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坦率地说，读到这一消息的一刹那，我是非常惊讶的。因为中国当前根本就没有自由媒体，所有的报刊都可以说是官办的。就如这《百姓》杂志，不也是农业部下属的刊物吗？所以，你很难想象在这种情况下会有哪一个刊物完全站在官方的对立面，有理由成为官方凶狠绞杀的对象。但是，冷静下来认真想一想，又觉得这一切其实也不需要惊讶。因为体制决定了这个政权的所有官员、所有部门、所有地方各个级别的政府对批评的包容都是极其有限的，而且，仅有的那一点包容也常常是出于某种政治需要而来，比如标榜民主。

看一看大陆媒体时评版的兴衰就行了。大致是5年前吧，大陆媒体时评版兴起。但是，从它兴起时的那一天起，其实就是个怪胎。因为它极力回避更体现时评责任的本地批评，只以异地批评作为自己的存在方式。然而，即便如此，各媒体时评版的生存依然十分艰难。就以今年来说，已经先后有《郑州晚报》、《沈阳今报》、《今日安报》三家报纸的时评版被取消。这三家报纸的时评版取消之时，编辑都曾到一个时评人聚集的网站上去和大家打招呼。然而，不约而同地是，他们只说版面取消了，至于为什么取消，却都是讳莫如深。不过，即使他们不说什么，谁又不会猜出那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呢，因为类似事情的出现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就别说前面那三家地方性报纸了，连中国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办的《中国经济时报》，不也曾因为时评版面上出事被整顿过吗？

不仅如此，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报纸甚至不再刊发原创性的时评稿件。前些天与一位时评编辑朋友在网上聊天，他的情绪十分沮丧。他说，现在的时评编辑真是没法干。总编竟然要求他最好不要用原创稿件，而是从其它报纸，或如新华网、国际在线等网站刊发的时评稿件中去选取文章。你还不要以为他们不用原创稿件是为了省钱，他们并不缺钱，而之所以不用原创稿件，用他们总编的话来说就是：那样做最安全！——因为如此一来即使文章出事，他也有可以推卸责任的借口了！

“比尔•盖茨退休前的最后一次访华，慈善面目将尤为突出，他将以一亿美元投入中国公益事业，为自己的公益基金寻找合适的使用渠道和人群——４月１８日上午，在北京朝阳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一间小会议室里，比尔•盖茨先生会见四位艾滋病领域的草根组织代表，并进行了一次简短的交流访谈。””多年为弱势群体代言的西安青年时评家蒋峰，近日身患双肾衰竭重病，从4月11日开始卖书稿筹集救命钱，至今未有结果”——对于4月18日出现的这两条新闻，盖茨先生多半看到了前者，而不知后者。我想，假如盖茨先生如果能关注一下后者，也许其慈善事业可能因扩大”合适的使用渠道和人群”，覆盖中国”意见人病患群体”而有所创新。

盖茨先生是以创新致富，以创新闻名的，此次在清华、北大又一再发表了以《未来之路：在中国共同创新》为主题的演讲，但我希望，盖茨先生的创新不要仅仅停留在电脑软件和科技，而且要展现于其慈善事业和公益事业。比如，盖茨先生将中国艾滋病人作为自己的慈善对象，以会见”四位艾滋病领域的草根组织代表”为”寻找合适的使用渠道和人群”的方法，皆非常正确，但却并无新意，这是世界上一切慈善家（包括我们中国的一些小土豪）都能想到，极为平常的慈善方法。盖茨先生的慈善思路如此”小儿科”，太令人失望了！

众所周知，2006年11月15日，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在硅谷获得了2006年度詹姆斯•摩根国际慈善家大奖，颁奖辞说，”盖茨的伟大在于他两次改变了世界，从电脑的发明使用到借助慈善事业引起世界对落后国家疾病和医学研究的关注。”对于比尔•盖茨的”第一个伟大”，无人不认同；但对于其”第二个伟大”呢，我有点微辞：比尔和玛琳达•盖茨基金会捐赠了291亿美元（截至2005年底）用于为全球特别是非洲贫穷国家和地区提供医学和健康服务以及艾滋病研究”，固然捐资庞大，却不见其有什么慈善新思维。

“四两拨千金”与”围魏救赵”

我想盖茨先生可以听听两个中国成语。一个是”四两拨千金”，一个是”围魏救赵”。所谓”四两拨千金”，即以少胜多，小钱办大事，事倍功半——尽管今日世界慈善事业日益增长，但与世界慈善需求相比，仍然是杯水车薪，远远不够；如何将极少的慈善公益金产生以一当万的效应，非有”四两拨千金”的创新不可。而”围魏救赵”的意思是”曲线解救”——比如，因为”中国特色”，中国的艾滋病人的困难，首先不在于缺少金钱和医药，而是难以将传染途径和患病群体的真相公之如世——如若不是有高耀洁和众多”意见人”拼命突破重重”防火墙”，将大批被权势者雪藏的艾滋病村及其因卖血而被感染的途径披露于世，世界又何以知道中国艾滋病人之严重困境？盖茨先生此次又如何能”会见四位艾滋病领域的草根组织代表”？所以，要救助中国的艾滋病人，首先要救助高耀洁和众多”意见人”。

所谓”意见人”，是一些并非以”反政府”为政治目标的”说真话者”，他们只是反对粉饰太平，只想将现实生活中弱势群体的贫困真相和社会弊端披露于世，既提醒政府改进，又引起社会监督、关注和救助；这些常常为城乡贫病者和艾滋病人代言的穷秀才，由于形形色色的”中国特色”摧残逼迫，今日实已沦为”意见人病患群体”，其生活困难，医疗无钱，人际交往受到”列入重点人口监控”。”意见人病患群体”在疾病未发时，生活水平一般高于农民、市民中的贫病者和艾滋病人，但一旦重病，则成为弱势群体之最，因为他们一再为民请命，无意中得罪不少权势者，豪强往往不但报复他们本人，还常常寻机报复其家人，更欲坐观疾病致他们于死地。

试想，中国着名艾滋病关爱者高耀洁，本是一个生活医疗皆有保障的”体制内”医务工作者，但因多年揭幕中国艾滋病真相，为中国艾滋病人打抱不平，一再得罪地方列强，现在以八十高龄陷入”生不如死”之”体制外”绝境，盖茨先生为何不想到优先向她伸出慈善之手？须知，帮助一个高耀洁，就等于让千万个被藏匿的中国艾滋病人的了救生之望！

希望盖茨先生能从救助高耀洁、蒋峰入手

至于见贤思齐向高耀洁学习的”意见人病患者”，中国各地比比皆是，如近来因身患肾衰竭重病而开始卖书稿筹集救命钱的西安青年时评家蒋峰，就是最新一例。

今年32岁的蒋峰生于陕西杨凌的一个贫困农家，虽因家贫失去高等教育的机会，却十五年自强不息，在南下打工和回乡自由撰稿的艰苦磨难中，自学立志，成为一个追求现代宪政民主的时评作家和诗人（现为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杨凌示范区作家协会理事），成为影响一乡的弱势群体的”意见领袖”。自1995年以来，他常常在全国60余家报刊和网站发表为民申冤的消息、通讯、特写、时评、杂文、诗歌、小说等1000余篇，计300余万字，着有《被压制的命运》（20余万字的时评集）等三部书稿。

2007年4月11日，西安交大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确诊，蒋峰患双肾衰竭、尿毒症期和重度贫血，需要频繁透析和肾脏移植才能保命，其治疗和手术费用至少需要50万元。这对一个没有医保的自由职业者，又在前期治疗中已经负债累累、疲惫不堪的普通耕读之家来说，是骇人的天文数字！年仅32岁尚未成家的蒋峰只得躺在病床上委托媒体记者向关心和支持”意见人病患群体”的各界人士和全社会呼吁救命：如获资金支援治病，他将以三种方式卖书稿回报。由于中国人慈善意识的落后和蒋峰知名度不高，蒋峰卖书稿筹治病款的结果将是极可怜的，因此，我希望盖茨先生能从救助蒋峰案入手，由此制定一个救助中国”意见人病患群体”的慈善方案。如果盖茨先生只对中国艾滋病人慈善，这也是一个”四两拨千金”和”围魏救赵”的曲线救助艾滋病人的创新实验。

中国着名的自由撰稿人王小波，十年前死于无钱防治心脏病；中国着名的自由出版家何家栋先生，2006年死于没有保障的医疗，……中国许多”意见人病患者”已因无医疗费而”自生自灭”，还有更多的”意见人病患者”也将在贫病中失去”为民请命”的生命！

盖茨先生有名言：”如果你已经制定了一个远大的计划，那么就在你的生命中，用最大的努力去实现这个目标吧。” 愿比尔和玛琳达•盖茨基金会”借助慈善事业引起世界对落后国家疾病和医学研究的关注”的伟大事业出现可喜的创新！愿国际慈善关怀事业关注救助对象的创新 ——让世界慈善事业覆盖中国”意见人病患群体”！

公元1991年8月19日，他站在了坦克上，没有任何防护，一颗子弹完全可以击碎他的脑壳，甚至说阿尔法小分队（苏联特工机关的杀手小组）只要听得领导的命令，完全可以把鲍里斯的胸膛打成蜂窝。

那时，鲍里斯没什么别的选择，他只有把命运交给上帝。上帝保佑了他，阿尔法小组没有开枪。这是一个奇迹。也许这是叶利钦临终前彻底皈依上帝的一个最重要原因。至少，我这么推断。

我细读过《叶利钦传》，尽管这本书被朋友给“传”丢了，但至今我仍能记住两个细节：

第一个是，在主管农业的政治局巨头利加乔夫攻击戈尔巴乔夫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支持后者。是投机？还是战略预设？或者二者兼有吧！但毫无疑问，不打倒利加乔夫那个顽固的家伙，苏联的民主化就不会来得那么顺当！

第二个是，叶利钦因反对利加乔夫而被贬到国家建设委员会，也不再拥有政治局委员的头衔。也正是在国家建委的一次宴会上，对鲍里斯心怀不满的官僚们“以开玩笑的方式”，把他扔进河里。

一个湿漉漉的鲍里斯爬上岸来，一个帝国也因此落水了。

仍是我的猜测：从叶利钦爬上岸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下定决心，把一个帝国扔进水里，让它永远不再浮上水面。

作为生命个体，我是在苏联的影子中长大的。在我刚记事的时候，贫穷的村庄里竟然到处都是“反修、防修”的标语。毛泽东的“诏令”通过高音喇叭告诉我们：苏修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云云。

有了叶利钦，这一切都好了。苏修帝国主义灭亡了，我们的危险没有了。

1991年8月19日，是个美好的日子。他与我的关系绝对不是政治上的牵强附会，因为1983年8月19日我作为一名刚毕业的中专生手持一纸调令，骑着一辆农村最破旧的“大铁驴”（没有链子盒，右裤腿要挽起来），到一家银行上班去了。那一天，我看着人们注视我的“铁驴”的眼光，我发誓两年后的8月19日，我要“攒出一辆新车子来”。

8年后，当叶利钦站在坦克上时，我胯下已经有一部250毫升排气量的双排气筒摩托车。但是，我还没从摩托车的飞驰中补偿8年前的羞赧时，被压抑的信仰问题却因“8•19事件”彻底暴露出来。第二天傍晚，我终于无法再伪装甚至麻醉，和一位从军队副团职务上转业回来的领导发生了争吵。我们还是“拐弯抹角的亲戚（——他姥姥家是我们村的），所以平常有人请我喝酒，我总是喊上他。由是，也无话不谈。我们站在运河桥上，他以高度的责任感痛斥叶利钦的叛党行为；我则说：“你想想啊！六四开枪把我的信仰全打没了，苏联总没发生六四。我真的不信共产党了！”他很震惊我说出这样的话来。因为我一直是被单位重要领导当接班人之一“暗中培养”的，但从8月19日那天，这一切都变了。我对一向暗中提携（这种提携包括以小科员的身份报销飞机票的优越）的领导说：“看来，我们只能作朋友了，而不能是接班人了。”这似乎很自以为是，但确实从那天起，我的小职员生活分成了两个八年：

第一个8年，从1983年8月19日到1991年8月19日，充满幻想，甚至有手腕高明的投机，以及邪恶与放荡。

第二个8年，从1991年8月19日至1999年9月2日，我全身心地埋头研究学问，除了经济学外，读了几乎所能接触的苏联的资料，如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巴卡京《摆脱克格勃》、雷日科夫《改革：背叛的历史》，等等，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叶利钦传》。

第三个8年里，我经历了政治牢狱，也更深地体会到文明史上帝国政治衰亡与突变的逻辑。第四个8年即将来到，而叶利钦把一个帝国扔进水里的水花依然在跳跃。16年来，帝国落水的水花以不同的方式激荡着不同政治立场的人的心思，产生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但有思想的人们几乎无法否认：鲍里斯•叶利钦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远远超过了君士坦丁大帝，而他们共同的伟大之处仅仅在于——结束了一段一小撮人迫害绝大部分人的历史。

鲍里斯，走好。在每年的8月19日这一天，我会为你向上帝默祷，愿老人家在天堂里常常抚摸你的头顶，因为“怜恤人的人有福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