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书既有端起（四川话，指严肃）的时候，也有近乎无聊的时刻。比如读了不少大师的书，他们的道德文章，当然也是记了不少。但我更记得的是，他们喜欢骂人的时候，如章太炎、黄侃、鲁迅、刘文典等，都喜欢骂人。而另外一批令人景仰的人，如蔡元培、胡适、储安平、费孝通、傅斯年等，则不喜骂人。这样对比下来，我就得着了一个粗略的印象，有名士气的古典学者，一般容易指桑骂槐，有杀伐气的则容易动怒。而新派学者，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则以说理居多，进退有度。当然与迅翁论战的人物中亦有近于自由主义者的人物如梁实秋、陈西滢、林语堂等。
我这样对比，并没有高看自由主义的意思，也没有贬低古典学者的企图。人必有疵而引人动怒，动怒则愤深，愤深复技痒，于是江河泄地，如章太炎骂吴稚晖（当然吴的答辩亦不差）；气贯长虹，如欧阳修《与高司谏书》；气急而辞锐，如鲁迅骂梁实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梁的回辩亦算精彩）。人之一生，骂人实属难免，殆人之有郁积，有不平，有无奈，有悲愤，乃人生常态。生此不平之世，当此不平之中土，贪官污吏横行于道，欺凌宵小复炽于国，因之骂声不绝，夤夜犹闻磨牙切齿之声。
当此痛骂之世，复以网络勃兴，骂声不绝，腾播中土而远越泰西。然盗之有道，骂亦必有骂道。所谓骂道者，殆骂时亦不必讲理，亦必恒据事实而来，更不可违法乱宪。裁脏陷害，哪怕是对待死敌，此种方式亦不可取，如此宵小行径，非光明坦荡之人所为。网络乃是非之地，价值多元之区，不必苛求一律而趋同。倘不合己意则痛詈之而后快，网络必成一大骂场，则与猪行马市之牛哞马啸，鸡同鸭讲无异。匿名上网乃国人之自由，言说自由亦是不言自明之理，然匿身网海，作恶龙喷水之混搅，放不负责任之言论，可骂可不骂，当骂不当骂，必骂之而后快，犹如满地溺屎，臭熏逼人。殆曲会南华之道在屎尿耶？更有甚者，置被骂者于死地，痛詈之而鸟兽散，令人悲愤无状，哑声寂默。此网骂不必担责，不当面与人对质，而令人性恶之潘多拉盒子大开之故。知网络如此特性者，必不与骂而无水平者对骂，此将自陷泥淖，降己人格而不自知。
天下可骂之事可骂之人，夥矣。因之中外之人，咸同此好，美语四字经之发达，亦不在中华国骂之下。然自以为生专制之邦，居独裁之国，匍匐蚁行于世，当以骂无良之政府为要。一人之恶，与制度之大恶相较，此小巫之见大巫也。然无论痛骂人物还是诋詈制度，皆以不违法乱宪为上。然恶法当从良，亦是不言自明的。
福州“2·20枪案”中的媒体表现
2001年2月20日，福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王振忠，为帮忙他的朋友争夺他人正在经营的旧车销售市场，把一名居间调停人骗至市场，他指挥数十名警察制造了一起杀人案。现场5名警察用微型冲锋枪对受害人持续扫射，打光弹夹，共发射150枚子弹，受害人中47弹，后又近距离补射两枪。并伪造受害人持枪抢劫现场，再把26辆汽车洗劫一空，最后罗织罪名，使不愿让出旧车市场给王振忠的朋友的经营者，被判入狱（他本是“2·20”枪案的主要射杀目标之一，因为偶然关了手机未能到场，幸免于难）。这就是五年后公安部督办的福州“2·20”枪案。今年5月19日，此案的三名主要罪犯被宣布了一审判决。而王振忠则在此前携一千万美金潜逃美国（家里抄出3000万人民币）。
这是五年后的今天，我们对案件才能这样叙述。而在案发的当时，它被叙述成一个正义的事件。现在，我们还能从互联网搜索到当时的媒体上本案的版本——“2月20日晚10时，一群众报案称，在岳峰地段的福州市旧车辆交易所内，有一伙歹徒持枪抢劫交易市场经理许某。接到报案后，公安干警马上赶赴现场，在警告无效的情况下，将一歹徒击毙在旧车交易大厅左侧的旧车部内，同时活捉两名歹徒，缴获五一式手枪1支，五九式手枪１支，仿六四式手枪１支，子弹30余发，赃款9万余元。”
同时，还有与上述新闻配发的，案发现场那令人触目惊心的新闻图片：销烟犹存的画面，被指弹撕碎的玻璃幕墙，弹痕累累的桌椅，满地飘落的纸张，倒毙的受害人。而报道的标题，则早已越出了新闻所应有客观：《持枪抢劫，毙了活该》。有的报道，则是将这八个大字钳入图片，给人过目难忘的冲击力。
现在，我们终于知道，这一切，除了“被公安击毙”一个情节以外，其余全是假的，包括现场“赃款9万余元”，都是王副局长一伙恶警处心积虑地设置，而后“摆拍”出来的。它是一个彻底颠覆事实，变罪恶为正义的虚假报道。
当然，任何媒体都是可能犯错误的，重要的是如何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就事论事，形成五年前的颠覆事实的报道，说来也很简单，无非是全盘照收了来自公安部门的做案人自己送来的消息。而我们的媒体所实行的通例，对于来自一些重要部门的消息源，是不核实，或者说“没有能力”核实，把消息源当新闻本身，照单全收。现在，我们看到了，这是可能犯错误的。而按照目前世界新闻业的发展水平，核实新闻源，是必不可免的环节。
第二层，是出了新闻事故怎么办。检索互联网，在“假新闻”的关键词下，都会跳出很多相关内容。归纳起来，可以看出：第一，尽管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但假新闻假到“2·20”枪案的程度，还是罕见的；第二，一旦媒体的假新闻被揭露——可能是自己揭露，或者是别的事件引发的追究，当事媒体是一定会有所表现。包括检讨错误，公开真相，并向公众道歉，接着，当事责任人辞职以取信于公众。而这样做下来，公众还未必领情，往往接下来的反思声浪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至于当事媒体保持不着一词的沉默状态，则未之有也。
中国的公众，是饱受媒体考验的。事实表明，他们随时对媒体抱以理解而同情的态度，但是，他们不会为来自同一个渠道的前后矛盾甚至黑白颠倒的消息而感到屈辱。当人们震惊于五年的真相，除了感谢这迟到的消息，不会去考虑媒体的责任。由此可以说，我们的读者是最好的读者，他们始终无条件地相信媒体的舆论监督和喉舌作用。
对媒体来说，这是非常有利的一面。同时，媒体也应该珍惜这样的有利条件。如果媒体不珍惜这样的机会，就辜负了党中央对媒体的要求。无论是五年前还是五十年前，党中央一再强调，媒体必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根据党中央的要求，媒体不仅应该承担相应的道德义务，甚至负担着社会稳定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的重大责任。而“2·20”枪案似的媒体表现，绝非不会带给读者的内心带来伤害，也绝非对社会公义没有破坏作用。（2006年5月24日晚、26日修改。）
这是五年后的今天，我们对案件才能这样叙述。而在案发的当时，它被叙述成一个正义的事件。现在，我们还能从互联网搜索到当时的媒体上本案的版本——“2月20日晚10时，一群众报案称，在岳峰地段的福州市旧车辆交易所内，有一伙歹徒持枪抢劫交易市场经理许某。接到报案后，公安干警马上赶赴现场，在警告无效的情况下，将一歹徒击毙在旧车交易大厅左侧的旧车部内，同时活捉两名歹徒，缴获五一式手枪1支，五九式手枪１支，仿六四式手枪１支，子弹30余发，赃款9万余元。”
同时，还有与上述新闻配发的，案发现场那令人触目惊心的新闻图片：销烟犹存的画面，被指弹撕碎的玻璃幕墙，弹痕累累的桌椅，满地飘落的纸张，倒毙的受害人。而报道的标题，则早已越出了新闻所应有客观：《持枪抢劫，毙了活该》。有的报道，则是将这八个大字钳入图片，给人过目难忘的冲击力。
现在，我们终于知道，这一切，除了“被公安击毙”一个情节以外，其余全是假的，包括现场“赃款9万余元”，都是王副局长一伙恶警处心积虑地设置，而后“摆拍”出来的。它是一个彻底颠覆事实，变罪恶为正义的虚假报道。
当然，任何媒体都是可能犯错误的，重要的是如何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就事论事，形成五年前的颠覆事实的报道，说来也很简单，无非是全盘照收了来自公安部门的做案人自己送来的消息。而我们的媒体所实行的通例，对于来自一些重要部门的消息源，是不核实，或者说“没有能力”核实，把消息源当新闻本身，照单全收。现在，我们看到了，这是可能犯错误的。而按照目前世界新闻业的发展水平，核实新闻源，是必不可免的环节。
第二层，是出了新闻事故怎么办。检索互联网，在“假新闻”的关键词下，都会跳出很多相关内容。归纳起来，可以看出：第一，尽管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但假新闻假到“2·20”枪案的程度，还是罕见的；第二，一旦媒体的假新闻被揭露——可能是自己揭露，或者是别的事件引发的追究，当事媒体是一定会有所表现。包括检讨错误，公开真相，并向公众道歉，接着，当事责任人辞职以取信于公众。而这样做下来，公众还未必领情，往往接下来的反思声浪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至于当事媒体保持不着一词的沉默状态，则未之有也。
中国的公众，是饱受媒体考验的。事实表明，他们随时对媒体抱以理解而同情的态度，但是，他们不会为来自同一个渠道的前后矛盾甚至黑白颠倒的消息而感到屈辱。当人们震惊于五年的真相，除了感谢这迟到的消息，不会去考虑媒体的责任。由此可以说，我们的读者是最好的读者，他们始终无条件地相信媒体的舆论监督和喉舌作用。
对媒体来说，这是非常有利的一面。同时，媒体也应该珍惜这样的有利条件。如果媒体不珍惜这样的机会，就辜负了党中央对媒体的要求。无论是五年前还是五十年前，党中央一再强调，媒体必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根据党中央的要求，媒体不仅应该承担相应的道德义务，甚至负担着社会稳定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的重大责任。而“2·20”枪案似的媒体表现，绝非不会带给读者的内心带来伤害，也绝非对社会公义没有破坏作用。（2006年5月24日晚、26日修改。）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名句精选
1.当代种种事件不同于历史之处，在于我们不知道它们会产生什么后果。
2.经验和利益的偶然结合，往往会向人们揭示出事件中人们还很少了解的方方面面。
3.如果从长远考虑，我们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那么，从短期着眼，我们就是我们所创造的观念的俘虏。
我们只有及时认识到这种危险，才能指望去避免它。
4.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信念将把我们引向何处，并不是某一党派的问题，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是一个有着最重大意义的问题。
5.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想象得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
6.但是，只要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被认为对所有人有约束力，即大多数人关于是非曲直的信念能够阻碍个别发明家的道路，少数企图把机械发明更广泛地应用干工业的尝试，尽管其中有些非常先进，仍很快地被压制了，寻求知识的欲望也被窒息了。
7.无论何处，只要除去自由运用人类天才的阻碍，人很快就能满足不断扩大的欲望。虽然标准的提高不久便导致发现社会的最阴暗的污点，而人们不再愿意容忍这些污点，但是或许没有一个阶级没有从普遍进步中获得显著的好处。
8.自由主义者对社会的态度，像一个照顾植物的园丁，为了创造最适宜于它成长的条件，必须尽可能了解它们的结构以及这些结构是如何起作用的。
9.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 ——F·荷尔德林
10.民主在自由之中寻求平等，而社会主义则在约束和奴役之中寻求平等。
11.“社会主义者肯定会证实，至少在其开始时，不是通往自由的道路，而是通往独裁和反独裁、通往最惨烈的内战的道路。以民主手段实现并维持的社会主义，看来确实属于乌托邦世界。”
——W·H·张伯伦
12.社会主义者信仰两种截然不同甚至也许是相互矛盾的东西:自由和组织。——埃利·阿列维
13.用社会主义一词说明其方法而不是其目标，把一个对许多人来说代表一个终极理想的名词用于一种特定的方法，或许是不公平的。也许更好的是，把那些能应用于多种多样的目标的方法称为集体主义，并把社会主义视为这个类属中的一个种类。
14.现代的计划者和他们的反对者之间的争论，不是关于我们是否应当在各种可能的社会组织之间明智地选择的争论，也不是关于我们是否应当运用预见和系统思考来计划我们共同事务的争论。它是有关这么做的最好方法是什么的争论。
15.亚当·斯密：“虽则能够在最高的程序上有利于一个伟大的社会，但却具有这一性质，即对任何个人或少数人来说，利润不足以补偿耗费”。
16.经济活动的完全集中管理这一观念，仍然使大多数人感到胆寒，这不仅是由于这项任务存在着极大的困难，而更多地是由于每一件事都要由一个独一无二的中心来加以指导的观念所引起的恐惧。
17.竞争和集中管理二者如果是不完全的，都将成为拙劣的和无效率的工具，它们是用来解决同一问题的只能任择其一的原则，把两者混合起来就意味着哪一个也不能真正地起作用，其结果反而比始终只凭借二者之一的情况还要糟些。或者换一种说法:计划与竞争只有在为竞争而计划而不是运用计划反对竞争的时候，才能够结合起来。
18.过去50年中垄断组织不断发展，竞争法则的领域愈来愈受限制，这个历史事实当然是无可争辩的——虽然这种现象的程度常常被大大地夸张了。重要的问题是，这一发展是技术进步的必然后果，还是大多数国家所遵循的政策的后果。我们不久就会看到，这种发展的实际历史强有力地使人想到后者。但我们必须首先考虑一下，现代技术的这种发展在多大程度上使广泛领域中垄断的发展不可避免。
19.大企业的高效率并未得到证明。被认为是破坏竞争的那种有利条件，在许多领域内并未显示出来，大规模的经济，在它们存在的地方也并不一定产生垄断……对效率来说最合适的一种或几种规模，可能在大部分供给量受这种控制的支配以前很久就达到了。大规模生产的有利条件必定不可避免地导致竞争的消灭这个结论是不能接受的。并且，应当注意，垄断的形成常常是规模大成本低以外种种因素的结果。它通过互相串通的协定而形成并为公开的政策所促进。当这些协定失效和当这些政策扭转过来时，竞争的条件是能够恢复的。
20.在社会演进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
21.只有竞争普遍发生时，也就是说只有在个别生产者必得调整自己的活动以适应价格的变化但不能控制价格的变化时，价格体系才能完成这种职能。
22.我们认为我们个人排列各种价值的顺序不仅是个人的排列顺序，而是在有理性的人们的自由讨论中，我们会使别人相信我们的顺序是正确的。
23.从纯粹的并且真心真意的理想家到狂热者往往只不过一步之遥。虽然失望的专家的激愤强有力地推动了对计划的要求，但如果让世界上每一方面最著名的专家毫无阻碍地去实现他们的理想的话，那将再没有比这个更难忍受和更不合理的世界了。
24.试图指导私人以何种方式运用其资本的政治家，不仅是其本人在瞎劳神，也是在僭取一种无论如何也不能安心地授权给枢密院和参议院的权力;由一个愚蠢和专断到幻想自己是适于行使这种权力的人掌握它，是再危险不过的了。
——亚当·斯密
25.在共同目标对人们并非一种终极目标而是一种能够用于多种多样意图的手段的地方，人们才最可能对共同行动达成共识。
26.在有限途径中选择，多数还是会找得出的;但相信事事都必定有一个多数看法，那就是迷信了。
27.民主本质上是一种手段，一种保障国内安定和个人自由的实用手段。它本身绝不是一贯正确和可靠无疑的。
28.如果民主制度决定了一项任务，而这项任务又必定要运用不能根据定则加以指导的权力时，它必定会变成专断的权力。
29.最能清楚地将一个自由国家的状态和一个在专制政府统治下的国家的状况区分开的，莫过于前者遵循着被称为法治的这一伟大原则。
30.只有在自由主义时代，法治才被有意识地加以发展，并且是自由主义时代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它不仅是自由的保障，而且也是自由在法律上的体现。
31.康德：“如果一个人不需要服从任何人，只服从法律，那么，他就是自由的。”
32.立法者的权力无限制这一观念，部分地是人民主权和民主政治的结果。它又由于下面这种信念而得到加强，这种信念是:只要政府的一切行动都经过立法机关正式授权的话，法治就会被保持下去。然而，这是对于法治意义的完全的误解。法治和政府的一切行动是否在法律的意义上合法这一问题没有什么关系，它们可能很合法，但仍可能不符合法治。某些人在法律规定上有权按他的方式去行动，但这并没说明法律是否给他权力采取专断行动，或法律是否明白地规定他必须如何行动。很可能，希特勒是以严格的合乎宪法的方式获得无限权力的，因而在法律的意义上说，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合法的。但是，谁会因为这种理由而说，在德国仍然盛行着法治呢?
33.通过赋予政府以无限制的权力，可以把最专断的统治合法化;并且一个民主制度就可以以这样一种方式建立起一种可以想象得到的最完全的专制政治来。
34.法治就含有限制立法范围的意思，它把这个范围限于公认为形式法律的那种一般规则，而排除那种直接针对特定的人或者使任何人为了这种差别待遇的目的而使用政府的强制权力的立法。它的意思不是指每件事都要由法律规定，而是指政府的强制权力只能够在事先由法律限定的那些情况下，并按照可以预先知道的方式被行使。
35.某些产业或活动基本上是由少数民族来从事的，因此，许多表面上针对一个产业或一个职业阶层的措施实际上是指向一个少数民族的。这一切极其充分地向所有那些希望了解计划怎样在实际中造成政治后果的人证实了，像“由政府控制产业发展”这种表面上无关痛痒的原则，会为那种歧视和压迫政策提供几乎无限的可能性。
36.对财富生产的控制，就是对人类生活本身的控制。 ——希莱尔·贝洛克
37.钱是人们所发明的最伟大的自由工具之一。在现存社会中，只有钱才向穷人开放一个惊人的选择范围——这个范围比在以前向富人开放的范围还要大。
38.经济变化往往只能影响我们的需求的边缘或“边际”。有许多事情远比经济上的得失可能影响到的事情来得重要，对于我们来说，它们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受经济波动影响的生活上的舒适品，甚至超过许多生活必需品。和它们相比，“肮脏的金钱”，也就是我们在经济上是否拮据一些或是否宽裕一些的问题，似乎没有多大重要性。
39.经济价值对于我们之所以没有许多东西那么重要，正是由于在经济事务上，我们能够自由决定什么对我们比较重要，什么对我们比较次要的缘故。或者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是由于在现在的社会中，必须去解决我们生活中的经济问题的，乃是我们自已。
40.在一个有计划的社会中，当局所掌握的对所有消费的控制权的根源，就是它对于生产的控制。
41.人们往往说，没有经济自由的政治自由是没有意义的。这当然很对，但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和我们的计划者使用这句话的意思几乎相反。作为任何其它自由前提的经济自由，不能是那种社会主义者允诺给我们的、免于经济劳心的自由，也不可能是只能通过同时解决个人选择的必要性和权力才能获得的自由;经济自由必须是我们经济活动的自由，这种自由，因其具有选择的权利，不可避免地也带来那种权利的风险和责任。
42.在竞争中，在决定不同的人的命运方面，机会与幸运常常是和技能与先见同样重要的。
43.在竞争的社会里，穷人的机会比富人的机会所受到的限制要多得多，这一事实丝毫也不影响另一事实的存在，那就是在这种社会里的穷人比在另一不同类型的社会里拥有很大的物质享受的人要自由得多。
44.私有财产制度是给人以有限的自由与平等的主要因素之一，而马克思则希望通过消除这个制度来给与人们以无限的自由与平等。奇怪得很，马克思是第一个看到这一点的。是他告诉我们:回顾以往，私人资本主义连同其自由市场的发展成了我们一切民主自由的发展的先决条件。他从未想到，向前瞻望，如果是他所说的那样，那些其它的自由，恐怕就会随着自由市场的取消而消逝。
45.我们已经见到了，各种经济现象之间密切的相互依存使我们不容易使计划恰好停止在我们所希望的限度内，并且市场的自由活动所受的阻碍一旦超过了一定的程度，计划者就被迫将管制范围加以扩展，直到它变得无所不包为止。
46.社会主义所允诺的不是绝对的平等，而是一种更加公平、更加平等的分配。人们认真想要达到的唯一目标，并不是绝对意义的平等，而只是“较大的平等”而已。
47.可以默认一种像平等规律那样的固定规律，并且，也可以默认偶然性或客观必然性;但由一小撮的人来衡量每一个人，给与这个人的多些，那个人的少些，都全凭他们自已的爱憎与判断，这种事是不能容忍的，除非它是来自被认为是超人一等，并以超自然的恐怖为后盾的人们。
48.知识不能够创造新的伦理价值标准，无论多大的学问，也不会使人们对有意识地调整一切社会关系所引起的道德问题，持相同意见。
49.那些最早把儿童纳入政治组织中去，以保证他们长大成为优秀的无产者的，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者。那些首先想到在党的俱乐部里把运动和竞技、足球和徒步旅行组织起来，以便其成员不妥其它观点传染的，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者。那些首先主张应以敬礼的方法和称呼的形式来使党员区别于其他人的，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者。那些通过人们的“小组”的组织和手段来经常地监督私人生活，创造了极权主义政党原型的人们，也就是他们。“法西斯少年组织”和“希特勒青年团”“意大利职工业余活动组织”和“德国群众业余活动组织”、政治的制服和党的军事化编制，都不过是社会主义者原已有过的制度和模仿而已。
50.在一个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的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代替。 ——托洛茨基于 1937年
51.经济保障这一概念与在这个领域内的许多其它用语一样，是不明确的，是含糊其词的，因此，对要求保障的普遍赞同可能是对自由的一种危险。其实，如果人们在过于绝对的意义上理解保障的话，普遍追求保障，不但不能增加自由的机会，反而构成了对自由的最严重的威胁。
52.竞争经济的最后手段是诉诸法警，而计划经济的最后制裁则诉诸绞刑官，这句话说得很好。
53.在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残酷剥削中，从来没有哪种剥削比一个较不幸的生产者集团中的成员从一个基础稳固的集团那里受到的剥削更恶劣、更残酷的了，而这是对竞争进行“调节”所造成的。很少有什么口号比“稳定”特定价格(或工资)的理想为害更大了，因它在稳定一部分人的收入的同时，却使其余的人的地位越来越不稳定。
54.本杰明·富兰克林:“那些愿意放弃基本自由来换得少许暂时保障的人，既不配得到自由，也不配得到保障”。
55. 所有权力都易腐化，绝对的权力则绝对地会腐化。 ——阿克顿勋爵
56.罗素说得好，想按照一个单一的计划来组织社会生活的那种愿望本身基本上来自一种对权力的要求。
57.把权力分裂或分散开来就一定会减少它的绝对量，而竞争制度就是旨在用分散权力的办法来把人用来支配人的权力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唯一制度。
58.所谓经济权力，虽然它可能成为强制的一种工具，但它在私人手中时，决不是排他性的或完整的权力，决不是支配一个人的全部生活的权力。但是如果把它集中起来作为政治权力的一个工具，它所造成的依附性就与奴隶制度没有什么区别了。
59.不管他们愿意与否、他们都得做这些事情;不喜欢掌握和运用权力的人能够当权的可能性，是和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在一个奴隶种植园里担任监工的工作的可能性是一样的。
60.思想的国有化到处都是与工业的国有化并驾齐驱的，这是值得玩味的。 ——E·H·卡尔
61.社会计划所指向的目标，是一个单一的目标体系，要使每个人为这个单一体系服务的最有效方法，就是使每个人都相信那些目标。要使一个极权主义制度有效地发挥它的作用，强迫每个人为同样的目标而工作，还是不够的。重要的是，人们应当把它们看成是他们自己的目标。
62.要使人民承认他们要为之服务的这些价值标准的正确性，最有效的方法是说服他们相信这些价值标准的确是和他们，或者说，至少是和他们当中的最优秀者一直所持有的价值标准相同的，只不过它们在以往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解和认识罢了。
63.科学一旦不能为真理而必然只为一个阶级、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的利益服务的时候，争辩和讨论的唯一任务就是辩护和更进一步传播那些用以指导整个社会生活的信仰，正像纳粹的司法部长所作的解释那样，每一个新的科学理论必须问它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我是不是为了全体人民的最大利益而服务于国家社会主义的？”
64.当权力本身在组织化的伪装下出现时，它会使其过人的魔力发展到足以将自由人民的社会转变成极权主义国家的程度。 ——《泰晤士报》
65.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旨在反对垄断者的措施在事实上却只有助于加强垄断的权力。对垄断利润的每一次袭击，不管它是为了个别集团还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都容易产生新的既得利益，它又反过来会助于垄断的扩张。
66.私人垄断很少是完全的垄断，更难长时期地存在下去，或者私人垄断通常不能忽视潜在的竞争。而国家的垄断则是一个受到国家保护的垄断——保护它不致受到潜在的竞争和有效批评。这在许多场合下就意味着，一个暂时性的垄断获得了一种总是保障其地位的权力，也就是一种差不多一定要被利用的权力。
67.反对政府主要目标的大多数人竟然奴役本该自由的人，这是否公正或合理呢?毫无疑问，如果使用强力的话，少数人迫使多数人保留少数人所享有的自由，这对于多数人来说是无可非议的，而且比多数人为了满足自己的低级趣味，以最有害的方式迫使少数人与他们同为奴隶要更为公平。那些只寻求自己的正当自由的人，只要他们有权力而且起而反对的人数绝对不足以推翻它，那么他们总是有权利获得这一自由。
——约翰·弥尔顿
68.我们这一代人突出的特点并不是我们对物质福利有任何反感，甚或对它的欲望有所收敛，而是相反，我们拒绝承认任何障碍、任何可能有碍欲望之满足的与其它目标的冲突。
69.有些人争辩说，我们己经以令人惊骇的程度学会了如何驾驭自然力量，但可惜的是，我们在如何成功地利用社会合作的可能性这一方面是落后了。如果此话就此打住，那么它是相当对头的。但是，如果他们继续作出对比并且争辩说，我们必须像学会如何驾驭自然力量那样学会如何驾驭社会力量，那他们就错了。这不仅是一条通向极权主义的道路，而且是一条通向我们文明的毁灭的道路，一条必然阻碍未来进步的道路。
70.联邦原则是使各个民族能够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国际秩序、而对他们合理的独立愿望并不加以非分遏止的唯一形式。
71.实际上，联邦制的主要优点之一，便是它能够这样来设计:使得大多数有害的计划难于实现，而同时却给值得期望的计划大开方便之门。
72.如果都由一个大得远非一般人所能测度或理解的组织所独揽一切权力和作出大多数重要决定，我们将丝毫不能维护和培育民主。
73.如果我们能够创造一个适合于小国生存的世界，那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
74.只有在一种既保证某些规章得到不折不扣地执行，又保证有权执行这些规章的主管当局不把它们用于任何其它目的的真正的法律制度内，小国才能像在国内场合那样在国际事务方面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75.联邦制组织原则只须善为运用，确能成为对世界上某些最为棘手的问题的最好解决办法。
76.在还没有领悟到我们做过了许多蠢事这一点之前，我们将不会变得更为明智。
北村:什么在我们心中
现在，什么在我们心中呢？总有一个东西，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它占据了我们的内心。现在我深信，我们真是一个空壳子，什么在我们心中，它就成为我们的所是。城市也是一个空壳子，装满了我们，城市本身并没有罪，这个偌大的容器还提供了不少方便，但我们因此成了城市的内容，我们心中强烈的欲望使城市彰显出凶恶的和紧张的面貌，因此，什么在我们心中便显得非常重要。
歌星在歌迷心中。其实，这些歌迷未必真那么相信歌星，但他们仍崇拜和迷恋歌星。看来，相信和需要是两回事，歌迷需要有一个崇拜和着迷的对象，城市便提供给他们。可是他们未必真正相信他们所崇拜的，一旦他们的偶像结婚成家了，歌迷就要抛弃他们。偶像就有这样一个特点，它与崇拜者建立的关系是虚空与松散的关系。
有时候人们相信偶像的威力，但并不爱它。金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有一家报纸举行讨论：钱是一种什么东西？众说不一。其实这是说不清楚的，它什么都是，它又什么也不是，完全视乎你对它的态度。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钱本身是没有感情的，它是天下财富的代表，它可以代表公平，也可以敛积一切手段去呈现邪恶。通常要引诱一个人堕落，都是示以金钱，而从来不会晓之以理想的。这是一个重要的砝码。我想大多数人并非不知道它的诡计，而是太相信它的威力，知道它常令人痛苦和绝望。正如那家报纸讨论所言：钱让人又爱又恨。这就像是对情人一样，对情人也常是又爱又恨的，但后者的焦点是情感，前者则离不开欲望了。
还有一种东西，是人们相信过并且爱过，但后来是留也留不住了，它走了，留下一片悠远的空虚。我有一个年轻的朋友，才１９岁，被男朋友骗过一次，就再也不相信有爱情了；还有一个退休教师，经过“文革”，就再也不相信有神圣和理想了。他们并非没有清晰的理性，但请注意，对于他们来说，这并不是对一种沉重的东西有否理解力的问题，而是心灵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来承受这沉重之物。理想和爱情原本是人生中最轻盈、最超越之物，它其实是不属于理性的，一旦它变为理性的奴隶便显得无比沉重，并且过于复杂。这就是今天任何理想主义的东西都可以进入严谨的学术课题，却很难再扇动它的翅膀的原因。这是一个不速之客。看来，欺骗对于心灵一次就够了。不要去责怪心灵太过脆弱，因为爱使人变得温柔，而真理是永远不存在欺骗的。
唉，偶像是很多的。为了不空虚，很多东西都可能在我们心中，因此我们的心常常不太干净，或者过于复杂。佛有一种办法，就是想象尘世是不存在的。可这需要多大的心智力呵，而且如此荒谬。我们常常退出庙堂，远遁山林，而山林并非是有生命的神，它只在我们身边发出这鸟语和流水声，但它永远是如此深厚广大的寂寞。中国传统文化中普遍的消极性说明了这一切。
我曾俯仰观赏大千世界的创造，看见流水、白云，看见万物生机勃勃，看见人们出生，成长并且相爱，很难相信这巨大的宇宙是偶然碰撞而成的。有这样一个故事：一台只有九个零件的制牛肉干的小机器也是按一定法则造成的，把它拆散了放在篮子里摇几年也摇不出一台机器来，而让一个没文化的工人按规律十分钟便装配完成了。由此可见，连这样的小机器要有效率都必须有准则，何况这巨大的宇宙和人类社会呢？把这个准则称为生命，是合理的。因为生命是这个世界上的唯一奇迹。活着本身就是奇迹了。何况生命还推动我们前进，呈现为各种美丽之物。
我好像明白了，神圣之物并不是那种所谓令你的手有震颤的怪异体验，而是在对它广泛深刻的理解之后的平静之中。它使我们安宁，是因为它在我们心中，正如手套之所以被制成是专门用来套手的，套别的不准确也不舒服。同样，我们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已是一个奇迹，如果我们认为这一切并不荒谬而且是合理的话，那么我们也就承认，我们的心并不是什么都可以进入的，它像纯洁的新娘只预备等候一位新郎。
想到这里我非常感动。
余世存:那些永恒的女性
八、九年前，我跟一个朋友一起做了某报的助理总编辑，这个清华大学毕业的朋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做事认真，理科出身而文字极好，动手能力强。我后来离开报社，跟他一度失去了联系，却常常想起他来。今年三月开博客不久，他就跟我联系上了。说是看我的博客，有太多的话要跟我说。我们在网上聊天。结果让我大吃一惊。
朋友说他太太年初去世，十年来，做了三次大的手术，最后在医院里突然安详地走了。我批评过我们八九一代人。朋友说：“我太太是八九一代。我跟她恋爱时她在广场。九0年研究生毕业，一到单位就下放。在河南呆了4个多月。那时我们刚结婚。我跟她一起生活18年。从来没有听到她抱怨任何事。抨击任何事。她总是淡淡的。微笑地面对任何事。我只有一次看到她哭泣，就是当年事后的一个同学被开除。同学的父母来北京。大家请他们吃饭。”
朋友说：“在这些对社会的影响可能更大的人。包括老弟你。怎么就没有遇到一个像我太太那样。没有一点浮躁。没有一点不平之气。坦然面对。以自己最平和也最坚韧的方式。默默地。而不是喧嚣地。做他（她）的人和事。现在我想起她的生平往事。常常忍不住流泪。我们生在这么一个喧器浮躁之世。用变本加厉的喧嚣浮躁来浪费自己的生命。浪费自己的知识、能力和才华。1999年夏天我离开报社。进入商界。每天回家跟她三言两语。心境就能归于平和。”
今天我把跟朋友的谈话整理出来。我把那些网上一行行的句子拼凑在一起，仍能感到其中巨大的张力和人性密度。在那些句号之间，都是诗行一样无数量的心思，其间夹杂着我的简单的话，比如：“你说”、“我在看”、“我在看”、“是啊”、“太对了”之类。我看着它们，看着人世间的真情美丽，有一种大恸无言的感动。
朋友说：“我想对于世道人心的批评。第一个层次是技术上的。比如政府在“技术上”未能解决好民生问题。医疗，教育，就业。这个层次的意义是有限的。因为批评者不是技术专家。批评者的解决方案更差。比如郑谈如何解决交通拥堵问题。他的方案会更差。”我说：“他在此时充当的是专家而不是知识分子的职能。”
朋友说：“所以知识分子要专注于他自己的职责。比如说医疗体制。现在药价成了众矢之的。不是太可笑了吗。医疗的问题是政府投入不足。政府投入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政府为什么不愿投入医疗和教育。一个不愿投入医疗和教育的政府有没有理由收取那么高的税收。甚至有没有理由收税。这才是郑应该表达的问题。政治的社会伦理。”我说：“这个说法强过当下那些盛名学者。”
朋友说：“我太太最后一个治疗用了一种英国进口的药。每天的费用2000多。比香港贵30％。发改委核准的价格。帮助跨国公司抢自己公民的钱。那么政府存在的理由是什么。我太太在世时，我跟她抱怨这些事。她的见解让我难忘。她说，你不能跟一个没有廉耻的人去讲道理。也不能跟一个没有廉耻的政府去谈社会理想。我说你是不是很失望。她说没有。她说在她身边的都是非常好的人。”我说：“我同意。只要自己有信心让周围美丽，就不要对人性或人类失望。你太太则从周围发现了美丽。”
朋友说：“是的。她走以后，许多朋友跟我谈起她。我才知道她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产生的影响又这么好。一起生活了18年之后，我才开始认真地想她是怎样一个人。为什么在这个浮躁和功利的年代还能有她这样一个人。”我安慰朋友说：“很多啊。我遇到过不少这样的人。”
朋友说：“我想只有这样的人很多。这个社会才能归于平和中正。学者才能不妄语。政治才能不悖于社会伦理。我曾经跟我太太说，在这个社会里做一个公民太卑贱了。我太太跟我说，那就忘掉这是一个什么社会。”我说：“她说得太对了。我多次批评唐德刚这些大历史学家，也是这个意思。”
朋友还说了很多话，说太太走后，他感觉自己成了一个孤儿，无所依傍，六神无主。他在想以后的日子他做什么，怎么生活。
我知道，那个逝去的美丽的灵魂以另外一种方式重塑了他。歌德：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飞升。
刘晓波:抗议济南市警方对孙文广教授的非法传讯
今天,5月26日晚，我接到孙文广教授的电话，向我告知了山东济南市警方对他的非法传讯。
今天下午大约5点半左右，孙教授正在家里休息，济南市公安局历城区分局的十几个警察，在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强行闯入孙教授的家中。
他们宣称要检查孙教授的电脑，孙教授要他们出示搜查证。但他们却回答说：有工作证就行。随后，警察出示了工作证，开始在房间里反复拍照录像。
然后，又是在没有出示合法传唤手续的情况下，强行把孙教授带到山东大学公安处办公室，并抄走了孙教授的两台电脑。警方就孙教授的网文进行讯问并作笔录。据孙教授讲，他们主要问了三篇文章，两篇是批判江泽民的，一篇是批评中共宪法的。
整个询问过程大约持续了3个小时。询问完毕后，警方扣留了两台电脑，声称要在检查后才能归还。
我谴责济南市警方的执法违法！强烈抗议济南市警方对孙文广教授的非法传讯！
据我所知，山东当局对孙教授的迫害早已开始，去年就已经禁止孙文广教授出境，剥夺了他每年前往台湾探望亲兄弟的权利。
年龄已过七十的孙文广教授可谓历经磨难之人，从1957年大学毕业到1981年12月刑满释放，在长达二十四年的时间里，他仅仅有三年安静的日子，其它二十一年几乎可以等同于被迫害。
早在1960年”反右倾”运动中，他被指控为“思想右倾”，受到连续批判。在1964年的“社教”运动中再次受批判，1966年”文革”开始即被批斗、隔离。他不服气，写大字报反击，向党中央写上告信。他的抗争遭到更为严厉的惩罚。
1966年6月中旬，他被关进监狱六个月，追查他攻击毛泽东的问题；在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队”运动中，他再次遭抄家、批斗、游街、拷问，被扣上攻击毛主席的”反革命罪名”，关进”牛棚七个月；在1971年的”清查5‧16″运动中，他又被关进”牛棚”二十一个月；1974年12月，他再次被捕关进山东省看守所单人牢房三年半。
1976年11月，在”四人帮”被捕后的一个月，他开始向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和最高法院上书，诉说自己的冤狱，批评毛泽东及其接班人华国锋的错误。这些上书非但没有给他带来解放，反而在1978年1月被济南中级法院判处七年徒刑，罪名是”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随后它被送入 “济南劳改支队”。在狱中，他并没有认罪伏法，而是一直在为自己的清白申辩和评论国家大事，写出了长达五十多万字的《狱中上书》，真可谓不屈不扰。
1981年12月，孙文广教授出狱，但只能留在劳改支队就业。一年后才获平反，回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1985年转入山东大学管理科学系，相继担任副教授，教授，副系主任，及经济信息管理系主任，发表经济论文数十篇，主要是批判极左经济思想理论。
孙文广教授退休后，开始撰写政论，批判中共独裁和呼唤中国民主；他声援受迫害群体和参与民间维权，特别是，他多次撰文为法轮功呐喊，并参与发起了废除劳教制度的签名信，至今已经获得上千人的响应。
孙教授的批判性政论以尖锐直率、饱含激情、说理清晰见长，所有文章也只能发表在海外的各个中文网站。由此，他很快成为网络上极为活跃的政论家，并成为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同时，他先后在香港出版了两本文集《狱中上书》和《百年祸国》，另一本《呼唤自由》也即将出版。
从1960年到1982年，中共政权对孙教授的长期迫害，可谓负债累累。时至今日，旧债还未得到公正的清算，中共警方又开始了新的迫害。我不能不质问：这个邪恶的制度还要不拿人当人多久？还要非法践踏孙教授的人权多久？
最后，我想把这句话献给孙文广教授，以表达我对他几十年顽强抗争的敬意：在这个无自由的国家，公民反抗独裁的勇气只能从自由人的尊严和责任中生长出来。
2006年5月27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首发
彭小明:文革研讨争论激烈
会议的最后两个题目，是文革研讨。大会是在四十年前文革正式肇端的《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下发四十周年的时刻召开的。与会者们对刘国凯的人民文革论展开了激烈的论争。论证的结果，并不能否定刘国凯所指出的一系列历史事实，例如临时工外包工造反司令部的兴衰等，说明文革并非完全按照毛泽东所构想的方式进行。其中不断有平民为自身权益奋起反抗的活动。这些活动当然没有明确的纲领和路线，几乎全部借用毛泽东的口号和教条，来争取生存和尊严。这是在思想极度专制的条件下无可奈何的情况。但是不能否认，他们的反抗确实是打击了中共的特权统治。民阵主席费良勇先生指出，刘国凯的研究填补了文革研究的一个空白。尽管他的这个“人民文革”概念不太准确，而且有点共产文化的味道。可以改为文革时期平民自发的维权潮，较为妥帖。会议的讨论证明，这一争议对党化“文革研究”的误导具有纠偏的重要作用。决不能听任官方研究一笔将造反派抹倒，把文革罪责仅仅推到四人帮和造反派身上，是中共官方的狡猾的遮掩。
会议充分肯定了宋永毅、王友琴为代表的文革研究，揭露了文革暴行最严重的时期都不是发生在党政机构瘫痪的时期，而是党政机构大权在握的时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和清理阶级队伍时期（有的地方打击所谓的五一六），一打三反时期党政领导稳固，非正常死亡人数达到最高潮。其实打击迫害都是党政机关一手制造的，党才是真正的元凶。发言者认为，文革研究受到限制是共产党害怕研究的结果使人民认清党的真实面目，所以阻挠研究的深入。康正果提倡历史研究需要冷静，抑制反迫害的受虐狂热。反驳的意见认为，历史不可能完全摆脱正义的判断，而且国内人民至今还不能正常地表达正义的判断。当年的高干子女红卫兵现在几乎都是权倾一时的高官。蔡崇国希望中国社会再也不要重回文革时代那种一元价值判断的状况，社会价值判断必须多元化，才能出现和些宽容的风气。黄元璋提倡文史研究讲究正义和理念。
国内电脑网络的大会听众向会议提出问题说：这样的文革讨论对国内的政治能有什么现实意义？主讲人对此一一作答。有的研究者认为，文革式的共产党暴政不是三年，也不是十年，而是至今还存在，例如现在的反人权的各种国家暴力行为，研究文革就是要彻底结束一党专制的共产党统治，找到通往民主、自由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