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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是文学的超级大国，哪怕到了苏联时代，煜煜生辉的作品仍层出
不穷。文学的真谛是要探讨人最终的命运归宿，每一个真正的作家，
他们的作品中都凝聚着自己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在苏联时代，那些
被称为“异议作家”的人，他们并非纯粹地在为反专制而写作，他们
是在为人而写作。他们的作品之所以触动了专制势力的神经，是因为
专制势力和真正的人生，是一对天生的敌人。此文并非要探讨这些异
议作家的作品，而是要介绍一些典型异议作家的命运归宿。

被豢养的“拉普”控制着整个苏联文坛，凡越轨者，便打入地狱。就
连玛雅可夫斯基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诗人”，也只好惨淡地自杀了
事。异议作家，更加不可想象。

肉体上被消灭，是第一种典型。

英年早逝的皮里尼亚克，他被指为“白匪的代言人”，在肃反运动中
遭枪决。曼德尔斯塔姆，他写了一首名为《克里姆林宫里的山里
人》，“侮蔑”伟大领袖是“杀人犯，农民刽子手”。他没有逃过克
格勃的搜捕，1937年被捕，次年被劳改营折磨至死。而曼德尔斯塔姆
的好友，曾试图帮助他逃走并试图为他奔走呼告的巴别尔，自称“创
造了一种新的写作题材：那就是沉默。”但是沉默也救不了巴别尔，
他于1939年被捕，1940年1月26由贝利亚亲自审问，次日清晨被枪决
于臭名昭著的卢比卡扬监狱。罪名：参加反苏联的托派组织，参与策
划恐怖主义阴谋，为法国、奥地利政府充当间谍。在被枪决前，巴别
尔说：“请让我把作品写完。”

作品被禁，写作权被剥夺，承受屈辱孤苦的后半生，是第二种典型。

布尔加科夫热爱文学且极具天赋，但年轻时迫于各种压力当了一名军
医。一次，他前去拜访托尔斯泰，因为外界风传托尔斯泰将不久于人
世，他想去和这位泰山北斗谈谈。当他终于请到假，风尘仆仆赶往托
尔斯泰家中的时候，托尔斯泰第一句话说：“你累了，你的眼神充满
疲倦。”于是往长沙发上一指，布尔加科夫便依言睡去。1920年，布
尔加科夫终于投身文学，迅速声名鹊起，同时饱受凌辱。当凝聚着他
一生思想精髓的《大师与玛格丽特》脱稿之时，他已完全沦为“人民
的敌人”，作品完全被禁。布尔加科夫的晚年一直守着屈辱和孤苦，
十几年来只做了一件事：反复修改《大师与玛格丽特》，一个字一个
字地推敲，直至死去。也许在他的晚年，会时常想起年轻时在托尔斯
泰长沙发上睡的那一觉。

所有的异议作家中，在我看来命运最悲惨的莫过于普拉东诺夫。他从
一个平庸的社会主义歌者，转变成一名独立探索者之后，立即遭到封
禁，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力。走投无路的普拉东诺夫，只好到作协去当
清洁工，给那些下三烂的无耻走狗文人们清扫垃圾。这样的奇耻大辱
他居然能够承受，哪怕到下水道里去扫垃圾也要强无数倍！可怜的普
拉东诺夫啊！连扫垃圾都得去扫作协里的垃圾。

“俄罗斯的月亮”、“20世纪的萨福”、“世界上最适合嘴唇与心灵
的名字”，安娜．阿赫玛托娃。先获诺贝尔奖提名，继而被开除出作
协，哪怕曾经写过《安魂曲》这样抛弃同专制势力的分歧，为卫国战
争而歌的诗篇，也难逃这样的命运。晚年的阿赫玛托娃躲在自己的小
屋里偷偷从事地下写作，随时准备接受入狱或枪决的命运。

面对驱逐出境的威胁，是第三种典型。

1958年，几经周折之后，瑞典皇家文学院终于通过决定，将当年的诺
贝尔文学奖颁给帕斯捷尔纳克。帕斯捷尔纳克得到消息，立刻给诺贝
尔奖评选委员会发来一封诚挚的电报。电文中喜悦与羞愧之情流于言
表，他不敢相信自己能够获得诺贝尔奖，又深深为获奖而感到幸福。

但是，面对这苏联历史上的第一次诺奖，当局立刻发话：诺贝尔奖评
选委员会所颁发的奖项，不是授予诗人帕斯捷尔纳克，也不是授予作
家帕斯捷尔纳克，而是授予劳动人民的敌人、苏维埃政权的侮蔑者帕
斯捷尔纳克。这是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恶毒的攻击。苏联
方面决不允许，也决不承认。

帕斯捷尔纳克得知这一消息之后十分难过，他万般期望想要去瑞典领
奖，但是赫鲁晓夫亲自下达了指示：若去领奖，便剥夺他苏联公民的
身分，要将他驱逐出境。

帕斯捷尔纳克向赫鲁晓夫投降了，他给赫鲁晓夫写信，恳求不要对他
采取极端措施。他没有去领奖。西方世界立刻对帕斯捷尔纳克本人开
始攻击，骂他：“懦夫！”“奴才！”连他自己的朋友，也纷纷离他
而去。被驱逐出境有什么可怕的？又不是让你去蹲劳改营！去西方，
还可以继续写作，在自由世界里当个公民有什么不好？我们留下来是
因为我们出不去，而你明明可以出去却被吓成这个样子！

帕斯捷尔纳克余下的日子都在孤苦与寂寞中煎熬，承受整个世界的侮
辱。包括来自赫鲁晓夫方面的侮辱和来自赫鲁晓夫对立阵营的侮辱。
两年后，帕斯捷尔纳克在孤寂中去世。

对于一位作家来说，不能写作如同不能呼吸，帕斯捷尔纳克整个残年
都在窒息中挣扎。他为何要选择窒息？因为他深爱这片土地。如果
说：屈辱象鞭笞，写作象呼吸，那留在故土，就象在子宫中接受母亲
血的滋养。

俄罗斯人有深厚的故土情结。赫鲁晓夫老奸巨猾，他深知：对于有些
人来说，把他们从这片土地上赶走，比抓进牢里更能折磨他们的心
灵。而且这样也不用承担太大国际舆论压力。

1970年，索尔仁尼琴也获奖了，勃列日涅夫效法赫鲁晓夫，索尔仁尼
琴受到了和帕斯捷尔纳克同样的威胁。他获奖的消息传来，几乎没有
一张报纸报道这条消息。但索尔仁尼琴与帕斯捷尔纳克不同，他以劳
改营中数以千万记的政治犯代言人自居，他要去为这些劳改营中苟延
残喘的生灵们领奖。于是他放言：我既不离开，又要领奖，看你们能
把我怎么样！

一天，躲在朋友家中的索尔仁尼琴被邻居出卖，行踪暴露，他迅速遭
到克格勃绑架。被强行扭送进一架军用飞机。他问：要带我去哪里？
无可奉告。直到飞机降落在西柏林，索尔仁尼琴看着前来欢迎他的人
山人海般的德国人，才知道已到西方。但是索尔仁尼琴面对这热情的
欢呼，英雄和受难者的光环，却愁眉不展，心情凝重。他意识到，自
己也许永远无法重归故土。

最后提一位特殊人物，此人不知能否称得上异议作家。

1965年，苏联当局终于扬眉吐气：肖洛霍夫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全
国上下一片欢呼：自己作协里养出来的人终于也赚了个诺奖回来。各
级领导人的贺电、贺礼在天上飞来飞去，上上下下对他赞不绝口。肖
洛霍夫风光无限，头上光环，颈上花环，伟大领袖的亲切接见，平民
百姓的欢呼雀跃。他被视为全苏联的英雄，航天英雄加加林也无法和
他相比。肖洛霍夫一直在高枕无忧地享受晚年。谁也不明白，《静静
的顿河》究竟是怎么写出来的？甚至有人怀疑他在
剽窃。

笔的威力和机器的威力，究竟哪一个更强？机器可以在瞬间摧毁无数
肉体，而笔则可以永世挽救无数灵魂。机器终将被笔点化为腐朽。

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专制势力，本质都相同。而无论任何人，作家
也好，各行各业的人也好，如果不幸生活在专制之下又不愿放弃探
索，那就只有去承受不堪承受的命运。致哀！致敬！

《冰点》出了“问题”，无论全面停刊还是整顿后再出，它也都成为
21世纪初中国新闻出版方面的一个重大事件。也许官方太相信自己的
“调控”（或曰操纵）能力，也许民间有些反应“过度”，但中国到
今天还没有一部新闻（出版）法实在是一件太丢人的事情！所以，在
《冰点》事件之外我想说一句：比之于一个好的专栏乃至一张好的报
纸，我们更需要一部法律，哪怕这个法律并不太好！！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如果说中国立法资源不足，无法让人相
信，因为各大学的法律系（院）已经很多，甚至连理工科大学都有法
律系（专业）。况且，中国的法律著述也已经汗牛充栋。至少连我这
个可称为“经济学家”的法学门外汉也已经读过三个书系不下于15本
的法律书目，学术的如《美国高级法的背景》，通俗的如《刑法哲
学》。在实践层面上，官方有“九五普法”、某某法宣传月之类的活
动。法为公器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难道各级人大就没有新闻立法的
意识吗？难道法学界那些有博导教授学衔职称的人们就不该“良心发
现”一回吗？

也有论者说自由是少数人的事情，如言论（与出版）可以暂缓议论，
但，这是非常狡猾的“愚蠢”。因为，不能保护少数人的法律构架是
严重缺憾的制度元素；因为，没有好的专项法律，人民永远无法享有
“免于恐惧”的自由！正如今天专项法律没有新闻（出版）法一样，
宪法中的自由含项仍没包含进“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既是中国在现
代文明中的耻辱，也是整个政治道德的后垢。

可以设想，中国如果有一项哪怕比较一般的新闻出版法，象卢跃刚、
王光泽、李大同这样优秀的新闻人才也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也
不至于屡屡发生“《冰点》事件”。他们完全可以自由地筹办一张报
纸，发表他们愿意发表（自己以及别人）的东西。

公平地说，《新京报》也好，《中国青年报》（《冰点》专栏）也
好，其资本家仍然是官方的，无论李大同们多么优秀，他们总是资本
家的雇员。所以，从资本权益上来说，他们最终“说不出理”去！如
果在这个公平的基础上我们再讨论获得法律资源的公平，就有了更清
晰的意义！也就是说，由于《冰点》事件，我们应该认识到──开放
报禁（即新闻出版立法）比开放党禁──在目前来说，更应积极争
取。我想这不是件“势比登天”的事情，至少我们看到连管死人的法
律也要出台──殡葬条例将被推动变为殡葬法，难道一部新闻（出
版）法还那么难吗？如果执政党真地以为新闻（出版）法是双刃剑或
专门伤害自己的利器，那么必将在不久的将来失掉统治中国的最后一
点资格──哪怕是独裁的资格！

（2006年1月28日晚写于乡下）

——从海归派为什么创造力枯萎谈起

元月１６号那天，北大、清华和政法大学的几位硕士研究生到我家来玩。三校学生坐在一起，自然是海阔天空，闲聊一气。不知不觉间，话题集中在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上：许多海归派老师很让学生失望。照理说，海归派的知识界结构和学术眼界都要优于本土学者，可在学生们看来实际未必。他们觉得，海归派普遍显得精神消沉、创造力枯竭。用一句老话可以说是“革命意志衰退”。至于为什么？大家没有答案。 无独有偶，近日网上流传艺术家陈丹青先生的一篇文章《海归派的羞耻与责任》，所持观点与几位研究生的感觉如出一辙。陈先生是海归派的一员，我试图从其字里行间寻找这个本当卓荦出众的群体何以如此“泯然众人矣”的答案，可惜没有找到。我不属于海归派，作为局外人，只能隔着布袋估计猫的颜色。我想答案可能有以下几个：第一，海归派四十岁以前几乎全部由一连串的考试组成，中国考罢去外国接着考，几十年疲于应付考试，几乎没有好时候，等拿到学位“功成名就”回国，体力、心力也基本耗尽了。 第二，一直都在被别人考试，也就意味着一直都在按别人的日程表被动地捱日子、熬岁月、拼年头，久而久之，“自由意志”失去太半，野性和冲劲儿消失殆尽。第三，在这漫长的光阴里，他们几乎没有时间独立思考，也几乎没有时间好好练笔，以写出一手好中文或好英文。简言之，他们许多人可能甚至没有养成热爱书面表达的习惯，好比一个鞋匠，他们竟不爱拿锥子。 第四，拿到洋学位，回国货与“帝王家” ，又正赶上中国大学的“原始资本积累”，野蛮收费；如今大学教师Ｎ子登科，仿佛什么都不缺，也就什么都不用想。回国就是他们人生抛物线的顶点，此前的学历积累支撑后半生下坡期间的开门七件事没问题。记得１６号那天其中一位同学提到一个很具体的现象：“这些年来这么多海归派学者拿着博士学位回国，可是你听说他们中的哪一位出版了有影响的博士论文？很少，几乎没有。莫说有影响，他们的博士论文甚至很少出版——根本拿不出手。”我请他解释为什么。他说：“他们博士论文中讨论的那点儿中国学问，也只够唬唬老外；要在中国出版，那就真的是献丑。” 陈丹青先生说：“由于制度滞后，以及普遍的急功近利和机会主义，人文艺术领域的海归派几乎没有影响；而据我所知，大部分非人文类专业的海归认同这种高级工具角色，并对现状非常满意，属于利益分享的群体。” 实际上认同这种高级工具角色，并对现状非常满意的，不仅是非人文类专业的海归，人文艺术类海归也都归化到这个现状里去了。他们不仅满意现状，而且成为现状的爪牙。虽然学术无创见，可多半都捞个一官半职，洋学位、官本位，要什么有什么。讲洋，人家是洋博士；讲土，人家是院长系主任，风雨不漏、身名具泰。 清华大学法学院一位副院长，美国、香港地游学了不少地方，可是这样的经历并没有让他长成色。他有一句学生们都耳熟能详的话。每当有学生试图与他探讨法律如何才能对党和政有约束力的时候，他总不阴不阳地说：“某某某，党什么时候又得罪你了？”院长大人这话还不把学生吓死呀！丹青先生说“海外经历最可贵的财富不是所谓前沿专业知识，而是独立人格、自由思想，以及因此体现的一系列价值观”，您瞧这位海归派院长的人格、思想、价值观如何？“海归不应该仅仅带回各种专业知识或技能，现代价值观才能从深远处对中国发生影响”，可是这位海归院长却是这样对中国发生着影响！２００６年１月号的《开放》月刊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导师是学生思想自由的第一杀手》，写的是两三年前自己的一点感受。现在看来，这种情况恐怕要严重得多。大学里的思想屠杀可能已经达到必须引起全社会正视的、触目惊心的程度。 ２００６年１月２６ 日北京

    在二十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能够称为“日本通”的大概只有周作人、戴季陶、蒋百里和王芸生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而已。近代以来，中日两国历史纠缠之深，无第三国可比。但是，中国对日本了解之少、之浅，却同样触目惊心。战争的创伤和愤恨，以及源远流长的“中国中心主义”传统，使得大部分中国人不愿直面一个真实的日本。日本不是喊几声“打倒”就可以打倒的，既然我们无法让咫尺之遥的日本从视线中消失，既然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还得与这个暧昧的邻居一起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那么“了解日本”确实是“关爱中国”的前提之一。

如果说写下《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名记者王芸生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中日关系以及日本政治格局的变迁，那么在无数的长短文章中讨论日本的散文家周作人则致力于描述一个“文化的日本”和“精神的日本”。一九三三年，《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在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沉痛地写道：“吾侪尝究察中国之所以不振，首因地大物博，自恃其不可亡，故委靡散漫，不能前进。即以对日论，三十年来，经数次之巨创，而犹不知奋，甲午之败，庚子之危，二十一条之羞，济南惨案之痛，此在当时，皆不可忍。不可忍者，而事过境迁，又复忘之。政治之纷纠，风俗之颓废，转年甚一年。”由此可见，《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乃是一本让国人“抚今追昔，慨然生救国雪耻之决心”的著作。周作人则从另一视角进入“泛文化”意义上的日本，他写道：“中国对于日本的毁誉都不得当。这是一个莫大的缺憾。我们认为这个缺憾是应当填补的，而且则填补的工作是刻不容缓的。”由此可见，周作人所希望的乃是探究虎视眈眈的强邻的灵魂气质，这个工作比喊几声空洞的反日口号更有意义，却也更加危险——它充满了陷阱和迷雾。《周作人论日本》一书，首次将周作人论及日本国民性、日本文化、日本民俗与宗教、日本人的衣食住行、日本与中国等诸多方面的文字搜集在一起出版，其中不少真知灼见仍不失其鲜活性。同时，在周作人的日本观背后，也隐藏着能够破解其为何落水成为汉奸的谜底。

周作人早年留学日本，后来又娶了日本女子为妻，他的日常生活中充满了各种丰富的“日本因素”，而日本也一直都是他的学术兴趣所在。作为五四以来“人的文学”的张扬者，作为一个性情比鲁迅更加细腻敏感的文人，周作人往往从日本的料理、浮世绘、俳句、民俗、园艺、玩具等寻常事物入手，而这些方面恰恰是被一般人忽视的、日本文化积淀最丰厚的地方。他庖丁解牛般地从中发现了日本文化中的若干正面因素，如日本农夫的勤劳、日本妇女的清洁以及日本民间文学的天真等等。日本学者贺芳矢一曾总结出日本国民的“十大特质”：忠君爱国；崇敬祖先、重视家誉；现世、实际；喜欢草木、热爱自然；乐天洒脱；淡泊潇洒；美丽纤巧；清净洁白；彬彬有礼；温和宽恕。然而，这些国民特质、这些为周作人所激赏的日本人身上的“爱与美”，为何并未阻止日本成为一个嗜血的军国主义国家、并给包括中国在内的邻国带来巨大的伤害呢？在《军政之恶》、《大和魂与孝道》、《万世一系与武士道》等文章中，周作人尝试着破解这一内在的矛盾，也就是他自己的情感和理智中对日本“爱恨交织”状态。他触及到了问题的边缘，却未能捅破那层最后的窗户纸。

周作人在《闲话天皇》一文中谈及日本的天皇崇拜和天皇制度，他从日本历史上天皇曾经被剥夺权力的事实出发，进而认为天皇“在家中未必怎么阔气”。日本民间也有关于明治大正天皇的黄色笑话，因此日本人“对于这几代皇帝与中国人从来看昏太后呆皇帝（西太后与光绪）相差不远”，不过是“糊涂的家长”而已。正是在这里，周作人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他忽视了天皇制度在日本政治和文化中的深层价值，而不理解这一点便无法洞悉近代以来日本何以会迅速地走向军国主义道路。在此进程中，日本并没有一个像德国和意大利那样的法西斯党，也没有像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那样突然出现的魅力型领袖，那么这把钥匙便掌握在天皇的手上。日本哲学家中村雄二郎在《日本文化中的恶与罪》中分析说：“由于特殊的地理、历史条件，日本才能从古至今既在政治上也在社会上维护了作为一种君主制的‘天皇制度’。天皇制度在被国家同一性文化与文化的同一性所维护的同时，反过来又起到强化这些同一性的作用，并且也起到了使上述同一性、统一性内在化的作用。在日本，天皇制度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还具有文化概念上的性格，其原因也在于此。”换言之，日本文化与政治的互动，便是以天皇制为纽带展开。中村雄二郎将天皇的意义概括为一种“场所性的权利”——天皇表面上是“虚君”，但这套制度却要求场所性的归属的权力以及将反对者们从一定的场所中驱逐出去的权力，“只要对与天皇制度相关的价值提出根本性的批判的话，还是会出现大放厥词说‘应该将这种人逐出日本’的人。”因此，在日本“戏说天皇”并不像周作人所说的那样是某种“普遍现象”。相反，天皇在日本是一个凛然不可侵犯的权力符号，一种超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如三岛由纪夫所说的“除了日本的历史的连续性、文化的统一性、民族的同一性之外的不可替代的惟一象征”。

在周作人的思考中止与顿挫的地方，具有深刻反思能力的日本学者丸山真男却开始了新的思考。丸山真男在《超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这篇引发日本学界“地震”的论文中，以政治思想史的语境揭示出了作为超国家主义出现的天皇制国家病理：“以绝对价值体天皇为中心，构成了连锁的整个国家秩序，从上到下的统治其根据与它和天皇的距离成正比，价值逐渐稀薄化的地方，其独裁观念却难以生长。为什么呢？因为本来的独裁观念是以自由的主体意识为前提的，而这里大凡在由上至下之间的那些无规定的个人是不可能存在的。”丸山真男指出，天皇制度深切地影响了日本国民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话语方式，几乎所有的日本国民都先天性地被植入了这种服从于专制制度的可怕的病毒，“这种不具有自由的主体性意识的个人于自己良心中缺乏对行动的制约力，而是被更为上级者（进而与终极价值相近者）所规定，因此，就发生了不是独裁观念而是通过压抑的转嫁得以保持精神均衡的现象。这是一个来自上面的压迫感通过恣意向下发泄而按顺序转嫁，由此其平衡得以维持的体系。可以说，这正是近代日本从封建社会继承过来的最大‘遗产’之一。”日本的文化传统与现实政治在此水乳交融，天皇就是一个在民众心中根深蒂固的“卡尼斯玛”。因此，日本还需要一场民主的启蒙运动。如果不理解这一点，我们便无法理解那些充满人情美和爱洁净的日本人，为何在别国的土地肆无忌惮地犯下滔天罪恶。于是，周作人在此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日本人尽有他的好处，对于中国却总不拿什么出来，所有只是恶意，而且又是出乎情理的离奇。这是为什么呢？”他企图做到“学问艺术的研究应该是超越政治的”，但在实际操作上根本不可能，正如周作人研究专家钱理群所说：“他主观上越想脱离（超越）政治，他的以‘唯文化至上主义’为特征的‘日本店’在客观上，事实上，却是与日本军国主义的肮脏的政治战车越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他最后与日本军方‘合作’的理论依据。这对周作人这类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超越政治’论是一个不可解的矛盾，是最大的悲剧，也是历史的大嘲弄。”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日两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依托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日之间的关系也呈现为“经济热、政治冷”的两重天状态。此时此刻，重读《周作人论日本》中那些泛黄的文章，重新思考周作人日本观中的灼见与谬误、精华与糟粕，倒是应了意大利思想家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更应《孙子兵法》中的道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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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2月6日狱委讯】2006年2月5日上午<四五行动><反政治迫害委员会><各地营救王炳章大联盟>到香港中联办请愿, 强烈要求中共政府立刻无条件释放程翔, 赵岩, 王炳章博士及所有政治犯. 以下图片由刘泰提供 　 下图：梁国雄（左）刘泰（右） 　 (来源：博讯)

今年秋天，一座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市中心破土动工。这座纪念碑是一尊十英尺也就是三米多高的铜像，其形式取材于中国八九民运期间一度耸立在天安门广场，而后又被中共的坦克碾碎的那座民主女神像。早在1993年，美国国会就通过一项决议（ H.R. 3000）并获得总统的支持(PL 103-199)， 要在首都华盛顿的中心地带，靠近国会山庄的地方，建立一座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和博物馆。它既是对共产主义受难者的纪念，也是展示自由民主的胜利。

   

经国会批准，成立了一个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 十多年来，基金会作了大量的工作，通过了一道又一道法律程序。基金会主席埃德华兹（Lee Edwards）说，他们在讨论纪念碑的蓝图设计时，提出了三个草案，一个是柏林墙，一个是布兰登堡城门，一个是天安门民主女神像。所有东欧国家的代表，包括受苏共蹂躏最烈的波罗的海三小国，都毫无异议地投票给天安门民主女神像。民主女神的底座正面将镌刻：?#29486;给一亿多共产主义受难者和热爱自由的人们?#12290;背面是：?#29486;给所有受奴役的国家和人民的自由和独立?#12290; 这座雕像正在由加州的艺术家Thomas March制作。关于这座塑像的选址，基金会曾经考虑过不少地点，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将地点选在马萨诸塞（ Massachusetts）大街和新泽西（New Jersey）大街的交汇处，靠近华盛顿的联合火车站（Union Station）的一块小三角地，离国会山庄只有几个街口，是游客必经之地。

   

为修建该纪念碑而筹集到的所有资金全部来自私人渠道，美国政府的唯一贡献就是那块联邦土地。基金会主席埃德华兹说纪念碑的总预算大约是六十五万美元，目前已筹集到五十几万。除了一些著名的私人基金会外，在华盛顿附近的越南人社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社区都鼎力相助，慷慨解囊。此外，台湾的民主基金会也帮了不少忙。埃德华兹说现在已经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希望能在今后的三个月内筹集到余下的资金。如果全部资金能够在今年三月到位的话，估计今年十一月将能够举行竣工仪式，正好赶上柏林墙倒塌的纪念日。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说：?#20849;产帝国的衰亡是和罗马帝国的衰亡一样重大的历史事件。?#19981;过一般人更常常把共产主义的衰亡和法西斯主义的衰亡相比。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一样，都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可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历史记忆却对这两者有轻重之分。法西斯主义早已被历史盖棺论定，被视为十恶不赦并对其罪行穷追不舍，但是对共产主义却众说纷纭，很有一些人还在为之进行辩护，对共产主义犯下的罪行也缺少进一步的深入揭露与批判。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的建造是一件大事。它标志着人类已经把共产主义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就如同法西斯主义一样。

   

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是一尊中国的民主女神像，这一点尤其令我们中国人感慨万千。它表明，世界没有忘记中国，没有忘记共产主义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灾难，没有忘记中国人民为反抗暴政争取自由而作出的英勇奋斗和重大牺牲。它同时也提醒世人，中国人民还没有摆脱共产主义的桎梏，人类对共产主义的斗争还没有结束。在超过一亿个共产主义的受难者中，中国人就占一半以上。就在共产主义受难者的纪念碑即将在美国的华盛顿建立之时，那个有史以来杀害中国人最多的暴君毛泽东的遗体还安放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还在继续接受千千万万中国人的朝拜瞻仰。对于我们中国人，这是何等的讽刺，何等的悲哀，何等的耻辱。据了解，迄今为止，基金会还很没有收到多少海外中国人－－主要是大陆新移民－－的捐款，而中国新移民早已达到惊人的数目，其中，以政治庇护名义获得居留身份者（再加上所谓六四绿卡）占相当的比例。部分原因是大家还不知情。我们写这篇短文，意在使更多的中国人了解情况，同时也呼吁广大海外的以及国内的中国人踊跃捐款（捐款方式见下）。

   

中国是个大国，中国的人口占世界的五分之一，当中国依然还处在共产党一党专制之下，我们就不能说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已经取得最后胜利。结束共产专制在中国的统治是我们中国人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也是我们中国人应该为人类做出的贡献。

 

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网址： www.victimsofcommunism.org）是在美国注册的非盈利组织，捐款可以抵税。

基金会的电话是： 202-608-6186
f传真是：202-608-6136
电子信箱是： [email protected]

捐款支票抬头请写：

The Victims of Communism Memorial Foundation.

邮寄地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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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1 16th Sreet  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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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底,芒克(左)和北岛(右)创办《今天》时的合影

 

■记者 吴虹飞

实习记者 陈 琛 发自北京

芒克喜欢和他的朋友们在一起。他们常去的据点是北京三环边上，他们叫作“食堂”的一家餐馆。那天，艾未未端坐着，与大家低声聊天；艾丹有点喝高了，脸涨得红红的，正在痛斥一个来自浙江的文学青年的品味；一个中戏的女学生导演正在热情邀请别人去东方新天地观看她和男友新排的，据说和佘祥林冤案有关的话剧；一个交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某人的前女友，沉默地坐着；40岁的肌肉美男宝琦，据说在纽约的时代广场做过模特的，以前是西安美院的学生，现在是MBA的解说员，业余客串画家，穿着短袖T恤正在高谈阔论一些有关艺术的话题。他刚刚给芒克的少妻潘无依画了一幅肖像：画面上的美人儿娇俏动人，胸前挂着一颗蓝色石头，众人看了，都喝彩道，画得真像！

芒克朋友多，来来往往一茬一茬的。过去一起办杂志的那些人，北岛、黄锐，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来往。“跟我喝酒的都不是那拨人。”

2003年，他写过一本回忆录性质的《瞧，这些人！》，基本上都在写他的朋友，克制和谨慎地写他们的逸事。比如他写陈凯歌嘴皮子利索，“差不多能用嘴奏出交响乐”；写北岛，“眼珠子微突，就像两颗石头子随时都可能弹射出去”；顾城戴着那顶牛仔裤裤管做成的“晦气”的帽子；他和多多交换诗集，就像两个人决斗前“交换手枪”一样。

那天晚上，芒克开了一瓶威士忌。席间有60年代的，70年代的，80年代的，芒克是1950年生人，算是大哥。他一头白发，坐在主座上，很引人注目，也很随和。那天他并不多话。尽管已经有许多著名的朋友写文章描写了他魏晋名士般的酒风，但我看到的是他温文尔雅地举杯。如他所说，他基本上是无酒不欢，但酒风甚好，不会随便和人打架。“要是喝多了就打人，谁还要和你喝酒呢？”

忽然听得“叮当”一声，原来是酒杯子，不小心碰倒了。艾未未说，芒克情绪似乎有些低落呢。

在将近两个半小时的采访过程中，芒克共抽了16支烟，而且抽烟的习惯非常好，随手就把烟蒂都倒掉。抽完第12支烟他倒了一次烟灰缸，采访结束后他很习惯地又倒干净了。

我们谈到了1976年。在诗人芒克那里，1976年的记忆似乎很单薄，他有些语焉不详。当然，你也可以认为，在相距30年的语境对切中，他感到了某种不可逾越的隔膜。

月工资38元的草厂工人

1976年1月，在白洋淀插队7年的知青芒克回到北京。他和岳重、多多等人是“白洋淀”诗歌群落的核心，因此也有人认为“今天派”诗歌与“白洋淀诗群”，有着密切渊源。

“我们这批人，十几岁时就被号召到农村当农民，回来后等着国家给分配工作。那时候找个工作可不那么容易。没人给分配工作就回家呆着去，着急有什么用呢？但每个人都得想办法活着——没办法的事情。”

在家闲着的几个月，由于当时压抑的政治气氛，来往的就是严力等写诗的几个。因为家住得近，有时候晚上他就和严力住在一起，一般朋友都断了来往。

“母亲说，出门得戴黑纱，不戴不行。”

“1976年领袖人物去世，唐山大地震又死那么多人，‘四人帮’垮台……”对于这段沉重的历史，芒克并没有那么狂热，他只是隐约感觉到，一个新的时代要到来，社会要变化，有事情要去做。

“对于我们来讲，有变化总比一点都没有好。”必须承认，由于他表述的含糊，你不能确切地知道他是否踌躇满志，是否哀愁。

“20多岁的人了，老在父母面前晃悠，总不是回事。”那年10月，终于给分配工作了——北京造纸一厂，一家国营的厂子。单位给他分了一间宿舍，他觉得自己自由了。

一开始，和两个老工人一起收稻草、麦草，相当于草料厂的看守者。草厂里堆积的巨大草垛比几层楼还高，有一次因为电路短路着火，草厂烧起来了，郊区野地里，风一吹，火势没法控制，一烧几十米，把人都快烤熟了，只有等消防队来。芒克当时一门心思积极救火，还被领导表扬“干得不错”。

当国家工人是他一生中的第一份正式工作。他先后在纸浆车间、出纸车间呆过，震耳欲聋的厂房里，说话都听不清。“我太不喜欢工厂里的工作了，但没有什么选择。也不能随便写东西。”

一个月38元的工资，月月不够花。“当时肯定觉得很无聊的。”能够接触到的读物不多，对读书芒克也失去了头两年的兴趣。有时候他就和老工人喝喝酒。工厂里的人并不知道这个年轻人还写诗。

1978年厂里组织篮球比赛，芒克打后卫，这是他记忆中一段愉快的经历。除此之外，能有的快乐也就是偶尔和严力、北岛几个老朋友的小聚。“我们聚会没那么严肃，比较随便——不谈诗，什么也不谈。”

“那时还分合同制工人、国家工人，厂里的头还对我说，‘不容易，你算是国家正式工人。’厂里的人对我都还挺好，但我不争气——不是办那个《今天》嘛。”

后来恢复了高考，芒克也没太大兴趣，至今他的学历依然还是初中生。

不可不提他和北岛，虽然近年他们来往比较少。“我们俩从1972年认识后，关系就一直特别好。他比我稍微大点，挺够朋友的，我有什么难处，他也会帮我，没饭吃，给点钱之类的。我们一直没红过脸，没翻过脸，没吵过架。”

1978年底和北岛等人合办诗歌杂志，芒克向厂里请假，厂里不同意，后来知道芒克在外边干“这种事情”，就更不同意了。工厂宽大为怀，希望他迷途知返，希望他回来，但要回来，必须写“深刻的检查”。28岁的芒克非常拧，不肯写，索性就不要工作，专心去办杂志。后来，芒克收到了工厂的一封信，盖着章，说他“旷工几百天”。他被开除了。

“开除就开除呗！”令人悲哀的是，父亲也与这个“逆子”闹翻了。诗人芒克没了工作，到复兴医院看过几天大门，“干一天给1块钱，不干不给。那还是多少人保我，才做了个临时工。”

摇身一变，诗人成了画家

从此芒克再也没有过体制内的稳定工作。一年多前，他的户口本上职业一栏还是“待业”。

“我也很少写诗。”从1988年起，到整个90年代，法国、日本、美国，荷兰鹿特丹诗歌节、澳大利亚墨尔本艺术节……“各国到处乱跑，那时候机票、吃住他们都管，参加一些朗诵会还给一些报酬，就跟演员一样，有出场费。报酬还可以，日本一般是朗诵一首诗5万日元，美国1000美元左右，法国3000法郎，这点出场费，用来生活还是不够——但那时在北京生活，有点饭钱就可以。”

他的小说《野事》，根据他在白洋淀插队的经历写就。作家阿城对《野事》评价很高，“饱满，元气淋漓，一股子少年人的直朴和温柔”。芒克是“白洋淀诗群”中最后一个回城的。回去当工人之前，他烧毁了6年间写的全部诗稿。

他仿佛在20岁之前就给自己定下了“流浪者”的形象。20岁，身无分文，山西、内蒙都去过，也不认识人，买不上火车票，扒火车。路上就和那些素不相识的人交朋友，那些人管吃。“我妈给我往白洋淀写信也不见回信，以为我人可能没了。我回去我妈一看这德行回来了，我就给她讲我去哪儿了。年轻的时候没少叫我妈他们操心。我胆特别大，我去哪儿都无所谓，一个人。”

一个人从外面浪荡回来后，芒克开始写诗了。“我们家一直对我写东西不当回事，现在他们也没当回事啊。父亲1991年就去世了，他在的时候对我写东西很反感，因为写东西老招事，弄得自己连工作也没了。”

芒克一向被冠以“一生放纵爱自由的”的“浪荡者”的美名，30年后的今天，他似乎已经“转型”成功，摇身一变，成了画家芒克。“我从来没有过大钱，也不指望这个，但我起码完好无损地活到现在，长这么大连医院的点滴也没打过，不也活得挺好的吗？我去年开始画画，也都是因为我老婆怀了孩子，租了房，逼得没办法。我根本就没画过，不会画。”

“颜料和画布是艾丹赞助的——我没钱买油画材料。我只管画，画完之后他给拍照片，印请柬，安排地方搞画展，所以我摇身一变干这个啦，愣给画上了。过去我从来没有想过去画画，现在居然还要靠这个为生了。”

他画了3个月，画出十几幅，朋友们捧场，给办了个画展，结果——大家还真的喜欢他的色彩斑斓，卖出去不少。他用这笔钱在北京东边的四惠交了房子的首付。买了房子之后，他又身无分文了，然而好歹是和娇妻、幼儿，过上了他迄今为止“最为稳定”的生活。

“我这人挺容易满足，也没那么大欲望，别吃了上顿想下顿就可以了。我现在就是画画，没准什么时候一抽风，又开始写诗了，难说。”

“今天”的名字是28岁的草场工人芒克取的。1980年代初，“今天”的几位诗人（后来他们的作品被评论家们界定为“朦胧诗”）在玉渊潭举行诗会，无数少年爬到高树上瞻仰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北岛走到麦克风前，宣布开始，但是会场始终安静不下来。

阿城回忆说，“芒克走到台前来，用眼睛扫了一下下面……会场立刻安静了。”

被芒克轻描淡写“忽略”过去的是：“朦胧诗”被认为是上个世纪80年代具有启蒙色彩，与“思想解放运动”相呼应的一份文学刊物。当年活跃的“朦胧诗人”，后来都已经声名显赫：舒婷、顾城、杨炼、江河、梁小斌，而作为这个流派一员大将的芒克本人，在读者中也一直享有巨大的声望。

 

■记者 杨子 发自上海

“你对思想史提出的一个最大问题是什么？”

有一次，一个记者向学者朱学勤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

朱学勤的回答是：“一开始是想回答从少年时期就萌芽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是怎么一回事？现在逐渐扩展成这一百年来中国人遭的罪，罪根在哪里？”

如今的朱学勤，对于“文革”，对于中国人民为什么会在“文革”中经受那么深重的苦难，已经有了深入的研究和深刻的思考，但在当年，尽管读了很多书，琢磨了很多问题，对于正在沸腾着的、混乱的现实，他却也只有朦朦胧胧的感觉，和模模糊糊的认知。

1976，“文革”的最后一年，他24岁，年轻，阅历浅，还远不能像他日后所崇敬的顾准那样，对现实进行成熟的思考和有力的批判。

1972年10月，朱学勤离开插队落户的河南兰考，当上了工人。1976年大变动发生时，他在大型国企河南化工厂做管道工——“就是后来给尼克松捅出大麻烦的那个工种，管子工。”朱学勤讲到他的工种，很得意。河南化工厂上马时，得到过吉林化工厂的鼎力支持，厂里大量的老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都是吉林化工厂调过来的。

说到吉化，朱学勤立即提到不久前发生在松花江的那场灾难。“一看到吉化爆炸的新闻，就知道这下完了！我那个厂与吉化是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生产苯胺、硝基苯等，对环境危害极大。我震惊的是，他们居然就这样把它排泄到松花江里去了？这是祸害几千公里的事情，胆子怎么这么大！”

为周恩来逝世大哭一场

那一年的１月，朱学勤为一位国家领导人的去世，大哭一场。

“1976年是以周恩来去世开始的，印象非常深。1月8日，周恩来去世，1月9日，全国放哀乐。不许悼念，大家心情都很压抑。以前我没有为国家领导人去世大哭过，以后也没有，只有周恩来去世这一次，大哭了一场。其实对周恩来有什么了解呢？也没有啊，模模糊糊觉得周恩来有人情味，他希望发展经济，不希望无休无止地整人。”

“这些都是一种直觉吗？”记者问。

“其实是一种情绪。我一个人关在屋里大哭了一场，很不好意思。9月9日毛泽东去世，我没掉眼泪，反倒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他的时代终于结束了。周去世则让我感觉民族前途不妙，不知所终。那是一种弥漫在整个社会的灰色情绪。”

旅行结婚，在漓江为尼克松打了一回前站

２月，朱学勤旅行结婚，去了广西、广东和江西。第一站选在广西桂林，是因为受到了一位知青同学的刺激，那家伙去广西为生产队买猪，押运那批猪回河南的时候，途经“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回来后眉飞色舞地向大家描述了一番。“这个同学就是1968年在上海写作《一切为了九大》的三位作者之一，因此而受整肃，我们已经上调工厂，他还在农村，为生产队去买猪。”

一对新人到了桂林，正是三九寒天，漓江水浅，不能行船。“但是我们侥幸买到了一张船票。原来是官方为尼克松访问桂林，从桂林到阳朔这一线，提前放了一条船做个试验，看看在水位浅的情况下，游船走得动走不动。”

因了这个特殊机缘，朱学勤他们在漓江上坐了一回游船。游船在河底刮擦出的“咔咔”声，至今犹在耳边。

接下来从阳朔坐长途汽车，翻过南岭到梧州，再从梧州坐船到广东。阳朔那一夜他们饱受惊吓，半夜民警来查房，把房门拍得山响，极其蛮横无礼。原来是当地戒严，为第二天尼克松来访突击检查。白天沾了尼克松的光，晚上立刻为尼克松而遭殃！

“到了我爱人老家番禺沙湾，还有让我吃惊的，是1976年广东农村普遍弥漫的‘南逃’香港的风气！叔公、叔婆见到我们问，走不走啊？我问去哪里，他们说到香港啊。我问怎么走，他们说明天就有船出海，家家户户都有一个青壮年在那边，很方便的啦！这种事让我大感震惊，‘文革’还没结束，广东就已经这样？这才知道，广东和内地已经大不一样了。当时政治上把这种行为称为叛国。我无法设想我会离开内地，下半辈子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生活。”

下一站是江西。父亲是上海市政府组织的知青慰问团成员，在井冈山地区驻扎两年，一方面慰问当地的上海知青，一方面协调知青和当地政府的关系，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当时朱学勤已经上调为工人，看到公路边三三两两的上海知青，心里很不是滋味。有一天，他竟然在路上邂逅了一个小学同学，同学大喊大叫，非要拖他去乡下住一宿。父亲告诉他，这里你的同学还不止一个，其中一个男同学，出车祸被拖拉机撞死，就死在医院急诊间，太惨了。

回到上海，母亲说，你爸不在家，你又是长子，结婚不招待一下亲友，人家要骂我。这个长子只好遵母命，在家里办了一桌酒席。岳父则说，怎么也得意思意思啊？老人解放前是高级职员，资方代理人，公司午餐包在南京东路上著名的德大西餐社。老人的“意思意思”，是到那里吃一顿西餐，既是自己怀旧，也是庆祝女儿、女婿成婚。这就是1976年的“大吃大喝”，一桌家宴30元，一顿西餐20元。

那时他们囊中羞涩，在当时全中国的“购物天堂”上海，朱学勤买了一件呢中山装，48块，他爱人买了一件呢两用衫，也是40多块钱，这就是礼服，对长辈有个交待了。结婚全部开销，连旅行费用在内，只有400多块钱。

1976年3月，新婚夫妇回到工厂。他们把旅行照片整理成一个照相簿，照相簿的第１页，放的是一祯大大的周恩来照片。

“天安门事件”和邻省对于上海的敌意

4月，发生了轰轰烈烈的“天安门事件”。当时，朱学勤对这件事并没有很清楚的认识，只是像普通民众一样，对所谓“暴乱”的说法有一种本能的怀疑。

话题引申到了当时的地区差异，引申到了上海当时的“特殊地位”。“‘文革’时的上海比较特殊，这里是‘四人帮’的后院，除了政治上左之外，还有另外一面，生活上的右。那时全国已经多少年不涨工资了，其他省市的工资都是32，33，34块，上海是八类地区， 36块！10年‘文革’，政治上这么左的情况下，张春桥没有取消过上海的６块钱的奖金制度。6块钱当时不得了啊，占普通人收入的1/6。另外，上海的市场供应相对其他城市一直比较好，外地人到上海出差，主要任务就是帮同事们采购，就像现在到美国到欧洲一样，他们到上海买‘五香豆’皮鞋，买大白兔奶糖。‘五香豆’皮鞋就是外形像五香豆的一种皮鞋，17块8吧，这个价格稳定了很多年，质量很好。这些差别，引起很多外地人对上海既羡慕又嫉恨的双重心理。上海的轻工业品是他们要的，但上海的这种特殊性，又是让他们嫉恨的。上海跟相邻的两个省的关系特别紧张，一个浙江，一个江苏，‘四五事件’之前，先是由江苏反上海，后来浙江也加入进来，经过南京和杭州到上海的火车，上边都有江浙两省青年学生刷的大标语——‘揪出反周恩来的黑后台！’影射上海帮。那时火车进上海站之前，必须组织人把这些标语都抹掉。

“打倒‘四人帮’的时候，一般上海市民的第一反应就是，外地对上海的压力要起来了，那年我在上海探亲，就感觉到了这种复杂的心态：非常希望‘文革’结束，希望这些人下台；同时又感觉到相邻的城市和省区投射过来的眼光，不友好。一打倒‘四人帮’，这种感觉正好又翻了个个。”

冷眼看两派

1976年上半年，河南处于“文革”后期的一浪，批林批孔。最后一浪是平反补台。

“‘文革’因为造反派、保守派多次反复，两边都形成了自己特定的政治倾向，这个政治倾向人们称为‘派性’，河南号称‘翻烧饼’，一会儿翻过来，一会儿翻过去，两面都受到过打击，都有过受迫害的经历，所以派性都很强。但是这河南化工厂的工人当中没有什么派性，因为老工人都是从吉林调过来的，不可能把东北文化革命的派性带过来；青年工人是河南就地招的知识青年，也没有派性。但是干部有派性。

“邓小平复出的时候，提出要恢复国民经济，把造反派压下去。1976年他又被打倒了，他打倒的这批人还在受压状态，或者是在监狱里。我印象很深，批林批孔的最后一浪，是落实权力再分配，改革各级领导班子，叫‘打开监狱找左派’。1976年上半年河南化工厂就处于这个状态。”

彼时的朱学勤，一个好学上进的知识青年，与厂里两派的干部都有接触，对他们都是既有同情，也有反感。

他印象很深的是从前长期受压，现在扬眉吐气的新干部。他能感觉到他们身上好的一面 ：反官僚，反特权，反走后门。“他们反特权的一个典型例子，是揭发第一把手胡岭台给老婆报销车票。”胡是13级干部，老婆陪他去上海看病，往返车票拿到财务科报销，财务科有人造反，就把这事儿抖露出来，说胡岭台搞腐败。

“最多两三百块，不顶现在一顿饭钱，但这种事揭出来，很容易引起民愤，当时社会普遍贫困，工资都很低，两三百块钱就是一个工人一年的工资。”

他也觉察到，新干部身上有不好的一面，那种急于进入领导班子的权力欲，还有那种江湖气，流氓无产者的味道。

对于老干部，他不满的是他们身上那种普遍的“暮气沉沉”。老干部对批林批孔、平反补台和提拔新生力量，思想上都有抵触。“求稳怕乱，‘暮气沉沉’也可以理解。‘文革’快10年了，怎么还稳定不下来？”

狗腿端上来了，撕啊咬啊，分而食之

老干部中，朱学勤交往最密切的，是厂里的二把手、现代文学史上大名鼎鼎的戏曲家欧阳予倩的女婿陈静之。“这人有思想，有风度，仪表堂堂。”

陈静之跟周围“土干部”格格不入，故而也受排斥。早在1949年他就已经是级别很高的干部，薄一波主持的全国财经会议，还有高层的一些重要会议，他都参加过。后来因为所谓资产阶级意识，又因为娶了欧阳予倩的女儿，“成分不好”，有很复杂的社会关系，结果在政治上始终不得志。到1976年平反补台，就更边缘化了，从省直机关沦落到河南化工厂，做了个二把手。他在私下里最谈得来，谈得最多的，是青年工人朱学勤。1976年，陈静之装了10个月的病，住在化工厂职工医院的单间病房，晚上出来散步，会顺路到朱学勤家里坐坐，聊聊天，发发牢骚。吸引他的，除了朱学勤这个不太一样的年轻人，还有朱学勤家里的那个小书柜。“那个可怜的小书柜，是我爱人插队时从上海带出来的一个很粗陋的包装箱，竖起来，架几层隔板做成的。”重要的是，书柜里有一些朱学勤回上海时买的“文革”中后期的内部书籍，《你到底要什么？》、《多雪的冬天》、《布拉格之春》之类，这在当时就算“奇货可居”了！

“你是怎么搞到那些书的？”

“1974年，1975年，那些书可以在大城市的内部书店买到，但是要凭介绍信，介绍信级别越高，买到的书就越多。当时我最珍惜的是凭省军级介绍信买到的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那本书传看的人很多。”

老爷子跑到这个好学的后生家里，借了很多书回去，看得津津有味。

打倒“四人帮”的消息，就是陈静之告诉朱学勤的。

“那一年发生了唐山地震，河南化工厂也接待过一批唐山疏散过来的伤员，那是9月份，火车进站的时候我们都去接，用担架把他们抬下来。秋雨潇潇，大喇叭里放的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一个担架一个担架抬下来，都不说话，气氛凝重。”

化工厂的医院是当地条件最好的，护士不够，厂里抽调了一些人去照顾伤员，朱学勤的爱人也被抽调过去。有一天，大约是10月13号，他去医院看望那些地震伤员，顺便看望在那里装病的陈静之。陈悄悄告诉他，北京打倒了“四人帮”，还强调说，消息“绝对可靠”。陈静之怂恿朱学勤和他爱人，“你们俩能不能去街上刷一条大标语——欢呼粉碎‘四人帮’？”

朱学勤不想卷入。“虽然也希望结束‘文革’，但是我去刷这个大标语，算什么啊？”就没去。

“你第二天上街，看到有人刷标语吗？”

“也没有，因为我们那儿是个县城，消息传得慢。我自己也没有逢人就说。‘文革’进入第10年，对政治斗争已经厌烦了。对于打倒‘四人帮’，我的心理反应是多重的：谢天谢地，从此可以结束了吧？兴奋，欢悦；另外还有一层：对于特权有天然憎恶，对于‘文革’当中短暂释放的所谓大民主，还有点留恋。不像现在看‘文革’时期的‘民主’，已经看得很清楚，不过是奉旨造反。”

和朱学勤一起下乡的知青当中，有一个后来介入了化工厂的政治，站在新干部这边，参与批判老干部，差一点就要被结合进“班子”了，突然发生“打倒‘四人帮’”，没过几天命运就反过来，在大会上被点名，做检查，弯腰，挨批。“我们的心情很复杂，此前既反对这个同学介入那些权力斗争，现在又对他遭到整肃表示同情。在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环境里边，人是多重的，哪像现在描述‘文革’的那些电视、电影那么简单？包括后来好评如潮的《牧马人》、《芙蓉镇》，都有脸谱化的毛病，此类否定‘文革’的电影，本身就有股‘文革’气，坦率地说，我看不下去，与记忆不合。这个民族之所以思维弱化，与我们不断简化历史、曲解历史有关。才30年，历历在目，就已经被简化、曲解成这个样子。”

1977年元旦，十几个来自兰考的知青又按往年插队时的老习惯，大碗小盏地聚餐。这些单身汉们来到朱学勤家里，因为只有他结了婚，家里有厨房。虽然那个同学正倒着霉，夫妇俩还是把他请过来了，政治归政治，朋友归朋友。朱学勤特意买了条狗腿，没有冰箱，就冻在窗台下面。聚餐那天用这条狗腿做了一道政治寓意的菜。红烧狗腿端上来了，大家起哄说：“这就是‘四人帮’，这就是张春桥，狗腿子！”年青人撕啊，咬啊，分而食之，高兴得不得了。那同学在一旁看着，很难受，怎么也吃不下。“现在想想很不应该，他卷入那种政治，当然不好，但也没有理由起哄，强他所难，不尊重他的个人感情啊，尤其是一个失败者的感情。”

“那个时候对“四人帮”这些人，大家能看得很清楚吗？”

“未必。此前对‘文革’不满，灰色情绪从城市知识阶层下延到知识青年当中，已经很普遍。说不清楚‘四人帮’有什么问题，但是普遍对他们有一个准确的划定，就他们几个人，也不会划定到其他人那里去。就这几个人，太坏了！那时对江青，对张啊姚啊王啊，议论很多。‘四人帮’粉碎以后，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那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政治应该结束了。”

话剧《情人》剧照

 

　　搜狐戏剧讯：新春刚过，北京人艺又将于情人节推出根据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改编的荒诞派话剧《情人》，准备在2006的情人节奉献给广大观众。

　　荒诞派话剧《情人》是品特的代表作之一。2004年该剧在北京人艺小剧场上演过，从演出效果看，大多数观众对于这出荒诞色彩浓烈的戏剧表现出了接受和理解。《情人》描写一对结婚已经10年的英国中产阶级夫妇，由于生活乏味，开始在共同营造的情感游戏中寻找乐趣：他们互相扮演对方心目中的情人，同时界定出游戏规则，不准在游戏之外的生活中提及任何与游戏有关的事。于是，他们生活，他们扮演，直到自己也分辨不出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哪是生活哪是游戏……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女人在游戏的过程中开始坦诚地和丈夫谈论着自己的出轨，而丈夫则经历了从尊重、默认到最终无法忍耐但又不得不陪着妻子深陷游戏怪圈的厄运，这也就是这出剧带给中国观众的讽刺荒诞感。

　　《情人》的导演是北京人艺历史上最年轻的导演徐昂，徐昂2001年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来到人艺，曾在《第一次的亲密接触》、《足球俱乐部》、《我爱桃花》等话剧中扮演主要角色。 解读这一版的《情人》，徐昂说：“这种多层次角色扮演、人物跳进跳出的方式是20世纪70年代英国戏剧界的一个潮流。我们将用一种偷窥的视角去窥视这对夫妇的私密生活。但是人艺演荒诞派戏剧要有自己的特点，用双手在空中劈来劈去那不叫荒诞，因此这一版的表演在人物塑造上比上一版更加扎实，戏剧张力十足。

　　《情人》将于2月10日——20日在北京人艺小剧场上演。为配合2月14日情人节的演出，人艺特意推出了晚10：15的夜场演出，这在人艺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届时人艺准备了100束玫瑰赠送给观众，为情人节增加一份温馨和浪漫。

　　此次北京人艺在春节过后的情人节档期推出品特的这部代表作，也是让更多的中国观众了解这位英国剧坛的杰出人物。中国观众对哈罗德﹒品特这个名字可能还有些陌生，但是在2005年10月13日的清晨，这个名字几乎一下子被全世界的人提及。2005年，瑞典皇家文学院将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恐怕已经75岁的品特自己也不会想到，离开自己创作颠峰已经30年，而且半年前自己又隆重宣布“金盆洗手”，却在将近2005年的末尾，被“诺贝尔”相中。瑞典文学院此举无疑给品特带上了终身成就奖的意味。

　　相信看过话剧《生日宴会》和著名电影《法国中尉的女人》的观众一定会对这位活跃于戏剧、诗坛、电影、甚至电视创作的古稀老人留有印象。哈罗德·品特1930年出生于英国伦敦东区，是一个犹太裁缝师的独生子。从小受到反犹太思潮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又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品特，并深刻地体现在品特之后的创作中。二战爆发后，品特一家被迫从伦敦撤离，直到他14岁时才返回，品特一直称“德军轰炸伦敦的情形在我的脑海里永远挥之不去”。后来品特在受教于当地文法学校时和舞台结缘，其间他特别阅读了卡夫卡和海明威的著作。18岁进入知名的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学习，不到两年，由于和学校的见解不合，假装精神崩溃而退学。从学校出来后，品特混迹于和剧院有关的各种场合。直到1950年开始用Harrold Pinter发表诗歌，并在广播公司做兼职演员，从1954年到1957年的四年间，品特以David Baron这个艺名在英国进行巡回演出，他开始尝试为舞台写剧本，1957年发表了他的处女作《房间》。

昨天， 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