度人物，并称他为2004年中国最具影响的人物；“郎旋风叫板大陆新自由主义”、“朗咸平挑战大陆的明星企业和主流经济学家”、“朗咸平质疑现行经济改革”、“朗咸平引发改革反思”等新闻标题频繁出现；大陆新左派人士力捧朗咸平，在新左派沙龙“乌有之乡”召开“朗旋风”讨论会；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郎旋风”实录》；朗咸平周游全国和各大著名高校发表演讲，出场费不菲，可谓名利双收。比如2005年11月29日《无锡日报》报道《“郎旋风”下月来锡演讲千元入场券抢手》。

 

朗咸平也不断在电视上露面，上海有线电视第一财经频道还请他主持脱口秀节目《财经郎闲评》，每周两次，重播五次。郎的直说敢言的风格使《财经郎闲评》很受欢迎，跻身于上海有线电视节目收视率排行榜前三名，偶尔还能排到第一，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还有人专门编辑《财经郎闲评全集》贴在网上。如此火爆的节目却被上海有关部门突然下令停播，主要原因显然不是上海电视台对外解释的经济原因，而必定是政治原因。据报道，停播是因为政治黑状。郎的成功招致那些被他批评和揭露的企业界人士的怨恨，他们联名告状，以“莫须有的罪名”指控他“背景复杂”和“动机可疑”，他在中国大陆挑起一些经济话题的争论，“起到了李登辉和陈水扁不能起到的作用”。

 

自郎旋风以来，对改革的质疑甚至发展为“要不要改革”的选择，这种争论也成为此次两会的热点之一，本应提交此届人大会议批准的《物权法》，也因左派势力的反对而暂时搁置。但“改革话语”是中共现政权的政绩合法性之源，更是权贵私有化的保护伞。所以，人大会议开幕的第二天，胡锦涛就为这场争论定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温家宝在会议结束时的记者会上也表示：坚定不移地推动和深化改革，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也表示，《物权法》已经列入2006年的立法议程。

 

与此同时，在两会期间，曾经在“郎旋风”中备受指责的两位著名经济学家也先后发起反击。政协委员吴敬琏点名批评“朗旋风”掀起的反改革思潮是在“捣浆糊”；北京大学光华学院院长张维迎更发表《理性思考中国改革》，系统地驳斥了反对改革的左派思潮。

 

也就是说，形左实右的胡锦涛，必定要坚持跛足改革的方向决不动摇，进一步坚定推动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的决心。

 

2006年3月14日于北京家中（首发BBC2006年3月15日）

前几天（具体日期未得到证实），安徽的侯（身分证上被误写为
“候”──编按）文豹先生被中国安徽省地方司法当局刑事拘留，涉
嫌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这是今年以来第几件此类案件呢？笔者没有统计过。反正是又来一个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多么可怕的罪名！多么可厌的“罪犯”！大概人们要以为犯这罪的人
面目很可憎吧？

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由于命运的安排，我见过侯文豹先生几次面，
也跟他谈过几次话。侯先生给我的印象是和善、热情、好动，这大概
既与他的性格有关，也与他的年龄有关，他才30岁左右，通常30岁左
右的青年总是热情好动的。表面的印象是如此。或许表面的印象并不
能真正体现人的“本质”，因为人原是一种很会装饰自已的动物，恶
的能装成善的，丑的能装成美的，假的能装成真的。那么，实质性的
侯先生又是一个什么人呢？我跟他有限的几次接触，从与他的几次闲
聊（我们当然只是闲聊，并不能如职业政治家、革命家似的作所谓的
正式的会见）中得知他从事过农工维权活动，还为此受过所谓的劳
教。问他何以谋生？他回答了。其实他是什么也没有答，后来想想也
对，他能作怎样的回答呢？象他这样的与当局作对的人又能怎样谋生
呢？外出打工吧，当局监视着，说不定哪一天就悄悄地与他的老板说
一声此人有问题反党，于是吓得老板赶紧将他送走。在家呆着吧，天
上又不能掉下饭来吃。只好写些文章，文豹，文豹。文章如豹，文章
写出来照例是维权的、批评的、呼吁的，照例是为官方不高兴的，国
内自然不敢发，于是就发到海外去，但一到海外就成了反动网站．反
动刊物。在我们的好政府眼里，海外的技术是不反动的，否则也就不
要引进了，海外的思想、理念、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制度就很成问题，
不加上反动或不合适的标签，就难免有人学习并呼吁借鉴，而一旦借
鉴过来则原有的就不能再用，这是万万不能的。

现在侯先生要为他为海外网站写稿而付出代价了，这代价就是他的失
去自由，还不知道究竟要失去多长时间的自由，这要看决定他的命运
的那些人如何作出决定。辩解是没有用的，因为在这方面从来就没有
过成功的辩护案例，只有仍然是来自海外的压力才会对此类案件产生
影响。构成侯先生的罪行的第二个因素是侯的参加绝食。就在他被捕
的那天，他本准备在那一天参加维绝食的，但办事效率极高的官方在
他采取行动之前下手了，官方成功地达到了阻止他参与绝食的行动，
否则在那长长的维权绝食名单上又会出现一个新的名字──侯文豹。
现在，身在牢房里的文豹是不能绝食的了，即使绝食，外界也难以确
切知道。

据说，构成侯先生的罪状的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他竟然为他的朋友在
他之前入狱的杨天水先生呼吁：他请求一切能够帮助杨的人对杨伸出
援手，这也成了他的罪行。呜呼，中国！呜呼，中华！

写文章、绝食维权、呼吁营救受难的朋友，成了一个人构成犯罪的主
要罪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这又是依据一些什么样的法律
呢？是什么样的意志在决定着这样愚蠢的政治决定—将那些持不同政
见的人、依法维权的人投入监狱？不要忘记，现在是21世纪，不是12
世纪。历史上的那些文字狱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的，即便如此，那
些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众多的文字狱也无一例外地受到正义人类与后
代历史的严正谴责。在21世纪的中国制造文字狱会让人们怎样看呢？
诚然，国内的人们是被蒙着眼睛的，他们不知道真相实情不能参与发
表意见，可是，在中国大陆之外的世界则没有被蒙上眼睛（蒙也蒙不
住），那里总会有人对此现代的文字狱、野蛮的政治迫害发出抗议与
反对的声音。谁能阻止在自由的世界里发出的自由之声呢？

我们的好政府完全可以按照自已独特的意愿（此意愿可不受正义人类
的赞同）继续制造当代的文字狱，完全可以（他们有能力这样做）继
续不断地将那些为中国人民呼吁争取权利的人们，将那些独立表达政
见的人们关押起来，它也可以将本文的作者──一个当代的中国诗人
与作家关押起来，但是它必须明白那已为无数的历史事实所证明过的
真理：自由的声音是终将封堵不住的，人们有权利得到自由，包括言
论自由。所有以强权暴力惩治自由言论的行为将被证明是愚蠢的至少
是不智的行为。最后，我将以我国当代伟大的思想家、政论家东海一
枭先生的如下判定作我文章的结束语：监狱为我等而设，而地狱则为
尔等而设。（大意如此。）

三月一日《新世纪》网发表特稿《朱健国建议停开两会》（原题《一条新闻建议停开“两会”》，许多媒体转载，海内外读者纷纷对我表示支持和关心。也有人质疑，以“有中国特色”的大陆现实，要真正实现“全面推行进行人大代表的竞选和普选”，改变“被层层机关「安排为人大代表」”的局面，恐怕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的，在这期间，若真的停废一个可以集各地代表集中议论国是的全国性会议，也不能说没有遗憾与损失，可有什么便利改造“两会”的过渡方法？“公车上书”与近代政治起点这问题让我想到了“公车上书”。汉朝时朝庭时兴用车马接送被徵举的读书人，尔后，“公车”成为举人入京应试的代称。一八九五年春，康有为、梁启超同各省举人云集北京参加会试。期间突来《马关条约》消息，震惊全国。各省举人先后到都察院请愿，反对签约。康有为抓住机会起草了上皇帝万言书，联合十八省在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多人签名，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三项主张，请求都察院将上书代呈光绪皇帝，但遭到拒绝。“公车上书”虽然没有成功，但上书打破了清政府“士人不许干政”的禁令，提出了资产阶级维新改良的纲领，在全国迅速流传。“公车上书”，成为维新思想由书生议政、舆论宣传发展成为社会请愿、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的起点。一八九五年八月，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宣传维新变法的政治团体强学会，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的“戊戌变法”，乃至后来的“辛亥革命”，都有“公车上书”的巨大影响。

自一九○五年废除科举考试，中国士人似乎再没有“公车上书”的机会了。不过从全国各地代表云集京师议政这一角度来看，各类“国民代表大会”似有取而代之“公车上书”之功能。以今日中国大陆的“两会”制度来看，就不乏“公车上书”之基础。

关键是体制内外的合力据史学家姜明先生的新着《天公不语对枯棋》考证，“揆诸档案，最早反对签约的，不是举人，而是大批现职官员。外省官员以封疆大吏为主，钦差大臣刘坤一四月十六日得知消息，立即电奏反对。然后，山东巡抚李秉衡、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河南巡抚刘树棠、湖北巡抚谭继洵、署理台湾巡抚唐景嵩、江西巡抚德馨、广西巡抚张桂联、福州将军庆裕、福建巡抚边宝泉、陕甘总督杨昌睿、陕西巡抚鹿传麟、署理山西巡抚胡聘之、广东巡抚马丕瑶、盛京将军裕禄、吉林将军长顺、署理吉林将军恩泽、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等大员都纷纷上奏。据不完全统计，京官中，反对签约的宗室贵胄及二品以上大员有十余人；二品以下有奏事权的官员有五十余人次；没有奏事权的低级官员，达五七五人次之多。显然，各级官员才是反对马关议和的最有影响的主体。”

“在官员们上奏的影响下，刚参加完会试，正在等待发榜消息的各地举人，也激于爱国热情，上书反对签约。按照清制，举人不能直接上奏，只能写成公呈由都察院代奏。自四月三十日起，都察院每天都代奏大批举人的上书。以康有为所称都察院拒收其上书的五月二日那天为例，就转递了湖北、江苏、河南、浙江、顺天、山东、四川等七省举人的公呈，共计八批，签名者三一一人。这样的转奏，直至五月八日方才结束。”

这里，我们撇开姜明先生关于“‘公车上书’是康有为对历史的一次成功的大欺骗”、“康有为所称都察院拒收其上书”是“假新闻”之论不考，可以先研究一个重要史实：所谓“公车上书”之功绩，其实是由体制内“大批现职官员”和“体制外”举人士子合力而成。

而今日所谓“两会代表”的主体，正是官员和士人（知识分子）——人大代表多是官员，政协委员多是知识分子或“学贾”。这固然说明虽然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变革，中国人议政的基本力量仍是官员和士人，没有依现代民主社会的要求广泛扩展到市民工农商人，让人悲哀不已，但也提示人们，既然如此，何不设法让假民主的“两会”向“公车上书”的“两会”方向努力呢？

“贾主席”与“假主席”

据中央电视台三月四日新闻频道“两会报道”，一些“政协委员”在发言中常常称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为“贾主席”，让一些人联想到“假主席”，暗暗发笑——全国政协既是一个“花瓶”，其主席焉能不假？“假主席”之影射是否有意为之，固然有待考证，但眼下许多官员常常在酒席宴会相互传播“政治笑话”与“腐败段子”佐酒，却是人皆可证的。而今官员们甚至常常互发一些这样的“手机短信”：“升不了官——咱是寡妇睡觉——上面无人；官位不稳——咱是小姐睡觉——上面老换人；天天烦恼——咱是与老婆睡觉——自己人搞自己人。”“当官靠后台，挣钱靠胡来。真理在报上，清官在戏台。”“上午，你说我、我说他。中午，你吃我、我吃他。下午，你赢我，我赢他。晚上，你搂我，我搂她。”“村级干部喝烧酒，说骚话，做骚事；乡级干部喝白酒，说白话，打白条；县级干部喝啤酒，穿皮衣，搞批判；地级干部喝黄酒，亮黄牌，看黄碟；省级干部喝红酒，伴红裙，收红包；国级干部喝洋酒，说洋话，泡洋妞。”“一请就到，一喝就冒，一捧就笑，一给就要，一苦就叫，一劝就躁，一批就跳，一查就倒。”……

这说明“在职官员”们也多对“现实不满”，只是还没有出现“新《马关条约》”之类大事件，让他们放弃“明哲保身”，奋起“电奏反对”。但从中国近年“群体事件”频发和“台海关系”日益紧张的趋势，中国随时可能出现“新《马关条约》”。一旦出现，“两会”就可能成为“公车上书”，导致“强学会”、“戊戌变法”，乃至“辛亥革命”。如果坚持不改革“两会”，拒绝“全面推行进行人大代表的竞选和普选”，“两会”势必突然成为新时期的“公车上书”。

到底是平稳地民主改革“两会”好呢，还是让“两会”成为新世纪的“公车上书”引发社会大动荡有利？

我们应该仔细进行“成本核算”。

于深圳“早叫庐”

【2006年3月16日狱委讯】郭飞雄15日下午从襄樊乘火车去北京被警察拦截,被强行拉上一辆车，现已被软禁在湖北襄樊军分区招待所。  郭飞雄的短信：我是郭飞雄，现在被湖北襄樊国保软禁在襄樊军分区招待所。可能长期被软禁在这里。这从侧面证明了胡访美结束后中央会对维权运动下重手。我们甚至存在被长期军管的可能。我现在面临三种命运：一、被长期软禁；二、步行到北京；三、被绑架回广州。我从现在开始政治化，在步行到北京或被绑架的路上，人多的场所全部演讲，宣传民主法治。 （来源：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