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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认为余华的书哪本最成功？《活着》？《在细雨中呐喊》？还是《许三观卖血记》？其实都不是，一般人是想不到的。就是它了，余华给读书杂志写的随笔集《我能否相信自己》。就是这本书，使得他的三部长篇小说笼上了一层令人目眩的光环，甚至被那些为理想所折磨着的文学青年奉上神台，认为余华将是他们在文学世界里的引路人。
　　　　
　　　　在这本随笔集里，余华就现代文学中几个著名作家侃侃而谈，其中一个被他的嘴唇磨得光滑的一个词就是“叙述的技术”。在中国作家中，一部类似于书评集的书能够在市场上获得如此大的成功，恐怕除了余华外，再没有第二个人。众所周知，一个新生的概念往往会引起巨大的关注，而这种关注几乎与概念的具体内容有实质的联系，比如前几年风靡中学生文坛的“新概念”。在余华的随笔集了，这个“新概念”就是“叙述的技术”，或者余华不是这个概念的提出者，但他一定是第一个如此煞有其事地提及这个词的人，在他的随笔里，在他的访谈里，这个词无所不在。有句话说谎言重复了一百次之后它就是真的了。这就是广告效应。由于“叙述的技术”这个词如此频繁地提到，以致所有不管有没有看过余华的作品的人都认为他的小说里真的有什么技术，于是都去寻他的书来看，这个时候余华不大红大紫也难了。
　　　　
　　　　一个顾客到商店去买手机，他关心的是手机的功能，而不是这个手机的功能是通过哪种技术实现的。在阅读上也一样，叙述的技术属于写作者的东西，一个读者只要不是写作者，他对这些东西一点也不感兴趣。余华反其道而行之，抓住一切机会大谈什么叙述技术，结果大获成功。因为这个时候，读者已经被“叙述的技术”这个名词蒙住了。于是，当《许三观卖血记》里“许三观说”“许玉兰说”这种句式如同牛皮癣那样一大片一大片出现时，人们重新拿起初中语文老师教给他们如何分析鲁迅文章里的“活该”独立成段的好处的方法分析起这些“××说”的“叙述的技术”来，说它们是如何的简洁，对”中文在余华的笔下变得如此简洁”叹为观止。当纯粹是鲁迅的《孔乙已》的模仿之作《傻子》面世时，居然又是一片好评，居然被人当作余华的代表作之一。余华显然是吃到了“叙述的技术”这个词的甜头，于是他更上一层楼，他在谈《许》文的创作时提到小说最后一章的一句话”这时的许三观已经是年过六十了”，他说这句话使时间整整跨越了30年，这又是“叙述的技术”。当然这只是大概的意思，余华的原话充满了得意洋洋的语气。
　　　　
　　　　如同众多评论者所说一样，余华的作品是非常单薄的。偶认为除了余华那部描写少年体验的长篇处女作《在细雨中呐喊》外，其余的就如《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康妮的父亲评论下半身瘫痪的克利夫的小说那样——“there’s nothing in it”，与人类的生活体验无关。面对人类体验，余华显得软弱无力，于是他在“叙述的技术”上独辟蹊径。但是，余华作品里的技术到底是什么呢？不用说，是《百年孤独》里的单线条与交错的时空叙述，是博尔赫斯里的玄幻与及模糊的心理意象捕捉，是三岛由纪夫在《仲夏之死》里的对精神危机的描写。但是，余华表示福格纳是他的老师，仅仅是因为他从福格纳那里学会了心理描写这个“技术”，而对于身影在他的作品的每一个角落里闪现的上述三个人，他却讳莫如深。如同工业界的技术那样，荣誉只属于原创者，而不是模范者。
　　　　
　　　　余华是个出色的模仿者、故事大王以及幽默大师，同时他的汉语的音节有着音乐家般的敏锐。我曾在他的一本短篇小说集上看到他在某年又获得了一个外国文学奖，那是澳大利亚颁发给他的“句子悬念大师”。余华的句子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即使“nothing in it”，因为他能够将一个个汉字构造成音节和谐的句子。但是仅凭这些，余华远不能获得今天的被视作“当代小说家魁首”的荣誉，因为仅有这些并不足以成为杰出的小说家。他的巨大成功，乃是由于他对“叙述的技术”进行脑白金广告那样对读者进行狂轰滥炸，是这五个字给他的作品蒙上了耀眼的光环。从这个意义来说，余华就是一个杰出的广告家，他的广告是《我能否相信自己》，主打广告词就是“叙述的技术”。

　   数年前，我与诗人陈东东有过一段时间的密切来往。他是诗人，也是热心的文化传播者，他跟我说，是不是可以写一点关于意大利诗人埃乌杰尼奥·蒙塔莱的文字，或许将来能充当一本书稿的一部分。
　　“书稿”对当时的我而言是个想都不敢想的概念，连现代诗歌的味道我都刚才有所浅尝。蒙塔莱的《生活之恶》是本老书，因为价廉才偶然地被我纳入箧中，然而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开始的：朋友随口的一句“蒙塔莱非常好的”，让一个从不看诗、对拜伦雪莱毫无兴趣的人去接触诗与诗人，进而把“乌贼骨”这个意象置入他的内心。“你被摔打、冲击/像乌贼骨/在波涛的冲击下渐渐消融”（《海滩》）——在此之前，我以为在海滩的语境下，至多只有顽强的礁石或渺小的贝壳可以通过诗人之眼的过滤。这奇妙的乌贼骨，作为生命的遗骸它更加真实，更加具体，它的摔打和消融几令我感同身受。
　　若非这微不足道的契机，蒙塔莱之于我还得是个长久的符号，“隐逸派”在诗歌全面边缘化的当下，也只是个停留在概念层面上的谈资。事实上“隐逸派”是字面上比较简约通俗的一个诗派，翁加雷蒂尤其如此，蒙塔莱相对运思深邃，但选取的意象也经常是很生活化的。诗人去世后，怀念他的人还清晰地记得他的气质和生活习惯，他沉默，有着诗人式的懒散，他弹去烟灰时的手臂总是举到那一个固定的高度，以致经年累月，在肩膀上留下了淡淡一层灰痕。我在这次写作中发现了这些细节，不觉又打开吕同六先生给《生活之恶》所写的序言，仿佛读诗一样仔细品味。吕先生描述蒙塔莱的诗风时用过“低徊吟唱”一词，真是恰切无比：一个与作品完全一体的诗人的形象倏然树立起来。
　　2001年入夏时节，萨瓦多尔·夸西莫多的诗歌也有了一个漂亮的新译本——由于纸张的缘故，蒙塔莱是暗的、浑浊的，夸西莫多却富有光泽，仿佛西西里岛清丽的河山。翻开《水与土》，我又看到吕先生长长的序言《心灵与时代悲剧的闪照》，立刻明白了“隐逸派”三杰成为一体的缘故：夸西莫多与蒙塔莱、翁加雷蒂一样，在意大利遭受“时代悲剧”的时刻选择了相似的诗学路径：退入自然放声悲号，退入内心发出宗教式的祈祷。蒙塔莱说“啊，蒙受创伤的春天终究是节日/倘使能埋葬这死亡的灾难！”（《希特勒的春天》）夸西莫多则说“啊，亲爱的姑娘，/别忘却机枪子弹洞穿的墙头/殷红的天竺花。”（《信》）这些诗人都那么敏感而温和，用移情后的叹息取代冲上前沿的厉声控诉，看照片，他们布满愁绪的内向的眼神都与宽胖的体形相反相成。
　　很难估量这两本诗集带给我多大的影响。意大利的诗歌，在此之前我只知道有《神曲》，小说几乎还停留在《十日谈》、《斯巴达克思》的阶段，论戏剧，买到那部皮兰德娄作品选《寻找自我》则是更晚的事情。但在此后，我的视野里就为隐逸派诗歌保留了一席之地，并直接沟通亚平宁的词与物——在那儿，夸西莫多的诗歌有着最广大的读者群，街心雕塑和喷泉之侧都有人在吟诵。这些诗篇并不以难度和技巧取胜，相反讲求直觉的明快，朗朗上口。如果说蒙塔莱选择的许多核心意象是作点龙睛之用的话，夸西莫多的诗篇就像水墨画一样潇洒、浪漫，似乎并无“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的必要。又是吕先生的一句话点到了要害：“夸西莫多擅长把对内心世界的抒发同对自然景物的描绘融合在一起，把感触最深的一刹那捕捉住……”
　　闪光的不只是诗人的名字；在两种语言的交汇处，总有一些镜子在小心地摆布，希求将作品完好地折到另一边。吕同六先生和他的搭档刘儒庭把诗人的名字打磨出光华，每读《关税员的小屋》、《生活之恶》、《柠檬》、《海滩》、《廷达里的风》，我愿意提醒自己要有所感恩。在诗歌中译领域，赵振江和张广森合译的聂鲁达长诗《漫歌》堪称经典之作，赵老师也曾向我说起，和张先生的合作是他翻译生涯中最心满意足的一次。这种“合璧”的愉悦令人向往；如果说诗歌必然是孤独的艺术，那么诗歌翻译工作更甚一筹的孤独还有可能与人分担，前提是有共同的热忱和相似的文字品位。
　　正如许多作家是从诗歌起步的，意大利文学进入我的阅读生活也是靠了两部诗集。这以后才有意大利二十世纪文学丛书：在这个有着漂亮装帧的系列里，黄文捷老先生奉献了斯韦沃的《泽诺的意识》，那个碌碌无为的病人泽诺，在我看来又是意大利民族独特的产物，性情软弱颓废，动不动就心事重重。而索尔达蒂的《卡不里岛来信》恰到好处的温婉、忧伤，再一次勾起了我心中的“隐逸派”情结。翁加雷蒂的名作《我失去了一切》将忧伤推到了顶点：“我失去了童年的一切/我再也不能/用一声呼喊来忘却过去。……失望日甚一日/生活于我不过是/梗在喉管的/一块欲呐喊的岩石”。
　　这令人怵然心动的最后一句出自《意大利二十世纪诗选》，依然是吕同六——也是这套丛书的主编——编译。
　　当年写完那篇蒙塔莱的小传，我忽然有一种很想倾诉的欲望。这位素来胸怀濒海的诗人不断地提醒我时间如海浪般淘漉的力量，提醒我生活本质上是在迫人忍耐的，忍耐寂寞、惆怅、眩晕——以及死亡，正仿佛一支狂想曲，阴惨惨，暗幽幽，远处是彤云低低，鸥燕声音喑哑地飞来飞去。他在《夏日正午的漫步》中写到似火骄阳下“嵌立着锋利的酒瓶碎片的高墙”，则直接切入我们最熟悉不过的生活场景，生活中无所不在的威胁、死亡的气息令人焦虑不安。后来我又读到贾科莫·莱奥帕尔迪诗选《无限》，在其中，吕先生收入了《无限》一诗的四个译本，满是意大利式的抒情：
　　
　　“我安坐在山冈/从篱笆上眺望无限的空间，/坠落超脱尘世的寂静/与无比深沉的安宁……”（吕同六译）
　　“我静坐眺望，仿佛置身于无限的空间，/周围是一片超乎尘世的岑寂，/以及无比深幽的安谧……”（钱鸿嘉译）
　　“我坐着远望，/浮想联翩，/无穷无尽的宇宙，/万籁俱寂……”（王焕宝译）
　　“可是，当我在此静坐凝望，/我想象中显现了远方的/无限空间，呈现了超人间的/安宁，和无比深沉的寂静……”（飞白译）
　　
　　蒙塔莱在海边踯躅，莱奥帕尔迪在山上，凭此世之无比伤怀畅想出世的无限安宁——非心地如此不能成为意大利的现代诗人吗？吕先生在《意大利二十世纪诗选》中也选了其他人，邓南遮的词藻，马里内蒂的癫狂，读来俱不如隐逸派那样隽永；而这本《无限》——才72页的一册小书，其中点缀着一些精美的风景速写，以及诗人的宅第和手迹的照片——吕先生在短序里称莱氏为“咏叹痛苦的抒情诗人”，在我眼里与后来的隐逸派简直是息息相通的一体，那般细腻，又那样脱俗！我不禁揣想，一个沉浸于这几位意大利诗人的翻译家，他自己的气质又会是什么样的。
　　总有太多可敬的人，在你开始惦记“是不是该拜访一下”的时候仓促永诀。现在写这篇所谓回忆文章，我甚至不知道我是在回忆蒙塔莱、夸西莫多、翁加雷蒂、莱奥帕尔迪，还是从未能谋上一面的吕同六。在
不经意之间，这些人已经不分彼此了：提到吕同六就会想到隐逸派，想起隐逸派就会提到吕同六。蒙塔莱说了：“人来到世上走这么一趟总得以某种方式具有一种意义”（《在我们的时代》）——不避一厢情愿地说，吕同六的意义就是撑起意大利文学引介的半壁江山——在隐逸派之外，还有莱奥帕尔迪、卡尔维诺、曼佐尼、特奥多尔·夏侠、皮兰德娄、莫拉维亚、达里奥·福……对这样的人，应该记得感恩。
　　一个受惠于翻译家的读者，最好的回报大概就是把他的译作多读几遍了。我选择了夸西莫多的《廷达里的风》：“廷达里，我知道/你是多么脉脉温情，/在巍峨、寥廓的山脉上/俯视娟秀的风神之岛……”在夸西莫多家乡的岛上，受“生活之恶”所迫向往“无限”的冲动融化进了山明水秀之间，但是命运迫使他的足迹远离故土，“远去了，迷蒙的烟雾里/悄然陪伴我的朋友们，/远去了，喧嚣的声浪/和纯真的柔情……”可以无数遍地念，无数遍地吟。诗人的血液、灵感、魂魄都在廷达里，护佑每一个专心陶冶其中的人。
　　吕先生逝世后的几天里，我的个人日志里有几位朋友不约而同地留言缅怀，并说要继承前辈的意大利语文化传播事业，即使无法比肩他那样卓越的贡献。且借西西里的空气把这些唁辞送到逝者那里，顺便捎上我自己的感念：漂泊之后的诗人，终将重登故土的山峰，他看到“明媚的廷达里又显现在我眼帘；/……我佯装提心吊胆，/亲爱的朋友岂能理解/是怎样的风令我黯然神伤。”
　　
　　谨以此文缅怀吕同六先生。
　　
　　
　　
　　2005年11月5日凌晨

2006年3月17日，捷克语版美国剧《将你的车停在哈佛校园》将在捷克上演。进入新年，戏剧和电影演员达格玛·哈弗洛娃就开始排练了。新闻图片上美丽的哈弗洛娃笑得很璀璨，她已经“暂停”演艺生涯、专心慈善事业十来年了，因为她在1997年嫁给了总统。

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成为总统前，是一名剧作家，而且是捷克新时代荒诞剧的开创者。我在《捷克文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这本小册子上查到对他的介绍，说他受到《等待戈多》等的影响（见该书第120页）。大概一个“剧”字联系了哈维尔与哈弗洛娃。哈维尔与米兰·昆德拉是同时代人，《玩笑》、《生活在别处》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等太多的昆德拉作品让我们耳熟能详，可我们实在很难见到哈维尔的作品，上海的东方出版社1992翻译出版了他的自传，那是“内部发行”的，今日已经很难找到这本书的影子。

我这里的文字不是介绍“捷克前第一夫人”的；也不是介绍1989年岁末成为前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后来捷克和斯洛伐克“分家”之后作为捷克总统一直到2003年年初连任期满而卸任的哈维尔，而是要说一位作家、荒诞派剧作家成为总统之前有关公民权利的一个历史节点。

生于1936年的哈维尔，尽管出身于布拉格一个有产阶级家庭，但也曾辍学，他当过化学实验室助理员、舞台管理员，服过兵役；他的第一个重要剧本是《花园聚会》，1963年被布拉格一家活跃的剧院所接受，在戏剧圈、文化界，哈维尔逐渐成为捷克的公众人物。到了1974年，哈维尔就在一个啤酒厂打工，“早晨5点钟起来滚啤酒桶”。原来捷克人比德国人还喜欢啤酒，刚刚看到的消息是：2005年捷克人均啤酒消费量全球第一。1975年，哈维尔发出了一封著名的信件，那是给当时的总统的，题目就是《给胡萨克总统的公开信》，这封长信描述了捷克社会在表面上的繁荣稳定之下潜伏的道德和精神危机，这让我们知道，哈维尔作为一个公民、一位知识分子，并没有忘记在社会生活中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哈维尔的中国知音是著名学者崔卫平。早在2003年3月13日，《南方周末》就曾刊登了、哈维尔作品中文主要翻译者崔卫平的文章《哈维尔：政治家应该担负更多的责任》，后来这篇文章收入了作者的作品集《正义之前》（新星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这个文章让我明白，哈维尔不仅仅是一位作家，一位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更是一个为他人能挺身而出的好人——他与一支摇滚乐队发生了特殊的关系，构成了他成为总统之前的那个重要的历史“节点”。

作为剧作家，哈维尔喜欢音乐是很自然的。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自传《我的生活》中，就多次提到哈维尔，说到哈维尔与音乐（《我的生活》，译林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其中将哈维尔译为“哈韦尔”），说“瓦茨拉夫·哈韦尔喜欢听露·里德的歌曲”；1994年1月，克林顿和夫人希拉里访问捷克时，哈韦尔带他们去了一家爵士乐俱乐部，“乐队演奏了几首曲子之后，他把我带到台上，介绍给大家，递给我一枝新的萨克斯管……他叫我吹萨克斯管，和乐队合奏”，而哈韦尔则是“满怀激情地敲着小手鼓”，“我们演奏了《夏日时光》和《我可爱的情人》”（见该书第 626页）。而希拉里的回忆录《亲历历史》中，则有专门的《布拉格之夏》一章（《亲历历史》，译林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该书翻译为“哈维尔”），说得更为详细；希拉里印象中的哈维尔“却很羞涩”，说他“雄辩无碍、为人风趣、极富魅力，令我深为折服”。“大家愉快地用过晚餐后，哈维尔带领我们步行穿过老城区，来到音乐家、年轻人和观光客汇聚的著名景点查尔斯桥。当哈维尔还是个在野的持不同政见者时，就常常与志同道合者在此聚会，演奏音乐，交换从黑市购得的唱片或录音带，并相互传递信息。”

希拉里紧接着带出了那个历史节点：“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自由运动遭苏联镇压后，音乐，尤其是美国的摇滚乐，帮助人们维系希望于不坠。1977年，在捷克斯洛伐克摇滚乐队‘宇宙塑胶人’——这一名称出自弗兰克·扎帕的歌词——遭当局逮捕和审判后，哈维尔领导发起抗议。在联名签署被称为‘77宪章’的人权宣言，并被当局以‘颠覆’罪判处苦役后，哈维尔凭借文学与知识理念撑持自己。”（见该书314页）

1977年年初，因为“宇宙塑料人”摇滚乐队的成员被捕，哈维尔和他的朋友们依据捷克已经加入赫尔辛基人权条约的事实，发起了一场签名营救运动，呼吁落实这个国家已有的宪法，先后有两千多人签名，这就是著名的“七七宪章运动”。在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也写到了基于这个事实的一个细节，只不过小说中的主人公托马斯在“飞快地运转着思绪”之后没有签下自己的名字。在那个时候，哈维尔还是“保护受不公正起诉的人委员会”的成员。可这些活动在那样的时代其“代价”是可以预见的，它给哈维尔带来了3次牢狱之灾，前后被关押近5年，刑事起诉的罪名为“颠覆共和国”之类。在世界历史上，无论是卡斯特利奥为塞尔维特案对抗加尔文，还是伏尔泰为老卡拉案件拍案而起；无论是左拉为德雷福斯案愤怒地喊出“我控诉”，还是杜拉斯为一位越南作家教授被关在狱中十年而致信范文同，都没有像哈维尔这样，坠入牢狱之灾。

思考使人受难，受难使人思考；正确的思考使人荒谬地受难，荒谬的受难使人更加正确地思考。比哈维尔的荒诞剧还“荒诞”的“牢灾之难”就不去说它了，在那段时间，哈维尔写下了大量的文章以及“狱中书简”，希拉里说哈维尔在狱中写给妻子的信，“如今已成为异议文学的经典”；目前，我们能够零星所见，如在《散文与人·宿命的召唤》（邵燕祥、林贤治主编，三联书店1998年9月第1版）一书中，就有崔卫平的译笔（见该书254页）。另外的著名篇章，还有《无权者的权力》、《政治与良心》、《对沉默的解剖》等。在《对沉默的解剖》中，哈维尔有非常深刻的剖析，他说，“没有自由、自尊和自治的公民，便没有自由的和独立的民族。没有内部的和平，即公民之间、公民和他们的国家之间的和平，便没有外部和平的保证。一个政府忽视其本国公民的意愿和权力，便不可能保证其尊重其他人民、民族和政府的意愿和权力。”这就是不再沉默的铿锵之声。由此，我想到北岛的一句简朴却震撼人心的话：“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哈维尔是金字塔尖上为数不多的能够代表人类良心的人；正如哈维尔自己所说的：“人类灵魂远远不是一个任何东西都能往里面倒的容器。”人类灵魂应该装进的是人类良心。良心系于灵魂的哈维尔，其实是个时时都很谦卑的人，他曾称自己只是一个“捷克的乡下佬”。米兰·昆德拉有个说法是“老实人哈维尔”；崔卫平则说，在翻译过程中，能从哈维尔身上获得精神上和道德上的“深呼吸的感觉”，“是任何别的人都不能代替的”；徐友渔也说，“他在斗争中坚守良心的维度，在行动中体现存在的意义”。而我，更愿意把为公民权利而挺身而出的哈维尔看成是“好人”——普普通通的好人。

谁也没想到，一个籍籍无名的摇滚乐队受审案，最终会产生那么深远的影响。后来的故事就是众所周知的了：1989年10月，作为“公民论坛”的主要领导人物，哈维尔参与了捷克的“天鹅绒革命”；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从头至尾没有打碎一块玻璃窗，没有点燃一部小汽车，没有任何冲击政府机关部门的激烈行为”——这真是温柔得像一片天鹅绒；一个多月之后，柏林墙于1989年11月9日倒塌，哈维尔也在12月底被捷克斯洛伐克公民的代表——联邦议会选举为总统。这就是“东欧地震”中的一环。美国的布热津斯基此前写就的《大失败》（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一书，被称为“具有很大的欺骗性”，然而其书中最后说到“教训”的一段话还是很发人深省的：“乌托邦的社会工程与复杂的人类环境水火不相容；只有当政治权力受到制约时，社会的创造性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见该书第305页）在复杂的人类环境里，在巨大的人类“地震”中，哈维尔是一个有良知、有脑子的人。在我看来，与其说哈维尔是戏剧家总统，不如说是总统思想家。“哈维尔是我们时代杰出的思想家，虽然他拥有极其耀眼的头衔，但是历史将永远记得他是一位促成了后极权主义结束的思想家与实践家。”中国的智识者李慎之说，“他最大的功绩就在于教导人们如何在后极权主义社会尊严地生活，做一个真正的人”。

“尊严地生活、做个真正的人”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在那样的“后极权社会”，因为没有民主性，所以就没有先进性；因为没有自由者，所以就鲜见文明者。哈维尔不仅仅是教导人们如何尊严地生活、做一个真正的人，而且不惜自己入狱，去帮助他人尊严地生活、做真正的人。对于哈维尔来说，作为总统，无论多优秀，任期都是有限的，干满两届总要下台；而作为优秀的剧作家，其生命力要强得多；进而作为优秀的思想家，有望能够穿越千年时空；最后，作为一位为了他人“尊严地生活、做个真正的人”而在狱里狱外都能让自己“尊严地生活”着的真正的人，则能永远流传不磨灭。

在地球这颗小小的蓝色星球上，不同地区的人有着不同的奇怪形态。让人感到木佬佬奇怪的是，哈维尔的文集在有的地域无法公开翻译出版。由此地球人大概都知道了，有的地方有很多聪明人，可惜这些聪明人大抵是有“智”而无“识”的。在人类文明这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上，结满了人的成熟的文明之果，本来跳一跳就可以摘到，但有智无识者偏偏都将其看成是禁果，而那些想跳摘者，对不起，你们通通都是受到了蛇的引诱。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埃及著名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日前向埃及伊斯兰最高首脑提出申请，请求当局为他的一本小说的出版放行。此举一出，马哈福兹的朋友和同僚们都大惊失色，认为这是作家向保守的伊斯兰政府投降的表现。

    马哈福兹今年94岁高龄，据他说，出版商已经请求爱兹哈尔大学出版其《小巷的孩子们》一书。爱兹哈尔大学是伊斯兰逊尼教派最古老的学术研究地，也是开罗最负盛名、在伊斯兰世界最进步的高等院校。《小巷的孩子们》在1959年一问世就惹出了乱子，伊斯兰学者们称这本书描述的是亵渎神明的宗教人物。此书在全埃及遭禁。

    马哈福兹的朋友们感到困惑是有理由的。因为以老作家的名望和地位，并不必非要为这一本小说向当局低三下四。马哈福兹于1988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小说如“开罗三部曲”、《人生的始末》等都是伊斯兰世界的文学经典。也许老作家认为自己已入耄耋之年，希望不要因这本作品无法在埃及露面，而给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

    衡量妇女社会地位，国际上有常用的七项指标，即妇女就业率、对待男婴女婴的态度、男女青少年入学比例、男女青年就业比例、妇女在国家机构重要领导岗位上的职务比例、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妇女个人财产在社会财富中的比例，以此七项指标判断中国，除了妇女就业率为世界第一（56％）之外，其他六项指标均不理想；若按这些指标综合衡量，在160多个国家中，中国妇女地位排132位。

影响当代中国妇女人生价值取向变化的社会压力

   近几年来，中国的报刊杂志及文学作品反映出一个令人不安的变化，即妇女的人生价值取向改变了，由原来要求自我发展，变成从婚姻中寻找出路。中国女性的自我定位发生极大变化。

   首先，妇女主要依照男性的要求设计自我的定位，如温柔美丽、善解人意、以男人的生活为自己的生活轴心、以她们所爱的男人的喜怒哀乐为自己的喜怒哀乐等。其次，自立自强的“女强人”不再被视为女人的成功典型，相反却在男性作者笔下的小说与电影中成为一种失败的社会形象，个个都面目可憎、非常可笑。第三，婚姻已被社会有意无意间渲染成女人成功的通道，不少女作者公开宣称，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投胎，其重要性绝不亚于第一次投胎，即所谓的“男人征服世界，女人则通过男人征服世界”，各种传媒连篇累牍发表的小女人文章，把用各种手法钓得“金龟婿”的女人描绘为成功的典型。第四，关于隐私、外遇的报道、文艺作品蔚然成风，银屏上涉及“第三者”的故事十分流行，而且对“第三者”已由八十年代的谴责转为同情兼隐隐的赞美。有的电视剧干脆将妻子描述成非常讨厌、毫无可取的庸俗妇人，而第三者却靓丽、善解人意，并且是将男人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的天使。这既是中国男性主宰社会的话语扩张（银幕或文学语言），这些故事的走俏还表明社会的广泛接受度。居然还有人公开撰文，认为梁晓声谴责第三者现象是观念落后、思想陈旧，声称第三者对当代中国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中国女性从追求“半边天”的地位，到“自觉”地回归男性世界的附庸地位，是不少中国妇女在种种她们无法抗衡的社会压力之下被迫作的选择。原因首先在于，在改革前中国政府对妇女实施保护性就业与保护性参政的时候，女性并未提高自身的素质，一旦丧失政策性保护，便无法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获胜；其次，面对转型期种种伤害女性的行为，司法系统并未采取保护女性权益、维系两性平等的措施，如对“包二奶”、色情行业等现象，一直未有效地取缔。

失业率高、就业难

 目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失业率中没有性别比例，全国总工会1993年对7个省、10个省属市的1230个公有制企业的调查报告，难得地说明了女职工的就业困境。被调查的这些企业共有职工92万人，其中女职工占37％以上；失业和下岗女职工达2.3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5％、失业和下岗职工总数的60％。全国总工会1996年底的统计显示，全部职工中只有39％是女性，但下岗人员中女性却高达59％、约为560万人，而男性只占４１％，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说明，企业在裁减人员时多裁女职工、少裁男职工，而下岗女职工的再就业机会也少于男性。据上海市妇联统计，约三分之一的下岗女工明确表示，下岗对夫妻感情、家庭关系很有影响，家人的态度变化包括看不起、冷言冷语、不尊重她们在家中的劳动，还有少数人被丈夫离弃。而北京的一项调查表明，这一比例高达41.6％。就业歧视女性同样严重，不仅女大学生就业难，很多企业变相拒招女职工；一些外资企业只使用女工的“黄金年龄”段，将招工年龄段控制在16至20岁、合同期一般定为3至5年，期满即不再与这些女职工续签合同，以避开女工的婚、孕、产期。

工作中的性骚扰

   妇女在工作环境中受到的性骚扰对她们也构成极大的压力。中国女员工受到性骚扰的现象极其普遍，沿海地区的商业机构与企业招聘女员工时大都规定：未婚，23岁（或25岁）以下，身高1.60米以上，相貌靓丽，毫不掩饰对女员工性魅力的要求。

   性骚扰构成了一种侮辱性的工作环境。中国一家权威的妇女研究所的热线电话接到的性骚扰报告中，被控对象里单位上司占34.4％，同事占21.3％。该报告还指出，由于各种原因，受骚扰的女性只好忍气吞声，不敢声张。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登记的所有律师事务所的接案统计中，找不到任何有关性骚扰的案例。

   中国社会科学院唐灿女士1994年专门就此事做过调查，她的调查报告谈到有36.8％的打工妹承认遭遇过性骚扰。唐灿指出，从女性在黑暗中以出卖肉体做交换，到流行在外企白领中“如何博得上司欢心”的“办公室秘籍”，性骚扰问题现在只是中国女性问题浮出水面的一部分。唐灿的文章被香港的报纸转载，国内的有关部门却称此文“有损社会安定团结”和“国家形象”，唐灿被迫写了四、五份检查。

   根据笔者在深圳生活多年的了解，广东各地相当普遍地存在着性骚扰，与内地不同的是，党政事业机关的领导干部比较收敛，因为在当地满足性消费相当容易，内地源源不断南下的年轻女子多如过江之鲫，故而一般情况下领导干部“兔子不吃窝边草”；但商业界则通行露骨的性骚扰，有的靓女在被招工的当天就受到严重的性骚扰。久处在这种环境中，部分受骚扰女性会把为上司提供性服务作为自己找工作、升迁的筹码。

婚姻家庭的脆化

   西方学者认为，经济发展状况与离婚率成反比，经济萎缩时离婚率下降，经济繁荣时离婚率上升，中国的情况证实了这一点，而且在先富起来的那批人当中离婚现象也最突出。据报道，从八十年代开始，中国的离婚率上升了近三倍，其新特点是中年、老年的离婚率高于任何其他年龄段的人，离婚最集中的三个年龄段依次是50岁至54岁、40岁至44岁、60岁以上，因为八十年代这三个年龄段的人的经济地位变动最明显。到九十年代，夫妻的年龄差距也开始拉大，九十年代中期丈夫比妻子大十岁的比例比1987年增加了14.5个百分点，这种大男小女的婚配状况一般都是男子富裕以后与原配偶离婚后再婚。

   广东沿海地区富裕者相对集中，传统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受到严重挑战，出现了一夫一妻多个临时性伙伴制，或一夫一妻多妾制。深圳一些有钱男人堂而皇之地宣称，男人一生要想完美，需要结三次婚，30岁、40岁、50岁各娶一个靓女。广东省妇联曾做过几次调查，发现该省“包二奶”现象相当普遍，整个珠江三角洲至少有几十万“二奶”，而养妾者大都是经济条件较好的企业负责人、个体商人、以及部分干部，少部分“二奶”还受过高等教育。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始终未纳入正式的科研课题，因此没有全国性的调查数据，但可从各地曝光的大、要案中发现，98％以上的贪污腐败案件的主角都拥有一位甚至数位“情人”，而且这并不妨碍他们同时用公款嫖娼、获得异性按摩等各种性消费。

   目前深圳还出现了一种另类的男女性关系，即一些男人不愿花高昂成本包“二奶”，就在周边地区的工厂里找个打工妹，给其配一个传呼机，在方便时随时幽会，每次给女方几百元钱。据说这些打工妹也心甘情愿，这样挣来的钱比打工要高得多。

婚姻的实用化与性的商品化

   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中价值层面被颠覆得最彻底的，就是婚姻与恋爱观。中国女性遭遇到的种种社会压力使她们没有安全感，而妇女们选择自强自立又面临那么大的风险，于是她们往往将自己的人生寄望于婚姻，强化了依附男人的心理。这使得女子择偶过程中出现了极强的实用主义倾向，“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几乎成为许多妇女的共识；与此同时，女性逐渐丧失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之后，她们的受教育程度只不过是性商品资本增值的手段。

   九十年代媒体上出现的“完美女性”描述是：“在客厅里象贵妇、在厨房里象仆妇、在卧室里象荡妇、在其他男人面前象贞妇。”这样的女性形象已成了部分城市女性刻意追求的自我塑型。在一家著名卫视的速配节目中，就曾有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在陈述自己的求偶条件时，以上述语言表述自己的“美德”，认为自己同时兼具“完美女性”的四种素质。其实，这是中国传统社会里男性“娶妻娶德、娶妾娶色”在新时代的变种，也反映中国男性利用他们的性别优势对女性提出不合理的要求，而女性认同这一标准，则完全是在各种社会压力下的一种不由自主的退让。

   九十年代中国女性的择偶标准极度金钱化，社会上少数富有的、或在权势部门的男性，成为趋之若骛的对象。例如，1999年武汉市“千万富翁”方忠征婚，成为传媒的聚焦点，那1500余名参加征婚的佳丽当中，不仅有在校大学生，还有博士生、以及在国外见过些世面的留学人员。

   有几位年青女子用股场语言向笔者谈论择偶原则，十分具有代表性。她们认为，选婿如选股，事业有成、钱袋饱满的男子是“绩优股”，在婚姻市场上牛气冲天，是“女股民”竟相追捧的对象；这样的“绩优股”多值壮年，虽早已成家、受到“内部人”的控制，但“绩优股”穿跃于“花丛”之中，活得潇潇洒洒；而“内部人”却活得很累，因为她们的“控股”地位并不稳定，经常面临“第三者”的恶意“收购”，不得不与经常更替的“第三者”们进行殊死战争。年青女子们并不将做“第三者”视为畏途，她们认为，两个（或多个）女人比赛性魅力是一场“公平竞争”，“第三者”最好是先做“债券”（第三者），再争取“债转股”（由情妇成妻子）。如此“炒股”虽然艰难了一些，但总比“买”一只前途未卜的“原始股”好。更何况，辛辛苦苦将发展前途不明的“原始股”培育成“绩优股”，也还得再面临“第三者”们要求“债权转股权”、争夺“控股权”的严重威胁，以往同甘共苦的经历在这种“性战争”中未必有用。

女大学生的“贤妻良母”观

   受教育本来是提高女性自强自立精神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但现阶段在中国却出现了一种极具讽刺意义的趋势，青年女性努力挤进高等教育的窄门，但目标却是贤妻良母。

   闵冬潮曾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做过调查，然后写了“浅议当代中国大学生的女性观”一文，谈到为数众多的女大学生们现在更关注女性传统角色的回归，她们认为，以往宣传妇女解放时所提倡的男女平等，是在生存竞争中对女性设有保护与照顾机制的条件下才出现的，这种妇女解放是以婚姻家庭的松散和女性风度魅力的丧失为沉重代价的，现在的女大学生们不愿意再付出这种代价，转而追求一种更为实际的生活道路。这一特点在北京大学这类重点学府中显得更为明显，一般来说，这种学校中男生比女生多，素质比女生强，于是形成一种男生占有绝对优势的竞争环境，给女生造成了较大的心理压力，有的女生还没加入竞争就在心理上败下阵来，开始为自己寻找另外的人生道路。如北大历史系88级的一些女生，一进校门就开始考虑如何把自己培养成家庭主妇，她们以日本妇女为楷模，学习化妆、裁剪、烹调等，而对专业课程并不感兴趣。北大的女生部长就宣称：“女生部的宗旨就是要把北大的女生培养成为未来的贤妻良母。”北大外语系一位女生说得更为明白：“为丈夫补袜子的妻子，她的价值决不亚于一个女总统！”这些女生之所以形成这样的价值观，是校外潜在的社会压力的结果，也与校内同学之间的社会压力有直接关系。例如，北京大学百分之八十的男生都表示，他们不能容忍女孩子与他们并驾齐驱。为了得到一个具体的男人的承认，女生们开始自我塑型。

   如果说在婚姻市场上性魅力的竞争还只是性商品化的一种间接表现，那么当今在中国繁荣不衰的娼妓业，则是性商品化的直接表现。这个问题需要专门研究，本文无法展开，只指出一点，由于男人们嫖娼的要求越来越高，高学历的坐台女应运而生。笔者曾问过一位自称某名牌大学毕业的坐台女，为什么选择这一行？她竟然回答，在这种场合认识成功人士的机会比她在工厂里的机会多。学历在这一行业中体现“价值”，应算是性商品化潮流中的一种特殊产物。

妇女生存状态对社会的影响

   首先，婚姻家庭的脆化导致女性犯罪率上升。在这种脆化的婚姻关系中，受伤害者往往是妇女与孩子。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项调查指出，家庭破裂对女性心理的打击相当严重，近年来该市法院受理了近两万件离婚案，近七成被判决离婚，一些迫不得已离婚的妇女采取极端的报复行动；另一些妇女则陷入婚姻失败的阴影中不能自拔，又不懂得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自暴自弃，被人唆使、摆布，跟随不法分子犯罪。该报告还指出，近年来女性犯罪以盗窃、吸毒和抢劫为主，其中盗窃案最多，毒品案件则大有赶超势头，女性参与诈骗、营黄贩黄、拐卖绑架儿童、出售运输假币的案件也有增长趋势，女性利用职务之便经济犯罪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其次，婚姻家庭问题直接引起未成年人犯罪率攀升。据对婚姻家庭问题日益突出的深圳市200名犯罪青少年的家庭背景调查，家庭结构严重残缺的占39％，家庭暴力现象突出的占44％。其他类似调查也证明了同样的事实。

   第三，妇女问题不但关系到一个国家当前近半数的人力资源的素质，还关系到将来人力资源的总体素质。人力资本理论已证明，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最主要方式，是提高劳动者的教育水平，其收益率高于物质资本的收益率。据研究，劳动者每增加一年的教育所带来的工资增长率，女性高于男性，这意味着投资女性人力资本的收益率，大于投资男性，所以增加对女性的人力资本投资有益于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据一项在危地马拉的调查，由于男性收入中的相当部分用于无效益甚至负效益的消费（抽烟、喝酒、嫖娼等），所以要改善家庭内孩子的营养，其开支往往主要来自母亲收入的增加。从女性人力资本的社会效益看，母亲的教育水平对后代的发育成长的影响，比家庭结构、家庭规模、收入、民族、父亲教育程度等都大。13个非洲国家在1975年至1985年间的数据表明，妇女识字率每提高10％，儿童死亡率就下降10％，而男子识字率的提高对此影响甚微。对25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和健康调查表明，若其他条件相同，母亲甚至只要受1至3年的教育，就足以使儿童死亡率下降6％。

一句西谚云：“推动摇篮的手是推动世界的手。”如果中国当前的社会环境迫使女性在解放的道路上倒退，并剥夺她们的人格尊严，将来受惩罚是整个民族。 

幸福就是，生活中不必时时恐惧。开店铺的人天亮时打开大门，不会想到是否有政府军或叛军或饥饿的难民来抢劫。走在街上的人不必把背包护在前胸，时时刻刻戒备。睡在屋里的人可以酣睡，不担心自己一醒来发现屋子已经被拆，家具像破烂一样丢在街上。到杂货店里买婴儿奶粉的妇人不必想奶粉会不会是假的，婴儿吃了会不会死。买廉价的烈酒喝的老头不必担心买到假酒，假酒里的化学品会不会让他瞎眼。小学生一个人走路上学，不必顾前顾后提防自己被骗子拐走。江上打鱼的人张开大网用力抛进水里，不必想江水里有没有重金属，鱼虾会不会在几年内死绝。到城里闲荡的人，看见穿着制服的人向他走近，不会惊慌失色，以为自己马上要被逮捕。被逮捕的人看见警察局不会晕倒，知道有律师和法律保护着他的基本权利。已经坐在牢里的人不必害怕被社会忘记，被历史消音。到机关去办什么证件的市井小民不必准备受气受辱。在秋夜寒灯下读书的人，听到巷子里突然人声杂沓，拍门呼叫他的名字，不必觉得大难临头，把所有的稿纸当场烧掉。去投票的人不必担心政府作票、总统作假。

幸福就是，从政的人不必害怕暗杀，抗议的人不必害怕镇压，富人不必害怕绑票，穷人不必害怕最后一只碗被没收，中产阶级不必害怕流血革命，普罗大众不必害怕领袖说了一句话，明天可能有战争。

幸福就是，寻常的日子依旧。水果摊上仍旧有最普通的香蕉。市场里仍旧有一笼一笼肥胖的活鸡。花店里仍旧摆出水仙和银柳，水仙仍然香得浓郁，银柳仍然含着毛茸茸的花苞。俗气无比、大红大绿的金橘和牡丹一盆一盆摆满了骑楼，仍旧大红大绿、俗气无比。银行和邮局仍旧开着，让你寄红包和情书到远方。药行就在街角，金铺也黄澄澄地亮着。电车仍旧叮叮响着，火车仍旧按时到站，出租车仍旧在站口排队，红绿灯仍旧红了变绿，消防车仍旧风风火火赶路，垃圾车仍旧挤挤压压驶进最窄的巷子。打开水龙头，仍旧有清水流出来；天黑了，路灯仍旧自动亮起。

幸福就是，机场仍旧开放，电视里仍旧有人唱歌，报摊上仍旧卖着报纸，饭店门口仍旧有外国人进出，幼儿园里仍旧传出孩子的嬉闹。幸福就是，寒流来袭的深夜里，医院门口「急诊室」三个字的灯，仍旧醒目地亮着。

幸福就是，寻常的人儿依旧。在晚餐的灯下，一样的人坐在一样的位子上，讲一样的话题。年少的仍旧叽叽喳喳谈自己的学校，年老的仍旧唠唠叨叨谈自己的假牙。厨房里一样传来煎鱼的香味，客厅里一样响着聒噪的电视新闻。幸福就是，早上挥手说「再见」的人，晚上又回来了，书包丢在同一个角落，臭球鞋塞在同一张椅下。幸福就是，头发白了、背已驼了、用放大镜艰辛读报的人，还能自己走到街角买两副烧饼油条回头叫你起床。幸福就是，平常没空见面的人，一接到你午夜仓皇的电话，什么都不问，人已经出现在你的门口，带来一个手电筒。幸福就是，在一个寻寻常常的下午，和你同在一个城市里的人来电话平淡问道，「我们正要去买菜，要不要帮你带鸡蛋牛奶？你的冰箱空了吗？

幸福就是，虽然有人正在城市的暗处饥饿，有人正在房间里举起一把尖刀，有人正在办公室里设计一个恶毒的圈套，有人正在荒野中埋下地雷，有人正在强暴自己的女儿，虽然如此，幸福就是，你仍旧能看见，在长途巴士站的长凳上，一个婴儿抱着母亲丰满的乳房用力吸吮，眼睛闭着，睫毛长长地翘起。黑沉沉的海上，满缀着灯火的船缓缓行驶，灯火的倒影随着水光荡漾。十五岁的少年正在长高，脸庞的棱角分明，眼睛清亮地追问你世界从哪里开始。两个老人坐在水池边依偎着看金鱼，手牵着手。春天的木棉开出第一朵迫不及待的红花，清晨四点小鸟忍不住开始喧闹，一只鹅在薄冰上滑倒，冬天的阳光照在你微微仰起的脸上。

—— 评《所谓的知识分子》 卜大中

Paul M. Johnson. Intellectuals. Harper and Row Publishers,1988 杨正润 译：所谓的知识分子 台湾：究竟出版社,2002 看过法哲阿弘（Raymond Aron）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痛责冷战时代美苏两国知识分子“陷溺在一种跟国家合一的制度里”、所谓“拟似的同一性”；再看萨依德在《知识分子论》一书揭橥“从事批评和维持批判立场是知识分子生命的重大面向”，并要求知识分子具备“双重视角”；又看傅柯强调知识分子必须站在主体位置独立思考之后；再读这本《所谓的知识分子》，会不由得有如五雷轰顶。原来，正是这些大知识分子们根据他们自以为是的独立思考的结论，给周围甚至世界不少人们造成苦难。更糟的是，原来这么多顶着历史光环的圣贤智者，人格竟是如此卑劣下作。 保罗．约翰逊引经据典地解剖了那些吾人心中的完人和大哲，包括卢梭、雪莱、马克思、易卜生、托尔斯泰、海明威、罗素、沙特、乔姆斯基等人，发现他们虚伪、虚荣、傲慢、自私、易怒、贪婪、吝啬、刻薄、粗暴、好色、偏执、顽固、说谎、自我中心、极度自恋、忘恩负义、言行不一、表里不一、双重标准、自欺欺人……几乎人类所有的恶行劣迹全在他们身上出现。可是他们却宣称自己爱人类，宣称他们要改造人类社会、造就幸福的乌托邦……。 本书作者用五项标准检验这些知识分子：道德、对周围亲友的态度、对自己理念实践的行动力、表里一致的诚实，以及他认为最“关键”的问题││知识分子对暴力的态度。 结果，那些大哲没一个考试及格。公、私德部分一塌糊涂已不必多说，对自己父母、兄弟、姐妹、朋友、随从、情人、佣人不只是冷漠刻薄，简直是冷酷冷血。至于对自己理念的实践，不是做不到甚至反其道而行，就是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的偏执到底以致生灵受害而不顾。而表里是否一致、是否诚信，就更是不堪闻问。最“关键”的暴力问题更令人失望，大师们个个口口声声和平博爱，却为了实现自己的理念，无视于或甚至纵容鼓动暴力。马克思不必说了；沙特、罗素、高兰茨、赫尔曼、乔姆斯基，都先后一度美化或合理化希特勒、史达林、波布的大屠杀，而后来令他们狼狈尴尬，名誉扫地应算是现世报。这让我想到台湾一些所谓知识分子的大师、名嘴、名流者，为了实现中国统一的抽象理念，竟硬要合理化连中共都羞于强辩的七千万中国人非自然死亡–包括天安门屠杀–的史实。 中国儒家讲究士大夫要内圣外王、言行合一，但大儒朱熹却刑求官妓严幼芳以公报私仇，又迷信风水挖了别人的墓来葬母，而且不让母亲生前吃到好米，自己还娶两个尼姑为妾。此外，陆游、海瑞、米芾这些“士”也都有不少恶行劣迹。可见古今中外的知识分子都有相同的“道德贫困”。 在这本饶富趣味的书中指出，每个被作者点名的知识分子都在言行上背叛自己。“他们在自己所欲攀附之权贵人士的圈子里通常毫无批判能力，只是一味附和。因此他们非常危险……我们必须牢记知识分子惯常忘记的东西……人比概念更重要，人必须处在第一位。” 试图以抽象概念改造社会和高道德标准的吃人礼教，已造成人们大量的苦难，因此检验知识分子是不是谋杀犯变得非常重要。作者虽是保守主义者，却用功至勤地搜集大量资料让这些知识分子“现出原形”。本书的贡献即在对知识分子“除魅”，并使凡夫俗子清醒，不再跟着“吹笛人”走向毁灭。知识分子云乎哉，必须施予严厉的监督检验才行。

近年来，由于胡杰先生辞去公职千辛万苦拍成电视片《追寻林昭的灵魂》，在海内外引起深度共鸣与反响。“中国的圣女”林昭的名字不胫而走。林昭，已经成为在中国暗夜沉沉年代里的一烛自由之火，闪烁着一种人性甚至神性的焰辉。

然而，时日稍久，笔者渐渐风闻了一些窃窃私语，据说有人曰，在当时背景下，考察林昭言行和作品，她实际上患有带偏执狂特征的精神病云云。其实，这一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在一九八○年八月，当人们知道了林昭悲剧性的际遇而众声喧哗怨声载道时，在平反“冤假错案”风起云涌的胡耀邦时代，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受命覆查林案，就是以精神病为由宣告林昭无罪的。 不过，要注意的是，这是在林昭被中共秘密杀害已十二年之后的事了！须知，在林昭生前系狱时，上海精神病院院长粟宗华曾为保护林昭而说过她精神不正常。结果，粟宗华医生遂被指为“包庇反革命分子“，最后终于抑郁成疾，含恨而终。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当时，在关押和杀害林昭的五、六十年代，林昭必须是理智正常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右派；在今天，在平反“冤假错案”及其之后的日子里，林昭又必须是病人且必须是精神病患者。中国人的身体状况是那么复杂，医生当然是诊断不了的。只有中共政治局才赋有最高明的医术：有病无病，是何疾病，病状轻重，统统应由党做出政治诊断。

林昭案使我想起前苏共头目赫鲁晓夫的一句名言：“苏联境内没有不赞同苏联共产党的人，没有不赞同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的人，而只有精神病患者。”

在这个意义上，林昭当然就是精神病患者了。

今天，林昭已经由“反革命”进化到“精神病”患者了。那么，很显然，今日的中国，也就由“斯大林时代”进化到了“赫鲁晓夫时代”了。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何以言“进化”？因为林昭倘若在今日，她就会被关进类似前苏联“喀山”精神病院那类专门对付异议人士的医院里，会在那里静静地接受脑部治疗，安渡残生；而不会浪费家庭（上交的）五分钱子弹费，不会被秘密处决了。免遭一枪，岂非进化？

笔者并非游戏笔墨。我当然相信林昭为精神超凡先知而非精神病患者。现代确实也有一套相当严格的医学诊断程序以区分精神患者与正常人。

然而，倘若我们以更纵深的眼光看，诉诸历史，环顾世界，可以知道，事实上，“精神病”、“疯狂”这些词的所指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时间与地域而有重大变化的；其含义在不同时期甚至无法衔接，有明显的断裂。在这方面，法国思想家米歇尔。傅柯（Michel FOUCAULT）在《文明与疯狂》一书中，有深湛的研究。

事实上，笔者愿意相信林昭是一类似欧洲中古时期的“疯子”。那时的“疯人”，虽异于普通人，然而绝对不被鄙视。实际上，他（她）们被认为是上邀天宠的一个特殊阶级，与尘世之外的神秘世界保有接触。他（她）们赋有赤子之心，能够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在日常事务上他们傻傻的，很不精明，然而却受到上帝的祝福，拥有常人所没有的大智慧。 （欧洲只有在16世纪末叶理性主义大规模兴起之后，这种观念才发生突变，“疯子”、“精神失常者”才被看作病态，被监禁起来，被排除在社会之外。到十九世纪此观念又一大变，二十世纪初再变一次。）林昭那种特立独行，在狱中声称“一息尚存，此生宁愿坐穿牢底，决不稍负初愿，稍改初志” 的义无反顾个性，那不计利害，不顾环境，不管众议，言人不言的秉赋，在在使人想到中古那些拥有赤子之心的“疯子”。

就是在现代，关于精神病患者与精神超凡者的界限，也并非那样绝对清楚划然而别的。最典型的就是开启现代主义潮流的作家卡夫卡。在常人看来，卡夫卡肯定精神有些不正常。事实上，他也确实在用一个精神病患者的眼睛观察世界，观察自我，反复怀疑。因此，他的人物与场景，在后人看来，总是那样迷濛、复杂、深邃、神秘。

菲利克斯•波斯特博士曾经按现代精神病理学的分析方法，研究了人类历史上300名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得出的结论是：具有严重的精神病理毛病的名人，比例极大，……在思想家中有26％，如尼采、罗素、卢梭、叔本华等；在作曲家中有31％，如瓦格纳、柴可夫斯基、普契尼、舒曼、贝多芬、莫扎特等；在画家中有37％，如梵高、毕加索等；在小说家中有46％，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福克纳、海明威、普鲁斯特、劳伦斯、卡夫卡、司汤达、福楼拜、莫里哀、托马斯•曼等等。

难怪米歇尔•傅柯要说：“禁止发疯如同禁止发言”了。

让我们试比较一下如下的图景：1966年，当亿万人摇曳着“小红书”，如痴如醉，如癫如狂，涕泪纵横，山呼万岁时，林昭在监狱里，发狂似地用自己的血书向红卫兵欢呼的对象，向他们的“万岁”爷，向中国的“宙斯”，作最后的抗争，诚如她再早一点的长诗《普洛米修士受难的一日》中写的：

还能忍受吗？这些黑暗的
可耻的年代，结束它们，
不惧怕阿西娜的战甲
不迷信阿波罗的威灵，
更不听宙斯的教训或恫吓，
他们一个都不会留存。

这些滚烫吓人的诗句，与围墙外的欢呼，它是何等的不协调；与无边无际的人山人海相比，她是何等的孤独。

当时，在众人眼中，她无疑是疯子；而在她眼中，这个国家疯了，这些人都疯了。

究竟谁疯谁醒？是“众人皆醒她独疯”，还是“众人皆疯她独醒”？ 这是个哈姆莱特式的问题。

对此作出判断，也许言人言殊，也许至今还有人肯定红卫兵当年的狂热。然而，有两点恐怕是任何方面都不能回避的事实：首先，当年广场上大部分的欢呼者本人如今都否定了自己当时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其次，林昭批毛的论点如今已获得广泛认同，毛的暴政的事实已日益出土，毛本人已经日益清晰地铭刻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因此，谁疯谁醒？结论应是不言而喻的。

一个社会，它的精神宽容度，特别是它对那些异端、“疯子”、“精神病者”的容纳能力，是该社会创造力大小的重要标尺之一；同时，也是该社会人性程度的重要标尺之一。

而读了林昭在狱中 “天日何在”的赫然悲怆的血书，每一位当年苟活的国人，势当谦卑地垂下自己的头颅。恰如一诗句所断言的，“她的头颅，放在天平的一方，亿万中国的头颅顿时失去了重量。”

──《观察》首发 

     一般说来，最初的中国维权人士起码从表面看来都是从维护共产党利益和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出发，依照中国法律和党纪，为广大受权力欺压的百姓鸣不平，揭露官员的腐败和以势欺人的丑恶行径，但在这个过程中，维权人士往往都走向共产党和专制政权的对立面，转变成坚定的政治异议人士。 (博讯 boxun.com)
    
    党纪和国法这两项是中共官员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别以为挂在嘴边就说明他们要执行党纪国法，恰恰相反，违反党纪国法的中共官员比比皆是，认真起来，共产党也清楚，党纪和国法只不过是给老百姓看的，哪里敢真正实行党纪国法？
    
    维权人士不管维权的出发点是什么，其行为在共产党看来就是“反党”。尽管中共当局口口声声喊“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媒体监督” （江苏当局最近在喊），如果维权人士、受侵害民众把监督付诸于行动，中共当局就接受不了了。
    
    我不相信维权人士一而再、再而三受到当局迫害，还会拥护共产党，还会有“第二种忠诚”？举两个事例，先说上海的马亚莲女士。她不是个政治异议人士，直到现在我觉得她还不是政治异议人士。马亚莲女士只不过为拆迁问题上访，按照中共的说法，不过是“人民内部矛盾”，如此简单的事件，她却一次有一次被上海当局拘捕关押，甚至先后被劳教两次，甚至被绑架、殴打。期间，郭国汀等律师曾经给予法律援助，独立中文笔会也不断呼吁抗议，海外民运也给予了声援，一些国际组织也给予了严重关注，唯有共产党政权从不关心她的权益，唯有共产党成为她的唯一对立面。几年来，她的温暖只能来自不同政见者，来自反对共产党专制制度的仁人志士，试想，马亚莲女士还会拥护共产党？她现在似乎已经是政治异议人士了。
    
    再说说揭露山东济宁“下跪副市长”李信的中国舆论监督网的李新德。他是共产党员，复员军人，他维权反腐败完全是按照党纪国法来做的，其出发点就是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其所作所为也符合党纪国法，但结果如何呢？他办的中国舆论监督网一次次被封杀，他本人一次次受到当局恐吓威胁。他所接触的中共媒体许多记者、编辑和学者私下都支持他，甚至包括个别中共官员，但中共当局不支持他，甚至迫害他。唯有海外民运、海外媒体、国内有良知的不同政见者支持他。虽然他还是共产党员，但谁能相信这样的共产党员不会走向共产党的反面？他迟早都会成为政治异议人士。
    
    于是我在想，反对专制制度一定是共产党内那些忠实于党纪国法的人，一定是是那些权益受到当局侵害的民众。这些人或迟或早都是反党分子，觉悟的过程很简短，因为中共当局毫不掩饰，太赤裸裸暴露他们的真实嘴脸。
    
    我不相信太石村广大村民拥护共产党，我不相信汕尾被枪杀的村民家属拥护共产党，我不相信陕北油田威权者拥护共产党，我不相信千千万万上访者、强制拆迁者拥护共产党，我不相信那些被抢占土地的农民拥护共产党……。不相信共产党和反对专制制度的是亿万中国人民！
    
    2006年2月3日
    大纪元首发

前些时, 我看到了王逸舟博士, 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他的。当时，他正在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内容大概是关于伊拉克战争的。贵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的王博士面容带有一丝忧虑，在电视上四平八稳地讲叙着一些现象、理论、评述。我没在意他具体讲了些什么，反正能够在我们的好政府严控下的媒体上言说，所说内容应当可想而知，再灵巧的百灵鸟一旦被在咽喉里缝上几针，大概也唱不出什么好听的歌来。因此，王博士讲了些什么实际上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王博士坐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贵宾席上，他在言说，他有话语权。

我知道王博士已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了。十七八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喜欢政治哲学理论的文学青年时，我在当时的《理论信息报》认识了王博士。那时，他是与他的老师苏绍智先生在一起做研究的。思想贫乏的我为博士所写出的那些论述全面精当倾向前瞻的文章所吸引，并且不能不为之叫好。我们的博士在以他卓著的理论才华在宣扬民主自由的理论呵，这真能不吸引人且让人尊敬呢。在专制的中国敢于大胆地言说民主追求自由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们的王博士就是这样了不起的理论新锐。后来，《理论信息报》停刊了，很多的知识精英被迫流亡海外，这其中包括王博士的老师苏绍智教授。正如我在一首诗中所说的：”美丽的飞禽远逝，远走他乡。”看来，王博士应当也是一只美丽的飞禽，只是这只飞禽没有飞走，因为我不知道的原因，王博士留了下来。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我在深深的孤独之中做着我的诗人之梦，写着我想写的那些文章。大概王博士后来一直在做着理论研究，并且因为一些研究成果或其它原因担任了官方的重要研究机构的一个部门的领导人。因学问而致仕，王博士在大陆并不是第一个，更不是仅有的一个。比如他的同姓的更为著名的王沪宁先生，已经官至很有影响力的中共中央理论研究室主任位置了。据说王沪宁先生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招牌式的政治理论：”三个代表”。

自从那次在电视上见到王逸舟博士之后，我不免又大发了一番感慨，请原谅我是一个好发感慨的人，这可能也是一个文人酸性的表现之一吧，好在我并不在意我的酸性。我发了一番什么感慨呢？我的感慨是象王逸舟这样有着可说是丰盛理论才华的学者也成了政府的一个话筒了，至少他在电视上讲着那些外交方面的评论的时候是一个话筒，无论他多么优秀，只要他站到那个讲台上，他就必然受到极大的限制，他就必然不能发出真正的自由之声，他所说所言就必然要被打上共产党专制话语的印记。我不怀疑王博士的才华与良知，他一定与某些无良的学者不一样，比如那个在悲惨的六四事件刚结束就急切地为中共作辩护的何新，王逸舟山博士一定是善良的人，一定是一位有品格的学者。可是，他在那一刻的形象在我的眼中不免变形。我当然不认为凡是在官方的媒体上露面发言的人们都应受指责，但是，在自由言说的量度很小的官方媒体上发言的人们，我们难以从他们的发言中听到金石般的真理之音也是事实，尤其是在涉及政治与文化等意识形态方面的言论中，我们更难发现真理的踪迹。由此，王博士在电视上讲评的行为只能更多地让人理解为一种职业行为，他在履行他的职业所要求他做的事情，他的职业要求他所说所言不能不符合官方的统一标准，而这已与一个真正的学者所应当做的相去很远了，一个真正的学者是应以他对世界卓尔不凡的理解，以他的良知与知识服务于我们这个世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上的王博士是有些可怜。当然，或许我是说错了，或许，可怜的不是王博士而是我。谁知道呢？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众说纷纭，很多问题没有定论。

最后，我想说的是可怜的王博士并没有失去我的尊敬，我的质疑与怜悯始终指向那剥夺了人们自由言说权利的可恶的强盗体制。我相信，人们都知道这个体制，正是它正在沉重地压迫着中国与中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