鞑虏易驱 民国难建
一个‘开始的结束’
唐德刚:民国前十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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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基于宪政，宪政源于妥协，妥协始自贵族
1．民主基于宪政，宪政源于妥协
宪政侧重的是进行政治活动的规则；而民主侧重的则是多数人决定国家政策以及选举领导人的制度。从逻辑上我们不难理解，必须先有了进行政治活动的规则，然后才能确保民主制度的实现。如果国家有一个拥有不受限制权力的人，例如国王，那么就在根本上不会有从事政治活动的规则，因为国王的意志就变成了最高的规则。因此，走向宪政民主的第一步就是要在排除政治上的绝对权力以后确立一个如何取得权力，如何分配、使用权力的规则。这个规则怎么产生呢？答案只能是妥协。如果各个政治势力之间你死我活，势不两立，这个规则就没有办法产生。
2．罗马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妥协完善了罗马共和国
公元前510年，罗马贵族联合平民的力量，终于驱逐了塔克文及其家族，继而建立了共和国。罗马共和国实质上是贵族共和国。执政官选自贵族，元老院也为贵族所把持。平民虽有权参加公民大会，但他们享受的政治权利是不完全的。在一般情况下，平民不能进入元老院和出任国家高级官职。同样，宗教职务也都被贵族垄断，平民不得染指。贵族实行内部联姻，将自己严格封闭起来。这样，贵族在推翻王政后直接掌握政权，竭力维护和扩大自己的特权地位，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拥有特权和凌驾于平民之上的阶层，一个排他性的等级。在经济上，贵族大量侵占国家由征服而得来的公有地，平民却得不到公有地的分配。平民中只有少数人由于经营工商业发财致富，大多数平民缺少土地，生活困苦。连年不断的战争，也加重了平民的兵役和赋税负担，致使许多平民负债破产。当时盛行债务奴役制，债务人以自身及其家属人身来抵押，到期不能偿清债务，债主有权拘禁抵债者，甚至处死债奴或把债奴卖到国外。贵族和平民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地位与权利的不平等，必然激起矛盾，导致冲突。平民展开反对贵族的斗争，要求分得土地，取消债务奴役，同时在政治上也要求维护人身自由和合法权益，特别是富裕平民要求享受与贵族平等的权利，参与政权，结束贵族独揽大权的局面。
共和国建立后不久，罗马平民便掀起反对贵族的斗争；这两个等级的斗争延续两个世纪之久。在斗争过程中，平民联合起来，屡次采取“撤离”运动，即以集体退出公民公社和军队作为斗争手段，迫使贵族逐渐作出让步。公元前494年平民因不堪忍受债务奴役举行第一次撤离，一群平民，连同他们的家庭一起，离开罗马城，走向被称为圣山的阿文廷山。他们按照古老的惯例，宣读彼此支持的共同誓言。当时罗马面临外敌侵袭的紧张局势，平民的撤离使贵族大为惊慌，只得向平民妥协让步。从此以后，平民每年可选出两个保民官，以保护平民免受贵族官员的专横暴虐，保民官的人身不可侵犯。
后来平民屡次利用撤离手段进行斗争迫使贵族妥协。到公元前474年，平民按特里布斯（地域部落）召集会议已获正式承认，称作平民会议，经该会议通过的议案称为平民决议。为了限制贵族滥用职权，随意解释习惯法，平民要求制定成文法。经过一番斗争，成立了拥有全权制订法律的十人团，于公元前451—450年公布了十二铜表法。该法典基本上是习惯法的汇编，其实质是维护贵族奴隶主的私有财产。然而，法律既已编订成明确的条文，量刑定罪以此为准，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贵族在司法上的专横行为。平民达到公布法律的目的后，继续为争取政治权利而斗争。公元前449年瓦列里乌斯和荷拉提乌斯当选为执政官，实施了一项重要法案，规定全体公民都必须遵守平民决议。大概在此同时或稍后，贵族也被允许参加按特里布斯召开的立法会议，于是增设特里布斯大会作为新的公民大会。公元前445年，根据坎努利优斯法，废除了十二铜表法中平民与贵族通婚的禁令。次年设置具有执政官权力的军政官职位，初为3人，后增至6人，并规定平民也可当选。公元前5世纪末和4世纪初，罗马接连不断地进行对外战争，平民和贵族斗争一度沉寂，共同对敌，但不久后重又爆发，并深入到社会经济领域。传说经过十年斗争，终于在公元前367年通过了著名的保民官李锡尼和绥克斯图法案：所有债务的已付债息折作本金计算，尚欠部分分三年偿清；占有公有地的最高限额为500犹格；取消军政官，重选执政官，两执政官之一须由平民担任。该法案的通过，是平民反对贵族斗争胜利的一个里程碑。既然平民获得担任最高官职的权利，其他原有和新设的官职如高级市政官、独裁官、监察官、执法官，也都陆续对平民开放了。同时，平民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斗争也有进展。公元前326年通过了波提利阿法，禁止以人身抵债，实际上废止了债务奴役制。公元前287年，平民举行最后一次撤离。结果，平民出身的霍腾西阿被任命为独裁官，颁布了一项法律，重申平民决议对全体公民都有法律效力。
罗马贵族与平民的斗争持续了两个世纪之久，罗马平民在斗争中表现了顽强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但这一斗争却是非暴力的，没有选择战争、内乱等流血方式。应该说，罗马平民的斗争方式是聪明的、成功的。是否平民的胜利，贵族的妥协就意味着贵族失败了呢？不，贵族的妥协意味着罗马贵族找到了发展自己的有效方式，扩大了统治基础，完善了统治体制。平民虽然取得了权利，但贵族的地位没有削弱。原来只有平民参加的平民大会，后来贵族也参加进来了。而由于贵族的政治经济地位，很快平民大会就被贵族控制了。元老院成员由贵族组成，其权力和影响都增加了。平民更多地参与政治，使政府的权威增加了，效率也提高了，更重要地，人民对国家的忠诚增强了。
3．更典型并更具操作性的妥协是贵族之间的妥协
罗马平民如此团结和有组织的确非同寻常。更多的情况是：由于平民政治经济地位比较低，教育和从政能力也有限，平民通常是在倾向平民的贵族的领导下发挥作用的。实际上，即便在古雅典实行民主制度比较完善的地方，垄断民主政坛的依然是贵族。近代英国的议会民主在1215年逐步发展，到1688年已经基本完成，但直到1832年议会改革之前，英国议会实际上由贵族把持。也就是说，宪政源于妥协，这种妥协更直接地表现为贵族之间的妥协，通常是倾向平民，要求政治改革的贵族与维护贵族传统权力的保守贵族之间的妥协。
在君主国家，对国王专制权力能够形成制约的可靠力量也来自贵族，这在很多民族的早期历史中都可以看到。宪政和民主正是在这一相互制约造成的王权的缝隙中产生并壮大起来的。
在古希腊，公元前8世纪，雅典王子提秀斯完成了阿提卡半岛统一，建立了国家。其后氏贵族掌握政权，原来作为最高首领的巴西硫斯(国王)被三位执政官所代替，这是共和政治的雏形。[1]这里最应引起人们关注的是“其后氏贵族掌握政权，原来作为最高首领的巴西硫斯(国王)被三位执政官所代替”。这是走向宪政，防止权力垄断于个人的最为关键一步。是谁取代了国王？是后氏贵族。这些后氏贵族通常是同辈中不分高下的兄弟。三个人共同执政必须依赖规则，而不能是一个人说了算。这就与宪政比较接近了。
在罗马的王政时代，贵族在国王的选择上以及在国王权力的制约上都起相当大的作用。当最后一任国王高傲者塔克文蔑视贵族的权利独断专行的时候，贵族们就干脆将他推翻，并最终在罗马建立了宪政体制，在这个体制中有执政官、元老院、公民大会和保民官等相当复杂的权力制约机制。在后面我们可以看到，英国的民主宪政体制的建立也是国王与贵族之间进行长期斗争并最终达成了妥协的产物。 4．中国古代也有贵族间妥协并走向宪政的可能
即便在最典型的专制国家——古代中国，贵族对于国王的制约作用也能够十分清晰地看到。在春秋中期以后，贵族势力强大，对国君的权力形成强有力的制约。这些贵族是从两个途径形成的：一是国君的子弟。周代实行“亲亲”制，即多任命国君的亲戚子弟担任要职。像鲁国的“三桓”，是鲁桓公的3个儿子之后。郑国的“七穆”，是郑穆公7个儿子之后。宋国的“六族”，是宋戴公、庄公、桓公、文公、武公、穆公之后，华氏、乐氏是戴公的后代，鱼氏、向氏是宋桓公的后代。卫国的宁氏“七世卿族”，是卫武公的后代。齐国的高氏是齐文公子公子高的后代，国氏也是公族之后；贵族的另一来源是功臣之后。如齐国的管氏是管仲之后，鲍氏是鲍叔之后。这些贵族们往往依凭封邑的力量同国家政权对抗。春秋晚期，鲁国的国君大权旁落是有名的，权柄落在“三桓”手中，特别是季氏长期执国政。鲁昭公二十五年，鲁昭公的士兵攻打季氏。由于孟孙氏和叔孙氏认识到，若没有季氏，这两家的处境也会危险。于是孟孙、叔孙两家率领族军支援季氏，孟孙、叔孙两家援军一攻，昭公的士兵就被打败了。鲁昭公在兵败后只好跑到国外。[2]
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如果鲁昭公在与三家贵族的斗争中不是出走国外，而是与三家贵族达成某种妥协，那就与宪政制度相距不远了。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很多国家走向宪政民主或专制制度的关节点。
在清初努尔哈赤死后的情况更能清楚地看清贵族在通向民主宪政抑或君主专制制度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在努尔哈赤谢世的当年十月，诸贝勒推举皇太极“嗣父皇登大位”。遵父临终旨意，皇太极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四大贝勒“南面坐受”朝拜，共商国是。当时八和硕贝勒的权力是相当大的。行政上，四大贝勒平起平坐，共同裁决军国大计，无君臣体统。经济上，有人必八家分养，土地必八家分据。即使一人寸土，贝勒不容于上，上不容于贝勒，“事事制肘”。军事上，各和硕贝勒所将之兵，势力均衡，汗无指挥权。皇太极有“一汗虚名”，实无异一旗贝勒。
皇太极深感汗权与旗权之间矛盾严重，不利于汗权集中。于是，他决心改变四大贝勒俱面南坐的制度，开辟“南面独坐”的蹊径。崇祯三年（天聪四年、1630年）三月，皇太极抓住阿敏不与明军交战，弃永平四城而归的过失，宣布他十六大罪状，将其免死幽禁。这样，四大贝勒掌权变为“三尊佛”执政。代善乖巧地提出让皇太极中坐，他与莽古尔泰侍坐两侧，“以昭至尊之体”。次年，莽古尔泰因大凌河之役顶撞皇太极，“抽刃出鞘”，被革去大贝勒，降为诸贝勒之列。尔后，莽古尔泰病死，又以密谋“要夺御位”，追夺封爵，并收缴了他的正蓝旗。代善则誓表忠贞。崇祯五年（天聪六年、1632年），皇太极“一体独尊”的希冀实现了。[3]
我们在这里能够清晰地看到有一种可能性，即几个贝勒之间达成某种妥协，建立一种制度防范任何一方形成垄断局面的可能性。如果贝勒们能别有政治眼光，而不是苟且偷安以图自保；如果每一个贝勒都能对其他贝勒的被贬与自己将来的被贬密切地联系起来；而不是像代善那样只满足于做一个高级臣仆，这样防止专权的宪法制度的建立就是有可能的。当然，一个非常重要的大背景是中国从来就没有过成功的摆脱君主专制的政治实践，也从未想象过离开专制君主国家还能被有效管理；而在古代希腊、罗马城邦中这样的经验非常丰富。
5．贵族之间达成妥协的逻辑可能
在国家权力的分配上基本上有两种维系稳定的方案：一种是君主高踞其上的金字塔结构。在这种层级结构中，下级服从上级，最终全国服从君主一人。于是，国家的政治秩序就稳定了。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最高国家权力不是由一个人行使，而是由不同的人在互相制约平衡中在一定的规则的主导下实现。这就是民主宪政的雏形。困难在于这一平衡状态非常脆弱，极难实现。
那么，是谁能够进入这个相互制约的体系中去？只有国王和贵族有能力、有资格进入。他们是难分伯仲的兄弟，是地产家业相当的财阀。平民过分弱小，也过分分散，通常依附于贵族的势力之下很难独立发挥作用。
无论国家有多大，其权力体系的建立总是由一个小的核心开始的。这个小核心团体内部的关系对于未来国家的权力体系的样式有非常重大的影响。我们熟知三国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故事。我们假设刘关张发誓要结义，而在结义的时候约定任何事情按照多数意见办，那就朝着宪政的方向走了。实际情况是，刘备是大哥，最后按照刘备的意见办。由刘备做主，确实反映了我国的传统影响，因为刘备是当朝皇帝的本家，其祖上是汉景帝的儿子中山靖王刘胜，当然更可追溯到刘邦。但是我们在这里依然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发展的可能性。谁能对刘备构成制约呢？当然是关羽和张飞了，连诸葛亮、赵云恐怕也没有关羽和张飞的制约更为有效，更不用说那些更下级的官员，乃至百姓了。
从这里我们看到，宪法的确更像一个契约，是一同打天下或抢劫的哥儿们之间的契约，是势均力敌的世族大户之间的契约。有了宪法或宪政仅仅是第一步，通向民主的路还很漫长，更多时候未达民主既已夭折。但宪政无疑是最为关键的一步，只有实现宪政，民主才能在世族大户的竞争的狭缝中逐渐成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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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定较，张莉：《雅典宪政制度新探》，载《皖西学院学报》2001年2期。
[2]史文仲等著：《中国全史》（3）之“春秋战国政治史”。
[3]史文仲等著：《中国全史》（17）之“中国清代政治史”。
冉云飞:抄民国辞书凡例哀悼《中国青年报》之“冰点”
冉按：辞典编纂，是知识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社会必备的读物。而随着各科愈加细密，专门辞书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但不管怎么变化，辞典编纂应在最大程度上保持知识乃至价值的中立，辞条的内容来自于客观事实，科学的阐释，既非杜撰，更非意识形态乃至党派的产物。换言之，辞书编纂和其它读物一样，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便是，不能有意歪曲和遮蔽事实，即那种愚弄读者的辞书编纂，不仅有害于一时之读者，也于文化的传承有损。在这方面，谢泳兄别具慧眼，他曾在其大作《杂书过眼录》里比较过民国和四九年后辞书编纂方面的诸多不同，并提倡注重对辞书中条目撰写的研究，以研究出辞书编纂背后的时代风尚和深刻内涵。
袁伟时先生近期在《中国青年报》冰．点上发表关于中国历史教科书问题，痛心疾首地说：我们都是喝狼奶长大一代。所谓狼奶，就是被政党有意歪曲的历史事实和观念，喝狼奶长大的人，怎么可能对历史事实和现实生活，有合乎文明价值的基本判断，怎么可能真正争取自己应得的自由及有尊严的生活？《中国青年报》冰．点在一月二十四日被中共勒令取缔，就是因为他曾经发表了一些针对这个主流意识形态不一样的真实文章，在这个被粉饰起来的新春佳节，我要为曾经为吾国民主付出努力的先辈，以及为此受难的人们，包括那些为此倒下的报纸，如《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京/报》、〈中国青年报〉之冰．点，表达我的敬意。希望在将来的新春佳节里，人民有真正的幸福和自由。同时，我要向台湾《中国时报》发表系列关于中共整肃《中国青年报》之冰．点的批评文章（包括《华盛顿邮报》的评论文章），尤其对龙应台先生上中国最高当轴的信，深表敬意。以下是中华民国二十四（1935）年十月三版之《经济科学大辞典》（高希圣、郭真编辑）之凡例。
（一）：经济学一词，有狭义与广义之别。狭义之经济学，即科学的系统的经济学，广义之经济学，则包括经济原理，经济政策，经济史，经济思想，财政学，商业学，经营学等等。本词典之范围，包括经济学之广义。故其内容繁复，约有三千余条。
（二）：本词典之编辑，目的在供一般人参看，同时又可供经济学研究者查考。故文字务求浅明，于经济学上比较重要之名词，则解释务求详尽。而对于与近今经济变革大势有关之各种学说，各种问题，论述尤为精确。
（三）：本词典之论述，力求公正无偏，对于经济学史上各重要学派及重要学者之学说，皆叙述其原原本本，必先将其理论之大体陈明以后，始加以适当之批判。因词典为一般之参考书，不如此，决不能达到其原来之目的。
（四）：本词典之编制，概依各条首一字笔划之多少，排成次序。首一字笔画相同之各条，依普通辞典部首之先后，排成先后。而首一字相同诸条，则尽列于一处。故卷帙虽繁，检查则甚易。
（五）：最新出现与经济学有关之名词，如统制经济，五年计划，法西斯主义……等等，本词典皆已列入。
（六）：各条目，如有必要，均附原文。一般名词，因国内学者，多通英文，故概附英文名。
（七）：政治的社会的问题，皆以经济条件为基础。瞭解个人的，国家的，及世界的经济现象，可说是民主国家每个人之义务，亦可说是民主国每个人之权利。本词典对此，希望能有所贡献于我国之国民。惟编者学识有限，遗漏及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尚望高明指正，俾得于再版时改订。
编者 二十二年十一月
卢雪松:像启蒙教授那样走在路上
英国社会哲学学者史蒂文·卢克斯1995年完成的小说《启蒙教授漫游记》终于在2005年1月有了中文版（上海人民出版社）。谢静雯、秦于理两位译者用优雅的文学语言和准确的哲学理解将作品呈现在我们面前。为此，身为一名教师，我愿向学生们诚挚推荐这本《启蒙教授漫游记：观念的喜剧》。
在军政国，刚刚政变成功的军政府将国家变得极其暴力与恐怖，一心埋首于18世纪启蒙哲学故纸堆中的教授尼古拉斯·卡里塔特也在劫难逃。在抓捕者与刑训者那里，“逮捕”这一法律词汇已经毫无意义，从而使教授的被抓变成了赤裸裸的绑架和要挟。尼古拉斯对于将灵魂出卖给强权的要求无法屈从，反而因此得到了武装反对组织“看得见的手”的援助。那是一群要改变现状却依然迷茫的人，美好的国度在哪里？“手”们将尼古拉斯从狱中拉出来即而推向军政国之外的大千世界，将国家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了他的身上。
启蒙教授尼古拉斯首站考察了福利极大化、令各国叹羡的“功利国”。但在尼古拉斯冷静的眼中看到的，只不过是一个外表无比光鲜，灵性却相当空乏的国家。在这个国度里，“启蒙”已成为过时的愚蠢观念，“感谢”之类的词汇因为没有意义而被自动取缔使用，更不消说“自由”、“民主”、人的尊严情感一类的概念，一句话，这里只有“功利”而没有“人”。最后的结局是，在尼古拉斯即将用一场演讲来系统地和“功利主义”唱反调的前一刻钟，他被功利国的恐怖分子绑架。政府对这位启蒙教授的功利价值作出权衡之后，毫不留情地放弃了他。在给“看得见的手”的信中，启蒙教授这样评价“功利国”：“他们对某个东西的确有兴趣，这种兴趣百年如一日，且浓厚不已——不管那东西是什么，它是他们微笑的泉源，也是他们所有计算的对象。……但是它到底是什么？我得坦诚我还没有答案。以下这些别名也帮不上忙——‘功利’、‘幸福’、‘福祉’、‘满足的愿望’。仿佛他们整个生活方式正奠基在深奥的谜团、神圣的本质、深不可测的秘密、一种独立存在的价值之上。与特定的社会关系或社群似乎也不相干——像是友谊和家庭。而且，如我之前所言，呵护它并不意味着对自由的渴望。可是，他们全心全意地信仰它，而且表现得好似能够精确计算它的程度，好似通过行动就能够使它最大化。这是我所见过最怪异的信仰了。”显然，启蒙教授判了“功利救国论”的死刑。
身处危境的尼古拉斯被“共同体国”的牧师所救，从而开始了他出国考察的第二站。这里我们将面对的是当代社会学中很热门的“社群主义”学说的纯粹化表现。在共同体国，启蒙教授的命运一点也不比在功利国好。一个共同体中的年轻人用摇滚剧的方式正面描述了他所在的民族和他的信仰形式，但却因为轰动全球并达到意想不到的讽刺效果，险被共同体国法律判成性质最严惩的叛道与亵渎罪，最终，他虽没被处死，却被开除出共同体籍，甚至还受到愤怒的追杀。尼古拉斯找到要置孩子于死地的那两个共同体，却发现跟本缺少与他们对话的前提：在共同体国，对“共同体”的“讽刺”罪不可恕，并且从来没有“宽容”的概念，只有不可越雷池一步的对“共同体”成员的严格“尊重”，联想到现实世界中，某些国家的政府一旦受到非议或谴责，便愤怒声讨国家内政被干涉时的态度，竟颇有几分相像。后来尼古拉斯因误闯女浴室而被推上共同体国女权主义者的法庭，共同体国的女权完全秉承其所在国那种对自我教义的极端化态度。可想而知在这里他没有申辩的可能，气势汹汹的指控不顾什么也没发生的事实，尼古拉斯已成为情节严重的“思想犯”，甚至有种巨大的压力使得所有人对此都爱莫能助！仓皇逃走——启蒙教授尼古拉斯被迫选择这样离开共同体国的结局。在火车上，他开始了这样的思考：“‘家’对我来说是一个人亲乡亲的地方，可以自由行动与来去。他们则把家当成起源与终点，占有压倒性的绝对重要性，足以决定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定义他该如何看待自我，并且操控所有的社会与私人关系。……共同体国人的生活方式（即他们所谓的‘认同’），是外在的、集体的，而不是个体的、自发的；如果有人想跨越这些框限，就会发现无处容身。……功利国不晓得何谓人权，共同体国则禁止人权。……在功利国至少每个问题大体上都可以计算出答案，在共同体国，每个问题与答案皆视观点不同而异，我们不能评断哪一个观点比较好，因为没有任何观点可以用来评断其他观点（怪的是，他们反而把这种观点奉为真理。）”
第三站是“自由国”。政府正在大刀阔斧地改革，国有资产全部下放进入自由市场运作，其中包括铁路、公交、通讯、水资源、煤气、国家森林、所有公立医院、以及所有司法执法机关，甚至还有国家图书馆。然而这些没有带来生机，却只有个人顾个人的孤独与混乱伴着没有意义的弱肉强食。贫富差距严重，人生动荡不定，一个每天可在巴士站附近和尼古拉斯打照面的失业者，他一天天地颓唐和沉默，让我们看到了无情的竞争时代是如何让一个人日渐丧失全部的尊严。没有任何资本的尼古拉斯，并没有想通过在股票市场的一次获利而争取在自由国的美好生活，可以想见，如果奋斗拼搏，成功并非没有可能，但那显然不会是启蒙教授的理想生活，于是他开始了前途愈加显得渺茫的流浪。在信中，尼古拉斯开始了对“自由”的思考：“自由是什么？落得孤单清静：不受他人命令、强迫、压制、凌辱、侵扰或干涉，就算自由吗？抑或，这样就自由了，因为某些较为基本的事物？难道人人得以过自己选择的，或是自己发现较为值得的生活，不算是基本所需吗？然而，如果那就是自由的基础，那么，落得孤单没人管就不能算是完全自由。至少，一定要有选择——值得选择的选择。”这样说，那么自由国信奉的理念极大化地满足着“基本事物”的“自由”（亦即所谓“消极自由”），却还是远远称不上满足了基本的“自由”。尼古拉斯的信中为理想的社会确立了三个基本的特点：“第一，一定要有个社会架构，包括秩序、和平的市民社会，可预期的互动机能、法治等。第二，不可或缺的社会供给：至少能够保障生存其间所需资源的基本最低供给，最好还能让国内最少数的富裕人空尽可能的富裕。第三，社会网络要丰富多样，涵盖不同的风俗与传统，提供不同形式的自我实现，而非仅有不同的赚钱和花钱的方式布局。由以上三个面向看来，恐怕……自由国是个灾难之地。”
启蒙教授的故事结束在漫漫的旅途中，但留给读者的内涵却深刻而丰富。首先，我们很宜于把此书当成政治学基础理论的精当而有趣的普及读物，对于人类社会形态的几种主要构想与学说在本书中得到形象的体现。由此，在阅读中我们不妨也像个社会学家那样逐个地考察这些学说、构想，并试着找一找人类前行的方向。显然小说中记述的四个国家都有明确的施政纲领，“有的意欲确保秩序与安全；有的要将福利与快乐最大化；有
的在于保障稳定的认同，人们和自己的同类相处才会自在；有的则在维持我群和谐的前提下，极度伸张真正的个人自由；还有志在保护个人与其财产不受外力干涉，可以自行选择生活方式。”这些纲领不都是人类希望保证或享有的？但在各国的实践中显然都变了味，不同程度、不同方向地对个体的自由生存构成了威胁。或许只能像书中说的：追寻至善的世界不如努力去避开最糟的世界，而自由国则相比较而言是现今能找到的最好的国度？
同时，我们还会发现，书中所描述的所有社会样态正几乎分毫不差地几乎分毫不差地正在我们身边上演：军政国、功利国、共同体国、自由国，周遭发生的一切竟常会使我们恍然觉得同时是这四个国家的国民！至于那个在启蒙教授的梦境中出现的由卡尔和弗雷德的学说创建起来的“无产国”，那种每个人都超凡脱俗、没有忧烦的如田园诗般的生活，看起来却显得如卡通画一般幼稚可爱又可笑。如果我们感受到这种尴尬而可怕的境遇，就应该也找来启蒙教授并问他：“我们该何去何从？”
之所以要去问启蒙教授，是因为只有启蒙学说，对我们每个个人都予以我们想要的爱惜与尊重。启蒙教授本是我们每个人自性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不甘心被前述的任何一种理念将自我淹没，我们就必须将生命依托于“启蒙”。只有一个自我启蒙者，才有可能像启蒙教授那样，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会被狂热的情绪迷惑，保持清醒的头脑，守卫自己的灵魂，独立、儒雅而不妥协。在这部有幻想色彩的小说中，启蒙教授尼古拉斯——这个十八世纪启蒙哲学家孔多塞的化身，无疑有着强烈的隐喻意义：他的不停留的无止境的追索之路带给人们以希望。而尼古拉斯的两个孩子——人权的积极捍卫者和现行秩序的勇敢反抗者不也正是在启蒙中觉醒的人类良知的代表？“启蒙”理论的孩子，为真正的“人”的生活而行动，所以作者才会借尼古拉斯之笔在收尾的信中动情地写下：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启蒙”的理念与行动，他们正是这样互相紧紧依靠，互相寄托着希望，在苦难中顽强地开辟理想之路。
“启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当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原来他们活在世上绝对的与众不同，应尽力去完成“成就自我生命的内在召唤”的使命，而完全不必也不能将此大任交与任何力量去依靠。那么，“尼古拉斯”所满意的一个“理性交往”的社会才会诞生。秩序不再等于武力，功利也不再被异化，信仰再不要只是庇护一个人对现世和死后恐惧的安慰品，信仰会变得宽容，并坚定地成为自由生命内在召唤的归宿。
面对无数悲剧、凶险、威胁和挑衅，个人活在这巨大的社会网络中是多么的纤小而脆弱，来自不同的理念国的力量诱惑或强制我们从我们最自然的纯真中出轨，也许懵懂中离我们生命的最初目标已越来越远。“发掘它，找到它，依靠它而坚强地站在世上”是来自我们生命最深处的召唤。走在路上，希望总是显得那么遥不可及，但却必须要像启蒙教授那样走，相信真实而自由的心灵会引导我们走出迷雾，向着真理所在的方向走，一直走，是行走使灵魂得到永久的皈依。
关注郭飞雄被打伤事件，抗议这种野蛮的黑社会化的权利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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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2月4日狱委讯】惊悉中国著名维权人士郭飞雄星期五上午与秘密跟踪他的人发生冲突，被带到派出所内强行滞留十个多小时，大约在半夜12：40左右飞雄出所，被人打伤。 我们强烈抗议这种野蛮的黑社会化的权利运作，呼吁国际社会关注郭飞雄被打伤事件。 唐荆陵、蔡楚、范亚峰、秦耕、杨群、江河、晓山、野渡等 。 |
郭飞雄与秘密跟踪者发生冲突被强行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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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2月4日狱委讯】RFA消息：中国著名维权人士郭飞雄星期五上午与秘密跟踪他的人发生冲突，被带到派出所内强行滞留十个多小时。以下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广州维权人士郭飞雄星期五上午11 点半左右因与秘密警察起冲突被带到他家附近的临河派出所做笔录，直至截稿前，仍未或释，而他的手提电话受到干扰，无法接通。 记者当晚８点半致电在外等候郭飞雄的唐荆陵律师：“十分钟前见过他，又进去了，刚才外面对方的两男两女想要冲过去打他，被警方制止，现在他们也进去了，不知道是警方要谈话还是怎么样。但明显的，这些人的行动自由度比郭要多。” 当晚7点记者致电郭飞雄手机时，他说：“我现在还在派出所，和一警官和那个秘密警察三人谈判，我被强制谈判，现在就是我拒绝交出我的胶卷。” 这次冲突的起因是他上午走下楼，想拍下秘密警察的样子。被拍的警察上前想强行夺走相机，后来两人都被带回当地派出所。郭飞雄当时告诉记者： “我１１点１０分在公共汽车站等车时，一个黑社会分子不断用身体撞击我，向昨天打唐律师那样。我就找了另一警察来评理，带队的警察，昨天给我儿子女儿反复拍照的那个，他开始和我互相推搡，要抢我身边的相机。他抓我相机我就抓他领口，他松我也松，互相推了大概１５ 分钟， 附近派出所警察来了，把我们带回派出所，现在正在笔录。” 郭飞雄在受到警方及黑社会24 小时跟踪监视后，星期四，连家人都受到骚扰，他认为当局是要以家人安危来威胁他停止维权的工作。他星期五上午准备反击之前告诉记者： “我在半个小时内要对他们进行拍摄了，昨天他对我的两个小孩进行反复拍照，这就是暗示要暗杀。他无缘无故对小孩拍照干什么，要伤害就伤害我嘛！我只能从这角度理解，他还对我太太拍照，但我们不会因为他们威胁要做什么放弃我们正常生活的，我要把这些对小孩拍照的秘密警察拍下来，留下法律证据。这些流氓今天又加了几个杀手，可能是昨天打唐荆陵的。我照相他们肯定会打我，就让他们打，对这种杀手型的人要留下法律证据。 ” 广州律师唐荆陵星期四下午前往郭飞雄家探望后，被不明身份的人跟踪及殴打。唐律师说：“昨天我去郭先生家探访，坐了一二十分钟就被人跟着了。因为我是去看他的过程中这些人沾上我的，应该讲他的情况比我更危险。” 在唐律师探望郭飞雄被打，郭的家人又被强行拍照后，同样长期被当局监视跟踪的高智晟律师星期五发出声明表示若飞熊有损伤他们将上新华门抗议！申明中说： 从目前的情况看，极有可能这种野蛮的黑社会化的权利运作将在全国大面积开始。外部世界需要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在此， 第一：我们对这种权利运作要提出强烈的抗议！ 第二我们想特别强调的是：中共自己正在葬送我们和平转型的希望！ |
郭飞熊反拍跟监骚扰人员却遭警方扣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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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2月4日狱委讯】(新唐人记者唐宇 大纪元记者王新 采访报导)中国维权人士郭飞熊3日，因反拍连日来跟监、骚扰他的人员，遭对方推搡，双方发生肢体冲突。郭于中午11点向警方报案请求处理，却反被扣留在派出所，直至发稿时间已超过12个小时仍被扣留。 中国维权人士郭飞熊，因太石村事件被广东当局关押了106天后刚刚被释放，但近日又遭到了广东政府黑恶势力的全天候跟踪。跟踪者不仅近距离跟踪郭飞熊的夫人，且明目张胆的拍摄郭的年龄还很小的孩子的照片。3日，郭飞熊拿相机反拍对方予以反击，遭到对方推搡，双方遂发生了肢体冲突，郭飞熊随即向家附近的警方报案处理，警方却反而要求郭飞熊交出相机及胶腃，遭郭飞熊拒绝，于是警方将郭飞熊扣留。 郭飞熊15：14分，发给朋友范亚峰的短信中说道：现在人在派出所处于无理由的半扣留状态。 15：22分郭飞熊短信中说：已被暴力性半扣留，等领导批复。 16：17分郭飞熊短信中说：四个小时了，不准走。还是我主动报的案。 16：36郭飞熊短信中说：我们现在是一边退让，一边在要命的原则上强顶。对方其实是在试探我们。 范亚峰向记者表示，由于郭飞熊及家人连日来，不断遭到不明身份人员的跟监、拍照骚扰，这些跟监人员连小孩都不放过。3日，郭飞熊拿相机反拍对方因而遭到对方无理挑衅，双方遂发生了肢体冲突，郭飞熊随即向警方报案处理，警方却反而要求郭飞熊交出相机及胶腃，因为郭飞熊不肯，所以警方就将他扣留。 昨天因探望郭飞熊遭到了广东黑恶势力殴打的唐荆陵律师因不放心飞熊的安全，一直守候在派出所。据唐荆陵律师讲述：与郭飞熊发生冲突的有 6人，持外省口音，而且其中的4人就是2日跟踪唐律师的那4人。唐说他刚到派出所的时候，还跟郭打了招呼，但马上就被警方制止了，警方不让他与郭见面谈话，说是会怕影响郭的情绪 0点30分，在郭飞熊被扣留超过12个小时后，记者打电话到扣留他的广东林和派出所，派出所人员回答说：“你有什么问题就到派出所来，我们不接受电话访。” 0点50分，记者再次打电话给派出所，对方说郭飞熊已经出来了。随后，记者打电话给唐荆陵律师，唐律师还没有收到郭飞熊出来的消息 0点记55分记者再次打郭飞熊律师的电话，手机处于无人接听状态 |
郭飞雄狱中生涯之相关文献（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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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飞雄狱中生涯之相关文献（续二） ——狱中日记摘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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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凡是括号内的部分，为补充记述或分析，非日记原文之内容 （简 述：2005 年9月5日下午，番禺区民政局对太石村民作出妥协，宣称将在9月7日到太石村确认罢免动议签名的真实。我得知消息后，便决定从北京赶往广州，对即将开始的罢免选举作现场报道和法律咨询，以期抓出一套较为规范的罢免模式。我的好友、著名宪政学者范亚峰博士提醒我：这可能是人家的缓兵之计，他们很可能就要抓你了。我答曰：我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此时被抓并非坏事。 随后我南下广东，多方联络朋友筹备，9月10日我和艾晓明教授、《南方都市报》记者一道去了太石村。9月11日，《南方都市报》登出了两版关于太石罢官的报道。 9 月12日，风云突变，广东警方大规模出动，强力突入太石村财会室，抓走留守现场的村民48名。我因前一天晚上在网吧熬了整整一个通宵、且未能与都市报车辆会合，而没有赶往现场。当日村民不断向我电告坏消息；晚上村民又不断来电，要我想法搭救被抓走的老人。我心急如焚，答应等消息彻底明朗后赶往太石村。 我一边联系律师，一边筹备发起非暴力抗争以救援万一被刑事拘留的老人们。我筹划和全国的朋友们一道在各自家中进行微型的接力绝食，一旦绝食起动且律师到位后，我将赶往太石村与村民一道绝食（这一决定是否正确？是否系为一时冲动所左右？我到现在都无法对此作出准确判断。但多年以来，我都有这样的成熟考虑：如果万一卷入了群体事件，作为有责任的当事人，我绝不逃跑；作为船长，不管船大船小，在船员尚未完全撤离之前，船长是绝对不能先走的——当然我不是太石村民的“船长”，但在罢免村官一事上，村民在心理上一直对我有信赖和依托之意，我对他们负有责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辜负他们。 13日凌晨，我给好友、著名维权活动家赵昕发了一封邮件，认为出击时机已到，“我们要在我们选定的时间地点和事态中，将自己主动送到强权者的手中。此乃非暴力运动的精髓。现在网上对太石事件反响极为强烈，正好构成了民意基础。” 13 日中午午饭后，我又来到广州市一家网吧发布最新消息，并查看朋友们的回应。刚刚坐定不到10分钟，一群便衣拥了上来，向我出示了拘传文书。应我的要求，他们出示了“番禺区公安局国保大队”的证件。此时为下午2时左右。随后我被警方用车押往番禺区沙湾公安基地。当晚10时我被正式刑事拘留。 从13日到15日三天中，拘留我的法律文书换了三次，事由——因……嫌疑——改了三次：寻衅滋事、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结伙作案。我追问说我“寻衅滋事”的根据，回答居然是：有村民揭发我在现场看到“坚持到底”那个标语有些歪了，我叫村民重新挂正。就凭这一细节就把我给刑事拘留起来了？！就连这一细节也不存在！ 对于公安的正式审讯，如同上次在北京入狱时一样，我不回答任何正式提问，但偶尔会主动为了我自己选定的目的作一些阐述。我对审讯人员的态度总是“泰山压顶式”的，整个过程与上次十分雷同，这里我就不想详尽描述了。可参见《郭飞雄自述：因申请抗日游行被捕入狱之经过》http: //bbs.buba.cn/showthread.php?t=3638，便可推知这次的细节。比如为了让番禺警方尽早释放被抓的老年村民，我对审讯我的某局长可谓威胁利诱，软硬兼施。但当我被告知此案乃领导人签字督办后，我放弃了攻心战，大约自第四天或第五天起，进入完全沉默状态。 将北京公安审讯人员与广东公安审讯人员作一简单对比，可能是有意思的。北京人火大，审讯人员总是与我针锋相对，甚至跳起脚大骂，但他们心胸明显宽广一些，就是挨了我的整，事后还是能与我和好。广东人生性随和，但番禺的审讯人员太无赖，有时对我出言不逊，被我狠狠地训斥一番后，稍稍停顿一会儿，仍然与我嘻皮笑脸，让我很是为他们不值。但请读者注意：这只是我对办案单位的几名警察的看法，不代表我对整个广东人的看法。这几名审讯人员如此表现不佳，可能主要是因为所为之事太不正当、又不得不厚颜坚持之故。而对于看守所的警察和医护人员，我都感觉不错，我是相当喜欢广东人随和亲切的性格的。 办案单位为番禺区公安分局，背后操纵的实为广东省公安厅。真正的决策人或指挥者应该更高。他们为我罗织的罪名很多，诸如：为村民绝食的幕后黑手；为太石村民长期占据村委会的指使人；想发动周围几个村声援太石，一起来扰乱社会秩序；想当太石村村长；向村民索取黑钱；与高智晟律师一道试图从太石村被扣住的财务中提取数百万律师费；接受法*轮*功非法资助；与海外民运勾结（一位冒充王丹朋友的人对我所做的采访都成了证据）……但是直到我被放出，对方都未向我提出任何一条证据证明他们的指控。 为了陷害于我，那个众所周知的机构在抓捕我之前，一直在为我设置一个“美人计”陷阱。但自从05年中某位律师遭遇同类指控之后，我便对此保持高度警觉，对方的意图在9月12日正式落空，13日便直接将我抓捕。 出狱后我才知道，办案单位曾赶往湖北找到我的哥哥，问我是否神经有问题，是否家庭不和，是否遭受什么重大人生变故；我的姐姐也被人问到完全相同的细节。如果我的生活中有任何模糊不清的事件出现过，那么，这次长期坚持绝食的我，完全存在着被送进精神病院的可能。在审讯中，办案人员就告诉我，专政机器对我恨之入骨，因为我到处教人绝食！这可能让他们不愉快地回想起了1989。 根据上述情况，便可以推知，为什么广东省公安厅一直拒绝将长期绝食绝水的我送到医院治疗。他们一直声称我“对抗侦察”、“玩假的”、“九头鸟”耍手腕、偷喝矿泉水……我的绝食绝水，可能正好在帮助他们消灭民间社会的某种作战能力。在此问题上，我和他们动机相反，但也有着某种一致：我正要借助这一机会，实施一个空前长期的绝食绝水计划——原计划坚持三到五个月、创下一个国际记录。绝食绝水的目的，要向所有的人显示，我们维权人士并不是躲藏在后面让村民冲锋陷阵、而自己置身事外的阴谋家，我们是与村民同命运的，我们愿意接受比他们更大的牺牲；我坚持的时间越长，外界的反响越大，便越有利于一起被关押的那些村民；我的坚持还可以起到鼓励一代年轻人、激发越来越多的朋友起而加入维权运动的作用；我的坚持更可以向各级政府部门的当政者证明，我们维权者是真正的信仰者，是有烈性的、敢于献出生命的先行者，你们那套恐吓打压用在我们这一代顶天立地的斗士身上根本不管用，从而从精神的高度震慑住他们。我想，我之坚持绝食绝水59天，是起到了预想中的一些作用的。在太石事件中，引导民众的维权者作出了比民众更大的牺牲，这是很有说服力的，我们的自我牺牲不是增大了，而是减少了未来中国转型的血腥。 9月16日，绝食绝水已三日的我被按在草地上，用竹筒灌食。此后数日水、米不进，约在入狱第8至9日，我身体反应剧烈，不断喘气，当晚在污浊的空气中几乎无法坚持，只好在深更半夜反复用凉水浇头，次日一称体重骤然降低4斤。次日，我对看守所所长言出现危情，所长遂从我所在的658仓调走8人，剩下17人，空气状况大有改观。但办案单位因此以为我怕死，随后便出现了行刑逼供、以期摧毁我的意志之事。事见《郭飞雄狱中生涯之相关文献（二）》。 约在9月20日，看守所卫生室对我开始简单救护，确定三日二次灌稀粥、打点滴的方案，平均三天输入体内6斤水。于是身体逐渐在某一平台稳定下来，直到11月10日才遭遇第二次危险。 我在9月15日即写了律师信，但此信直到25日左右才被发出。9月28日4点30分，唐荆陵和温海波律师入看守所见我，但办案单位有意只安排了10分钟。我当场揭露他们对我的行刑逼供。 10月2日，番禺区检察院工作人员第一次提审我，我一言不发。 10月4日 （当日在检察院文书上签字，我被正式逮捕。） 10月5日 10月7日 10月8日 10月11日 10月13日 10月14日 10月16日 10月17日 10月20日 10月21日 10月23日 10月26日 10月28日 10月29日 10月30日 10月31日 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 11月2日 “断头今日意如何？ 11月3日 11月4日 11月5日 11月6日 11月8日 （听人说）西瓜煮鸡，好吃。 今日体重113斤。在卫生所与医生争论，喘气，差点抽筋。急忙自掐人中，不是昏死，而是抽筋。超出意料。 （办案单位）最阴险的族类…… 11月9日 11月10日 11月11日 11月12日 |
中国文学批评的语言危机
最近手边在读的同时有三本书：《新编美国文学史》[王守仁、刘海平主编]、《英国小说艺术史》[李维平著] 和Marcus Cunliffe的“The Literatuer of the United States”。讲述的同样是英美文学史，但是读后的感觉却不一样。
中国人编写英美文学史所用语言乏味单调，如同嚼蜡，不时出现一些象“…如同吹进…的一股春风”“…在文坛激起了…浪花”这样恶俗不堪的句子。英美人则就很注重语言的文学性，句子灵动、飘逸，富于想象和幽默，但同时不失学术气质。
中国人编写英美文学史喜欢堆砌作家生平和作品梗概，真正的创见很少，英美人的则并不用四平八稳的结构，任意挥洒，基本不提故事梗概，尤其是那些经典作家，完全不从出生地和童年讲起。
中国人编写英美文学史多半集团作战，主编挂帅，十几人多管齐下，充分体现团结就是力量，英美人则单兵行动，独来独往，多半是一流名校的资深教授，集数十年的治学呕心沥血而成。
让我们读一段Cunliffe的文字：
The apparent paradox is that only when America became more authentically “other”, more American, could it afford to be more European－－or more cosmopolitan.Viewed one way, the expatration of Henry James or Getrude Stein was a betrayal of American wholeness. Viewed another way, it was a mark of national confidence.” (p 279)
让我们读一段中国人编写的美国文学史里的任意段落：
威廉.杜波伊斯是世纪之交时影响最大的两位黑人作家、政治活动家之一(另一位是华盛顿)，他的政治主张在20世纪60年代达到高潮，至今仍是美国大学有色人种问题研究的主要对象。
谁笨拙，谁轻盈，谁机智，谁驽钝，立见高下。
文学批评是一种很有别于其它人文学科的活动，它除了需要写作者对于所评论的语言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对其中的隐喻、象征体系有着侦探般的热情之外，还需要作者本身拥有很好的驾驭文字的功底，甚至批评家本身最好也有文学创作的经验。
所以英美很多一流的评论家首先是文华绚烂的作家，比如萨谬尔.约翰逊的英国诗人评传，读起来就文采飞溅，比如英国的文学评论家大卫.洛奇就写过好几本好玩的畅销书。或者，很多一流的作家成名后转而进行文学理论的总结，比如詹姆斯、劳伦斯、吴尔夫、艾略特、福斯特、庞德等人。当然，也有反例，比如哈罗德.布鲁姆就写过小说，后来自己不好意思，遂掏钱将之从书店全部买回，然后付之一炬。
中国的文学研究者通常则面临两种尴尬，要么就是理论搞得深的文字功底和语言表达能力奇差，于是只好拼命的使用“大词”或“术语”装饰门面，要么就是好的作家试着研究文学创作理论，结果专业素养太低，毫无理论深度和学理价值。前者的代表是清华大学的王宁，后者的代表可以是王安忆和格非。 当然，也有反例，比如余华对于霍桑的评论，就是那种理论深度和形式激情的完美结合。
信手拈来一段某学术期刊上的段落，与诸位奇文共赏：
独霸文本的男权不但以“勇敢、进步”的殖民者的光辉形象展现在公众面前，而且暗中把怪物的反叛之音和女性零散的话语层层包裹起来，以期将其泯灭殆尽。即使叛逆之音偶有外泄，也必须经过霸权叙事网的层层过滤，最终才以扭曲的镜像展现在公众面前。但伊丽莎白的一封承载有女性话语的信函首次撕开了弗兰肯斯坦的苦心经营的男权巨网…对英法的阳性特权进行了隐义的批判。
类似的句子还有很多，我就不多引了。文学研究是需要旁征博引的，也是需要批评家本身具备一流的艺术修养和文字功夫。在新中国对于文艺界多年的高压统治下，学者们胆战心惊于”政治正确”，处处如履薄冰。我们的文字正在死亡，一些诸如“民主”“崇高”“伟大”“辉煌”这样的字眼要么就是异化，要么就是萎缩。一步一步地侵蚀下来，时至今日，我们的文学教科书也已经成为了危襟正坐，不苟言笑的“人民日报体“或“新闻联播体”。我们的文学论文则是抱住当下流行的外国文学批评理论，生搬硬套理论名词，拿大词当万金油，就像上面用女权主义分析雪莱夫人的《弗兰肯斯坦》一样。
文学的美，就这样被玷污了。文学批评的趣味和智性，就这样被葬送了。
难怪远游在外的伦敦大学赵毅衡教授在被一个满嘴大词的博士生问及中国的形式批评危机时，非常不客气地指出，“中国的形式批评从来就没有好好开展，根本就谈不上陷入危机”。这是非常中肯的批判之词。甚至可以说，中国也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
上外的李维平是国内难得少数几个潜心问学的英美文学研究者，其乔伊斯研究也是国内领先。但是翻着那本书(尽管已经比国内同行的专著在原创性和理论深度上好太多)，仍然不难看出研究方法的粗陋和诸多论据的错误。比如第二章，在分析希德尼的作品时，他对一个千字的语篇中的修辞方法进行统计，然后列表说出每百字各种修辞的出现次数。如果真要做这种文本形式的统计分析，那起码科学的态度是要有原始数据和关于数据源的介绍，可书中什么也没有。比如在提到英国早期历史时，至少犯了三处史实错误：第一，昂格鲁撒克逊人没有“征服罗马人”，是罗马人撤离后他们才来的；第二，罗马人的统治是四百多年，而不是他说的“五百多年”；第三，伊丽莎白女王是1603年去世，而不是1605年(那一年倒是发生了针对詹姆士一世的暗杀)。对于一本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专著，这些简单的史实错误是不应该出现的。而更令人担忧的是，像李维平这样能不为了职称，一本接一本的出专著，而不是编书或者粗制滥造论文的人，中国已经少之又少。
简而言之，功利主义导致的学术弱智，和意识形态导致的批评语言的美感缺失，就是当下中国“英美文学研究界”面临的集体尴尬和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