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观察】文化期刊

  文物流失之原罪

  《凤凰周刊》,10.00元。

  《文物归还的“原罪”难题》(杨晓涡)是相当有分量的文章。他在文中提出了系列问题:文物流失海外都是掠夺吗?文物以何方式归还?文物是否允许民间自由拥有?文物如何保护以及如何成为真正意义的文化遗产?作者从历史、法律等多重角度去论证了这些问题,不需要胡乱闹情绪,不需要在民族自尊心问题上自娱自乐,有些答案已经跃然纸上。
  

  新首博的成与败

  《中国新闻周刊》,8.00元。

  首都博物馆在5月18日(世界博物馆日)正式开馆。采编者不是一味地致“贺词”,而是紧随其后摆放了这样一篇文章:《文化之都的博物馆还缺什么?》。该文提到“室内外设计,人文性专业不足”,又强调“博物馆的文化感来自细微之处”,话锋直指该建筑的某些虚假感,以及业界从业人员专业知识的欠缺等,这些话,对于好大喜功者来讲,只怕是忠言逆耳了。
  

  公主仁吉的自述

  《南方人物周刊》,6.00元。

  “历代班禅中,确实只有爸啦结婚,从第一任班禅大师到我的爸啦,漫漫六百年,于我,能成为第十世班禅的女儿,我相信我的佛缘是很深厚的。”说这些话的人,是尧西·班·仁吉旺姆,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的女儿,十世班禅身边的人都称仁吉为公主。公主因了何种因缘而降生,公主的美国生活怎样,公主回国之后的经历如何……这份珍贵的自述必将留存于历史的记忆中。
  

  如处暗室更要自律

  《读书》,6.00元。

  《艺术名中的文献与“家法”》(缪哲)一文对《塑造〈法华经〉——中国中古佛教的视觉文化》(汪悦进)一书的文献证图、极端阐释提出了质疑,并搬出文献学的“家法”以佐证。缪哲劝谏那些以汉语为母语的海外学者:西文写作(西人难以考证汉语文献原文),“如处暗室”,更应自律。像这种严谨而又直言不讳的学理文章,不多见。

【期刊观察】文学期刊

  有一种语言叫沉默

  《世界文学》,9.60元。

  “沉默有两种。一种是一言不发,另一种可能是滔滔不绝……”哈罗德·品特的戏剧不在发现那种一言不发的沉默,而在于发现那些言外之意。独幕剧《一个像阿拉斯加的地方》以一种类似喋喋不休的方式,道出了诸多的言外之意。想象死亡与活着之间静穆而逼仄的空间,描述人对不可抵达的恐惧,品特以靠近虚拟的方式接近了真实。
  

  木心的文字喜剧

  《莽原》,10.00元。

  木心的文字,有上个世纪20、30年代大上海的风情,他甚至能让人想象“新生活运动”之下的大胆、扭捏、泼辣、含蓄。散文《上午的喜剧》短短一千多字,已把一个习惯发白日梦、好假想桃色情事的八卦男人生生地推到读者眼前。《下午的喜剧》以“我”被罚款的几次经历为例,描述了“自由”这个洞是如何越削越大的,作者不希望有免于罚款的恐惧的自由。
  

  进入或逃避群体

  《散文》,3.40元。

  韩少功在本期《散文》所撰写的《隐者之城》颇有意味,于作家们而言,在城市想象乡村是惯常的思维方式,而《隐者之城》却由乡村始发,想象了一种城市的生活,“在我看来,都市生活最大的诱人之处,是人们互为隐者的一份轻松。”而在乡村,却随时有可能成为“公共雕像”。“为人知”固然有可能名利双收,但“不为人知”也不失为一种自在的生活选择。
  

  精神启蒙未完

  《青年作家》,7.00元。

  《有一天叫五·四》是祝勇《走出五四的创世神话——论十大关系》长文之节选。文中涉及观点不算新鲜独到,“启蒙”与“救亡”之历史悖论说李泽厚先生也早有论说,该文可取之处在于,作者很有耐心地去寻找一些相对可靠的历史例证,以论证精神启蒙在今天的必要性,并阐明民主与自由之间的复杂性。也许,我们既是“五四”的受益者,也是“五四”的受害者。

【期刊观察】细节包含伟大的同情

  对于人文杂志、生活期刊来讲,什么样的品质最重要?什么样的采编方式最重要?是煽情、偏见、媚俗?还是努力发现并记录细节、并把行文者的真诚与智慧建立在细节之上?在利益的催逼下,期刊杂志的取向越来越受资本流向的影响,一些本该是办刊常识的问题往往被忽视了,市道不好、“揾食”艰难成为回避常识的理由,常识被忽视,缺乏培养读者的勇气与智慧,刊物的质素自然是每况愈下。看一看某些想要在引资与媚俗之间左右逢源的期刊杂志,都变成什么样了——牛皮哄哄热闹非凡,只要网上闹得凶的事儿都能上它们的头版头条,但凡“万人追斩”或者“万人泄欲”之琐事,都能让它们“义愤填膺”并“揭竿而起”,报道网络“万人缉凶”之事件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某些报道者常常自诩为大众代言人,动不动就弄个拳头、弄套军装贴在封面来个图文示威,把平面杂志期刊办得像插满各色旗帜的网络论坛,按照这种办刊模式,不难推算出这样的文字公式:群氓+愤怒+大声+暴力+煽情=“力量”=广告收入=营利或暴发。至于媒体道德范式下的超越、同情、中立,以及追求真相的使命,则通通忽略不计,利益才是它们的原旨基因。

  当然,身处群氓时代,期刊杂志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辛酸,说它们因生存而字字皆汗、声声有泪绝不过分,但这不成其为开脱“原罪”的理由。相形之下,我格外看重那些注重细节考据、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同情之心超越立场的人文杂志与生活期刊,比如说《书屋》、《天涯》、《读书》、《凤凰周刊》、《南方人物周刊》、《南都周刊》、《艺术世界》等,很多时候,他们把对事件的判断力给了读者、评论者,而把对事件的情绪留在了自己的内心,情绪可以轻易地煽动人心,但唯有考据过的细节才能真正说服人心,尤其是在面对历史的时候。我在如下的文章中,真切感受到了细节的力量——

  “1976-2006明星改朝换代”是《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5月21日)“回望三十年”系列报道之一,从1976年的施光南到2005年的李宇春,采写者表现出有智慧的文字克制,他们有真诚的立场,也有细节的发现与考据:《乡恋》被定性为“黄色歌曲”,采写者抓住了这个话语细节——“这么大的共产党,怎么可能让我一首歌就给唱垮了呢?”(1980李谷一)不需要文学修辞出面,存在的荒诞与历史的吊诡已不言而喻;1987年,他们选择了那个唱《血染的风采》的徐良,缺乏战争经验,意外中枪,徐良成为一个被社会惯坏的孩子,“英雄桂冠太沉重”,对英雄的同情隐含于细节之中;即便是玉米太熟悉的李宇春(2005),采写者也能从中抓出让玉米们陌生的细节,“其实,重要的不是李宇春,而是李宇春背后那股让长者们感到完全陌生的,虎虎有生气的力量”。

  《文物归还的“原罪”难题》(杨晓涡,《凤凰周刊》2006年5月15日)从历史、法律、现实三个层面入手,去解释为什么文物归还的“原罪”难以澄清:文物流出有非法与合法之分(历史角度);“当你要离开时,你可能会发现,你的珍贵收藏原来并不完全属于你。因为,它们不可能和你在一起”(法律角度);国内媒体对国外博物馆提出的“公共服务”概念缺乏最基本的了解,一味地纵容“以国家之名”(现实角度)。不了解细节,所以常常闹笑话、情绪先行,“抒情业”因而过度发达。面对历史,我们缺乏的是对细节的考据,热衷于大而化之的结论,教科书不会写上林则徐如何陷入鸦片陷阱(由没收私商鸦片演变为没收英政府财物),教科书也不会写上琦善对今天的香港来讲意味着什么……我们无法指望那些现行的历史教科书会去澄清近现代的历史细节,但起码我们还能从某些人文杂志中追寻历史的蛛丝蚂迹,常识与真相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艰难地被捍卫,细节包含了伟大的同情。

  《天涯》的“民间语文”栏目一向值得称道,2006年第3期收入《1980年代大学生书信》,读完J的书信,才会真切感受到什么叫“时代的烙印”,社会主义哲学对青年们的召唤魔力不亚于今天名利场对学子们的召唤力。缪哲在《艺术史中的文献与“家法”》(《读书》第5期)一文对过度阐释提出了有理有据的质疑,考据学术细节,需要老实认真的学究(非贬义)。考据细节,是对空想与过度抒情的节制,理性的光芒,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堕落的急促与失控。

  为什么有些杂志期刊办得尤如网络BBS?以挑逗为己任?撇开专业操守不计,对细节毫无把握力是重要原因。他们缺乏厘清事实的欲望与能力,在细节问题上“王顾左右而言他”,拼了命地“以情动人”,以情感填补细节之无知。过度发达的“抒情业”后面,站立的必定是无知的人群,“文革”时期的情“开到荼靡”,“文革”之后,才惊觉何等无知。对于事件的报道,尊重真实细节远比过度抒情要有力度,对细节的发现比文学修辞更有力量。

大人,请留下我的三尺短裤吧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草案)》的立法听证会已经结束。有朋友笑我,你劳神费力写发言稿,还搭上了“报名、领旁听证和参加听证”四趟往返的交通费,最后,只喝了二瓶矿泉水。劳神费力所写的发言稿还是一堆废纸。

是呀,明知“立法听证”只是一埸“作秀”,是不会给我们提供发表意见的机会的,因为,我们与地方政府对“法制社会、和谐社会”在理解与追求目标上已产生了明显的分歧。

我所理解的法制与和谐社会是:“法律是政府与百姓所签订的一张契约。人大是契约的起草者和中间人。立法听证应是人大、政府与百姓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前提下进行的协商。契约一但签订,政府百姓均应遵守。这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和谐社会则是,人人有饭吃,有口皆能言。”

而地方政府对法制、和谐的理解为:“法律是王法,是当权者赐予普通老百姓的生存规则。是政府管理百姓的工具。因为中国有几千年"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传统。而和谐则是奔驰与宝马车的鸣笛礼让,是权贵阶层的把盏交杯。与百姓无关。”

按说,百姓与政府的关系,是主人与公仆的关系。但现在因为主人们,有人在昏睡,有人在打工谋生,还有人在醉生梦死。在主人们放弃自己权力的同时,仆人们为主人制定了一系列管理主人的法律与规则。所以,公仆在主人酒醉未醒时,自己为自己加薪,为自己修建豪华宅第。现在部分主人在仆人的管理下,已穷得只剩下一条短裤。我没有远大理想,也不想欺世盗名,说自己是为大众代言。我只是为保卫自己唯一的短裤而去参加“立法听证会”。

三十年前,我也曾年轻,充满活力,充满希望。仆人们对我说,中国是你们的,我只是你们的仆人,为你们的未来保管和使用你们创造的财富。努力工作吧,把一生交给我安排,我会保证你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你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所以,我不计报酬的为共和国大厦搬砖运瓦。

十年前,仆人对年近四十的我说,下岗吧,这暂时的失业只是一阵阵痛。外面的世界更精彩。祖国不会抛弃你们这些共和国大厦的搬砖运瓦人。眼见着我们所建的工厂在不断的更换主人,我们所创造的财富进入少数贪官污吏的袋中,我只剩下愤怒。

回顾三十年的收入,第一个十年,我们从每月18元工资熬到每月32元,十年总收入没超过3000元,娶妻生子要靠工友送礼、父母接济。因为我们的工资实在太低。又花了十年的时间,我们的工资总算达到每月五十出头,可我们都已拖儿带女,那有什么余钱剩米?我们奉献了一座座工厂,太空游弋的卫星、荒原爆炸的原子弹氢弹中有我们的血汗。

第三个十年,我们在下岗,世界虽然精彩,我们却很无奈。

社会在探索中进步与发展,摸石头过河我们都能理解。但为什么当我们还在大河急流中摸索拼搏,你们却早已飞越了天堑,在幸福的彼岸上享受阳光?

衣食住行是现代人生存的基本要素。为保衣食,我要接人送货,赶路上班,道路是公共资源,凭什么你们却要独享?大人权贵者需要裘皮大衣扬富显贵,我却只要三尺短裤遮羞御寒。别怪我三尺短裤在破坏形像。我想告诉大人,假如赤身裸体的我们簇拥着衣鲜光亮的大人,将更有损领导的光辉形像。

无贫不能显富,缺贱那能显贵?与我们和谐共存吧,我亲爱的公仆大人。我破败的自行车、摩托车是您高贵轿车的陪衬。有我三尺遮羞短裤的寒酸,才能显现您裘皮大衣富贵。大人,留下我的三尺短裤吧,我求您啦。

政治干涉学术的恶果—-从苏联遗传学到中国人口学

    控制论创始人维纳在《人有人的用处》一书中说:“科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只在人们具有信仰自由的时候才能繁荣起来。基于外界的命令而被迫去遵从的信仰并不是什么信仰,基于这种假信仰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必然会由于瘫痪而导致灭亡,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科学没有健康生长的基础。”科学和学术要得到健康的发展,需要有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用行政命令支持一种意见,压制不同意见的发表,只会造成万马齐喑的可悲局面,只能起到阻碍科学进步的作用。中外历史一再证明了这个道理:以政治权力干涉学术研究自由,最终必然酿成恶果。

      在整个生命科学中,最重要的学科无疑是遗传学。孟德尔的豌豆实验拉开了遗传学出场的大幕。尽管以其名字命名的定律经过了30多年才为世人所认可,但孟德尔对于遗传学的开山之功已被公认。随后,经过摩尔根的研究,遗传学定律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然而,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以李森科为首的科学黑帮“米丘林学派”却在苏联当局尤其是斯大林直接支持下,全盘否定孟德尔-摩尔根的染色体-基因理论,把整个经典遗传学打成了“资产阶级伪科学”。1948年8月,苏联召开了千余人参加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又称“八月会议”)。李森科在大会上作了《论生物科学现状》的报告。他把自己全部的“新理论”、“新见解”,概括为几个方面,作为“米丘林生物学”的主要内容,声称“米丘林生物学”是“社会主义的”、“进步的”、“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的”;而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则是“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资产阶级的”。

       纵观斯大林的历史,便可以看出他一贯以哲学简单地取代自然科学。李森科以非理性、非实证、反科学、不顾学术伦理道德的态度胡乱否定传统遗传学的肆意妄为,正中斯大林企图贬损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下怀。只有那些没有真才实学的伪科学者才会借助于权力来抬高自己打压同行。臭名昭著的八月会议,最终确立了李森科在苏联学术界的红色教父地位,苏联的遗传学遭到全面浩劫,在高等学校禁止讲授摩尔根遗传学;科研机构中停止了一切非李森科主义方向的研究计划;一大批研究机构、实验室被关闭、撤销或改组。直到赫鲁晓夫下台,李森科才被逐出苏联政治舞台,结束了他对苏联学术界长达三十多年的黑暗统治。历史上俄国在遗传学方面是有优良传统的,在国际上也曾处于领先地位。但在李森科事件之后,苏联在遗传学乃至整个生物学方面几十年来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其严重的长远性破坏作用使俄国的遗传学至今还没有恢复其昔日的国际地位

      回顾中国人口学的发展经历,就会发现历史常常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自从1980年中国开始全面推行强制“一胎化”政策之后,中国的人口学就日益沦为“基本国策”的辩护工具,一切不同观点都受到压制,有关计划生育的负面报道被禁止在公开媒体中出现。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下,中国的人口学与李森科的遗传学如出一辙比如,对于“地球能养活多少人”这个问题,国外的科学研究结果林林总总,不同学者的观点和结论存在极大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差异。这些不同的观点都是由不同的、有巨大差异的计算方法所支持的,他们得出的数字从不足10亿到超过1万亿。然而,中国人口学家的结论却是清一色的“中国只能养活16亿人口”,几乎没有一个人口学家敢质疑这个结论。原因很简单,“16亿人口极限”是“一胎化”政策的理论依据。为什么要推行“一胎化”这种极端的人口政策呢?因为要使中国人口峰值不突破这个所谓的“人口上限”。如果有哪一位人口学家认为“中国能养活20亿或30亿人口”,这不是和“一胎化”政策唱反调吗?

     从下面两个例子也可以看出中国人口学的堕落:其一,在1980年,当时中国的人口学家对于推行“一胎化”政策可能带来的人口老龄化和性别比失衡这两大负面效应都没有作出正确预测,并且为“一胎化”辩护;其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出现严重的性别比失衡现象之后,中国人口学家又争辩说:“印度和韩国这些没有实行过中国式计划生育的国家也出现了性别比失衡现象,所以性别比失衡与计划生育无关!”这种逻辑就好比:有一位医生对一位肺癌患者说:“你患肺癌的主要原因是吸烟太多。”这位患者争辩说:“张三没有吸烟也患上肺癌了,所以吸烟与患肺癌无关!”我们知道,患肺癌有很多种原因,不吸烟的人也可能患上肺癌,但吸烟无疑是诱发肺癌的重要因素。同样道理,出现性别比失衡的原因很多,有少数国家不实行计划生育也出现性别比失衡,但实行计划生育无疑是诱发性别比失衡的重要因素。这是因为:如果没有计划生育,尽管仍然存在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但人们生男孩的愿望可以通过多生来实现,所以并不一定会出现性别比失衡这种现象。在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出生性别比仍在正常范围内,就是因为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政策比较宽松。而在汉族地区,当理想的生育孩子数量无法被满足的情况下,人们对孩子性别的偏好就受到严重挤压,其结果,“数量偏好”被“性别偏好”所代替,这就导致了性别比失衡。

      在1980年,中国的人口学可以说刚刚起步,对很多人口理论都没有搞清。不但那时是这样,甚至到了1999年元月,当时的《人口研究》主编乔晓春博士在该刊第1期卷首语中感慨道:“难道我们的理论已经很完善,中国人口问题已经解决了吗?不是。实际上我们连一些最基本的理论都没能够搞清……。”人口理论没有搞清楚,那么人口数据呢?从1991年以来,中国人口的一个关键数据—-总和生育率究竟是多少—-就一直没有搞清楚,人口政策就是建立在没有真实数据的“空中楼阁”之上的。只要政治权力仍笼罩着人口学研究领域,中国的人口学将永远是“连一些最基本的理论和数据都没能够搞清”。

爱琴海事件全程回溯之风暴前奏

肩住通往自由的闸门:爱琴海事件全程回溯之风暴前奏

力 虹

 

【2006年5月29日狱委讯】黑夜过去,黎明既至。爱琴海网站被强行关闭的消息和网友为此发出的强烈呼吁,通过神奇的互联网,一夜之间已经传遍了世界各地!

多年来久负盛名、一向密切关注中国国内动向的自由亚洲电台迅速作出反应,该台著名记者高山将采访电话直接打到了杭州市公安局网警大队!以下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导:

星期四,大陆著名人文思想网站爱琴海网,被浙江省新闻办和浙江省信息管理局,以网站刊登了大量海外媒体的报导,和刊登大量新闻报导为由,强行关闭。 

据悉,这也是该网站第三次被关。星期三,网站就被杭州市公安局网警大队,以网站有大量“非法信息”为由关闭。经交涉后得已恢复运行,但仅仅在一天后,再度被封杀。记者打电话到杭州市公安局网警大队,询问当局为什么查封爱琴海网站—- 

网警大队:“如果你要查询关闭原因,首先你要查询是哪里关闭的?不一定是公安关闭的。” 

记者:“他说是杭州市公安局网警大队,以网站有大量非法信息为由关闭的。” 

网警大队:“那你现在想怎样呢?” 

记者:“这个网站现在要查是查不到了。” 

网警大队:“那就是关闭了,那肯定除了公安没这个权限了,它肯定是有这个情况才关闭的。”

由于当时事发突然,资讯披露不够充分,前二天爱琴海遭封是出于杭州市网警大之手,所以该记者的采访电话,还是首先打给了这个在文明世界绝无仅有的“网络警察”部门。而网警大队语焉不详、前后矛盾的回答真让人匪夷所思。紧接着,高山就此事访问了香港《开放》杂志执行编辑蔡咏梅女士。

蔡咏梅女士表示,过去几年中国不断有互联网站遭到当局查封,其中著名网站就有《民主与自由网》和《中国选举与治理网》曾多次被查封。
蔡咏梅说:“它这个封网一直在封,第一个被封的人文网站,好像是《思想的境界》,好几年前了,是南京的青年学者建的网站,当时很出名,被当局认为里面讨论的思想很自由,已经超过中共当局的意识型态的框架,所以就禁掉了。虽然中共政权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查封各类网站,但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被查封的网站可以迅速地再次建立起来。好像捉迷藏一样,你关了这个,第二个又冒出来了。当年封“思想的境界”时候,很多人痛心疾首,后来发现,你封了这个网站,我们就建立新的网站。网络信息的攻防战一直持续,当局建立庞大的网络警察队伍,还花了很多钱搞“金盾工程”,但是这种高科技技术还是防不胜防的。目前,中宣部查封刊物或封闭网站,往往会遭到舆论的反弹,《中国青年报》旗下的《冰点》周刊被查封后,很快又复刊就是一个例子。” 

蔡咏梅评论说:“《冰点》这个事情为什么很大呢?大家都说,第一个,你这个思想控制是不对的,就是思想、言论、应该能够自由表达,信息能够自由流通。第二个,管这个的中宣部,你有没有权力管这个?你没有权力,因为你是党的一个宣传部,你就管你党内的事,你没有权力管媒体。” 

蔡咏梅女士最后呼吁中共政权,尊重公民的知情权,尽快停止查封民众喜欢的各类网站。(完)

《大纪元》网站和《博讯》新闻网以第一时间转发了自由亚洲电台的这篇采访稿,均以“大陆著名人文思想网站爱琴海网遭查封”为醒目标题,进一步绷紧了国际舆论的感觉神经!

与此同时,站长林辉在《博讯》上发表了《从爱琴海封杀事件看女网警的素质》一文,对于这次采访中杭州市网警大队官员的回答作了辛辣的讽刺:

仅仅在同一分钟内,一会儿说不一定是公安关闭的,一会儿说那肯定除了公安没这个权限了,这前后的逻辑关系令人诧异或哭笑不得。

爱琴海网站的最后一次被封杀出面单位是省新闻办,刚听到女网警前面那一句时,我觉得回答得“真好”!“不一定是公安关闭的”,含蓄地向外表达了“网络安全”的多头管理、严密封锁,引导我们去把目标对准另外单位,找出更多“凶手”,同时也“不卑不亢”地表示了公安也可以“执法”,而且委婉地体现了公安有时候也是很无奈,地位不够,权力不集中,还有其它单位可以越过他们直接去封杀网站,分流甚至凌驾于他们的权力。

可是听到后面一句就大跌眼镜了,而且用的是“肯定”句。难道她不知道除了公安没有其它单位拥有这个权力了?可是刚刚还说“不一定是公安关闭的”,那么难道是公安之外的有此特权的单位不能说出口?替更重要的部门背下这口锅?或者干脆就是其思维不正常,逻辑混乱,而且态度俨然官僚味十足,看来是不适合呆在大陆公安的队伍了,尤其是回答境外记者提问尚如此口不遮拦丑态毕现,严重影响了公安“正直、为民、透明、智慧”的形象。

此前,面对网站被封杀,作为站长,林辉已在博讯博客上简洁有力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我们相信,不需多久,爱琴海网将顽强地再生。”(完)

这是2006年3月10日,爱琴海被封杀之后的第一天,自由亚洲电台、大纪元、博讯和开放杂志所发出的正义之声,实为此后即将掀起的“爱琴海事件舆论风暴”之前奏。

2006.5.27.宁波

 

秽语爆炸和文化英雄

从陈凯歌与胡戈、白烨(陆天明)与韩寒,到朱伟跟陈丹青,21世纪零年代的文化冲突,正在变得日益频繁和激烈。奇怪的是,所有这些冲突都受到韩寒“80后”身份的屏蔽。这个书商炒作的伪概念,竟然成为价值判断的逻辑前提。但它却多少表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反叛的旗帜,已经部分地转移到了青年一代手里。
 
然而,这与其说是代际和时间的断裂,不如说是一种深刻的空间冲突,它包含着主流价值和非主流价值、国家主义和流氓主义、威权主义和自由主义、权力资本和市场资本、保守主义和文化先锋、官方立场和民间立场之间的激烈矛盾。这些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描绘着21世纪文化地图的微妙格局。
 
韩寒战胜对手的武器,无非来自三个方面,其一,文化消费市场和大量韩粉的后盾;其二,对方的文学“炒作劣迹”,其三,犀利坚硬的秽语。鉴于篇幅的原因,我在本文中只能指涉第三者,因为它被严重关注,却又缺乏必要的阐释。
 
中国的流氓话语体系,是色语、酷语和秽语的三位一体。但迄今为止,我们对秽语的探讨,还只是一个粗陋的开端。但韩白事件是出色的研究范本,它验证了秽语在中国文化转型中的重大意义。
 
秽语是所有脏词的总和。但有时只需一个简洁的“操”字,便能令个体的言说获得非凡的力度。《淮南子》声称,从前仓颉造字,天上居然下起了粟米,鬼神都在夜间哭泣,这无非就是在描述脏字诞生时的情景。在话语暴力的等级上,没有任何一种语词能跟脏词媲美。鲁迅所指称的“国骂”(“他妈的”),早已更新换代,变得更加短促尖锐。在北京“工体”的比赛现场,数万人高喊“傻×”,已是惊天动地之举;而如今,上千万人在互联网上一起说“靠”和操“×”,更是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
 
秽语并非中国人的独家发明。早在上世纪60年代,诗人艾伦 金斯伯格就以一首《在美国》狠操了美国的屁股。这是西方前卫诗人的嚎叫,它以“跨掉的一代”名义,击碎了保守的中产阶级秩序。此后跟进的是黑人说唱(RAP),它把欧美文化拖入动荡不安的“发渴(FUCK)时代”。
 
秽语的艺术功能是不言而喻的,它是草根方言,也是粗鄙美学,但它过去一直被组合在优雅的文体里,成为传统文学的细小点缀。这种状态在80年代才被彻底推翻。只要观察一下现代诗歌的演化路线,我们就会发现,从“莽汉主义”和“非非主义”开始,经过伊沙、徐江和沈浩波,“口语派”诗歌在不断加强脏词的数量和力度,藉此实施美学政变的阴谋。但这依然只是发生在诗歌内部的小众事变。
 
博客时代的广场效应,一举修改了秽语的命运,令其散发出令人惊异的光辉。我们正在面对一个“脏词大爆炸”的时代,它在数码世界里迅速繁殖,变得更加孔武有力,全面颠覆着国家主义的话语堡垒,令其崩溃在文化对抗的前线。自从文学书写和消费主义结盟以来,主流话语早已丧失活力,退化成一堆干枯的行政公文。而在大面积的秽语爆炸中,我们听见了话语泼皮们的豪迈笑声。
 
但是,文学以外的秽语,除了弑父和颠覆主流价值以外,还拥有一些更为复杂的功能:1、帮助言说者确立文化挑衅和道德反叛的姿态;2、增加言说者的暴力指数,击打对方的羞耻神经,令其彻底崩溃;3、最简洁的意识形态表态,以粗鄙的方式划清自己跟其他优雅群体的身份界线。4、秽语疗法还能成为精神压抑者的痰盂,抑或成为话语大麻,用以获取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快感。
 
然而,并非所有的秽语都跟反叛相关。我曾在网上听过一名上海酒吧女歌手的冗长说唱,几乎每个句子都由脏词编织而成,这显然超出了女性的羞耻底线,但它却博得了“秽语消费者”的青睐。在一个就连狗尿都能被包装成香水的年代,秽语成为走俏的文化消费品是理所当然的。看不清这一点,就无法对韩白事件做出完整的判断。
 
韩寒的系列短文迅速扩大为一场风格粗鄙的战争,并引发互联网民众的秽语狂欢。韩寒就此成了董存瑞式的文化英雄。白烨的退场加强了这种印象,即秽语是战无不胜的,它是后集权时代的最高兵器。它所引发的秽语崇拜,势必与戏仿和反讽一道,演化为经久不息的文化浪潮。
 
尽管秽语是文化颠覆的革命性工具,它仍然面临着三个无法超越的难题:第一,秽语运用的法学底线究竟在什么地方,也就是在文化争论中,秽语很容易对他人构成违法性伤害;第二,要是它被“无名氏”毫无节制地利用,就会成为滋养互联网骂客和文化犬儒的超级摇篮;第三,秽语可以是文化爆破的炸药,却终究不是文化建构的水泥。就其本性而言,秽语就是秽语,它永远都无法成为支撑新话语的脊梁。
 
本文题图:秦秀杰《不是疲劳也不是困倦》

当代流氓叙事的文学先驱

 
当代流氓叙事的文学先驱
 
不仅在八十年代,而且在此后的许多年里,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始终被文学批评家视为八十年代最具反叛性的作品之一,这种误读已经蔓延为文学教材的一个可笑的“共识”。刘索拉从反叛的叙事开始,却最终站回到了秩序一边,她对优雅趣味的内在爱好,无疑代表着一种普遍的欲求。八十年代的文化精英恪守着一个共同的文化秘密,那就是指望在国家主义的美学框架内获得身份、荣誉和尊严。
 
来自清洁工的初级反讽
 
与刘索拉式的学院主义梦想截然不同的是,一个叫做徐星的全聚德烤鸭店清洁工,在其处女作小说《无主题变奏》中,以前所未有的流氓姿态,说出了对学院和知识的深切敌意。由于拥有类似《麦田的守望者》的嬉皮面貌,这部小说时常被人拿来与《你别无选择》相提并论,而它实际上不过是前者的一个逻辑反题,而且比刘索拉的处女作更逼近反叛的本质。在某种程度上,徐星是当代流氓小说的真正先驱,而《无主题变奏》则是八十年代第一部被公开发表的流氓小说,它为王朔主义的流行开辟了道路。
 
徐星的主人公是个退学者,一个从大学校园逃走的“流氓”。他的音乐学院女友Q期待他成为“国家栋梁”,或者至少成为一个“有身份的人”,这其实就是八十年代广泛的身份呼吁的一种个人回声。她鼓励他报考戏剧学院,甚至在名人的关怀下从事“文学写作”,但最终都以破产告终。Q大失所望,泪流满面地绝尘而去。而主角则继续过他的恍恍惚惚的“没出息”日子。这部写于1981年、发表于1985年的自传性小说,率先使用了包括“他妈的”在内的大量脏词,并且第一次以北京混混儿的玩世不恭的眼神打量了世界。它所摆出的流氓话语姿态,令主流文学界感到震惊。它从一开始就明确地把学院及其知识份子当作精神死敌。这个立场以后成为王朔主义的核心秘密武器之一。
 
但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仅仅是他所有小说中最初的和最弱的一部。在此后的数年里,这个业余小说家继续推进着他的流氓叙事,并且企及了包括脏词和色语在内的流氓主义文学的所有特征:街头无业游民的痞子形象、流浪无羁的生涯、无聊和零度信仰的趣味、饶舌与贫嘴、犀利的嘲讽与自嘲、反讽式的叙事,如此等等。基于徐星和王朔的小说互动(他们的互相阅读、抚摸和影响),流氓小说日益成熟,并且大步走向它的高潮。
 
《帮忙》(1987年)演示了一场街头混混与知识份子的小酒馆话语战争,《无为在歧路》是对一群疯人院里的“病人”的灵魂解读;《饥饿的老鼠》(1987)的主人公李泗7是个城市浪子,除了站在十字路口给人指路,便无所事事。他是城市的游魂,白天在大街上闲逛,夜晚则与天花板上的老鼠和蜘蛛结伴,轻微得几乎不被人感觉到其存在。同所有的流氓
一样,徐星笔下的流氓自己选择成为没有“身份”(“单位”、“户籍”和“家庭”等等)的人,继而又由于“身份”丢失而成为没有国家主义“价值”(“社会贡献”)的“行尸走肉”。
 
流氓色语的觉醒
 
徐星小说的真正代表是《剩下的都属于你》(1988年),一部完全被那些主流批评家忽略的“秘密”杰作,尽管它汲汲无名,几乎没有什么读者,但它无疑是八十年代流氓叙事的范本,为王小波们的日后书写指引了方向。它讲述两个没有“身份”和钱财的浪子,混遍中国各大城市的经历:欺诈,演戏、赌博,斗殴,与街头的流莺们调情,并且要在这种放
肆的猥亵中获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慰藉――
 
我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大腿,心里感动极了。女人,我是那么地爱你们,我曾一次又一次逃命似地奔向你们的怀抱,在那里把一切都忘掉,就像一个无力自拔的鸦片鬼,在那里让自己感觉到生命,从生命的另一个方面吮吸着生命,除此以外一切都让我感到茫然、无力……
 
我吃惊地发现她的/腿/光滑细润,和一切淑女贵妇们一样,这个感觉让我震动,既然一个婊/子的大/腿也如此美好,那你从懂事起就一次用生命爱过的女人究竟是什么吸引了你?我觉得就在这一刹那我在宏观的意义上懂得了爱情!
妓女的大/腿就这样启发了流氓的全部感受。这肉身的肢体是反道德的符码,被色语无耻地推向了美学的前台,接受着流氓的检阅。在审视、抚摸和感叹之间,流氓的历史愿望悄然浮现了。在任何时候,流氓总是渴望取消社会等级制度。
 
相似的大/腿消解了妓/女和淑女之间的差异,事实上也消解了流氓和绅士的身份差别,妓/女是流氓的一个跨性别的镜像。而这就是流氓的信念和哲学,它从比较身体学的角度吁请着对妓/女的赞美。此外,这种独白方式里所蕴含的近乎天真的无耻,正是当时生活美学的一个逼真的图影。在八十年代北京,这种无耻的抚摸就是最高的“潇洒”。
 
身份创伤和潇洒主义
 
然而,流氓并不能从自由游荡中获得。甚至街头妓/女都对这样穷困潦倒的流氓表示了轻蔑。这是十分严重的事端,因为妓/女的肉体是流氓自以为可以征服的最后一种事物。《剩下的都属于你》的色语化叙事里浸润着一种罕见的忧伤调子。经过无数次的挫败和一次被人暴打而昏迷之后,流氓在浓烈的忧伤里结束了他的游荡和叙述――
 
……在这纸醉金迷的黄昏时分,我感到一种由衷的悲伤。
 
你到了这个大陆的灯红酒绿的尽头,在这么一个醉熏熏的黄昏里,你心里充满了寂寥。你不能再前往,你以为你总会有无限的什么,会鼓舞你无刨根问底,鼓舞着你心府里残存的对神秘的一丝渴望。现在你知道一切都是可知的,剩下的就是这些,用不着你费尽心思,剩下的就是这些,这些都属于你……
 
我深深地思念那二十二岁的心爱的婊/子。
 
这似乎已经走了流氓道路的尽头:轻贱、贫困、孤独、悲凉、被灯红酒绿的世界所永久地遗弃。他的全部境遇似乎都在喊出一个昆德拉式的短语――“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潇洒的美学最终展现出其内在的悲痛。这其实就是身份和价值尽丧的创伤性苦痛。流氓一方面选择成为没有身份与价值的人,一方面又为这种选择所导致的后果而绝望。他只能怀念一个对他表示轻蔑的妓/女,但正是这个女人埋葬了流氓仅剩的梦想。
 
流氓的这种“身份创伤”无疑引发了阅读者深切的同情。这是把流氓叙事道德化的重要策略之一。徐星和他的同事王朔都是擅长在流氓话语(色语和酷语)中掺入道德话语的高手。城市流浪者被送进了一个与国家主义截然不同的语境,在那样的语境中,所有的“罪恶”(欺诈、偷窃、斗殴和猥/亵)不仅在反叛的逻辑上是合理的,而且拥有了一个适度的美学轮廓,这就是“潇洒主义”以及隐藏在潇洒背后的无尽的悲伤。
 
在七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前期,新秩序尚在建设之中,社会的整体性过渡旷日持久,许多人长期置身于身份缺失的状态。“身份创伤”引发的痛楚笼罩了整个中国,令它散发出一种混乱的精神分裂的气息。必须深切地注意到“潇洒”这个词的意义,它是八十年代日常美学的最高尺度,用以描述一种东方化的痛苦消解精神模式。它是处理“身份悲伤”的重要文化机制。它来自渴望进入新秩序的知识精英,而最终却被全体人民所熟练地掌握,成为八十年代的一个“超级关键词”。流氓作家同时使用这两个貌似对抗的事物,用它们共同编织着流氓的迷人面容。潇洒从流氓的无耻行径的深处,散发出了人类情感的芬芳。作家企图告诉我们,基于社会逼迫的原因,流氓其实就是那种需要特别加以关切的事物。
 
(作者声明,本文中的“流氓”一词,完全是一个中性语词,指陈那些转型社会中的身份丧失者。中国官方关于流氓的政治定义,与本文没有任何关系)
 
 

京不特:记忆就在这时打开了那个年代

为阿钟诗集《拷问灵魂》而写

“记忆就在这时打开了那个年代”(代跋)

 • 京不特 • 

“墙被墙围困着。这是深沉年代的回响”。然而在另一边,“我们仍在倾听深沉年代的回响”。

三月份回上海的时候,我和我的丹麦学弟索伦一同游逛上海过去我曾经在过的地方。上海师大、虹口公园、唐山路周家嘴路一带,以及过去的北火车站等等。我还是在不死心地寻找一点八十年代的痕迹,而索伦则跟在后面帮我拼命拍照。在丹麦我一直希望自己回上海还能找到青春风雨的痕迹,然而错位的时光和夸耀着的繁华已经把我想要寻找的东西冲刷得没有踪影。让我稍稍进入一种重温的心境的,却是索伦的一场失恋,——那天晚上我陪着他在瓢泼的大雨中从中潭路走到上海火车站,这是一种对八十年代凄凉的浪漫主义的重温。上海中潭路这个区域是我在上一个世纪从不曾到过的地方,我现在对这一地段突然变得熟悉只是因为七格。我到上海时就住在七格家,而以后,我想我记忆中最醒目的上海就会是这个地方了:中潭路轻轨站,宜川商业区以及七格的中远两湾城。
在八十年代,我曾是一个上海的男孩,我那时有一半伙伴是上海的诗人们。八十年代的上海有许多地方是使得这个城市成为了“我的上海”的标记,然而今天这些标记已经被彻底抹去了,在之上覆盖着的是平地窜起的高楼、盘旋的高速公路和跳耀的霓虹灯。比如说,在我们走过了宝山路继续向前的时候,本来我想对索伦说:就是这里,罗浮路69弄,二十年前阿钟的家。但是这个地方已经不存在了,我甚至无法指点出它“故址”的准确方位。无论如何,我知道就是在这一带。我还能够找到川公路,虽然它已经面目皆非。

     这段巷子中我成为自己的枯像
     就是这一夜外加给我的
     而深深地滑动于小孩的走动之中

如果阳光的影子再向前移动一点,秋阳之下就会是那些静止不动的梧桐树。那是八十年代的中期,近二十年了。那是在八五年的延中星期茶座,我和阿钟认识了,当时他是一个以闻一多的格言“戴着镣铐跳舞”要求自己的诗人。那地方离陕西北路的一个教堂很近,我记不得是不是叫沐恩堂,附带有一个神学院。一些大学生、一些文学爱好者以及一些喜欢交际的人们,每星期天总会有许多这样的人们,去那个茶座。我知道那个地方,是因为吴非在华东师大丽娃茶社的“海上”集会中向我提及过。阿钟常常在那里出现。我也带着各种诗集去了那里。我记不清楚我们最初相遇的情形,因为那时的各种聚会有着一种“大时代”的气氛,每一次你都能像经历大爆炸一样地认识许多朋友。在大多数时候,他是一个宁静的旁观者,因为他相对年长的缘故,沉稳的微笑、朴素整洁的衣着以及五四传统影响之下的严谨的诗歌观。他说他住在罗浮路,在北站那里。在他身旁常常有一个戴眼镜的中学老师在和他讨论文学和审美。我自己那时候还处在青春骚动的状态,竖着蓬乱的长发披着肮脏的外套情绪激动地到处上窜下跳,宣扬诗歌技巧上的感觉派和诗歌意识上的无赖派。就这样,在几杯茶几支烟之后我们就会碰到一起。为什么要有格律,那是些白话文的诗句?然而我读到了他音韵整齐的《我是一个乞丐》,尖利的牙齿隐藏在修净的儒相之下,黑亮的刀刃在有规有矩的节拍之下闪动着。少年气盛的心灵激荡很难留意到沉稳的文字底下潜流着的颠覆性渗透——灵魂中的魔鬼在那里跃跃欲试,然而它在那里。他也在那里,用他清矍的字迹将它书写出来。因为他将用诗句去经受它的试探。
那时我们的交往并不多。
默默郁郁和孟浪开始“天天文化”,郁郁办大陆、卡欣办木偶。在茶座里,吴非也在开始办南方。漫流他们则继续办海上。阿钟最初的诗歌社会活动也是在那个阶段。人们一开始是去罗浮路他家里拜访他;然后,他在川公路有了自己的陋室(那是一个集体事业单位的仓库兼办公室),渐渐地,这陋室成了夜半文学沙龙。
我仍旧在上海师大。有时候想到要在创作中反抗,就和默默弄了一下撒娇(后来机会多了,就成了朋友们共同的撒娇);有时候想要在疯狂中创作,就和默默弄一下口兽(随着时间流转,其他朋友们也常常轮番口兽)。我仍旧在上海师大,但有时候去了王依群那里之后就会到阿钟这里。罗浮路是一条阳光映着浮尘的瘦窄小巷,我就在那里找到他;然后我们一同慢慢地走到另一条小巷,那是川公路,我们在那里坐到夜晚,夏天是邻里的脚步声,坐到深夜,深夜有火车的鸣笛声。
后来撒娇和口兽都不再是上海师大的事件了。从本质上说,那是一些过眼烟云,因为人间道不平而起,因为人间道不平而再起;过眼的烟云去了又来,来了又去。那时候默默为天涯若比邻而激动,因为在四川有莽汉的朋友而在上海有撒娇的朋友。阿钟说,也撒娇一下吧,于是他有时候就是鬼谷老祖;也口兽一下吧,我们一同在川公路的巷子深处端坐……
八六年夏天,我从上海师大数学系毕业,然后成为了向东中学的数学教师。向东中学距离罗浮路的小巷69弄一百米不到。我们总是坐在川公路。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然后阿钟接手了大陆的编印工作,于是不久就有了《八面来风》。这也是一项地下工作,——上海的地下文学运动。
其实也无所谓地下的说法。那时他是一个热爱诗歌创作的人,创作并且关注别人的创作。他是一个悲观的人,昏暗的主题在那里酝酿着。

     为什么不想死去
     只是为了从苦难中摆脱出来
     做一个没有用的人

(九十年代有一段时间,他在叔本华的《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中得到了心灵的共鸣,好像那是他创作昏暗主题的阶段吧。悲观的阴影使得白天在诗句之中倒下了,然而现在诗人阿钟站在那里,并且不时地在萧瑟的废墟上徜徉着。)
上海的现实氛围一直是一种试图扼杀诗歌的现实。一九八六年一只毒手袭击了默默禁陷了张广天。一九八七年我自己也在这同一只毒手的恶意抚摸之下元气虚竭地离开了上海。离开上海是一个秘密的行为,我记得那天晚上在何可家和阿钟临别时的狂饮,那天还有张阳、吴振伟和魏琪。我喝醉了,上了火车,同行的是黄振耀。之后,我在西双版纳,而阿钟在上海。
冬天到了,邮递员把一张邮包领取凭单送到罗浮路69弄117号,单子说邮包里的东西是一颗脑袋。他去邮局取出了邮件。那是一只椰子。我在西双版纳,而阿钟在上海。
他在上海。写诗。写更多诗。
八八年我和阿钟在南京重逢,然后随他一同回到上海。在去广化寺之前,我常常在他那里。在他的川公路陋室里,我们一同写诗。来来往往的朋友也很多,张阳、卢斯、施政他们,陈刚、王一梁他们。然后我去了广化寺。阿钟说,你是身子在流浪,我是灵魂在流浪。

     我在人群中混迹
     在语词的愤怒的联合中我终于抹掉了
     神性的锋芒
     而我似乎没有在这土地上生存

我当时是带着皈依者的心情到了莆田,念佛打坐。在广化寺的香火烛光和佛号声声之中,偶尔也能感觉到自己的内心骚动,而真正撼动我的“尘世中事”则是王一梁寄来的《亚文化未定稿•第一期》。而这时那只毒手又在伸向广化寺,于是我决定去缅泰的佛教地带。在离开中国之前,我又到上海。在那些晚冬的夜晚,阿钟、陈刚和我一同参与了王一梁的《亚文化未定稿》的工作。这时候我常常读到阿钟的诗歌,在诗艺上,我读到阿钟游刃有余的自由自在;在诗意上,我则仍然感受着阿钟一贯的生命悲观主义,——也许那是使得他后来发现叔本华的因由吧。那些晚冬的深夜,阿钟的诗歌、一梁的亚文化散文和苏芮的《尘缘》。后来,我就从西双版纳出发去了缅甸泰国。

九十年代是我远离故土的日子,或者说,在八九年的春天我就已经永远地失去了这故土。阿钟仍然在上海。那是一个资本原始积累时代的上海。阿钟继续写着黑色的诗卷,我偶尔在世界的另一边读到它们。在我所无法重归的那片土地上,九十年代发生了许许多多。等我在2000年重新回到中国的时候,它已经不再是故土。我第一次回国是从哥本哈根飞经伦敦而到北京,那也是我第一次到北京。我首先遇到的不是我八十年代的那些老朋友,而是新朋友马骅。马骅首先是阿钟一梁他们的朋友——他们在上海有过一个共同的九十年代。那次我没有见到仍处在那只毒手之中的一梁。和阿钟重逢的感觉是,他看上去变化并不大;他告诉我说,他在吃斋。
我回到上海的感受就是:我失去了自己梦中的上海。然而我们在继续失去着,九十年代上海的朋友们失去了阿大,到了新世纪,我失去了我的新朋友马骅。阿钟和一梁都拒绝接受这个现实,阿钟甚至说马骅仍然在给他打电话,但是韩博说,阿钟手机上的那个号码肯定是一个错觉。我们的日子流失了,我们的朋友们也一个一个地离去,我们为自己留下诗句,甚至这些诗句也都在流失。现在诗歌在我们眼里不再像八十年代那样有着其本身的意义,因为我们把这短暂的生命看得更为清晰。
但即使是一些流失着的诗句,我们毕竟在这个世界中写下过它们。它们不是人世间真理的依据,但它们是生命历程的见证。回首相望,我们已尽历了沧桑。沧桑在记忆里是过眼烟云,那么,就让我们看这些诗句吧:

     真理,这个可怕的字眼是如此沉重
     在此请不要将我的思想腰斩
     不要让我的联想中断
     不要为我的文章分段
     因为我厌恶整容
     因为我似乎没有在这块土地上生存

这是一些九十年代的诗句。他似乎没有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然而他确确实实地在这片土地上。到了新世纪再回头,仿佛“昏眩的一生”只是老式日光灯管下的烟雾,“在屋子里弥漫”。
今天在上海这片土地上有的是五彩缤纷的现代化建筑,而在这繁华的另一面,八十年代梦中的最后一点幽光已经熄灭很久了。“神圣的病毒在阳光下骄傲地舞蹈”,寒碜的理想主义“又一次昏倒是为了成熟的死亡”;阿钟为自己留下诗歌;但我们今天知道,诗歌是不再能够支承生命的诗歌。或许他觉得,意义的表达是陈腐的辞句;或许他觉得,无意义的表达一样是陈腐的辞句;因此他写下了那在八十年代曾经是非常平凡的陈述——“田野里一片茂盛”,如今上海已不再有这样的夏景了,我以我在八十年代读到的歌德诗句接上来说,——“美丽的声音化为乌有,音乐还在记忆中颤抖”。
或许我只能以这点记忆来作为阿钟诗集的跋。我是一个不喜欢谈论诗歌结构的人,那么让我们直接阅读他的诗歌吧,直接阅读从这些诗歌中的显现出来的悲观者吧。上海的夜晚越来越灯火辉煌,我们在这喧嚣之中随便打开这本诗集,随便翻到其中的一页。周围有很多人,或者,也许人们都已经回家;华灯下的街面打扫得很干净,或者,也许你是在一个肮脏的拆迁地域;你看见在小区里打太极拳的人,或者,眼前是一个盲流的民工在街边吃面。其实我们已经出离了记忆。这是新世纪。这是在上海。

     天黑得只能开灯了
     这时也已看不见天上的蓝

傅国涌:教育经费投入为什么总是严重不足?

《学习时报》[2006320]的一篇文章指出,今年“两会”期间,有两组数据引人注目,一是关于行政成本,25年当中增长了87倍,一是关于大学学费,从改革之初到2005年的20年,上涨了25倍。前者正是后者的原因,行政成本占了财政总收入的1/41/3,以致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增加教育的投入,从而导致学费节节上涨。此前,《人民日报》就曾经报道过,80年代末以来大学学费涨了2550倍,而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实际上只增长2.3倍。高校学费涨幅之大、涨价之快都超过了普通老百姓收入增长的幅度与速度,脱离了基本国情,所谓的“教育产业化”导向受到了社会舆论日渐强烈的批评

我国教育经费的投入长期以来严重不足,公共教育支出目前在GDP中所占比例尚未达到过4%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到2000年我国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要达到4%,事实上到2005年我国的教育支出3951.59亿元,占GDP比例仅仅是2.16%,低于2004年的2.79%,也低于2002年的3.41%。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调查数据,我国的人均教育公共支出为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1/4,在世界153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第145位。20039月,在仔细考察了中国的教育状况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教育权报告员托马舍夫斯基认为,中国的教育经费不仅所占全国生产总值的比例低得令人吃惊,而且政府预算部分只占其中的53%,另外的47%是由家长或其他来源填补的。她说,中国人均教育开支之少连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我们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实际上是以世界教育总支出的1.04%,担负着全球正规教育在校学生中的17.9%

以往我们常常听说,教育投入之所以不足,是因为国家财力不足,事实真的如此吗?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先生的提案《关于党政机关带头发扬艰苦奋斗传统的建议》引起了舆论的聚焦,他在这份提案中痛心地指出,从1978年到2003年的25年间,我们的行政成本增长了87倍。行政管理费用增长之快(平均每年增长23%)、成本之高,都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中国青年报》36日的报道更具体,仅仅2005年,国家各级行政机关公车消费就达到3000亿元、公款吃喝2000亿元、公款考察旅游1000亿元,三项合计6000亿元以上,占全年国家财政收入的20%,几乎相当于全部教育经费的2倍。遏止行政费用暴涨的势头,使国家财政资金能向教育、医疗等方面倾斜,这不光是任玉岭等具有参政议政资格的人们的意愿,也是所有国人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