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主义”的诞生
作为流氓小说的先驱者的徐星在89年以后基本终止了写作。他唯一的小说集《无主题变奏》在喧嚣了一阵之后逐渐被人淡忘。取代他的是王朔的大红大紫。似乎只有王朔的小说才真正支配了民众的流行趣味。他的第一部小说《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居然发表在以宣传国家法制为目标的公安部所属文学杂志《啄木鸟》上，这个事件本身就是一次耐人寻味的反讽。小说中一半是流氓主义的反叛，而另一半则在为此作道德忏悔。尽管主题相当暧昧，但北京流氓的形象已经呼之欲出。此后，他发表了一系列主题更加明确的流氓小说，完成了流氓主义形象的文学塑造：精神分裂、行为恍惚无力，言语粗鄙而又聒噪，戏谑与反讽层出不穷，充满自虐和他虐倾向；玩世不恭和扭曲的道德痛苦互相交织在一起。王朔笔下的流氓就是那个畸形年代的生物。
1、“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王朔主义无非就是北京街痞文化的一种文学表述。我已经说过，它是破落的满清没落贵族传统、大杂院的街痞流氓习气和“军队大院”痞子风格和这三种不同亚文化类型互相堆叠而成的文化构形。满清贵族破落后的终日无所事事的慵懒气息、大杂院出身的街痞的油滑的贫嘴、军区大院干部子弟的政治优越感，所有这些都成为王朔主义的基本元素。它们奇妙地聚结起来，向现存的话语制度发出嚣张的挑战。
大院身份及其瓦解
但在上述因素中，只有大院文化才是王朔的真正的精神源泉。“大院”是一些外地进京的军队干部的聚居地，其间弥漫着无尽的“阳光”。在王朔们成长的时代，军人在中国政治权力结构中拥有至尊的地位。身份的优越感、地位的傲慢、家族的自负、对政治权力游戏的敏感和洞悉，所有这些元素都滋养着大院少年。在色调灰暗的大街上，军装显著地标定了他们的显赫身份，令这些 “动物”显示了“凶猛”的表情，并在人民中散发出鹤立鸡群的气息。
但这种良辰美景似乎过于短暂。八十年代以来，邓小平进行了军队大裁减和军官大换班，老干部纷纷离休，交出手中的权力。军队大院迅速失去了毛时代的活力，军人宿舍的灰砖建筑风雨飘摇，逐渐散发出陈旧和腐烂的气味。它们不是变得腐朽，就是早已在推土机下化废墟，继而成了新权贵的华丽庭院。往昔的光荣已经烟消云散。这种国家武官阶层的身份丧失，正是王朔主义的痛苦根源。
对于大院少年而言，他们因为家族优势而获得参军的机会，这在毛时代是一种何等的荣耀，但邓时代修正了这种状态。知识神话和学历崇拜卷土重来，大学的校门重新对全体平民开放，军人子弟作为社会中坚份子的时代一去不返。身份的优势崩溃了，军人子弟在社会变迁中遭受了重创。他们的敌手是学院、大学生和知识份子，这个新兴群体从大院青年手中夺走了最好的职业、薪金、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升迁的机会。而旧军官子弟则在节节败退，弄得遍体鳞伤。他们完全没有可以匹敌的武器。最终，除了一身军用大衣，来自大院的旧军人子弟跟大杂院子弟已经没有多少差别。
在八十年代，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是一个语义互相缠绕的对偶命题。这组来自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命题，成了描述中国红色贵族“身份创伤”的最好的语句。大院子弟突然在政治上失重了，像一介草叶那样被“改革开放”的风吹向了时代的边缘。这种身份归零令他们感到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轻”就是对身份真空状态的借喻，而只有“重”才真正触及了由此产生的内在痛苦。这由“身份创伤”引发的苦痛是何等沉重，它沉积了半个世纪的灾难和伤害，并且要在这代人的灵魂中留下深刻而久远的压痕。
2、话语的复仇
王朔的履历正是八十年代社会转型过程的一个写照：他从一个骄傲的士兵，复员后成了国营公司的职员，继而辞职成为小贩，游荡在中国这个庞大的交易市场，他的身份在不断转移与变换，正是这种大院的败落、身份创伤和尊严的流走，诱发“身份过敏－焦虑综合症”，并点燃了王朔们的焦虑、怒气和仇恨。
身份性仇恨是流氓赖以生存的首席秘密。没有这种内在的仇恨，流氓一天都活不下去。但仇恨的种子却意外地长出了一棵小树，那就是痞子小说。耐人寻味的是，只有像王朔和徐星这样的少数人才投身于他们所“憎恨”的事业――文学（因为它原本是传统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并利用写作来展开话语复仇。
学院敌视者
这种话语复仇可以从他们的作品中得到证实。王朔和徐星都是学院的仇视者，他们的主人公不是被学院开除，就是勾引学院女生并玩弄她们的高手。王朔在这种刻意的作践中尝到了复仇的快感。他那种咬牙切齿的笑声，回荡在了那些小说的缝隙里，以后又不断闪现在他嘲笑和抨击“知识分子”的现场。王朔的话语复仇源泉来自他的“身份仇恨”，它成了文学和影视写作的内在动力。这是一个奇怪的事实，它改变了正谕文学体系的色彩，令其散发出反讽的刻毒气息。它带着全部的“大院情结”和“身份仇恨”，像一群破落户流氓的生活纪事，却又洋溢着反叛、戏谑、互相作践又自我作践的病态光辉。这是“大院综合症”在新时代的悠久回音。他们最终成了一群“痞子”和“顽主”，挥动着反讽的武器，一脸坏笑地向传统社会发出宣战。从大院的废墟上卷起了黑色修辞的风暴。
3、王朔式反讽
是的，反讽就是痞子的灵魂，或者就是痞子话语的核心秘密。我们习惯上说一个人很“痞”，这意味着在指陈这个对象具有强烈的反讽特征。这种特征融解在他的全部言说和行为里，仿佛是一种令人不快的胎记。但痞子的反讽与知识份子截然不同，它是建立在对正谕话语体系的践踏上的。它像一个大院父辈那样言说着正谕话语，却又像不肖子弟那样对这种官方用语大肆嘲弄。痞子的事业就是挥霍并颠覆着他的话语祖业，并且要在这种颠覆中获得复仇的快感。
情感反讽
“过把瘾就死”是王朔“大院纪事”的样板，也展示了王朔式的精神分裂。男主人公石岜和女主人公杜梅的婚恋喜剧，一方面嬉笑怒骂、玩世不恭，一方面又满含着被反讽话语精心掩饰起来的感伤和爱欲。男女双方的游戏性贫嘴，戏剧性地反讽了各自的心灵苦痛，也就是令这种苦痛获得了一个貌似快乐的话语面具――
那之后不久，我去外地为政府办点事。在长江边一个旅馆的小房间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她。那梦境不堪人目，她躺在我上司的怀里，似乎比那天躺在我怀里还心甘情愿，看见我出现在床边上也无动于衷。在梦里我就很心酸，醒来仍在流泪。
我们看到，在王朔的小说里，更大的苦痛总是埋伏在话语狂欢的终点，伺机给主人公以致命的一击。尽管面临“犬儒主义”的指责，王朔并未逃脱痛苦的追击。恰恰相反，就其本质而言，他最终只能是一个伪犬儒主义者，在痛苦里辗转反侧，并且竭力要从眼角皱纹的缝隙里挤出欢笑。然而，这种环绕着哭泣和眼泪的孤独、渴望和激情，却要被掩藏在冷漠、潇洒、漫不经心的彼此调侃之中，仿佛是一些街头和卧室里的日常演剧――
她（杜梅）背着沉甸甸的书包在车水马龙的马路上走走停停，东张西望，像是一只鹤小心翼翼地涉水过河。
她一看见我就笑了。当时天凉了，我穿着一身扣子指到脖颈的深色中山装，挟着个皮包，活像一个道貌岸然的国民党市党都委员。
“本来就是小职员么。”我笑说，“办公室我还戴套神呢！”
她仍是笑：“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副嘴脸。”
街头剧的主角看起来完全不像是一对坠入情网的恋人，倒像是两个邂逅的路人，在一脸坏笑中开始了爱情的话语嬉戏。这种把嘲弄、揶揄、反讽之类的话语推进到生活的深处，甚至推进到情感的最深处，成为构筑婚姻生涯的基本作料。在一个人本主义匮乏、生命营养不良的时代，这种自虐和他虐的病态爱情成了常态。正如小说所昭示的那样，它最终只能导致婚姻的破裂。知识份子对王朔的误读完全来自他的这种情感反讽，也即来自他对于情语的技术掩蔽。
基于现代犬儒主义的大规模入侵，在王朔的流利的贫嘴背后，正是他的情感失语。王朔日益陷入当代社会的话语叙事的病态。他和所有当代人一样，为自己身上的那些在“信仰危机”之后残剩下来的爱情、信念和道德操守而感到羞耻，仿佛那是些在光滑的头顶上蠢动的虱子。这种“叙事自闭症”日益吞噬着他的书写，阻断了情感的正常表意。反讽的功能就是对情感叙事进行修辞转换，以便那些“情语”能够在这种似是而非的叙事存留下来。
道德反讽
情感反讽并不能解决“话语的半身不遂”危机，并且注定要进一步扩张到道德领域，在那里引发更大的颠覆事件。王朔的成就在于他把北京街痞的言说转换成了书写文本，并且在小说叙事中完成了对这种街痞话语的全面整合。但他同时也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正谕话语。他的人物大多使用这种话语，却由于语境的滑稽性而变成了似是而非的反讽。
王朔是利用“身份记忆”和正谕体系展开反讽的高手。这也是其作品引发广泛误读的主要原因。他策划和编剧的电视剧《渴望》就是一个范例，那些浮动在表层的正谕话语，引发了观众的大规模误读，以为该剧在放声讴歌女主人公刘慧芳，弘扬一种逆来顺受、忍辱负重的受虐型道德，而事实上它不过是一场机智的反讽游戏，刘慧芳只是他尽情揶揄和施虐的对象而已。他同时也在据此揶揄了沉浸于误读的道德快感中的电视观众。王朔就此玩弄着全体中国人民。他在这个意义上成了正谕话语体系的最阴险的敌人。
以国家主义为内核的大院话语，无疑就是王朔话语的语法根源，但王朔却反叛了他成长时代的语境。他的颠覆策略不是直接摒弃这种话语，而是利用“身份记忆”在反讽的层面上放肆地使用它，最大限度地榨取它的剩余价值，令其产生滑稽的语效。国家主义话语就这样悄然崩溃了，成了一堆荒谬的日常话语垃圾，在小说的闭抑空间里无力地挣动和喘息。
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中国文学是道德忏悔者的天下。他们是一群中年或即将步入中年以及尚未抵达老年的知识分子作家，曾经遭受毛时代的政治风暴的电击，并由此获得了大量苦难经验。我已经说过，张贤亮的小说是受虐型道德的一个样本。作为王朔小说的支柱，道德反讽成了颠覆知识份子的道德书写的犀利武器。在某种意义上，刘慧芳就是张贤亮人格的一个底层民间翻版。王朔的嘲笑声越过了那个柔弱的女人，回荡在中年知识份子的头顶上，令他们感到了正在逼近的尖锐的道德危机。
叙事性反讽
王朔的流氓主义样板是《顽主》。这部最具争议的电视肥皂剧脚本式的小说，蕴含着大量流氓话语，并且成为九十年代前期文学反讽的最大的集中营。故事缘起于一群“正派的生意人”开了家叫做“‘三Ｔ’的公司”（三Ｔ’是替人解难替人解闷替人受过的简称），目的是在社会服务方面拾遗补缺，例如派个替身去替人谈情说爱，替老公当老婆的出气筒、跟人聊天、 替人组织作家颁奖大会以满足其当作家的虚荣，如此等等。但这个超现实主义故事却具有惊人的现世感。借助那些破碎的电视剪辑段落中，他要放肆地展览北京街痞的精神气质和话语魅力――
马青和杨重坐在花房般镶着通体玻璃窗的咖啡厅的临窗座位上，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听着一位老兄胡砍：
“想想吧，万人大餐厅，多么壮观！多么令人激动！就要在中华大地矗立起来！不要总说外国的月亮圆嘛，我们也有一些世界之最。我豁出来了，工作也辞了，不惜一切要把这件事促成，咱不就为了把事办成吗？不惜糜费！长城当时不也是劳民伤财么，现在怎么样？全指着它抖份了。干就干史诗性的东西！”
“可能骗来那么多老外么？”
“能，官能！你以为老外们一天到晚在干吗？不就憋着到咱们中国来大快朵颐嘛。”
这是利用正谕话语进行多重反讽的范例，同时也是叙事的精神分裂的样本。其中第一重反讽指涉了北京侃爷的劣习，而第二重反讽则指涉了国家主义的政治谎言。这是发生在叙事层面上的精神分裂。王朔和北京街痞的关系是暧昧的，他一方面借助反讽与之保持距离，一方面又要利用这种流行的痞子叙事游戏来完成文学书写；他在流氓话语和对流氓话语的反省中出出进进，他们在侦探游戏的现场贫嘴，纵论国家大事，与警察们爱恨交织地周旋，不停地打牌和搓麻将，展开天桥式的话语杂耍，模仿并激赏着流氓的骇世警句，同时又企图保持一种超然的“间离”语效。
这其实就是对上述痞子式反讽的第二度反讽。王朔在叙事上的不动声色导致了二度反讽的透明化。它是一种几乎无法察觉的存在。这种第二度反讽的透明性引发一个灾难性后果，那就是它招致来自知识界的激烈批评，认为王朔就是痞子的化身，也就是流氓的代言人。在知识份子的视域里，流氓的影像和王朔的身影发生了戏剧性的叠合。
王朔的叙事本身是“洁净的”，他的所有街痞话语仅仅出现在他的人物对话之中。这是一种机智的叙事策略。街痞话语被限定在一个对话框里，拥有一条清晰可辨的界线。它从那里大声嘲讽（自嘲与互嘲）着威权主义的世界。
王朔的精神分裂还在于，他时而也加入到知识分子作家的书写游戏中去。小说《玩的就是心跳》15，就是一个“警察抓强盗”儿童游戏的话语再现。在谋杀、死亡、和逃亡的诡异气氛，出现了一个类似于马原、北村和余华式的结构迷宫：反复、重叠、回旋，精神恍惚，颠三倒四，像一场没有出路的梦魇。但越过凶杀的危机四伏的表面，它逐渐露出了虚构的游戏本性。
这部“玩的小说”是王朔试图“自我超越”的一种尝试，尽管他的人物对话继续保持痞子特征，但其结构却不可思议地散发出他所憎恨的知识份子气味。他的反知识份子写作出现了戏剧性的动摇。尽管如此，王朔的语言姿态还是激怒了正谕体系的支持者（政府官员和经院知识分子），使他在受民间欢迎的同时也成为最富争议的人物。
王朔利用北京市井口语来颠覆毛语的权威。由于王朔的缘故，民间的流氓话语大规模涌入文学，成为推进俚语叙事和修筑胡同美学的基石。王朔的“顽主”主要不是道德的叛徒，而是话语的叛徒，利用反讽瓦解了道貌岸然的毛语，并且宣判了国家主义威权的死亡。从此，在中国的街头巷尾，到处走动着王朔式的反讽性人物，言说着王朔式的反讽性话语。“痞子”成为最流行的公共形象。这是流氓美学对国家美学的一次重大胜利。痞子精神经过作家的界定和弘扬，最终成了普适的流氓话语。这是流氓主义弹冠相庆的时刻。
知识界对王朔主义保持了长期的沉默，直到王朔涉入文坛十年后的1995年，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发起者们才开始撰文弹劾流氓。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表的朱学勤发表文章，尖锐批评王朔主义，指责其本质是“大院父辈消灭的市民社会，大院子弟再来冒充平民。”朱学勤的抨击显然指涉了王朔主义的某种要害：“不能因为虚假说教与虚伪崇高曾经结伴而行，就有理由从此躲避一切崇高，粉碎一切信念。”朱学勤为此提供了“第三出路”：“在虚假于真实粗鄙之外，还有第三种精神状态值得追求，那就是：既不虚伪，也不痞子，维护人的起码尊严；既不受横暴侵犯，也不受伪君子的欺骗，同时也不与真小人同流合污。”朱学勤的批评代表了知识分子对王朔的基本判断，它同时也意味着知识界和王朔主义的道德决裂。
但我们已经看到，知识界对王朔文本的读解存在着严重误读，它夸大了王朔主义的对文化、信仰、道德理念等古典价值系统的颠覆作用，并且无视其在反讽话语方面所获得的创造性成果。朱学勤所倡导的“第三出路”，就是企图表明除了国家主义和流氓主义，还有启蒙主义、人文精神等由五四－新文化运动缔造的各种知识信仰的存在，而这是比前两种都远为正确的出路。在中年知识分子的传统信仰和新生流氓的价值反叛之间，爆发了经久不息的话语冷战。（选自《流氓的夜宴》）
本文题图：方力均《1991-92系列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