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网、独立中文笔会联合声明

“维权网”和“独立中文笔会”获悉,中国各地警方在“6.4”十七周年之际明显加紧了对89年学运参与人士、民运和维权人士的监控和骚绕:

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广先生6月2日在网上发帖,表示将去天安门广场悼念,并于3日晨由老伴送上去京火车,当时有山东大学保安人员在场,孙教授几小时后与家人失去联系,直到6月4日凌晨3点多才回到家中。他在列车快到北京时被山东警方拦截、折腾16小时后被押送回济南。

“六四”镇压致残者齐志勇自3月28日被密闭监禁51天释放后,一直受到严密监视,出入家门都要汇报。5月15日他被警察带走问话,当天释放回家。6月2日傍晚,无视他妻子与8岁女儿的抗议,国家安全人员又把他从家中带走。

6月2日晚,89 年在政法大学读书投身学运的浦志强律师给友人发出手机短信:“6月3日晚上,是八九屠城的第十七个年头,我们将前往天安门广场纪念碑下凭吊。只想告诉自己,这件事并未走入历史,而是植根于内心深处。浦志强与君共勉:勿忘六四,说出真相;立足维权,倡导和解!”  6月3日凌晨一点三十分被北京市公安局带走提问,希望他不再通报去天安门广场凭吊“6.4”的信息,两小时后被送回家中。警方未出示立案或传唤文件。随后,他被限制出入家门自由。

5月30日始,公安对“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女士进行居住监控,限制家里来客;限制她外出,只允许在警察的“伴随”下去医院和商店。其他“6.4”难属如张先玲女士等人也被监控。

近几天,曾参加89年学运的原北京大学研究生江棋生、独立作家刘晓波等人住家附近出现公安站岗,对他们进行监控。“六四”镇压后,江棋生曾两次入狱。

此前,不少民间活跃人士受到各种不同的骚扰:

6月2日,今年3月9日被强行封杀的《爱琴海》网站站长林辉和网站总编辑力虹在宁波被国安或公安近距离跟踪盯梢。

仁之泉工作室执行主任赵昕在云南期间被警告“”六四“前不能回北京。5月24日赵昕成功回到北京后立即被国安召见,要求”了解“他的行踪及汇报”六四“期间有何”活动“。

“六四”镇压后被通辑的21名学生领袖之一马少方5月中在天津出差时接到了深圳有关当局的电话,要找他“聊天”。

“六四”天网站长黄琦,率先披露四川当局4月底同意向“六四”死难者周国聪的母亲提供7万元人民币的“困难补助”,此后网站多次遭到破坏,本人也受骚扰。5月17日4名公安人员到他家查看他的身份证,并问话约20多分钟。次日又找人骚扰他说他的身份证是假的,近日警方又逼迫房东收回租房,使他无固定住所。

网络异议人士和人权活动家郭起真五月十二日在家中被警方带走,目前被关押在河北中部城市沧州第二居留所,其家人和律师至今仍未获准前去探视。 因郭起真腿部残疾、其健康状况令人担忧。45岁的郭起真曾在网上发表文章批评政府、并参与律师高智晟发起的接力绝食抗议迫害人权活动人士。

网络异议人士刘水,熊忠俊、李卫平,由于在网上发表文章批评时政而被警察强迫离开居住地、返回原籍。

近来,网警对网路的控制,包括阻截、过滤电邮通讯、封闭网站、监控博客,也明显地比平常更加严厉。

我们注意到,1989年天安门惨案17年后的今天,中国的人权状况改善甚微, 对维权人士的迫害及对言论思想信仰自由的钳制更趋严酷。最近几年,随着不受监督限制的腐败官员侵权行为愈演愈烈,各地民众维权运动风起云涌,仅去年就发生了八万多起民间自发抗争维护权益活动。由于当局以高压手段对应,各种大小不同的”六四事件”也以不同的形式在全国各地反复重演。

政府在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口号下,强行征地、强迫拆迁,腐败官员滥用权力侵害百姓经济社会权益,完全无视宪法和人权准则。对民间自发抗争行动,官方时常动用警察、法庭和监狱等国家机器加以镇压。 例如:判处莆田村民抗争土地权代理人黄维忠三年有期徒刑,监禁陕北石油民营投资者代表冯秉先,超期秘密羁押山东临沂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 对上海房屋权利上访人士马亚莲、毛恒凤多次进行秘密拘禁, 陈小明自2月中被带走“强迫失踪” 后至今下落未明。地方政府甚至动用军队武力镇压,最近一例是广东汕尾市东洲村军警开枪镇压抗议强迫征地维权村民,造成至少3死十数人受伤的事件。当局事后封锁村落,到处搜捕参与抗议的村民,共19名村民被关押数月,其中7人被判刑3至7年,开枪官员却只受到警告或降级处分。因压制而愈益激化的群体维权事件反映中国政府在改善人权、通过宪制合理解决利益争端、建立“和谐社会”方面缺乏诚意。

17年来,官方不仅不因势利导,回应民间要求加快政治体制民主化建设,反而加紧对争取民主参政权人士的严惩,如最近对杨天水的重判,许多民主人士也仍在狱中服重刑。官方操纵的法庭不时地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或”颠覆国家政权罪”和”泄露国家机密罪”迫害敢言记者和网路独立作家,设立了庞大”文字狱”,赵岩、师涛、张林、李建平、李元龙、阳小青等案只是最近的几个新的例证。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监禁网络异议人士最多的国家,仅最近几年就有50多人因此被判刑入狱。

17年来,”六四事件”中遇难者家属和伤残者至今没有得到任何官方正式的赔偿和道歉、象”天安门母亲”们所遭受的境遇显示的那样,他们寻求公正的行动一直受到打压。而”6.4″下令开枪镇压的责任者却至今没有依法受到追究。

这一切都一再证明:”六四”没有“成为过去”,人们维护“六四”记忆的努力没有过去,官方对“六四”的恐惧也没有过去;在中国,对人权的侵犯也并没有因经济的发展而像有人宣称的那样有所减弱,我们为争取人权民主自由所需要作出的努力依然艰巨,国际社会对此应当承担起的责任也依然重大。

但是17年之后,中国人从自身的经历中越来越意识到民主和自由人权的可贵,维权意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从来没有过那样多的普通民众起来为自己的尊严和社会的正义抗争。

我们呼吁当局立即释放因维护自身权益而遭监禁的各地维权人士、还权于民,停止使用暴力来回应人民的正当合法的诉求,并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因腐败、强迫征地、拆迁等引起的侵权问题。我们强烈要求中国官方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调查”六四”事件真相,依法追究事件的责任者,对六四的死难者家属和所有因六四受到迫害的人们致歉并作出相应赔偿,允许因六四事件被迫流亡异国他乡的人士重返祖国,更重要的是立刻启动政治改革,为在中国永远避免再产生类似的悲剧做出制度上的保证,使得中国人的基本人权从根本上得到保障。

维权网、独立中文笔会

2006年6月4日

联系:

夏浓 [email protected]  +852 8125 7253

万之 [email protected] +0046 73 6577 477

刘晓波:六四夜 天安门广场见

十七年来,对六四这个泣血的日子,中共官权一直极为恐惧。每到六四祭日前后几天,警察都要采取站岗的方式加强对“敏感人士”的监控。

今年六四,也不例外。

仅就我熟悉的人而言,就有多人被站岗,还有人被警方阻止前往天安门广场。

5月30日,对丁子霖老师的严格监控就开始了。限制丁老师家的来客,只允许亲属来访,其他人一概不行;限制丁老师的外出,只允许在警察的跟踪下去医院和商店,其他地方不能去。其他难属如张先玲女士等人也被站岗监控。

6月1日,警察先来找我谈话,接着开始在我家楼下上岗,朋友江棋生也受到同样的“待遇”。

然而,民间对六四的记忆无法灭绝,自发的悼念仍然以各种方式进行。甚至也有勇敢者公开宣布在六四祭日前往天安门广场悼念亡灵。

浦志强律师的还愿

6月2日晚上,我收到浦志强律师发来的手机短信:“6月3日晚上,是八九屠城的第十七个年头,我们将前往天安门广场纪念碑下凭吊。只想告诉自己,这件事并未走入历史,而是植根于内心深处。浦志强与君共勉:勿忘六四,说出真相;立足维权,倡导和解!”

十七年前,还在政法大学读书的浦志强投身八九运动;十七年后,当年的大学生已经变成中国著名维权律师之一。我知道,在每年六四祭日,尚有行动自由的浦志强都要携妻小与若干好友前往广场,不事声张地凭吊六四亡灵。据浦律师自己讲,这是他当年离开广场前曾许了愿:每年六月三日晚上回到广场。无论工作多忙,哪怕是在外地出差,他也要赶回北京还愿,过去十六年来从未缺席。

然而,六四十七年祭日,浦律师的还愿却以另一种方式完成。

6月3日凌晨一点多钟,已经入睡的浦志强律师突然接到警察的电话,北京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官孙狄和韩峰请他到丰台区樊家村派出所“聊聊”。因为他向朋友通报去天安门广场凭吊的短信。

凌晨3点多,浦律师与警察谈完了,似乎达成了“交易”,警方承诺不会限制他的行动自由,但表示要派员随行,浦律师表示理解和接受。但对警方未出示法律手续就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行径,浦志强表示愤慨。

然而,天亮了,警方变卦了。浦律师早饭后下楼,看见几位警察已经“上岗”。上午十点多钟,警方再次给浦律师家打电话,告知他今天哪儿都不许去。警方昨天的承诺不算数了,“违约”在先;浦律师也不再信守承诺,把警方限制他人身自由的事件公之于众。

下午二点多,警方根据“治安处罚条例”正式对浦志强进行口头传唤,理由是“涉嫌扰乱社会秩序”。他们对浦律师进行了询问并作了笔录。晚十点多钟,浦律师回家。

孙文广教授的悼念

去年六四,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来北京,与刘荻等人前往天安门广场默默地凭吊亡灵。

今年六四前夕的1号和2号,孙教授连续发表两篇文章《六四我要去天安门广场朝圣》和《纪念六四重在行动》。他公开宣布:“天安门广场是中国民主之圣地,今年六四,我要去那里祭奠当年为自由和民主而献身的先驱烈士,朝拜1989年中国的民主运动中心,缅怀当年民主运动的事迹。”“悼念六四,重在行动,除了写文章,理应考虑其他的,切实的,可以调动众人的行动。”

6月3日早晨,孙教授真的登上“济南-北京T36 次”列车,但在他下车之前,被列车乘警叫到餐车,告诉他到北京后有人接他。孙教授在12点50分左右下车,等待他的是手持传唤证的北京铁路公安处的警察,传唤证是济南警方的传真件。扣押孙教授的原因明明为了阻止他前往天安门,但传唤证上的理由却是“涉嫌利用邪教宣传封建谜信思想”。

五个多小时后,济南警方的面包车赶到北京,一行六人把孙教授押回济南。车到济南已经是深夜12点左右,但警察仍然不放孙教授回家,而是将他带到当地派出所,进行再次传唤。传唤理由还是“利用邪教”,但把“宣传封建谜信思想”变成“扰乱社会秩序”。将尽三个小时的传唤后,警方把孙教授送回家中。

从6月3日中午12点多到6月4日凌晨3点左右,孙教授被警察扣押了整整16个小时。

72岁高龄的孙教授在行前已经作好了被捕的准备,他说:“如果在6月4日下午6点40分之前,我还不能到达广场说明可能是遇到了无法排出的事故或者遇到了非法绑架和拘捕。不管遇到什么样地打压,本人将坚持非暴力主义。”

尽管孙文广老人没有去成天安门广场悼念六四,但他的公开行动本身就是最好悼念。

六四活着

近年来,每逢六四祭日的记者采访,大都要问到“遗忘六四”的问题。

是的,经过独裁政权长达十七年的暴力压制、利益收买和谎言灌输,似乎,所有通向六四道路都被封闭,所有为死者而流的眼泪都被监控,所有献给亡灵的鲜花都被跟踪,所有六四的记忆都被清洗,所有的墓碑仍是空白,……然而,浦志强律师、孙文广教授的行动和中共警方对两人的围堵都证明:

六四活着!

以亡灵的不瞑之目,以幸存者的记忆之血,以抗争者的公开之勇。

以刽子手的恐惧,以独裁者的压制,以中共政权的谎言。

民间的悼念需要以行动的勇气来表达,而官权的恐惧必须由恐怖的统治来安抚。

我很惭愧,只用文章而没有行动来祭奠六四。但我还要把十三周年的几行祭诗献给敢于行动的浦志强律师和孙文广教授:

六四,一座坟墓

一座永不瞑目的坟墓

在遗忘和恐怖之下

这个日子被埋葬

在记忆和勇气之中

这个日子永远活着

被刺刀砍下的手指

被子弹穿透的头颅

被坦克碾碎的身躯

被围追堵截的悼念

是不死的石头

而石头,可以呐喊

是让墓地长青的野草

而野草,可以飞翔

刺进心脏正中的针尖

用泣血换取记忆的雪亮

六四,一座坟墓

一座让尸体保存生命的坟墓

2006年6月4日于北京家中


 

刘晓波:民间维权是六四最大正面遗产

制度的独裁依旧,但社会不再愚昧;官权的霸道依旧,但民间维权运动此起彼伏;政权的敌人意识依旧,但敏感人士已不再是人人避之犹恐不及的“瘟疫”;文字狱的恐怖依旧,但已不再能产生杀一儆百的威慑力,民间维权的勇气逐渐提升。

尽管,八九运动以惨烈的六四大屠杀结束,中共完全中止了政治改革,然而,六四亡灵的鲜血并没有白流,失败所留下的多方面遗产,也并非全然负面,特别是政治上正反两方面的遗产,对17年来的中国现实具有重大意义。

从反面讲,大屠杀导致了中共现行制度的道义合法性基本丧失,独裁意识形态说教的劝诱力和麻痹日益削弱,跛足改革的弊端暴露无遗,就连中共官员也只是基於利益驱动而维持现行制度,而在信念上也不相信一党独裁的正当性。现政权只能乞灵於单纯的经济高增长和虚幻的民族主义的支撑。於是,统治权力与政治权威之间、统治效力和政权合法性之间、强制的表面稳定与潜在的社会危机之间、官方意识与民间意识之间……出现了愈来愈大的断裂,导致统治效力层层递减,民众的服从是出於不得已,其歌功颂德也完全是假意应付。中共独裁的道义合法性已经脆弱到这样的程度:除了谎言之外,再无其他资本为自身辩护。它在要求人们表示效忠时,甚至是体谅民意的,不再奢求人们真诚地相信它和讚美它,而只要求人们的犬儒态度———违心的认同和歌颂,足矣!

权力在官场道义在民间

从正面讲,民间人权意识的普遍觉醒,无疑是六四留下的最重要遗产。当全副武装的军队和坦克镇压了手无寸铁的民众之时,血腥屠杀造成的人权大灾难也唤醒了国内外的良知,国内的民间人权意识的觉醒和国际社会人权外交的压力,共同促成了官方价值的贬值和民间价值的升值,从而形成了“权力在官场而道义在民间”的社会格局。

尽管政治改革全面停滞,镇压与收买的双管齐下的策略,似乎取得了令世界惊叹的成功。但是,正是大血案唤醒了人权意识,催生出由小到大的持续发展的民间维权运动。

在90年代,由体制内的叛逆者和体制外的异见者共同构成的民间反对运动进入了公开化阶段,催生出90年代中期的公开信运动。

以丁子霖为代表的难属群体的不断扩大,十几年来持之以恒地为亡灵讨还公道,形成了具有国际影响的“天安门母亲运动”。

99年江泽民政权对法轮功的大规模镇压,引发出法轮功的信仰维权,至今已经持续7年且愈来愈国际化。

进入新世纪以来,借助於互联网提供的信息平台,民间维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由敏感的政治问题扩展到非政治领域。在六四难属、异见人士和自由知识分子之外,其他群体纷纷加入民间维权运动,催生出以争取经济权益为主的草根维权、以争取言论自由为主的网络维权、以争取信仰自由为主的宗教维权,以向各类群体提供法律援助为主的维权律师群体,遂使民间维权呈现出相互支持的多元化局面。

正是在此起彼伏的民间维权运动的压力下,也在国际大势和西方人权外交的敦促下,中共的人权观念也在发生微妙的转变:1.由反对人权观念到不得不承认人权观念,以及从强调人权的国别文化特殊性到承认人权的普世性;从闭口不谈人权到不得不谈论并与西方国家展开定期人权对话;2.由抵制国际人权标准到接受联合国人权条约,允许联合国人权专员对中国人权现状进行考察,并积极争取联合国人权机构中的一席之地;3.由把人权视为腐朽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到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也把改善人权作为政绩来四处张扬。

虽然,中共对人权的接纳更多是出於作秀的伪善,但一个独裁政权的不得不“伪善”,恰恰证明国内外压力的效果;虽然,现在的民间维权还无法阻止独裁政权的迫害,但起码可以不断加大官权的镇压成本。

六四后的中国政治天空,不再是独裁者一手遮天,而呈现出黑暗与光明的二重色彩。官方的政治僵化和民间的权利觉醒、官权镇压与民间反抗同时并存。制度的独裁依旧,但社会不再愚昧;官权的霸道依旧,但民间维权运动的此起彼伏;政权的敌人意识依旧,但敏感人士已不再是人人避之犹恐不及的“瘟疫”;文字狱的恐怖依旧,但已不再能产生杀一儆百的威慑力,民间维权的勇气逐渐提升。

现在的政治迫害,可以让受害者在经济上受损,也可以剥夺人身自由,却无法把受害者置於四面楚歌的社会孤立之中;无法让受害者蒙受人格尊严和社会信誉的损失。恰恰相反,官权的迫害变成了对受害者的道义成全,受害者被奉为“民间良知”或“真话英雄”,而官方打手却变成了“干髒活”的工具;受害者中的多数,非但不再用没完没了的检讨乞求组织的宽恕,也不再进行当众认罪检讨的自我羞辱,反而大多能在被告席上大义凛然地自我辩护,把加害者置於道义上的被告地位。

而如何通过为不断壮大的民间维权提供有弹性的政治空间,把底层释放出的维权能量和政治参与热情导入一种非暴力的法治秩序;如何通过政治改革来遏制跛足改革的恶性发展,以保障民权和遏制官权,逐渐建立起有效的人权救济制度,才是中共现行政权化解民间怨恨和化解社会危机全面爆发之正道。

在此意义上,坚持推动民间维权的良性发展,通过民间自身改变来推动政权的转变,就是对六四亡灵的最好纪念。“2006年5月15日於北京家中”


 

昝爱宗: "六四",今晨的雨滴答滴答"哭泣"个不停

六月四日,天还未亮
窗外的雨,
从昨夜
一直在滴答滴答

这天会亮吗?
这雨会停吗?

天还是那么有凉意
仿佛在告慰世人
六月的天还很清冷
还很无情

刚送走屈原的忌日
又赶上”六四”的悲伤

十七年前的天安门广场
血肉之躯成为民主祭台上的祭物
中国,遭此大劫
不该发生的悲剧
万不该再次被撕开来

何时才能让天安门城墙改名民主墙
中国向往民主和自由的人们
何时才成为真正的民族脊梁

天不语
天在痛

人不语
人在忍受

镇压的学生运动的并非没有好下场
当年没反掉的官倒
现在已是当初官倒的几万倍
国家成了最大的大锅饭
共产党的钱
说从来就不是纳税人的钱

历史拐了一个大弯
仍然在开着一个个凄惨的玩笑

六四,是全球祷告日
又何尝不是民主的祷告日呢

民主是光
这光胜过了黑暗
让暴力也无法抵挡

开枪者把枪口对准了自己
施暴人又暴力对付自己

天安门不相信暴力长久
虽然四五十年已经很长
但民主开始日已经开了窗

天快亮了
人们对光明的期待总不是很迫切,很勉强

不是说黎明前还有浓密的黑暗吗
是的,这黑暗在终结黑的时候
总是有点最后的疯狂

天快亮了
雨快停了

十七年的阴霾
十七年的黑暗

一秒钟也不会错过
一个人也不会多余过

让我们抬头
总有仰望的晴空
总有期待的光明

星空无语
北京无语
一切都在见证
今夜的雨滴答滴答
不再永远”哭泣”个不停

真相大白的时候
和解和宽容有了内容

看得见的真理是真理
看不见的真理也是真理

窗外的夜雨滴答滴答
冲刷民主墙
浇灌自由花

天安门广场上的血泪
进入历史才是有了结束

天要晴来
人要免灾

“六四”是全国人民的民主高等学校
“六四”终结那一天
正式民主诞生那一天
我们只有期待

“六四”不再重演
专制不再抵挡
暴力不再猖獗

期待民主
期待自由
期待人人彼此相爱
不再有仇恨
包容和感恩
行在我们每个人中间
才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和谐家园

注:2006年6月4日凌晨的冷雨,是在6月3日黄昏时分就开始下了,直到6月4日天快亮前,这雨还在滴答,仿佛要突破黎明前的黑暗。或许,天快亮时,正是积蓄力量的时候,让暴风雨来的更强烈些吧,让人们见识什么叫最强烈的暴风雨。不经风雨,不见彩虹。这是典型的真理。
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人心才得以看到真正的自由。
民主的核心便是自由,有了自由,人权才得以保证,民主、宪政、司法就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了。

 

昝爱宗:中国农村教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正月里有十五,十五的月儿圆。”一想到这句歌谣,我就担心“政府的政策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大文豪苏轼早就忧虑过“月有阴晴圆缺”,我们的农村教育也是这样,逢十五月儿圆,中央的风声一过,农村教育的状况就不是“十五的月儿圆”,而是“严重缺失”

了,虽然舆论的关注点也开始“初一十五不一样”,但只是雷声大,雨点小,远水不解近渴。好不夸张地说,在接受教育的优越方面,农村的孩子,与城市里的孩子比起来,前者是初一,后者就是十五,“新旧社会两重天”。

看看国家财政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少到触目惊心的地步。《甘肃日报》去年曾发表甘肃渭源县县委副书记李迎新的《代课教师:被忽视的弱势群体──渭源县代课教师状况调研》,揭示了渭源县教育现状与代课教师生存窘境。甘肃渭源县锹峪乡条件最好的中心小学,这十几年来,政府部门没有给学校一分钱的办公经费,不仅如此,至今还欠着有的老师两个多月工资。前些年搞“双基”达标工程,学校没钱,只能向老师借。还有代课教师,公派教师严重缺位,该校胡校长爱人就是一个中学代课教师,虽大专学历却许多年来一直拿着80元的工资。2003年接到上级教育部门的通知,说是要把她清退。这位书记联想到:当城里的一些老师忙着买什么房,购什么车的时候,在同一个蓝天下的甘肃渭源县农村的老师们却贫困得象乞丐一样。

锹峪乡另一所乔阳村山庄小学,学校就只有校长杨继忠一个人,既是校长又是老师也是后勤总管,他从1986年担任代课教师以来,至今整整20年了。如今大儿子已经16岁,上初三;小儿子十岁,正在小学三年级读书。这20年,杨校长一直拿着每月40元的工资,极其艰难地维持着一家人至今依然衣食短缺的窘迫生活。

另外一所“辛家寨小学”,13名老师中,有三位是代课教师,其中两位均是女教师,一位叫张继红,另一位叫杨秀荷。张老师担任代课老师已经16年了,而杨老师有20年了。这么些年来,她们一直拿着40元的工资。

有人算过这样一笔账,若按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所作的承诺,到2000年,国家对教育的投入要达到当年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4%.众所周知,2005年中国的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十万亿元,若按十万亿的3%来计算,那么国家理应投入4,000亿元的教育经费。但实际上的投入则少了1,000亿元以上。因此即使给全国近50万代课教师每人一万元的补贴,加起来也不过是50亿元。而这仅仅只占1,000亿教育欠债中的5%而已!这一令人吃惊的数字证明,不但中国基础教育已经到了最危险的地步,中国农村教育也到了最最危险的地步。

按说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亏欠教育的较多,但经济发达地区,同样农村教育投入严重不足的情况,公费教师严重不足,照样是参差不齐的代课教师“填空”。

浙江省杭州市教育局的一位处长直言不讳地说,当下杭州某些山区农村的小学,没有正式的老师愿意去,名不正、言不顺的代课教师连以往的民办教师身分都不如,这些老师基本上的初高中毕业,能干一点的就进城打工去了,不当“孩子王”了,只剩下一些能力差的当老师,没有出路的人找到了当“教书匠”的出路,于是,“大糊涂”教出一帮“小糊涂”。

这种情况下,政府明显缺位,尤其是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可谓严重缺位,不负责任。

农村孩子已经不是“祖国的花朵”了,农村教育就只能走“大糊涂教小糊涂”的穷途末路,邓小平说“改革的最大失误是教育”,可邓小平都去世快十年了,为什么中国的教育就如此失误得起?占全国人口绝对多数的农村地区,国家为什么就不能让农村孩子和城市孩子一同享受同等的国民教育待遇?政府投入同样是财政分配,为什么顾此失彼,不能一视同仁呢?宪法上却明确写着公民有“获得教育权”,自然也有“教育平等权”,看着看着就成了一句空话。

看大城市里的孩子,就知道什么是“一等公民”了。人民日报李俭的文章称,“6.1”前夕,一些家长又在互相攀比着为孩子准备节日礼物。孩子在学校比礼物,实际上是在比家长,多半是比爸爸。作者列举了一件往事:北京十一中学的前身是晋察冀边区联中。当时,学校里有许多高干子弟。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学校搬进北京。这时,星期六有人用汽车接起自家孩子来,还常有同学比谁的爸爸官大。时任校长的郝人初在全校学生大会上批评这种现象??不准“比爸爸”!此举对于可塑性极强的学生来说,将引导学生摈弃“生来高人一等”、“老子英雄儿好汉”之类的陈腐观念,鼓励他们彼此亲近、平等相处……可现在似乎又一个轮回转过来了,北京的闹市区有一所小学,每天送接孩子的汽车门庭若市。有一个高年级孩子,接连三天在傍晚放学后迟迟不出校门。爸爸有些纳闷,第三天就问孩子:“怎么都是你最后出来?”孩子开口说:人家爸爸妈妈都开着奔驰、奥迪、“马六”什么的,你开着破“普桑”,我哪有脸早出来?

可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万儿童饥寒交迫,多少万儿童辍学或上不起学,多少万儿童接受粗制滥造的教育……

《广州日报》报道,广州市康乐村,狭窄昏暗的地下工厂,数百名稚气未脱的孩子在日夜颠倒中劳作,他们一年才能结到一次工钱,一年也未必能添置一套衣服,还经常挨饿,有些甚至疾病缠身。

《时代信报》报道,“乡村童工生活现状:14岁孩子每天工作14小时以上”,其中提到一接受记者采访的童工在网吧里留下电子邮件请求帮助([email protected])??他向记者表示“我想打工!”在邮件中他写道:“我真的很想打工!但我才14岁,为什么未成年人就不能工作?我要重新生活,但家回不去,学校更是不能回去了!所以我要打工!求求你们收留我。不然我就会露宿街头了。”

为什么这位14岁的朋友没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呢?他难道就不是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不是“祖国的花朵”吗?这一连串的质问,在事实面前,是丝毫没有力量的。

无怪乎令人忧虑,当城市里的孩子们甚至刚刚上学的幼童中,他们比爸爸妈妈“官”的大小、“权”的重轻、“车”的好差、“钱”的多少,就是不和农村孩子比,不和下岗工人比。城市与农村中间有巨大的鸿沟,政府财政不投入,谁也别指望有什么好结果。

如此强烈的反差,对于他们的老师和家长来说,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时代不同了,教育也不义务了,成为负担了,成为“新三座大山”之一了。

今天我们看来,每个成年人都有过自己的童年,但是否还回忆起自己经历的印象深刻的快乐儿童节呢?笔者出身农家,所经历的儿童节多半是简陋的,甚至连玩具都没有,但我们玩泥巴也很开心。可现在,我们处处看到的是不平等,缺位,甚至是大量侵犯儿童权益的伤天害理的事件。河南南阳的一些留守农村中学生被“卖处”;一些落后地区农村的教师禽兽不如,侵犯幼女的身体;一些老师和家长只管赚钱,根本顾不上孩子……儿童节往往一天就过去了,谁还管他们节后的生活和学习呢?农村,不但是治安的危险区,也是政府教育投入不足的重灾区。

孩子,应该是世界上最无忧无虑、最无所畏惧的,他们应该有最纯洁的思想,有最明亮的眼睛,有毫无功利的心灵,他们应该想做什么就尝试什么,想说什么就自由地表达,正如超女的“想唱就唱”一样,政府责无旁贷地保护他们,保证他们100%接受义务教育。让孩子成为“孩子”,别再让小朋友成为口号中的“祖国的花朵”,是非常现实的事情,也是需要每个政府充分尽到责任的事情。

当然,政府不作为,教育缺位,不但贻误孩子的未来,还将使我们的国家倒退几十年,甚至失去我们国家的未来,使管理国家后继无人,人心变乱,国将不国……

蔡咏梅:我的六四见证

中国是一座大监狱,人压抑得太久太深,而民主运动的高潮又来得太快太突然,中间没有缓冲期,结果革命不幸夭折。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轨道,我大概也算一个。当年我在香港时报工作,被派去采访八九民运,八九年四月二十九日进北京,到六月一日回香港休假,长达一个多月在天安门广场的日日夜夜是我人生最难忘的经历之一,而最痛心是这场中国空前的民主运动竟以广场喋血,运动惨败而收场。

我在天安门广场坚持采访一个多月,到北京宣布戒严时,报馆高层为了我的安全要我回去,我拒不听从,后来之所以未留到最后一刻为屠杀作见证,是因为完全未料到我走后两天形势就急转直下。我以及当时许多人都以为广场学生与当局的僵持会持续到六月人大紧急会议的召开,因为已有人大常委签名连署出来呼吁,而且以为即或当局暴力清场也不过出动水炮、催泪气而已。当时我考虑回港休息几天养精蓄锐后再上北京。六月三日那天傍晚我在家一打开电视就惊呆了,没想到当局开枪了。那时,我脑中一片空白,机械地抓起电话打到报馆,第一句话是,“怎么会是这样呢?”

确实,除了中共当政者,所有的人都未想到会是这样的流血收场。

六四事件过后,人们一直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学生提前撤出广场,六四这场血案还会不会发生?如果学生在戒严前撤出广场,赵紫阳会不会下台?在后来的反思文章中,大家对学生批评较多,认为学生不够冷静理性,但对当时弥漫全北京的群众集体亢奋提到的却很少。就我一个月的现场采访感受,觉得问题不是学生要不要撤,而是学生撤不撤得下来。我个人的感受是,在学生绝食占领广场后,就像洪水打开了一道闸门,在北京的中国人被压抑了四十年的对自由的饥渴突然一下被释放出来,那种精神被解放,获得自由后的亢奋奔放的集体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运动,不冷静不理性的并非仅是学生。

当时学生在广场的纪念碑前绝食静坐,庞大的天安门广场就变成了中国的海德公园,每天晚上一群又一群人聚集在广场自由地发表政见,大谈国事。很多是外地专程赶来赴这场民主盛会,比如现今杭州作家傅国涌就在广场拍到了身在浙江的前北大右派、诗人沈泽宜慷慨激昂发言的镜头。

我有好几个夜晚就在黑压压的人群中听普通的老百姓对他们关心的国家大事发表高论。天安门的海德公园,大家席地而坐,围成一层又一层圆圈,最外的则是一层又一层人墙,中间有个主持人,多数是学生,手拿扩音器,要讲的人从人群中挤过去,接过扩音器就讲。讲得好,掌声如雷,小伙子高喊“好样的!”,讲得不好,喝倒采“下去!下去!”人墙中有人打灯拍照,可能是记者,人群即怒喝“是特务吗?照什么?”但演讲者不怕,自报姓什么,哪个单位的,有的还迎着灯光说,“特务,你拍吧!”记得有一次一位自报家门的讲者说他是外交部的干部。还有一次一个男子非常激动,说要推翻共产党,还引用毛泽东的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立刻即被学生抢过扩音器去,说学生主张和平非暴力。

中共思想专制四十年,恐惧、压抑几乎是每个人的精神状态,但现在天安门广场,任何人都可以去讲他几句,虽还未至畅所欲言,但四十年来却是第一次。讲者听者莫不如痴如醉。有一个香港朋友后来告诉我,他到北京谈生意,一去了广场生意也不做了,每天就挤在人群中听着一场又一场演讲,欲罢不能。

八九民运有一幕景象给我印象很深。五月十七日北京百万人游行声援学生,场面之壮阔令人难忘。本来学生绝食濒临死亡,游行者应该是难过的悲情的,但我看到的一张张脸却焕发着光采,在进广场的东长安街口的瓶径地,中央乐团的大卡车与三轮平板车夫的队伍卡在一起,车夫们对着音乐家,高喊“再唱一个!”音乐家就打着拍子说“大家一起唱,咱们工人有力量……”大家都快乐得很,好像参加狂欢节。社会阶层之间的人际隔膜也被溶化了。我抓住了一个满面放光手舞足蹈的男子问:“学生绝食,政府不理,你为什么那样高兴?”他一下子就傻了眼,不知怎么回答我。

我接触到两位著名诗人叶文福和陈明远,两人都用了“自由”这个词来表达他们在天安门广场的感受。叶文福在五月十四日知识份子声援学生游行中高歌“走在五月的北京街头,我感受到了自由……”;陈明远在声援学生时激情宣称:站在天安门广场,我成了自由的人。

学生占领广场,共产党国家机器在北京近乎瘫痪,北京人第一次享受着一个从未有过的自由假期,由于戒严部队兵临城下,北京城等于一座自由孤城。我觉得大家的潜意识感到,如果学生撤下来,或戒严部队进入北京占领广场,旧秩序就会恢复,而这个让他们狂喜的自由假期也就会结束。这种潜意识集体情绪使市民拼死阻止戒严部队入城,同时也不愿见学生自动撤出广场。我本人就见证两次北京人阻止学生从广场撤离。

五月十五日苏联领袖戈巴契夫到访。十四日晚我通宵留在广场,当时学生领袖对撤与不撤争论得很激烈,从广播中听到一位学生领袖王超华痛哭流涕陈说应该撤下来,不然对中共党内改革派不利,但在场的学生根本不为所动。在此之前几个劝学生撤下来的文化名流也被学生嘘下台。在人群中我遇到民主墙民运人士任畹町,他对我说,学生应该做他们应该做的事,不必去为中共党内的改革派考虑,我也附合他的看法。

因为担心当局清场,大量市民,包括许多大学教师在学生静坐队伍周边陪坐通宵,以保护学生,记得其中有中国工运学院教师的旗帜。

清晨时候,我从学生队伍中走出来,在纪念碑静坐的市民正在热烈争论,主持发言的是一个北大教师,个子中等,我至今不知此人是谁。市民一致主张学生不能撤,最后形成一个决议,由这位北大教师作代表去转告学生,“你们不能撤,如果你们撤了,我们今后就不会出来支援你们”。

另一次是在戒严后,因旷日持久,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疲劳痪散,有位学者叫我转告广场学生,说他和多位学者谈过,都希望学生在广场坚持下去,因为只要学生坚持在那里,知识份子就有了言论空间。实际上香港学联送帐幕,艺术家塑民主女神像,及刘晓波、侯德健、周舵、高新四君子参加绝食,都是在为已疲惫不堪的广场学生打气,要他们坚持下来。

学生终于没撤下来,而是中共戒严部门用枪只坦克杀进自由孤城北京,结束了学生的占领,明知铁甲大军阻挡不住,六月三日和四日那两天,北京市民仍以最英勇的姿态作血肉阻拦,因为他们知道,戒严部队占领天安门广场之日,也就是他们的自由假期终结之时,领略过自由的人不能忍受自由的丧失。

人民和政府对决,这种事件在历史上不知发生过多少次,而结局往往是两种:或政府垮台,人民胜利,或政府反扑,人民革命失败。当时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都很乐观,以为人民起来了,政府一定会让步,但不幸的是八九民运的结局却是后者。我想,在赵紫阳下台中共强硬派宣布戒严后,不论学生撤不撤,中共都会大清算,结局都会是后者。

在学生绝食占领广场之前,我曾访问过戴晴,她认为学生在五四游行之后应该回到校园,让八九学运告一段落,现在回想起来,戴晴的话可能是对的。

学生五四大游行后回到校园复课,虽然他们推翻四二六社论的要求未能满足,对民主和自由渴望的情绪未能尽情地抒发,但毕竟党内的胡赵改革力量保存下来。民间言论自由空间也进一步拓宽,这种新开拓的空间在进一步巩固变为既成事实后可作为民主新进程的启点。而这就是胡平所说的见好即收对策。绝食占领广场即是同握有庞大国家暴力机器的中共政权过早摊牌,终因力量悬殊,而功败垂成,血洒京都,中国政治全面倒退。如果要怪,大概要怪形势比人强。中共政权统治四十年,中国是一座思想大监狱,中国人压抑得太久太深,而民主运动的高潮又来得太快太突然,中间没有一个充裕的可供准备的缓冲期,大潮一来,大家凭着情绪感觉走,结果国际共产阵营最早一场颜色革命就这样不幸夭折,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当然这都是事后之见。赵紫阳逝世后,有关他本人及他与中共高层顽固派斗争的大量资料披露于世,从这些新资料来看,赵紫阳是有心作中国的戈巴契夫,但他在中共权力场中实际颇为孤立,即或在六四得以幸存,恐怕也难以熬到中共元老顽固派最后退出历史舞台之时,因为其间尚有八年的漫长岁月,民主与专专制的对决亦迟早会爆发。八九这场历史悲剧不知是不是宿命的?

2006年5月20日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关于杨天水被判刑的紧急行动通报

 

【2006年6月4日狱委讯】紧急行动网络2006年第20号

中国:网络作家杨同彦(又名杨天水)被判刑十二年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抗议异议作家杨同彦(又名杨天水)于2006 年5月16日因其批评文章被判处十二年徒刑。国际笔会呼吁根据中国已成为签约者之一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立即无条件释放他。

根据笔会消息,异议作家、独立中文笔会成员杨同彦(笔名杨天水)因在网络上发表反政府文章、组织(被取缔的)中国民主党支部以及接受海外非法基金被判以颠覆罪,于 2006年5月16日被中国东部江苏省镇江中级法院经三小时审判判刑。2005年12 月23日,他于南京在没有拘留证的情况下遭到拘捕,而他的家人始终没有得到他被捕或下落的正式通知书,直到2006年1月27日才收到1月20日签发的正式逮捕通知书。杨被囚禁于江苏省镇江丹徒看守所,家人无法与之见面。

45岁的杨同彦因在异议新闻网站如“博讯”和“大纪元”上发表批评文章而知名。1990年到2000年,他曾因卷入1989年民主抗议运动被控以“反革命罪”在监狱里度过了十年。他从2004年12月24日到2005年1月25日还曾被囚禁。

请向中国当局发出呼吁:

——抗议对异议作家杨同彦宣判十二年徒刑,并呼吁根据中国已成为签约者之一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立即无条件释放他。

政府地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邮政编码100032 
国务院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 胡锦涛阁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邮政编码100726 
北河沿大街147号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先生 

请注意:中国当局的传真号码已不再使用,希望你们由你们所在国的中国大使馆寄出呼吁书。
如果可能的话,请复印给所在国的中国大使馆呼吁书。 
有关进一步消息,请联系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的Cathy McCann, 
地址:Brownlow House, 50/51 High Holborn, London WC1V 6ER, 
电话:+44 (0) 20 7405 0338, 
传真:+44 (0) 20 7405 0339 
电子信箱:[email protected]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根据英文原稿翻译)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关于杨天水被判刑的紧急行动通报

 

【2006年6月4日狱委讯】紧急行动网络2006年第20号

中国:网络作家杨同彦(又名杨天水)被判刑十二年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抗议异议作家杨同彦(又名杨天水)于2006 年5月16日因其批评文章被判处十二年徒刑。国际笔会呼吁根据中国已成为签约者之一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立即无条件释放他。

根据笔会消息,异议作家、独立中文笔会成员杨同彦(笔名杨天水)因在网络上发表反政府文章、组织(被取缔的)中国民主党支部以及接受海外非法基金被判以颠覆罪,于 2006年5月16日被中国东部江苏省镇江中级法院经三小时审判判刑。2005年12 月23日,他于南京在没有拘留证的情况下遭到拘捕,而他的家人始终没有得到他被捕或下落的正式通知书,直到2006年1月27日才收到1月20日签发的正式逮捕通知书。杨被囚禁于江苏省镇江丹徒看守所,家人无法与之见面。

45岁的杨同彦因在异议新闻网站如“博讯”和“大纪元”上发表批评文章而知名。1990年到2000年,他曾因卷入1989年民主抗议运动被控以“反革命罪”在监狱里度过了十年。他从2004年12月24日到2005年1月25日还曾被囚禁。

请向中国当局发出呼吁:

——抗议对异议作家杨同彦宣判十二年徒刑,并呼吁根据中国已成为签约者之一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立即无条件释放他。

政府地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邮政编码100032 
国务院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 胡锦涛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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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先生 

请注意:中国当局的传真号码已不再使用,希望你们由你们所在国的中国大使馆寄出呼吁书。
如果可能的话,请复印给所在国的中国大使馆呼吁书。 
有关进一步消息,请联系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的Cathy McCann, 
地址:Brownlow House, 50/51 High Holborn, London WC1V 6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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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根据英文原稿翻译)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关于阳小青仍被拘押的紧急行动通报

 

【2006年6月4日狱委讯】2006年5月9日/紧急行动网络2006年第18号

中国:记者阳小青被拘、健康堪忧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严重关注继续关押记者阳小青,他自2006年1月22日起一直遭到拘押。阳面临着敲诈勒索的起诉,但人们广泛相信,他的被捕与他报道官员的腐败有关。在阳被关押期间,他无法与家人见面,健康状况极度恶化。

《中国产经新闻报》记者阳小青在他调查和报道隆回县官员们涉嫌腐败后,于2006年1月22日被隆回县安全局拘捕。他被指控向隆回县官员们敲诈80万元(10万美元)不成后,在网上张贴诽谤文章。2006年3月,隆回县人民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为理由,将本案发回警察机关做进一步的调查。

保护记者委员会 (CPJ)提供了如下有关阳的被捕与拘押的背景材料:

阳的妻子龚杰对 CPJ说,早在1月份被捕前的几个月里,他就受到了威胁。当他的报道激怒了一名当地共产党书记后,他便躲了起来。36岁的《中国产经新闻报》记者阳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正式逮捕。但龚相信他丈夫的被捕,与2005年5月他撰写的两篇文章有关,文章揭露了当地隆回县官员把一家国营企业买给私人交易中所涉及到的腐败。他妻子说,九月时,阳开始感到他有生命危险,并躲了起来。据网络作家李新德说,十二月下旬,警察发出悬赏举报阳下落的通知。警察指控他敲诈隆回县官员80万元(10万美元)不成后,在非法网站上张贴诽谤文章。

阳的妻子说,阳是 1月22日在湖南省他一个朋友的家中被捕的,自从阳被捕,他的妻子一直不被允许去探望。阳的同事们一直公开声明支持他,并对他的工作受到犯罪指控的惩罚感到担忧。 

阳的妻子龚杰也是一名记者,曾在www.gongjie520.sohu.blog.com上呼吁释放她的丈夫。 

阳小青被关押在湖南省隆回县看守所。据说,自他被捕后,被诊断得了乙型肝炎。对他的审判定于2006年5月10日。

 

请发出呼吁: 

——表达对拘押阳小青的严重关切,并呼吁根据中国1998年已成为签约者之一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立即无条件释放他; 

——表达对他健康的严重关切,强烈呼吁在他被拘押期间,尊重他的基本权利,充分准许他与家人见面,以及一切必要的治疗。

呼吁书寄往: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邮政编码100032 

国务院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 胡锦涛阁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邮政编码100726

北河沿大街147号

最高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贾春旺先生 

(请注意:中国当局没有传真号码,建议将呼吁书的复印件给你所在国的中国大使馆,请他们寄出呼吁书,并欢迎提出任何意见) 

有关进一步消息,请联系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的Cathy McCann, 

地址: Brownlow House, 50/51 High Holborn, London WC1V 6ER,

电话:+ 44 (0) 20 7405 0338, 

传真:+44 (0) 20 7405 0339

电子信箱:[email protected]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根据英文原稿翻译)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关于阳小青仍被拘押的紧急行动通报

 

【2006年6月4日狱委讯】2006年5月9日/紧急行动网络2006年第18号

中国:记者阳小青被拘、健康堪忧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严重关注继续关押记者阳小青,他自2006年1月22日起一直遭到拘押。阳面临着敲诈勒索的起诉,但人们广泛相信,他的被捕与他报道官员的腐败有关。在阳被关押期间,他无法与家人见面,健康状况极度恶化。

《中国产经新闻报》记者阳小青在他调查和报道隆回县官员们涉嫌腐败后,于2006年1月22日被隆回县安全局拘捕。他被指控向隆回县官员们敲诈80万元(10万美元)不成后,在网上张贴诽谤文章。2006年3月,隆回县人民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为理由,将本案发回警察机关做进一步的调查。

保护记者委员会 (CPJ)提供了如下有关阳的被捕与拘押的背景材料:

阳的妻子龚杰对 CPJ说,早在1月份被捕前的几个月里,他就受到了威胁。当他的报道激怒了一名当地共产党书记后,他便躲了起来。36岁的《中国产经新闻报》记者阳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正式逮捕。但龚相信他丈夫的被捕,与2005年5月他撰写的两篇文章有关,文章揭露了当地隆回县官员把一家国营企业买给私人交易中所涉及到的腐败。他妻子说,九月时,阳开始感到他有生命危险,并躲了起来。据网络作家李新德说,十二月下旬,警察发出悬赏举报阳下落的通知。警察指控他敲诈隆回县官员80万元(10万美元)不成后,在非法网站上张贴诽谤文章。

阳的妻子说,阳是 1月22日在湖南省他一个朋友的家中被捕的,自从阳被捕,他的妻子一直不被允许去探望。阳的同事们一直公开声明支持他,并对他的工作受到犯罪指控的惩罚感到担忧。 

阳的妻子龚杰也是一名记者,曾在www.gongjie520.sohu.blog.com上呼吁释放她的丈夫。 

阳小青被关押在湖南省隆回县看守所。据说,自他被捕后,被诊断得了乙型肝炎。对他的审判定于2006年5月10日。

 

请发出呼吁: 

——表达对拘押阳小青的严重关切,并呼吁根据中国1998年已成为签约者之一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立即无条件释放他; 

——表达对他健康的严重关切,强烈呼吁在他被拘押期间,尊重他的基本权利,充分准许他与家人见面,以及一切必要的治疗。

呼吁书寄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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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中国当局没有传真号码,建议将呼吁书的复印件给你所在国的中国大使馆,请他们寄出呼吁书,并欢迎提出任何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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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根据英文原稿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