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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2月24日狱委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迪采访报导)前湖南《浏阳日报》美术编辑喻东岳，因八九年六四期间在天安门涂污毛泽东像而被判刑20年，经两次减刑，在坐牢近17年后，于本星期三获释出狱。但他因受长期折磨，思维和语言能力已遭严重损害，只相当于三、四岁儿童的水平。为此，记者当晚打通了喻东岳的母亲的电话，而他的妹妹喻日霞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记者：我听说喻东岳已经释放了是吗？ 喻日霞：是的。 记者：他今天刚回来是吗？ 喻日霞：嗯。 记者：他现在身体情况怎么样啊？ 喻日霞：他现在身体健康不怎么好。 记者：生活能自理吗？ 喻日霞：不能。 记者：那么还准备去看病吗？ 喻日霞：我们现在还没想，先让他适应一下环境。 记者：他今天几点钟到家的呢？ 喻日霞：晚上八点多。 记者：你们到监狱去接了没有呢？ 喻日霞：是弟弟去接的。 记者：弟弟叫喻西岳是吧？ 喻日霞：嗯。 记者：他到沅江去接吗？ 喻日霞：是的。 记者：当时您在家里是吗？ 喻日霞：嗯。 记者：那么他现在说话什么的正常吗？您觉得思维、说话能力怎么样？ 喻日霞：现在他好像有点像三、四岁的小孩一样，相当于那样的情况。 记者：那看来是蛮严重的了，所以现在他没法接受采访、也没法说话，对吧？ 喻日霞：对。 记者：现在干部是不是也不希望他跟外界联系呢？不要接受采访呢？ 喻日霞：现在他自己没法思维，你采访他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所以我们暂时不希望他接受采访，我们还是希望他能适应环境，慢慢的好起来。谢谢你们的关心。 记者：那么他这次是正式的释放了，也不需要再回去了是吗？ 喻日霞：嗯。 记者：他已经被减刑过两次对吧？ 喻日霞：对。 记者：所以实际上关了将近十七年了？ 喻日霞：对。 记者：中间你们去看过吗？ 喻日霞：我们去看过，我自己身体也不好，家人去看过几次。看的时候都是好好的，我们也只能相信好就好了，也不希望是现在这个样子，但是没办法了，就是这样了。 记者：前几年你们去看他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吗？还是逐渐逐渐严重的？ 喻日霞：以前去看他的时候被关紧闭，我没看到他。后来八年了，我弟媳妇跟我妈妈家里人都去看他，那时候就已经有病了不怎么好了。我们都希望他能够是好好的、清醒的回来，搞不清楚怎么是这个样子。 记者：这次放出来你们还是没想到那么严重哦？ 喻日霞：嗯。 记者：他刚进去的时候才22岁吧？是不是？ 喻日霞：对。 记者：听说这两天跟他一起关的叫做余志坚的到你们家里来过啊？ 喻日霞：是的，他来过这里。 记者：就前几天来过是吧？ 喻日霞：嗯。 记者：后来听说他被带走了是吧？ 喻日霞：对。 记者：现在放出来了没有啊？ 喻日霞：现在还没回来。 记者：我们听说有三个人另外一个叫鲁德成，他现在到泰国去了对吧？ 喻日霞：是吧。 记者：听说下个月他可能要转到另外一个国家去了，就是要政治庇护，有国家会接收，他也知道这个消息了。希望喻东岳尽快恢复健康！ 喻日霞：但愿如此啊！谢谢你们。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郭飞雄获得出行许可 停止绝食抗议 艾晓明

【2006年2月24日狱委讯】郭飞雄来电话说，有关方面表示同意他出行；他因此停止绝食抗议。他暂时不会介入广东方面的一些事情，准备回南方老家修养身体。我在电话中告诉他一定不要再伤害身体了，也请高律师多多保重。因为目前能够站出来为弱势群体说话的人是那么的少，而需求又是那么的多。每天端起饭碗，想到绝食的高律师、失踪的胡佳，我心里都有巨大的犯罪感。据我听到的情况，很多人都说不是不支持高律师，而是无法承受失去自由、不能工作的代价。过去人们说，不要压迫女权主义者，她们自然会累死的。同样，今天也不用打压维权律师，他们会死得更快。为了活着而为人民工作，希望各位维权律师多多保重。

　

   史书记载，1906年，晚清中国的统治者宣布实行“预备立宪”，准备若干年后实施“宪法政治”。此举本意，试图借助实君立宪，绵延大清王朝的寿数，结果事与愿违，反而加速了清帝国的灭亡。以后又历经“民国中国”而步入“人民中国”，迄今恰好百年。然今日中国之国体政体，仍止于“文本宪政”，却尚未抵达“实质宪政”。百年历史轮回，着实令人唏嘘。

    记得以往课堂教育的印象中，对于1840年鸦片战争后，由晚清到北洋、民国执掌中国这一时期的历史演变，基本上都说得一无是处。国内公开出版的历史教材和一些正统的史志，只要提及近代史，负面的评价远远多于值得肯定的地方。至于那个时期曾经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如慈禧太后、李鸿章、袁世凯、孙中山、徐世昌、黎元洪与蒋介石，除了孙中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驱”，其他几位多以“卖国贼”、“反动军阀”、“乱世奸雄”、“人民公敌”加以盖棺论定。仿佛近代中国的遍体鳞伤和屈辱历史，就是这些“反动”、“无能”的人物造成的。实际上这是很大的偏见。这段历史，被百年来的某种错误的政治理念和一党之见的史学观，扭曲深重。历史流变的诸多真相，也掩埋得实在太深。

    直至电视剧《走向共和》展播之后，才让人看到了一部“前所未有”的近代史。我以为，此“近代史”，应该比我们以往所解读的“近代史”更合符本来面目。似乎有着“正名”的意味。

    谁都知道，中国今天的改革开放，是由一党独大的中共主导的。百年后的中国虽已步入政党政治，但没有反对党，不存在任何可与中共对等制衡、彼此监督的政治势力。全党服从中央，这是政党普遍的组织原则，而一个拥有近七千万党员的庞大政党，自然也可号令全民无条件服从其领导和统率。应该说，中共主导改革大业的强势地位是独一无二的，也就是说，中共想怎么办，就可以怎么办，背景十分纯粹。虽然西方人对此颇多异议，但在中国，正因为有了强势的一党执政，才保障了这个国家长达半个多世纪和平生存的境遇，才可以动员全国的一切资源和力量，迅速全面推行诸如“改革开放”的新政，并在短短二十年间，使国家经济由濒临崩溃的豁口，迅速走出困境，引上急气直追、快速发展的正道。
    相比之下，百年前晚清政府所面临的时代背景就大不一样。那时候力图借助“改良”、“洋务”、“开放”的途径来改变国家面貌的政治家、改革家和知识精英，他们所处的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顽固不化的保守势力的制肘，远比今日中国来得复杂、艰难和险恶。因而，他们的识见，他们的精神，他们的勇气，也就比今日的中国改革家更加难能可贵。不说别的，只要看看这阶段的国运遭遇，足可以让人一言难尽。

    同治中兴拔锚起航，社会破坏力极强的太平天国暴民也起事。太平天国灭了，饿狼般垂涎中国的疆域和资源的日本人挑起甲午海战，中国战败，割地赔款。甲午败后，维新党掀起，逼着光绪皇帝变法“西化”，但垂帘听政的“太上皇”慈禧太后却不同意“西化”，近代中国第一波“政治文明”的改革终于在流血政变中夭折。维新变法败后，义和团拳民又开始闹腾，打出“抚清灭洋”的口号，其实是大国寡民的野蛮之举，但正应慈禧太后排斥洋人的心思，仇杀洋人事件因而频频发生，导致八国联军武力讨伐，太后居然自不量力向十一国同时宣战，结果可想而知，换来近代中国最屈辱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国家未复平静，孙中山扯起了“共和革命”的义旗，晚清政府一边打压，一边被重提新政，出“立宪预备”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引入“宪政政治”这个概念。但事情却无法一帆风顺，“君主立宪”与“共和立宪”纷争不息，结果还是枪杆子说话。1911年武昌起义，即辛亥革命，次年赶跑紫禁城里的大清末代皇帝傅仪，宣告晚清统治到此结束。当时有句名言：皇帝跑了，辫子没了，革命胜利了。似乎国民革命的政治势力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但在“有枪便是娘”之占山为王的年代，从晚清帝制衍生出来的北洋军阀，并不就此罢休，他们绝不喜欢书生意气、光说不干的孙中山孙大炮来做新的“君王”。袁世凯凭藉其翻云覆雨的手腕，做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我们过去的教课书说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甚至把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经合法选举产生的“大总统”称之为“窃国大盗”。后来又说是孙中山有政治肚量，把“大总统”之位让给了袁大头。实际上，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袁大头是唯一能够平息乱局的政治人物，孙中山是无奈之中让位的。设想一下，如果孙中山自认为能够左右全国的乱局，如果他具有那种统领全国独一无二之领袖威望和枪杆子的实力，他会舍下这“大总统”的位置让予他者吗？——其中一个真实的背景，就是八国公使放言表示，如果南京的孙中山当政，各国政府将不予承认。他们只承认北京的袁大头。

    那是一个乱世出英豪的年代。革命与战祸，构成了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主题和几乎每一天的日历。三十年代当翅膀渐硬而又处于合法地位的蒋介石，在降服大小军阀并主政民国中国之后，把中共定为“匪党”，逼得弱小的“共匪”一路溃逃，不得不进行“战略大转移”——长征。然而，在“共匪”看似走投无路、淹淹一息之际，日本人又打了进来了。教课书上说，中共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进行长征，目的是为了“北上抗日”。其实这个“北上抗日”绝不是红军长征的初衷。红军的初衷只是为了躲避蒋介石之中央军及其联手的地方军的追杀。日军入侵中国，给了深陷困境的中共一个喘息的机会。面对外族欺侮，东洋鬼子闹到了自己的家里，再不团结的兄弟，也总该胳膊往里挽、拳头往外打嘛。你蒋介石再说“攘外必先安内”，也与丧权失地，有辱民族尊严说不过去吧。中共用了个“离间计”，就让张学良的东北军捅出一个“西安事变”，逼着最高统帅联合抗日。蒋终于无法违逆民族自尊这块照牌，不得不实行国共合作。由此，中共便在“联合抗日”的进程中日益壮大。到1945年抗战结束，中共的武装力量已由战前的几万散兵游勇，强壮成拥有一百二十多万的虎狼之师。中共已不再是一只弱小的兔子，而是成了可与国军在广阔纵横的国土上进行全面对决乃至君临天下的“狮子王”。

    按说，以国民革命和中共革命的目标宗旨，抗战结束后，咱们国家已经面临了民主政治的良好机遇。遗憾的是，蒋介石和毛泽东都不是华盛顿，都不是现代政治家，他俩的骨子里还是脱不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帝王情结，都很清楚“一山难容二虎”的古训。这也难怪，毕竟蒋介石在上海滩“青红帮”的码头里混过，而毛泽东又在江西老林井冈山里做过“山大王”，都有舍我其谁的“蛮霸”之心。于是，中华大地闹出了人类诞生以来国家内战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两王”之争。这一次可是真枪实弹、炮火连天、生灵涂炭、惨绝人寰的“夺王”之战。1949年，一个新的“共和国”诞生了，那就是中共主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背后的走过的一条长路，却是用尸骨堆出来的。华裔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曾这样评价：中共夺得政权，平定天下，坐拥中国，是用6000万个人头换来的。
    百余年的中国近代史，既写尽了丧权辱国的无地自容，也充满了革命与战乱的血雨腥风。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如何建设，人民怎样寻求福祉，那些一心想做“霸王”的乱世英豪，都无暇顾及。“革命”，作为一个使人兴奋激动、斗志昂扬的关键词，激励了那个时段的中国年轻人。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革命”就是一种时尚。即使你想躲避“革命”，“革命”还是要找上门来，逼着你做出非彼即此的选择。遗憾的是，到头来，却像鲁迅先生所言：革命之前是奴隶，革命之后成了奴隶的奴隶。

    纵观过往百年中国历史，无论国民革命还是中共革命，从建政掌权可作类比的相同二十几年的时段来看，两者的政治结果有点大同小异。最穷苦的工农阶层，仍是社会最低层的劳苦大众，这个困局和事实并没有彻底改变。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和政治上专制的管制体系，以及沿习秦朝以降的行政官制，也没有多大的改变。唯一最大的改变，无非百年前的中国是“一家天下”，现在则成了“一党天下”。因此，中国人的言论、出版、新闻等这些属于现代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的人权自由，始终没有真正地得到实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今日中国治政呈现的政治文化的现实场景和具体举要，竟与晚清中国有着惊人相似的况味。

    透过最近几年出版的一些近代史读物和镜像图影，如《帝国的回忆》、《尘埃》、《晚清大变局》、《天朝的崩溃》和《非常道》，包括电视剧《走向共和》等，我觉得中国今日政治家的政治智慧和改革思路，特别是政治上的改革力度，还没有完全超越晚清时期那些富有远见的政治人物。中国走过了一百年的轮回，依然要从百年前曾经提出过的“改良”与“变法”开始。而且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也与那个时候差不了多少：“变事”的多，“变法”的少，比如注重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引进人才，强化物质建设，而事关政治现代化的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步履缓慢，比如“党禁”和“报禁”。这方面还不及北洋时期来得开放，当时全国大小不一的政党团体竟达300多个，不论官方还是私营报刊媒体完全独立自主，政府公允批评、揭黑和监督，以至当国务总理赵秉钧涉嫌犯案时，地方法庭也可向其发出传票，要求其当庭接受质询，这种情形在当下是根本不可能的，也无法想象。北洋时期可谓是中国近代史上思想言论最开放的一个时期，也正因为此，产生了一大批影响深远的思想家、作家和报人，如梁启超、蔡元培、胡适、鲁迅、陈独秀等。

    此外，从国家对外交往这个层面来看，虽然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的境况发生了很大的改观，从1949年到2000年，除了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美军导弹炸毁，中国无奈吞下苦果而无以强力反击，并没再出现过其他何等明目张胆的外侮事件，和显而易见丧权辱国的现象，但西方在中国实施承续百年前的“改革开放”国策之后，还是实现了百年轮回中殊途同归的利益目标，当然，中国也因此获得了相应的建设条件和经济发展的资本。今日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持续不断地进行，一是由于国内政经压力所迫，历经邓公和朱镕基等政治强人一以贯之的涨帆把舵，其二与外部强力的作用也不可分割。只是，百年前的西方列强是用战舰和枪炮冲开中国国门的，现在则用资本输入、技术引进和WTO的游戏规则，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但两者都未从根本上触及乃至改变中国的“国本”——人治大于法治，权力高于法律的积习与困局。

    难怪，曾经担任过毛泽东工业秘书的李锐先生，年逾八十还要大声疾呼：中国“最大的危险是人治！”他说：“在我们革命过程的习惯上，执政几十年，权力在党的手上。”而“宪法是防止权力滥用的。我们党权高高在上，个人说了算，这实际上是权力的异化。我们号称来自群众中间的党，不能变成统治群众的党。”（2003年3月10日《21世纪环球报道》）
    李锐说的是今日中国的实情。可能许多有识之人都意识到了相同的问题。近年来不少学者一直在重复强调一个真理：“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一点在今日中国不时被证实，被应验。中国的腐败由先前的个人行为，演变成现在经常发生的“一把手”、“成系统”以及习惯性、全面性的腐败窝案，足以说明这个政治体制存在着严重的弊端。

    诚然，尽管中国人早就赶跑了清朝的皇帝，孙中山的“共和革命” 与袁世凯的“窃国”，仅成为历史的记忆和后人在学术上的争议而已。然而，封建专制的阴魂决没有彻底消散，类似帝王时代的“宫廷政治”的神秘性和专权行事的独断仍然存在。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朝鲜的世袭领导人金正日认为：领袖的威望源自神秘。不管一个党还是一个领袖，如此依赖高墙深宫的神秘性，而拒绝普选政治的透明化，这就是专制的本质特征。然而，试图仰仗刻意的神秘构建政党和领袖的威望，这种所谓的“威望”往往是虚假的，脆弱的，只有也只能在行之有效的愚民政策匹配的条件下，它才有一定的韧性。这一点，在1989年苏共分崩离析与前二年萨达姆孤命蒙羞的瞬息突变中，已得到足够令人震憾的明证。显然，在日益开放的中国要继续实行一如既往的愚民政策已越来越显得困难，也会让人觉得可笑和可悲。

    综上所述，如果说百年中国的人文开化有何进步，那就是——越来越多的国人渐渐意识到，中国近代的落后和挨打，实际上决不单纯由于经济不力，武力不强，而是因为排斥现代政治文明，抱着因循守旧的体制不放，文化理念缺乏世界认同。现在，虽然国人普遍的文化受教程度和思想素质还比较低俗，人们的政治理念也普遍并不急于向往民主政治，但终于不再像从前那样盲信盲从一个主义和一个领袖。这应该说是一个民族能够持续发展和奔向现代文明的民智起点。

　　1991年12月25日，在西方人欢度圣诞的时刻，与西方“冷战”40余年的苏联度过了孤寂、寒冷的最后一天。当夜，克里姆林宫上的苏联国旗飘然而下，像一片火红的落叶。存在了近70年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彻底解体，从世界版图上消失。苏东剧变的最后一块多米诺骨牌沉重地倒下了。

　　团结工会拉开巨变序幕

　　肇始于1980年的波兰团结工会运动拉开了苏*东*演*变的序幕。

　　70年代，是波兰战后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盖莱克政府踌躇满志地推行闻名于世“高速度、高积累、高消费”的所谓“三高政策”，大量引进外资，大上建设项目，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波兰一派欣欣向荣。然而，欲速不达。在表面繁荣的背后，70年代末，政府各种补贴达到财政预算的40%，外债高达260亿美元。

　　进入80年代，政府不得不采取冻结工资和部分商品提价的措施以避免危机，长期习惯于计划价格的波兰人毫无心理准备。当政府在1980年7月宣布“议价商店”肉类价格提高40-60%的时候，群众的不满引发了全国性的罢*工，团结工会诞生于罢*工的浪潮中。

　　从诞生之日起团结工会就是一个政治组织。1981年9月，团结工会提出了团结工会接管政权，建立自治共和国的明确政治目标。12月，团结工会决定发动全国总罢工并建立武装工人卫队。12月13日，波兰政府宣布进入战时状态和军事管制，军管带来了暂时稳定，但矛盾并没有解决，埋下了更大危机的种子。

　　1988年，波兰政府进行第二阶段的改革，决定大幅度地提高消费品和服务的价格，遭到工人的普遍反对，再次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

　　美英等国政府利用波兰的债务危机一再向波兰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恢复团结工会的合法地位。对团结工会及领导人的各种援助和各种奖励也接踵而来。关键时刻，戈尔巴乔夫宣布放弃“有限主权论”，尊重东欧国家的自决权。1989年1月22日波兰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萨（右）宣布，团结工会接受政府举行双方会谈的邀请。这位前格旦斯克造船厂的电工推倒了东欧巨变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内外交困之下，波兰政府被迫同意无条件与反对派举行圆桌会议。1989年2月6日-4月5日，波兰政府同反对派达成了一揽子方案，政府同意团结工会重新登记后合法化；同意吸收建设性反对派参政；进行非对抗性的议会选举；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实行总统制与两院制，总统由国民大会选举产生。

　　1989年6月，波兰议会和参议院分别举行选举。团结工会大获全胜，在议会460席位中占161席，在参议院100席中占99席。1989年7月19日，议会以超过有效票半数1票的微弱多数选举雅鲁泽尔斯基为波兰总统。8月24日，团结工会顾问、反对派的核心人物马佐维耶茨基出任政府总理。

　　1989年12月19日，波兰人民共和国改名为波兰共和国；红底戴王冠的白鹰恢复为波兰的国徽。波兰正式走上了政治上奉行西方式的议会民主，经济上实行以私有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

　　匈牙利十月惊变

　　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震惊世界，受到各种牵连的家庭达几十万。33年后的10月，匈牙利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告终，全国所有公共建筑物上的象征共产主义的红星被拆除。

　　1956年匈牙利事件一直是埋藏在匈牙利人心底一个症结。在苏联实行“有限主权论”的历史条件下，对此人们只能讳莫如深。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放弃了干预东欧事务的政策，使翻案成为可能。1989年前后，要求重新评价1956年事件的呼声日高。新任政治局委员波日高伊主持的历史委员会认为，1956年事件是一场“民族起义”，将其定性为反革命案件是“站不住脚的”。1989年1月28日，波日高伊未经中央同意，擅自在广播中宣布了历史委员会的上述报告。党内上层发生分裂，反对派则深受鼓舞。6月16日，25万人参加了纳吉重新安葬典礼，葬礼变成了政治剧变的动员大会。

　　西方国家则竭尽全力促其速变。利用债务施加压力、许诺各种优惠条件诱其就范，从美国总统到德国总理的各西方国家政要穿梭奔走于东欧各国。

　　柏林墙的修建与推倒代表着冷战的起始，前东德人一度认为翻过伯林墙就能得到自由。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终于顶不住强大的压力和诱惑。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1989年6月13日坐下来同9个反对派组织和7个社会团体、运动三方代表开始举行圆桌会议和政治协商谈判。经过3个月的谈判，社工党作出同意放弃在宪法中规定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

　　社工党一步步地走向了分裂。1989年10月6-10日，社会主义工人党提前召开党的非常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将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改名为匈牙利社会党的决议，党就此分裂。

　　1990年1月，竞选在匈牙利全国展开。最大的反对党民主论坛获胜，在议会中获得164席，占席位总数42.75%。5月23日，民主论坛与独立小农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新政府上台后匈牙利的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

　　柏林墙倒塌

　　1989年，在左邻右舍剧变的推动下下，东西方冷战的产物和象征柏林墙轰然倒塌，民主德国40余年的社会主义制度划上了句号。

　　1989年10月6日，戈尔巴乔夫在民主德国建国40周年庆典上讲话：“民主德国也像任何别的国家一样，有它自己的发展问题，需要加以思考和解决。”他告诫民德领导人不要误了“革新的最后一节火车”，“迟到者将会受到生活的惩罚”。

　　游行示威的浪潮在民德国内蔓延开来。10月7日，民主德国第一个反对党民主德国社会民主党成立。当晚，柏林数千人与警察发生了冲突。10月9日，在民德第二大城市莱比锡爆发了7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口号从“改革”、“旅游自由”、“新闻自由”发展为要求反对派组织合法化，实行多党制，自由选举等。

　　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德国统一社会党有近80万党员退党。10月19日埃里希.昂纳克提出辞职，埃贡.克伦茨当选为总书记。11月7日，民主德国政府宣布总辞职；8日，中央政治局宣布总辞职。

　　11月9日，民主德国部长会议决定，对私人旅游不附加任何条件；公民可提出迁就国外的申请；移居国外的民主德国公民可经由民主德国同联邦德国和西柏林的所有过境站离境。柏林墙已经实际开放了。

　　12月1日，人民议院九届十三次会议通过修改宪法第一条的提案，从宪法中删去了民主德国受“工人阶级和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内容。12月7日，民主德国16个党派和政治组织举行民主德国历史上第一次圆桌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决定于1990年5月举行人民议院大选。12月12日，象征着“大柏林”的勃兰登堡门打开了。柏林墙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1968年8月20日，75万苏军一夜之间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用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的愤怒。

　　1990年3月18日，德国联盟在民主德国人民议院选举中获胜。新上任的总理德梅齐埃与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在首次会晤中，就确定了两德建立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的日期。9月27日，两德统一条约正式生效。10月3日，两德正式统一。

　　东欧多米诺骨牌

　　继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之后，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也如洪水决堤般，相继发生了剧变。各国发生剧变的起因虽然有所不同，但基本模式都是相似的，即反对派发动进攻–执政党分裂–圆桌会议–共产党下台，只有南斯拉夫是以国家分裂，战争爆发为结局。

　　捷克斯洛伐克剧变的起因是围绕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平反问题。坚持不为“布拉格之春”平反的捷共领导陷入国内外孤立的境地。

　　10月28日，捷克斯洛伐克国庆日。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先后发生的政治剧变让捷克斯洛伐克的反对派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几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提出了反对捷共，要求更换政府的口号。

　　11月，反对派活动更加频繁，布拉格的示威游行发展到有几十万人参加。11月19日，由10余个反对派组织联合而成的“公民论坛”宣布成立，发起人之一是哈维尔。

　　在复杂的形势下，捷共发生了分裂。捷共中央书记处成员莫霍里塔带头上街游行。11月下旬，以雅克什为首的捷共领导班子全体辞职，原中央主席团委员乌尔班内克出任总书记。新班子同意坐下5与以哈维尔为首的“公民论坛”会谈。11月29日，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议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取消了捷共在社会和国家中领导地位的条款，修改了捷共领导民族阵线和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对人民进行教育的条款。

　　1989年12月22日，捷各党派和政治力量举行“圆桌会议”，一致同意分别提名“公民论坛”哈维尔和前捷共领导人杜布切克为总统和联邦议会主席候选人。12月28日，杜布切克当选联邦议会主席。12月29日，联邦议会选举哈维尔为共和国总统。捷共完全丧失了在国家的领导地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议会主席都由非捷共人士担任

　　骨牌倒向保加利亚。它的剧变始于党内的分裂。1989年11月10日，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扩大全会的会议议程突然改为人事变动，日夫科夫的总书记和政治局委员职务被解除。

　　日夫科夫的突然下台，使保加利亚的反对派空前活跃起来。12月7日，10个较大的反对派组织成立民主力量联盟，成为与保共公开对立的政治力量，目标是“推动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促进实行多党制”。反对派几次举行十万人以上的大游行，并威胁组织全国大罢工。

　　在内外压力下，1990年1月30日-2月2日，保加利亚共产党第十四次特别代表大会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全面改组，并将党改组为社会党。

　　1990年4月，议会通过《宪法修改法》，规定保加利亚的国名仍为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所有条款均要非意识形态化，实行政治多元化和经济市场化。

　　1990年6月10日和17日，保加利亚选出了由400名议员组成的大国民议会。社会党在选举中获得了胜利，在东欧剧变的第一轮冲击中保住了执政地位。但是，在1991年10月的第二次大选中还是被赶下了台，沦为在野党，财产也被没收

　　罗马尼亚的剧变是东欧国家中最惨烈的。1989年12月16日，罗马尼亚西部城市蒂米什瓦拉市市民与军警发生冲突，引发了全国性的危机。12月22日，游行的群众占领了电台和电视台，救国阵线宣布成立。接着，军队同保安部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22日，逃往外地的齐奥塞斯库夫妇被逮捕，25日被军事法庭以贪污和屠杀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990年5月的大选中，罗马尼亚救国阵线获胜，伊利埃斯库当选总统。此后，右翼几次发动进攻，均被救国阵线政府挫败。罗马尼亚救国阵线政府在政治上实行了多元化和三权分立的民主体制，经济实行了向私有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过渡。

　　南斯拉夫在1990年分裂为五个独立的国家。从1991年起，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和少数民族发生了武装冲突；1992年，波黑共和国爆发了塞尔维亚族和穆斯林族的战争。从此，前南的土地上战火连天，至今未息。

　　1990年1月，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14次紧急代表大会由于斯洛文尼亚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退出会场而不欢而散。从1990年3月-1991年底，前南斯拉夫的六个共和国先后进行了多党制选举。选举结果，塞尔维亚由塞尔维亚社会党获胜；克罗地亚由新成立的民主共同体获胜；斯洛文尼亚由民主反对派获胜；黑山共和国共盟获胜，后该党改名为社会主义者民主党；马其顿共和国由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争取马其顿民族统一党联合执政；波黑共和国则陷入塞族与克族之间争夺权力的持久战。

　　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原来足以与西方集团相抗衡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只剩下原来的“大家长”还在勉强维持。

　　“老大哥”倒下了

　　1991年8月19号早上，俄罗斯电视台只是在反复播放芭蕾舞剧“天鹅湖”。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却悄然在苏联人中间传播开来：总统戈尔巴乔夫被推翻了！

　　坦克开上莫斯科街头。市民表现得比较平静，照常上班，人们似乎倾向于接受了事实。但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决心让苏联彻底解体，他跳到议会大厦前的坦克上发表演讲，指责紧急状态委员会恢复苏联的政治铁幕统治。虽然戈尔巴乔夫从黑海休养地克里米亚返回莫斯科，称将于近日内重新完全行使他的总统职权。但22日上午，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宣布，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被拘留。

　　苏联全国由此掀起了反共浪潮，联盟迅速走向解体：8月24日，苏联第二大共和国乌克兰宣布独立，给联盟以致命一击。到1991年12月，苏联原有的15个加盟共和国除俄罗斯外均宣布独立。12月21日，俄罗斯联邦等11个独立国家首脑正式宣告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

　　25日，戈尔巴乔夫把核按纽交给了叶利钦，他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同时辞去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的职务。19时38分，在克林姆林宫上空飘扬了近70年的苏联国旗在夜幕中缓缓降下。

当代儿童文学作家宇黎的作品《神圣的火花》将东方的童话之火传到了西方大地。

　　在古希腊文化中，人们相信“光明来自东方”。近日，来自中国的当代儿童文学作家宇黎将东方的童话之火传到了西方大地。当天，美国纽约爱丽丝岛移民博物馆为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童话小说《神圣的火花》一书举行英文版出版发布会。
　　播下爱与和平的种子
　　宇黎原名陈新华，生于山东青岛，长于吉林长春。长篇童话小说《神圣的火花》描写了一位小天使罗琦儿为解救一个被众神惩罚化作怪兽并囚禁在天湖里的外星人，而寻找自由女神的艰苦历程。故事以超越时空的手法，描写了罗琦儿与各种妖魔鬼怪展开斗争的种种场景，经过千难万险，罗琦儿最终用神圣的火花点燃了自由女神手中的火炬，并用金钥匙打开了天湖中怪兽身上的枷锁，使他恢复了人形，重获自由并返回自己的星球。通篇作品贯穿着仁爱宽容、弃恶扬善以及和平与自由的主题。
　　在出版发布会上，宇黎表示：“我希望孩子们读了这本书，像书中的天使一样，对所有的人充满爱心，学会宽恕别人，忘记仇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享受自由与和平，这也是我的创作思想。”
　　中西文化的完美结合
　　据了解，《神圣的火花》是近年来被翻译成英文并在美国主流社会受到推崇的为数不多的中国作品之一。2002年，《神圣的火花》一书由中国外文出版社翻译成英文后，立即引起了美国爱丽丝岛移民博物馆的浓厚兴趣。
　　爱丽丝岛位于纽约哈德逊河的入海口，这里曾是美国移民局所在地，许多美国人的前辈都是从这里首次踏上美国土地的。1886年，法国赠送给美国的自由女神像就屹立在这里。今年是自由女神像建立12 0周年，爱丽丝岛移民博物馆决定借此机会引进这部书在美国出版，并将此书纳入博物馆的馆藏。
　　该博物馆的作家兼历史学家巴里·莫雷诺说，《神圣的火花》继承了世界儿童文学的伟大传统，是继英国《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纳尼亚传奇》和美国作家富兰克·鲍姆的《绿野仙踪》之后的又一部卓越的儿童文学作品。莫雷诺认为，这部小说既充满想像力又遵循传统，它继承了安徒生等欧洲作家的伟大传统，又融合了中国的文化，这是首次中西文化在童话领域的结合，而且是完美的结合。

《曹雪芹风筝艺术》封面

 

　　从德国莱比锡再度传来佳讯，由德国图书艺术基金会等单位主办的2006年度“世界最美的书”评选揭晓，来自中国的图书《曹雪芹风筝艺术》被评为2006年度“世界最美的书”。这是连续第三年中国图书在这项代表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图书设计评奖活动中获奖。 
　　
　　在与来自世界34个国家的636种图书的同场角逐中，由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出版、赵健工作室设计的《曹雪芹风筝艺术》脱颖而出，与另外13种来自其他国家的图书分享了2006年度“世界最美的书”荣誉。

2月22日，中国作协第六届主席团第九次会议在上海召开，本报记者在与几位著名作家攀谈过程中意外发现，他们在写作之余都忙得不可开交，张贤亮忙着做生意，池莉忙着写博客，陆天明忙着写剧本……看起来，作家已不甘心仅仅当个作家，他们的“副业”发展迅猛。 
　　
张贤亮搞影城年入千万 

　　在许多人眼里，张贤亮是个成功的作家，但更是个成功的老板。记者昨天遇到这位年近七旬的老者，只见他西装革履，头发油光可鉴，谈吐言笑之间果真很有几分老板风度。中国著名作家张贤亮，目前仍旧在西部大戈壁上当他的影城的老板，“我的影城是全国优秀旅游景区，去年还被评定为‘4A’级景区呢！”一讲起自己的“文化产业”，张贤亮就神采飞扬。 

　　西部影城现在每年收入一千万元，而张贤亮的大部分时间也都花在了经营之上，难怪一旁的张抗抗要嘲笑他“不务正业”。“我哪有不务正业了！”张贤亮向记者鸣冤，“难道当作家就不能当老板了？依我看，作家当老板恰恰能有效增加‘文化产业’的知识底蕴和艺术素养。两种身份不矛盾嘛！”张贤亮透露，他当老板绝对没有忘记写作，很快，他的又一本作品合集《美丽及其他》就将上市，里面既有小说和散文，也有文学评论，都是近年创作之精华，“我希望读者看了能重新想起我还是一个作家。” 

池莉爱上博客每天都写 

　　池莉自2003年《有了快感你就喊》之后便鲜有长篇亮相，但她显然一直很忙，所以采访池莉始终不容易。记者昨在会议现场正好将行色匆匆的池莉逮了个正着，“我还是在写啊，只不过大多是一些中篇或短篇，没有引起更多关注罢了。写得短一点，也是一种身心调节的方式啊。”池莉目前在写一部中篇，也是关注都市人情感的。 

　　池莉向记者透露，她最近爱上写博客了。池莉在新浪网上的博客于2月14日正式开通，她几乎每天都要上传一些新写的散文，或者揭露现行“伪书”的公告。“博客真不错！以前有人说写博客很浪费时间，但我一点也不觉得啊，而且网友都很了解我，与他们交流我很开心。” 

陆天明做编剧赚点外快 

　　“现在许多人对作家同影视结合很看不上眼，但不和影视结合，每年就凭那几部作品，作家还怎么养活自己啊！”讲到目前的处境，陆天明就是快人快语。在中国作家圈中，陆天明无疑是与影视走得最近的作家，他的几部“反腐”力作基本都是还没写完，就被影视公司“抢订”。可现在看来，陆天明显然还嫌不够。昨天他告诉记者，他已经独立完成了一部20集电视连续剧的剧本，开开心心过了一把“编剧瘾”。 

　　陆天明的电视剧定名《阎宝航》，是反映解放前我党战士风采的，在创作过程中，作家充分发挥过去写“反腐”作品的技巧，将故事说得悬念迭起、扣人心弦。不过，陆天明表示当了一回编剧之后，他还是要回归作家，计划用三五年完成的长篇巨作“中国三部曲”将在今年动笔。 

铁凝改写短篇调节心情 

　　刚完成了长篇《笨花》的铁凝，昨天显得很轻松，因为她已经决定给自己放个长假。一部《笨花》，铁凝准备素材用了3年，创作用去了2年，“我觉得我已经被榨干了！”决定休假的铁凝，计划在今后一段时间里，以写短篇小说来调节自己的身心，“未必只有长篇小说能体现作家的真功夫，事实上，短篇最能锻炼思维和语言。”颇有意思的是，写了那么多长篇的铁凝至今还认为自己是个“业余作家”，“其实我用在写作上的时间并不多。” 

　　记者发现，昨天采访到的几个作家中，除陆天明将于今年动笔“中国三部曲”之外，很多作家们最近都没有写长篇小说的计划。他们由高产作家慢慢转移自己的侧重。究其原因各式各样，如铁凝和池莉，她们是近两年刚刚结束漫长的长篇之旅，觉得自己元气大伤，需要一段时间好好休养，所以多以中短篇调节身心；而如张贤亮这样的“老板作家”，则已经很久很久没有长篇问市了，或许生意上的事情真的占去了他们太多的时间。 

　　此前有传闻说，中国每年长篇产量大约3000部，但昨天据中国作协副主席叶辛估计，其实只有700部左右。这样的产量相对过去有很大增长，但对偌大一个中国而言也并不算多。“中国长篇创作的主力应该是中青年作家，而不是名作家，名家写长篇总是越来越谨慎的。”尽管如此，叶辛还是一针见血地指出：“综合近几年来看，长篇质量并不是很高。”话语间对文坛的忧虑可见一斑。

2月17日，20世纪英国文坛颇具传奇色彩的女作家西比尔·贝德福德在伦敦去世，享年94岁。西比尔原姓舒内贝克，1911年出生于柏林，父亲是德国贵族，母亲是意大利公主。在她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分居了，7岁时，父亲去世，她到罗马和母亲生活在一起。接下来，她到了英国，原计划在那里读书，但最后放弃了。1935年，她嫁给了一位姓贝德福德的英国人，两人的婚姻只维持了很短时间。自身的经历使贝德福德对母女关系的体会格外深刻，对这一关系的探讨构成了她的3部自传体小说——《上帝宠儿》（1963年）、《罗经差》（1968年）、《钢丝锯》（1989年）——的主题。贝德福德并未受过正式教育。但是，她从母亲那里认识了生命的价值：美妙的计划和不可避免的失望，野心勃勃的目标和最终的回报。

贝德福德喜欢交朋友、聊天，热爱文学、精美的菜肴以及旅行。她与托马斯·曼的女儿是好友。大作家赫胥黎也是贝德福德的挚友，1974年，贝德福德出版了赫胥黎的传记。在赫胥黎的鼓励下，贝德福德自16岁起开始了写作生涯。二战期间，贝德福德被迫到美国定居，战后又回到了伦敦。在她的游记作品中，值得一提的是1953年出版的《瞬间印象》，这本书实际上是作者的墨西哥旅行札记。1956年，她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遗产》，该书最初遭到了众多负面批评，但不久，它就一跃成为欧美的最畅销小说,并入围布克奖。1975年，该书讲述的故事被搬上电视屏幕。

贝德福德1964年获得皇家文学学会会士称号，1981年获得了英帝国勋章。

美国笔会福克纳基金会于21日宣布，美国著名畅销小说家E.L.达克多罗凭历史小说《进军》获得了2006年笔会福克纳小说奖。《进军》以美国内战期间北军谢尔曼将军在南征时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历史为背景。

在历史中寻找诗意

75岁的达克多罗曾经凭《强者为王》获得1990年笔会福克纳小说奖，今年再次赢得了1.5万美元的奖金。最近，美国内战题材受到很多美国作家的青睐，达克多罗的《进军》描写了1864年至1865年美国内战时期，谢尔曼将军带领军队横扫南部地区，许多当地人民的生活受到极大影响，场面巨大、情节细腻。达克多罗在书中把谢尔曼描写成一位深谙战术的天才，为他的南征作了完美的描述。这部作品入围了去年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决选名单。

作家约翰·厄普代克在《纽约客》的一个评论中写道：“达克多罗在书中并没有太多地改写历史，而是更多地把自己当作一名想象者，在过去的时间里寻找诗意的瞬间。”

此前，达克多罗作品中的故事大部分都以上世纪30年代的纽约为背景，目前很少作家能像达克多罗一样善于创作故事，并同时成功地唤起读者温暖的个人回忆以及树立伟岸的国家形象。他虽然并不总是忠于历史，但他描写的过去总是与读者的想象吻合。如《神父丹尼尔》（1971）和《爵士年代》（1975），这两部作品为他赢得了盛誉，人们都称赞他是一位能够将各种文学体裁变成潮流的历史作家。

颁奖仪式5月举行

另外还有4名入围决选名单的作家，他们分别是《意外国度》的作者卡伦·菲施、《在斯汤顿我遇见了某个人》的作者威廉·亨利·路易斯、凭《昨夜》入围的詹姆斯·萨勒特和《菊花宫殿》的作者布鲁斯·华格纳。

文豪菲利普·罗斯、道·狄里洛和哈金都曾经获得过笔会福克纳小说奖。去年的获奖者是美国华裔作家哈金，他的获奖作品是反战小说《战争垃圾》。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笔会福克纳基金会以作家威廉·福克纳的名字命名，是与文学与人权团体“笔会”联合颁发的奖项，基金会致力于为杰出的文学作品建立读者群，让作者与读者建立联系。笔会福克纳小说奖的结果由作者组成的评委团决定。

笔会福克纳基金会将于5月在华盛顿举行欢庆晚宴，届时将正式颁发笔会福克纳小说奖，并邀请著名作家表演朗诵。

我们每个人肯定都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你的熟人或一面之交的陌路
人，指责中国社会不公、共产党专制腐败。对于这种指责，肯定会有
人进行反指责：美国社会也有不公正的现象，国民党统治大陆时也是
专制腐败的。

是的，我丝毫不想否认美国社会也有不公正的现象，国民党在中国大
陆的统治也是专制腐败的。但问题是：我们是中国公民还是美国公
民？我们是在共产党的统治下还是在国民党的统治下？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反对党和独立人士对政府及其执政党
的错误和社会不公问题进行揭露和批评。在美国，民主党执政时，共
和党和其他政党、独立人士会全力揭露和批评政府和民主党的错误、
社会不公问题；反之亦然。在1949年以前的中国，执政党国民党受到
广大政治反对派（包括中共在内）的强烈批评。现在的台湾，执政的
国民党受到民进党、新党等反对党和独立人士的强烈批评。在目前的
中国大陆，执政的共产党……？

毋庸讳言，目前对中共的批评，是来自全方位的；其中最具系统性和
理论性的，是我们这些政治反对派（反对党）。我们为什么要批评中
共？为什么要批评中国大陆的社会不公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我们的身分和任务。我们的身分是什么？我们是
在野的政治反对派（反对党）。反对党的任务是什么？反对党的任务
主要是监督批评执政党，对社会不公问题进行揭露和批评。

也许有人说了，即使是反对党，也应客观公正地评价执政党，对执政
党进行适当的赞扬。对这种说法，我不敢完全苟同。因为我认为，由
于社会分工的不同，每一个利益集团（包括执政党、反对党和其他一
切利益集团、独立人士）所扮演的角色和起的作用不同，任何一个单
独的利益集团均不可能对任何一件事物单独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而
必须由各方面的利益集团各自作出评价，然后加以综合考虑才能得出
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执政党有权利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反对党
的主要任务则是监督批评执政党。就如中共的纪检监察机构一样，这
不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脚”，而是分工不同、同样“为社会主义添砖
加瓦”。实际上，反对党在批评执政党的同时，并不排除对执政党某
些领导人及行为的赞扬。君不见西方民主国家某位政治领导人卸任或
去世后，其多年甚至终生的反对派领导人却给予其高度的评价？

从国家的起源来看，国家是民众让渡出一部分自然权利后产生的，设
立政府的唯一目的是为民众谋福利。所以，政府“做好事”是其份内
的义务，民众没有必要进行歌功颂德；而政府“做坏事”则需要民众
的批评谴责甚至撤销对其的支持直至推翻它而另立新的政府。从这个
角度讲，民间社会（目前主要通过反对党）对政府（目前主要指执政
党）只有监督批评的权利而无歌功颂德的义务。

其次，我们必须明确我们是哪个国家（地区）的公民。我们是中国大
陆的公民，而不是美国或台湾的公民。我们是把自己所天然拥有的一
部分权利让渡给了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政府，而不是美国政府或台湾的
国民党政府。所以，我们所监督批评的首先且主要是中国大陆的政府
及中共，而不是美国政府及其执政党或台湾政府及国民党。

再次，政府及其执政党只有在强有力的监督批评下才能少犯错误，社
会也只有在强有力的批评下才能永葆活力长足进步。社会的任何一个
进步，均是在批评下取得的。

最后，中共对自己及其统治下的中国大陆的歌功颂德已到了无耻下流
的地步，中共和中国大陆目前尤其需要的是批评而远非是赞扬。

当然，如果有人嫌中共对自己和中国大陆的歌功颂德、对美国和国民
党的批评还不够的话，那么他尽可以继续为中共和中国大陆歌功颂
德，继续批评美国和国民党。不过我想提醒他一句，他最好是去美国
或台湾当政治反对派，一则与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大陆截然不同的是，
那儿的政治反对派完全合法，任何人均有权毫无顾忌地批评政府及其
执政党的错误和社会不公问题，省得在中国大陆一不留神批评口吻与
“党中央”不能保持完全一致而招横祸，二则在中国大陆批评美国和
国民党似有隔靴搔痒之感，解决不了美国和台湾甚至中共和中国大陆
的实际问题。

（2000-02-19山东莒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