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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我读到的最“好”的书，是柏杨称之为武则天时期“对人类文化最大的贡献”的由酷吏来俊臣所著的《罗织经》(马树全注译本)，他对专制文化的深刻体悟与坦白表达，对于我们认识人性邪恶的一面及其在专制条件下可能肆虐的程度，极富震撼力。近来读李珺平教授所著《春秋战国门客文化与秦汉致用文艺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耳目为之一新，感觉就其大命题而言，可与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余英时的“士文化’’鼎足而三。三人的研究对象不尽一致，大概念(游民、门客、士)的内涵有别，外延有分殊有叠合，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视角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
　　相比之下，余英时的“士”概念最“小”，研究的是始于春秋战国之际孔子时代的知识阶层；余氏所指的“士”及秦汉之后的“士大夫”都是李珺平所谓的“门客”，其中寄食于公子王孙门下或择主而事致位将相的“游士”就是“士’’与叩刁客”最典型的“交集”(重合部分)。而门客却不一定是士，可能既不是武士(聂政、荆轲式刺客，侯赢、朱亥式侠义客，吴起、庞涓式客将)，也不是文士(毛遂、苏秦、张仪之类辩士，荀子等“不治而议论”即专事讲学的“稷下先生”)，而或许是仅有鸡鸣狗盗等一技之长的“食客”。李著的“门客”概念几乎涵盖了中国古代的各个阶级、阶层出身的人，除了生来就注定高踞天下至尊宝座的那一个。因为在李著的定义中，“门客”的人生目标是求富贵、取尊荣、建不朽之功业，他们的路径是通过“依附”某个主子，手段是将自身“工具化”，达成豢养与被豢养的关系。“至圣先师”孔夫子亦不免时时露出“门客”的本相。他并不讳言自己“三日无君”便惶惶不安的焦虑，乃至奔波于列国被人讥为“丧家之犬”。陈涉躬耕垄亩素有“鸿鹊之志”，揭竿而起时鼓舞从者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项羽、刘邦两个枭雄见秦始皇出巡仪仗，叹“大丈夫当如是”，有“取而代”之心；但他们举事之初，都必得充当“门客”(客将)，陈涉以公子扶苏和项燕的名义起兵，项羽、刘邦扯起楚怀王的旗号。他们熟谙社会隐规则，是自觉将自己摆在门下客位的。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羽翼丰满时反客为主，夺取最高权力。主张“良知政治”的当代政治家哈维尔说得透辟：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他一方面是奴仆，畏上司；另一方面是奴隶主，想践踏下属，在专制社会人们既是囚徒又是狱吏，在参与和协助的同时，也有反叛之心。楚公子春申君的门客李园，秦朝的大太监赵高(他作门客的才华不在汉奸胡兰成之下，据《汉书·艺文志》载他著有铲《爱历六章”》)，就是以阴谋手段反客为主的成功范例。

　　李珺平的“门客”概念与王学泰的“游民”有更多的相通之处。他们都是游荡于社会边缘的人，总在寻找自己的归属，只不过“门客”寻求的是体制内显赫的门庭(从帝王的庙堂到西门庆的大宅)，而游民则可能上梁山“替天行道”或入伙丐帮、青红帮。王学泰说游民的主要来源是破产的农民。中国是个农业社会，有几人身上流淌的不是农民的血液呢?诸葛亮从山东避乱到南阳，躬耕于隆中，显然是农民，虽因家底殷实尚可“草堂春睡迟”，醒来研究天下大势，但说他是“游民”也不算诬枉吧。至于明太祖朱元璋，那是典型的破产农民——游民了。王学泰所说的“从流民到城市游民”者，显然包括“贫乏不能自存，使人属孟尝君，愿寄食门下’’的冯谖之类门客。而王学泰所说的游民知识分子与游士其实是二而一的。魏征、吴用、刘伯温之类人物即其代表，他们乃苏秦、张仪、范睢、蔡泽等门客之苗裔。顺便提到，王学泰与李裙平二人的专业都是文学研究。王学泰从对《三国演义》《水浒》等通俗小说的社会学解读人手，揭示了游民文化对中国社会的渗透——武侠小说和影视剧在当代的巨大影响力不知是这种游民文化的余绪还是发展。李珺平则是从“致用”文艺观(“文以载道”，“成人伦、助教化”)的探源破题，上溯到春秋战国时的门客文化，进行爬梳归纳。二人创设的概念“游民文化”与吖刁客文化”，显然远远溢出了文艺学的范畴。

　　李珺平将研究范围的下限设定在西汉末年。这样一来，对门客文化流变的叙述自然不可能是完整的，但对我们认识门客文化的精义已经足够。因为秦汉之际“是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制和学术(含文艺)上致用观念的形成、稳固、定型时期”(李著《导论》)。毛泽东说“百代皆行秦政制”，此言不虚。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谓“罢黜”并非用暴力强行禁止，而是用高官、厚禄、名望等政治资源诱导，恰如唐太宗以科举功名诱使天下英雄入其彀中)以降，吖刁客”的社会地位与求取富贵尊荣的门径基本上就定型了。

　　余英时是从“势”与“道”之争的胜负格局来解释这个现象的。他所说的“势”即“现实的势力”、“政治权威”，即对国家的统治权、对社会资源的支配权；而“道”，不论是古代礼乐所表征的具有宗教意味的“天道”，还是孔门儒家看重的以“仁”为核心概念的“人道”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伦纲常，都是一种精神的力量。“势”与“道”二者都是建构政治社会秩序所必需的。在各国争霸的局面下，王侯们更需要“道”对他们的“势”加以精神支持，以使他们师出有名，使他们的政权具有某种合法性(“合道性”，即1egitimacy)。但实现天下“大一统”之后，“以道自任”的知识分子已根本不可能与帝王的“势”分庭抗礼。古代知识分子的“道”是无形的，除了个人人格之外别无保证。于是，在专制集权社会，“以孤独而微不足道的个人面对着巨大而有组织的权势，孟子所担心的‘枉道以从势’(‘滕文公’下)的情况是很容易发生的，而且事实上也常常发生，汉代公孙弘的‘曲学阿世’便是最著名的例子。”(余著《中国知识分子的古代传统》)后世虽有不甘心者，如明末吕坤，说“天地间惟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这只是不绝如缕的先秦遗响，而更多的是“入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诺诺”之辈；“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的假隐士和“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伪道学满坑满谷。先秦时代，鼓吹“道”尊于“势”，孔氏门徒说只有他们的老师才配为“天子”，荀卿弟子直截了当宣称他们的先生“宜为帝王”，这种言辞在后世出口是大逆不道要诛九族的。而唐代韩愈以“道统”继承人自居，余英时称他是唐朝代表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之一，却要高颂“天王圣明臣罪当诛”。不是他的骨头太软，时移“势”异，不得不然也。

　　李珺平则将“势”与“道”的演变，以中央集权制朝廷建立前后为界，概括为“主二客一”(一客多主)和“主一客二”(多客一主)两种模式。在前一种模式下，门客们在列国王侯贵人间奔走，选取门庭投靠，朝秦暮楚不以为耻，晋材楚用是佳话，“良禽择木而栖”、“合则留，不合则去”乃理所当然。如果说《战国策》一书，是谋臣策士纵横家这些门客们自炫身价的演说辞和故事集，有王婆卖瓜之嫌；那么，李斯的《谏逐客书》，则列举秦国历史上的人物，言之凿凿地证明了门客(客卿客将)对于秦国由弱变强的重大贡献以及实现“跨海内、制诸侯”战略目标的不可替代性。

　　既然在列国激烈的竞争中，得才者胜，失才则亡，作为人材的门客自然就有了与主子讨价还价的资本与资格。于是，有孟子称病不肯先去朝谒齐王(《孟子·公孙丑章句下》)，有颜斶上殿不肯趋前而敢于对忿然作色的齐王直言“士贵耳，王者不贵!”(《战国策》卷十一)。在一客多主的大背景下，门客们为自高身价，往往要求主子给予特殊的甚至与主子“平等”的待遇。冯谖在孟尝君门下先为“食无鱼”，继为“出无车”，后为老母无人赡养三次弹剑而歌。而据《史记》所载，孟尝君待客，有一人背着火光看不清各人盘中盛的是什么，以为自己比别人低一等，大怒，辍食而欲去。孟尝君连忙起身请他看自己吃的是啥，以致此客羞愧自杀。

　　在先秦群雄争霸时代，有些门客不仅要求主子给予较高的物质待遇，甚至追求与主子建立精神上的“知己”关系。得到“国士无双”的尊重，这才肯为之效忠卖命。豫让曾在范氏、中行氏门下为客，不为他们的灭亡报仇，却以漆身吞炭等方法易容而为智伯谋杀赵襄子，并道出了“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千古名言。曹沫、荆轲也是这样的门客。他们的主子都有一副礼贤下士重视人材的面孑L。燕王为招贤而筑黄金台的故事为人们所熟知，引得千载之后的陈子昂怆然而涕下；你看刘邦这个无赖出身的主子，与项羽争天下时筑坛拜将，对韩信这样的客将是多么“恭敬”!

　　但中央集权制建立，四海归一之后，门客们别无选择，就只能争相讨好一个主子了。没有了选择自由的门客，便失落了相对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李著名之为“雄豪精神”)，再也矜持不起来。孟子说“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而后世的游士门客服膺的人生信条却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他们将“力比多”投向对皇权的绝对认同与服从，由争宠而引发的只是“门客”之间日益激烈的倾轧。自知不配或不能够“货与帝王家”的，就成了贾府中的清客篾片詹光(沾光)、卜世仁(不是人)之流。

　　先秦门客的流品芜杂，既有破落的贵族子弟，也有不甘于贫贱的底层游民。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在礼崩乐坏的“乱世”中追求自身价值的实观。他们渴望建功立业，像孔夫子一样“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哪怕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愿以极端行为惊世骇俗而名垂青史。他们有些人毫无原则，如苏秦、张仪、商鞅，哪一套能获得入主的青睐便使出那一套(这自然也可以说是一种“原则”)；如豫让之为“小人”智伯(司马迁语)复仇，谁重视我，我就为他卖命。有些人毫无人性，如为求将位而杀死齐籍妻子以取信鲁国的吴起，如为伪装得罪出走而杀死老婆孩子的要离，出于妒忌害死同学韩非子的李斯。有些人则比变色龙还要狡诈，如为刘邦制定朝仪，使他“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的叔孙通；如为诈骗钱财引诱秦始皇寻求长生不老药，引来“焚书坑儒”之祸的方士徐市、卢生。门客之中也有高蹈者，“如义不帝秦”的鲁仲连，以死报“知己”别无所求的侯赢，洞明世道人心不恋权位的张良。但这样的高士与智者在门客中是凤毛麟角，对于门客文化则是异数。

　　门客文化中的主客关系说到底是主奴关系，这是由他们的豢养与被豢养地位决定的。这种依附性决定了门客的工具性。所谓“知己”关系不过是一种假相。李贽与公安袁氏兄弟的对话时一语破的：主子解衣推食，不过是诱你为他做奴才而已。枭雄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惺惺作态，不就要他感知遇之恩，为刘氏父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吗?屈原早就意识到了主客关系的真谛，在辞赋中将自己比作“美人”。在那个男权时代，女人再美、地位再高，也不过如主人的衣服而已，不想穿了就可以扔到垃圾堆去，哪来什么精神平等可言?

　　李著以“致用”二字来概括秦汉(及此后各代)的文艺观，并溯源到春秋战国的门客文化，犀利地揭示了中国文化为世俗为政治为权势者服务的本质特征。他的结论与余英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论》不谋而合，但“门客”二字更加鲜明表露了这种世俗性和依附性。这种眼睛向“上”(是“皇上”的“上”而不是“上苍”的“上”)攀附权势的文化，从大的层面讲，只讲“善”(礼义道德纲常秩序)，鄙视真(追求宇宙真知，发展科学技术)，忽略美(纯粹的非功利的审美愉悦)，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从小一些层面讲，人们追求出将入相的权势，不择手段地邀宠固位互相倾轧，为人帝王彀中而极大地虚耗了聪明才智，败坏了道德情操。这种门客文化的遗毒，在二十世纪的“文革”中竟发展成为史无前例的亿万人争表忠心的丑剧。只是到了1978年之后，我们才承认知识分子是劳动者的一部分，不必依附谁；才将文艺方针修改为“两为”，教育方针修正为“三个面向”。这一切表明“门客文化”是多么源远流长，需要我们下大功夫认真清理。李著可以说是这方面的拓荒之作吧?

媒体在市场上可能有意夸大那些构成卖点却与图书本身没有关联的要素，也可能淹没媒体认为不构成图书产品“收视率”却构成产品品质的因素。我们将从媒体文本的角度对２００５年流行图书进行分析。

本次评点分为媒体的日常关注和年终评点两方面，日常报道反映的是媒体对流行图书的关注度，具有随机性和普遍性，而年终评点则是媒体立足于全局的角度对整个图书市场进行思考。由于网络媒体一般以转载文章为主，因此在年终盘点中，我们只考察纸媒报道，选取《新京报》、《东方早报》、《中国新闻周刊》的文化版作为国内大众类媒体有影响力的报纸的代表。而在日常报道中则将网络收纳入内，一方面因为在长期的日常报道中，网络也具有设置社会公共讨论话题的功能，另一方面，流行图书的日常发布常在网络媒体举行，网络在流行文化的指向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以新浪读书频道为例。

媒体反应总体特征

年中众星捧月 年终恶评如潮

由于读者对象、媒体定位和所属地域的不同，三家纸媒的价值观极具差异化，尤以年终评论为例。如在岁末盘点时，《新京报》对２００５年社科人文类畅销图书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批评，以《虚浮与喧闹遮蔽了贫乏的真相》为题，指出２００５年的内地畅销书市场看似高潮迭起，实则为一场虚无主义的狂欢。新闻周刊则相对温和，在《阅读２００５被记住或被忽略的》一文中，将２００５年名家长篇小说的纷纷上市与“文学复兴”相提，同时指出非小说类中传记类图书突出，并以《８０后的速食读本》对玄幻小说表明姿态。《东方早报》则认为虽然近两年书业无热点，然而或深藏蓄势待发之意，并试图找出２００６年流行图书的新增长点，如悬疑、玄幻文学的散点爆发，“红学”再现生机，纯文学收获重要长篇，博客写作进入主流后的迅速普及等，均带有“未来”色彩。

和纸媒的报道相比，通观２００５年畅销书榜，确实有相当旧书延续，虚构类如２００３年的《达·芬奇密码》一直高挂榜首，２００４年的《狼图腾》以及早在２０００年出版却因电视剧热播在今年热销的《亮剑》也占据一席。非虚构类如２００３年出版的《细节决定成败》、２００４年出版的《不要任何借口》和《水煮三国》等等。但和年度回顾的理智客观乃至批评相比，年中图书上市之时，大多媒体却如众星捧月进行热评；过去的一年也纷纷被各媒体冠名：文学复兴的一年、悬疑小说年、玄幻年等，而在年度评点中，这些冠名后面都不约而同加了“？”以表示态度谨慎。前后比较，媒体态度暧昧。媒体呈现的“镜中世界”的真实性究竟有多少？媒体是否在真实报道的基础上对事件和现象进行理智分析？

小说类

“眼前一亮”与“一声叹息”共舞

今年主流作家不约而同推出的长篇新作，如贾平凹的《秦腔》、余华的《兄弟》、毕飞宇的《平原》、阿来的《空山》以及杨志军的《藏獒》、刘醒龙的《圣天门口》、王安忆的《遍地枭雄》、东西的《后悔录》、史铁生的《我的丁一之旅》等等，有的甚至在发表前就引起人们的关注，它们的得失长短成为评论家和媒体议论的话题。在各媒体对小说类畅销书的年度评点中，除《新京报》外，均肯定了当代重要作家长篇小说的价值，但形容词却有所不同。

《新京报》否定了２００５年众多报纸包括该报对大多数长篇小说作家作品的肯定，在年度评点中以“经典作家：末路与新生”进行评说，用“没有突破”、“堕落”、“不死不活地继续着‘传统’叙事道路”进行表述。同时认为《秦腔》是 “乡土中国叙事的终结”，显示出贾平凹的创作困境与突围。同时点名批评的还有《天瓢》，称这是“曹文轩摆脱其‘传统阵营’、走向粗鄙化的新起点。”

和《新京报》激烈否定态度相反，《中国新闻周刊》和《东方早报》对此均表示肯定，前者用“值得庆贺的胜利”、“近年少有的繁盛局面”和“长篇小说年”、“文学的复兴”进行描述，并盛赞获得读者最佳奖的《藏獒》和“低调”的贾平凹，“《秦腔》宣传远没有《兄弟》之盛大，却在年底赢得一项文学评论家票选的第二届《当代》最佳长篇小说奖。”

《东方早报》用“让读者眼前一亮”来形容，表扬的小说除了上述媒体都提到的《空山》《秦腔》《兄弟》《遍地枭雄》《后悔录》《藏獒》外，还有冉平的《蒙古往事》。并“值得一提的是，作家们颠覆了以往的乡村写作方式：《空山》的“花瓣式”结构、《秦腔》游移的语言令中国乡村的整体叙事性在２００５走向破产。并预测：“破碎的乡村叙事似乎将成为一种趋势。”

在众媒体对众文学作品的评价中，余华十年写就的《兄弟》收到的关注最为有趣。《兄弟》争议诸多，和读者反映相同，媒体既有坚定挺余者，也有坚决倒余派。让人感到莫名奇怪的是《中国新闻周刊》，它在８月２４日发表《余华——作家应该走在自己前面》、《纯文学，危机中的重生？》两篇文章，赞誉余华把“文学性和可读性结合得最好”，并引用余华语“这是我迄今为止最好的作品。” 但在年末报道中却是批评余华最多的媒体。它对余华和媒体的合作进行了揶揄，指出是媒体的密集宣传制造出２００５年最耸动的文学出版事件。并提到“在《兄弟》上市前后的一个月里，他接受了各家媒体多达数百次的采访。而《兄弟》头一个月的销量，也达到了惊人的２５万册，虽是上部，前几章写的却都是‘下部’，《兄弟》两位主人公的命运，因厕所里的窥阴事件而连结在一起”。与此观点相似，《新京报》认为这是一本经典作家“变节”的产物。《东方早报》在年终对该书保持了沉默，但在它的年中报道中，７月２１日用消息最早对余华出书做出反应，一个月后又以《余华：越成熟越不需要技巧》进行后继报道。《新京报》虽然比《东方早报》晚一天报道，但呈现的却是长篇访谈，并强调余华在叙事方法上实现了自我的突破。

与纸媒相比，新浪毫无立场，一概热捧，不仅对《兄弟》一书，还指向以上这些文学作品，认为不是最新力作就是传统民间文化的挽歌，或者是佳作这样的标题。或许《新京报》年终报道可以这样揭示：媒体在介绍上述几部作品的时候，经常使用的是“十年磨一剑”、“沉寂多年”等关键词，这意味着市场的某种高期待。但无奈现实让人一声叹息，除了数钞票的人之外。

悬疑 魔幻和玄幻类

市场价值与文学价值悬殊无悬疑

由于奇幻游戏、《魔戒》、《哈利·波特》系列等西方流行文化的影响，今年的玄幻文学如《诛仙》《九州》系列、《小兵传奇》都在网络和畅销书市场“昙花怒放”，而５月出版的《诛仙》半年内声称销售达６０万册。同时丹·布朗凭借《达·芬奇密码》《天使与魔鬼》《数字城堡》稳稳占据文学类畅销书排行榜前列。在２００４年出版的《达·芬奇密码》的热销在２００５年卷起“悬疑”之风，全国各出版社推出悬疑小说有百余种。詹姆士·帕特森、吉利安·霍夫曼、卡林·斯拉夫特三位当今西方最著名的惊悚悬疑小说作家被翻译引进；米涅·渥特丝系列作品被重新包装上市；丹·布朗作品系列陆续推出。国内原创悬疑小说如蔡骏的心理悬疑、成刚的精神悬疑、小汗的医学悬疑、鬼古女的校园悬疑等等也陆续推出，《荒村公寓》、《地狱的第１９层》两部作品，半年内即销售４０万册。

三家纸媒都认为，从娱乐价值和经济价值来进行考量，悬疑、玄幻、魔幻小说成了新的图书市场增长点，他们持有的“今年将是悬疑出版年”、“哈利·波特年”、“玄幻小说元年”等看法，均从出版数量进行分析，而非出版物品质。而从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来看，均认为短期内难登大雅之堂。

《新京报》认为２００５年玄幻小说市场的高潮是首印８０万册的《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中文版的出版，而悬疑小说的领头人则是丹·布朗本并不被重视的《数字城堡》、《天使与魔鬼》。并认为国内玄幻、恐怖文学类虚火上升，在创作手法上，目前内地玄幻小说处于西方玄幻文学经典的“下游”；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玄幻文学的旺盛生命力在于网络点击。同时指出恐怖文学离真正高潮还有路要走。媒体对一个发展中的现象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它之前在６月３日以《从自我娱乐开始，以市场化结束？》为题，以《搜神记》为例，认为中文网络奇幻小说时代已经到来。其后８月１８日的《萧鼎谈玄幻〈诛仙〉出草莽》又指出“２００５玄幻小说年不容回避”的同时，认为《诛仙》更加火热，但用“娱乐”表明态度。随后在９月１３日对朱学恒的报道中指出，内地奇幻文学出现了被出版社过度炒作，写手创作枯竭，涸泽而渔的问题，并提出：奇幻也要讲“文学”。

《中国新闻周刊》一直关注 “哈利·波特年”，在７月１１日曾用“狂热的文化现象”、“文化强迫症”进行形容，在年底却认为网络译手与正规译者之间趋于白热化的抢译大战更值得关注。同时指出玄幻小说是对“８０后”又不容忽视影响力的速食读本。并用“最流行的消遣读物”、“粗制滥造跟风之作”进行描述。

《东方早报》２００５年一年都没有对原创悬疑进行关注，只是对米涅·渥特丝的悬疑畅销小说引进出版用消息的方式进行了报道，但在年底却突然认为原创悬疑在数量上已成气势，原创玄幻小说市场在今年初步形成。但同时认为它们只是青春文学市场价值的一种延续，真正成熟的创作、出版、销售、阅读体系尚未形成，整体性畅销尚未出现。

相比纸媒的慎重和不断修正，新浪对这三种类型小说热捧并不遗余力，不是和出版社打出“中国版魔戒ＰＫ《哈利·波特》”的旗号，就是用“后金庸武侠圣经”、“网络三大奇书之一”、“和金庸、古龙、还珠楼主的作品同样等级的经典小说”形容，甚至还出现 “一生只为《诛仙》活”之类的话语。这三种读物是在网络大行其道才受到纸媒关注的，但究竟是网络媒体眼界所限还是其他原因，如何正确评价尚须思考。

　　我们在今日谈宪政，谈民主，谈国共问题，谈结束训政，谈美苏对峙的两个世界，似乎都应该先认清世界上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

　　在三十年前，谈政治的人只知道一种政党，那就是英国、美国、和西欧的政党。但在这最近三十年之中，出现了另一种政治组织，虽然也用“政党”的名称，性质和英、美、西欧所谓政党完全不相同。俄国的共产党、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德国的纳粹党，主张虽有左右的大不同，但在党的组织纪律上是很相同的，都属于后一类。

　　为便利起见，我们可以把英、美、西欧式的政党叫做甲式政党，把这三十年来苏俄、意、德诸国后起的政党叫做乙式政党。

　　甲式政党的性质有这几点特色：

　　（一）甲式政党的党员没有确定的人数，没有党籍可以查考。人人可以自由登记为某党党员，人人可以自由脱离本党。如英国邱吉尔从前是自由党，后来是保守党。如美国威尔逊本是民主党，后来竟做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二）党员投票是无记名的、秘密的。党员言论是自由的，没有党的纪律可以约束党员的投票，也没有特务侦探可以干涉党员的言论行动。最近美国民主党的华莱士在国内国外批评本党的政策，是最明显的例子。英国工党的议员也有严重批评本党的政策的。这种行动，本党固然无法制裁，社会也往往允许，称为“独立”，称为“不党不偏。”

　　（三）甲式政党的原则是在两个或多个政党之中争取多数党的地位。每个政党总希望成为多数党，但每个政党总得容忍并且尊重少数党的权利，因为今年的少数党也许明年要成多数党，今年在朝的多数党也许明年下野成为少数党。最后的决定是人民的选举票。在选举之前，没有一个政党可以确知全国人民的最后决定，也没有一个政党可以操纵把持全国人民的投票。例如美国一九二八年的大选举，共和党胡佛得二千一百多万票而当选总统；四年之后，民主党罗斯福得二千一百多万票而当选总统。这都是人民自由选择的结果。

　　（四）选举结果确定之后，在法定的日期，胜利的党从失败的党手里依法接收政权。失败的党决不敢用警察军队的力量来霸佔政权，或毁灭得胜的反对党。因为他们知道几年之后他们又可以有竞选的机会，所以他们都努力培养“胜固可喜，败亦欣然”的雅量。试看英国邱吉尔在一九四五年负着何等威望，然而那年选举的结果，保守党惨败了，邱吉尔只能坦然交出政权，退居反对党领袖的地位。

　　以上所说的是甲式政党的组织与作风。至于乙式的政党，便完全不同了。乙式政党的性质也可以分作几点来说：

　　（一）乙式政党是一种严密的组织，有确定的人数，有详细精密的党籍。党员入党必须经过审慎的调查察看。入党之后，党员可以受惩戒，被开除，但不能自由脱党。

　　（二）乙式政党的党员必须服从党的纪律。党员没有自由，也没有秘密。乙式政党必须有严密的特务侦察机关，他们的作用不但是侦查防范党外的人，还须监视党员的言论、思想、行动。党员必须服从党的命令，思想言论必须依照党的路线。

　　（三）乙式政党的目的是一党专政。未取政权之时，他们不恤用任何方法取得政权；既得政权之后，他们不恤用任何方法巩固政权，霸住政权。乙式政党本身是少数党，但因为组织的严密坚强，往往能利用政治的特殊权威，压服大多数人民，以少数党统治全国。

　　（四）乙式政党绝对不承认，也不容许反对党的存在。一切反对力量，都是反动，都必须澈底肃清铲除，才可以巩固一党永久专政的权力。

　　以上列举甲乙两式的政党的性质，都是很浅近的政治常识，不值得政治学者的一笑。可是这些区别，正因为很浅近，所以往往为一般人所忽略，甚至於高明的学者所忽略。例如前些日子有人讨论美国与苏俄对峙的两个世界的区别。曾说：“美国给人民一张选举票，苏俄给人民一块面包。”这似乎不是公允的比较论。美国人民未尝没有面包，苏俄人民也未尝没有一张选举票，但这两个世界的根本不同，正在那两张选举票的使用方式的根本不同。苏俄因为没有反对党，故一九三六年新宪法之下的选举结果认为百分之一百，或是百分之九十九。美国因为容许反对党自由竞争，所以罗斯福最大的胜利总不过人民投票总数之百分之六十。（此指一九三六年大选的结果。一九三二年他只得百分之五十七，一九四○年他只得百分之五十四。）这百分之六十的大胜利，代表自由的政治，代表独立的思想与行动，代表容忍异党的雅量。所谓“两个世界”的划分正在这自由与不自由，独立与不独立，容忍与不容忍的划分。

　　中国国民党的创立者孙中山先生本是爱自由讲容忍的政治家。他在革命事业最困难的时期，感觉到一个“有组织、有力量的革命党”的需要，所以他改组国民党，从甲式的政党变成乙式的政党。但中山先生究竟是爱自由讲容忍的人，所以在他的政治理想系统里，一党专政不是最后的境界，只是过渡到宪政的暂时训政阶段。他的最后理想还是那甲式的宪政政治。

　　近年国民党准备结束训政，进行宪政，这个转变可以说是应付现实局势的需要，也可以说是孙中山先生的政治纲领的必然趋势。一个握有政权的政党自动的让出一部分政权，请别的政党来参加，这是近世政治史上希有的事。所以无论党内或党外的人，似乎都应该仔细想想这种转变的意义。依我个人的看法，这个转变应该是从乙式的政党政治变到甲式的政党政治，这里面似乎应该包括党的内容与作风的根本改革，而不僅僅是几个政党分配各种选举名额或分派中央与地方的官职地位。如果训政的结束能够引起一个爱自由的、提倡独立思想的、容忍异己的政治新作风，那才可算是中国政治大革新的开始了。

　　1947年7月

    最近东方出版社和辽宁教育出版社几乎同时印了储安平早年两本关于英国的书：《英国采风录》和《英人法人中国人》。
     两本半个多世纪前写出的书，现在还有人不断设法印出来，足见这书还是有生命力。其实这几十年来，储安平的这两本书一直没有绝版，上世纪六十年代，台湾就印过《英国采风录》，同时还有王云五的《访英日记》，这本书商务早年出版的是英文本。八十年代，钟叔河在湖南岳麓书社的时候，也印过《英国采风录》。不过那时候印书都很朴素，不像现在，一本随笔集要五十多块钱，真是彼一时，此一时。
     许多和储安平有过交往的人，都知道他有英国情结。他早年在上海光华大学读的是英文系，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到英国游学，四十年代回到中国。他一生行事和论政，都以英国为楷模，办杂志想办成伦敦《泰唔士报》文学副刊那样的风格，写政论的材料和标准，也以英国为主要来源和比较。
     储安平到英国的时候，据说是在英国著名的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学习过，这方面的材料我们现在还没有直接看到，但那个时候正是英国著名的政论家哈罗德·拉斯基风头正健的时候，储安平可能听过他的课，受过他的影响是肯定的。那个时候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留学的还有费孝通和许烺光，他们也很迷拉斯基。当时吴恩裕正跟着拉斯基读博士，储安平后来和这些人都成了好朋友，也许他们在英国的时候就有了交情。1945年，储安平在重庆办《客观》周刊的时候，就发表过吴恩裕的长篇回忆文章《拉斯基教授从学记》，后来办《观察》周刊，从一开始就在杂志的最后一页上，连载吴恩裕的文史随笔《负生偶记》，其中涉及许多晚清和民国文坛的掌故，十分有趣。不过当时吴恩裕没有署名，而是直接用了他的一个笔名”负生”，这个名字不很为人所知，后来吴恩裕在《新路》周刊上写文章，也用过这个笔名。
     储安平对英国的了解非常深入，他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是英国的政治制度，以及在这种政治制度下人们做人行事所应有的态度和风格。储安平认为，中国人应该向英国人学习，特别学习他们的政治制度，这是他早年的苦心。
     储安平青年时代写过小说和很多散文，是”新月”派的后起之秀，很会写文章，加上他有在英国生活的经历，所以他这两本书可以说是了解英国政治文化的经典读物，特别是对青少年了解英国，非常合适，因为这是非常地道的文章，无论内容还是文章风格，都非常值得学习。不说别的，储安平的英文之好，对他写那样的文章肯定帮助不少。《观察》周刊当年为了及时发表有关英美的文章，常常是储安平直接从收音机里边听边译边发排，这个本领在今天的学者中很难见到了。
     上世纪四十年代，介绍英国政治文化的书很有几本，都非常不错。除了储安平的这两本外，还有刘逎诚的一本《英国的政治》。刘逎诚二十年代留学英国，是专门研究英国政治制度的专家。他的《英国的政治》虽然不如储安平这本通俗易懂，但在专业的政治学著作中，也是非常地道和好读的书。还有一本是戴镏龄翻译的《英国人论》，是直接把英国人论英国人的那些有趣的文章翻译过来，也特别好看。因为储安平的书中有许多例子就是从那些英国人的文章中来的，两本书对读，更有意义。
     刘逎诚和戴镏龄那时也常有文章在《观察》周刊上发表，想来和储安平也有交情，所谓猩猩惜猩猩是也。
     储安平没有特别专业的关于英国的著作，除了这两本以外，当年在湘西国立蓝田师范学院教书时，还写过一本《英国与印度》，可见他对英国的研究还是很深入的。
     《英国采风录》最早是商务出的，但商务的本子流传不广，现在常见的是储安平主编的”观察丛书”中的印本，在四十年代，印过好几版。这次东方出版社把储安平这两本书合在一起印出，应该说是做了一件好事，只是图片配得很匆忙，不能贴近书的内容，有些画蛇添足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