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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磨一剑 谭恩美出新作     《救救溺水鱼》（Saving Fish from Drowning）     作者：谭恩美（Amy Tan）     Putnam Adult     自从1989年以《喜福会》成名以来，谭恩美即成为美国华裔作家中知名度最高的一位。这也是她自《接骨匠的女儿》之后，近五年来出版的首部小说。     《救救溺水鱼》的故事远离了美国，也离开了华裔美国人的日常生活，甚至不再是那些母女相互较量又相依为命的故事。这一回，谭恩美把我们带到了中国和东南亚的缅甸。     11个美国游客在中国惹了麻烦，先是集体拉肚子，而后又闯祸，亵渎了神庙——在云南的“石钟寺”里撒尿，结果遭到当地头人的诅咒。他们决定提前去缅甸，不料又在圣诞节走失于克伦邦的密林，最终落入一个难民部落的圈套。后者正在等待头领的归来，以及一本可以佑护他们的智慧天书。旅行队对自己已遭诱拐浑然不觉，而队伍中的一个小伙子鲁珀特（Rupert），竟被部落中人认定是100年前离去的大神“小白哥”（Younger White Brother）的投胎转世。     故事的叙述者，是两周前遭谋杀而死的比比·陈（Bibi Chen），一个本来也要随这支旅行团出发的旧金山社交名流和艺术专家。她人死心不死，不想放弃这次远足，于是以自己的在天之灵，一路跟随着生前旅伴。死人开口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无所不知。从天上看人间，肯定一切尽收眼底。如此一来，全知型的叙事就变得合理了——尽管死人开口才是最大的不合理，可谁在乎呢？     比起活着的时候，陈女士显然更开心。谭恩美通过她的嘴所讲的这个故事，充满了挖苦、幽默和笑闹，又以讽刺的口气和喜剧笔法，描写着东西两种文化间的误解、军政府对山民部落的压迫，甚至现代媒体和全球化商品大潮的无处不在，集诙谐、神秘和政治历史于一身。     美国战争惊险小说“教头”出新作     《人质》（The Hostage）     作者：W.E.B.格里芬（W.E.B.Griffin）     Putnam Adult     自从“9·11”事件之后，与伊拉克有关的题材就成了美国出版界的热点。这不，W.E.B.格里芬的新作《人质》一出版，就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首位，甚至挤掉了《达·芬奇密码》排行榜“老大”的位置。     《人质》是格里芬的“Presidential Agent”系列的第二部（第一部是出版于2004年的《按总统之令》），也是他的第三十六部小说。主人公三角洲部队少校查利·卡斯蒂略协助国土安全部工作。总统要求他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在那儿，一位美国外交官被谋杀，而他的妻子也被绑架。恐怖分子威胁她说，如果不交待出她兄弟的下落就要杀死她的孩子。她的兄弟似乎知道联合国和伊拉克石油换食品计划当中的丑行，其中涉及到1600万美元的费用。各式人等都觊觎着这笔巨款。卡斯蒂略的任务就是要弄清一切真相……     格里芬被称为“美国战争惊险小说教头”、“美国军方的桂冠诗人”，他写过许多反映美国军队事迹的系列小说，如“战时友谊”，“战争中的男人”，“关乎荣誉”，“荣誉勋章”等系列，他的很多书迷都是把他的小说当成军事史去读的。（文/海冰）

    每一个热爱和关注文学命运的人都会深切地感受到，近年来，文学的概念和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在以往的数千年人类历史中，文学的特点相当固定而清晰，那就是：以书面文字为基本媒介，以人性和审美为精神主导，以教育、知识、趣味娱乐为辅助，承担着人们宣泄情感、传输思想的任务，是人类精神文化中历史悠久而有独特意义的重要部分。

    但是，自20世纪初开始，这一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是审丑对审美的颠覆，自波德莱尔将丑作为欣赏对象拉进文学中，文学中美的内涵就受到极大的挑战和颠覆，丑与美一道分享着文学的荣耀。文学形式上也一样，鄙俗与优美并存于文学形式中，口语取代优雅书面语的中心地位。这使文学的评价标准变得含混，也预示着传统文学观念的深层危机。

    20世纪末，这一危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随着文学传播媒介向网络系统的扩散，“文学”的范围被迅速扩大，虚拟的网络取代传统的纸质成为文学的承载形式，使以往遥远的文学突然变得亲近而轻易。储存量庞大的文学网站需要大量的作品粘贴，尤其是手机小说、短信文学的盛行，使文学标准失去了以往的严格和限制，以至于无论意义、深度，也无论文采辞藻，只要有基本通顺的笔墨，有一定的故事情节或抒情意味(甚至只要有能够哗众取宠的卖点)，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发表，成为文学。

    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的功能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许多人不再视文学为神圣，不再将文学当作认识世界的工具和教育的手段，而只看中它的娱乐和趣味性，将它混同于商品世界里一种普通的消费工具，博取人们一点同情的眼泪或者满足他们一点怀旧的感伤。在这方面，一本言情小说、一篇怀旧散文，与一则晚报猎奇、花边新闻，一场肥皂剧，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一个作家的情感花絮或文坛争斗，也完全可以混迹于各种娱乐节目，与歌星影星争奇斗艳。

    这直接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文学”的概念迅速失去了以往的准确内涵，甚至可以说一下子失去了所有的边界，因为既然什么都可能是文学，什么人都可能创作文学，那么，文学概念也就失去了意义，作家身份也不再像以往一样神圣，而是随之显得暧昧和广阔。什么是文学，什么是好的文学，也随之而失去了判断和评价的标准。其次，很自然地，人们开始质疑文学的意义和价值，质疑文学在整个社会文化中的身份定位，并对文学在未来存在的可能性失去信心，“小说消亡”、“文学消亡”的观点时见报端。

    在将文学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将作家称作“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以往时代，这种情形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但这也许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随着社会经济和传播媒介的高速发展，文学的生存空间和方式发生变化，其概念和内涵的转变是自然的，传统文学理论的许多方面，如“经国之大业”、“认识功能”、“寓教于乐”以及书面表达等观念和评价标准，必须做出适当的调整。事实上，这也并非全是坏事，它既是一场危机，也是一次自我蜕变的契机。比如它从传统的神圣殿堂跌落到大众中，有所失落却也未尝不是新的发展。王国维说过“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确是箴言，也是历史的规律。

    然而，正如沃尔夫冈·伊塞尔所说：“现在的问题是，就历史或社会而言，文学是否反映了历史哲学或社会学理论难以把握的某种特别的东西。……像文学这样的镜子为什么要存在下去，它又是如何使人们认识事物的。”(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7页。)文学标准和范围的改变并不意味着它不再需要规范和限制，而是亟待明确和调整。只有具备了自己不可取代性的独特个性，文学才能在任何时代都体现出自己的存在价值，酝酿出其不朽的生命力。而边界的确定是具有独特性的重要前提，因为毕竟，一个小便器和艺术品《喷泉》之间只有微小的外观差别，但却有着实质性的遥远距离，文学同样如此。

    我个人以为，文学最需要明确的边界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对人类精神的关注。因为与物质文化相比较，文学所关心的只能是人的精神，它所承担的是表现人类精神世界、传达人类思想情感的任务。这应该成为我们判断是否文学以及判断文学优劣的重要标准。其次，美也应该是文学的重要前提(尽管方式比以前要更宽阔，但不应该背离其基本特性)，不管是什么时代，不管其媒介物是什么，都应该尊重文学美的特性。最后，我们还应该提到理想主义。因为单纯的科学主义很可能最后走向末路，只有以人类精神为最终目标的文学(艺术)才能给人类以光明前途。在这方面，我以为诺贝尔当初确立文学奖将一个重要标准确定为“理想主义”是非常有深意的，它表现出一个思想深邃的科学家对人类未来的深远关注和远见卓识。   

    有位老教师非常愤怒地说了一件事。她所带的高三班在“一模”之后，开了家长会，一些家长对班主任和任课教师的复习安排不感兴趣，他们只关心：我的孩子能不能得高分？还有没有潜力？他们纷纷从自己孩子的角度对教学提出各种要求。教师说，我们的复习按教学计划施行，学校也有总体安排。有个做母亲的说：“‘一模’过去了，哪些同学行，哪些学生不行，已经很清楚，我认为教师不应当把精力花在那些考不取重点大学的学生身上，应当重点辅导像我女儿这样的学生。那些垃圾学生就让他们算了。”——听到这句话的教师都受了强烈的刺激，人们很难相信在2005年的一所名校里能听到家长极端放肆的言论，而更令人不敢相信的是，这句话竟然从一个做母亲的口中说出。同时让人不解的是据说此人颇有社会地位，属于引导社会精神文明一类的人物。

    奇怪吗？不奇怪。

    家长敢于这样对教师说话，说明我们的教育环境被污染到何种程度了。

    中国人所津津乐道的舶来品，往往是过时的旧货。就说这“竞争机制”，虽然兴起在西方，但是已经不时髦了，现在更多的谈的是“合作共存”、“双赢”。我们这边引入“竞争机制”时还掺进不少“本土创造”。连教育也引进了竞争，校园里也有教师介绍经验说：“一个班要有几只狼，学习就带上去了。”学校里公然只谈学习竞争，不谈合作学习，友情互助。就连小学生的成绩也排名次。仿佛这么一来，万物附势竞上，中国教育新生了，民族就有希望了。在这种大趋势下，教育被当作服务性行业，竞争成风。有些地方，教育局长号召学校竞争，学校校长则号召教师竞争，教师则号召学生竞争，学生在竞争中不可能得到正常的人文关怀，他所受的教育也成了非人化教育，他从少年时代起，就看不到合作与友谊，看到的只是“你死我活”，看到的只是弱肉强食，名次落后声名扫地，做人得做“人上人”……

    据说南方有所学校门口的雕塑就是“狼与羊”。

    在学校里能看到这样的学生：他目中无人，可是教师对他另眼相看；他有什么不满，不屑对教师讲，他直接与校长通话；如果谁指责他没有教养，教师就会解释说“不过他成绩很好”；他家的车停在校门口，门卫请他往边上停，家长说：“你再敢口罗嗦我就把小孩转到别的学校去！”……

    缺乏对弱者的怜悯，缺乏对人间贫者的同情，缺乏责任感，缺乏正直与善良，缺乏自省忏悔的意识，呼吸着应试教育的空气，又在这种家庭教养的熏染中，孩子能有怎样的人格追求呢？然而，即使是升学型教育，人也不能这么快就变成狼啊？不过，如果生活在狼群中，感受的是“狼文化”，你就不必惊讶他很快会发出第一声嗥叫……

    经过千万年的劳动，野兽进化成了人。而在残忍的教育下，人很快就能回变成野兽。

“它想把某些东西攫取到手，但却企图把自己描述成正在向这些东西进行斗争；它批评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而自己却一心一意地追求这种生活方式；它谴责消费主义是庸俗思想的反映，是西方影响毒害的结果，但享有特权者对西方的消费品和物质享受却视为珍宝。”

  前苏联高级外交官舍甫琴科，1978年在联合国副秘书长任内，突然宣布叛逃到美国定居。这在当时一下子成了各大国际媒体的头条新闻。人们对他叛逃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女人、酗酒、金钱等等。6年以后，舍甫琴科出版了一本回忆录《与莫斯科决裂》，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不愿继续做一个伪君子。

  确实，单从功利的角度来看，是很难给舍甫琴科的“决裂”行动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的。作为苏联“高干系统”的一员，他享有在美国根本不可能享有的广泛的特权：高薪金、高级公寓、莫斯科郊外最好地区的别墅、政府提供的由专门司机驾驶的轿车、火车上的专座和卧室、机场的贵宾待遇、外人不得进入的游览场所和医院、专供他们子女上学的学校以及供应减价出售、数量充足的消费品和食品的商店，等等。

  舍氏描述说，苏联的高干阶层“比历史上存在过的所有贵族都更像贵族。当我成为这个阶层的一部分之后，对给予我的奢侈品和特殊优惠感到又惊又喜。” 这个阶层“居住在远离平民百姓的世外桃源之中，和大多数群众之间，在心理上有一座高如中国万里长城的屏障把他们隔开，几乎成了国中之国”，当时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的女儿伊米莉亚有一次对他说：“我的父亲住在天上，二十五年来，他从来没有到莫斯科街上去过。他看到的只是车窗外的景色。”还有一点也是很引人注意的：舍氏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时，刚刚43岁，是葛罗米柯的红人，非常有希望在任期结束后出任外交部副部长。

   既然生活优裕，前程远大，有什么必要玩这种“危险的俄罗斯轮盘赌”呢？舍氏写到，令人感到啼笑皆非的是，正是他的晋级以及随之而来的特权在驱使他变节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1970年，他在刚满40岁时，被葛罗米柯任命为自己的私人政治顾问，开始介入苏联最高层的政治生活，“看到了苏联领导人的真面目，而不是他们希望别人看到的形象”。他惊讶的发现，“苏联领导人并不相信他们向苏联人民灌输的意识形态，也无意把社会主义的价值和原则落到实处，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特权”；“勃列日涅夫和他的一些同僚虽然深知意识形态的重要，但他们对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却只了解一些皮毛”。他得出结论说，“作为一种政治运动，社会主义在苏联已经处于一种濒临死亡的状态，不过在克里姆林宫涂成金色的陈旧而寂静的走廊里隐藏着一座博物馆——一座思想的博物馆，肉眼可以看得见，但却像琥珀所包裹着的一只苍蝇一样，已成为化石。”

    但苏联的特权阶层正是“一些靠保存这种化石而飞黄腾达的人”，因此，虽然他们背叛了社会主义的理想，却还要强迫别人相信。舍氏这样描述这个阶层：“它想把某些东西攫取到手，但却企图把自己描述成正在向这些东西进行斗争；它批评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而自己却一心一意地追求这种生活方式；它谴责消费主义是庸俗思想的反映，是西方影响毒害的结果，但享有特权者对西方的消费品和物质享受却视为珍宝。”

   舍氏认为，这种言行分裂状况给自己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为了保住地位和特权，“我假装信仰我所不信仰的东西，假装把党和国家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我不但在公开场合，在党的会议上和会见朋友时，笑容可掬，扮演着伪君子的角色，甚至对家里人和我自己也是如此。”“这种生活过了多年之后，我便开始在镜子里看到了杜里安·格雷（英国作家王尔德的长篇小说《杜里安·格雷的画像》的主人公，他因为长期撒谎、作恶多端，其画像变得满脸皱纹，狰狞可怕）的真正的画像。”

   舍甫琴科在书中写道：“在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已丧失信念的情况下，却还要每时、每事、每地弄虚作假——这不是人人都能忍受的。被迫这样做就犹如强迫一个虔诚的教徒去和一群咄咄逼人的无神论者居住在一起，这些人不但强迫他摈弃上帝，而且还逼他一口一句脏话辱骂上帝和圣经。”他的同事中有的因酗酒丧命，有的发疯，更多的日益变的麻木和玩世不恭，甚至习惯了这种两面派的生活，而他自己在经过了长时间痛苦的犹豫后决定：与莫斯科决裂！

   舍氏在写作这本书时，戈尔巴乔夫还没有担任苏共总书记，但地位已经很显赫。他认为，戈氏所以能够青云直上，在很大程度上纯粹是得益于一个偶然因素：1978年以前，戈氏担任高加索斯塔夫罗波尔州党委第一书记，那里有遐迩闻名的矿泉，是疗养胜地。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苏联领导人定期去那里疗养。“戈尔巴乔夫作为当地的第一书记，有机会和他们多次见面，并且能像俄国人说的那样——卖弄自己。” 舍氏认为，这种选拔干部的方式，也是特权阶层维护自身利益一种方式。

   叛逃毕竟是不光彩的。我相信，舍甫琴科用这样的理由解释自己叛逃的原因，无疑有为自己辩解的考虑，但他对前苏联特权阶层精神状态的描述，应该说还是准确的——1991年，在苏联解体前夕，一项对苏联精英分子的意识形态状况进行的调查结果和舍甫琴科的结论不谋而合：在苏联上层社会中，只有不到10%的人信仰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但他还是过低估计了“这种普遍的精神分裂”对苏联的危害。他在这本书的最后断言：苏联并不会很快解体。但仅仅过了7年，这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国家”就从地球上消失了！

（《与莫斯科决裂》[苏]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舍甫琴科著；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1月第1版）

   早晨，王怡夫妇和余杰夫妇发来祝福的短信，才知道今天是感恩节。这个严酷的世界上有一些温暖的朋友，足以让我们心怀感激。

    下午，和高智晟律师、许志永博士去范亚峰家里聊天。范亚峰博士带领高智晟律师作了决志祷告：“我愿意一生一世为荣耀主而活，我愿意为中国的爱与公义而征战”。

    几年来，高智晟为弱势群体伸张正义、为狱中的维权人士呐喊、为受酷刑折磨的法轮功信仰者辩护、为受迫害的基督徒辩护、为政治犯和良心犯辩护，凭着知识、良心和过人的勇气，他成为大陆最著名的维权律师和人权斗士之一。他在蔡卓华案、郑贻春案、许万平案、朱久虎案以及太石村事件中的精彩表现都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从来不对法官、检察官、局长、各种官长点头哈腰，摇尾乞怜。他成为基督徒，恐怕也是中国维权运动中一个不大不小的精神事件。

    几年来，面对法轮功学员遭受极其严酷的迫害，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大陆知识分子保持了可耻的沉默。虽然我在几篇文章里提到了法轮功的遭遇，但还没有一篇文章专门为他们的苦难而作。据我所知，除了高智晟之外，大陆还有几个作家、学者公开为法轮功说话；但高律师无疑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与其说他为我们挽回了面子，不如说他让我们在继续沉默的时候更觉得羞耻。

    良知、真诚和勇气还不是高智晟的全部可贵之处。他热情、幽默和乐观，朋友们和他在一起绝不会感到乏味。我们这个体制培养了太多无趣的人，我甚至觉得做一个无趣的人还不如做一个坏分子。焦国标先生要做“阳光中国的阳光男孩”，好可爱。而高智晟在中国还没有成为阳光中国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阳光男孩了。在陕西一起做调查的时候，他总是能给我们带来欢笑，他模仿刘宝瑞讲“珍珠翡翠白玉汤”，惟妙惟肖。他学《马大帅》中的人物，管我叫“彪、彪、彪哥”，逗得我们乐不可支。那次从靖边看守所出来，我们四个人被十余个武警团团围住的时候，高律师和我们一起面不改色，笑着跟他们讲理。老高跟我们感慨，对付四个西装革履的律师尚且如此恐怖，可以想见当地人民哪里会有什么安全感？

    在今日中国的后极权主义恐怖之下，高智晟，以及他的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们，正在用微笑来面对那些制造恐惧的人。

    高智晟的律师事务所最近遭到北京司法当局的整肃，他的律师执业权利受到威胁；而且从10月20日起，他的人身自由就被无理限制，北京市安全局、北京市公安局的20名左右的便衣、开始寸步不离地跟踪他，每天10多辆车在他家周围进行监视。对这些在寒冷的冬日里监视他的便衣，他在文章中写道：“每当早上起床后透过窗户，看到他们一个个不停地在原地蹦跳以驱离寒冷的场面，我和夫人的心理都感到很难受，今天早晨我和夫人还商量着如何解决这群年轻人白天的热水饮用问题。”他果真给这些人送去开水，而且绝非出于羞辱，的确是出于对这些年轻人的关心。这些便衣的反应是立刻背过脸去。他多次跟我说，这些专制的执行人，同样也是专制的受害者啊。凭着这种对制度的透彻判断和对人性的悲悯情怀，他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在我们聊天的过程中，来自美国、香港、澳大利亚、法国的普通民众打来电话对他表示支持和敬意，来自中国各地的公民纷纷表示声援和问候；几个上了年纪的北京市民说正在他家门口等着，非要见他一面不可。

    便衣一直跟到楼上，他们以这种方式时刻提醒我们，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处在他们的掌控之中。那天从饭馆出来，那些人躲在车里对着我们摄像；那意思是说，谁和高智晟在一起，他们都很清楚。可我们也很清楚你们清楚。一个几乎没有任何制约的安全部门还有什么不清楚，你们清楚到师涛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发了一封什么邮件；你们清楚到明明知道会引起国际国内的抗议仍然要给他判处十年徒刑。我们也是想让你们知道，我就是要和他在一起，为他的自由而战。我还要故意走到你的面前，让你知道我的内心没有一丝恐惧。在山东临沂，我们被跟踪的时候，我就跟他们搭茬，跟他们说笑，还给他们递名片；而他们也不好意思总躲在角落里心虚的张望，也不好意思一会儿装作买水，一会儿装作买报纸。

    从亚峰家出来，高律师开车送我。那辆“津AX6865”和另外两辆无牌照的轿车紧紧跟上。让我意外的是，在行到大钟寺的时候，那辆“津AX6865”猛然撞了我们一下，恶意追尾！这是几天来高律师的车第二次被挤撞了。我们下了车，那个司机站在那里若无其事，目光充满挑衅。典型的极权主义凶徒的形象，是那种文革培养出来的阴谋深不可测的样子。由于高律师要赶时间接孩子，我们什么也没说，衹对他平静地一笑了之。我说，你不要送我了，我先陪你接孩子回家。高律师说，你看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一些人可以公开开着无牌车满街跑，一些人可以公开地制造交通事故。我想起了余杰在《天安门之子》的序中所记述的警察的谈话：看来制造事故让异议人士人间蒸发是当权者多么渴望的事情。

    这次追尾仅仅是他们向高律师挑衅的一个小插曲。一个与人性为敌的制度不断地在生活中制造这些羞辱：公开的谎言、暗箱的选举、私刑的滥用、电话的监听、敏感词的过滤。我曾在一份关于游行的行政复议申请书中写到：“公民不能被政府认为是一些不懂事的孩子，我们是自治的公民，探索自由的中国公民。”难道政府是不懂事的孩子？

    他们想制造仇恨，可我们对他们衹有同情；他们想制造恐惧，可我们并不害怕；他们想羞辱我们，我们回之以微笑；他们想让我们疯狂，可我们坚守理性。高律师开车每到转弯之前都早早地打开转向灯，防止他们反应不及；高律师理解他们在执行命令，也有自己的难处；高律师还说，他不仅要为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基督徒和所有孤苦无助的人祷告，还要为那些施加酷刑的凶手、参与罪恶的法官和监视他的那些安全局便衣来祷告。

    他的女儿显然感受到了某种不安。在一下午的手工课上，她给爸爸了一个苹果形状的护身符。我说你给它起名字了吗？她说还没有。我说，那就叫“平平”吧，苹果的苹和平安的平谐音，希望你爸爸平平安安。老高高兴坏了，马上把“平平”挂在车里。

    一进他家的小区，就有三辆车，有个中年男子一看见我们，马上用对讲机跟什么人说，回来了！再往里门前又有两三辆；楼侧面，有一辆广东车牌的，也是；老高说，在楼背后，晚上还有两辆；加上尾随我们的三辆，监视高智晟的至少有12辆轿车。老高不衹心疼那些受冻的便衣，他还心疼纳税人的钱。后来老高送我到公交车站，两个年轻人鬼鬼祟祟地尾随，用对讲机不停地向上汇报。高智晟感慨又来了：“同样是30多岁的年轻人——”，我马上用赵本山小品里的腔调接一句，“怎么做人的差距就那么大呢
？”相视大笑。

    在回去的路上我就在想，和高智晟在一起的这个感恩节的下午，到底意味着什么？又想起郭飞雄最近传出来的一句话，坐牢的感觉不错。想起被软禁的盲人陈光诚的笑声。想起《肖申克的救赎》里主人公安迪的微笑。想起蔡卓华的母亲那平静而坚毅的深情。想起在坡上村教会第一次听到人们背诵《诗篇》时我的感动：“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

    监禁和死亡尚不能使我们惧怕，警车便衣、秘密调查、恐吓电话、故意撞车、停业通知等制造恐惧的手段岂不是徒劳？

    我们没有仇恨、我们没有敌人；因为爱与自由在我们心中。

    让我们用微笑来面对那些制造恐惧的人。与其说微笑可以驱逐我们的恐惧，毋宁说，微笑可以帮助他们克服恐惧。

当今中国的五种基本主张
（“八九一代”访谈录之一）
——访赵辉

赵辉，男，四川乐山人，１９９０年自厦门大学毕业，大学期间遭遇上个世纪末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并因此在毕业后阅读、思考，以求对当代中国社会乃至近现代中国的诸多问题有所了解。１９９１年至今作为“盲流”游荡在中国的东西南北，从事过多种或长或短的职业，１９９８年开始编辑生涯并以“李朝辉”的笔名在国内外报刊发表文章若干。网络时代以来，对当代中国思潮产生了浓厚兴趣，混迹于国内各大中文论坛。现居北京。

王丹：我觉得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好象外国人好象比中国人更关心中国的政治，西方媒体经常大幅报道胡锦涛怎样，曾庆红如何，海外华人更是议论纷纷。但从媒体来看，很多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却不感兴趣。这更加深了我一向的认识，即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正在开始——注意，仅仅是开始——形成，国家与社会分野的轮廓正在开始清晰。如果此项判断为真，那就意味着，观察中国未来走向，应摆脱国家本位立场，而更多关注社会层面的变化。我这几年在海外，对这方面比较生疏，想听听你的看法。
赵辉：你的观察是准确的，中国政治确实有外热内冷的现象。其主要原因固然如你所说，与国家和社会的逐渐分野相关——其实中国２０年来的改革，也就是有一个极权的国家逐步向一个专制的国家的转变，从而社会逐步从国家那里获得了一点自我，但在专制条件下，这一自我是不完整的。而从近一些的因素来看，权力交接，在海外看来这似乎很重要。但在国内人看来，却未必如此，许多人的看法是，当下之问题不是换一两个人就能解决的，也正因如此，许多人对高层政治并不很关心。
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人关心，有不少人还相当关心，对于当前的变化，国内反应不一，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阵营：
一是拥护当前改革方向的既得利益派，他们支持改革开放，支持法制的进一步落实，拥护“三个代表”为标志的体制范围的政治参与扩大化，但并不追求开放言论开放结社等突破体制范围的政治参与扩大化。这一部分人对十六大最为关心，其支持力量来自社会中上层，包括政府官员，私营企业主，收入较高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以及与开放事业相联系的外向型经济活动参与者。
二是拥护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路线，但认为改革还远远不够的民主派。他们除支持改革的上述方向外，还要求开放言论与结社，要求进一步推动政治改革。他们对于十六大的关心相对较低。这部分人所属社会阶层比较复杂，从信仰自由主义的青年人到位置尚可的社会中上蹭，主要是因理念趋同而结合在一起。八九一代是这派的主力。当然，由于大陆目前的政治环境，这一派的主要话语诉求往往采取比较迂回的方式，所谓的学界自由主义，其实就是民主派的呼声。
三是彻底否定当前改革方向的回头派，这主要是一帮老左，文革“三种人”以及国有企业下岗人员当中的一部分，近来也有一些青年学生参与其中。他们反对市场经济体制和对外开放，很难获得社会中上层的同情，但他们打出的社会公正、消除贫富差距等要求，却很对社会中下层的要求。随着中国社会分化的进一步加剧，这一派的支持者甚至有越来越多的可能。
四是所谓民族主义。其实现在中国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民族主义，而是在民族主义的大旗下混杂着不同的国内政治主张。我把他们大致分为支持改革开放的民族主义、反对改革开放的民族主义和泛民族主义三类。
最后一个是所谓新左派，他们对改革开放的态度暧昧，在表示怀疑的同时却并未有彻底否定的表示，是一个主要以批判为言说方式的团体。不过，严格地说起来，比起上述四个阵营来，该派具有更浓厚的学院圈子色彩，而尚未真正成为一种政治主张。
            
王丹：你这样的划分比较清晰，但我觉得实际上的分野却未必如此清晰，我想在五个阵营中，有不少人是处于犹豫状态，对自己的定位并不明确；还有的人根本就是混杂各种不同主张加以改造后利用。我认为，观察社会上不同阵营的演变趋势，重要的是看主张维护旧体制的力量与主张解构旧体制的力量，彼此之间的实力对比，尽管简单化，但也许是更清晰的分野。
赵辉：你说的对，在我作出上述５类分野时，我是用中共现行——或者至少他宣称的——改革开放路线为参照来作出的，但是，对于改革开放路线的不同态度，对于体制的作用自然是不同的。在上述５种主张中，除了第一种之外，后面几种主张其实都对体制有一定的解构作用。要说否定当前路线的彻底性，其实倒以回头派为最，此外，民族主义对于“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新左派对于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负面影响，都各自有具体的批判对象，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显得声音比较大，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官方所宣称的改革开放路线的感召力和说服力。
相反，民主派的地位相对要尴尬一些，一方面，在当前中国的言论环境下，民主派与当局在政治参与扩大上的分歧由于言论限制而不能广为扩散；另一方面，民主派与当局在市场、开放和法制等问题上确实有着部分的重合。两方面作用的结果是，由于否定性一面被强制消音，民主派反倒显得否定性不强了。也正因为如此，你所谓的维持和解构的力量对比在当今中国呈现很混沌的局面，一方面，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主张维持现体制的人数正在逐年减少，而另一方面，主张解构旧体制的力量在中国似乎还处于潜伏的状态。

王丹：因此，现在中国面临一个民主派重新寻找自己位置的问题。我以为，以往的民主派既缺乏清晰的操作目标，又缺乏明确适宜的前景构思，在说服力上就显得不够。中国的民主派应当关心现实问题，研究回应政策，以理念批判现实，又具备可以与既得利益集团对话的基础。
赵辉：民主派在当前显得否定性不强，更多地是由于其开放言论和结社等声音不能充分表达的缘故，而这也是民主派的根本问题之所在。在目前情况下，民主派必须加大这种声音的表达力度。此外，我认为在当代中国的言论论争中，民主派的策略也存在着错误，他们与新左派和民族主义的争论，往往表现为和这些派别中极端话语的争论，但又采用全称判断，这不利于在当今中国形成最大范围的最低共识，亦即对于开放言论和结社的共识。因此，民主派还应该尽量争取除极左回头派之外的其他派别中同情政治改革的人群的支持。
正如你所说，应当关注现实问题。民主派对扩大政治参与的强调，并不仅仅是从若干舶来的观念引申而出，而是建立在对当下中国问题的体察之上。中国的政治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是一不争的事实，而犹为重要的是，经济改革带来的社会分化和阶层冲突，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制度的出现，这就不能没有政治参与的扩大。

王丹：最后问你一个具体的问题，你刚才讲过，民主派中，八九一代是中坚力量，你能介绍一下对他们的大致认识吗？
赵辉：笼统地谈一代人或者一
批人总是困难的，我也祇能尽力尝试一下。在我看来，这一代人主要受到两件事情的影响，并因此形成其有别于其他人群的看法，第一，他们受89民运的影响，从而对当代中国社会的进程抱有高度的危机感，他们很难相信什么祇要经济持续发展，社会问题就会应刃而解之类的说法，而更倾向于认为，在出现真正的制度变革之前，一切都可能是不稳定的和反复的；因此，一个具有更广泛政治基础和政治参与的制度的出现，是中国社会要优先解决的问题；第二，他们经历了90年代的经济浪潮并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这使得他们对于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有着坚定的信念。即使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也带来许多不好的东西，但他们认为可以通过制度的、文化的以及最根本上要通过市场竞争的方式来克服，而不能因此否定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因此，在我看来，八九一代人的特征是明显的，那就是在认同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之外，还要求更广泛的政治参与，并期望由此建立起一个可以保证中国社会长期发展的良好制度。我想，随着社会分化和冲突的越来越多，越来越难以控制，八九一代所代表的这种观点，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因为，如果我们放弃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中华民族的复兴将成为一句空话，而如果我们不发展出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政治制度，未来既是不确定的，更是危险的。
王丹：谢谢你接受采访。

——在台北“人权对话”论坛上的演讲

    中共从不承认“政治犯”这一概念。在中共所谓的《刑法》中，1997年以前，对政治犯冠以“反革命罪”；1997年之后，冠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这一改名换姓，毫无本质区别，祇是一个障眼法，目的是为了混淆国际视听。

    前后这两个罪名，在中共《刑法》中，都列为第一章。中共《刑法》的排列由重到轻，所以，在中共的概念里，政治犯是最严重的。这和中国古代封建专制统治者的概念完全一致，他们一律把“谋反”或“怀疑谋反”视为头等大罪，或万罪之首。这表明，尽管历史的烽烟已经滚过数千年，但中共当权者的头脑并没有改变。

    中共不承认政治犯，却不断制造政治犯。中国政治犯的范围极其广泛。批评和抗争的人是政治犯，如民运人士；追求自由表达的人是政治犯，如网路评论家（师涛等）；维权律师是政治犯，（如郑恩宠、朱久虎等）；追求民族自治或独立、捍卫少数民族权益的人，是政治犯，如西藏、新疆、内蒙古地活动人士；除此之外，追求不同宗教信仰的，甚至练气功的，也都成了政治犯，比如法轮功学员、家庭教会成员等；甚至其他社会活动人士，如环保人士，也成为政治犯（如最近拘押的谭凯等）；甚至普通的上访民众，也常常沦为政治犯，被发配劳教。

    目前，依然系狱的中国政治犯，最保守估计，还有7千多人，这主要指的是民运人士、自由作家、网路评论家等。实际上，如果加上其他各类因理念、信仰、和言论获罪而被关押的政治犯，人数则远远超过上述7千多人。仅法论功学员，据不完全统计，现今被关押在劳教所和精神病院的，就高达10多万人，有名有姓的，就有6万多人，在狱中遭酷刑虐待致死的就有2767人。还有一些政治犯，是以其他刑事罪名遭到囚禁，最多用的，就是经济罪、嫖妓罪、或流氓罪，如魏泉宝、姚振祥、郭海峰等。

    中国政治犯数目成谜，这里提到的，仅仅是最保守的统计。完整的数据和真相，还有待将来中共监狱资料解密后，才能大白于天下。中共不再强调意识形态，更加走向实用主义，庸俗化的和流氓化的实用主义。迫害异议人士的手段，千奇百怪。中共为了嫁祸与加害异见人士，罪名五花八门。

    随意使用“间谍罪”，是中共加害异见人士的手段之一。比如，任何与台湾有交往的人与事，都可能被加上“间谍”罪名，回中国了解工运的海外学人杨建利，就因为这个罪名，被判刑5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共用“间谍”罪名对付杨建利等人，等于承认，台湾是另一个国家，而且是敌对国家。因这一罪名被捕的人士，还包括宋永毅、李少民等。

    “泄露国家机密”是中共嫁祸异见人士的另一个罪名。比如，受雇于《纽约时报》驻北京的研究员赵岩，因在去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前，披露江泽民可能辞去军委主席职，而遭当局逮捕，罪名就是“泄露国家机密”。据了解，当局起诉赵岩的唯一证据，就是赵岩写过的一张小字条，用于《纽约时报》内部。

    将异见人士或法轮功学员关进精神病院，是中共迫害政治犯的又一手段。刚刚获得释放的异见人士王万星，因公开纪念“六四”，被中共以“精神病”为名，在精神病院——北京“安康公安医院”关押了13年。当局指控他患有“政治偏执狂”，而国际医学界从没有这一病理名称。据独立人士和独立机构测试，王万星完全是一个正常人，不存在任何精神异状。被关押在精神病院的法轮功学员，则数以千计。

    如今，中共更以流氓手段对付异议人士。他们在越南绑架了海外民运创始人王炳章，在缅甸与该国军政府合谋，绑架了“中发联”创始人彭明，带回中国后，都判处无期徒刑。他们甚至装模作样的声称：王炳章是被不明身份的人绑架到中国。

    前不久，广东省太石村发生村民罢选风波，受到各界关注。因风波一时难以平息，中共竟然唆使当地黑社会势力，对前往观察的人大代表、教授、记者等，公然进行黑殴打和黑威胁。其中湖北人大代表吕邦列被打得昏死，后被强制遣返湖北；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险遭车撞；连英国《卫报》记者也受到恐吓。维权学者郭飞熊，则因这一事件被当局逮捕，被捕后，郭飞熊以绝食绝水相抗议。

    安徽异见人士张林，在今年再次被捕前，曾遭到黑社会势力残酷殴打，这批黑势力甚至将他拉到派出所，当作警察的面狂殴，致使他遍体鳞伤，眼球冒血。在场警察竟不闻不问。显示黑白两道已经完全勾结，警匪一家，以对付异见人士。

    邓小平曾经说过：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如今的中共，在对付社会抗争和异见人士方面，已经不再需要意识形态的伪装，撕下一切面具，仅奉行：不管白道黑道，摆平了抗争，就是真道。

    中共否认以言治罪，然而，他们随时都在以言治罪。互联网，本来是当今人类的先进工具，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互联网问世，本来便于人类更自由、方便、快捷地沟通信息、交流资讯。然而，中共却恐慌，视之为祸水，反其道而行，不惜耗费巨资，豢养数十万网警网特，封锁网路，过滤信息，监控通讯。这清楚证明，中共反潮流、反科学、反人类的反动本质。互联网在中国兴起，却让中共制造出更多因言获罪的政治犯。师涛，黄琦，清水君，张林，杜导斌等人，皆因在网路上发表批评中共的言论，而被捕入狱，并被分别判处重刑。

    其中，师涛被判刑10年，竟有雅虎香港公司的出卖的“功劳”。说明，中共以利相诱，逼使国际资本臣服于其专制淫威，为其独裁利益服务。雅虎公司不仅出卖了人权和人道原则，也出卖了起码的商业道德：出卖自己的用户。

    中国政治犯，被中共当局视为头号大敌，罪名列前，刑罚严重，尤其有组织的政治犯，判得最重。对政治犯的超期羁押，非常普遍。看守所本来已经人满为患。超期羁押，使监狱内部环境更形恶化。政治犯被关押期间，待遇最为恶劣：

    1，与刑事犯关在一起，受刑事犯监控；（少数情况，也单独关押，如魏京生、王丹、王炳章等。）政治犯在狱中受到严密监视和限制，包括通讯和接见限制。

    2，待遇不及刑事犯。如，一般不减刑、不假释、很难获准与亲友见面；劳改场和劳教场，犯人成了管教干部们赚钱的工具，政治犯也不例外。长时间、高强度、重体力劳动。甚至被强迫生产供出口的劳改产品。

    政治犯经常遭到狱警或犯人头的侮辱与殴打。坐牢期间，有一次，我因为要求看报纸，就遭到看守警察一顿暴打。在劳教厂，动作稍慢，即遭到中共管教干部指使的犯人头（班组长）殴打。最近，异见人士清水君（黄金秋）在狱中不断遭到殴打，监狱方面又强迫黄金秋每天跑步超过三万米，致使他双脚溃烂。当局甚至威胁要把黄
金秋送进精神病院。内蒙古政治犯哈达，被施酷刑，经常将其四肢固定于铁床。法轮功学员在狱中所遭受的酷刑，更是十分惨烈。

    3，不公开审理，黑箱作业；最近，重庆民运人士许万平又被控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当局拒绝旁听，秘密审判。

    4，对政治犯的活动、逮捕、与审理，当局控制媒体，一概不予报道。（与台湾美丽岛事件后，军法大审判的公开报道，形成对照。）

    5，政治犯出狱后，继续受到监控和迫害。包括：定期谈话，传讯，限制活动范围，软禁，挑拨和隔离朋友关系，跟踪，监视，信件检查，电话窃听，骚扰，陷害，黑社会恐吓，制造车祸…… （画家严正学，作家张林等的遭遇。）以至于，出狱后的异见人士，不仅没有安全感，也毫无个人隐私可言。日常生活中不能有任何瑕疵，否则随时都有麻烦。对政治犯来说，身体走出了监狱，精神还囚禁在监狱中。实际上，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监狱。（联想：台湾称“入出境管理局”，大陆称“出入境管理局”。意涵：台湾入多出少，大陆出多入少。）

    6，政治犯被流放国外，意图将异见人士与中国民众相隔离。中共的“人质外交”。（王军涛，魏京生、王丹，刘念春，徐文立等，均属此例。）1989年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中国政治犯几乎没有得到国际声援。1989年以后，中国政治犯得到了国际声援。因为，“八九民运”和“六四”大屠杀，受到全世界媒体报道，举世震惊。国际声援，使中共略有忌讳。但随后，就发展了人质外交。按中共自己的话说，就是“坏事变好事。”

    7，政治犯家属受到监控和骚扰。

    中共法庭审判程序古怪。分法院、审判委员会、政法委三级。审案者不能判案，判案者不能定案。所谓司法受“党的领导”。中共制订的法律中，有许多冠冕堂皇的条文，但祇是摆设，摆给外国人看的。变戏法的拿块布，遮遮掩掩。对于他们自己制订的法律，他们并不打算执行，而且在实际操作中不断自我违反。形成一种立法者违法，司法者违法，执法者犯法等怪现象。实际上见怪不怪，因为这与共产党的本性相吻合。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贼喊捉贼，监守自盗。这就是共产党的厚黑学。本人劳教场经历之一：犯人偷偷搞来《劳教条例》，竟被没收。我曾问管教干部为何不遵守法律和条文，比如《劳教条例》？干部问 ：在哪儿？拿给我看看！赌定我手中无凭。

    中共监狱当局不执行中共自己制订的法律，原因有二：其一，中共最高当局经常直接干预执法，对下面的不法行为予以默认和纵容。比如，酷刑，中共最高当局从不予以制止，因为，酷刑，有利于他们办案和监管。每当联合国小组前往调查中国监狱酷刑等，中共就躲闪、拖延。等于公开遮掩其劣行。对国际公约，即便签署，也不执行。如《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其二，因为人治，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各执法部门自行其事。

    概言之，中国监狱中最突出的问题：超期羁押，酷刑，超时劳作，腐败。其黑暗，使外界所不能想想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是如果虎穴的人，我亲身感受了那种黑暗。超期羁押：被提堂，成了犯人们的盼望。犯人们常年不见天日，偶尔被公开挂牌游行，也成了“福气”。酷刑：千奇万种，常常有犯人被打残，甚至打死。超时劳作：犯人成了狱方赚钱的工具，犯人成了奴隶（祇有在古代题材电影中才见过的场面）。腐败：无所不在，从看守所，到劳改场、劳教场。从审讯阶段（公安局），起诉阶段（检察院），开庭阶段（法院），到服刑阶段（监狱、劳改场、劳教场）。“严打”期间，更是司法干部大发横财的天赐良机。劳教场，甚至成为毒品交易场所。真正见证了什么叫做“有钱能使鬼推磨”。高墙下的腐败。是中共看守所、监狱、劳改场、劳教场的另一个特色。

    所有问题，归结到一个：执法者违法，执法者犯法。在其背后，是立法者违法，立法者犯法。另外，当局仅为犯人提供残败食物，强制洗脑，大多数时候，当局拒绝向犯人提供书报、电视、体育、娱乐等，犯人也几乎没有休息日。所有这些，不仅践踏了基本人权，也与中共自己订立的法律相违背。

    个人经历。第一次坐牢，判三年，两年半在一个六平方米的牢房度过。没有阳光，没有新鲜空气。头发变干，皮肤变薄，轻微一碰，就会出血。视力严重减退。有一次外出体检，铁镣撑破了双脚，一路血迹，惊煞路人。

    1991年底，中共发表《人权状况白皮书》——包括“司法中的人权保障”。我碰巧得到一份《广州日报》。发现完全是一纸空文，满纸谎言。于是据此与狱方交涉我个人境况。狱方不理。1992年初，当检察院来人时，我径直抗议，要求他们转告广东省委省政府：我出狱后会向国际社会披露真相，揭露他们。所谓“白皮书”，就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最后半年，当局被迫调整了对我的待遇。

    第二次坐牢：劳教。白天，在码头抬石头装船，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生产供出口的人造花。每天劳动14小时以上。为此，我辗转寄出一封信，揭露这一黑幕（1994年），在国际上激起轩然大波。广州市第一劳教场为此亏损甚巨。后来得知，这是中国政治犯直接从监狱中向国际社会提交此类证据的第一例。

    祇要中共独裁统治一天不停止，中国人民就一天都不会停止抗争。为此，中国政治犯就会被成千上万和层出不穷地制造出来，成为中国社会最黑暗的写真。

    （2005年11月10 日，于台北。）

    维权律师群体的崛起，是近些年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现象之一。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律师绝迹。考其原因，一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那时侯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人人都须站稳阶级立场，怎么还允许你为坏人、为阶级敌人作辩护？另一个原因是社会结构方面的。毛时代的中国实行的是单位所有制，每个人都被纳入这一个或那一个特定的单位，单位包办你的一切，个人无从脱离单位，所有的单位都直接归属于政府。那时侯发生了什么矛盾或纠纷，不论是同一单位内部或不同单位的张三与李四，群众与领导，这位领导与那位领导，解决办法统统是找组织，找领导。这一层领导不好解决则上交到上一层领导。那时侯连法院都形同虚设，律师更是无用武之地无立足之地。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原有的单位所有制解体。个人可以脱离单位，单位也不再包办一切。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什么矛盾和纠纷，“找组织”就不大管用了，法院的作用就不可或缺了，于是乎，律师也就派上用场了。

    伴随着律师这一行业的重新兴旺，维权律师也应运而生。最早的维权律师主要是为政治异议人士作辩护（其他类型的民间维权活动大多还是这些年才发展起来的）。维权律师的出现，对共产党而言，称得上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在过去，为“反革命”辩护差不多就等于是“反革命”，可是在如今，既然共产党也承认了“反革命”有权请律师，而律师的工作或角色正是为“反革命”辩护，那么它该怎样对待这些律师呢？显然，从理论上讲，如今的共产党已经不可能再把为“反革命”辩护的维权律师也打成“反革命”了。这就是说，如今的共产党，不管在心底里对维权律师何等敌视，但是在表面上却不得不承认维权律师的合法存在。我们知道，维权律师为政治异议人士辩护的基本立场就是，不问内容，祇问形式；不管别人发表的言论是否“反动”，祇管别人的问题是否祇是言论的问题。因此，维权律师就成了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的阐扬者和捍卫者，而且还是被专制当局承认其合法存在的人权的阐扬者和捍卫者——你道奇也不奇？

    一般人或许以为，为政治异议人士作辩护，无异于直接反对专制当局，因此，风险一定是最大的。其实未必。原因很简单。自六四之后，在迫害政治异议人士的问题上，当局早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反正是你辩你的，我判我的。长期为政治异议人士作辩护的张思之律师和莫少平律师都说：“我打的官司没有一件是赢了的。”这当然很可悲。但更可悲的是，正象青年法学家王怡指出的那样，律师和政府抗辩是“输得起赢不起的”。越是有赢的可能风险越大。就以太石村案件为例，如果双方对簿公堂，维权律师把村官和其他地方官员的贪污腐败的证据一一陈示，法官怎么能睁着眼睛说瞎话，替腐败的官员开脱呢？所以，政府方面祇好防患于未然，先把你律师抓起来再说，要么就给你律师判个伪证罪。很多维权案件，看上去在政治上并不敏感，也并不是毫无胜算的可能（事实上也确有少数案件获得某种成功），但祇要被告的一方具有比较深厚的权势背景，他们就会运用各种极端卑鄙的手段对维权者下毒手，从而使得维权者陷入极高的风险。法轮功问题是现今当局的头号禁忌，为法轮功辩护的风险不问可知。这就是为什么在今日中国，律师竟成为一个危险的职业，而维权律师自身却最缺少人权的保障。

    但与此同时，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今天，那些依然坚持维权的律师们会成为我们时代的英雄。因为他们站在维权活动的第一线。一方面，他们是学有专长的专业人士，可归入知识精英；另一方面，他们和社会大众、和所谓弱势群体密切相联，堪称民众的代言人。他们的知识训练，使他们很容易被国际社会所接受；他们的深入民间，使他们很容易获得普通百姓的广泛认同。例如在台湾，反对派第二代的领军人物许多是律师出身。这应该不是偶然。但那毕竟是后来的事。在现阶段，中国的维权律师的所作所为恰恰是最纯粹的人权工作。所以当局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对之镇压，而祇能采取各种卑鄙的手段进行迫害。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今日，中国的维权律师可以存在但又处于高度危险的原因。

    让我们向维权律师致以崇高的敬意。维权律师维护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人权，我们也必须关注和维护维权律师的人权。

《公益时报》主编陈杰人先生因为在该报2006年2月7日发表批评“中国政府网”英文版有关教育方面存在的大量错误的深度报道文章——《高校教师“炮轰”中国政府网英文版》（记者：程芬）而被撤职。陈主编被撤职的主要理由，在8日该社名为“办报思路和导向出现严重错误”的“批斗会”上，据说“报社领导指出，有关批评政府网英文翻译错误的报道，已经被上级勒令从网上撤下，国务院办公厅还因此致电《公益时报》主管部门——民政部，称该报道‘严重影响了中国政府的形象’。”[1]

新闻从业人士，若因言而获罪，似乎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但是，像《公益时报》这样，因为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政府网”的一篇客观中立、实事求是的深度报道，居然被上纲上线为“严重影响了中国政府的影响”，可谓匪夷所思，莫名其妙。

首先，我善意地怀疑：这里“报社领导”转达的所谓“国务院办公厅”之说，可能是夸大其辞。想想看，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国务院办公厅”，举国之下，四海之内，千头万绪，日理万机，怎么可能闲来无聊到关注小小的《公益时报》的这样一篇专业性很强的报道文字？

其次，基于上述揣度，我不大相信我们中央人民政府的“国务院办公厅”会把手深得这么长。那么，是不是有可能在该“办公厅”工作的个别人（比如主管“中国政府网”的某负责人），打着“国务院办公厅”的大旗，仗势压人？现在的世道做事，说来也真是奇怪得很：不是下公文，甚至连任何书面文字都不留下，只是来一个电话，口头转达，到头来，空口一说，查无实据。从依法行政的角度看，这是存在巨大的证据黑洞的。

再次，还有一种可能，因为“中国政府网”的直接维护者是国务院办公厅下属分支机构，因此也不能排除该网站的工作人员狐假虎威，以该办公厅的名号直接打个电话给《公益时报》的主管部门。

最后，退一步，哪怕确实是国务院办公厅“致电《公益时报》主管部门——民政部”，那么所谓该“报道‘严重影响了中国政府的形象’”的说法就站得住脚吗？回答是否定的。

第一，《公益时报》发表的深度报道——《高校教师“炮轰”中国政府网英文版》，其主要内容是温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黄卫峰博士批评“中国政府网”英文版中《中国教育工作发展状况》中存在的低级错误、汉语思维影响、语法错误、词态错误、定冠词使用不当、标点符号不妥等毛病。黄博士认为：中国政府网存在“许多死译、硬译的情况，中式英语现象严重；英语语法问题不少；句式单调，不符合英语注重变化的特点；没有从篇章的角度进行处理，结果出现大量表达累赘的情况，句与句之间的衔接也不够。”因此，有关译文“不能算合格”。”

事实上，“中国政府网”的英文表达问题，远比一般人想像得还要严重。比如，从“政治正确”的立场看，译文中有多个句子以China作主语，但里面的统计数字实际上只限于中国大陆，这实际上将中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排除在China之外。[2]如果说“严重影响了中国政府的形象”，那么“严重影响了中国政府的形象”的，难道不正是“中国政府网”吗？这能迁罪于无辜的《公益时报》及其主编陈杰人先生吗？举一个浅显的例子：一个病人得了不治之绝症，但一直感觉良好，请问能怪罪确诊了此症的医院、大夫及其院长吗？

第二，黄卫峰教授的批评是以扎扎实实的学术研究做基础的。还在2月2日，黄博士即在学术批评网发表了长篇评论《对外宣传工作任重而道远——评“中国政府网”英文网页中的表达问题》。黄教授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名普通公民，对中国政府增加执政透明度感到由衷高兴。身为高校英语教师，对中国政府网站中的英语网页极为关注，因为这关系到国家对外形象。由于前段时间发现国内许多著名大学的英语网页存在严重的英语表达问题，因此对于政府英语网页是否存在同样问题感到担心。笔者发现，政府英语网页中的翻译问题不容乐观，其中在Education部分中就发现了近百处错误。现将其中部分问题提出来，希望引起关部门重视，并就教于各位专家学者。”无论是从公民还是学者的角度说，这都是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负责任的立场。也正因为这样，“中国政府网”编辑2月10日在写给黄教授的信中表示：“十分感谢您对中国政府网英文版的关心和支持。您所指出的83处问题，我们一一进行了核对，其中35处确属必改的错误，我们即进行了修改。造成这些错误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工作不够细心所致，现向您及所有网民致歉。其余48处，我们又专门请教了有关英文专家，认为您的意见有道理，但现在还不好说是错误，需作进一步研究。”

第三，我注意到，整篇《高校教师“炮轰”中国政府网英文版》的报道，除了黄教授的评论外，还有瑞典政府官员乌冷、法国欧洲科学院院士格里博达、国家行政学院院教授汪玉凯、北京师范大学学生汪佳娜、新华网总裁及中国政府网负责人周锡生等的正面肯定与良好评价。除了标题中用了打双引号的“炮轰”字样稍嫌扎眼外，整篇报道的格调是平和认真、与人为善的。如果说是批评，也是理性的批评、善意的批评、建设性的批评。

第四，更重要的是，即使是批评，但也一定要搞清楚：批评“中国政府网”，并非意味着批评“中国政府”。因为谁都知道：“中国政府网”和“中国政府”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法律主体。批评“中国政府网”英文版存在的大量问题，恰恰是为了维护“中国政府的影响”。把一项恰恰是维护“中国政府影响”的益举，歪曲、定性为“严重影响了中国政府的形象”，这不是强词夺理、颠倒黑白、强加的莫须有之罪名吗？

第五，胡温中国政府一再倡导建设法治政府、和谐社会、三个代表，无论是新闻监督还是学术批评，即使是政府，也不是不可以批评的。因为言论自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明文规定、并为宪法所明确保障的公民的基本人权。包括批评政府在内的新闻监督，恰好是政治昌明、社会和谐的体现和要求。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新闻监督与批评不是“严重影响”而是正面维护了“中国政府的形象”。[3]

注释：
[1]详见陈杰人：《无聊的游戏 卑劣的伎俩——就本人被解除《公益时报》主编职务并遭总编辑刘佑平恶意中伤事件告天下书》，学术批评网2006年2月10日。
[2]黄卫峰在《对外宣传工作任重而道远——评“中国政府网”英文网页中的表达问题》最新修订稿中指出：“译文中还存在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即有好几个句子是以China作主语，但实际上里面的统计数字都是只限于中国大陆，这样会给人抓住把柄，等于把香港、澳门、台湾排除在China之外。建议相关句子全部改为被动语态，不提China，因为读者都知道这些统计数字仅限于中国大陆。”见学术批评网2006年2月2日。
[3]至
于《公益时报》社有关负责人，敢做而不敢当，闻风丧胆（2月7日傍晚6点30分左右，该报总编辑刘佑平急匆匆对陈杰人说：“老陈，不得了了，出大事了，民政部办公厅一位副主任在部里坐镇，要求将批评政府网这篇稿子从报社网站撤下，不撤下，他就不能下班。”杰人回忆说：“看上去万分焦急的刘佑平告诉我，事情之所以这样，是国务院办公厅‘对稿子很生气’，因为‘严重影响了中国政府的形象’，已经打电话责令民政部督促报社撤稿。……为了落实民政部的指示，刘佑平总编辑严令已经下班回家的报社网络编辑从位于市郊清华大学的家中‘尽快赶回报社删稿’，速度‘越快越好’。‘老兄，这是天大的事情啊，开不得玩笑的，部里领导在等着要结果呢！’刘佑平说。）。作为一种“预防性措施”，报社在最快的时间内免去陈杰人的主编职务，以“应对上头可能的追查”。杰人称之为“自宫”，可谓再形象不过的了。

日前，零点调查与指标数据共同发布了《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研究报告》，结果显示：教育花费成为城乡居民致贫的首要原因，报告表明，无论城市、小城镇，还是农村，贫困人群中均有40%～50%的人提到家里穷是因为“有孩子要读书”，特别是农村家庭，教育花费是他们的头号家庭开支。与此同时，“缺乏知识和技能”是城乡居民对挣不到钱的一致归因之一。（《中国青年报》2月8日）

 

与此同时，另两份调查报告也值得重视：

 

其一，中新网2月9日消息，《瞭望》周刊载文指出，社会底层的人群日趋定型，缺乏改变自己命运的渠道和机会，难以实现公正、合理、开放的向“上”流动。文章举例说：21岁的成都姑娘小陈自父亲1995年因病去世后，与母亲靠每月两个人320元的低保金维持生活。2005年8月她在亲戚的资助下从四川大学毕业后，却在求职中四处碰壁，至今没有找到工作。“不是我没有努力，而是穷人的孩子几乎没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年纪轻轻的她已开始愤世嫉俗。

 

其二，《中国青年报》2月9日报道：在春节前一个以城市贫困为主题的研讨会上，数十名经济学家提交的在不同区域做的调查报告，都给出一个相同而清晰的描述：近年来，城市贫困问题并没有因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而有所减轻，相反表现出明显地加重，而且城市贫困出现“代际转移”的危险信号。

 

三个调查，殊途同归地道出了同一个问题实质：中国的弱势群体目前有定型化趋势，富有者和贫困者的代际继承效应明显增强，一些底层人群因此出现了以暴力或非法手段获取更高社会经济地位的苗头。据成都、重庆、西安公安机关介绍，现在城市底层人群的犯罪率呈上升趋势，主要是抢劫、盗窃等侵财类案件比较突出，其犯罪动机大多是“有钱就能生活得更好”，呈现出“犯罪为了钱—有了钱就挥霍—挥霍完了再犯罪”得过且过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恶性循环。

 

古人说有恒产者有恒心，其实还应该加一句：心存希望者有恒心。心存希望者，不仅信心恒心常在，而且进取性建设性创造性也常在；反之，绝望之人带给自己、他人和社会的，更多的是悲观失望，是懒散惰怠，是破坏性大于建设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可悲和可怜处境就是全社会的可悲和可怜处境，他们的困境就是全社会的困境。毫无疑问，在社会底层强烈渴望改变其经济社会地位的冲动的背景下，如果正常的社会流动渠道变窄或被阻塞，将可能形成影响社会稳定的冲击波，甚至成为孕育社会动荡和暴力的土壤。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资源世袭在任何国家、任何地区、任何时代都普遍存在，问题在于其广度和深度。私有资源的世袭天经地义，且受法律保护；但如果公共资源如国家机关公务员、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职位被以各种方式“世袭”或者实行权钱交换，这个社会就很成问题。为什么我国大学生总量不多，像小陈这样没有财富、没有关系的人却仍然找不到工作？值得深思。为什么公民上升渠道普遍被行政权力的裙带关系和各种行政部门山头主义似的“资格准入”制度所把持？人事部2月9日发布实施《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首次就事业单位进人问题做出专门规定，强调公开、平等、竞争、择优招考原则和近亲回避原则，但就已实行《公务员法》的党政国家机关来看，各种暗度陈仓、权力互换的办法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甚至借机构改革之名将大量没有财富和关系的新招大学生下岗待业的也时有所闻。因此，除了在相关领域建立公开公平的人才竞争机制，当务之急，是要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权力垄断社会绝大部分资源的现状，把资源还给市场。

 

另一方面，教育从古到今都是改变穷人命运、促进社会公平和自由流动、保障社会稳定和谐的最重要手段之一，中外皆然。因此，千方百计保证穷人读得起、读得好书是社会的主要目标之一。但今日中国，教育已经成为整个教育集团利用人们试图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冲动趁火打劫的工具，政府对穷人的教育资助没有保证，教育机构反而借垄断权力“一视同仁”地从富人和穷人身上猛掏腰包，无疑大大加速了穷人的赤贫化以及贫困世袭化过程。这点恐为中国五千年之未有。因此，今日中国的教育必须悬崖勒马，对教育领域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这不仅是政府投入体制的改革，更牵涉到整个高考招生制度、贫困生补贴制度、民间和公立学校办学体制等的全面改革。被剥夺的人群忍耐力是有限度的，改革走在了社会忍耐极限的前面，就是社会之幸，全体中国人之幸。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