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21世纪中国“异端审判庭”
岁末年初，中国国家统计局先后两次宣布调整后的Gdp增长数字：从1979年到2004年的25年间，中国平均每年Gdp的增长率为9.6%，比原先的数据高0.2个百分点。 (博讯 boxun.com)
2006年1月25日， 中国政府又宣布2005年Gdp总量超过18万亿人民币，增长率为9.9％。这样，中国经济总量高达2.4万亿美元，已经超过英国和法国，跃居世界第四。
中国官方的Gdp数据一公布，顿时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大中国崛起的幻觉再次成为大陆媒体的聚焦的主题，“中国超过英法成为全球第四经济大国”充斥各大媒体，御用智囊和爱国愤青已经把“大国崛起”作为立论的根据，谈论着中国可以纵横世界的美妙前景。
血汗工厂
然而，中国经济高增长让绝大多数百姓承担了巨大综合代价，即便不提环境污染、资源浪费、腐败横行、金融坏账和道德沦丧等代价，仅就社会公正的严重受损而言，中国Gdp高增长的代价是未来中国难以承受之重，甚至可以说，中共主导下的Gdp高增长沾满了弱势群体的血泪。
首先，中国Gdp高增长是“血汗工厂”的产物，无权无势的廉价劳工备受剥削。现在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工资水平仅是日本的二十四分之一，美国的二十分之一，甚至比Gdp增长率和人均Gdp不如中国的印度还要低10%。中国的劳动力极端廉价还不算，更有长期拖欠工资、严重超时加班、逃避参加社会保险等违法行为。
在经济一体化的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竞争在人力资源上的取胜之道，要么是在创造良性的人才流动市场的同时，也要加大对提升人力资源素质的投入，如对教育、科技、创新的投入；要么则是尽量减少对提升人力资源素质的投入，人为地压低劳动力价格，以人的血汗、甚至生命为代价来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优势。
竞次
在国际通行的竞争理论看来，前一种竞争是“竞优”，谁的劳动力更优秀更值钱；而后一种竞争是“竞次”，谁的劳动力更低劣更廉价。
日本经济腾飞走的是“竞优”之路，而中国经济腾飞走的是“竞次”之路。
而在两种不同的竞争策略的背后，前者蕴涵的价值观是对人的珍惜，而后者表达的是对人的蔑视。也可以称为践踏生命价值底线的竞争。
于是，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带来的是政府税收飙升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低增长的悖论。2000年政府税收1.3万亿元，2005年就飙升为3万亿元，翻了一番还多，可谓神速增长。
而按照国际通行标准，人均可支配收入应占Gdp的25－33%，而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可支配收入却只占Gdp的10％左右。这才是投资比例过高、居民储蓄过高而国内消费不足的原因。
中国的“血汗工厂”，不仅源于人口庞大而带来的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压力，更源于劳工权利保障的极度稀缺，是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不平等综合作用的结果。
如果说，中国“打工妹”的过长工作时间和过低的工资收入，是人为的制度性“血汗工厂”；那么，中国“煤黑子”的过多死亡和过少赔偿，就是制度性的“预约死亡”。
两极分化
中国经济繁荣的好处并未为所有人所分享，其次，中国Gdp高增长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各类关于中国财富分配公平性的调查数据都在证明，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受惠者与绝大多数中国人无关。
而只与极少数权贵有关，中国的贫富差距逐年拉大，且毫无缓解的迹象。
中国的基尼系数随着经济高增长而突飞猛进，已大大超过0.35－0.4的国际警戒线水平，而实际差距可能更大。 现在，中国已被公认为世界各国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特别是城乡收入的差距为世界之冠，已经高达6：1。
据联合国统计，中国目前18%人口每天生活费不足一美元，也就是说，中国目前仍然有2.35亿人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之下，而不是世界银行所说的8800万，更不是按中共政权标准所说的3000万。
所以，Gdp高增长，对于权贵阶层意味着私人钱包滚雪球般膨胀，而对于弱势群体则意味着养家度日的日益艰难。特别是在居民生活的住房、教育和医疗这三个最基本需求领域，不要说最广大的农民群体得不到最低满足，即便是城镇百姓负担之沉重，也已经到了“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地步。
不平等
再次，由于官权和民权的极度不平等，权贵阶层可以肆无忌惮地掠夺社会资源和榨取民间财富，各地方官权在个人政绩和既得利益的驱使下，盲目地进行商业开发和城镇扩展。
为了建电厂、开发区、工业园、娱乐场、商品房而进行强制性的征地和拆迁，由此引发出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且越来越暴烈的官民冲突，其中不乏大规模的官民冲突和流血事件的发生。当年，马克思曾斥责资本主义是肮脏的，每个毛孔都粘着血泪。
而现在中国的独裁资本主义的权贵私有化，其肮脏、贪婪和残忍，远甚于西方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主义。那一组组令世界惊叹的Gdp数字，在一桩桩血案的对比下，显得那么冷酷，冷酷得“毫无人性”。
陈奎德:中国政治转型的诱因
一、蒋经国何以解禁？
二、诱导性制度变迁
外部诱因
内部诱因
从经济导向政治
民间社会与权力当局
信仰之争
三、结论
注释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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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7月14日，台湾的威权主义统治者蒋经国总统突然发布命令，宣告台湾地区，包括台湾本岛和澎湖地区，自7月15日零时起解除戒严，该命令的核心为解除党禁、报禁，即正式承认反对党存在的合法性，正式承诺民间可以独立创办各类媒体，实现真正的新闻自由，从而结束了国民党赴台38年来对台岛一直实行戒严的历史。这是台湾政治史上划时代的一步。从此，台湾的政治流程结束了威权时代，回归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正式跨入宪政轨道。
专制统治者自行放弃绝对垄断的权力，投身于胜负不确定的政党竞争中，置身于独立媒体的自由揭露和批评中，这是在世界政治史上罕见的事件。因此，多年以来，人们一直盛赞蒋经国先生的政治勇气、睿智和高尚德行，盛赞他放弃一党之私开辟民主新路的伟大历史功勋。
诚然，蒋经国先生此举顺应了潮流，自当彪炳史册。然而，若说它纯然是舍弃本党利益和个人权位的道德义举，则是浪漫主义的想当然。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统治者是因良知而甘愿舍弃最高权力的。那么，是什么因素影响甚至诱导了蒋经国下定决心，开放党禁报禁，并决心把反对力量吸纳入政治体系呢？
这与当年国民党政权所面临的内外困境密切相关。正是这些困境的巨大压力，加以制度转型后可能的利益诱因，才是导致经国先生毅然跨出这一关键性一步的最重要动力。
当年，美国尼克松政府为抗击最大的威胁苏联帝国，突然与北京联手，此举引发国际政治连锁反应。鉴于地缘政治中冷酷的现实主义，也鉴于西方民主国家早已不满蒋氏在台的威权统治，于是，台湾的中华民国于1972年失去联合国席位，西方各主要大国在外交上也纷纷离台而去。虽然台湾有耀眼的经济起飞，但国府仍突然成为风雨飘摇中的“亚细亚孤儿”，面临极其严峻险恶的外交内政情势。有鉴于此，国民党为维持台湾在国际社会的生存和尊严，必须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而起死回生之惟一生路是：迅速奠立自己的政治正当性基地：民主化与本土化；以民主的象征符号，作为与大陆共产极权统治相对比、相区隔的标志，从而在根本上确立其统治合法性。以此赢得国际社会的同情，获得国内民众的支持。因此，走向民主化与本土化，成了台湾赢得国际善意渡过生存危机的最大政治诱因。
而在台湾内部，虽然《自由中国》组党失败雷震被捕，《文星》后来也在政治压力下夭折。然而失去联合国席位后的台湾，于1972年实施本土化改革，出现所谓“向内的合法化”运动，即中央威权统治的本土化运动。1978年增额中央民代改选(1950至1969年这20年间，台湾选举只到省议员和县市长层次，中央选举是冻结的)，此契机使（非国民党、实为民进党前身的）“党外”人士开始组织化。他们以巡回助选团的方式到台湾各地大串联，并发表12条共同政见：要求开放党禁、报禁、解严、国会全面改选、省市长民选、司法独立、军队中立等。1979年5月，《美丽岛》杂志社宣布成立，该杂志的组织方式，其实就是为了组建一个没有名称的政党。面对反对党禁区被突破的危险，国民党当局当年实施镇压，《美丽岛》杂志社的重要成员全部入狱并被审。虽然反对党的这一波涌动又被镇压下去了，然而该事件却使黄信介、施明德和辩护律师陈水扁、谢长廷等新星开始崭露头角，日获人心。台湾当局所承受的岛内要求解禁的压力，日益增加，成立合法反对党的诉求，已经呼之欲出，逼近总统府门槛了。
1984年11月，《蒋经国传》作者江南，在美国被台湾情治部门暗杀。一时国际舆论鼎沸，台湾的国际形象跌落到最低点。江南事件被人称为几乎压倒专制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之后，国民党当局名声愈来愈差，所受的压力愈来愈大，已经接近了临界点。
1986年9月28日，“党外”各团体在台北正式宣布成立“民进党”。此时台湾并未解除戒严法，按照过去惯例，此举应是非法。但是，蒋经国并未干预，默许了此事。这是一个微秒而重要的政治讯号，预示了台湾未来的走向。
随后，1987年，瓜熟蒂落，蒋经国毅然决然，解除党禁、报禁。
人或要问，什么是台湾当局开启封锁多年的政治阀门的钥匙？在笔者看来，最根本的是当政者的利益考量。首先，统治集团特别是威权领袖通过评估，已获得大体共识：形势发展到当时，镇压的代价已经比宽容的代价大了。在他们的评估中，倘若一仍其旧，实施镇压，当然好处是可以暂时免除了对自己垄断权力的威胁；但是，回顾历史经验，他们意识到，即使强化镇压，也不能彻底消灭反对运动，并且徒然增加社会与政权的两极对立，丧失统治合法性，受到国际社会愈益严重的孤立。
除了国内外“合法性”“认受性”危机以外，另外一项正面的诱导性因素，就是国民党评估了从过去仅有县市长选举而走向开放全面选举的利弊。他们体认到，开放选举，具有整合中央与地方菁英的功能。由于国民党与台湾并无渊源关系，能获得社会支持的方式就是建立一个选举系统，以创造其统治是得到地方菁英支持的正当性。而对地方菁英而言，由于国民党掌控了大部分社会与经济资源，除加入国民党并与之合作外，无法得到自己的政治与经济利益。简言之，选举能使当局收编地方菁英，地方菁英也因进入体系而得益，所以，国民党在一时还能保持资源优势，不会影响自身执政地位。对选举的这一整合功能的正面评估，构成当时开放更高层次选举的诱导力量。
基本的诱因在于，当政者评估：镇压的代价已经比宽容的代价大了。这就是转型的临界点。
回观中国大陆，我们体认到，重要的不是反复要求主政者道德发现、良知觉醒，而是创造和积累客观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甚至军事的——条件，使权力当局认识到镇压的代价已经大于宽容的代价。如果积累并达成了该种历史条件，则政治转型的临界点将顿时呈现于政治流程中。这种积累各类诱导性因素，促成转型的过程，也就是笔者所谓的“诱导式”的制度变迁。
人们无法诉诸独裁者的良知觉醒，但可以诉诸他们的利益盘算，诉诸客观的利益诱因。
这些利益诱因当然包括政治家的权力、（历史）地位、名声、威望、本党执政权力等等；增进公共（国家）利益也是一个可能因素，但不是政治家考虑的首要因素或权重因素，其实公共选择理论及其他很多学说都明确地指出了这点。正如布坎南（Buchanan, J.M.）所说：“必须把政治家和政府官员看作是用他们的权力最大限度地追求他们自己利益的人。”（注1）
事实上，除暴力革命外，各国在制度演化史上，都有其不同的利益诱导方式。传统上，英美普通法系统国家，除了国会立法之外，其日常制度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诱导性制度变迁的过程导致的。在那里，当各利益主体在各方都有利可图时（所谓双赢或多赢格局），通过司法案例的确立就可以形成新的制度安排。美国的案例法特别容易导致大量的诱导性制度变迁出现，所以制度时时创新已经成为美国常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了。
中国的诱导性制度变迁当然与美国非常不同，原因在于中国需要改变的是基本架构，而不是如美国变的是具体法规制度。就这点而言，中国目前面临的任务与1986-87年蒋经国先生有类似之处。然而，即使如此，在当今中国利益集团分化日益明显不可逆转的情况下，在国际社会日益渗入中国的情况下，特别是中国进入WTO这个巨型的“制度磨合器”的态势下，在“市场经济地位”的国际标准驱迫下，事实上，在经济领域中，中共过去一系列不合国际规范的所谓“中国国情式”的制度正在进入历史性的“转型磨合期”。这一制度变迁，正在日积月累，用共产党的哲学语言，“从量变到质变”，从而促成更深入的制度转型。
经济领域的制度变迁20多年来在中国是明显的，特别是加入WTO之后，正在加速运行。
制度变迁，就外部诱因而言，WTO 的规章、西方主要工业国家尚未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等巨大的外部压力，都是国际社会诱导催化中国经济领域的制度性变迁的强大力量。
如，中国加入WTO之后，出现了崭新的情势。一些过去不准中国人染指而实行国家垄断的行业禁区，象银行、保险、网络公司、大学等行业，按照入世协议，其中部分已经或即将对外国人开放，对外国资本开放。这样，就势必造成某种“反向国民待遇（reversed national treatment）”，即： 外国人到中国来可以享有中国的“国民待遇”，但中国国民自己在国内反而不能享有“国民待遇”。在2002年，有一个典型案例，上海有位民营企业要办银行，提出申请，银行管理部门拒不批准。于是被这个民营企业告上了法庭：问为什么你让外国人来办银行，却不让我们办银行？并且提出：国家有政策，凡是对外国人开放的领域都要对民营企业开放，你为什么还不开放？他实际上是在诉诸法律，起诉中国官方“歧视本国公民”。这一官司虽然无疾而终，但对这种“反向歧视”的批评与抗议一直不绝于耳。最近，人们注意到某种“滞后效应”的出现：当局近来已经对民间集资、私人集资（实质是走向中国的民营银行）持某种开放态度，即是说，近年来北京当局对过去设立的针对中国人的“行业禁区”，正在静悄悄的松开了一些缝隙，有了一定的制度性松绑。这实质上正是中国加入WTO之后的诱导性制度变迁。
过去学界有关共产世界变迁的国际影响因素（主要是挑战、依赖和示范三类影响）的论述，常用前苏联、东欧与中国作对比，前苏联时受到美国（特别是星球大战计划的）的强有力挑战，而东欧则是因政治军事上依赖苏联，苏联（戈巴乔夫新政后，表明不干预东欧国家自主意志）一撒手，东欧迅变。而东欧在经济上已依赖西方极深，故合乎逻辑转向西方）。而中共，从建政渊源上就比东欧独立，以后依赖国际社会的程度也相当弱，民族主义却很强，故难于被挑战、依赖和示范三类因素所影响。(注2)
然而自中国滑入市场经济轨道，特别是加入WTO后，它与国际社会的关联度依赖度之深与过去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因此过去学界有关中共独立于国际影响之外的论述已大部失效，人们今天看到的是一幅中国与世界紧密互动的崭新的图景。北京的某些行为方式，若离开国际因素已经很难获得正确解读了。
今天，人们很容易观察到，通过WTO以及其他国际机构和重要国家的压力、影响和诱导，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无日无之，随时都可见到新的法规出台，中国经济正在纳入世界体系中；同时，“中国特色”又企图影响世界体系（注3），呈现出一种精彩而强劲的双向互动。此类论述繁多，兹不赘述。
制度变迁，就内部诱因而言，利益集团的博弈是诱导性制度变迁的主要内部动力。人们已经注意到，目前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利益集团的出现及相互博弈。利益集团的形成是趋向市场经济时利益分化的必然结果——在利益分化的基础上，不同的利益主体在逐渐发育起来，而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利益主体逐步整合成为利益集团。在经济领域，大的利益集团诸如：非国有企业家群体（外资、合资、民营）、国营企业、中央官僚集团、地方官僚集团（与相关企业家的共生关系）等等。
从大的格局看，目前中国上层利益集团的分殊莫过于地方官僚集团与中央官僚集团的对峙、博弈、妥协和平衡了。
已经有很多事件，显示出广东、上海等等各地方利益集团与中央正在进行的博弈游戏。最近发生的一桩典型是广东横琴的案例，该案相当公开地显示了广东与现中央明显的对抗性博弈。2005年8月，粤港澳三地近百名企业家代表赴横琴岛考察；9中旬，中国总理温家宝视察了横琴，他强调横琴是“宝地”，并要求地方诸侯要“谋后而动”、“不可乱动”，不要著急开发招商的具体工作；但据报珠海却在同年10月份在三藩市跟美国一家赌业集团签约，欲在横琴分六期发展一个“拉斯维加斯模式”的渡假村。并且，似乎地方有意联合各诸侯的力量形成一股对中央的压力。（注4）
另一案例是不久前的内外资企业“两税合一”问题。围绕这一问题进行的利益博弈也激烈展开。从阵营来看，大体是中央管财的部门、内资企业和部分专家学者为一方，而另一方则是中央管商的部门、外资企业以及一些地方政府。2005年1月12日，财政部长金人庆公开表示:“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已经迫在眉睫，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不能再拖了。”但也几乎就在同时，2005年1月5日，一份名为《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对新企业所得税法的若干看法》的报告出台。报告提出，希望新的企业所得税法能够就现有的优惠政策给予外商投资企业5～10年的过渡期，并且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在新企业所得税法中给出一个“合理的、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所得税率。这份报告后来被称之为外资企业的“联合上书”。更有人说，这是外资企业联手要挟北京。2005年3月的北京“两会”期间，“两税合一”的议案没能付诸表决。这意味着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的努力再次遭到挫败。《华尔街日报》对此报道说:“这使外资企业暂时赢得了一场胜利。”这表明该博弈的结果是，中资企业比外资企业略逊一筹。（注5）
这就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如何保障利益博弈相对公正地进行？如何解决利益博弈过程中的冲突？如何在利益博弈中浮现出新的制度安排？
中国经济领域的制度变迁由于缺乏基本的政治架构的相应变化——缺乏司法独立，没有自由舆论，没有反对党监督，没有自由选举，中央与地方的权益缺乏宪政架构上的明确划分——因而经济制度的转型时有畸形，利弊参半。
如，房地产商是中国的一个发育程度最高的利益主体。过去十几年间，房地产业积聚了大规模的经济和社会资源，由此形成的房地产集团以自觉的意识甚至集体的力量影响公共政策和社会风向的努力也是最早的。在上述中国的制度背景下，房地产利益集团最有效的办法是与地方行政权力结盟。近些年来在政绩、财政压力以及其他种种因素促发下导致的地方政府对于“经营城市”“出售土地”的兴趣，则为房地产与地方政府的结盟提供了可能。地方政府官员在土地征用、地皮出让、工程项目中的腐败行为，更成为这种联盟关系的粘合剂。中共中央对房地产的调控与地方政府反调控的博弈，是2005 年涉及利益面最广、博弈技巧最纯熟、悬念最多、结局也最扑朔迷离的一场博弈。政府对房地产的关注可以说是前所未有，而更令人印象深刻的，则是由房地产开发商和部分地方政府进行的反调控。一年时间过去，究竟鹿死谁手？目前的胶着状态显然还不能提供确切的答案（注5）。而最近几年，煤炭、电信、石油、电力和汽车等垄断或强势的产业集团，都在开始利益集团化，并开始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明显的影响。在当前政治架构内，人们注意到，这些方面利益集团的联盟和博弈结果对多数中国人而言是负面的。
鉴于过去的一些具体法规不合理，又鉴于中国不像西方社会，社会尚无法以组织压力集团的方式来影响政策导致制度改正。因此，在这种历史阶段，中国的有些要求制度变迁的压力是由突发事件引起的，如，孙志刚事件（成功）、萨斯事件（产生部分效果）、太石村事件（尚未成功）都是显例。无庸讳言，因孙志刚事件导致的收容法的取消；私人集资（因孙大午案等）的逐步松绑；如，在各有关利益集团的压力和游说的诱导下，取消农业税；另外，正在逐步进行过程中的取消户籍制度，….等等都可以视为正面的制度变迁。
实际上，观察家都注意到了，在中国的地方与中央的博弈中，以及突发事件引起的制度变迁中，掺进了新旧中央的派别政治，出现了两种对峙，两套博弈：1）中央vs. 地方， 2）新中央（团派） vs. 老中央（上海帮）。这两套博弈互相纠缠互相牵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就使得游戏更为复杂，并且难于水落石出，并使任何一派都难于获得压倒性胜利。这是否意味着中共体系内的派别制衡开始出现，尚有待观察，但其重要性是无疑的。在强人已经消逝的中共体系内，党内派别的公开化是不可避免的。这些派别力量目前的隐性制衡如何逐步稳定，在客观国内外力量的诱导驱迫下，如何走向公开化的制度性的制衡结构，这是观察中国政治变迁走向的一个重要基点。
中央与地方的平衡和博弈，将在很大程度上勾画出中共体系的政治地图，类似民国初年的“政令难出北京”的局面将不可抗拒地、缓缓地出现。现在已经浮现出了某些端倪。
此外，为了在竞争中胜出，必然地，博弈各方都会选择自己与其他利益集团的结盟关系。一旦博弈过程趋向剧烈，博弈双方（多方），会不得不打出吸引人的政治诉求，诉诸社会中下层，发动社会力量起来参与博弈，打击、削弱对方。鉴于现代中共领导者早已丧失其意识形态信念，没有内在信仰，因此只要能在博弈中获胜，他们可以不择任何手段，甚至不惜超越其党内斗争的游戏规则，他们提出的政治诉求是实用性的工具性的，只是为吸引支持者（注6）。
但是，他一旦亮出了诉诸某些民间利益群体的政治旗帜，就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地，他也被这一旗帜（符号）收编了。因此这种结盟将影响该政治利益集团在政治光谱中的位置，上述诱导性的制度变迁就已经不可抗拒的进入了政治领域。从而在历史过程中逐步诱导出类似（左右翼）政党竞争的格局。
从经济导向政治，上述历程是预示了历史与现实中演变的基本路径。不难观察到，中国当代制度变迁的瓶颈在政治领域。不突破这一瓶颈，其他领域的改革往往遭致严重扭曲。有鉴于此，本文集中关注的也是政治与社会领域的诱导性制度变迁。
从更大的利益区隔来看，民间社会与政府当局之间的对峙与博弈，在当前的中国大陆与两蒋时代的台湾之间，仍是可资比较的。然而，对中国最为基本的架构的政治转型，各界的期待都相当悲观。不少论者认为，目前中共的政治、外交处境比当年的国民党好得多，并不存在蒋经国解禁前夕那种危如累卵的内外压力与诱因，因此，中南海没有内在动因来推动政治制度转型。
此话不是没有道理的，特别是短期看来是如此。
不过，从较长时段的潜在形势说，北京的真实内外处境并不比当年国民党强。人们只需看简单的三个实质性的参数：1、一个共产党国家，在柏林墙倒塌共产世界崩溃之后。2、一个集权专制政府，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已经民主化之后。3、一个因其执政导致七千万国民死亡，至今仍然隐瞒真相，严控国内外信息流通的政权。
有人自然会论及近二十年中国惊人的经济起飞对其统治合法性的补偿，但不要忘记，当年台湾同样经济起飞，且是亚洲“四小龙”的佼佼者，人均收入远比今天大陆高，而贫富差距远比今天大陆小。因此，从较长时段和实质性的政治合法性而言，北京与世界现行的主流秩序的不协调性与八十年代中叶的国民党政权的不协调性是有其相似之处的。而当年台湾的威权统治者与当今北京的统治者，也都同样意识到了其制度的不协调性及其必然改变（否则不会大量送子女家属放洋欧美并置产），而作为成功改制的政治家在历史上的地位，这一“立功、立言、立德”的诱因他们也不会不意识到的。
因此，从台湾民间力量演进的历史经验看中国大陆民间力量与北京的博弈，比较其中的不同点与相似处，应当是饶有意味的。
很明显，二者类似之点首先在于，当局与民间的紧张关系以及民主化的动力，重要的因素之一是源于历史上未曾解决的旧案“情结”：台湾是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大陆则是1989年的“六四”事件。冤案不结，民怨未了。
此外，目前大陆实际上的威权主义统治方式与两蒋时代也颇多类似：如：经济上日益走向市场化、国际化，有大量留学生去西方学习，亦有部分已经归国寻求发展；但当局仍在政治上严控新闻媒体，周期性时松时紧地镇压异议人士，禁止海外异议人士归国。
台湾当年美丽岛事件对反对派的军法与司法审判，使一批辩护律师破土而出。大陆近年为弱势群体、家庭教会和法轮功修炼者们辩护的维权律师们，尽管危险极大，报酬极少，应者寥寥，也堂堂皇皇地站出来了。这些律师在历史性变迁中，发挥了并将要发挥相似的民间的凝聚性和代言人功能（注7）。
当年台湾威权当局在在受到国际社会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谴责与压力，而中国的社会转型由于关系全球格局甚深，现在受到世界的关注更强，国际主流社会及其政治潮流的压力也更大。
然而，二者之间转型动力的不同之处也是不可忽略的。
首先，台湾有特殊的所谓省籍问题，即国民党政权在某种意义上具有非本土性，这给反对派增加了相当大的民意资源和正当性；而大陆并不存在这一问题。
其次，当年台湾当局对美国在实质上依赖太大，因而美国的战略动向对它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它在1972年与1986年的两次转型都有极强的被迫寻求生路的成分，而中国大陆由于人口众多，幅员广大，内部的回旋余地较大，因而受外部世界之影响并不及台湾大。
第三，民间与政府之间的对峙与博弈，当年台湾由于地域狭小，并没有掺杂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冲突，相对单纯，阵线分明；而当代大陆，由于地域广大，利益划分层次复杂，民间与政府之间的博弈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相互交织，形成错综复杂的对抗与结盟关系。
第四，鉴于台湾与大陆两者的经济起飞的内在逻辑和条件（初始产权状况、权力介入程度等）很不相同，致使台湾贫富差别较小，而大陆经济成长导致了极大的社会不公，极高的贫富不均（基尼系数已达临界值），弱势阶层的数量之众和被剥夺感之深空前强烈，成为非和谐社会的紧张之源。所谓和谐社会，其基本问题是：是公平游戏规则之下（法治）的竞争所达成的动态和谐还是在封闭压力下（人治）严密等级制的静态和谐？
第五，大陆政权仍存在共产后遗症，这使它对资源的掌控比当年国民党的掌控远为强大。因此，它可以调动权力和资源，分一杯羹给部分企业家和部分知识精英，从而结成所谓权力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三利益集团统治联盟（当然三精英集团在联盟中地位并不平等），使政治权力的疏散和制衡之路更为艰困。
但是，当代大陆北京政权有一个根本的“阿喀琉斯之踵”，就是作为世界共产主义政体大败亡潮流中的勉力支撑的孤岛，实质上已成为刺眼的全球残存社会之一。它的实际公共政策和它的意识形态外壳的彻底分裂已经触目惊心，为世界历史所罕见。有鉴于此，其对信息禁锢的严厉，也是触目惊心，罕有匹敌。作为注定消亡的政治生存形态，它除了宪政民主转型，事实上别无出路。而当年国民党政府尚无如此严酷的意识形态非法性。这是北京不及当年台北的最虚弱之处。
就中国的民间社会而言，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与台湾当年单纯的政治反对派颇有不同的是，当代中国大陆的多元抗争力量的崛起，特别是其中信仰类群体的兴起与博弈，是大陆政治变迁过程中的又一不确定变数。
目前在中国民间社会，多元力量也已经开始交相激荡。由于组织政党受到超严镇压，在不经意间，信仰群体在中国底层社会的突然崛起，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人们注意到，在近几年，引起北京当局强烈关注的事件，几乎都与信仰有关。广义的基督教（新教与天主教）信众群体的迅速扩展，家庭教会的遍地燎原，他们与梵蒂冈及世界各国教会的精神联系，罗马教皇对历史上殉教的中国信徒“封圣”的事件，在在使这一日益广大的群体成为把中国纳入世界主流秩序的重要引导性力量。法轮功群体在1999年遭受镇压取缔之后的风起云涌，其信众不屈不挠前仆后继长达六年多的练功抗议。藏传佛教在中国内外的影响，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崇高的世界性声望。由于不满北京压制宗教自由，西藏第三号精神领袖，十七世噶玛巴活佛从西藏出逃到印度会见达赖喇嘛……。如此等等。北京绞尽脑汁的精密运作，最近发现自己挑起的这一“圣战”已超出了他们过去的经验范围了。北京动用政权力量强力镇压信仰者，但犹如用拳头打在棉花上，不起作用。信者软硬不吃。在中国国内，民间的“政法系”开始崛起，维权律师前赴后继，律师背靠宪法，以专业的法学知识和才能为凭借，维护信仰者的宪法权利。逐渐形成某种民间制衡力量（注7）。而当局人为地制造千千万万的“敌人”，把非政治力量变成政治对手，把宗教或准宗教问题化为世俗权力的争夺问题，把“良民”推到了政权的对面并责为“刁民”，“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亲手制造了系列冤狱，收获了遍野抗议，“按下葫芦起了瓢”。 其捉襟见肘之态，已引起国际舆论大哗。
信仰之争，或意识形态之争，比较起利益之争来，更不容易妥协。因为利益是个多少的问题，尚可讨价还价；而信仰，则是有无的问题，容易弄成零-和游戏。历史经验表明，信仰之争，只有在反复的惨痛教训中，在谁也吃不掉谁的旷日持久疲惫不堪的战争或争斗中，方有可能获得历史智慧。最后达成“我活你也活”的和平共存的共识，以及政教分离的智慧。
一系列信仰和准信仰的团体的坚韧作为及其影响的国际性扩展，将使北京当局愈益清楚体认到，过去的那种认为用暴力就能摧毁人们信仰的政策，现已证明是通向失败的“滑铁卢之路”。事实上，暴力只能制造“殉道者”，而“殉道者”正是信仰的催化剂和传播机。北京将会看出，使用赤裸裸的政治力量强行干预宗教，最终只会使自己在国际社会成为孤家寡人。历史表明，在社会大变迁时代，宗教或准宗教力量从来都是变动中的稳定的平衡的因素，对政治竞争中的有关各方都具有正面的价值。因此，吸取现代文明国家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真正走上“信仰自由，宗教宽容，文化多元”之道，真正走上“政教分离”之道，才能消解中国社会里的宗教性或准宗教性的“圣战”，摆脱宗教问题与权力问题的纠缠不清。
可以预期，经过一段政策实施的尝试及其教训，对于强力镇压和宽容共存两种方式所付出的代价的反复比较、权衡和评估，将诱导北京走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承认既成事实（认可宗教和准宗教团体事实存在）的政策，最后再从该政策走向制度化的宗教自由。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中国大陆政治转型的诱导性因素是客观存在的，它与1986年左右的台湾以及1989-1991年转型前夕的苏联东欧有其相异和相似的成分。蒋经国当年在痛苦思考解严问题时，曾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这是所有欠缺统治合法性的当权者的肺腑之言。时间，在政治过程中是第一等重要的。看来，当年蒋经国先生对时间的政治判断和政治直觉是准确的。事实上，台湾近年来多次问券调查，询问1949年之后台湾的四位最高统治者——蒋介石、蒋经国、李登辉、陈水扁——在台湾人心中的历史地位，每次都是蒋经国领先，而且领先很多（注8）。因此，盖棺论定，蒋经国当年的解严决策，无论于公于私，都是正确的。那是一个双赢的政治决断。
中国大陆的政治转型之路虽然还长，但客观而论，很多诱导性的因素不仅是成熟，而且如李慎之先生所言，已经“烂熟”了。问题是，这些烂熟的诱因，零星散落在不同的时间轴线上，不足以产生足够的内外压力与诱导力，不足以使主政者产生“非变不可”的政治判断。因此，如何经由年复一年的顽强韧性的博弈竞争，积累资源，积累民间的筹码与力量，积累种种客观条件和诱因，并使之聚合在某一短暂时间段上，增加掌权者威权统治的成本，空出妥协的“双赢”空间——简言之，创造出那个“时间”：当局判断“镇压成本高于妥协成本”那一临界点。那一“时间”，虽然很可能起于一桩偶然事件，但放眼其背景，万紫千红的“诱导性色素”，已经充斥整个画面，一幅制度变迁的中国式“诺曼底登陆”的波澜壮阔的全景，已经呼之欲出了。只有在那时，我们才会知道，过去我们添加的每一笔颜料，都不是历史上的无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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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注1：Buchanan, J.M.，Constitutional Economic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 .
注2：Seweryn Bialer,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FORCES IN THE FORMATION OF GORBACHEV’S REFORMS, in Alexander Dallin and Gail Lapidus, eds., THE SOVIET SYSTEM IN CRISIS (Boulder, Colo.; Westview,1991) p.35
W.W. Rostow, EASTERN EUROPE AND THE SOVIET UNION: TECHNOLOGICAL TIME WARP, in Daniel Chirot ed., THE CRISIS OF LENINISM AND THE DECLINE OF THE LEFT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1), p. 62
参见Jialin Zhang, “ CHINA’S RESPONSE TO THE DOWNFALL OF COMMUNISM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SOVIET UNION, Essays in public policy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注3：参见 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著， 丁柯译， 2005.《失去新中国：美商在中国的理想与背叛》，California, USA, 博大出版社Broad Press Inc.
注4：地方跟中央的博弈，近日更有趋向白热化的迹象。珠海市委书记邓维龙近日接受《香港商报》采访时表示，《关于开发泛珠三角横琴经济合作区的项目建议书》已征求‘9＋2’泛珠三角各省区的意见，似乎地方有意联合各诸侯的力量形成一股对中央的压力。
对温家宝“谋后而动”、“不可乱动”的指示，地方似是听而不闻，甚至接近“公然反抗”的地步。《香港商报》1月11日引述邓维龙指出，现时有一批项目正在引进，目前洽谈进展顺利。据报道，待横琴岛的统一规划出台后，项目引进工作会更加明晰。
（方德豪，“横琴发展定位：中央地方博弈不断”。 《亚洲时报》在线中文，2006/01/13）
注5：孙立平，“中国进入利益博弈的时代”，《人民网》2005年6月27日。
注6： Andrew J. Nathan, CHINA’S CRISIS: DILIMMAS OF REFORM AND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0
注7：陈奎德，“中国维权律师与美丽岛案”, 《观察》双月刊，2006年1月5日，华盛顿，美国
注8：……15年来岛内媒体对历任总统的民调，他(蒋经国) 总是独占鳌头。蒋经国逝世15周年之际，民意调查显示，对于半个世纪以来台湾的历任领导人，有45%的民众认为蒋经国对台湾民主发展贡献最大（其余是李登辉24%，陈水扁8%，蒋介石5%）；61%的民众认为经国先生对台湾经济贡献最大；50%的民众觉得蒋经国“执政”时代的社会风气最好。
——《华夏经纬网》，02/09/2003， www.huax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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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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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zezinski, Zbigniew, 1989. THE GRAND FAILURE: THE BIRTH AND DEATH OF COMMUN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Brzezinski, Zbigniew, 1989/90. POST COMMUNIST NATIONALISM. Foreign Affairs 68(5): 1-10
Binder, Leonard, Lucian W. Pye, James S. Coleman, Sidney Verba, Joseph Lapalombara, and Myron Weiner, eds. 1971. CRISES AND SEQUENCE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吴国光与王兆军，1994， 《邓小平之后的中国：解析十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台北：世界书局
刘晓波，2005，《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华盛顿，劳改基金会出版社
秦晖，1999，《问题与主义》。长春，长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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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is Fucuyama, 1999, THE GREAT DISRUPTION: HUMAN NATURE AND THE RECONSTITUTION OF SOCIAL ORDER. New York, Touchstone
──《观察》首发
《卫报》向世界读者推荐50部最佳家庭电影
英国著名的《卫报》近日从全世界电影中精挑细选出50部最适合家庭观看的影片,推荐给全球各国的老少观众———
1.《绿野仙踪》(1939):正如片头所说:“这部电影不仅仅是给儿童看的,也是给那些心境永葆年轻的人们看的。”
2.《风云人物》(1946):在下凡天使的指引下,面临中年危机的主人公认识到自己生命的意义。
3.《小鹿斑比》(1942):讲述一头小鹿的成长故事,强调爱与温馨。
4.《ET外星人》(1982):斯蒂芬·斯皮尔伯格的经典早期作品,讲述几个孩子救助一个陷于危境的外星人的感人故事。
5.《玩具总动员》(1995):首部完全由电脑制作的动画片,片中一个牛仔玩偶由于一个新来乍到的时髦玩具而失宠。
6.《千与千寻》(2001):10岁少女千寻因好奇闯入一条神秘隧道,在隧道另一端发现一个不可思议的镇子。
7.《相逢圣路易》(1944):这部耗资不菲的音乐片展示了圣路易的一些中产阶级人士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起起落落。
8.《森林王子》(1967):电影史上最精彩的喜剧片之一,叙述了一名从小被狼群养大的孩子必须回到人类村落以避开老虎威胁的故事。
9.《星球大战》(1977):一个气势非凡、被巧妙地安排在外太空的老套冒险故事。
10.《热情似火》(1959):男扮女装的巧妙设计,是颠覆传统性别观念的先驱影片。
11.《超人总动员》(2003):另类超人形象,剧本精妙、人物生动、风格鲜明,具有感人的力量。
12.《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1937):电影史上第一部长篇动画电影。
13.《指环王三部曲》(2001-2003):充满魔幻色彩的鸿篇巨制,主题包括:勇气、尊严、责任、友情、荣耀、英雄、战胜自我、邪不压正和惩恶扬善。
14.《夺宝奇兵》(1981):通过该片,世人第一次发现斯皮尔伯格在电影方面无可限量的前途。
15.《怪物史莱克》(2001):颠覆传统的幽默,王子与公主的另类童话。
16.《时光大盗》(1981):一部想象力丰富的科幻片,片中一个小男孩与六个小矮人展开跨越时空的夺宝大冒险。
17.《飞天万能车》(1968):讲述了一个有些神经质的发明家和他那辆“万能车”的神奇故事。
18.《欢乐满人间》(1964):仙女降临凡间帮助两位小朋友重拾欢乐。
19.《迷离世界》(1950):任性的酒鬼整日出入酒吧,一只看不见的兔子常伴其左右,幻想与现实之间仅一线之隔。
20.《杀死一只知更鸟》(1962):一位不顾个人安危、为黑人伸张正义的律师对孩子说:“不要去杀死知更鸟,因为它们只为人类歌唱,从来不做危害人类的事情。”
21.《沙漠之子》(1933):两个男主人公摆脱各自泼妇一样的老婆,参加狂欢活动。这一情节后来成为上千部电视片争相效仿的对象。
22.《老妇杀手》(1955):这部英国片以其故事结构紧凑、整体层次分明而著称。
23.《雾都孤儿》(1968):“先生,能再添一点吗?”这句最苦情的台词曾将奥斯卡评委感动得一塌糊涂。
24.《加勒比海盗》(2003):轻松欢快的动作片,令人目不暇接的视觉效果生动地展现了英雄与海盗之间激烈战斗的场面。
25.《海底总动员》(2003):制作精美、故事感人的电脑动画片,故事充满悬念、历险、亲情和友谊等元素。
26.《101忠狗》(1960):本片从狗的角度来叙事,呈现出与其他卡通片不一样的趣味性。
27.《红气球》(1956):一个红气球与一个巴黎儿童结下了友谊,与他形影不离,不料被一个顽童用弹弓打破。
28.《凯斯》(1969):内心孤独的街童比利无意中发现了寄居在荒郊古墙上的一只鹰。经过比利的悉心调教,这只名叫“凯斯”的鹰有了灵性。
29.《钢铁巨人》(1999):一个小男孩向一个来自外太空、被高压电缆缠住无法脱身的机器巨人伸出援手。
30.《侏罗纪公园》(1993):将科幻与惊险元素集于一身,引发人们对远古时代和恐龙的无限好奇。
31.《酷狗宝贝》(2005):讲述了华莱士和忠心耿耿的小狗的一次奇遇。
32.《突破》(1979):平凡的年轻人通过不懈努力最终获得成功。影片把普通生活与运动冠军巧妙结合起来。
33.《寻子遇仙记》(1921):在一些默片考验如今年轻观众的耐心时,这却是一部能够打动所有人心的默片。
34.《猎人的夜晚》(1955):这个榜单上最受争议的影片。所有人都认可这部影片的长处,一些人则认为把这部恐怖影片列为家庭片是不合适的。
35.《猪宝贝》(1995):一只叫“宝贝”的小猪立志做一只“牧羊猪”,帮助主人牧羊。
36.《音乐之声》(1965):善良美丽、不受繁文缛节约束的玛丽亚、一群活泼可爱的孩子以及反抗纳粹统治、追求自由的精神打动了全世界的人们。
37.《仁心与冠冕》(1949):这部英国喜剧片无疑是亡命公路电影的经典之作,根据真人真事改编。
38.《天下儿女心》(1970):用孩子的视角来看待成年人的烦恼与痛苦。
39.《伴我同行》(1986):四个一心想成为英雄的少年离开城镇去寻找一具尸体。他们的家庭各有问题,因此在彼此身上寻到安全感和肯定。
40.《微风轻哨》(1961):故事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西部一个十分信仰宗教的小镇,闭塞守旧的上一代与叛逆不羁的年轻人冲突不断。
41.《亚当斯一家》(1991):影片虽光怪陆离却温馨甜蜜,讲述了亚当斯一家异于常人的价值观。
42.《圣诞夜惊魂》(1993):这部木偶动画片讲述了一个带有恐怖片色彩的“童话”故事。
43.《玉女神驹》(1944):伊丽莎白·泰勒年仅12岁时主演的成名作,讲述了一个温馨感人的伦理故事。
44.《粉红豹》(1963):情节丰富、人物性格鲜明,堪称一部既紧张又热闹的喜剧。
45.《灵犬莱西》(1943):将动物对人类的忠诚首次推上银幕。
46.《白气球》(1995):出自伊朗电影制作人贾法尔和阿巴斯之手。一件生活中的小事件,在编导的妙笔生花下发展成一段大城市的小插曲。
47.《剪刀手爱德华》(1990):影片讲述了一个具备人类一切肉体和精神功能,有着一双灵巧异常的剪刀手和温和性格的人造人爱德华的故事。
48.《特工小子》(2001):两个机灵的孩子勇敢地走遍世界,克服重重险阻去营救特工父母和拯救世界。
49.《哦,波特先生》(1937):一部令人笑中带泪的英国喜剧片。
50.《摇滚学校》(2003):一群10岁左右的孩子玩劲爆愤怒的摇滚乐会是什么感觉?这部妙趣横生的摇滚喜剧告诉你答案。
《纽约客》与慢设计
在《纽约客》发行历年各期内容（包括广告）的全套ＤＶＤ之际，迈克尔·贝鲁特在《设计观察家》网站撰文，回顾《纽约客》的历史。他说，从新闻、文学和历史角度看，《纽约客》这套合订版太迷人了。但从设计的观点看，却是难以置信地沉闷。或者应该说，难以置信地、其妙无穷地、完美无瑕地、精致考究地沉闷。此话怎解？他说，设计领域岂止追赶日日新，简直是时时新刻刻新。但《纽约客》却是罕见的慢设计的典型：数十年来其几近不变的编辑格式的演化，
可谓耐心、谨慎、深思熟虑。而你不得不承认，他们做得无可挑剔。
《纽约客》为二十世纪的都市风尚建立标准，但颇具悖论的是，其创办人哈罗德·罗斯却是一个“外表如（密苏里州）欧扎克斯居民、讲话如聚会争吵者”的男人。罗斯是矿工的儿子，中学时辍学，曾在美军报纸担任记者和编辑，一九二三年抵达纽约，两年后创办《纽约客》。
第一期封面的设计者是里·欧文，这一期封面的风格，基本上亦是今日封面的风格。封面的格式，亦大同小异，都是正宗插图，插图内容基本上与该期杂志的内容不相干。
《纽约客》有颇多怪癖，揭示一种几近神经质的沉默寡言。最初四十五年，该杂志没有目录。一九六九年，罗斯的接任者威廉·萧恩才“引进”目录。长期以来，作者署名都是放在文章结尾。到一九九二年十月五日那期，第四任主编蒂娜·布朗才决定把署名放在文章标题下。稍后，内文“引进”了照片。这目录、文章标题下的署名和照片，几乎是地球上所有杂志的家常便饭，但在《纽约客》字行页码间，却是革命性甚至震撼性的创新。尽管如此，把第一期与最新一期比
较，相似之处仍然远远多于相异之处。
出版物设计，是一个对不断创新上了瘾的领域。有时候一本杂志重新设计，是由编辑方针的改变引发的。但一般而言，重新设计往往是基于商业考虑：出版商为了引起变化无常的广告公司和传媒买家的注意，往往需要杂志以新面目示人，其特点则往往是更加“可浏览”和“对读者友善”。相反，《纽约客》每一次改变都几乎是不大情愿的。设计者总要告诉胆怯的客户，改变需要勇气。但是过了一定的临界点（例如八十年），不改变反而最需要勇气。
现时有一场称为慢设计的运动。非牟利团体慢设计实验室说：“日常生活已变成一种堆积众多经验的杂音，使我们的感觉失效，隔断我们彼此的联击，且损害环境。但是，对世界的深层体验（更有意义地揭示我们与人、地方和事物的关系）要求各种不同的参与速度，尤其是要求有慢速度。”慢设计的灵感来自其它领域例如食物和城市规划等领域的全球性“慢”运动。慢设计涉及的，不只是耐力或速度，而是深思和熟虑，还有温柔而充满爱意的关照。
可以想像，《纽约客》会惹恼一些设计家。显然，《纽约客》之亘久不变，可解释为企图在不利环境下坚持幻想，追求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诚如一名设计家在讨论慢杂志时所言，杂志在表现已有的生活方尚的同时，也是表现抱负、梦想和补偿它们没有展示出来的生活方尚。一位《纽约客》老读者显然也深明此理。一九五六年，《纽约客》第二十五次以尤斯塔斯·蒂利的同一幅插图作为该杂志的周年纪念封面。该位读者说：“从一九二六年或二七年起我们就订阅贵杂志，因觉得我可以把你当成老朋友了。我想多谢你们二月二十五日那期的封面。一见到尤斯塔斯·蒂利，我就高兴，在一个混乱的世界（我已从奥尔巴尼市一位医生的妻子变成内布拉斯加州一位寡妇）仍
这样坚持不变……请不要变，永远不要。”
但《纽约客》是有改变的，且还会继续改变。但其改变往往不动声色。最新的改变是二○○○年，现任编辑戴维·雷姆尼克决定对戏剧和电影指南部分进行改版，并委约服膺现代主义的马西莫·维格内利负责。维格内利深知情况之微妙，遂以外科医生的精确性来实施改
版——几乎没有人注意到。
迈克尔·贝鲁特最激赏的不动声色，是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一日的《纽约客》。这一期全部用于刊载约翰·赫西的报告文学《广岛》。如果是其它杂志，一定会加上一个封套，写着大字的“特刊！”，但该期杂志的封面与平时没有什么两样，是查尔斯·马丁所作的一幅表现愉快的夏天野餐场景的插图。
赫西这篇长文的开头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日本时间早上八时十五分正，也即原子弹在广岛上空闪耀的那一刻，东亚罐头厂人事部职员佐佐木敏子小姐刚在工厂办公室她的座位上坐下，正转过头要跟邻桌的女同事讲话。”实际上，这是一个日常场景，与杂志封面上所描绘的场景相似。而原子弹迅速改变这一切，正好呼应了这篇纪实杰作迅速改变封面日常场景给读者的印象。
扎迪·史密斯有望再获英联邦作家奖
牙买加裔英国女作家扎迪·史密斯的小说《关于美丽》日前击败了萨尔曼·拉什迪、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以及尼克·霍恩比，获得了“英联邦欧亚区最佳图书奖”，她除获得1000美元的奖金外，还将进入决赛，和其他区域的获胜者争夺1万美元奖金的最佳图书奖。评委称赞她的作品“字里行间透露出智慧的光芒”。
扎迪·史密斯对于“英联邦作家奖”并不陌生，2001年，在剑桥大学就读时，年仅23岁的史密斯出版了第一本小说《白牙》，并获得了“英联邦作家奖”最佳图书奖，今年她有望再度获此殊荣。
两个家庭的纠葛
《关于美丽》是一部构思精巧、趣味横生的作品，它几乎涵盖了21世纪所有的重大主题：爱情、欲望、种族、阶级和宗教。该书主要讲述两个家庭的冲突。其中一个家庭，男主人霍华德·贝尔斯是一位研究伦布朗的白人英国学者，同时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的妻子吉吉是佛罗里达的一位黑人女子，热情能干，从事医务工作，三个孩子也是各有所好。尽管一家人在一起无话不谈，但无可否认的是，这是一个即将分崩离析的家庭。
在另外一个家庭里，男主人蒙迪也是一位伦布朗研究者，不过他同时还是一位与贝尔斯格格不入的极端保守的基督教徒。他的妻子卡琳娜在家庭中则显得心不在焉，对所有的事都漠不关心。蒙迪的儿子虽然像极了父亲，但是女儿的反叛却让做父亲的头疼不已。蒙迪和贝尔斯是学术上的对手，双方孩子之间的纠葛让他们的关系更加错综复杂。
史密斯自称《关于美丽》是给福斯特的献礼，去年该书出版后，评论界对其褒贬不一。有的称它是一部“异常精彩的作品”，但也有的评论家，如《泰晤士报》评论员称它“不合逻辑、自我放纵”。尽管如此，它仍然冲入了2005年的布克图书奖决选名单。
其他最佳图书奖得主是加勒比海和加拿大地区的莉萨·摩尔，她的作品是《鳄鱼》，东南亚与南太平洋地区获奖作品是凯特·葛伦菲尔的《神秘之河》，非洲区获奖作品是本杰明卡瓦卡耶的《夕阳》。最佳图书奖结果将于3月14日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宣布。
移民后人视角独特
除了最佳图书奖外，“英联邦作家奖”还有一个“最佳处女作奖”。今年欧亚区的获奖者是唐娜·迪雷-克拉克，她的作品是《弱视》，小说描述了一个弱视儿童眼中的世界。评委称这本书“寓创造力、趣味和深刻于一体”。争夺这一奖项的还包括玛琳娜·柳薇卡的《乌克兰拖拉机简史》和海伦·奥耶耶美的《伊卡洛斯女孩》。《乌克兰拖拉机简史》以喜剧式的笔法，描写一位生活在伦敦附近的84岁乌克兰移民，决心娶一位36岁的家乡少妇为妻，但遭到三个女儿的坚决反对。理由是少妇一心只想以老头为跳板，到英国过好日子。一番家庭乱战之后，竟勾起连串悲伤往事。
史密斯和迪雷-克拉克都是英国公民，她们的父母都是外来移民。
英联邦作家奖评委团主席安戈拉·史密斯指出了这两位获奖者之间的某些相似性：“在阅读获奖作品过程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些父母来自国外、自己出生在英国的年轻作家正在用一种独特的方式重新解读英国文化。我们在不同奖项的作品中可以读到很多扎根于英国文化基础上的相似内容，很多作品都涉及到儿童体验，这种体验没有，或者说最初并不存在种族之间的差异。作者意识到自己这一代和父辈之间的种种差异，并将其诉之于纸面。”
“英联邦作家奖”建立于1987年，意在奖励英联邦地区以英语写作的作家，促进英语文学的发展。该奖共设4个区域奖，每个区域奖内又包括“最佳图书奖”和“最佳处女作奖”两个奖项。它每年评选一次，目前已成为国际文坛一项重要的文学奖项。
悲观主义的花朵正乐观地开
这两年在一起混的朋友以作家居多，因此这两年看的书也较从前多——朋友出了书，定然是要看的，他们正值创作高峰期，很勤奋。另外，还有一些原本不是作家的朋友也半
推半就地被拉拉扯扯进到作家队伍中来。
廖一梅《悲观主义的花朵》是这两年我所读过的女性作家小说里最好的一部，作为处女作来说，她的起点可真够高的，当然，这肯定得益于她多年的话剧和影视剧编导的功底，玩弄起文字来，有副泰然自若游刃有余的架势。其次，她个性几乎圆满，所以很难在她的小说中找到女性作家常见的小家子气和矫揉造作，这里的小家子气并不是指内容上的，而是指遣词造句上的，当然女性作家多半写写爱情，现在连新秀的男性作家们也要分“言情”这一杯羹，“小家子气”是整个时代的造就。
廖一梅的小说很大气，文字老练，仗着她多年撰写舞台剧的经验，闪光的句子像台词一样在书中不断抖落，比如，“爱情是好爱情，只是与你无关”，听着都铮铮的，带响儿，我甚至能想象这种话在舞台上、在剧场里的效果。
出于阅读习惯，我想当然地把书中女主角想作廖一梅自己，她一直给我的印象就是那样：活泼而不咋呼，聪明而不自得，坦率而不八卦，很有准儿，很稳当的样子。书里的她爱上一个有点年纪的文坛前辈，但中老年人瞻前顾后的爱情观令她备受折磨，直到那个人意外死去，该表的情没能表，该说的话没能说，落幕。是个悲观的故事，但并不给人添堵，里面描绘的生活圈子并没离我们的日常啸聚太远，时常会心一笑，甚至第一遍读的时候，我专挑一个明显是身边某个朋友的人物追读。当然可能是廖一梅太了解他，但总也说明她的观察细致入微，掩卷后我甚至自责以后得对这人好点不要老是讽刺打击，因为她说他也有颗柔软的心，她把他的天真写得令我稍有感动。
很难得的在这本书里看到了正常女性做主角，以往自怨自艾型女作家总会莫名其妙地伤感和神经质，那些苍白的人物毫无文学价值。也许当下，戏剧比小说更贴近生活吧。
我愿意看明白人写的东西。明白，听起来容易，真明白的又有几位呢？更多的女性作家，是在写作过程中写明白的，更有甚者越写越糊涂，谁有功夫陪她们长大呢？廖一梅的明白和懂事，赋予了这本书一种平和和踏实的力量。
孟京辉的插图小画儿画得很有意思。这俩人举案齐眉的架势，让我看到悲观主义的花朵正乐观地开。
《悲观主义的花朵》/长篇小说/廖一梅著/作家出版社出版/定价：18.00元
《断臂山》原著小说在香港被抢购至断货
中新网2月13日电 华人导演李安执导的电影《断臂山》，横扫全球多项电影大奖，并获美国奥斯卡电影金像奖八项提名。据香港媒体报道，近日在港掀起《断臂山》热潮，不少喜爱这出电影的年轻男性更抢购多年前推出的《断臂山》短篇小说，多间连锁书店都出现断市，书店要实时补货。
城邦(香港)出版集团副总经理吴芷琴表示，《断臂山》小说由美国普立兹奖得主作家安妮普露(Annie Proulx)所写，文学性浓，主角是同志，所以顾客较慢热。及至电影获奖愈来愈多，小说销量随之上升，顾客以二十至三十多岁男性为主。
三联书店中环总店店员表示，上月才引入《断臂山》中、英文版小说，上周已断市。商务印书馆铜锣湾分店店员称，《断臂山》小说断市，最快本周内取得新书。
九五年迁居美国怀俄明州的安妮普露，创作短篇故事《断臂山》。故事讲述两名牛仔青年日久生情，两人结婚后分开，四年后再遇，许下盟誓每年见面，后来其中一人意外身亡，成为未亡人的终身遗憾。
江平等十三位长者关于冰点事件的联合声明
2006年1月24日，《冰点》终被中宣部假手团中央的宣传机关下令停刊整顿，这是中国新闻恶性管理制度长期作祟的集中爆发。这是中国新闻界的重大历史性事件。
历史证明：只有极权制度需要新闻管制，妄想永远把大众蒙在鼓里，贯彻愚民政策，图谋“一言堂”万寿无疆。然而无情的现实证明：恶性新闻管制的土壤注定要生长出李大同、卢跃刚、杜涌涛、贺延光和他们那个形弱质坚永葆朝气的冰点群体。这是历史的唯物论，这是生活的辩证法，不会依任何人的欲念而转移。
《冰点》坚守理念，十年不易。他们编发广大作者的智慧和良知，体现出舆论监督权力、改造社会的巨大力量，受到了广泛、持续的赞扬。这样一份显示着先进性的党报周刊，竟遭蓄意封闭，消息传出，两岸舆论震惊或出意外，全球为之震动则属必然。
事出有因。它决非孤立个案。这是中宣部近几年屡屡封闭、改组诸如《新京报》、《岭南文化时报》、《环球经济导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以及《书屋》、《同舟共进》、《方法》、《战略与管理》等等等等报刊杂志这类恶性管理行为的延续，其源大多出自该部的一个“阅评小组”。中宣部把“宣传”异化为 “管制”，代行政府权力，应属越权，构成违宪。“阅评组”自始以“审”代“阅”，以“判”代“评”，根本名不副实。他们为了钳制舆论，剥夺言论自由，除了扣帽子、打棍子之外，竟至发展到制造各类“黑名单”，暗中追查，待机而发，有时一个电话指示便完成了“执行”过程，使相对方失去了申辩的权利。他们的做法荒诞粗暴，全然不受法律约束。据知中央从未授予他们持有特权。他们甚至违背中央16届5中全会通过的文件精神，把励行法制，以法治国的国策从根本上架空。人们会提出问题：宣传机构不保护媒体，不保障言论自由，还有什么作用？
试看他们得胜称庆之后，人们得到的却只是舆论界尽失活气，新闻业几近枯萎。人们听不到争鸣，看不见和谐。“主流意识”也不知流到了何处。
然而，我们曾是高歌“不自由，毋宁死”追随革命进军建设的。诚然，我们都届暮年，但自信锐气不减，于是愿效梁任公“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回顾六七十年的教训，透过历史风云，深知一旦失去言论自由，当权者就只能听到一个声音，哪里会有心情舒畅，政通人和？而今纵览天下局势，又感悟一条规律：在集权制度向宪政制度转轨的历史关头，剥夺大众言论自由，不敢让人说话，一定会给政治转轨、社会转型埋下祸根，不免引发群体对抗，导致动荡。古往今来，执政者用暴力维持强权政治，得到了多少血的教训，我们怎能失忆？
言论自由对于提高执政能力不可一日缺失。其底线恰恰在于保障而不是给予，更不是赐予。而保障的基本要求应是：政权不得以国家的需要加以限制，例如不能借口“稳定”予以剥夺。经验证明：广开言路有助于“稳定”，处置孙志刚事件的经验是最好的例证。自由的舆论释放了冤抑，社会矛盾得以缓解，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司法的缺陷。汕尾事件的教训，更从反面证明了我们的论断！
言论自由的意义不在于保守固有文明，而在于能够导向不断的创新。取消言论自由注定会妨害创造力的发挥，因而应当尽快立法，扩大公民的自由权利，保护媒体的言论自由，促进国家的进步兴旺，推动社会的健康发展。法国大革命产生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二战后出台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对此都有示范性条款，何不接轨仿效？
概括以上申明，提出如下要求——
一、中宣部就冰点事件向中央提出书面报告，深刻检讨，汲取教训，撤销“阅评小组”。二、全面恢复《冰点》周刊，不得“秋后算帐”。
三、尽快出台《新闻保护法》，废除一切恶性管制新闻的办法，保障新闻媒体的职业权利。
“愿殉自由死，终不甘为囚”；“自由昭临处，欣欣迎日华”。这是先烈狱中高歌的《自由颂》。我们将踏着先烈血痕，竭尽薄力去捍卫公民的自由权利；我们与《冰点》一同前行。
签名（以姓氏笔划为序）：
江 平 朱厚泽 李 锐 李 普 何家栋
何 方 邵燕祥 张思之 吴 象 钟沛璋
胡绩伟 彭 迪 戴 煌
2006年2月2日，于北京
世界从荒诞开始
世界从荒诞开始
《费尔迪杜凯》的译本之所以出现得这么晚，是因为翻译界有一个共识，那就是《费尔迪杜凯》是不可翻译的。因为书中出现的很多词由于过于生僻甚至连波兰人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据中译本译者
贡布罗维奇的小说尽管情节荒诞，莫名其妙，但是结构却匠心独运。一个叫尤瑟夫的三十二岁的作家被他的老师强行变成了小孩并送入学校，改名尤奇奥。于是一个荒诞世界的画面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首先受到这个冷静作家嘲讽的是教育界，在由混饭吃的腐儒、无视学生个性的教育家，种种滑稽场面召之即来。他的同学敏透斯为了摆脱不成熟，宁可找乡下的“长工”交朋友。可等他们到了乡下，敏透斯发现找个长工“拜把子”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尤齐奥在城市和在乡下的两个故事的结尾都严格遵从阿里斯托芬喜剧的原则：以所有的人在地上滚动、打闹结束。在两个故事中间，他插进了不相干的小故事和离题的前言。在“前言”里，他与读者推心置腹地谈起写小说的难处，当小说家的困境，以及关于他自己对于小说的雄心壮志。对于老一套的框框，他豪迈地问道：“归根结底究竟是我们创造形式，还是形式创造我们？”在阔步迈过各个话题时，他不忘表述自己的瞬间感受：“就这个话题很难开什么小玩笑。但小玩笑总会不请自来。”
美国老牌杂志《新共和》的文章称贡布罗维奇是“波兰文学中最伟大的朋克。”这个看法尽管新鲜但很肤浅。事实上，贡布罗维奇逆流而上溯回到小说的源头，在那里吸取到了革新的力量。因而这个归来者身上才有那种清新的活力，以及对于当代陈腐观念的深恶痛绝。这一切集中体现在他小说中生气勃勃的分析力量，说犀利简直是用词不准……犀利得令人寒心。
1939年夏天贡布罗维奇到阿根廷旅游，上船后他发现自己是除波兰国家足球队全体队员之外的惟一旅客。也许在横渡大西洋过程中，他领悟自己的命运：真正的荒诞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