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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千万人吾独往矣

为杨天水再入狱作

一平

 
 
一、

年底了，得“贿赂”些作者，挂个电话、寄个卡片、写封信等等。我
给天水的信说：“新的一年，盼望你安全、健康！”是客套，其实是
实话。在中国，有什么比安全、健康对他更重要呢？膨胀的时代，人
们要的很多，“恭喜发财”喊得比当年老毛万岁都嘹亮。但那不是天
水的世界，他的世界在别处。

天水兄的回言，铿锵明亮：“虽千万人吾独往矣”。我笑了，回他：
“我是美国老爷精神，不行就投降，可别牺牲。”他再回，还是那么
严肃，说：“也对，凡不善妥协，往往也就不能宽容。”他这一说，
我倒有些愧疚了。我问他的生活，家中可好，经济上有无难处？他有
些尴尬，说“出狱后，一直独身。身体好，干力气活也能谋生。”最
后一句是，“你太忙了，我们以后再联系。”我觉到失言了，不该问
他私事。

二、

我和天水未曾谋面，来往都是稿件。最初，他来信说：“过去我写文
章是为了道义，现在也兼求些稿费。”我明白他的难处。我读过他不
少文章，知道他坐了十年牢。入狱时29岁，出来近40了。他叙述，监
狱十年，“早晚米饭萝卜干，中午老菜帮子，汤里飘着小蠓虫，强制
劳动，还有刑罚虐待。”狱中，他以命抗争，曾六次绝食，每次多则
十几天。他在牢中得了糖尿病，出来后又奇迹般好了。大概是上帝的
恩赐。

天水是志士。尽管国家腐败得一塌糊涂，可偏偏有那么一些人，横而
不流，浊而求清。由此我想到墨子、想到屈原、想到司马迁、苏武、
想到文天祥、史可法、徐锡麟，想到陈天华、陈布雷，想到遇罗克、
杨小凯。我这里不是类比，也不论对错高低，而是讲民族延续的血
脉。人有衰病之时，但生命某些元素至死犹在。此刻，我又想到黄
琦、郭飞熊和仍在狱中的杨子立等四君子。

天水是天真的人。出狱后，他多次从商，以维持事业。先同人买掘土
机，搞建筑，但掘土机被同伙倒卖了，赔了十几万；后到杭州从事服
装业，数万元的衣服又被同伴拐走；壮心不已，亲友凑了几万元，再
来，又赔得精光。天水说是公安从中捣鬼，也许。但也有些“意见”
人士，生意上挺成功。在伟大乌烟瘴气的中国，滚滚红尘欲海中，一
个人抱定理想，以义为志，虽千万人而独往，那非有一颗天真之心不
可。天真，天地之诚矣。

三、

真理、高尚、英勇，都很可贵，但做人更在日常处事为人。这样说
吧，后者是前者的实处。否则，那些耀眼的词，也会把人带到对面
儿。回首上个世纪，不乏教训。天水有段讲他母亲的话，很让我感
动，“母亲年高70，还为姐姐操持家务，料理三个孩子的生活，身体
很好。我被捕之后，她大病了一场，从此再没康复起来。可数的几次
探监，母亲总是平静默默地看着我，说几句家常，从未埋怨过我。
1997年夏天，她那次来，一言未语。当时我就感到以后再没机会见母
亲了。”

他叙述妻子，“她是南京理工大学教师，我被捕之后，她要上班，带
孩子，压力可想而知。1994年，她连几元探监的路费都没有。虽然我
们1993年就离婚了，但她没被吓倒，却积极地帮助我。本来她是继续
等的，但是我希望并敦劝她重新建立生活。”天水出狱后，没再娶，
他清楚自己的命运，不愿拖累别人。

四、

天水的文章勤、思如潮涌。他著述甚多，包括政论、思想、历史、宗
教，也有小说、诗和翻译。郭国汀说他才华横溢。我敬重他，但以为
他的思想和文字还有点毛糙。他不象学历史的，倒象诗人。40几岁，
还算年轻，将来他会更成熟。

天水的信念、社会理想，人们谈论得很多了，不需多述。我倒更看重
他所倡导的人之“自我建设”，此近乎中国传统中的“修身”。“自
我”这个词，人们用滥了，且多用于“扩张”：权力、名利、欲望等
等。在中国的贪婪和堕落中，“自我”推波助澜，是动源。真如那句
名言：“自由啊，多少罪恶借汝以行”。

自由的前提自律，无自律非自由，自律是真伪自由的试金石。“自
我”同样有此意。“自我”首先是建立──“人”的意义、规范和责
任；而不是索要和放纵。前者是“人”，后者生物而已。天水提出九
爱，“总的说来是应当爱人类、助人类。在此前提下，必然要爱劳
动、爱科学、爱物力、爱公益、爱公正、爱自由、爱民权、爱自
然。”他的所作所为，出于这里归于这里。他说自己是“推动者，而
不是推翻者”。看一个人，最终要看他肯定什么，而不只是批判和反
对。没有建设之肯定，一味反对，常常导向毁灭。

天水是基督徒。他说：“宗教是终极关怀，引导人们积极向善，互相
关爱，净化人们的心灵，鼓励人们的勇气，倡导人们主持正义，而它
的途径是和平的、非暴力的。”他引用《哥多林前书》：“我若能说
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
般。”由是，我知道他精神的来源和根基，知道他说的是实话：看到
难友“家属困难重重，而我爱莫能助，我的心灵充满了经久深刻的惭
愧。”

五、

天水饱经磨难，我原以为他清瘦精悍。后来，他传来照片，西服领
带，胖胖的，笑笑的，大脑门，满面红光。我看了半天，哪象坐过牢
的啊？我写信说：“一幅福相，分明是老总。”他回信：“我可是地
道的无产者。”这幅喜兴照，让我放了心，他能应付命运，我也能和
他开开玩笑。他好脾气，开朗乐观，来往信件总是闪着喜气。一段时
间，他好久没音讯，后来信说：“人家找我电脑的麻烦，耽误了你的
文章，也耽误了我的稿费。”他的乐观，让我渐渐忘了他的难处和危
险。

那封美国老爷信，发出没几天，就得到消息，杨天水被警察带走了。
我忐忑不安，怎么就忽视了他的处境呢？怎么能对他开那种玩笑呢？
那个玩笑是不是灾兆？我有些自责了。我等待着、盼望天水能象他
人，问问话，一半天就回来。过了圣诞，等，再等，又过了新年，眼
下已靠近春节了。糟了，还有什么希望吗？渺无音讯。

我惦念他。他关押在哪儿？他怎么想？他受虐待或上刑了吗？他会再
被判刑吗？三年、五年……？如果真再有十年，他挺得过去吗？我不
太相信他的糖尿病真好了。即使好了，也还会再犯。30岁坐牢，和40
多岁坐牢甚不一样。而他肯定还会再绝食。此刻，他怎么样？怎么看
自己的案子？有律师了吗？

我想到那幅照片，宽宽的额头，喜兴和善的笑。多好的人啊！不，不
能让他再陷牢中，应该想想办法。但能怎样呢？师涛不是已经判了十
年吗？我看到的不幸太多了，已经无力诅咒，甚至不会再恨。我真正
地要为他向上帝祈祷：给他安全，给他自由，给他公正，给他信心，
给他和平，给他光和希望！

（2006年1月10～12日） 
 

民主论坛
 

 任鸿隽是20世纪前半叶科学救国的代表人物，他是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的重要发起人，称他是科学社的灵魂人物并不过分，在主持中华文化基金会期间，他对推动科学事业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他和同时代的科学同道者一同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撒播了现代科学的种子，其贡献之大应该得到科学史的公正评价。他是科学家，也是教育家，曾担任东南大学副校长、四川大学校长，对高等教育有许多独到的见识。他和胡适同时在美国留学，有长期深厚的友谊，他和陈衡哲结婚后，他们夫妇和胡适的交往一直没有中断过，在胡适这个自由主义朋友圈中，他们都是重要的成员。《独立评论》时期，他们夫妇发表的文章很多，任鸿隽也以饱含锋芒的笔调，写下了几篇抨击国民党党化教育的文章，今天读来还是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激动、对国家民族的真诚。前两年出版的“任鸿隽文存”以“科学救国之梦”为书名，确是恰当的。可惜，没有将他当年的一些科学以外的文章都收集进去，未能全面凸显任鸿隽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光彩。

　　1932年6月5日出版的《独立评论》第三号上，任鸿隽发表《党化教育是可能的吗？》一文指出：

　　“教育的目的与党的目的完全不同。大概说来，教育的目的，在一个全人的发展，党的目的，则在信徒的造成。教育是以人为本位的，党是以组织为本位的。在党的场合，设如人与组织的利益有冲突的时候，自然要牺牲人的利益以顾全组织的利益。

　　……一个理想中有教育的人，在智慧方面，至少的限度，必须对于事理有正确圆满的了解，对于行事有独立自信的精神。要养成这样的人格，第一的需要，是知识上的好奇心。有了知识上的好奇心，方能对于各种的问题或事务，加以独立的研究。研究所得的结果，才是我们信仰的根据。这种教育的方法，在党的立场看来，是最危险的。他们的信仰，是早经确定的了；他们的问题，是怎么的拥护这个信仰。因为要拥护信仰，所以不能有自由的讨论与研究；因为不能有自由的讨论与研究，所以不能有知识上的好奇心。”

　　在他看来，“党化”和“教育”是一对矛盾的名词，有了“党化”就没了“教育”，反之，要去“教育”，也一定要去掉“党化”，“党化教育”是不能成立的。他认为在特殊的情形下，比如国民党通过党务学校、中央政治学校等特别组织来宣传党义未尝不可，“不幸我们现在要党化的学校，不是这样的一类，而是全国一般的由小中以至大学程度的学校。在这些学校里面去宣传党义，便立刻有许多问题发生。……我们以为宣传党义的最好方法，是把党义放在一个自生自活的地位，而不要把它放在特殊阶级之上，使它失去了自由竞争的机会。因为一放在特殊阶级之上，它既不用与人竞争，便渐渐地失去向上改进的本能；同时在课室中或教科中强迫输入的党义，也未必能得到生徒衷心的信仰。这岂不是南辕北辙，爱之适以害之吗！近年以来，国人对于国民党的信仰，一落千丈，固然是因为政府的种种失政，使人失望，但是所谓党化教育，于党义的传播，并无一点好处，也可以概见了。”对于国民党政客、官僚把持某些学校，作为自己的地盘势力之一，徒加了更多的纷扰，他的结论是：“办学校以教育为目的，方有成功的希望，若以政治的目的来办教育，是非失败不可的。”

　　　此文一出，许多朋友看了，都对任鸿隽说：“你真大胆。这样的问题，岂是可以随便讨论的？”他回答说：“因为这个问题的重要，所以我们要提出谈谈，唤起国人的注意。况且现在不是言论自由的时代吗？我们若是多所顾忌，而不敢讨论眼前的重要问题，便是放弃国民的权利。”

　　因为来自南京的一封读者来信，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任鸿隽又写下了《再论党化教育》一文，进一步提出自己对教育的见解，他说：

　　“在我们看来，教育只是一个社会里面，老成人们加于少年人们的一种训练。这种训练，自然是以老成人们要形成少年人们的理想为标准。人在少年时代，受教育感化的力量狠大，所以施教者的理想，最能影响受教者的思想行为。因为这个原故，社会中的领袖或‘先觉’，往往能利用教育的力量，把他们的理想，在受教育者的身上表现出来。尤其是在近今教育制度发达，组织完备的国家，教育力量的表现，更为明显而重要。……我们不要忘记，教育的主体，是一个未发展的人，而其余的利用，都是由这个人生出来的。所以在政治家一方面看来，教育的工具观，非常重要；可是在教育家一方面看来，教育的自身的价值，自然有他的相当地位。而且就广义说来，教育的自身价值观，可以包括教育工具观。因为教育必定有一个目的，教育的工具观，不过表示教育目的的所在罢了。

    　其实上面所谈的，还不是根本问题，我们认为根本问题，而有讨论价值的，是教育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换一句话说，教育家要承认个人的目的比社会的目的重要呢？还是社会的目的比个人的目的重要呢？从历史上看来，野蛮社会，可以说只有社会的目的，没有个人的目的，……在危机存亡的国家，希望借教育的力量，来唤起人心，发生效用，那么，社会目的的宣传，自然比个人目的重要。不过我们不要忘记，一个社会，是由个人的分子组成的。有了健全的分子，不怕没有健全的社会。一个健全的教育制度，必须社会与个人有完全的和谐；要使社会的发展，助成个人的自达，不要牺牲个人的自达，来助成社会的发展。”

  　 对于“健全的分子”与“健全的社会”这个观点，他在 1933年7月发表在《独立评论》上的《烦闷与大学教育》中说得更清楚，这原是他在南开大学毕业式上的一次演讲，他提出了“生活的力量”这个概念，“要培养生活的力量，第一要各个分子的健全。若是大学教育还有它的目的与意义的话，培养社会上健全与有用的分子，就是它的最高的目的与意义。你在大学毕业之后，可以做一个医生，一个律师，一个工程师，但你是不是一个社会的健全分子，还得待考。”“人与国家的烦闷有一部分是由自己力量造成的，因此，解决烦闷的方法，也有一部分是自己的力量所能左右的。我们希望社会上健全分子的增加，即是造成烦闷力量的减少。同时这些健全的分子能够通力合作，向着完成一个较大的较高的组织进行，那便是生活力量的增进。有了强大的生活力量，我们还怕有什么烦闷不能解除！”

　　任鸿隽对“党化教育”的批评，用在今天也许更为合适，相比之下，“党化教育”的程度而且远过于当年。一个社会多几个像任鸿隽那样清醒而且认真的人，这个社会便多了几分希望，如果他们成为社会的重心，这样的社会就更容易成为健全的社会。

朋友在电话中说，停掉“冰点”只能说明少数人的虚弱和恐惧；越是这样，就越是说明这样的局面一定要结束，而且结束得更快。民主是一种世界潮流，逆世界潮流而动的人必然自取灭亡。

我当然同意朋友的说法，但是我的担心更多一层：在今天和未来，停掉“冰点”这个栏目，将会给我们的精神生活带来怎样可见与不可见的损失？这件事情将会给我们民族的道德与文化带来怎样深远意义的影响？我其实不在乎作出决定的极少数人，他们在未来的历史审判中将扮演的角色，他们的最终结局如何，那是他们自己操心的事情；而因停掉“冰点”造成的对于我们民族精神道德的损害，这才是我真正感到忧虑的。

中青报这个每周一次的栏目“冰点”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忠诚与良知，意味着敏锐与对读者负责，意味着一个开放的、活跃的窗口。李大同先生率领的这支小小的队伍，在同行与读者面前，所树立的是“正直与勇气”的形象，与常见的“瞒与骗”的做法恰好相反。

将这样一个栏目取消，是对于整个新闻界以及新闻评论界的一个严重腐蚀。它所发出的指令是：不要再走“冰点”的道路，否则就是“冰点”的下场。而当绝大部分（或几乎所有）业内的人们仅仅出于恐惧或者自保，放弃应该坚持的原则，放弃对于现实与历史的忠诚态度，放弃自己职业操守，人们还能指望从报纸上读到什么呢？一张报纸除了是一张废纸，还能够是什么呢？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张“废掉了的报纸”，它对于一般读者所起到的腐蚀作用，是一张真正的废纸难以企及的。因为它将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压抑下去了。人们看到这种不痛不痒的东西，就会说：“你看，这就是捣鬼的结果”。本来人们认为报纸可以是讲理或者伸张正义地方，生活中遇到不讲理的事情可以拿到报纸上来评说；可是当他们看到报纸本身也遭遇了如此不讲理的事情，就会自然地想：这个世界没有讲理的地方了。

而当一般民众大抵都有这种感受——“这个世界上没有讲理的地方了”，所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呢？是普遍的价值虚无，是我们民族道德水平的整体下降。“既然你不跟我讲道理，为什么要我跟你讲道理”？说句不客气的话，在我们民族现有道德水平的问题上，那些当官的、有权的要承担更大的责任：你们经常当着众人的面，做下一件又一件蛮不讲理的事情，谁还能指望什么？

取消“冰点”栏目，也是对于这个民族目前仍然坚持讲良心、讲道理的人们的一次整肃，是对于这个民族艰难挣扎中的正气力量的一次整肃。总之，巨大的损失不是目前能够看得出来和能够估计的，它的影响必定是深远的。也许这正是某些人所要达到的效果。然而，即使是这些人，对于我们民族整体道德、精神水平的再次下降，并因为这种下降所带来的看不见的损失，他们负得了这个责任吗？他们有过一分钟考虑其所作所为对于我们民族未来深刻的负面影响吗？显然，于未来而为今天埋单的，不仅是这少数几个人，必将是我们整个民族，是我们所有人的子孙后代。
2006年1月27日

──《观察》首发

岁末年初，两大媒体整肃事件震惊海内外，《新京报》高层大换血，《中国青年报》下属《冰点》被停刊。

我在《记住冰点及其杀手》一文说：“最后，我还要告诉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和现任中青报总编李而亮，作为助纣为虐的恶吏及媒体杀手，你们的名字也将被记载中国新闻史的丑闻录中！”

现在，我为自己的疏忽向李大同和《冰点》同仁道歉，因为我放过了最大的媒体杀手——中宣部。

虽然，直接宣布整肃两媒体的决定的都不是中宣部官员，前者是主管者《光明日报》，后者是团中央宣传部，然而，谁都清楚，背后的杀手非中宣部莫属。

《新京报》是南方报业与光明日报合办，光明日报是主管方。而光明日报是直属于中宣部的三大党报之一。据境外媒体透露，《新京报》高层大换血之前，在事发之前数天，中宣部某领导视察光明报业集团，专门针对《新京报》问题与光明报业集团进行关门会议。之后才有12月28日光明报业集团派出的工作小组抵达《新京报》，以集团党委名义宣布免去《新京报》总编辑杨斌、副总编辑孙雪东、李多钰的职务。

据《冰点》主编李大同的介绍，中宣部阅评小组多次刁难过《冰点》，此次停刊也是中宣部召集团中央有关负责人和中青报负责人开会之后，由报社的社长和主编向李大同宣布的团中央宣传部的决定。《冰点》副主编卢跃刚也介绍说，整肃《冰点》是中宣部极少数恶吏所为。

在我看来，作为团中央机关报的《中国青年报》，在大陆分类上属于“党报”。而对一家党报下如此狠手，绝非中宣部的小吏所能拍板，必有主管报刊的副部长的批准和部长刘云山的点头，才敢下手。

在中共执政史上，只有朱厚泽先生出任中宣部部长时期（八十年代胡耀邦和赵紫阳主政时期），提出过“宽松、宽容、宽厚”的三宽政策，为中国的思想界和新闻界创造过相对自由的政治环境。而在其他时期，中宣部的惟一职能就是充当独裁政权的舆论杀手，专门负责阉割社会的舌头。它管制媒体、操控舆论、压制思想、扼杀学术，独裁制度犯下的所有罪错都有中宣部的参与。

在古代中国，虽然因言获罪者要被割屌割喉、甚至要砍头灭族，可谓血腥和残酷。但皇权时代再残酷，也没有负责控制言论和思想的专门机构；而在当代中国，虽然废除了割肉屌的酷刑，但在精神控制上的严厉和精密远远超过皇权时代，建立了中宣部这样的专门机构。据焦国标先生的统计，从中央到各级地方政权和各类企事业单位，中国的四百万个大大小小宣传部门，雇佣了八千万人来专门从事思想控制（《开放》2005年12月号）。而怪就怪在，四百万个机构和八千万官员，每年要花费纳税人多少银两，干的却是专门限制纳税人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脏活。

中国纳税人真贱，用辛苦赚来的真金白银来购买思想管制！

在明朝，中国古代的皇权独裁达到一个高峰，最醒目的标志就是“东厂”的建立。“东厂”在中国历史上的臭名昭著，不仅在于它的恶贯满盈，更在于它是制度化的秘密警察机构。时至今日，“东厂”的恶名仍然被不断提起。而中共政权建立的中宣部，实质上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东厂”，使控制言论和思想的邪恶权力制度化，也就是阉割人的灵魂或精神的制度化、日常化、习惯化、程序化，其恶性累累，可谓罄竹难书。

2004年，焦国标先生曾发表长篇檄文炮轰中宣部，他也因此失去北大的教职。现在看来，焦国标盘点出的中宣部十四种罪恶，包括愚昧、枉法、冷血、弱智、权钱交易、掩盖罪恶、蹂躏传媒人的是非感与正义感等，一点也没有冤枉了中宣部。

今天，中宣部扼杀了《冰点》，就是践踏优秀传媒人的是非感与正义感的恶行。

人有口，要说；有耳，要听；有眼，要看；而中宣部的职业就是封口、塞耳、遮眼，也就是不把人当人！

要问中宣部是个什么东西？我的回答是：它不是个东西，而是魔鬼的利爪。

中宣部是媒体的监狱，专门囚禁那些新闻界的良心。

中宣部是灵魂的杀手，专门扼杀那些向往自由的灵魂。

中宣部是喝足了狼奶的机构，每一次伸出魔爪，必有有良知的新闻人及其报刊被扼杀。

基于此，我呼吁新闻界、知识界和律师界的良知者公开声援李大同和《冰点》同仁！

如果我们不能为斩断中宣部这只灵魂杀手而齐心协力，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都永远无法拥有自由的灵魂和自由的新闻！

2006年1月27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首发

控制论创始人维纳在《人有人的用处》一书中说：“科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只在人们具有信仰自由的时候才能繁荣起来。基于外界的命令而被迫去遵从的信仰并不是什么信仰，基于这种假信仰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必然会由于瘫痪而导致灭亡，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科学没有健康生长的基础。”科学和学术要得到健康的发展，需要有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用行政命令支持一种意见，压制不同意见的发表，只会造成万马齐喑的可悲局面，只能起到阻碍科学进步的作用。中外历史一再证明了这个道理：以政治权力干涉学术研究自由，最终必然酿成恶果。

在整个生命科学中，最重要的学科无疑是遗传学。孟德尔的豌豆实验拉开了遗传学出场的大幕。尽管以其名字命名的定律经过了30多年才为世人所认可，但孟德尔对于遗传学的开山之功已被公认。随后，经过摩尔根的研究，遗传学定律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然而，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以李森科为首的科学黑帮“米丘林学派”却在苏联当局尤其是斯大林直接支持下，全盘否定孟德尔–摩尔根的染色体–基因理论，把整个经典遗传学打成了“资产阶级伪科学”。1948年8月，苏联召开了千余人参加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又称“八月会议”)。李森科在大会上作了《论生物科学现状》的报告。他把自己全部的“新理论”、“新见解”，概括为几个方面，作为“米丘林生物学”的主要内容，声称“米丘林生物学”是“社会主义的”、“进步的”、“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的”；而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则是“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资产阶级的”。

纵观斯大林的历史，便可以看出他一贯以哲学简单地取代自然科学。李森科以非理性、非实证、反科学、不顾学术伦理道德的态度胡乱否定传统遗传学的肆意妄为，正中斯大林企图贬损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下怀。只有那些没有真才实学的伪科学者才会借助于权力来抬高自己打压同行。臭名昭著的八月会议，最终确立了李森科在苏联学术界的红色教父地位，苏联的遗传学遭到全面浩劫，在高等学校禁止讲授摩尔根遗传学；科研机构中停止了一切非李森科主义方向的研究计划；一大批研究机构、实验室被关闭、撤销或改组。直到赫鲁晓夫下台，李森科才被逐出苏联政治舞台，结束了他对苏联学术界长达三十多年的黑暗统治。历史上俄国在遗传学方面是有优良传统的，在国际上也曾处于领先地位。但在李森科事件之后，苏联在遗传学乃至整个生物学方面几十年来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其严重的长远性破坏作用使俄国的遗传学至今还没有恢复其昔日的国际地位。

回顾中国人口学的发展经历，就会发现历史常常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自从1980年中国开始全面推行“一胎化”政策之后，中国的人口学就日益沦为“基本国策”的辩护工具，一切不同观点都受到压制，有关计划生育的负面报道被禁止在公开媒体中出现。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下，中国的人口学与李森科的遗传学如出一辙。比如，对于“地球能养活多少人”这个问题，国外的科学研究结果林林总总，不同学者的观点和结论存在极大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差异。这些不同的观点都是由不同的、有巨大差异的计算方法所支持的，他们得出的数字从不足10亿到超过1万亿。然而，中国人口学家的结论却是清一色的“中国只能养活16亿人口”，几乎没有一个人口学家敢质疑这个结论。原因很简单，“16亿人口极限”是“一胎化”政策的理论依据。为什么要推行“一胎化”这种极端的人口政策呢？因为要使中国人口峰值不突破这个所谓的“人口上限”。如果有哪一位人口学家认为“中国能养活20亿或30亿人口”，这不是和“一胎化”政策唱反调吗？

从下面两个例子也可以看出中国人口学的堕落：其一，在1980年，当时中国的人口学家对于推行“一胎化”政策可能带来的人口老龄化和性别比失衡这两大负面效应都没有作出正确预测，并且为“一胎化”辩护；其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出现严重的性别比失衡现象之后，中国人口学家又争辩说：“印度和韩国这些没有实行过中国式计划生育的国家也出现了性别比失衡现象，所以性别比失衡与计划生育无关！”这种逻辑就好比：有一位医生对一位肺癌患者说：“你患肺癌的主要原因是吸烟太多。”这位患者争辩说：“张三没有吸烟也患上肺癌了，所以吸烟与患肺癌无关！”我们知道，患肺癌有很多种原因，不吸烟的人也可能患上肺癌，但吸烟无疑是诱发肺癌的重要因素。同样道理，出现性别比失衡的原因很多，有少数国家不实行计划生育也出现性别比失衡，但实行计划生育无疑是诱发性别比失衡的重要因素。这是因为：如果没有计划生育，尽管仍然存在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但人们生男孩的愿望可以通过多生来实现，所以并不一定会出现性别比失衡这种现象。在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出生性别比仍在正常范围内，就是因为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政策比较宽松。而在汉族地区，当理想的生育孩子数量无法被满足的情况下，人们对孩子性别的偏好就受到严重挤压，其结果，“数量偏好”被“性别偏好”所代替，这就导致了性别比失衡。

在1980年，中国的人口学可以说刚刚起步，对很多人口理论都没有搞清。不但那时是这样，甚至到了1999年元月，当时的《人口研究》主编乔晓春博士在该刊第1期卷首语中感慨道：“难道我们的理论已经很完善，中国人口问题已经解决了吗？不是。实际上我们连一些最基本的理论都没能够搞清……。”人口理论没有搞清楚，那么人口数据呢？从1991年以来，人口学的一个关键数据—-总和生育率究竟是多少—-就一直没有搞清楚，人口政策就是建立在没有真实数据的“空中楼阁”之上的。只要政治权力仍笼罩着人口学研究领域，中国的人口学将永远是“连一些最基本的理论和数据都没能够搞清”。

　从“文抄公”一词可以看出，文人抄袭现象古已有之。但“文贼四起”之风，好像是近年来才愈演愈烈的。老也抄、少也抄；官也抄、民也抄；师也抄、生也抄，甚至师生合伙抄。而且，抄袭者不断挑战法律和道德的底线，手段之恶劣，气焰之嚣张，实乃前所未有。

　　人们把文人抄袭比作偷儿盗窃，但从道义上看，文人抄袭实际上比一般盗窃还要恶劣。偷儿盗窃，有不少是因为走投无路，才出此下策。而当下文人好像还没有困顿至此境地者。至于作协主席，大学教授、博导这一类的角色，他们显然是属于上流社会的有头有脸的人物，许多人的高位本就是“窃据”的，再来抄袭，那就是“双重盗窃”了。

　　另一方面，一般偷儿盗窃之后，总是要将赃物尽量藏匿，以免被人察觉，所谓“做贼心虚”。但“文贼”们则不然，他们对赃物非但没有藏匿之意，相反，还要拿出去公开发表，攫取名声。偷儿被捉之后，为千夫所指，脸面尽无，而从最近被捉拿的几个“文贼”的表现来看，他们非但没有羞惭心虚之意，反而表现得比谁都理直气壮。这种捏住了手腕还要抵赖的厚颜无耻，恐怕连偷儿都会自叹不如罢。

　　在法律上，文学和学术的抄袭、剽窃，比一般盗窃更容易取证、甄别，而在互联网时代，这一类事件也更容易被披露。在舆论和法律高强度的监督下，依然不能阻遏一些人的抄袭冲动，实在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不过，郭敬明抄袭案在一定程度上透露了“文贼”们的胆大妄为的心理基础。作为“80一代”偶像的郭敬明，其抄袭行径被披露之后，尽管受到了法律上的处罚，却很少受到道德上的谴责，相反，他的年轻的拥趸们反而为其剽窃行径叫好，把以抄袭出名看作是一种不俗的“本领”。文化上的“笑贫不笑娼”的道德风气，为“文贼”们的胆大妄为，提供了强大的心理动力。在此心理动力的驱动下，作家、学者们即使不以抄袭剽窃为荣，至少，他们对此早已没有了羞耻心。到这个份上了，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

　　郭敬明案出现之后，公众尚且可以将此视作所谓“80一代”人的堕落的表征，并借此来撇清自己一代人与堕落之间的关系。然而，随着叶辛抄袭案和某大学著名法学教授抄袭案的出现，情况变得更加严重起来。

　　作为中国作协副主席的叶辛涉嫌抄袭，这一消息刚刚传出，这就好比听有人告诉你一个千万富翁在超市偷手纸被抓了一样，谁都不相信是真的。但随着事件真相的披露，人们不得不相信这一天方夜谭式的传闻是真的。刚刚下达的法院判决结果表明，该事件已从法律上做出了判决。但这还仅仅是法律上的一个结果。真正令人感兴趣的是作家们对这一事件的态度。

　　叶辛本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为自己喊冤，他不希望媒体再炒作这件事情。而对于被指控的剽窃行为，他只是说“我很遗憾，整个过程我是上当了。”并称自己最大的错误在于自己没有看清合同，抄袭责任本不该由他来承担。至于法律责任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那是法律上的事情。但从叶辛的这一番表白却可以看出，叶辛实际上早就预知自己的行为有侵权抄袭之嫌，而他所想要做的，并非回避抄袭，而是想着怎样有效地逃避抄袭行为的责任。他后悔的不是自己的抄袭，而是抄袭了却没有成功地逃避责任。这就好比贪官被揭露之后，后悔自己没把赃款都挥霍掉。可见，作家的道德底线已经没有了，他后悔的只是没有在输了官司。如果官司赢了，看来他是不会有任何愧疚的。至于将事态的扩大归咎为媒体的“炒作”，这一说法更是掩耳盗铃。

　　叶辛还进一步提醒他的同行们，今后在从事影视改编和人物传记改编时，一定要处理好著作权问题，要形成书面文字，避免有后遗症。这位副主席的谆谆教导，确实值得作家们好好学习。而且，作家们确实也能够立竿见影地领会其精神。据报道，一伙在九寨沟参加中国当代名家九寨笔会的知名作家，在游山玩水之余，也没有忘记交流叶辛案的心得体会，互相传授抄袭、剽窃经验。他们通过记者得到了中国作协副主席叶辛涉嫌剽窃案败诉的消息，表示不相信叶辛会剽窃他人作品。另一位作协副主席称，他的直觉告诉自己，叶辛不会有剽窃行为。他应该带着他的直觉去起诉法院。一位年轻作家则提醒同行，“作为一个编剧，我觉得应该和影视公司签好合同，合同里面一定要说明所借用资料的版权由公司承担，否则出了问题，官司必输无疑。”这是一篇多么绝妙的“文贼”的自白书啊！他们最担心的是自己在事情败露之后，会输掉官司，而丝毫没有觉得抄袭行为是可耻的。他们只是希望能够合法抄袭。

　　看来，“合法地无耻”已经是主流作家们的共识。既然作家们依然普遍抱有这种想法，可见他们早已无耻成性。他们无非是一些潜在的“文贼”。即便没有作案，却早已存了贼心。既然如此，我敢料定在叶辛之后，肯定还会有更多的人要以身试法，而且，他们会做得更加隐蔽和更加具有“合法性”。

　　差不多与此同时，也有另外的学术腐败案被披露，却是另一种局面。号称韩国“民族英雄”的科学家黄禹锡由于涉嫌在科研成果上弄虚作假，被学术和司法机关调查。黄被迫公开向国民道歉，并辞去自己所担任的一切职务。黄禹锡的结局自然是咎由自取，但他依然保持了知识分子最后的道德底线。他知道在学术上弄虚作假不仅是违法的，同时更是不道德的。一个既违法又背德的人，是不配担当知识分子这一称号的，更别说是一个民族的科学英雄了。黄以辞职和公开谢罪，在最后的关头保住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和公民的最基本的尊严，也表达了他对国民和知识的尊重。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句话用在黄禹锡身上，应该是恰当的。但用在中国的“文贼”们身上，就不那么恰当了。前些年，公众对于“文贼”现象往往痛心疾首。因为那时，知识分子、学者、作家这一类人，在公众心目中还扮演着社会良知和道德楷模的角色。现在，公众对他们早已不抱这种希望了。公众的愤怒也就如同面对一个刚刚捉倒的普通窃贼时所表现出来的愤怒差不多，只因为“文贼”们连基本公民道德都不遵守，而且触犯了法律。

　　凭我对当下中国的作家、学者们的了解和对文化腐败现状的估量，我丝毫奢望这些作家和学者们能够成为公众的道德楷模，甚至不奢望他们能够洁身自好，我只希望媒体能够更及时和更充分地关注和披露种种抄袭、剽窃的现象，希望相关的法律更完善，并能更有效地介入这一类事件。看来，要遏制文化腐败的“病毒”的肆意蔓延，通过道德规训的途径已经难以奏效，只能依靠腐败惩治制度的建设来实现了。

　　在已故美国著名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７７岁诞辰到来之际，美国历史学家泰勒·布兰奇推出关于金的一本新传记，披露了金生前的一段婚外情，同时也表现了被罩上种种光环的金更为人性化的一面。

　　据美联社１５日报道，布兰奇上周推出的金的最新传记名叫《在迦南边缘》

（ＡｔＣａｎａａｎ’ｓ　Ｅｄｇｅ）。这也是布兰奇所著有关金和黑人民权运动系列书籍的第三本。书中说，金在１９６８年，即他遇刺那一年，曾向妻子科雷塔披露过他这段持续了很长时间的婚外情。

　　这本传记还叙述了金与他在黑人民权运动中的亲密战友之间的激烈争吵，包括金与著名黑人领袖杰西·杰克逊之间的冲突。金生前曾指责杰克逊试图利用黑人民权运动争名夺利。

　　有关金的感情生活及他与杰克逊不和的传闻多年来一直是美国媒体和作家关注的话题。几十年前，金的前助手、作家拉尔夫·戴维·阿伯内西也曾在他为金撰写的传记《墙在倒》一书中披露过这些事情。

　　尽管对金有这样那样的议论，支持金的人士仍然认为金的英名坚如磐石，不可动摇。针对布兰奇的新书，黑人民权运动积极分子、美国众议员约翰·莱维斯说：“我们有时总是习惯于诋毁伟大人物。我认为这是人性。他（金）不是神，他就是一个人。”

　　金１９２９年１月１５日生于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生前是一名黑人牧师，积极参加并领导美国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运动，曾３度被捕、３次遇刺。他于１９６４年获诺贝尔和平奖，１９６８年４月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市遇刺身亡。从１９８６年起，美国政府把每年１月的第三个星期一作为全国纪念日。

　　金去世后，他的遗孀科雷塔在亚特兰大设立了“金非暴力社会变革中心”。目前，金与科雷塔的４个孩子在是否应将出售该中心的问题上发生分歧。金的子女还认为金的作品及演讲等属于知识产权范畴，他们应从中获得补偿；但有关人士则表示金的生活、精神和理念属于人民和时代，而不是个人和家庭。

　　科雷塔２００５年８月因中风导致身体右侧瘫痪，并影响到说话能力，目前仍在恢复中。她于本月１４日乘坐轮椅在纪念金的活动中露面，这是她自去年金的纪念日活动后首次公开露面。

　    遭到国际史学界唾弃的英国畅销二战史作家大卫·欧文，因为公开否认大屠杀，于2004年11月11日在奥地利被该国警方逮捕收监，

并将于今年2月20日出庭受审。日前，欧文接受了被捕以来的首次采访——德国作家和学者马尔特·赫维希（Malte Herwig）到维也纳的一所监狱，探访了在此受押候审的欧文。英国《观察家报》1月22日刊出了这篇访问记。

　　“当黑暗降临到维也纳古老的约瑟施塔特法院大墙，相邻的监狱区便苏醒过来了。得了多语症的同监者互相叫骂，呼号声直穿内院。C区这位上了年纪的英国人，略微抬了抬头，他的面前有一张小木头桌子，上面是一大堆纸，他听了一下，便又俯身写作。”

　　这就是67岁、头发花白的大卫·欧文，此情此景，何其悲凉。

　　“我在写回忆录——每天大概20页，”第二天早晨，穿着非常体面，同狱友大为不同的他，来到狱中肮脏的候见室，对来访的赫维希说。他讲一口漂亮的、口音全无的德语。“因为某人的观点，而把他关进监狱，岂有此理。”

　　把他送入监狱的是奥地利1945年的宪法——Verbotsgesetz，它不仅禁止纳粹和新纳粹组织的存在、煽动性的新纳粹活动，也将歌颂纳粹思想，公开否认、弱化、赞扬包括大屠杀在内的纳粹罪行，或为其辩护的行为视为犯罪。其他一些国家，如德国和波兰，也有反纳粹的法律，但奥地利更为严厉，不仅最高刑期可达20年，司法部门也大力执行，平均每年定罪25例。

　　在访谈过程中，欧文大谈自己如何富有，仿佛拿下眼前这场官司，完全不在话下。一个月后，他要穿着自己价值2700英镑（约合人民币三万八千五百元）的蓝色细条纹西装出庭。六年前，他就是穿着这身衣服，在伦敦和美国历史学家黛博拉·利普斯塔特（Deborah Lipstadt）最后一次当庭相见，那场官司，他输的一败涂地，专业名誉亦全然被毁。法官也罕见地公开申斥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犹分子和种族主义者”。

　　那么现在，他对希特勒的看法是否有所改变呢？恐怕没有，因为他仍然说：希特勒“也有好的一面”。

　　审判呢？“如果我不知道这世界上所有的知识分子都站在我这一边，那么对审判结果，我就不抱什么希望。”欧文对赫维希说。

        土耳其政府1月22日撤回了对该国最著名小说家奥尔罕·帕穆克“侮辱国格”的控罪，从而避免了国际社会对该国限制和报复

文化界人士意见表达的进一步谴责。

　　53岁的帕穆克上月已被送上伊斯坦布尔的法庭，但法官很快宣布休庭，将案件交由土耳其司法部酌处。

　　如果他的罪名成立，按照该国法律，将被处以三年徒刑。

　　元旦过后，我才在收到的去年12月19日这一期的《纽约客》杂志上，读到帕穆克一封题为“受审”（On Trial）的长信。他在其中写道：“在伊斯坦布尔，这个礼拜五——在我住了一辈子的西斯利区，法院正对着的三层楼房里，我的祖母已独居其中四十年——我将站在法官面前。”

　　在土耳其，他并不是第一个，也许也不是最后一个因类似罪名被控罪的作家。他在信中提到一位以相同罪名被起诉，并被定罪的土耳其亚美尼亚裔记者，也提到规定了这一罪名的“301条款”（Article 　301）。

　　“看到对我的审判被过分放大，多少有些令人困窘。”帕穆克写道，“我也知道，我在伊斯坦布尔求教过的大多数朋友，都曾遭遇过更严苛的审问，并因庭审和判刑荒废多年，仅仅因为一本书，仅仅因为他们所写的某篇东西……我明白了，为什么朋友们微笑着说，我总算成了‘一个真正的土耳其作家’。”

　　去年2月，帕穆克在接受瑞士一家报纸的采访时说：“三万库尔德人和一百万亚美尼亚人在土耳其被杀害，可除我之外，无人胆敢谈论此事。”

　　这些言论，触犯了土耳其多年来的一大“禁忌”，如帕穆克所说，即使他所讲的都是国际公认的史实。他为此遭到民族主义分子的抗议。“大量报纸发起针对我的仇恨运动，某些右翼专栏作家走得更远，他们说，我最好‘闭上嘴’。”

　　12月16日，帕穆克出庭受审时，大群极端分子拥塞在法庭外，呼号不止，诅咒他，辱骂他，称他为“卖国贼”。

　　在为《纽约客》所写的文章中，帕穆克说，2004年5月，“在韩国，我遇到了著名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我听说，他也遭到了民族主义极端分子的攻击，因为他曾经声称，在东京，应该公开讨论本国军队在入侵朝鲜和中国期间所犯下的丑恶罪行”。

　　总有些作家，不会讨得所有人的喜欢，如果我是土耳其人，该怎样面对帕穆克这样的人呢？

　　话说，华夏大地初始混沌，盘古开天辟地，女娲抟土造人，至炎黄轩辕，分九州而治，文明之火，光耀华夏。至周天子，大行礼义。帝甚悦，遣子牙下界封神，福佑中华，凡数千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