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流氓叙事的文学先驱
不仅在八十年代，而且在此后的许多年里，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始终被文学批评家视为八十年代最具反叛性的作品之一，这种误读已经蔓延为文学教材的一个可笑的“共识”。刘索拉从反叛的叙事开始，却最终站回到了秩序一边，她对优雅趣味的内在爱好，无疑代表着一种普遍的欲求。八十年代的文化精英恪守着一个共同的文化秘密，那就是指望在国家主义的美学框架内获得身份、荣誉和尊严。
来自清洁工的初级反讽
与刘索拉式的学院主义梦想截然不同的是，一个叫做徐星的全聚德烤鸭店清洁工，在其处女作小说《无主题变奏》中，以前所未有的流氓姿态，说出了对学院和知识的深切敌意。由于拥有类似《麦田的守望者》的嬉皮面貌，这部小说时常被人拿来与《你别无选择》相提并论，而它实际上不过是前者的一个逻辑反题，而且比刘索拉的处女作更逼近反叛的本质。在某种程度上，徐星是当代流氓小说的真正先驱，而《无主题变奏》则是八十年代第一部被公开发表的流氓小说，它为王朔主义的流行开辟了道路。
徐星的主人公是个退学者，一个从大学校园逃走的“流氓”。他的音乐学院女友Q期待他成为“国家栋梁”，或者至少成为一个“有身份的人”，这其实就是八十年代广泛的身份呼吁的一种个人回声。她鼓励他报考戏剧学院，甚至在名人的关怀下从事“文学写作”，但最终都以破产告终。Q大失所望，泪流满面地绝尘而去。而主角则继续过他的恍恍惚惚的“没出息”日子。这部写于1981年、发表于1985年的自传性小说，率先使用了包括“他妈的”在内的大量脏词，并且第一次以北京混混儿的玩世不恭的眼神打量了世界。它所摆出的流氓话语姿态，令主流文学界感到震惊。它从一开始就明确地把学院及其知识份子当作精神死敌。这个立场以后成为王朔主义的核心秘密武器之一。
但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仅仅是他所有小说中最初的和最弱的一部。在此后的数年里，这个业余小说家继续推进着他的流氓叙事，并且企及了包括脏词和色语在内的流氓主义文学的所有特征：街头无业游民的痞子形象、流浪无羁的生涯、无聊和零度信仰的趣味、饶舌与贫嘴、犀利的嘲讽与自嘲、反讽式的叙事，如此等等。基于徐星和王朔的小说互动（他们的互相阅读、抚摸和影响），流氓小说日益成熟，并且大步走向它的高潮。
《帮忙》（1987年）演示了一场街头混混与知识份子的小酒馆话语战争，《无为在歧路》是对一群疯人院里的“病人”的灵魂解读；《饥饿的老鼠》（1987）的主人公李泗7是个城市浪子，除了站在十字路口给人指路，便无所事事。他是城市的游魂，白天在大街上闲逛，夜晚则与天花板上的老鼠和蜘蛛结伴，轻微得几乎不被人感觉到其存在。同所有的流氓
一样，徐星笔下的流氓自己选择成为没有“身份”（“单位”、“户籍”和“家庭”等等）的人，继而又由于“身份”丢失而成为没有国家主义“价值”（“社会贡献”）的“行尸走肉”。
流氓色语的觉醒
徐星小说的真正代表是《剩下的都属于你》（1988年），一部完全被那些主流批评家忽略的“秘密”杰作，尽管它汲汲无名，几乎没有什么读者，但它无疑是八十年代流氓叙事的范本，为王小波们的日后书写指引了方向。它讲述两个没有“身份”和钱财的浪子，混遍中国各大城市的经历：欺诈，演戏、赌博，斗殴，与街头的流莺们调情，并且要在这种放
肆的猥亵中获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慰藉――
我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大腿，心里感动极了。女人，我是那么地爱你们，我曾一次又一次逃命似地奔向你们的怀抱，在那里把一切都忘掉，就像一个无力自拔的鸦片鬼，在那里让自己感觉到生命，从生命的另一个方面吮吸着生命，除此以外一切都让我感到茫然、无力……
我吃惊地发现她的/腿/光滑细润，和一切淑女贵妇们一样，这个感觉让我震动，既然一个婊/子的大/腿也如此美好，那你从懂事起就一次用生命爱过的女人究竟是什么吸引了你？我觉得就在这一刹那我在宏观的意义上懂得了爱情！
妓女的大/腿就这样启发了流氓的全部感受。这肉身的肢体是反道德的符码，被色语无耻地推向了美学的前台，接受着流氓的检阅。在审视、抚摸和感叹之间，流氓的历史愿望悄然浮现了。在任何时候，流氓总是渴望取消社会等级制度。
相似的大/腿消解了妓/女和淑女之间的差异，事实上也消解了流氓和绅士的身份差别，妓/女是流氓的一个跨性别的镜像。而这就是流氓的信念和哲学，它从比较身体学的角度吁请着对妓/女的赞美。此外，这种独白方式里所蕴含的近乎天真的无耻，正是当时生活美学的一个逼真的图影。在八十年代北京，这种无耻的抚摸就是最高的“潇洒”。
身份创伤和潇洒主义
然而，流氓并不能从自由游荡中获得。甚至街头妓/女都对这样穷困潦倒的流氓表示了轻蔑。这是十分严重的事端，因为妓/女的肉体是流氓自以为可以征服的最后一种事物。《剩下的都属于你》的色语化叙事里浸润着一种罕见的忧伤调子。经过无数次的挫败和一次被人暴打而昏迷之后，流氓在浓烈的忧伤里结束了他的游荡和叙述――
……在这纸醉金迷的黄昏时分，我感到一种由衷的悲伤。
你到了这个大陆的灯红酒绿的尽头，在这么一个醉熏熏的黄昏里，你心里充满了寂寥。你不能再前往，你以为你总会有无限的什么，会鼓舞你无刨根问底，鼓舞着你心府里残存的对神秘的一丝渴望。现在你知道一切都是可知的，剩下的就是这些，用不着你费尽心思，剩下的就是这些，这些都属于你……
我深深地思念那二十二岁的心爱的婊/子。
这似乎已经走了流氓道路的尽头：轻贱、贫困、孤独、悲凉、被灯红酒绿的世界所永久地遗弃。他的全部境遇似乎都在喊出一个昆德拉式的短语――“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潇洒的美学最终展现出其内在的悲痛。这其实就是身份和价值尽丧的创伤性苦痛。流氓一方面选择成为没有身份与价值的人，一方面又为这种选择所导致的后果而绝望。他只能怀念一个对他表示轻蔑的妓/女，但正是这个女人埋葬了流氓仅剩的梦想。
流氓的这种“身份创伤”无疑引发了阅读者深切的同情。这是把流氓叙事道德化的重要策略之一。徐星和他的同事王朔都是擅长在流氓话语（色语和酷语）中掺入道德话语的高手。城市流浪者被送进了一个与国家主义截然不同的语境，在那样的语境中，所有的“罪恶”（欺诈、偷窃、斗殴和猥/亵）不仅在反叛的逻辑上是合理的，而且拥有了一个适度的美学轮廓，这就是“潇洒主义”以及隐藏在潇洒背后的无尽的悲伤。
在七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前期，新秩序尚在建设之中，社会的整体性过渡旷日持久，许多人长期置身于身份缺失的状态。“身份创伤”引发的痛楚笼罩了整个中国，令它散发出一种混乱的精神分裂的气息。必须深切地注意到“潇洒”这个词的意义，它是八十年代日常美学的最高尺度，用以描述一种东方化的痛苦消解精神模式。它是处理“身份悲伤”的重要文化机制。它来自渴望进入新秩序的知识精英，而最终却被全体人民所熟练地掌握，成为八十年代的一个“超级关键词”。流氓作家同时使用这两个貌似对抗的事物，用它们共同编织着流氓的迷人面容。潇洒从流氓的无耻行径的深处，散发出了人类情感的芬芳。作家企图告诉我们，基于社会逼迫的原因，流氓其实就是那种需要特别加以关切的事物。
（作者声明，本文中的“流氓”一词，完全是一个中性语词，指陈那些转型社会中的身份丧失者。中国官方关于流氓的政治定义，与本文没有任何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