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有关品位》彼得·梅尔著}

_{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_{2006年2月版}

_{定价：2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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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餐桌上的普罗旺斯》}

_{（法）乔鹿著郑志仁翻译、摄影}

_{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

_{定价：26.00元}

_{《永远的普罗旺斯》彼得·梅尔著}

_{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版}

_{定价：28.80元}

　　彼得·梅尔一直对生活细节热情不减，连续写出三本普罗旺斯生活的故事，成为畅销全球的悠闲读本。写作的成功给了他创作的动力，此后他笔耕不辍，出版了两部小说，又推出两本时尚读物。大概早年在纽约麦迪逊大街的广告生涯让他见识并体验了大企业主和富商的雄心与眼光，他对花钱换得奢侈并不十分赞赏：“这些东西带来的麻烦远远胜过它们的价值。”他肯定地如此认为，并选择远离都市喧嚣的乡间小镇普罗旺斯定居下来，过着叫人心生羡慕的隐居生活。或许悠闲的日子给了彼得·梅尔优越的品质观念，在享受宁静的同时，他忍不住对号称人生最佳享乐之事产生兴趣。老习惯使他对精致生活展开新的观察，老毛病让他将所见所闻变成新的文字。凭着才华和耐心，他的《有关品位》写得满怀喜悦，读起来让人觉得悠然自得。

　　这种个人意趣和修养，虽然只是与众不同的私人爱好，却也是审美与实用的和谐融会。彼得·梅尔驾轻就熟将这些衣食住行的故事落实到他的记叙中，又理智地把自己对品位的理解贯彻在见闻里。尽管《有关品位》述说的都是名贵与挥霍的往事，却从来没有给人银货两讫、一走了之的交易场景。这是彼得·梅尔的长处，他惯于利用情节沉着地表达出他的观点。“我下定决心永远不再喝一口廉价的香槟。人生苦短啊！”这个心怀芥蒂的英国人对他们的老对头法国情有独钟，一点都不掩饰对巴黎那些奢侈生活的憧憬，抽出时间，他会毫不犹豫带你去拜会道格拉斯·海华那家历史悠久的西服店：“他们的店号从不做时兴广告，纯靠口耳相传。店内气氛静极了，叫人不敢大声说话，也不敢毛手毛脚、贸然行事。客人们的交谈多是沉吟良久，轻言细语。这中间偶有低低的吱嘎声，像突然出现在乐章中的高音符，谈话也就终止了。”老品牌制造的流金岁月，经彼得·梅尔深情款款地渲染，高贵的气势逼人而来。就算“老友路易”这家巴黎最贵的小吃店不在你家隔壁，彼得·梅尔都有办法描绘出它的美味，让你有信心去回顾和体会历史承载的光辉，为自己品尝佳肴寻找花钱的借口。

　　英国人对传统的保守似乎与生俱来，他们对品位的要求一丝不苟，并将这些讲究发展到极致。彼得·梅尔对简单的日子无怨无悔，又对享受的生活推崇有加。

　　尽管英文里没有几个词句可以立即勾起人们对财富、享受以及美味的联想，但彼得·梅尔对品位的讲叙足够使人对素养和品位产生景仰。既满足了自己的奢侈愿望，又让别人为之肃然起敬，《有关品位》为读者精心展示的都是优越的品质观念。当你面对生活的盛宴时，仅仅享用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具备欣赏的素质。艺术早已像苍蝇一样盯上了华丽的生活，考验着你的耐心和眼光。对生活的鉴赏，对细节的欣赏，对心灵手巧的玩赏和对品质的观赏，决定了你能否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品位的人。由此看来，彼得·梅尔用优雅的伦敦口音讲述他对生活的认知和态度，彬彬有礼地将《有关品位》抒写得趣味盎然。

　　少数人的精致生活培育了社会大众的时尚需求，物质生活也就不可避免成为精神享受的表达方式。彼得·梅尔在《有关品位》一书中阐述的，是他领略了不同类型的生活后，重新看待世界的眼光：“我举起酒杯迎向灯光，端详细小的泡沫由杯底升腾时的私语。不管岁月用了什么手法，都不曾制服这些泡沫。”懂得生活的人善于观察生活，而品位却需要金钱和时间来打造，明白了这个道理，彼得·梅尔沿用了他说故事的本领，尽量不在书中对读者说教。他能把普罗旺斯的恬淡生活写得令人神往，也能将生活中的品位展现得引人入胜。

　　每个人首先应该在生活中对自己有所约束，才有可能在社会活动中表现得富于教养。彼得·梅尔在《有关品位》中的提示，或许会帮助我们对精益求精的生活品质有所思考。

张中行与夫人

 

   今日凌晨两点左右，与季羡林、金克木两人并称“未名湖畔三雅士”的国学大师张中行在北京解放军305医院安然辞世，享年98岁。扬子晚报记者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张中行的大女儿张静，刚从医院回到家里的张静告诉记者，父亲张中行因为心脏和肺部问题，去年9月便住进解放军305医院治疗，昨日凌晨老人因肺部感染导致呼吸衰竭抢救无效辞世，“我父亲走得很安详，到他这个年龄早已把生死问题看得很淡。直到去世他的神志都很清醒，但他却什么话也没给子女们留下，他说自己要说的话要叮嘱的事都已经全部写在
书里了。”据悉，张中行的遗体告别仪式将于3月2日上午十点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

　　布衣学者安守“都市柴门”

　　张中行先生1909年出生于河北省香河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后在中学和大学任教。1949年以后，他一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任职，从事中学语文教材的编辑工作。他一生笔耕精勤，著述颇丰，曾参加编写《汉语课本》、《古代散文选》等，著有《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月旦集》、《禅外说禅》、《顺生论》、《流年碎影》……张中行研究国学，逻辑学、哲学，不仅思索老庄、孔孟、佛学，而且研究罗素、培根，这在当代文人中并不多见，其成就令众人仰视。与张老有半个多世纪交情的好友启功这样评价张中行：“说现象不拘于一点，谈学理不妄自尊大。”熟悉他的人评价他是性格耿直，心地善良，有长者风范。可张中行一生清贫，85岁的时候才分到一套普通的三居室，屋里摆设极为简陋，除了两书柜书几乎别无一物。可老人对此却从未有怨言，甚至还为自己的住所起了个雅号叫“都市柴门”，安于在柴门内做他的布衣学者。

　　与杨沫半世无以言说的纠葛

　　曾经有记者采访张中行时问他：“一个人一生之中最重要的情感是什么？”张中行答曰：“男女之情”，再追问对暮年老人来说最重要的情感是什么时，张中行还是回答男女之情，可见张中行绝对是位多情才子。也许正因为一个“情”字，在他与杨沫长达半个世纪的恩怨情仇里，无论外界如何众说纷纭，张中行始终沉默以待。张中行1931年与杨沫相识，在他的回忆里杨沫当时“十七岁，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言谈举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于感情”。杨沫因为反对包办婚姻谋自立，托人请张中行帮忙，到了香河县立小学教书，之后二人鸿雁往来，1932年春，杨沫从香河回到北京，就和张中行同居在北京沙滩大丰公寓。这是张中行弥足珍恋的一段生活。

　　张中行北大毕业后到南开中学教书，这时杨沫又回到香河。1936年早春，张中行得知杨沫与在香河暂住的马君来往过于亲密，为了保全小家庭，张中行把杨沫接到了天津，在南开中学附近租了两间西房，重过朝夕相处的生活，可隔阂早已在张、杨二人心中形成无法弥补。也就是在1936年，张中行被南开中学解聘，于是和杨沫二人回到北京。一回到经过反复思量张中行最终向杨沫提出分手，而杨沫也“面色木然”的应允了，两人情分划上句号。五十年代，杨沫出版了长篇小说《青春之歌》，许多人认为其中丑化的余永泽就是张中行，张中行总是讲自己“没有在意”保持沉默。文革期间，有人找到张中行希望他揭露杨沫的“罪行”，可张中行却在揭发材料上写上了“她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的理想，并且有求其实现的魄力。”杨沫看到后大为惊讶，甚至还写了封感谢信给张中行。后来有人著文谈她当年感情，杨沫以为是张中行指使，两人关系再度恶化。杨沫去世后，她的子女曾经请张中行来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却遭到张中行意外拒绝，“是她不再是，或早已不再是昔日的她。”在张中行的心中仅存的美好片段也终究破灭了。

　

　怀张中行翁

　　东京大学教授 靳飞

　　张中行先生去世了。友人们都知道在行翁晚年，我与他曾有过相当密切的交往，所以现在就希望我来谈谈这位刚刚离去的文化老人。从我本意来说，却是不想多说的；为此，几年前我还预作了副挽联，且于行翁病榻前念给他听过。联曰：“知堂法脉同宿命，杨子歧途叹顺生”。个中的意思亦不必去细解了，因为老人是能知道我这番心意的。可是，《扬子晚报》文化部朋友鞠健夫兄一定要我写一些话。以我与“扬子”的交情，又是不能不遵命的。这也是“顺生”吗？

　　文坛老旋风

　　张中行先生成名是在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虽然此前文化界就在传说，人民教育出版社有位老编辑，学问好生得了，又云即是《青春之歌》余永泽原型，更添几分传奇。但是，大家真正开始熟悉他，还是在他的《负暄琐话》、《负暄续话》问世以后，继之是《禅外说禅》、《顺生论》、《负暄三话》、《流年碎影》。我与他相识是在《负暄续话》印出时，还在《北京晚报》上发表了可能是第一篇关于行翁的专访，题目是，《没写〈围城〉的钱钟书》。我要说的是，张中行翁因为没有写作像《围城》那样可以改编成电视剧的作品，所以没有钱先生的知名度。行翁不赞成我的这一说法，他说，“人家钱先生多大学问！怎麽能和钱先生比呢！”我说，“不比就不比吧，待我另拟个徽号。”新的徽号即是“文坛老旋风”，现在不少人还记得这几个字。

　　策划行为艺术

　　我们曾在闲谈时一起策划过类近行为艺术的游戏。说，选某风和日丽之日，组织钱钟书、季羡林、、启功、周汝昌和他等数位“老朽”，每人携著作数册，于北大未名湖畔摆摊，签名售书；可携老妻照顾，不许秘书帮衬，严禁媒体宣传，售书款用于事后聚餐。我们想得极细致，谈得极热闹，他还作情景描述：“要是有年轻学生肯过来翻翻，抬头一看，面前的老头子就是钱先生、季先生，那还说得出话来吗！”他笑得直用手擦眼泪。

　　随手要赠宣德炉

　　他精于文物鉴定，自己也收藏了不少所谓“长物”。后来名气大了，大家都找他来评判旧物真伪；他是来者不拒而眼高过顶。旧物虽真，亦未必能入他的眼，由此也可以知道，他的收藏是精而又精。北京人艺演出《北京大爷》时，主演韩善续对我说，“这戏的戏核是祖传的宣德炉，张老爷子不是有一个吗？能不能借我们在戏里用用？”我把这话转告了行翁，行翁想都不想便说，“你抱去吧。用完就留你那里。”我急了，误以为他是怀疑我找个借口来要他的炉。行翁看我恼怒反而笑了，“我这岁数是该散的时候了。既然你们要用，这件就给了你，那怕什麽呢？”他平日买块烤白薯就当一顿饭，却能随手把价值至少数十万的东西送人，这样的人以后还会再有吗？我终于没有接受他的宣德炉，但我已经着实领受了他的馈赠。

　　人何以堪

　　老鬼写他妈妈杨沫时，又带出了行翁的事。老鬼怎样说，我管不着。我只知道行翁一直是对杨沫有着深情的。我总在说杨沫的不好，老先生则不断为杨辩解，最多只是说，“杨沫胡涂。”待到杨沫写了《我一生中的三个爱人》，行翁真的动了火气，对杨沫的看法全变了。杨沫去世，吴祖光先生打电话到日本，要我劝老先生参加杨的丧事。我对行翁说，“看最后一面吧。”他在电话里平静地说，“没有那个必要了。”这个态度与他以前以“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的话来怀念杨沫，已经是截然不同的了。

 

                      张中行生平

　　张中行

　　1909年生，河北香河人。1931年毕业于通县师范学校，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35年

毕业后，先后在天津中学、保定中学、贝满女中、北京大学任教，曾任佛学杂志主编、副刊编辑。建国后长期供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从事中学语言教材的编辑，退休后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特约编审，直至1997年。

　　主要著述：

　　人称“杂家”。1980年代开始散文创作，出版散文集《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禅外说禅》、《说梦草》、《顺生论》、《流年碎影》等，另著有《文言与白话》、《文言津逮》、《诗词读写丛话》、《佛教与中国文学》等，收录于《张中行作品选》六卷。主编及参编的著作有《文言常识》、《文言文选读》（三册）、《古代散文选》（三册）及中学通用语文教材等。

　　采访手记：老实说，我并不忍心采访张中老。不忍之一，长者宜静养，不耐俗世中人横加扰乱。而人间最堪伤者，“美人迟暮英雄老”而已，所以周作人念念不忘“寿则多辱”，以景慕之心，见衰弱之人，相见实不如不见，此二不忍。

　　但我到底还是去了，为了一次精神朝圣。踩着医院长长的走廊，依稀记得十多年前，第一次邂逅先生的文字，说老北大的衣食住行、奇人异事，文气散淡飘逸，平和中庸，惊为天书。后来，在中华书局的一次会议上，第一次见到先生，他已垂垂老矣，却是雅达如故，记得他的轻言细语，好似怕惊扰了他人一般；记得他把饭吃到最后一粒，碗如洗过一般干净；记得他与人说话必要站起身来；还记得他长得出奇的耳朵——在佛教中，这每每是高僧大德的表征。

　　再后来，在电话中听先生言，才知道他的软语温言也可作狮子吼，才知道他于慈眉善目之下，对人间还有“决不宽恕”的怒目金刚，对人生还有断不回头的决绝。听他坦言平生憾事，听他婉道人间百态，才知道，必要谙熟透了方内，才能真的超然方外。

　　先生到晚年（80岁上）才“暴得大名”，人称“老旋风”，竟至今不衰。古人有言：仁者寿。诚哉斯言。人寿文亦寿。

　　今天的先生静卧床上，身体各个器官都运转正常，他却固执地滴水不沾，像辟谷的高僧。张老的四个女儿，张静、张文、张采、张莹，轮流看护在侧。在照顾老父亲的间隙，她们零星地说到了父亲——

　　老实说，我们不算很了解父亲，或者说，我们眼中的父亲跟外界宣传的那个人不太一样。父亲的很多事情，我们还是通过各种媒体才知道的。而我们记忆深刻的事情，媒体可能并不关心。我们现在收集父亲发表的文章、别人采访他的文章，有一大摞呢。

父亲的人生：平淡中有坎坷

　　父亲生在一个普通的农家，他的名字有点来历，本来的学名叫张璿，他的字“仲衡”是小学老师刘秀才给起的，是《尚书》的典故：“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北大毕业后，他去掉“仲”的人字旁，“衡”字中间的鱼，减缩成了张中行。其实“中行”两个字也是有典故的，《论语》说“不得中行而语之，必也狂狷乎”，还有《易经》的“中行无咎”，父亲还刻过这方闲章。

　　父亲的人生经历总的来说挺简单的，年轻时一直读书，北大毕业后在贝满女中等学校教书，40年代，他还帮巨赞编过《现代佛学》杂志，后来巨赞出国了，他就代主编工作。《现代佛学》就是现在的《法音》，中国佛教协会的刊物。建国之后，他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待就是近半个世纪。

　　父亲在“文革”中吃过一些苦。父亲虽然出生清贫，却被定了个“富农”成分，开始是跟随单位的人一起发配到安徽的凤阳干校劳动改造。还挨过批斗，因为他夜里看星星，别人说他是想变天。还有一次是挑水的时候把水桶掉井里了没捞上来，是破坏“抓革命，促生产”，还有他喜欢唐诗宋词，不钻研红宝书，也挨过批评……

　　1971年5月底，他刚从干校回来，就接到命令，要他回香河老家，可老家早就没地方住了，本来这是个很好的借口，可以不离开北京的，可是说起来我们当时也真是单纯，就是很傻，催着逼着乡下赶紧把房子搞好，10月他就一个人回了香河。当时张莹大学毕业刚结婚，在唐山劳动锻炼，送他去的，到了后给他挑满一缸子水，也不敢久留，当天就回来了。

　　那时候他已经快70的人了，老家并不要求他干活，但他自己出门常捡了粪送到生产队积肥。父亲一个人住在农村老家，生活是很艰难的，他用煤油炉自己做饭，不像别的农家那样烧炕，冬天就很冷、老鼠又多。就是这样，他还写了不少诗词。说是乐观吧，也谈不上，他就是安静，凡事心平气和，整个人生都看得透，不管有什么状况他都能接受和顺应。

　　他在干校的时候还有工资，我们每月到人教社在北京的留守处去领，记得朱光潜的夫人就在留守处工作，每次把钱交给我们还要嘱咐一句：“拿好钱啊，别丢了。”可是父亲回香河就没有工资了，户口都打回去了，不过还吃商品粮。按照那时的政策，摄氏4度是一个界限，只要气温低于4度，他才能回北京，住在张文的家里，每次回来我们还要赶紧去办临时户口，而且临时户口有效期只有三个月，要是超过了，必须当天去续，否则被查出来就不得了了。现在想起来，当时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

　　1977年，父亲终于回京。80多岁时，我们才想起他在人教社工作了几十年，怎么都没分房子，这才去要。于是在燕园分了一套三居，很普通的，用父亲自己的话说，只有“顶棚一张，墙四面，地一片”。在这之前，他一直跟张文家一起住，都想不到向单位要求什么。不过，单位对他也是蛮好的。

父亲的教育：身教重于言传的家教

　　对我们来说，父亲的身教重于言传，他对我们的教育是西方式的，完全自由开放，甚至放任不管。他从来不参加我们的家长会，我们读几年级他都不记得。我想，要是我留级了估计他都不知道。在家里，他和我们非常平等，大家都很自由。

　　父亲很重情。他1936年跟母亲结婚，“过起了用小煤火炉做饭吃的生活”。父亲总说母亲人好，忠厚善良，能忍耐。他们的感情很深。父亲写过一句诗，“添衣问老妻”，大意是他吃饭不知饥饱，老妻不给他盛饭了，那就一定是他已经饱了；穿衣不知冷暖，老妻没有给他添衣，就说明他是暖和的。他们就是这样的彼此相爱，生活和谐美满。母亲去世后，我们一直瞒着他，说母亲在医院里。前几天他自己人在医院里，还跟人说，他出院后还要写散文出书，挣稿费给妻子看病用。

　　要说起他的善良，故事就多了。有一次他的一个同事被偷了，很难过，父亲知道后，就给了他被盗金额的一半，说，就当是我们两个人都被偷了。我还记得父亲有一次抱了只猫回来，说它被丢在外头怪可怜的。回到家才想起，要是这猫原来有主人，找不到怎么办，于是又赶紧出去贴条，说一只什么什么样的猫在谁家。这样的事常常发生，我们家养过很多流浪猫呢。

　　对猫尚且如此，对人就更不用说了。父亲对人很好，有人总结说，他是对朋友热情，对保姆客气，对子女严厉。对于向他索字、要签名、要书的人，他不但来者不拒，还常常自己装裱好了才送人。他常常上午写字，下午题款，说是“还文债、字债”。不但如此，他还帮别人向启功、金克木他们索墨宝、要签名，金克木一般不给人签名的，他就把笔硬塞到人家手里，命令他“签”！可是他从来不为我们向别人索墨宝，他自己的字也不给我们，他说他是天生的左撇子，字写得并不好，但别人向他要，他不能拒绝。久而久之，我们也知趣了，不找他求字画，所以到现在，我们家都没有什么名人字画。

　　曾有中学生给父亲写信，说很喜欢他的书，但是没钱买。父亲认为他很诚实，把书寄给他。他这样给很多人寄过书，他常说，人家是我的读者，肯花时间、花钱看我的书，应该感谢人家。但也有人寄了钱来，说买不到他的某一本书，要他代买，他就很生气，说我又不是卖书的，把人家的钱退回去了。

　　父亲做人很实在，也很节俭，出去吃饭总要打包。他有些言论，我们从别的渠道知道后都会很吃惊，比如唐老鸭（唐师曾）回忆有一次父亲考他，说根据联合国统计，女人的平均寿命比男人多5岁，为什么？唐老鸭答不出来，父亲就自爆谜底，“为了让男人死在自己女人的怀里”，他曾说过“从一而终是社会的要求，不是自然的要求”，还曾把婚姻分成“可意、可过、可忍、不可忍”四类，我觉得不是真正的性情中人，是说不出这样坦荡率真的大实话来的。

　　父亲的古文造诣很深，反正他写的很多东西我们是读不懂的，但是父亲一点都不老朽，我们小时候和读中学的时候，他常常给我们讲自然科学知识和爱因斯坦的故事，带我们认星星，我们现在还记得，父亲说宇宙是“有限无边的”，我们都觉得很难理解，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到老了还关注新事物，跟得上现代科技，比如1999年世纪之交的时候，“千年虫”说得很厉害，他就挺在意的。他还是个有生活情趣的人，他喜欢书法、喜欢收集砚台、喜欢考古、喜欢戏曲，还喜欢喝点小酒。他在北大张文家里住的时候，常去圆明园散步，总会带一些小石头什么的回来，洗干净了，后头写上字，磨一磨作砚台用。别说，还挺漂亮的。我们出门就发现不了这些瓦砾石头。

父亲的思想：教育的成功在于让人不信

　　父亲常说，教育的成功就在让人不信。外界对他的评价很多，什么杂家、学者、语言学家，但他认为自己首先是思想家，因为他一生清醒、不糊涂、不盲从，或者说，就是不信，凡事都存疑，就不容易受骗。他曾告诫年轻人要“多念书，少信宣传”，还推荐罗素的《怀疑论集》。他自己说他是罗素的怀疑主义和康德理性主义的结合。

　　父亲一生都很怀念大学生活，他总说老北大比新北大好，因为老北大让人疑，新北大只让人信。我们家三代一共有8个北大人，但除了他，只有小女婿一个是学文的。

　　父亲做学问的面很宽，但主要从事的是文史、语言研究。自大学高年级起，他就对人生哲学感兴趣，一直思考，后来专门写过本《顺生论》，就是他对人生总的看法，他说那是他花力气最大写的一本书。

　　说到民族的优劣性问题，父亲曾提出过一个简单的标准，就是把一个无辜的人绑起来，让别人可以随便打，打了白打，看有多少人会动手。残害同类的是糟糕的民族，只有宁肯自己挨打挨骂也绝不打人骂人的，才称得上优秀。

　　父亲平生的理想很简单，他自己曾说，他一不做官，二不发财，就是希望做点学问，看点书，写点书。安安稳稳地过小民适然的生活。如今，父亲已经过了97周岁生日，我们都希望他能健康长寿，因为，不管他是不是国宝，他可是咱家的宝贝。

       曾经被称为“理想斗士”的梁晓声，在上世纪80年代以《今夜有暴风雪》、《雪城》等作品描绘一代知青的青春年华。如果要为他设定一个关键词，那一定是“理想”。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商业社会的猝然来临，梁晓声也开始了从理想主义向人文主义的悄然转变

　 梁晓声的新小说《伊人，伊人》放在案头，40余万字的长度，四分之一世纪的重量，书写的却是与以往完全不同的主题：爱情。

　 “人们习惯于在我的小说中看到理想主义的人物形象，看到悲欢离合、大起大落的命运。而我，特别希望写出一部与以往打上‘梁记’风格的小说不一样的作品，”梁晓声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因此，梁晓声刻意剪除了宏伟的背景，整部小说似乎也无关理想，简单的情节、简单的人物关系，一切像暴风雨过后归于平静。是平淡的，也是唯美的。“我写了一个关于大爱的故事。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我们需要爱与被爱。”梁晓声说。

　 小说主人公乔乔和乔祺的生活，也是梁晓声自己渴望的生活——无数次，他在公开场合坦言，江南小镇的生活将让他倍感亲切，“两三排砖房，门前养鸭养鸡，有洗澡的热水，这是最幸福的。”如果年龄能够倒退十几年，他会像乔祺一样，在小说的两位女主人公秦岑和乔乔中，选择与乔乔在乡间生活：“乔乔所需极少，她对于幸福的概念很简单。一个男人和乔乔生活在一起，他会变得简单，变得快乐。”

　 他仍居住在北京简陋的房子里，不用电脑，亦没有手机，保持过最简单的生活，唯有写作让他安心：“我习惯了，伏案心就会定下来。”

　 只是，小说的最后，他宣布了乔乔的死亡，如同物质生活的盘剥有时让他这个所求极少的人也感到无所适从：“我必须宣布乔乔的幻灭。即使他们依然相互支撑，当他们过江到对面城市的时候，钱可能就不够花了。他们居住的坡底村，可能慢慢地也会变成江那边的世界。”

　 于是他叹息：“小说中还是有理想主义的成分。其实我知道自己太理想化了。我知道，他们不可能真正幸福。”他也了解，他所渴望的江南小镇生活是地主生活，并非真正的农民生活：“当你遭遇到真正残酷人生的时候，一个知识分子还能说什么呢？”他很无奈。有很多事情，并非靠一根笔杆子所能改变。但他，仍然执著于用写作来寻找社会公正。
或许，20余年的理想并未褪色，改变的只是形式。他在一个文学已经降到最小值的时代里，找寻一个“最俗常化、最泛滥”的情爱题材，以一种“最不可能、最冒险”的方式，来追问当代：理想的分量，究竟还有多重？理想主义包含献身的意义
《第一财经日报》：你在北大荒度过了将近7年的时间，并在那里开始你的小说创作。

那一时期，有什么事情对你的写作产生特别重大的影响吗？

　 梁晓声：我是1966年毕业的“老三届”，1968年到北大荒。北大荒和很多地方不一样，那是一个小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正是在这种环境中，我开始写作。

　 但我早期的作品，受现实生活的影响不大，在精神上受苏俄文学的影响更多。如俄罗斯文学中，有作品描绘十二月党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爱情追随着他们，这种带有一点悲壮色彩的故事对我影响很深。此外，共青团的理想也对我的写作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第一财经日报》：有人说1984年是“梁晓声年”，认为你在那个时候扛起了理想主义的大旗，你自己是怎么看的？

　 梁晓声：我想，同为青年，当年的青年和今天的青年非常不一样。如果再搞一次“上山下乡运动”，把今天的独生子女放到那个环境中去，苦闷、挫折、玩世不恭，这一切都会在很短时间内呈现出来。然而，那个时代的青年呈现的状态完全不一样。
那个时候还没有“自我”两个字，如果一个人流露出较鲜明的自我意识，他不是成为另类，就是成为受批判的对象。因此大家的群体意识和个人服从集体的意识非常明确。大家的基本共识是：“我是集体中一员，我必须忠实于集体。”因此抗艰苦的能力特别强。我们的理想恐怕是这点。每个时代的年轻人都有理想，但理想和理想主义的差别在于：后者是含有随时准备奉献的精神在内的。为了别人、为了集体，随时准备牺牲自我，富有牺牲精神的这样一种主义才叫理想主义，否则和我们今天对于房子、车子、票子的追求有什么不同？理想主义让我遍体鳞伤
《第一财经日报》：1993年、1994年前后，你也发表了一些文章，感慨“生活改变我们是极其容易的”。

你是不是有过一段比较失落的时期？

　 梁晓声：1993年的时候，我已经会看，用我自己的眼睛去看。说失落也对，我预感到时代的变化。1993年正处于这样一个时代，人人都恨不得从商、下海、挣钱，那是一个极其浮躁的时代。

　 我们这一代人好像坚信，我们就是这个国家传统意义上的最后一代，是与以后的新人们不一样的人。但是我个人认为，当商业时代来临的时候，很容易就使我们变得和下几代一样。

　 《伊人，伊人》中，我借用乔祺的口问当代人，问当代已经超越贫穷的人：你们到底要什么？你会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贫困地区的百姓，当他们挣到一点钱，过年拿回家的时候，他们很快乐。但在城市里，很多人的快乐指数不高，他们在不断折腾自己。已经不穷的人想变成富有的人，因而变得焦躁不安。这跟国外是不一样的，国外很多普通人的脸上都焕发着快意。
《第一财经日报》：你渴望过一种简单而幸福的生活。但有没有想过，当商业狂潮一步步紧逼的时候，连简单生活的权利也会被剥夺？

　 梁晓声：所以，我还是有一点理想主义，严格说来，这样生活也是不可能幸福的。电视、资讯、报纸、广告，你的平房后边可能就是豪宅，这些东西都在你身边，它咄咄逼人。
《第一财经日报》：你们的理想主义，让你们遍体鳞伤。

你自己有这种感觉吗？
梁晓声：有的。我想，我要在商业时代里站稳脚跟不被冲动，我的脚下就必须有一块稳定的基石。对我来说，这块基石就是我从20多岁开始从事的写作。以前我们把写作的意义尽量放大，放得越大，我们感觉越有重量，感觉自己站得越稳，因此就别无旁顾。因为你抓住一种意义，这种意义就超过任何物质的诱惑，超过其他享乐。现在，我不认为写作这件事的值被扩大了，相反，我不得不承认，这个值已经向最小的方向靠。但我必须还得相信它有一定的意义。否则，你就会被冲走，这并非指被遗忘，而是指变得和别人一样。

抓住理想我才能继续前进

　 《第一财经日报》：1999年你为《保尔·柯察金》改编剧本的时候，对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人物进行了重新阐释，你要借此回到人性的立场上？

　 梁晓声：对。“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在临去世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全世界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是一段我们从小就能背诵的话。但是，按照我的剧本，保尔逝世之前说出的不是别的话，而
是“我爱过”。然后，这句话通过他的妻子传达给其他人。我当时在改编《保尔·柯察金》的时候，我已经将他定位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人，他一生无论为国家、为民族做了什么，都是他带给别人的。对于他只有一次的生命，如果他没有真实地爱过，或者获得过爱，肯定是令人忧伤的。这是我的生命观。

　 我也把这一生命观用到乔乔身上。她没有父母、没有儿女、没有牵挂，她知道自己生病以后，只要那份爱。乔祺把爱给了她，她的遗憾就少一些。这是我从改编《保尔·柯察金》的时候延续过来的情结，乔乔也会说：我爱过。所以我觉得，人生不计长短，如果我们的命运决定我们不是那种为时代和社会做动力的人，而只是一个普通人，最后我们也能说“我爱过”，就是一种安慰。

　 但如果我们真的去聆听，我们会发现对爱感恩的人越来越少了。如果说以前的爱像松木、红木，现在的爱就像合成板，质地变得非常疏松，但是乔祺和乔乔不一样，双方都因为拥有对方而对世界感恩。

《第一财经日报》：在这种爱面前，宏大的理想也退位了，是吗？

　 梁晓声：一篇作品就是写一些元素而已，在《伊人，伊人》中，我坚决不允许宏大背景进入，不允许特别戏剧化的情节进入，也不允许那种大张大合、特别激情的语言进入。这部作品和从前的理想主义没有任何关系，剩下的就是一种情愫。

　 理想主义几乎只能是非常时代的一种精神特质。在这样一个俗常时代，人没有信仰，我就是用最俗常的爱情作为主题，看看我的小说能变化到什么程度。其实这部小说对我来说，几乎意味着是一种行为艺术，是我自己有意识地将自己放在一个大家都认为已经泛滥成灾的主题上。
《第一财经日报》：你现在特别强调“人文主义”，这是不是一个在《今夜有暴风雪》的时代被遮蔽的立场?

?

　 梁晓声：写《今夜有暴风雪》的时候，我还想不到这些。此外，我的很多作品当时处于能发出来和不能发出来的边缘，是理想主义拯救了它们，使它们能发表。

《第一财经日报》：写《伊人，伊人》是为了回到这个立场？

　 梁晓声：《伊人，伊人》不能完全涵盖这一立场，因为其中不包含社会公正。我还写过很多杂文、议论文和散文，分解掉了追求社会公正的话题。
《第一财经日报》：对你来说，“人文主义”的立场是否就是一种平民的立场、情感的立场?

?

　 梁晓声：是的。为富不仁肯定是最令人嫌恶的。西方文化已经成功地用200余年的时间教育了西方社会，使穷人在心理上自强、自立，同时，社会在道义上给穷人提供更多帮助。这也使富人了解到富人对社会公益的义务远远多于穷人，使他们明白那才是富人受人尊敬的一方面。而我们却帮助富人炫耀他们拥有财富之后所过的那种得意的生活，以此在文化上进一步伤害穷人，伤害穷人的人生感觉。

　 《第一财经日报》：虽然你已经从某种意义上告别了理想主义，但还是理想主义支撑着你。

　 梁晓声：说到底，所谓理想主义有一个特征，它总是企图抓到一点，现在我抓住的就是人文主义，我一定要说服自己相信它。如果哪天这一点都在我的搂抱中动摇了，确实我不知道该怎样生活下去。

　

人物档案

　
梁晓声197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年发表的短篇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获“全国优秀小说奖”，使其一举成名。之后，随着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长篇小说《雪城》等作品的发表，梁晓声成为知青小说代表作家，1984年因而被称为“梁晓声年”。著有短篇小说集《天若有情》、《白桦树皮灯罩》、《死神》，中篇小说集《人间烟火》，长篇小说《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从复旦到北影》、《雪城》等。

 

1《哥伦比亚的倒影》木心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毛泽东传》（最新版全译本）［美］特里尔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3《印记》傅彪张秋芳著长江文艺出版社4《40岁登上健康快车》洪昭光著漓江出版社5《达·芬奇密码》［美］丹·布朗著上海人民出版社6《退步集》陈丹青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7《兄弟》余华著上海文艺出版社8《山河岁月》胡兰成著广西人民出版社9《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美］杰克·威泽弗德著重庆出版社10《女人慈禧》向斯著华夏出版社

本榜据晓风书屋（体育场路529号）、晓风书屋紫金港店（浙大紫金港校区）、晓风书屋滨江店（滨盛路4102号）、三联书店（杭大路50号）、枫林晚书店（文三路54号，含杭州下沙店、宁波店、金华浙师大店）、江郎书店（天目山路127号）上周图书零售综合排定。持本版在晓风书屋、三联书店、枫林晚书店、江郎书店购买本榜图书，可享受8折优惠。

特别感谢杭州铁驴书社、南山书屋、印象画廊书店、满庭芳书店、真友书屋。

榜单提示：木心的散文集《哥伦比亚的倒影》在杭州断货已有十日，上周六当它重新出现在三联书店和晓风书屋时，几乎引起了抢购。由于三联书店正在进行装修前的全场七折特卖，到的81册书在一天多时间里就销售一空。即使晓风书屋没有特卖，不到两天也售出28册。《哥伦比亚的倒影》枫林晚书店暂时还没到货，都市快报几家采样书店，目前只有晓风书屋尚有现书。

过去三联书店发来的一周榜单，销量十分均衡，前20名多在6－15册之间。尽管全场七折特卖从上周六才开始，但上周的榜单却显示，三联书店卖疯了———前50名都在9册以上，前20名都在20册以上，《哥伦比亚的倒影》更以81册高居榜首。

从来没有一次像本期一样，快报图书排行榜一周榜单几乎完全受一家采样书店影响———《达·芬奇密码》《退步集》《兄弟》这样的“旧书”能够再次上榜，几乎是靠三联书店一家卖出的，这三本书上周在三联书店分别售出37册、34册和16册。《哥伦比亚的倒影》的空前热销，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更是没有想到会好卖到来不及印刷。年初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出版社的预期是全年卖个两三万册，但首印1万册，三五天就售罄了。又遇上农历年春节，印刷厂放假，弄得全国都缺货。《哥伦比亚的倒影》热销，也引来网上的争议，天涯上有一个超长的帖子，就在讨论木心是不是又一个“文化泡沫”。这个帖子还在一天天加长，也越来越无定论，批评者和叫好者平分秋色，谁也说服不了谁。

木心是其“入室弟子”陈丹青一力引进的，北京图书订货会首发时，陈丹青就现身说法，大大褒赞“吾师”木心“可能超越了鲁迅构建的写作境界”。不过近期新浪读书一个有关木心的网上访谈，却被陈丹青谢绝了，知情人士透露他可能受到了“周围的压力”。在网上，已有许多人公开怀疑陈丹青是在“炒作”———既炒木心也炒自己。

一本散文集，使得读书界如此热闹，十分罕见。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有关人士透露，木心第二本简体中文集子，将在4月上市，看来还将有一番热闹。

演员傅彪和妻子张秋芳合著的《印记》，上周也在杭州热销，此书三联书店没有销售，但在枫林晚书店售出36册，晓风书屋15册，进入本期快报图书排行榜前三名。

傅彪之死，是去年娱乐圈中的大事。他的英年早逝，令人惋惜，不过其妻张秋芳在傅彪身后的高调亮相，却引来一些人的猜忌，认为张秋芳是在利用亡夫炒作，炒作的目标之一就是这本书：《印记》。《印记》全书近20万字，其中傅彪生前撰写了5000字，张秋芳续写了18万字。傅彪撰写的5000字主要是回忆亲人与山东家乡的文章，其余大部分内容为张秋芳撰写的与傅彪在一起的美好时光，张秋芳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记述了她与傅彪从相遇、相识到相爱的一个个细节，以及傅彪演艺生涯中的几个关键环节、傅张二人结婚生子、傅彪生病住院直至病逝的全过程。《印记》还单独开辟了一章朋友们写给傅彪的话，其中包括张艺谋、徐帆、葛优、韩红等众多好友的亲笔回忆文章。

读过《印记》，你很难想像，这是一个清晰看到自己生命终点的人留下的文字，那样从容淡定，沉静悠远，没有一丝慌乱———这就是傅彪。生命最后只留给他5000字的时间，然而这些文字，如同他演过的每一个角色，都传达着朴实无华的真诚厚道与无所不包的大爱。直到终于无法继续的时候，傅彪嘱托妻子：余下的就由你来写吧。

于是，这本书有了一个温暖的名字———《印记》。读者的意趣是很难捉摸的，《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一本貌似很“专业”的传记图书，连续两周在晓风书屋热销，并在本期进入快报图书排行榜。

蒙古人创建的元朝，维持了不到百年。但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的雄风，却永远被人记忆，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边境、政治、科技、战争、商业、服饰、艺术、文学、语言、音乐———几乎都留有成吉思汗和他所创立的王国的印记。韩国前总统金大中更是认定：“由于有了蒙古人，人类才第一次拥有了世界史。”在网络还未出现的七百年以前，蒙古人就打通了世界各国的关系，“建立了国际关系新秩序”。这本美国蒙元史专家杰克·威泽弗德所写的书，再现了在草原一隅的“世界之王”是如何创造蒙古帝国，并以此揭开现代社会大幕的。成吉思汗并不像从前西方人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冷酷嗜杀的暴君。事实上，他是一个高瞻远瞩的统帅，他的军队带着东方的先进文化和科技进入了还处在黑暗时代的欧洲。欧洲后来的崛起，就源自成吉思汗的征服。

在一步步登上权力顶峰的过程中，成吉思汗以其闪电战和包围战等前所未有的进攻战术，先扫平了东亚的抵抗力量，进而从后方击溃了整个伊斯兰世界，最后，让欧洲陈腐的骑士方阵不堪一击。在他指挥下，蒙古帝国从未一次派出超过10万人的军队，却在25年的时间里征服了比罗马帝国400年征战还要广阔的土地。

在杰克·威泽弗德眼里，蒙古人不仅仅是战争中的优秀征服者，他们还具备一种适应进步以及仁爱法则的禀赋。成吉思汗是一位富于创新的领导者，也是第一位在自己征服过的地盘将法律的力量置于自身权力之上、鼓励宗教自由、创办公立学校、准予外交豁免权、废除酷刑以及开通自由贸易的统治者。

法国最具世界影响力的导演吕克·贝松不但拍电影、写剧本，近年更成为青少年题材畅销书的作家，由他亲笔创作的《亚瑟》系列小说席卷法国，销量突破150万册。

《亚瑟》是一套明确以《哈利·波特》为竞争对手的奇幻小说，讲述年仅10岁的亚瑟，为了避免外婆美丽的房子落入邪恶的房地产商之手，而在一本难懂的书的指引下去神秘的迷你墨王国找寻失踪的外公及他所埋藏的珠宝的故事。

《亚瑟》系列前两部《亚瑟和迷你墨王国》《亚瑟和禁忌城》分别于2002年底和2003年底上市，连续高居法国畅销书排行榜达数十周之久；最近刚出版的第四部《亚瑟和两个世界的战争》上市两个月就已售出40万册。这套系列小说日前已由接力出版社独家引进出版。

 

一、

在“9.11”恐怖袭击发生近4年之后，2005年8月我再次到美国做短暂旅行。我曾在新泽西州生活了8年。在2002年回国后，我仍然每年都回去做短暂的逗留。而这一次美国之行却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因“反恐”而改变了。自从2001年“9.11”事件开始，“反恐”成为美国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主要意识形态，全民被动员起来，参与到这一新的意识形态的建构之中。但那时“反恐”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还停留在认知层面，尚未触及到文化深层意识和日常生活。虽然在美国的主流媒体和政治话语中充斥着有关恐怖主义和国家命运的各种言论，而且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从“9.11”之后美国永远地改变了，但在日常生活里，美国人尚未切身感受到这种变化的后果。然而，新的意识形态会逐渐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而且一些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所谓“美国价值”也不例外地被牵动了。美国文化的深层气质、或者说“美国性”（Americanism）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这就是我在2005年夏美国之行的切身感受。

我刚一踏上美国的国土，就发现看守国门的卫士已经改换了门庭，换上了“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的黄色新制服。我的护照盖上了“国土安全部”的大印，以前“移民局”的深蓝制服和“移民入境印章”一去不返了。这不仅是个外表形式的变化，作为一个有着长久移民传统、以多民族融合为基础的超级大国，美国正在调整着具有标志其国体意义的移民政策。“9.11”之后，由于获知恐怖袭击者是通过赴美学习签证（F类）进入美国的外国人，美国国内要求紧缩留学签证和其他类访问签证的呼声高涨。美国政府拨巨款加强边境巡逻和遣返非法移民的运作，同时要求外国学生定期申报登记，抽查他们的电子邮件往来，在所有出入境口岸投资建立外国人离境追踪电子系统（以前对外国人出境没有记录），修改移民法以便限制商务、旅游签证的签转和延长，以及缩短短期签证的期限。通过这种种手段，调整了它一贯靠吸引外国移民来增加经济活力的国策，开始给跃跃欲试的移民以冷面孔，关窄了大开的国门。

“9．11”之前，人们普遍有一种潜意识，即任何踏上美国国土的外国人都是潜在的美国人，许多有移民企图的外国人也不惜任何手段先进入美国国境，再伺机转为合法移民。但现在这种自由移民的意识渐渐发生了变化，非法逗留的外国人越来越难获得合法身份，并且随时面临着被移民局解递回国的风险，许多议员督促国会通过新移民法案停止大赦非法移民。美国境内的外国人与美国公民之间原本暧昧不清的界线，开始逐渐清晰起来，国民内、外有别的意识也渐渐增强了。使这种内、外意识得到强化的象征性事件，则是2005年5月通过的全国身份证法案。美国从建国至今，国民从来没有任何统一的身份证明。在日常生活中需要证明身份的场合，人们往往用驾照、出生证、学生证、学历证明、信用卡、职业证、护照（很多美国人不申请护照）、或各州临时身份证等证明自己的身份。除护照和出生证明外，从其他证件上很难区分谁是美国公民、永久居民、临时居民、或是非法移民。但刚刚通过的全国身份证法案（the REAL ID Act）要求所有人在申请新身份证时，必须提供永久住址、美国护照或绿卡、社会安全卡、所得税表、房产税表等共计8个分值（如提供美国护照得4个分值、社安卡2个分值等）的证明，方能取得身份证资格。这样一来，大量新移民无法取得身份证，到2008年所有其他证件将被新身份证取代，无身份证者将在搭乘飞机、火车、住店等许多事情上受到不同待遇。更重要的是，当新移民面对主流社会时，将比以往更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外来者的身份，融入这个多民族的社会也会感到更为艰难。与此同时，美国公民则可能通过统一的身份证加强国家政治身份的认同。

二、

我匆匆地走出纽约机场港站，到租车行提取早已订好的福特轿车，向新泽西方向开去。还是在美国生活的老习惯，一上车我就打开收音机，拨到我最喜欢的两个波段：略显左倾的自由主义WNYC电台和右翼保守主义的“鲍伯•格兰德脱口秀”(Bob Grand Show)节目。让我吃惊的是，两个电台都在大谈文化冲突和种族矛盾问题。极端右翼的保守主义从不顾“政治正确”的忌讳，一直都在赤裸裸地攻击新移民和一切非基督文明，这并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但是，全国范围播放的自由主义电台WNYC，一般会在种族和文化差异等问题上谨小慎微，往往从积极的正面赞扬普遍人性和民族融合，而从不会去触及种族敌意这个极为敏感的政治话题。但在驶往新泽西的高速路上，我一路听到各个电台的讨论话题，几乎都是移民的文化、信仰背景不同而给美国带来的内部离心力，或者美国的价值观与外部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当然，WNYC是温和地讨论着个人种族背景所塑造的主体意识，及其与美国传统的自由价值观的冲突与融合；而右倾的脱口秀则激烈攻击有伊斯兰背景的美国人权组织，指责他们只顾伊斯兰移民的利益，袒护恐怖主义者，而置美国大众于恐怖威胁之中。另一个电台则忧心忡忡地描述着白人基督徒如何在南非受到不公正待遇，处境悲惨；基督教电台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是主持“空中弥撒”或讲解圣经，而是直接讨论政治问题，批评政府的移民政策导致了美国社会价值的相对和拜金虚无主义。甚至当日的报纸《今日美国》（USA Today）也披露：许多新教教派的领袖宣称，将一改过去远离政治的策略，开始通过自己的势力在堕胎、同性恋婚姻、官方语言的多元化等问题上，积极地影响美国政府的政策。

早在殖民地时期，由黑奴而产生的种族问题就开始浮出水面。在南北战争期间，种族矛盾进一步加剧，出现了对爱尔兰移民的歧视和黑奴争取自由的潮流。及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波又一波的拉丁裔和斯拉夫裔欧洲人、亚洲人、犹太人大量涌入美国，种族矛盾空前的复杂和紧张。在美国东、西两岸的大城市里，出现了不同民族人口聚居的社区，在大众传媒中也出现了多种语言的报刊和异国情调的文艺形式。两次世界大战要求美国凝聚不同民族的力量，国家的崇高使命暂时遮蔽了民族间的龃龉。但是“二战”结束后不久，1960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迫使白人直接面对日常生活中的民族矛盾和种族冲突，一系列保护和救济弱势民族的法律和规章出台，并同时以强大的意识形态来规约种族和民族话语。“政治正确”使种族意识在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一大禁忌，以普遍人性和自由平等为价值取向的意识形态，在冷战和后冷战时期一直统治着美国的社会生活。但是随着“反恐”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种族的禁忌松动了，人们开始以各种形式和不同角度掀动着这只“潘朵拉的盒子”。

三、

《今日美国》近期做了一个抽样采访，在火车上询问不同背景的旅客：美国当局在机场和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上进行安全检查时，是否应该对不同民族背景的美国公民区别对待？一位白人律师阿兰•巴伦（Alan Baron）的回答最具代表性。作为一名律师，他了解美国宪法和人权法案，对于公民采取区别对待的安全措施当然违反法律；但他同时又认为美国处于战争状态，对于法律的解释还应该根据现实状况，虽然不情愿，他还是同意对阿拉伯裔的美国人采取更为严厉的检查措施。而另一位黑人法律顾问罗伯特•卡特（Robert Cater）则激烈地抨击安全防卫措施中的种族政策，因为他最近在新泽西的付费高速公路（New Jersey Turnpike）上曾被警察逼到路边检查，他认为美国快变成警察国家了。这种两难境地正是对反恐中的美国的生动写照。“反恐”与传统的主权国家间的冲突与角逐非常不同，它将一个主权国家与组织松散的个体对立起来，这场角逐往往以动用国家机器和法律手段清理主权内部的异己力量为结局。这使得西方“民主”国家的基本价值观——平等、人权和个人自由——直接面对国家安全这一更高目标的考验。西方的基本价值观不能再像冷战时期或冷战后的“自由主义”时代那样，以一种抽象意识形态的方式来表达，现在这些价值观只能通过每个人日常生活中的切身利益表达出来。美国白人倾向于强调国家处于生死关头，喜欢用巴伦律师的“我们处于战争之中”（We are at war）（On Security, Public Draws Blurred Lines USA Today, July 30,2005）这样的修辞，他们更关心安全问题，反而在人权问题上暧昧起来。有一个激进的电视节目重提“二战”期间美国政府曾把日本侨民囚禁在集中营里那段历史，这一问题在主流话语中早有定论，一直作为美国反思自己种族和人权记录的反面教材。但在“反恐”的背景下，该节目力图为这个让美国蒙耻的事件寻找合法依据——即战争期间对法律的解释应根据战争的需要。而少数民族一方面同样担心安全问题，但另一方面则对自己的切身利益可能会受到国家机器的威胁更为担忧。盖洛普的民意调查显示：有66%的美国人支持所有人在出行时应随身携带全国统一的身份证，53%的人认为阿拉伯裔美国人在机场登机前应受到更严厉的特殊检查，48%的人同意警察可以在大街上随时抽查身份证，46%的人支持阿拉伯裔美国人应持有特殊标记的身份证（On Security, Public Draws Blurred Lines, USA Today, July 30, 2005）。美国民意显然在挑战传统的民权观念，虽然康州大学的政治学家卡罗•刘义斯（Carol Lewis）认为，历史上当美国的安全受到威胁时，国内的自由就会被限制，例如1798年美国曾通过“外国人和妨碍治安法”（Alien and Sedition Acts），授于总统行使驱逐外国人和封杀任何批评的特权。但据我观察，这次有关限制宪法所赋予的人权和自由的讨论，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一次相关事件，因为今天美国社会生活的基础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在2000年的人口普查中，美国白人有2.8亿，占总人口的76%；黑人占12%；亚裔占3.6%；而在白人人口的76%中还包含了近10%的拉丁美洲裔人口。在右翼美国学者如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等人看来，拉丁美洲人并不具有美国文化的实质，而只有具有盎格鲁•撒克逊血统并信奉基督教新教的白人，（WASP）才能体现美国精神的内核。因为他认为美国一切传统文化的根源都能追溯到英国的清教革命，甚至“美国的任何事情都源于新教传统”1。在亨氏的眼里拉丁美洲裔美国人永远都是外国人。他在2004年出版的《我们是谁？对美国民族身份的挑战》（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一书中，讲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1998年在拉美裔聚居的洛杉矶举行了一场墨西哥与美国对垒的足球“金杯”赛，整个9万人的大体育场早已淹没在墨西哥的红、白、绿三色国旗的海洋之中，当零星冒出几面美国星条旗时，立刻就被愤怒的球迷嘘了下去。美国球员遭到热情球迷们的水杯和杂物的狂轰烂炸，而墨西哥队每破一门都赢得暴风雨般的喝彩声。比赛结束后，一个美国球迷抱怨说，在自己的国家里却不能挥舞自己的国旗，洛杉矶对美国队来说是客场而不是主场。因此，亨廷顿等认可的所谓“真正的美国人”——即融入了美国盎格鲁—新教文化、并接受美国政治价值观的白人，只占总人口的50%强了。

美国在近20到30年来的人口结构的变化之快是历史上少有的，这种变化所带来的文化后果也是深刻的。美国建国后虽然经历了几次移民大潮，但欧洲人是移民浪潮的主体，美国基督教新教的伦理和思想传统，往往能迅速整合新移民的文化离心力。作为少数民族的新教英裔白人，一直牢牢控制着美国这个“文化熔炉”的“配方”。而随着美国移民政策的调整，近20年来美国主流文化和价值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首先，英语作为无可质疑的通用语言这一既成事实难乎为继了。前几年不少美国议员希望通过立法的形式来确立英语为官方语言。但是，西班牙语、韩语、中文、阿拉伯语等仍充斥着广播、电视、报纸、路标、广告和许多官方文件。据一项调查统计，在纽约市约有75%的常住人口是外国出生，他们当中又有60%在家中说各自的母语，英语已不再能独霸美国社会的交往系统。其次，美国人、特别是生活在大城市里美国人，对自己的身份和文化认同，显然也与经典的美国性有了很不同的含义。过去移民是通过实现“美国梦”来融入美国社会、变成美国人的。好莱坞电影一度成为“美国梦”的重要载体，好莱坞明星的形象更是成为标准美国人的模板。而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美国梦”少了许多文化元素，变成了非常物质化的现实指标：汽车、别墅、一份稳定的工作等等。传统意义上的因宗教和政治迫害而移民美国的清教徒模式，已经变成了现在的纯粹经济移民，主流英国新教文化的整合力从根本上被削弱了。这就是为什么近些年来美国保守势力逐渐上升的原因，他们不断鼓噪反移民和统一语言，并强调宗教信仰和传统的价值观。但这次保守派的叫嚣与1798年的排外或二战前的孤立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保守势力的崛起并不是源于美国面临着像历史上的外部势力的威胁，而是面对来自内部文化多元所带来的离心力的挑战。当然“9.11”作为来自外部的恐怖袭击，对美国保守文化的膨胀起了巨大的催化作用，使保守主义者干脆撕掉悲天悯人、普遍正义的面纱。但恐怖袭击毕竟不同于主权国家间的战争，国际战争以利益冲突为基础，而恐怖主义则以信仰和文明冲突为内在逻辑。因此，文化保守主义者如亨廷顿等更加强调美国文化的主体性与多元文化之间的对抗，对美国未来的威胁，不再是来自国家间利益的角逐，而是不同文明和信仰间的冲突与对抗。

四、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旁的“迷宫书店”（Labyrinth Books，纽约市最大的学术书店）随手翻阅几本“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发现在这几期杂志上刊出的短篇小说多以美国日常生活中的种族矛盾为主题。许多小说讲述犹太人、拉美人、亚洲人等在主流社会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在新上架的长篇小说中，也有不少相关作品。虽然民族文化焦虑和种族意识是美国文学中不变的主题，但这段时间的小说对种族意识的再现，却似乎有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意义。首先，拉美、亚洲和其他新移民的文化主体意识，取代了传统黑人文学的种族歧视叙事；其次，在后殖民文化理论的洗礼之后，小说在表现移民的文化认同和自我主体困境时，也在叙事结构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今天的美国小说不仅仅剖析美国社会种族歧视和少数民族权利的问题，也进一步探索移民的困境背后更深层的文化根源。例如一部短篇小说从一个美国小镇上的犹太孩子，经常受到基督徒家庭孩子的欺负和骚扰，演绎出一场微缩版的几千年基督徒与犹太教徒之间的恶战，并从少年的群殴中，隐喻了以色列复国的历史场面。更有作品从拉美或亚洲的政治和历史背景中，揭示出新移民的自我认知和价值取向，以及如何与美国梦发生冲突等等。移民的个人身份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千丝万缕地交织在一起，使当代小说叙事的张力和复杂性都远远超过传统黑人文学的种族叙事。

在2005年的好莱坞影片中，有一部影片公然触犯了“政治正确”这个大忌。保罗•哈吉斯（Paul Haggis）执导了《撞车》（Crash）一片，冒着可能被指责为种族主义者的骂名，他直接戳动美国社会生活中最敏感的伤疤——种族不和。有电影评论指出，种族、文化、信仰之间的冲突是现代西方经验的核心，但它同时又是西方社会最大的禁忌，“种族主义者”是西方语言中最致命的诋毁，而《撞车》的导演哈吉斯，却用每天发生的交通事故来隐谕在洛杉矶这个种族混居的都市中所呈现出来的日常生活。他故意安排了脸谱化的种族代表：有暴力倾向的黑人劫持汽车、有种族偏见的白人警察无端骚扰黑人影星、斤斤计较的犹太人偏执地谋杀一个锁匠、大惊小怪的亚洲人在交通事故现场大吵大闹。通过这些戏剧化的场面，影片呈现给观众一幅现代西方社会生存状况的全景：在每天的日常作息中，不同文化背景和肤色的人，在彼此交叉的生活目标中穿行，相互缺乏信任又难以深入沟通，往往给对方造成挫折感和沮丧。可能导演哈吉斯最终没有勇气面对被指为种族主义者的窘境，他特意给电影安排了一个“光明的结局”：那名种族歧视的白人警官，舍身营救被他骚扰过的黑人女影星，在烈焰吞噬的汽车残骸里，双方握手言和。在极具戏剧化的巧合情节中，普遍人性得到了伸张，观众们终于可以长长地舒一口气，释然地走出影院。虽然影评界对结尾不合情理的巧合大加批评，但最后还是给《撞车》以肯定的评价：它确实触及到当代美国人的种族神经，但远比政客们天天炫耀多元文化如何美好，美国人应为自己的“文化熔炉”而感庆幸的意识形态，要强得多。

移民的涌入加上反恐战略的催化，种族矛盾与文明冲突这只“潘朵拉的盒子”被打开了。当我到达新泽西与朋友们见面聊天时，我发现所有人都有意无意地对自己的民族背景有了更强的意识。有一位希腊裔的朋友，虽然是美国土生土长，突然莫名其妙地自称欧洲人，而不认为自己是美国人了。人们对敏感的“政治正确”也不像以前那么谨慎了，越来越大胆地抱怨各种移民问题和文化冲突，特别是对伊斯兰文明，更是口无遮拦。种族和文化问题是个双刃剑，它一方面可以使每个个体意识到自己的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另一方面又可能使社会分裂，甚至导致动乱和冲突。民族与文化问题是困扰人类的永恒问题，人们总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强调这个难题的某个方面而压抑其他方面。美国这个当今世界上超级强盛的大国，同时也是个由众多民族移民组成的国家，她的内部离心力其实还不仅限于民族之间，还要加上老移民与新移民之间的冲突。这使她对外强大、团结的外表大打折扣。在最近被卡特里娜飓风肆虐的新奥尔良，因贫富间的差异而导致了人们在灾难中有完全不同的命运，这也包含了种族间的经济落差。

当年强大的罗马帝国幅员横跨多个国家和民族，却由于不同民族和地区给她的内部带来的巨大离心力，最终由被她征服的野蛮民族——日尔曼人组成的军团，从内部瓦解掉了。

【注释】

1 Samuel P. Huntington,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4, p. 63.

人们无不爱好真理,但有时追求真理是危险的。

追求真理所带来的危险,有两种。第一种如布鲁诺与伽利略：布鲁诺提出“宇宙无限论”，被教廷用火刑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伽利略制造天文望远镜观望宇宙，被教会判处终身监禁，双目失明含冤而逝。第二种如海德格尔与卡尔·施密特：海德格尔这位二十世纪公认最伟大的哲学家,挚友与情人的规劝都不能阻止他加入支持纳粹、迫害犹太人的行列,至死他都不愿道歉；卡尔·施密特被人誉之为二十世纪最为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是德国纳粹政权登峰造极的政治学家，希特勒的头号法学家。

布鲁诺与伽利略由于勇敢反抗强权的枷锁，为人所称道，纵然千般危险而不该因个人祸福以逃避。然而，海德格尔与卡尔·施密特由于迷恋暴政与狂想，给自己乃至社会所带来的毁灭，不得不令人伏案。

由于对真理的偏执而带来类似海德格尔与卡尔·施密特的危险，古今中外不鲜。

柏拉图一生追求正义，但他的《理想国》可以说是法西斯思想的初芽。尼采的智慧与哲学为人所称道，但尼采的强权思想可以说充当了希特勒法西斯的启蒙老师。孔子一生追求“仁义”，但孔教思想后来却演变成了暴政渔民的大伪。韩非子的法家思考独具价值，但他对于君主暴政的宣扬最终毁灭了自己，也间接导致了中华百家争鸣的终结。

默罕默德说:“寻求真理,哪怕他远在中国。”热爱智慧的默罕默德一手创立了伊斯兰教，给世界奉献了独特的阿拉伯文化。可是，今天的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极端分子，却读着《古兰经》，对“异教徒”大肆制造恐怖主义活动，行专制暴政。默罕默德为阿拉伯播下龙种，却生下了跳蚤。

柏拉图、尼采、孔子、韩非子、默罕默德，这些伟大的知识分子，他们拥有超凡的心灵与卓越的智慧，本着对真理的热爱，他们发愤而立言。但值得深思的是：对于真理的追求为什么会如此导致危险？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或许这句话是正确的。我们每一个人总是试图探寻真理，并以此作为指导自己生活的准则，甚至妄想以自己认为的真理一统江湖。但是历史告诉我们，所谓一些“伟大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其实是一种妄想罢了。优秀的哲学家也好，伟大的政治家也罢，总是象盲人一样在摸象、在争吵、在号令天下，上帝则一言不发，暗自冷笑。

更为要命的是思维的狂妄。偏执地追求道德与政治的唯一正解，偏执地认为真理只有一个，狂妄地失去谦卑与自我反省，狂妄地禁止其他“摸象者”的发言，就如幽灵一样笼罩在我们的内心世间。

狂妄的“摸象者”，居庙堂之高，则演化为“国家专制主义”：一声独响，堵禁众言；一教独尊，杀尽百家；一党独断，阉割他党。处江湖之远，则沦为“田野专制主义”：山野村夫，一言不合拳脚相向，是为自己的道理为道理，别人的道理为无理；潜水网民，观点相左秽语横出，是为自己的观点为大是，别人的观点为大非；“身怀利器，杀心自起”，是为自己的生命为生命，别人的生命为草芥。

国家专制主义的阴魂不散，真理永远成为空想，强力屈服下众“摸象者”异口同声，内心则充满愤懑。田野专制主义的阴魂不散，国家专制主义永存沃土，指导思想意识形态走马灯式替换，众“摸象者”不可按耐循环造反。

春秋战国时期，庄子就批评诸子百家“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可是无人理睬。后来法家的商鞅提出“壹教”，用行政手段禁止各派学说，实行“燔诗书而明法令”，法家独断论，终于从田野专制主义思维走向国家专制主义暴行。

从田野专制主义思维走向国家专制主义暴行，一步之遥。其惯用的手段是借助暴虐的强力。当拳脚相向、秽语横出、利器杀人遭到现代文明的谴责，化装成圣主的忠臣以邀宠，借行政权力之刀屠观点相左之“刺耳言论”，成为独断论者丧失自信后所亲睐的武器。

行文既将落笔，闻北京大学旁听生周之金，不满于马克思主义遭到师生冷漠，愤而上书中共总书记，举报北大讲师及同窗。又言为了证明马克思主义是“龙种” ，最高中央必须带领整个国家再来一次真理的大的讨论，以大批判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扬弃。

周之金说，“我仅仅希望的是追求真理”。然而听完此言，阵阵寒意袭上心头。

最近,中国中央电视台第四频道又在重播红色电视连续剧《长征》。
不知道这是第几次播出该剧了。不过，究竟是第几次播出该剧无关紧
要，与我的这篇文章的主题也无关系。此外中国央视为了配合共产党
保先教育而播此剧也与本文主题无大关系。我在这里想要告诉读者们
的是如下的一些思想。

１、上述电视剧《长征》系出自于一种陈旧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是
　　建立在共产主义绝对正确的基础上的。由于这种历史观将共产主
　　义价值观、共产主义运动视为人类最伟大、最光荣、最正确的东
　　西，因而它就在世人面前树立了共产主义的绝对正确伟大的光辉
　　形象，正如我们在电视剧里面所看到的。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
　　产党人是一群为了中国人民正义事业而作着艰苦奋斗的品德祟高
　　的人。他们的事业成为一种绝对神圣正义的事业。由此，他们得
　　到了电视剧的制作者们的大力颂扬：佳美的歌曲唱给他们，最美
　　的颂词给了他们，历史的伟人桂冠给了他们，而那些与他们的观
　　念对立的人们、他们的敌人，则作为他们邪恶的对立面而存在，
　　反衬着他们的伟大。正是出于这样绝对的历史观，电视剧成了我
　　们眼前看到的这个样子。但是，这种历史观是否真正正确呢？是
　　不是只存在这样的唯一的一种历史观呢？显然，当我们放眼世界
　　时，当我们对历史问题抱着严肃认真的求解态度时，我们发现，
　　并不是只有这样一种唯一的历史观，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历史观。

２、一种新的历史观不但存在着，而且应当成为引领人们对历史作出
　　新的认知的工具。这是时代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我们在那陈旧的
　　历史观中被误导得太久与伤害得太深了，我们需要解救。那么，
　　新的历史观是什么呢？新的历史观是与现行的普世共认的人类基
　　本价值相关联的。新的历史观是民主自由的历史观，是人道主义
　　的历史观，是文明进步的历史观，是不会忽略人们的人权的历史
　　观，是寻求历史上的人们应有的主人意识的历史观，是拒绝认可
　　上帝牧羊式的英雄创造历史的历史观。以这样的历史观来看长征
　　这样的历史事件，来看长征之中的中国共产党人与他们的对手，
　　看他们之间的冲突与悲剧性的结局，那么，所得出的结论与《长
　　征》的制作者们在电视剧中所表现出的倾向就完全不同了。我既
　　无心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主要成分是劳苦农民的所谓的人民革命
　　看成是恶棍的造反，看成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对合法政府的颠覆
　　（虽然，共产党的造反确实在历史性的政治导向上犯了一个极为
　　严重的错误，共产党革命没有将中国导向现代化与社会的自由民
　　主，反而造成了恶果延及当今的体制性重大社会疾病。），我也
　　不会将共产主义革命或者说假借的共产主义革命看成是真正拯救
　　中国与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从政治的视角看，中国的共产主义
　　革命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从人道的视角看，中国的共产主义革
　　命亦是一场巨大无比的人道主义的灾难。中国近代史上国、共二
　　党因党争而导致的残酷的内战使得中国与中国人民蒙受了多么巨
　　大的苦难呵！长征实际上是国共、内战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共产
　　党开始走上以武力夺取政权道路进程中的一个路标。有什么值得
　　夸耀的呢？在一国之间，二个持不同政见的政党组织各自动员了
　　自已的社会支持力量进行着残酷的血腥的战争。战争夺走了无数
　　的人的生命。战争最终导致共产主义怪物在中国的长达50余年的
　　暴虐之极的统治。这有什么让人尊敬的呢？由此可见，不同的历
　　史观将使人们对同一历史事件得出完全世界不同的评价。

３、新的历史观无疑具有替代价值。旧的历史观已因它的虚假与偏执
　　而无人真心信服，比如，极端夸大共产党人民革命的正义性，看
　　不到共产党人民革命实际上只是一种与中国社会数千年来的农民
　　起义没有多少区别的社会变革运动，其结果是推翻了几乎在一切
　　方面都指向现代化的中华民国政府。而新的历史观因为符合现代
　　的基本文明准则因而具有真正强大的生命力。可以预见，当人们
　　摈弃了那陈旧的历史观而开始以新的历史观观照历史时，人们必
　　会对历史有新的认知，而这正是我们向前迈步的前提，我们当知
　　道我们应当向什么地方走去才是正确的。

新的历史观，理想与现实，理想必须战胜现实，理想也一定能够战
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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