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断背山

■图为《断背山》剧照
安妮·普鲁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断背山

  《断背山》作者安妮·普鲁谈《断背山》写作过程———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断背山,只是你没有上去过。往往当你终于尝到爱情滋味时,已经错过了,这是最让我怅然的。

  ———李安

  李安执导的影片《断背山》正在横扫全球影院,赢得了一片如潮好评,并成为今年奥斯卡最大热门。原著作者安妮·普鲁是美国当代文坛备受瞩目的女性作家,当过记者的她50岁才开始文学创作。

  在美联社对70岁的安妮·普鲁的专访中,作家拒绝谈论两个牛仔恋人的创作原型,只谈到了她的乡村情结,以及赋予两个主人公生命的写作过程。

  ■我靠想像力进入到那些男孩的世界

  记者:您对怀俄明的感情很不同是吗?

  安妮:怀俄明州的感觉是“让人亢奋”,无垠的大地解放了我的视野,也解放了我的思绪。我对那里大块的草地,广阔的落基山脉特别有感觉。想像一年四季的野地上的种种变化,时间、阳光、山岭、溪水共同在大地上作画,有什么地方比大自然更适合于归隐?

  记者:您说过,《断背山》的创作起源于对西部牛仔中“同性恋恐惧症”问题的研究。

  安妮:我写的东西都是以西部乡村为背景。在故事集《封闭农庄》中,包括《断背山》在内的一系列故事,都有对社会问题的观察,描述那里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这就是我的写作主题。

  记者:您创作这部小说时,想表现什么特别的东西吗?

  安妮:没有,当时我就是准备写一个新的故事,完全没有想过它会被搬上银幕。一开始我都没有考虑发表它,因为主题不是很符合文学常规。

  记者:这个故事花了两倍于一般小说的写作时间,为什么呢?

  安妮:因为我必须要靠想像力进入两个未开化的、言语粗俗、并且一无所知的男孩的内心世界,作为一个年长的女性,这可要花点功夫。我用了很长时间来琢磨人物个性和故事结构,力求没有缺憾。

  ■看了电影脑袋“嗡”的一下

  记者:在银幕上看到这个故事,您的感觉怎么样?

  安妮:非常震撼。我没有参与电影的制作,所以在那18个月里,我压根儿不知道情况如何,不知道结果会是好是糟糕还是吓人,是不着边际还是触人心弦。9月份看到电影,我无话可说。记得八年前写这部小说时,因为耗费太多的精力来研究这两个人物,结果他们嵌入了我的意识里面,真实得就好像那些在我身边走来走去、呼吸空气的人一样。我好不容易才把他们从脑子里去掉,以便继续工作。但是现在,我看了电影,他们又涌入脑海。真是不同寻常啊,“嗡”的一下,他们又和我在一起了。

  记者:您对希思·莱杰和杰克·加仑霍尔的表演有何评价?

  安妮:非常精彩,他们两个都很出色。杰克·加仑霍尔演的杰克·崔斯特不是我在写小说时构思的那样。我所想的杰克更神经质一点,比较像邻家男孩。但是加仑霍尔在角色中所表现的敏感与细腻是非常突出的。他出现的镜头,具有水银一般的质感。希思·莱杰的表演在我看来则几乎无法用语言来描述。他比我钻得更深,我颇费周折才达到对恩尼斯的理解,他却轻而易举就把握到了。莱杰的表演不仅形似,更神似,不仅仅是停留在衣着外貌上,更深入到人物的内心,太棒了!

  ■议论中我希望大家能想到宽容这个词

  记者:您认为这个故事会有突破性的影响吗?

  安妮:我希望它会带来对话与讨论,会警醒人们把目光转向多元性,转向彼此之间以及更广阔的大千世界。我十分希望人们能在对电影的讨论中想到宽容这个主题。当然,很多人是带着一种同情心走出电影院的,我觉得也非常好。这是一个爱情故事。爱无处不在,却因人而异,我对此深信不疑。这样的故事,其实十分古老,我们听了无数次,只不过还没有听这些演员讲述过。

  记者:您从相关组织得到过响应吗?

  安妮:没有。八年前小说刚刚出版时,我确实这样预料过。结果却是悄无声息。相反,我收到了很多个人发来的信件,有同性恋的,还有人伤心至极。这些年,来信源源不绝,还在继续。有些写得非常好,比如有人说“这就是我的故事。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离开爱达荷、怀俄明和依阿华的原因”。最感人的也许是那些父亲们的来信:“现在我总算理解儿子所遭受过的罪了”。知道你感动了人们,改变了人们,这是无比美好的感觉。

  记者:这也是您写作的原因吧?

  安妮:这不是。我从来没有预料到会得到这样的响应。我的写作动机源于长期以来的一个想法:描写在特殊境遇和地点生活的个体,当然,地点是首要的。这个小说结果会有如此的影响,只是因为它刚好触动了人们的某些神经。我认为这个国家很需要这样的故事。这是一个爱情故事,如今爱已经不多见了。厌倦了分裂、仇恨、灾害、战争、死亡,人们都渴望知道,有时候爱会以强大而永恒的方式存在着,并且对谁都有可能。

 记者:杰克和恩尼斯会再回来吗?

  安妮:不会,不可能的。他们就一直呆在那儿。我还有别的东西要写。

  媒体评说

  《纽约时报》书评:对《断背山》书中角色而言,壮观富丽而又震慑人心的地理是他们的守护神。书中人物的生活是奋力向前却徒劳无功的上坡路,下坡路却是狂乱失控的旅程。普鲁以散文体书写人物,笔法狂暴﹑震撼﹑娴熟,一笔将人物带至边缘,再作势让人物超越极限。

  《华盛顿邮报·书香世界》:散文体的笔法,加上故事的创意,让本书莹润光明。书中每一句文词均令人赞叹,令人拍案叫绝。

  《娱乐周刊》:十一则故事读来目眩神迷……每则故事彼此搭配得天衣无缝,悉心勾勒出一个苍寒疯狂的世界。关于作者

  安妮·普鲁1935年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1988年发表首部短篇小说选集《心灵之歌和其他的故事》,1992年发表的小说《明信片》为她赢得了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是首位获得此奖的女性作家。1993年安妮的《船运新闻》获得普利策奖。

  1995年安妮·普鲁搬到了怀俄明州。《断背山》创作于1997年,小说本名并不是《断背山》,而是收录在安妮·普鲁创作的关于怀俄明州的一本故事集《封闭农庄》中。因为被改编成了电影,才单独得名《断背山》。

神奇 永远不会结束

  风靡全世界的《纳尼亚传奇》系列由英国文学家C.S.刘易斯于1950年至1956年创作,一共7部。作品当年一经推出就大受欢迎,其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被视为奇幻文学和儿童文学的里程碑。

  刘易斯和《指环王》系列的作者托尔金同在牛津学习,两人友谊挚深。刘易斯1936年开始写作奇幻作品,第一本书《寂静星球之外》的主人公原型就是好友托尔金。一次刘易斯和托尔金聊天时,共同认为“现在没有什么好看的奇幻故事,不如我们自己来写”。于是两人决定来一场小比赛:托尔金的主题是“时间旅行”,刘易斯的主题是“空间旅行”。举世闻名的《指环王》和《纳尼亚》就这样诞生了。

  1950年首部纳尼亚作品《狮子·女巫·魔衣橱》问世,马上引起轰动。之后刘易斯连续推出了其他6部作品,1956年的收尾作品《最后的战役》,获得了英国儿童文学的最高奖项———卡内基文学奖。刘易斯被誉为“最伟大的牛津人”。

  《纳尼亚传奇》讲述了纳尼亚王国两千多年的兴衰史。纳尼亚的世界在造物主狮王“亚兰斯”的歌声中诞生,纳尼亚境内的居民以种族分成几类:人类、能言兽、矮人、女巫以及神怪族。7部作品各自独立,但又相互关联。

  “纳尼亚世界”中不但有各种各样奇幻的故事,更传达了爱、希望、勇气和信心。书中没有教条的语言,而是用极其生动的故事将这些理念植入读者心中。刘易斯也是一位著名的神学家,书中不少的细节都含有基督教义的隐喻。

  刘易斯在7部作品全部写完之后曾表示:这套书的构想,完全是为了给孩子们讲述福音的故事,真正的根源来自于圣经,这套书就像月亮反射着太阳的光芒。

  1963年11月22日刘易斯在牛津去世,但是《纳尼亚》的影响一直持续着,之后的很多文学作品都受到“纳尼亚”的影响,《哈利·波特》的作者罗琳也表示深受刘易斯的影响。现在随着“纳尼亚系列”被改编成电影,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认识和感受这部不朽的作品。

  家人回忆刘易斯

  ———他有过目不忘的本事

  C.S.刘易斯是北爱尔兰人,生于1898年,从小就对奇幻文学充满兴趣。当他在牛津大学读书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刘易斯应征入伍,经历了一番生与死的军旅生涯。26岁时刘易斯重新回到牛津学习,最终成为教授,一直留在牛津工作。他不但是一位文学巨匠,也是一位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哲学家、神学家和基督教的护教大师。

  道格拉斯·格瑞山姆是刘易斯的继子,他回忆刘易斯时说:“他首先是一个基督徒,其次他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他能够将非常繁杂晦涩的东西,用人们很容易明白的语言讲述出来。他还是一个十分幽默的人,和杰克(刘易斯的昵称)的谈话总是充满了笑声。”

  道格拉斯啧啧称道刘易斯非凡的记忆能力:“他有过目不忘的本事,他是我见过阅读量最大的人。你从他的书架上随意抽一本书,翻到任何一页,念其中的一句给他,他就能把其余的内容一直背下去。”

  刘易斯一家人曾经住在一个相对底层的社区,道格拉斯用“缤纷的个性”来形容刘易斯:“他走进一个小酒吧,和那里的管道工、电工、建筑工、农民畅所欲言,他们发现杰克不但是一位教授,还是一位哥们。”

  道格拉斯认为《纳尼亚传奇》是20世纪最伟大的儿童文学作品,“现在的西方社会,人们逐渐忘记了什么是宽恕,看看现在的电视里,充满了‘不平衡’和‘报复’。《纳尼亚》传达了‘坦诚’和‘宽恕’。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它的神奇永远不会结束”。

  《纳尼亚传奇》系列包括7部作品,有两种阅读顺序,按照出版顺序分别为:狮子·女巫·魔衣橱,加斯潘王子,黎明行者号,银椅,奇幻马和传说,魔法师的外甥,最后的战役。而按照作品自身的年代时间顺序,即“纳尼亚年”,则是:魔法师的外甥,狮子·女巫·魔衣橱,奇幻马和传说,加斯潘王子,黎明行者号,银椅,最后的战役。

余光中在洛杉矶开诵诗会 幽默诗句令全场大笑

  中新网2月6日电 200多位文学爱好者在2月4日晚聚集在洛杉矶蒙特利公园市长青书局﹐聆听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朗诵自己的诗歌作品。

  综合美国媒体报道,4日晚的“余光中之夜–诗歌朗诵会”,他深厚的感情、抑扬顿挫音乐般的声调和丰富的肢体语言,让长青书局的展览厅爆满,还有不少人站在后面、坐在地上,纹风不动地听完余光中两个小时的朗诵与讲解,这是洛城文化活动相当罕见的景象。

  余光中在当晚朗诵了18首诗歌。在开场白时他就表示,诗歌写作和朗诵是两回事。写作就像作曲,但朗诵则像演奏。他的诗歌,本来音乐性就特别强,加上杰出的表演才能,听他的朗诵众,就如同享受一场“语言音乐会”。

  但最能引起读者共鸣的,是余光中诗歌中深厚的中国情怀,对于离乡背井的听众,字字句句,扣人心弦。

  余光中用四川话朗诵了一首诗歌“罗二娃子”,诗中表现两个朋友少年时只是隔溪大喊,但因个人的离别,变成了民族的分离。虽然两岸已经回复来往,但诗中深切的哀痛伴着乡土的哀痛,把听众一下拉回两岸隔绝、亲人分离几十年那种载不动情愁。

  余光中还特别选择了一首《洛城看剑记–赠张错》,记述15年前来洛居住在诗人张错家,观看他家中收藏的古剑、弯刀等兵器的旧事。诗的最后一段写道看完兵器那夜,他睡不安稳。“圣璜山的这一边万籁俱寂/只留下我不安的耳朵/被崇于蠢蠢的刀魂剑魄/不知隐隐的铿锵究竟/是来自深鞘的挣扎呢/还是–楼顶主人的书斋/那些任侠而尚武的诗句?”最后一句的幽默,让全场哈哈大笑。

先锋艺术:不容回避的历史

《越界——中国先锋艺术:1979-2004》

近日,深圳美术馆研究员、著名美术批评家鲁虹倾力三年写作的《越界——中国先锋艺术:1979~2004》(下文中简称《中国先锋艺术》)终于付印出版。出版后,华南师范大学的李邦耀教授马上就把这本书列为其研究生课程的教材之一,而且这本书也成为了今年1月全国书市上的一个亮点,全国许多专业美术书店纷纷订购。最近,笔者就该书的一些相关问题走访了鲁虹先生。

两种艺术史

覃京侠:您的《中国先锋艺术》出版后,很快就被市场所接受。一本艺术史的专业书籍,能够有这么广泛的读者群,并得到这么强烈的市场反响,这是不多见的。就此,您有什么感想?

鲁虹:我很感动,也很欣慰!对于作者——尤其是一位非故事类书的作者来说,这是莫大的肯定。波普尔曾经非常不客气地指出,很多人喜欢吊书袋,以显得自己很有学问,这是不对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有责任将自己领域的知识很通俗地介绍给公众。所以这些年来,我一直想写一本让艺术家与艺术爱好者都愿意看的书。

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曾经写过一本《艺术的故事》,在全世界范围内一版再版,他虽然是为艺术爱好者而非专家写的书,却是学术界公认的艺术史权威著作。我在写作《中国先锋艺术》的时候,就在很大程度上受了《艺术的故事》的启发,我希望在不丧失学术性的前提下,尽力把书的可读性写得强一些。

覃京侠:河北美术出版社的编辑冀少峰先生评价您这本书是“国内第一本让公众介入到当代艺术中的著作”。我在浏览这本书的时候,比较强烈的一个感觉就是整部书图文并茂,行文通俗流畅。我注意到,书中的每一张图片下都有一个相关的说明,而这个图片和说明与文章既有联系,又是完全可以独立的。这样一来,这本书尽管比较厚,但是读起来一点儿也不累。

鲁虹:的确是这样。我认为有两种艺术史著作,一种是写给艺术史家看的;另一种是写给艺术家与艺术爱好者看的,它们都有存在的必要性。关于中国当代艺术史方面的著作,吕澎写了两本书,分别介绍了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现代美术和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当代美术。此外,高名潞也专门对1985~1986年间中国的新潮美术现象进行过研究,他们的著作在美术界反响相当不错,毫无疑问是重要的文献资料,但这些书的读者群还局限在相当专业的领域内,所以我愿意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写《中国先锋艺术》,做一个新的尝试,写一本给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看的艺术史。

覃京侠:那么,你是怎样想到用现在这种写作方式的呢?

鲁虹:2000年,当我着手写《现代水墨二十年》的时候,有意多放了一些插图。而且,我在每张插图下面都摘录了文章中的一段文字。这本书正式付印前,我在清理文稿的时候意外发现,这些图片和相关的文字说明已经比较连贯地串起一部简史,单看这部分的内容就可以粗略了解中国现代水墨发展的大致过程。

在这个思路启发下,我连续主编了《中国当代美术图鉴》、《新中国美术经典》,对中国现当代重要艺术家、艺术作品进行了初步清理,反响还不错。因此,在写《中国先锋艺术》的时候,我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这种写作方式,即突出简洁文字与大量图片的结合,学术

性与可读性的结合。我个人把这种方式称为“文图写作”。

关于当代艺术史的写作

覃京侠:要把当代发生的艺术事件、艺术作品以“史”的方式来呈现,恐怕涉及的问题就比较复杂。很多人认为当代史不应该由当代人来写,因为很难保持一种客观的态度来看待当代发生的事件。尤其

在中国,很多时候会受到人情世故的影响。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您在写作过程中有没有受到这方面的困扰呢?

鲁虹:当代艺术的历史该不该写、怎样写?这在学界一直是有争议的。法国年鉴学派就认为,真正严肃的学者不应碰二十年之内的历史,以避免因情感关系写下不客观的东西。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能太绝对了。中国一直有记录当代史的传统,如胡适等一批文学巨匠的作品在发表五年之后,就被《民国文学史》的作者写进了书中。试想一下,如果这些作者不写下他们当代的历史,那么我们现在回头来进行研究的时候,就会缺失许多重要的史料。现在艺术史研究存在着一个很危险的倾向,那就是总把目光投向过去,而对光辉的现在视而不见。

我认为,即便我使用的不是严格的艺术史的写作方式,但作为一名批评家、一名当代艺术的研究者,我也有责任记录下我对这段历史的看法,以提供给其他学者与后来人进行更深入、客观的研究。其实,我在为写这本书收集资料的时候,就深深感受到这样做的重要性。因为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资料已经大量丧失,而且只有少数作品在专业的美术杂志上发表过,图片质量也很差,这显然给艺术史研究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好在高名潞、吕澎他们在距离时代很近的情况下写了几部中国当代艺术史,对这些年出现的中国当代美术进行了记录和评述,是研究那段历史很珍贵的资料。另外,冯博一也曾经在上世纪90年代初做过一本中国早期先锋艺术的画册(称为《黑皮书》),很明显,如果没有这些史料,我们在研究中国当代先锋艺术的时候,就会缺失很多珍贵的资料。类似的例子还有一些,在此就不一一提及了。我想所有的研究者都会对他们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

因此我认为,当代的艺术史不仅要写,还要多写。正是由于在进行艺术史写作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局限,所以我们越是多留下一些版本,后人再来研究这个时段的文献的时候,就越是会有更多的参照和比较。

关于当代艺术的评判标准

覃京侠:中国当代艺术的创作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当我们面对一件作品的时候,传统的那一套评判标准很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了。但是当代先锋艺术的创作也呈现出一种混乱的状态,可以说是泥沙俱下,因此艺术评判标准的缺失是困扰很多人的一个问题。有人说这是一个没有标准也不需要标准的时代,我想您在写这样一部当代艺术史的时候,必然的会面临一个标准问题,如哪些东西要写哪些东西不写、哪些详哪些略,这些都需要您来选择,您也要对艺术家和艺术作品做出评价,您是怎样把握这个标准的呢?

鲁虹:标准绝对重要,没有标准就没有艺术史。但是在不同时代,判断标准必然会发生转换,不过,转换后的标准不仅与之前的标准有勾联,也与每个时代的问题情境密切相关。正因为有选择标准,这部书才没有变成一部先锋艺术的大百科全书。举个例子来说,由于我认为上世纪9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的主要问题是社会学转向的问题,因此,我更关注具有充分社会学内容的作品。而其他人写作标准也许不一样。

覃京侠:那么,针对当代艺术,您有没有更为具体一些的标准?毕竟,您也不是将所有与当时问题情境相关的作品全部选择了进来。

鲁虹:比较具体的标准,我想大致有以下几点:第一、作品是否提出了当代文化中最敏感、最核心的问题;第二、提出的问题是否从中国现代社会情境中提炼出来的;三、是不是用中国化的视觉经验——如中国符号和图像等来进行表达;四、作品的表达是不是很智慧。当然,这些问题都需要放在具体的文化情境中,用比较与分析的方法来谈。

另外,我在选择作品的时候,基本遵循了“效果历史”的原则,就是尽量选择那些已经在社会上造成一定影响的作品。对于这样一些作品,你可以喜欢也可以不喜欢,可以批判也可以赞扬,可你就是无法回避。正如迦达默尔所说,“效果历史”已预先包含了值得研究的问题。所以我们对历史进行研究的时候,不应该根据自己的好恶出发,更不应该从空洞的概念去找现象,而应该根据已经发生的现象找问题。我肯定做得还不够好,但我一直在把它作为一个目标努力。

关于当代艺术与大众的关系问题

覃京侠:您在这本书的最后一节对中国当代艺术进行了反思,并指出了中国当代艺术目前存在的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其中谈到艺术与大众的关系。据我了解,一般人对先锋艺术是比较疏离的,在感觉上也比较隔膜——“瞎胡闹”、“看不懂”,就是他们对当代艺术的评价。其实,很多搞艺术的人也在这样讲。而少数先锋艺术家自我感觉太好,他们总是站在公众的上方,俯看滚滚红尘中的芸芸众生,然后评头论足。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中国当代艺术家们又该怎么面对这个问题?

鲁虹:你谈出了一个客观事实。我感到产生这种现象,公众和先锋艺术家两方面都存在问题。就一些公众而言,是他们欣赏艺术的思路还没有转换过来,也正是因为在面对先锋艺术时,仍然沿用了传统的艺术标准和审美模式,所以他们失语了、不知所措了。少数艺术家的问题则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他们明显不是从中国的现实出发,而是从迎合西方策展人口味的目的做作品;其次,少数艺术家更多是在表达文化精英们的生存经验,而十分忽视大众的生存经验;再其次,少数艺术家明显运用的是从西方书籍与画册中移植过来的观念与手法。更有甚者还把波依斯、昆斯等西方当代艺术家当作艺术精英来看待,进而简单地模仿他们的作品。实际上,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读。简单地模仿肯定要出错。要知道他们作品中的观念也好,手法也好,都是与特定文化背景有关的。因此,中国的当代艺术家应该从中国的现实情境中去提炼问题与观念,并用中国式的视觉方式与智慧来进行表达。相信这样既会很好解决让人觉得很隔膜与看不懂的问题,也会在国际化的背景中获得明确的中国身份。前几天,我参加了一个当代艺术展,我感到全球一体化的表达方式占了主流,这显然是个很严重的问题。看来,完全从全球化的视野出发是不行的,我们的艺术家还得具备本土的眼光。

本来,中国的当代艺术一直希望得到公众的认可,但实际效果并不是这样,我认为问题主要方面还是出在艺术家身上。

此外,这里还存在一个媒体影响的问题。当代艺术与以往的艺术不同,它们的传播往往要经过批评家的阐释与媒体的介绍,因此,我真诚地希望非专业的媒体能更多地关注中国当代艺术,进而使公众对中国当代艺术有更广泛、更深入的了解。

于光远拒绝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因耻与柯云路为伍

   《文学自由谈》第1期刊登于光远的文章说,山西的作家中有一个柯云路,当他写《新星》的时候,写得还是可以的。后来写黄帝内经的文章,做了胡万林的吹鼓手。胡万林害死了不少人,柯云路也有很大的责任。所以,当作家协会的两位书记好意介绍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时,我表示如果柯云路在作家协会做会员,我耻与为伍。谢绝了这两位书记的好意。对柯云路,我针对的是“这个人”。说到“陕军”,贾平凹的小说应该说是有水平的,但是我不喜欢他在《废都》中采用有些《金瓶梅》的版本中的作法,在那时做那件事的时候,用许许多多框框,表示删节了多少个字,我认为这是一种生意经。同时我不喜欢《废都》中宣传的许多伪科学。这是就事而言,而不是针对贾平凹“这个人”。

人大教授再被指抄袭国外名著 学生出来担责任

在连续对著名学者金元浦涉嫌剽窃事件报道之后,记者联系上了与此事相关的金元浦的学生吴庆俊。吴庆俊声称,“金老师很委屈,因为《解码〈大话西游〉》一文是由我们几个学生整理上传的。”

  学生站出来承担责任

吴庆俊以前是金元浦的研究生,毕业好几年了,现在正在帮金元浦做“文化研究”网站。

“我看到人民网上转载了这件事(指金剽窃任晓雯文章一事),于是很关注。赵毅、曾繁文两位则是金元浦现在的学生。这篇文章是赵毅整理,由我上传的,大家都想要替他澄清一下。”

记者收到由“文化研究网”编辑吴庆俊、赵毅、曾繁文合写的信《存在工作失误 诚致歉意》。信中称,“金教授《解码〈大话西游〉》一文,当时负责编发的是我们。《解码〈大话西游〉》这篇文章不是金教授的个人学术著述,而是他讲授文化研究课的课堂讨论记录整理稿。”吴庆俊表示,这篇讨论稿被学生赵毅改写成了论文的形式。那么,为什么只署金元浦的名字?他们解释说,“关于署名问题,我们整理的稿子采用了原署名方式‘主持人金元浦’,但因为考虑到参加讨论的学生越来越多,不便一一署名。但是,原文有一个注释说明,表明整理稿是集体讨论的内容。”该信同时声称,“课堂笔记原稿中,金教授多次提到任晓雯及其他同学的观点。因为篇幅关系,我们在整理时做了删节,只保留了任晓雯的名字。”信中还谈到技术原因造成的问题,“原因是原有的Word文档页,凡是页下注的方式都无法直接贴到网页上,需要一条一条手工粘贴。我们时间精力有限,所以也就偷懒了。”

金元浦的另一位学生也是他的学术助手,则表示不是当事人,不肯接受采访,但承认此篇致媒体书是他们在北京一媒体的建议下写出来澄清的。该生多次要求不要透露其姓名。当记者就此事打通金元浦的手机时,一位中年男子接听电话,听清楚来意之后,说本人不是金元浦,随即挂断,记者马上再拨,手机已关机;另一位记者也表示,金元浦示意他打电话到家中,但一直没有接过电话。

而《东方早报》报道,金元浦在此三位学生致信媒体前,曾致信《东方早报》,指控任晓雯恶意炒作,并表示极大愤慨。他声称,“任的论文中多处引用或袭用(金元浦的)课堂讨论稿中的内容,并未作任何注释说明。”

抄袭国外理论名著?

与此同时,记者收到一封署名为Kittycn的读者来信,信中称金元浦的所谓的“代表性”学术专著《文学解释学》也有抄袭嫌疑。

记者查找资料时,发现金元浦的《文学解释学》于1997年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还曾获教育部颁发的“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Kittycn的信中称:“(该书)关于‘隐喻’的部分(第三章第四节:意义生成的象征–隐喻结构,P329-354),完全剽窃《隐喻》一书(霍克斯著,穆南译,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是摘抄,语言文字完全一样,这一节中的注释也都是《隐喻》书中原有的注释。”

《隐喻》是一部文学理论名著,是曾撰写过《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一书的英国学者特伦斯·霍克斯博士所著,中文有两种译本,一是穆南译的,书名《隐喻》;一为高丙中译的,书名《论隐喻》。中文版《隐喻》一书的译者穆南详情不考,但书的总序作者陈传才就是著名学者、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主任(与金元浦同一单位)。

这位读者还反映,把两书找来对照看,不用任何专业知识就可以判断两者间的雷同。如果是有专业知识的人,也许可以从参考书目中找到更多线索。“只要看看目录就可以发现,《文学解释学》就是把西方的理论攒在一起,完全是一个大杂烩。”

据了解,金元浦不仅是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国家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同时还兼任北京人文奥运研究基地执行主任。

 

《百年孤独》作者马尔克斯宣布封笔

 

患上淋巴癌后,马尔克斯近年已少有佳作问世。

  凭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百年孤独》夺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马尔克斯(GabrielGarcia Marquez)日前宣布封笔。

  据

报道,被誉为“魔幻现实主义之父”的哥伦比亚籍作家马尔克斯,现年78岁,作风低调,享受家庭生活,他1999年患上淋巴癌,近年已经甚少动笔写作。

  日前,马尔克斯在墨西哥家中罕有地接受《西班牙先锋报》访问时说:“我已停止写作。去年更是我一生中首次连一行字都没有写的一年。凭我的经验,要发表新小说绝无困难,但读者会知道我心已不在此。”

  因7年前患上淋巴癌,马尔克斯近年写的小说数量锐减。读者整整等了10年,才在2004年看到他最后一本小说《回忆我忧伤的荡妇》,但该书却被《纽约时报》评为“漫不经心”之作。

  2002年,马尔克斯曾出版回忆录三部曲《幸存者的故事》的第一部,但第二、三部也似乎因他创作欲下降而出版无期。

  马尔克斯1982年凭《百年孤独》夺得诺贝尔文学奖,其名作还包括1985年发表的《爱在瘟疫蔓延时》。近几年,马尔克斯在写作减产的日子里,十分享受和妻子的家庭生活,前美国总统克林顿还曾探访过他。

华裔作家欧大旭获今年世界首个知名文学奖

中新网2月6日电 在吉隆坡求学长大,现定居伦敦的华裔作家欧大旭(Tash Aw)凭借小说《和谐丝庄》(TheHarmonySilkFactory)赢得了2005年度英国惠特布莱德(Whitbread)最佳小说新人奖。这本书已经被翻译成十三种语言。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和谐丝庄》是欧大旭第一部英文长篇小说。评审认为,欧大旭“充满自信,且文笔十分优雅”;《卫报》则称,他的作品“像是一匹生丝,有些粗糙,并带着些透明。这样的不一致,却成为颇值得欣赏的特色。”

  小说故事发生于上世纪30至40年代的马来西亚,当时正值动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即将入侵。4名主人翁进入丛林,开始一次冒险之旅,他们的旅行却带来了毁灭性的结果。小说揭示了当时的文化冲突,全书情节紧张,令人手不释卷。

  现年33岁、任职律师的欧大旭,在吉隆坡一所天主教中学毕业后,升读英国剑桥大学、后来在东安格利亚大学文学创作班进修。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会长戴小华表示,马华作家多以华文创作,也有部分能以中、英双语写作,但用纯英文的甚少。“要写出好作品不容易,能以非母语创作更不简单。”

  据了解,惠特布莱德奖创办于1971年,是英国历史最悠久的文学奖。该奖项也是每年世界上开出的第一个知名文学奖。

黑暗诗人黄翔

黑暗诗人,在西方也被称为黑色诗人或哥特诗人。“黑暗诗人”这一称谓,最初来自德国诗人里尔克。在《杜伊诺哀歌》第一首中,里尔克说,“美不外乎恐怖的开端”。恐怖之最,莫过于死亡的恐怖。可是,里尔克把死亡视为生命向看不见的内在现实的转化,把生与死视为统一的整体。这就把黑暗诗人与哥特式风格的根本特征联系起来。哥特式小说和侦探小说的创始人爱伦·坡,同时也是一位黑暗诗人。他那描写超自然的恐怖、神秘的死亡、死尸的腐败和种种残忍罪行的黑色诗歌,与他的哥特式小说的风格是一致的。

黄翔一生的经历和创作与恐怖密切相连、与死亡纠缠不清。他深切体验到一种“五爪红得滴血的红色黑暗”。作为中国黑暗诗人,黄翔是红色恐怖时代的产物,也是他自身在死亡的阴影下不断抗争的造化。黄翔在《逃避哲学》中说,“ 黑暗中没有美;但人类以美的想象对抗黑暗”。这句话道出了黑暗诗人的本质特征。

在阴阳五行中,北方属水,色黑,在脏为肾。依照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气”的概念,这里的肾,指肾的气化。肾水足即肾气足,也就是元气足。肾主骨,肾水足则骨头硬,毛发黑,牙齿锐利,眼睛有神,阳具雄健。肾水衰竭,则骨头软,毛发枯,牙齿动摇,瞳仁无光,阳痿不举,甚至全身软疲拉塌。黄翔这头“诗兽”曾在萎靡不振的中国文坛狂饮文学的雄性激素。《狂饮不醉的兽形》,就是他的精神阳具勃起的宣言。

在希腊四根说中,一般以土为黑色,水为黄色。但并非一成不变。荷马史诗经常把水写成黑色,如《伊丽亚特》写到一群嗜血的野狼从“一眼混暗的泉水的黑色水面”饮水。希腊传记作家和哲学家普鲁塔克( Plutarch )对水的黑色作过这样的解释:河床底层的黑色来自暗影,同样的事在一个幽深的洞中也可以看到。 1

由此可见 ,从色彩学的角度来看,以水为黑色,是指其常见的条件色。但是,汉字的“黑” 字,字形字义均与水无关。许慎《说文解字》对“黑”的解释是:“火所熏之色也”,即火烧烟熏过后的色彩。“黑字”的下方四点水就是火。

“黑”字在中文中的引申性和黑色的象征意义,与西方概念相当接近。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注意到,水属于黑色,烟也是黑色,因为烟来自燃烧的木头中的湿气。也就是说,燃烧的木柴含水气越重,烟就越黑。但是,本松在《希腊色彩学与四根说》中讨论这个观点时指出,燃烧的木柴所生的烟实际上是白色,但烟可以把别的东西熏黑。 2 康定斯基把烧焦的东西作为黑色的典型特征,可能上承希腊色彩学。他在《论艺术的精神》中这样描绘黑色的特性和效果:

一片彻底的死寂,……一种没有任何可能性的寂灭,拥有黑色的内在和谐。在音乐中,它以曲终之后深长的停顿来表现,此后任何曲调的继续似乎都会飘向别一世界。黑色是烧焦过后的东西,像葬礼的柴堆上的灰烬,像一具一动不动的尸体。黑色的寂静是死的寂静。

潘多拉的匣子:恐怖叙事与排泄叙事

面对黄翔的黑色写作,就像打开了潘多拉匣子:各种各样的怪异动物,诸如流窜的耗子、逐臭的苍蝇、逃逸的乌贼、潜伏的猛禽,嘶咬的野兽,纷纷奔赴眼底;人类的各种疾病,诸如麻风、霍乱、肺痨、死亡症、模仿自杀,一一展现眼前;社会的各种罪恶、诸如酷刑、杀戮、苦难、争斗,通通撒播在字里行间;人性的各种欲望、恐惧、黑暗心理、异化感和反叛,统统撕开来看,遍布在荒谷、荒原、散落在精神废墟上、融化在浑浊的黄昏和黑夜的口腔里。整个世界如黑暗的子宫、敞开的坟墓,悬挂着一颗黑色的太阳,闪耀着磷火,仿佛创世纪就是世纪末的“停尸房”。这林林总总的恐怖意象使我们看到,我们并非像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诗意地安居在地球之上”。

在如此恐怖的世界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弱者。黄翔为自身勾勒了一幅《“弱”的肖像》,这一组“变体诗”写于 1981 年 9 月至 1983 年 9 月他自己的“停尸房”里。他在前言中声言:“‘精神的原则是微弱的,它不具有暴力。’/‘弱’是我的存在的真象和诗的情绪哲学。”于是,我们看到一颗“出逃的脑袋”:一个人的脑袋从他自己的肩上突然失踪了。对人的个性的剿灭,无疑是那个社会的最大灾难。恐怖的威胁,迫使一个诗人不得不像一只“团团直转的乌贼/放出黑墨汁的烟雾/从围绕的敌意中/溜走”。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逃”。我们知道,许多海洋动物具有变色的天赋,并藉以逃脱大动物的攻击或便于猎食。在这里,黑色成了一种自我保护的色彩。

一方面,黄翔是一个弱者,另一方面,他也是一个强者:

 

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

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

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

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

我的年代扑倒我

斜乜着眼睛

把脚踏在我的鼻梁架上

撕着

咬着

啃着

直啃到仅仅剩下我的骨头

即使我只仅仅剩下一根骨头

我也要哽住一个可憎时代的咽喉

《野兽》一诗,写于 1968 年文革恐怖期间,基于诗人自己遭受酷刑的践踏和多次被权势者追捕的个人体验。南非作家、诺奖得主 J.M. 库切在《黑暗的行刑室:小说家和南非》一文中谈到,酷刑对许多南非作家的影响已经形成一种黑色的迷恋。原因之一,是因为在行刑室里,极权主义与它的牺牲品之间的关系达到赤裸裸的极端的程度。“滥用暴力对个人的肉体存在进行威胁的目的在于:即使不毁灭他,至少也要摧毁他抵抗力的内核。”库切引用伊文( John T. Irwin )的话说,“正是因为小说家站在(行刑室)黑门的外面,想进入而不得入,他才是一个小说家,他才必须想象黑门里面发生的事情。的确,正是走向他无法进入的黑门的那种张力,使得行刑室成为他的一切想象的源泉– 艺术的子宫。” 3 但是,我们在文革的“群众专政”中看到这样一个异常现象:全中国都是行刑室,黑门经常是敞开的,几乎没有室内室外之分。同时,我们在黄翔身上看到一个与别的作家和诗人十分不同的现象:他自己就经常在黑门之内,他是一个既有酷刑的切身体验又有想像力的作家和诗人。的确,就色彩而言,这首诗黑色浓厚,与那个年代的一切写作迥然相异。它深刻折射了黑暗岁月个人与时代的关系,群众与权力的关系。“野兽”的象征意味是多层次的。黄翔曾采用过一个常见的悖论:人的本质就是“文明的野兽”。弗洛伊德在《幻想的未来》中谈到,人类文明的要义之一,就是要把人类生活提升到高出动物的水平,与野兽的生活区别开来。 4 但是,共产主义理想为人类设置了最文明的乌托邦,它的革命实践却以最野蛮的兽性践踏人类的文明。红色恐怖残酷地把人变为非人,变为野兽。一个真正的人的悲剧性反讽在于,他越是要证明自己的人性,他的处境就越悲惨,他就越来越不像一个人。他被扔到野兽的笼子里,他不得不像野兽一样搏斗,力求捍卫自身的权利。这首诗给中国当代诗歌留下了一根难得的甚至是绝无仅有的硬骨头。诗人的“抵抗力的内核” –这头“诗兽”的最后一根骨头,是无法摧毁的。这根黑色的反骨,是抵抗红色肆虐的强大的精神盾牌。黑暗诗人黄翔,正是靠政治上和文化上对极权主义的抵抗造就的。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中的那个被激怒的奴隶卡里班,在他叛乱之后即被称为“野兽”。被凌辱的黄翔以“野兽”自况,他 的 诗歌王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叛乱的王国。这种象征性的英勇抗争的描绘,是迄今为止在红色中国所能看到的最杰出的诗化表现。由此出发,诗人日渐透露出人文主义信息,如他在自传中所表示的那样,“是的,我是一只狼,宇宙苍狼,一只不吃羊却被如狼的羊群团团围困的狼”。

从哲学层面来看,黄翔比别的任何一位当代中国作家,更早更多地揭露了在所谓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的异化问题。 1979 年,著名美学家高尔泰发表了《异化辨义》、《异化现象近观》和《异化及其历史考察》等多篇论文,把马克思所说的异化视为从古至今普遍存在的现象。此后,著名哲学家王若水在 1981 年的《异化论》等论文中,把异化视为文革的重要原因之一。他指出,一个人异化成神,其它人就变成了兽;红卫兵打死的不是人,而是“兽”,阶级敌人成了“牛鬼蛇神”,也是一种兽。在高尔泰和王若水之前十多年,黄翔以更敏锐的触角把握到人的异化问题,以生动的艺术形象和强烈的情感揭示了这种令人惊骇的异化现象。

为了捕获潘多拉匣子里释放的种种恐怖,黄翔有时庄谐并用,亦庄亦谐。黑色幽默成了他手中的武器。一种幽默之所以不是红色的开怀大笑,而是在黑暗中在恐怖下的深意的微笑,是因为这种幽默,锋芒所向,直指一个建立在谎言和非人性的基础上的社会,直指存在的普遍的荒诞性。肾气旺盛的排泄叙事,挑战强权的排泄叙事,可以使会心的微笑爆发为哄堂大笑。

黄翔写于九十年代的《中国诗歌摇滚》,是像西方摇滚乐一样带着哥特式风格的摇滚歌词。其中的《动物世界》这一诗题,就是一个隐喻,暗讽我们处在人的世界却缺乏精神维度。在诗人的醉眼朦胧中,“一座城市就是一个动物园,一个咕咕冒着/气泡的蓄粪池和化粪池”。在这个不断从潘多拉的匣子里释放恐怖的“动物世界”,一切都在排泄,排泄出来的一切,都在“芬芳四溢地散发恶臭/繁殖带菌的邪恶和堕落。”比方说,“饮料和啤酒排泄甜腻的谎言和苦涩的泡沫”。

这一行诗,无意中道出了喜剧眼光和黑色幽默的基本特征:真正的喜剧艺术家的最大本领就是揭穿谎言,由此引发的笑,却是是悲剧性的苦涩的笑,甚至是无可奈何的笑。

黑色情绪:水深和夜深

黑色是悲剧的领域。一旦喜剧抹上黑色,也就获得了一定的精神深度或悲剧的内涵。

黄翔的悲剧感来自他自身的悲惨命运和深度思考。他的悲剧感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水深,夜深,洞深。

从黄翔的红色诗章中,我们看到诗人仿佛一生在火中焚烧。但是,根据五行与出生月份的命理学,生于冬季农历 12 月的黄翔,命中与水相连,一生都在水中呼啸。

水是孕育生命的母腹。荣格心理学的“情感”范畴中,以水为灵感的象征。白居易论诗,以“情”为根。当我们说情绪波动或心潮澎湃,当我们把人的潜意识说成心灵的深水区,都是以水为喻。我们可以说,人的目光如炬如火,又可以说目光深邃。有趣的是,在四根说中,古希腊人也把人的视力视为眼睛构造本身的火和水的活动过程。因此,可以说,水乃诗人的基本元素。命中缺水,就很难有创造力。

黄翔的黑色诗章,是一种抒情悲剧,是《人与世界的悲歌》--这是诗人于 1989 年 1 月至 1990 年 4 月在王武劳改监狱写下初稿,获释后加以整理的组诗。它是大墙下的黑夜如箫的嚎啕大哭,是一个良心犯铁窗听山的寂寥,独居室中的沉郁之梦,是死神之舞……

肾水颇足的黄翔,在《梦巢随笔》的《河流礼拜》一文中说:“我一生热爱河流。终年四季,在梦巢中虔诚巡拜河流,潜心阅读河流。”可是,他仍然从明静如镜、波光潋滟的河流中,看到一个既恐怖又美丽的意象:“一条河像个隐形的水妖,或像条潜伏的蟒蛇。哪怕它刚淹死一个人,却又会立即恢复先前的妖艳和粼粼地扭曲的迷人的线条。”

如果说,水的色彩可以变化,那么,夜的色彩则比较稳定地处在黑暗状态,尽管现代文明的人工光源可以造成“火树银花不夜天”的景观。

常见的“黑暗年代”的隐喻,传达的是人们对历史上的残酷岁月的普遍的情绪反应。相传名医华陀被残暴多疑的曹操捕杀之时,他身边的人害怕株连,连他的一本医学遗著都无人敢于收藏传世。因此,华陀大白天点燃一支蜡烛,悲愤地说:在我眼里,暗如长夜。然后,他无奈地将医书付之一炬。华陀的比喻,生动地说明了英国诗人布莱克关于色彩的一句名言:“眼睛改变一切”。的确,无论是从光源本身发射的还是物体反射的光波,我们都要是靠视网膜和脑部的视觉皮质区来处理,经过处理后才看到我们所看到的色彩。但是,布莱克显然不是从科学意义上谈论色彩领悟,而是强调情绪色彩。华陀的黑色情绪色彩,贯穿中国历史两千年,以至于黄翔在公元 1989 年羁狱时,仍然感到“阳光下/走动永久的黑夜”(《焚天人体-- 47 岁自画像》)。

因此,黄翔笔下的暗影、黑影、深渊等黑色意象,是一个时代的写照。在黑夜中的诗人及其黑色诗歌,用黄翔的隐喻来说,成了“黑夜之枭”:

 

它的羽毛是褐色的,如不驯服的黑夜。

它的本真的生命是真实的。真实得凶猛。

这是一种猛禽。潜伏黑夜之枭。它旋舞于静止。澄彻如黑夜。

–黄翔:《黑夜之枭》

黑色诗歌,只能在黑暗中才能孕育出来。如黄翔在《末世哑默》一文中所说的那样,美的精神产品,是诗人“经过黑夜的灼伤和灵魂撕裂的痛苦”换来的,因此,才能给人以“沉甸甸的感触”!正是在这种创造美的价值意义上,一个真正的诗人,不惮于靠拢黑夜,不惮于拥抱黑暗。如惠特曼在《我自己的歌》中所歌唱的那样:

“ 请紧紧靠拢,袒露胸脯的夜啊–紧紧靠拢吧,富于魅力和营养的黑夜! ”

洞深之象:释 “圆” 与 “无”

黄翔诗歌中不时出现“黑洞”意象,如《残篇·我相信》中的“黑洞”。它固然可以解读为宇宙学意义上的“黑洞”,即巨大的恒星死亡后的残骸形成的“天体的黑洞”,但在社会学意义上,不妨让我们将它与柏拉图的著名的“洞喻”联系起来看。“洞喻”同样可以作多种解释。从黑色诗歌的角度来看,它可以用来比喻被奴役的人类处在黑暗中的生存状态。洞中的囚徒面对背后的火光投射在洞壁上的暗影,无法认识真象,他应当转过头去回望背后的火光。同样,黑色诗人必须通过自我反思来深刻地真实地认识这个黑暗世界。黑色诗人总是敢于与美杜莎的头对视,哪怕变成一块石头:

同暴虐

同盯视人的黑暗

同媚俗的庸众

隔绝开来

不需要太多的垒筑

只需要一页诗

–黄翔:《简单言说·传略》

诗人像“洞喻”中的囚徒一样陷身于黑洞之中,成了一个勇敢的囚徒。这也是他感觉中的黑洞。有时,为了强调这种黑色情调,黄翔还加上大黑圆圈。例如,在《“弱”的肖像 ● 大地》中:

我伸开四肢

躺在大地上

疲倦 ●

黑油油的黄澄澄的泥土

嘲弄地在我身上涌动

向四面八方铺开 ●

我被收容了

黄翔曾谈到他写作《大地》时,情绪的凝重使他不禁要用大黑圆圈 ● 来标示出内心那一种 “ 肿涨的节奏感 ” 。 “ 仿佛高原的地下瀑布发出的钝重之音 ” 。后来,黄翔还提供过另一种说法:这个圆圈是 “ 象征 ‘ 无 ’ 的符号 ” 。 5

毕达哥拉斯派认为,一切立体图形中最美的是球形,一切平面图形中最美的是圆形。黄翔显然是有意借重这一几何图形作为简单的“图画诗”的一种表现手法。实际上,这个黑圆与黄翔的《 O (关于我和 ‘圆’ 的感觉)》中的白圆是类似的意象,好比同一枚钱币的两面。诗的主人公失落在旋转的白圆里面钻不出来,时刻觉得“天地对转”,白天、黑夜老是转,它是一个 “空无内容的不可知的 ‘圈套’”。在《“弱”的肖像》中,诗人写道:“感觉的最初一刹那和最后一刹那在黑洞背后的白洞中契合。”因此,这个空心圆图形也是一个象征“无”的符号。一阴一阳的两个圆圈,在黄翔的《“在场”的深渊》一文中鲜明地体现出雌雄交合的观念:这是一个“无限扩大开去的宇宙漆黑的子宫。……这是一个‘无有’‘无无’的深渊。黑暗神秘不露的石钟报出宇宙的时辰,终止不动于缓缓旋动。在这儿,万物惊动于凝止,寂灭在同一时间冥冥受孕。澎湃的恐龙面目模糊如灌木,起伏的虎群浑浑沌沌,有形万象从这无形的子宫源源涌出。”这就像黄翔在《自由之血》中所描绘的高风画的那幅贴在北京王府井的全黑的画:“一片漩涡状的转动的黑暗,意味着孕育万物的深不可测的宇宙黑洞或神秘宇宙的大子宫。”在《从死中觉醒》( 1976 )中,黄翔愤懑地诅咒黑暗的世界:“你是凶残的、自私的;你的茹毛饮血的原始的饥渴,唯有在我的心中的‘无’的筵席中才能得到‘有’的餍足。” 燃烧后的黑灰,有如地狱。黄翔诅咒的,是地狱的黑暗。在这里,我们又一次遇到美与恐怖和死亡的联系。把阴阳、雌雄、黑白、有无的二元对立调和起来,可以表达与宇宙进化、人类繁衍相应的社会发展的观念,是一种生死如一的最高境界。黄翔作为一个炎黄子孙,深知中国哲学的最高境界是玄学,到了那里一片深黑色(或玄色),深不可测。

取法于“天圆地方”的理念,汉字多采用“外圆内方”的结构。回归笔画简单的古字,是汉字简化的方法之一。简化字“无”就是一个古字,比后起的繁体字“ 無 ”更符合“六书”。许慎《说文解字》云:无,亡也,从亡,无,奇字,通于元者。元,始也,从一从兀。依照西方一种色彩学理论,下述十种色彩可以分别以数字来标明:一白、二黄、三绿、四红、五蓝、六橙、七紫、八灰绿、九褐、十浅灰。在这个序列中,黑色被剔除在外,它的数字是零,亦即无。

诗人从黑色在中国文化中的两种原始意义上来采用这一标号,正好与西方的一种色彩学对黑色的解读相吻合。

焚烧教堂:血肉的祈祷

有时,黄翔也从“黑”字本义出发来表达他的对黑色的领悟。在多处采用大黑圆圈的《“弱”的肖像》中,诗人发觉“被烟熏黑的寂静里/露出白霉斑”。他以“每个人的‘坑’”来象征一个集体惨遭枪杀的年代的悲剧陷阱。面对随时可能掉入“坑”中的危险,有人在凄厉地嚎叫,“尖-叫-烧-灼-黑-暗!”。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东方重现的魔影”登场了。在《中国诗歌摇滚》中,黄翔以组诗表达了一群流浪艺术家聚集圆明园艺术村的感觉。当黄翔和艺术村的这一群叛逆者面对圆明园废墟时,他们领悟到:当年英法联军摧毁这一旷世建筑物,与今天的红色教堂对一切“异教”色彩的教堂的摧毁,对中华民族多彩文明的摧毁,出自同样的暴力机制。实际上,黄翔早就在独自歌唱:

我是一个教堂焚烧者;

我是一座焚烧的教堂。

惊吓和激怒了所有的教徒! 6

黄翔的这几行诗,准确地在中文“黑”字原意上表现了他的黑色写作的本质特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被称为“死亡摇滚”的著名“基督之死”乐队的创始人瓦罗( Valor )曾经宣称:“因为我们的歌词和我们乐队的名字,不少人说我们是反基督的恶魔。但我们并不反对基督的学说,我们反对的只是千百年来假基督之名行压榨之实的投机分子” 7 同样,圆明园的“东方的魔影”和“中国摩罗诗人”黄翔,并不反对革命,而只是反对假革命之名行欺骗压制之实的暴政。他们更不是反基督的“教堂焚烧者”。在黄翔的《火神交响诗·世界在大风大雨中出浴》中,诗人要焚烧的教堂,有它“身外的殿堂”、“内心的神龛”、“新式的神像”和支撑它的“现代的皇权”。这座红色教堂,在乌云酝酿的大风大雨面前摇摇欲坠。

无可否认,这里有激进的民主革命思想,但是,我们应当看到,一方面,在圆明园的废墟上,在文革的废墟上,孕育出激进的民主革命思想,毫不奇怪;另一方面,红色激进革命的并发症和后遗症的危害性已经日益彰显,渐进的或和平的民主革命的可能性已经浮现。今天,中国的激进革命的避免,需要统治者和民众两方面的努力和互动。在这种隐喻意义上的焚烧教堂,乃是一种诗意的祈祷。黄翔的祈祷是虔诚的:

一部迷狂的抒情诗就是一部圣经。

我们从中听见一片血肉的祈祷。

–黄翔:《逃避哲学》

因此,黄翔笔下的“教堂焚烧者”,实际上是手捧自己的圣经在向最高的宇宙精神祈祷:给我们追求幸福的权利,给我们追求真理和美的权利,给我们选择自己的教堂选择自己的信仰的权利,给我们被拯救的可能性!阿门。

地火明夷:倒下的偶像

中国人原本拥有的这些权利或天赋人权,是被一尊偶像及其政治体系剥夺的。可是,当这尊偶像倒下时,许多中国人的“内心的神龛”却依然存在。就在中国当代历史上一个转折点,即 1976 年 9 月 9 日毛泽东逝世当天,黄翔写下了惊世骇俗的《倒下的偶像》一诗,开头一节写道:

一代暴君倒下了

从不义的权力的顶峰

从生锈了的刺刀尖上

从一世代被压弯了的脊背上

和亿万喘息和流血的心灵中

在黄翔的《火神交响诗》中,这首诗就写作的时间顺序来说是最后一首诗。《火神交响诗》显然属于黄翔的红色诗章,可以用《易经》六十四卦中离卦等火的红色意象解读。《倒下的偶像》则可以视为一个变卦,即 36 卦“地火明夷”之象。八卦中的坤卦为土,为地;离卦为日,为火。地火明夷,上坤下离,二卦相重构成落阳之象,属于坎卦,坎为水,故为黑色卦象。

“明夷”( ) 两字均为会意字,“明”指日月之光辉,“夷”字从篆体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来,左边单人旁,右边一把弓,也就是说,“夷”乃一人持弓之意,也就是南方“莽夷”的“夷”。 8 因此,“明夷”相合的形象是一人挽弓射日。在《倒下的偶像》中,就是莽夷的后裔南国诗人黄翔,力挽强弓射落毛泽东这轮炎日。

张嘉谚先生在《中国摩罗诗人》一文中认为:“黄翔叛逆风骨之血缘可追溯到怒触不周山的共工,或来自于与炎黄二帝抗衡的蚩尤”。同样,北明也在《一个中国自由诗人的故事》中指出,黄翔这位南国诗人、这位“天生逆子”的不同寻常的秉性,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他“不是含蓄温柔的炎黄子孙,却是蚩尤的后代,他的血液中寄存着这中国上古时期,与儒学道统的现实入世精神相反的道家自在自为,高蹈浪漫的原始冲动。”

的确,作为一个南国诗人,黄翔总是在他身上携带一点蛮夷后裔的活生生的野性。但是,我以为,黄翔与儒家的“入世精神”实际上并不矛盾。在他身上,只是没有儒家的迂腐,却有儒家“取义成仁”的精神。

诗中的“炎日下沉”之象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王朝匆匆合上了眼睛,”一个摩罗诗人与一尊偶像截然对立。与明夷之象略有区别之处,在于诗人并非谨小慎微,并不韬光养晦,而是锋芒毕露,直指中国极权制度的元凶。他甘愿承受思想的表达自由带来的惩罚。

明夷卦也可以用来象征两种不同的文明的冲突或两种文化和社会制度的替嬗。“明”字所象征的日月之行及其形成的四时更替,是农业文明的基础。换言之,它象征着崇尚农业文明的新兴的周代文化。“夷”字的一人持弓之象,象征的是崇尚狩猎或游牧的旧的商代文化。 9 这样一来,把“地火明夷”的上坤下离视为“光明负伤”的“韬晦时期”,并用来解读《倒下的偶像》一诗,同样可以讲得通。毛泽东时代的多少知识精英,都是各个领域的太阳,不管他们如何韬光养晦,都难免受伤的悲剧命运。历史的反讽在于,原本是黑暗势力的总代表,却僭取了太阳的光明意象。因此,诗人正是在呼唤落阳之后千万个负伤的太阳重新放射光芒:“太阳照样辉煌地照耀/万万千千的星球照样运转”。

商周之交的社会转型过程,在近代中国同样表现为黑暗与光明之争。十九世纪以来的东西文化冲突与融合之时,正是中国社会文化转型变迁的时期。中国以东方专制主义为核心的体系,社会组织、价值观,均受到极大挑战,也在不断寻求新的应对模式,以致形成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共产主义革命。由于共产主义革命的悖论性质,一尊偶像的“浑浊的声音”,在中国历史上充当了“人类文化警察”的角色。在黄翔的诗中,黑暗与光明之争已经展现为极权文化与民主文化的冲突和社会转型过程。在这里,包括黄翔在内的千万颗太阳才是真正的光明之象。这是从明夷卦象的解释中,从黄翔的诗歌中可以引申出来的一个结论。

拒绝忘却:黑色祭奠

中国有不少大名鼎鼎的作家,他们甚至在“六四”屠杀之后的噤若寒蝉中,仍然觉得中国作家的创作自由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因为性爱的“黄色”禁区已经突破,他们似乎可以大显身手了。他们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宽松心情,仿佛处在黄金时代,一片阳光灿烂。哪怕他们自己曾经受过黑暗的灼伤,他们也早就淡忘了。至于冤魂号哭,他们没有心灵感应。至于弱势群体仍然处在黑暗中的身影,那就对不起,他们没看见,或佯装没看见。结果,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黑暗的同谋。

拒绝遗忘悲剧历史的作家,在当代中国,的确是凤毛麟角。正因为如此,今天的黑色诗人是中国的珍稀动物。黄翔除了写作了多首纪念民主墙运动的死难者的诗歌以外,还写了多首纪念“六四”的杰出诗作。这是中国历史上更加悲壮、惨烈日子,是中国历史上考验一个人的良心,尤其是考验诗人的良心的日子。黄翔的《祭奠》一诗,写得极为凝练、沉重,具有浓厚的黑色情调。该诗诗题就是两个墨黑的汉字。短短的诗章以极为精炼的带血的黑色意象捕捉了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中文动词没有时态的变化,当诗人描绘这一历史事件,它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在这个日子里,蓝色飞翔的梦幻破灭了,红色恐怖几十年来良心犯不断撞响的黑色镣铐愈加漆黑作响。昏天黑地中,唯一的白色,是黑暗之王刺刀闪亮的寒光:

祭奠

— 怀念伟大的 1989 年 6 月 4 日

这个日子

是刺刀尖上

没有收敛的

记忆–

是带血的翅膀

滴下的

呼喊 —

是死者眼睛里

没有合上

的天空–

是大墙后面

镣铐

撞响的

寂寞–

是 1989 年

6 月 4 日

天安门

广场–

( 1996 年 6 月 4 日夜泪记于听美国之音广播之后。

时秋潇雨兰正播放《大悲咒》以示沉痛祭奠。)

这沉痛的祭奠给一切良知未泯的中国人留下了永恒的黑色记忆。诗中的几个黑色意象高度概括了红星下的暴政发生之后,中国民主运动的参与者被枪杀、被嵌口、被监禁的历史命运。值得注意的是,诗末的附记也不能忽略。现实的黑暗有时透不出一点光明。与刺刀一起共同维系一个红色僵尸的,是铺天盖地的谎言,使得我们在中国大地上不得不从美国之音所代表的蓝色文明中去寻找真实的声音;不得不在黑暗王国中从大悲咒所代表的白色文明中去寻找慈悲、光明的图像。

深受红色暴政之害最终逃脱了暴政的黄翔,就是这样凭借一页一页黑色的诗,同红色黑暗,同红色潮流及其今天的变种--带着铜臭的黄色潮流,终身隔绝开来了。

吊诡地说,我相信人性恶,也相信人性善。社会压迫总是成功地把它的牺牲品往恶的方向驱动。换言之,暴政往往很容易把良民改造成暴民。但是,在被压迫的真正的诗人和艺术家那里,向恶的高压驱动往往招致失败。在这种意义上,黄翔是一个胜利者:

弓箭敌视着它。白昼追逐着它。但没有一支能临近它的利箭;没有一个能咬噬它的白昼。

这是自己烛照自己的黑暗!

–黄翔:《宇宙之元·自己烛照自己的黑暗》

进一步追问,我们还可以让惠特曼来回答:

我不仅是 “ 善 ” 的诗人,也不妨作 “ 恶 ” 的诗人。

恶推动着我,恶的改善也推动着我。

–惠特曼:《我自己的歌》

红色中国的禁闭早就造出可怖的 潘多拉匣子。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对打开黑匣释放人性之恶负有责任。因此,我们都应当承担改善“恶”的责任。这也许就是人类的潘多拉匣子尚待打开的唯一的“希望”。要让每个人自觉地承担责任,就必须启蒙。正如荣格所说的那样,“启蒙不仅仅在于让人观看亮丽的形体和景象,而且在于让黑暗成为可见的黑暗。”黄翔的诗歌,用他自己在《面影》( 1982 )中的话来说,“时而烛火辉煌;时而漆黑一片”。换言之,他的红色诗章和黑色诗章交相辉映,组成了中国的民主思想启蒙的雄浑的二重奏。

注释:

1 本松( J. L. Benson ):《希腊色彩学与四根说》( Greek Color Theory and the Four Elements, Online ),页 22 。

2 本松:《希腊色彩学与四根说》,页 24 。

3 库切( J. M. Coetzee ):《黑暗的行刑室:小说家和南非》( Into the Dark Chamber : The Novelist and South Africa , Online )。

4 弗洛伊德( S. Freud ):《幻想的未来》( 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 1927, SE, XXI, p.50. )。

5 转引自张嘉谚《<大地>释读》,附录于黄翔:《非纪念碑:一个弱者的自画像》,页 135 。

6 黄翔回忆录:《并非失败者的自述》,见民刊《大骚动》第三期,页 70 。

7 见 Maria Blount 对 Valor 的采访,载 Propaganda issue #19 of Fall 1992 。

8 参见 Dan Stackhouse 《易经》英译本( Original I Ching, 1997, Online )的解释。

9 同上。

杨子立妻子给每人每月十元捐款人的感谢信

注:“每人每月十元计划”已经进行一年多了。我们从2005年1 月起一直在每月给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徐伟四位入狱良心犯家属邮寄捐助,我们希望这个计划能够一直坚持下去,直到四人出狱,大家有同样的心愿和信念。同时,我们的捐助也给一些需要紧急救助的人,以后我们的捐款多了,这样的捐助还可以更多。当然这需要我们每位以及更多人的参与。每人每月的十元捐助对我们来说不是太大的负担,但是我们的捐献足以改变许多人的命运。

日前接到杨子立妻子路坤的感谢信,特和大家分享。

加拿大多伦多——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你们好,请允许我这样称呼你们。这一称呼源于《圣经》的教导。我是基督徒,在给你们写这封信的时候,我深怀感激的心情。虽然没有见过你们,但你们却像弟兄姊妹般关心并帮助了我们四个家庭及狱中的杨子立、徐伟、靳海科、张宏海四个青年。

雪中送炭远比锦上添花可贵,你们的帮助与这份爱心对我们来讲,是莫大的安慰,也是无价的。你们的帮助使我们在苦难、迫害面前有了胜过这一切的信心,使我们有力量,坚强的走过这段艰难的日子,坎坷道路上有你们的相伴,我们就不孤单与寂寞。

记得2005年春节前,我于2月7日在监狱与杨子立见面,2月9日是农历大年初一。在与杨子立见面前十天左右,我一直在哭,不知如何面对新年前的这个见面日,我不知如何开口与他说话,我甚至都无法问他:“你有饺子吃吗?”更无法对他说:“我回老家过年,你对家中的父母说点什么?”因为任何一句话都会令我泪流满面,无法抑制内心的痛苦与无奈。

就在我与杨子立见面的头一天,有一个主内的姊妹告诉我,陪我去监狱。第二天这个姊妹踏着雪陪我去了北京市第二监狱。这时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由于她的陪伴,我忧伤、冰凉的心便有了热气。流泪的脸上竟有了笑容,而且与子立见面、谈话我没有流泪。我第一句话就告诉他:“外面有个姊妹陪我来的”。我俩被这份情谊改变了无法相聚过年的那份凄凉,虽然丈夫仍被关在狱中,迫害仍没停止,但心里是暖的,那份世间的爱,那份从主那里来的爱,使我那天过得很幸福。

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你们的爱心与帮助真的能改变我们的心境,事实上人活着也完全是靠心境与意志力,特别是度过最悲残的岁月时尤其重要。

很感谢盛雪姊妹发起每月捐赠十元的爱助活动,使更多的爱心凝聚,走在爱的路上。你们的付出,也使我们家人有能力与狱中的亲人多见几面,给狱中的亲人双倍的照看。有了你们的爱心,狱中的亲人们也能放下心中的负担与亏欠,因为有你们帮助、关怀他们的家人。

在此引用《圣经》上的一句话,也是神的祝福:“愿帮助你的,也都平安!。

上帝爱世人,愿上帝祝福你们这批可爱、可敬的弟兄姊妹们!

在此,我代表我们四个家庭给你们拜个早年!

愿你们在新一年里福杯满溢!沐浴主恩!全家蒙福!

路坤 2005年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