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自由写作委员会快讯/美国伊萨卡当地时间2007年5月1日，独立中文笔会年度出访人阿钟在风景优美、古老迷人的康乃尔大学专访在中国诗坛沉寂已久的诗人张真。整个访谈激情洋溢，在词语的狂欢与岁月的沉思中进行，使原定一小时的专访延至一个半小时。访谈后，张真又兴致勃勃地陪同阿钟参观康乃尔大学博物馆。

出生于六十年代的诗人张真现为纽约大学艺术学院电影研究系终身教授，著有专著《银幕艳史：上海电影史1896－1937》、《都市的一代：中国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电影与社会》（The Urban Generation: Chinese Cinema And Society At The Turn Of The 21St Century）等。1983年，时为复旦大学新闻系三年级的张真，因与瑞典留学生、后为瑞典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马思中恋爱，被复旦大学除名，从此浪迹天涯。

张真是八十年代中国地下诗坛重要诗人之一。

陪同阿钟访谈张真的还有独立笔会会员一平和王一梁。

　

(在康乃尔大学创办人康乃尔塑像合影

左起：王一梁、阿钟、张真)

　

 

我很高兴，阿钟和一梁兄到这里来，刚才李劼的讲话我也非常感动。我是先看李劼的文章，然后才认识李劼的。看他的文章给我的印象非常深，看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切入点就和一般人不一样。而他的知识面很广，能自如的把各方面看似不相干的问题放在一个比喻上，他虽然算是学院派，过去至少是那个成分，但他不是那个风格。我个人喜欢这种风格，读起来有生气嘛。能看出他自己的思想，对不对？当然今天主要谈阿钟和一梁，诗人嘛，就是过了四十岁还写诗的人。因为年轻的时候大家都会写点诗、都要写点诗的。那么长期写下去，真的很不容易。刚才李劼也谈了现在中国对诗歌是一个非常水土不服的一个地方，这个对中国来说真的很不应该。因为中国在所有文明国家中最称得上是一个诗的国家，以前有点文化的人都要写点诗的嘛，对不对？中国古人写诗是一种生活习惯了嘛，到了现在怎么成了濒临灭绝的动物了呢。过去这么高地位这么重要的这么个东西，到现在到了这么个地步，实在是太不应该了。我也不知道造成这样是哪些原因。社会学上哪些原因、美学上哪些原因？

古人的诗，有一定的题材，一定的写作方式，掌握起来不太容易，一旦掌握了，随便写出来一看就像那么回事。这和你写新诗就不一样，新诗形式很灵活，但要写得有诗意很难。古体诗掌握形式不容易，但只要掌握，一看就像个诗，哪怕没一点味道，但看起来像那么回事。到了现在节奏这么紧张，大家都这么繁忙，长篇大论的时间比较少，那就更应该读诗了。

我出来比较早嘛，87年我去台湾也认识一些他们的诗人，那时候他们每年要出一本集子，集中这一年度的好诗。出到90年代他们就不出了，出不起了。以前，他们人也少，日子也更穷一些，以前出不起还情有可原一点，以后就反而出不起了？当然主要一个是读者的缺少。话说当然台湾本身太小嘛，也是他们一个大的困难，大陆的五十分之一，你想想看，这对一个作家诗人来说是一个很要命的东西。印100本相当于大陆5000本。那么大陆学术性、文化性的能印5000本就不错了。所以现在那些小语种的诗人更没进退了，因为他的语种注定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头。那汉语，这点你可以放心，不管以后全球化，一共只剩几种语言，三种四种，那汉语还少不了的。那中国诗人这点上说还是幸运的，汉语是个大语种，你可以相信只要有地球、只要有人类，你的诗还能原汁原味的保留下去，别人能原汁原味的读你。那很多小语种，都只有考古才能考得出来，那所有的感觉全都消失掉了。那真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胡平在“阿钟诗歌朗诵会”上发言）

 

 

阿钟是一个勤于探索灵魂奥秘的诗人。其实从文艺思想说起来，我们从小是在毛泽东非常苍白年代里长大的。对我来说，荣格是第一个让我深深震撼的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我读了荣格以后，就介绍给了阿钟。阿钟也被荣格巨大的魅力所吸引，在写作长诗的过程中，他对梦境也发生了兴趣，这时他开始记录每天的梦，他写了一本叫《梦海幽光录》的书，这肯定是现代文学史上一本独一无二的著作，记录了几百个梦境。这些梦境，用语言表达出来，充满了怪诞的意象。究竟什么意思，阿钟也不清楚。这种梦境是没有意义的。我曾经释梦过，李劼也释梦过。但是对诗人说起来，它就是发生了。既然是发生在心灵中的东西，我并不知道它是什么，但它确实发生在我心里。他在写《昏暗我一生的主题》的时候，他很少纪录梦境，但无意识的奥秘、心灵的奥秘确实发生了巨大作用，所以这是一首真正的无意识的长诗。我也没有想到他写了八年。

在这首诗里，他引用了一些大师的语言，“虚无空间的永久沉默使我颤栗”。确实，在我们仰望星空的时候，除了心旷神怡之外稍微思索一下，我们人类是多么孤独啊！一个星球像一个孤魂野鬼一样！这段时间也是阿钟勤奋阅读西方哲学、心理学著作的时候，所以这也是一首学者化的诗作。“我坐在岸上钓鱼，背后一片荒芜的平原”，这是引自艾略特的《荒原》。一个是“星空”，这种颤栗；一个是“荒芜”，这种意象都是很荒凉的。所以当阿钟最后把这首诗命名为《昏暗我一生的主题》的时候，我觉得太伟大了。这是一个真正探索灵魂奥秘的人。这应该是教授们也乐于去研究的一首诗。

这首诗写了八年，这八年也是中国发生巨变的年代。阿钟是一个非常内在化的诗人，时代的变迁好像在他身上毫无作用。他站在一个永恒的视角，把自己也想象成一个不死的人，所以他能够触摸到永恒。他最后一句，我确实觉得很震惊：

 

一群人在笑

一个古代的幻想让我欢腾

一群人在空中飞舞

 

这种意象确实令人震撼，就像达利的画一样。

 　

（王一梁与阿钟在布鲁克林地铁站）

　

【2007年5月4日狱委讯】五月三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无疆界记者组织（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Reporters sans frontieres）在这天正式启用其中文网站。中文网站与无疆界记者组织现在已有的英、法、西班牙、阿拉伯及波斯语网站一起，已成为全世界浏览人次最多的新闻自由网站。 无疆界记者组织的公报说，“人们现在都关注一年多之后的北京夏季奥运会。无论在中国国内还是海外的中文互联网使用者，都应该得以看到有关中国新闻自由的详细与客观信息。……我们呼吁中国政府不要封锁无疆界记者组织的中文网站，并停止对中文网站的钳制。” 无疆界记者组织中文网站的网址是：http://www.rsf-chinese.org/。 网站以简体字提供有关中国及世界各地新闻自由和网络钳制的所有讯息，还公布34名新闻自由掠夺者、13名互联网敌人以及世界新闻自由指标。 根据无疆界记者组织统计，本年至今为止在全世界已经有24名记者和5名媒体工作者被杀害，124名记者4名媒体工作者加上66名网络异议写作者被监禁；13名记者被软禁家中。

 

中国作家章诒和最近撰写的纪念民盟高层罗隆基的文章遭到封杀，无法张贴在主流网站上。章诒和认为这一做法与宪法精神相违背，她对现实政治感到失望。以下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燕明的报导。

今年是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五十年。民盟前副主席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在今年三四月间撰写了一篇纪念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罗隆基的文章，题目为“顺长江，水流残月—泪祭罗隆基”。该文四月二十六日由她的律师浦志强透过电子邮件对外传递。据台湾的中国时报的消息，大陆许多同好纷纷在自己的部落格或各大网络论坛中转贴。但是，北京万圣书园总经理刘苏里在他的博客中说，他在四月二十六日凌晨三点于“天涯”网页贴上这篇文章，但十点左右起床再看，已被查封。“天涯”网站在响应询问表示，他们正在跟有关部门沟通。

浦志强律师在许多大陆网路论贴该文时也遇到挫拆。到“凯迪社区”张贴，根本无法贴上。记者星期三向浦志强了解情况。

浦志强：我自己贴（文章）贴不上去，我不知道是我的原因还是章诒和的原因还是题材的原因，应该是有控制的。

记者星期三致电章诒和女士，她表示：

章诒和：应该是主流网站很难（贴）上去，因为凡是关于我的东西都是这样一个境遇。凯迪网站（上的我的新文章）也只能维持（保留）一个不长的时间，我今天看就好象没有。其它更大的网站都没有。其它比较小地方的知识分子的（网站）上（有关我的文章的贴子）都站住了。

章诒和因“伶人往事”一书被禁行政起诉国务院新闻出版总署能否立案，法院到现在还没有决定立案与否。对于“泪祭罗隆基”一文被封杀，章诒和表示：

章诒和：问题的实质是法制和个人的权利问题。宪法不断地在改，但言论自由这一条从未被改过，既然这一条没有被取消过，那么就要兑现。实际上查禁书籍，清扫网络都是中国大法的精神相违背。我很不理解，为什么一个执政党会频频地犯这种低级的错误。所有我对现实政治一向比较失望。

章诒和的新作“顺长江，水流残月—泪祭罗隆基”一文多处提到对包含民盟在内大陆所谓民主党派处境的不满。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会长刘晓波对此文介绍评论说：

刘晓波：这篇祭罗隆基的文章在反右五十年时发表我觉得很有意义。此文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讲了反右时期章（伯钧）罗（隆基）同盟，以及讲他们的历史渊源，他们为什么留在大陆，对共产党的态度。另一方面她在这里比较客观地讲了，因为章伯钧和罗隆基在一九四九年前对共产党的态度有分歧，所以在民盟内产生分歧，现在按章饴和的叙述，她觉得罗隆基的判断更正确，她父亲（章伯钧）那时更左，我觉得她作为章伯钧的女儿这么写比较客观，难能可贵，澄清了过去关于（章罗）两人的权力之争的说法。当然这是她本人了解的情况，是一家之言，将来是不是还有其它史料，还有待说。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燕明的报导。

 

在美国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发表了关于世界各国新闻自由的评估报告。5月3号是世界新闻自由日。这份报告认为，新闻自由在世界范围内每况愈下，在亚洲、前苏联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尤其如此。

*北韩最差*

总部在美国的独立团体自由之家星期二发表的报告警告说，新闻自由境况恶化的趋势可能导致民主受到伤害。报告把缅甸、古巴、利比亚、北韩和土库曼斯坦列为新闻自由情况最差的5个国家，其中北韩名列倒数第一。关于中国新闻自由的部份，这份报告称，中国、越南和伊朗仍在继续关押新闻从业人员和网络异议人士。

在北京的中国独立作家刘晓波认为，中国的新闻自由状况一直很糟。他说，据他所知，最近几年来广东等地一些带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报刊的人员和浙江一些网络异议人士的确被关押。

*时松时紧、内外有别*

刘晓波提起在北京的作家章诒和的《伶人往事》一书被查禁和中国政府邀请国际人权组织记者无国界访华这两件事情以及在记者无国界的代表团访华之后提前释放了南方都市报一名原负责人等情况。他强调，官方对国内的新闻控制时松时紧、内外有别。

刘晓波说：“在这种打压限制媒体出版言论自由方面，比如说像闹得沸沸扬扬的这个禁书事件，另一方面，它要对外营造开明形像。所以说，某种程度上，它也做出了一些改善。比如说，它放开了奥运期间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的一些限制。它又邀请了总部在巴黎的著名人权组织记者无国界。这是中国第一次邀请一个一直对中国政府持批评态度的国际人权组织。”

*继续严控媒体和网路言论*

刘晓波指出，中国政府在国内媒体和网络言论方面的控制仍然很严。他说：“07年就有两位在网络上发表文章的人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个判了6年、就是浙江的力虹先生，还有一个也是浙江的，叫严正学，判了3年。”

谈到章诒和的文章又一次在网上被封，刘晓波说：“这件事情，第一是章诒和的名字，实际上这些天，章诒和由于她的禁书事件她的抗争和反抗还没有完，她还在走法律程序，起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一个是这个比较敏感，再一个是反右的话题，反右50周年这个话题在现在的中国是中共官方严格禁止谈论的。”

*章诒和：莫把文人估计太高*

谈起一篇纪念在1957年反右时期遭受迫害的罗隆基的文章以及《伶人往事》一书被查禁的事情，作者章诒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她希望有关当局不要把像她这样的文人当成有颠覆国家政权企图的人。

章诒和说：“对于一个文人来说，只能是说和写，除此以外，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所以，不要把我们这些人估计得太坏，把我们个人的写作要和颠覆政权联系在一起。这样事情只能搞得更糟，恰恰离胡锦涛先生所期盼所努力的和谐社会越来越遥远。其实我觉得，他们内心也是很清楚的。”

 

胡锦涛不是坏人，和谐社会也不是坏事，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即使是好人与好事，如果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以及错误的历史条件下进行错误的组合，情况可能更糟糕。在我看来，胡锦涛与和谐社会是一种错误组合。历史上也有一个以“和谐”为己任的人，一样的假大空，他就是走上断头台的查理一世，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亡国之君。

从英国的宗教改革算起，查理算是第四代领导人。最初，曾祖辈的亨利八世发动新教革命，举国疯狂，斗教士砸庙宇，比文革极左有过之无不及。接下来，爷爷辈的伊丽莎白一世不得不改弦易辙，改革开放，又经过了父王詹姆斯一世的兼收并蓄，大致相当于“资本家入党”，到了第四代查理一世时，四海平定，大不列颠的一统天下充满生机与希望。

但是，歌舞升平的后面永远是危机，繁荣兴旺的后面永远有矛盾，因之，查理推动“和谐社会”不能说是坏事，但几年下来，原本可控制的危机全面失控，原本可调和的矛盾全面激化。英国经历了历史上最惨烈的全面内战，几十年动乱不定。马克思说，这是因为英国的经济基础与生产关系变革了，但未能与时俱进地调整上层建筑，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没有政治改革，相反，查理强化一党专制，那时叫一教专制，特别是要恢复曾祖时期的一教专制，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返祖搞极左。焉能不崩盘？

马克思的高论，我固然无力反驳，但总觉得事情没有那么复杂。也许，查理一世是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以及错误的历史条件下的错误组合。换言之，查理不是很坏的君王，不像亨利八世那样嗜杀无度，也不像詹姆斯一世那样花花公子，相反，他是要“执政为民”的，人家的“全面小康”也是有鼻子有眼的，但结果如何呢？他闹出来的人命超过前三代的总和。在我看来，查理的悲剧在于他少了三根筋：一是谦卑，二是宽容，三是人性。当然，换个历史场景，这么大的官，有这么点缺失不算什么，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可能是致命缺陷。历史常有这种阴差阳错。

回到现实，胡锦涛人不是很坏，但上述三根筋似乎也不是很强。因为，喜欢装孙子的人很少谦卑，热衷于假大空的人很少人性，意识形态的界面狭窄的人很少宽容。更令人担忧的是，胡锦涛重复着查理的错误。当年，查理热衷于意识形态，正像毛主席说的，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查理最讲“认真”，虽然他不是共产党。查理不但要一统天下的思想理论，而且强迫统一祈祷、统一仪式等，今天，胡锦涛不也是这一套吗？只不过当年的主教办公室变成了今天的中宣部，当年的祈祷文变成了今天的先进性。其实，查理不搞意识形态治国，大家还可以稀里糊涂的过，但一认真起来，长老教会不服了，新教牧师也不买账了。同样，胡锦涛一“先进”，知识分子不服了，民间人士也不买账了。怎么办？查理一世的回答是：加强中宣部控制，但这恰恰是统治集团分裂的开始，英国全面内战的序幕。

今天，回顾这段历史，人们觉得不可思议：英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革，你强迫大家一个脑袋，一个教会，服从一个人的意志，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无论你有多“先进”，然而事情就是这样讽刺，查理一旦“先进”了，就不可能不这样强迫大家，而且非要服从他这个丹顶鹤不可。这能不出事吗？意识形态一旦傲慢，谦卑便无影无踪，查理与锦涛，仲伯之间也。究其根源，皆因为缺少人性这根筋。两个人都是党性超强、人性羸弱，对民情社会没有感觉，对假大空感觉丰富细腻。假如查理活在今天，处理松花江的苯污染，一定与胡锦涛一模一样。总之，都是满脑子假大空，都是一张嘴伟光正，连说话口气都很相像，如此超越历史与文化，让我叹为观止。

更有甚者，查理一世的小肚鸡肠名闻遐迩，胡锦涛的“宽宏大量”也很有名，连盲人陈光诚、艺术家严学正这样的人都要判刑，非政府组织皆有颜色革命之嫌，知识分子都离经叛道，老百姓都想造反，诺大中国，大概只有他的宝贝儿子与亲信马屁不是敌对势力。当年查理就是这样制造敌对势力的，今天锦涛也在如法炮制，有什么办法呢？没有宽容这根筋。

王朔小说《编辑部的故事》刻画了一个马列主义老太太，很多人看过电视连续剧。其实，查理一世是斯图亚特王朝的的马列主义老太太，但是英国人当时太把“吾王”当真了，结果演成了历史悲剧，空前的浩劫。有鉴于此，我们要增加一点幽默感，鼓励总书记入戏，争取把“胡锦涛时代”演成喜剧。其实，胡锦涛做马列主义老太太，主观条件完全具备，正因为缺少这三根筋，我们只是提供客观条件，笑出声来，渲染喜剧效果而已。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一转眼，又来了一个假大空。大家都是戏中人，不妨放开胆子随时说：锦涛同志，是不是又冒傻气了？大家如果能坚持这一点言论自由，一来可以避免胡锦涛上断头台，二来可以避免全面内战。皆大欢喜，何乐不为呢？

 

维州惨案掀起禁枪、拥枪论争，令人意外的，在接受世界周刊访问的华人中，却是拥枪派居多，他们认为「枪不杀人而是人杀人」，导致赵承熙走极端的是心理问题，不能因个案而全盘否定华人拥枪自卫的必要性；但禁枪派说，美国西部开拓时期对枪枝的倚重，早已不合时宜，当务之急是检讨枪枝氾滥的情况，加强校园安全，才能预防悲剧再次发生。维吉尼亚理工大学 4 月 16 日发生美国史上死伤最惨重的校园枪击案，23 岁的凶嫌赵承熙 1992 年随家人自南韩移民美国，为的是追求「美国梦」，没想到成为与世隔绝的「问号学生」，如今梦碎人亡，留下的是 32 条枪下冤魂及其无尽伤心的父母家人。

维州惨案震惊世界，国际舆论纷纷批评美国枪枝氾滥是祸源，对美国允许个人持枪的制度提出质疑，如何处理美国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持枪问题，再度成为一个重大辩论议题。澳洲总理霍华德 4 月 17 日公开批评美国的枪枝文化，并提出澳洲严格的枪枝管理法才是解决之道。美国朝野重新掀起要求严格管理枪枝的声浪，华人社区禁枪拥枪也成热门话题。

本来以为受到维州校园血案极大冲击的在美华人，支持禁枪派的应占多数，令人意外的是，在接受世界周刊访问的华人中，却是拥枪派居多。他们虽然异口同声抨击此案凶嫌赵承熙不应滥杀无辜，但同时认为悲剧发生的原因，学校、家庭和社会都应负起一定责任，因导致赵承熙走极端的是心理问题，「枪枝不可怕，人的心理问题才可怕」。

拥枪派认为不应因噎废食，不能因偶一孤立事件就全盘否定华人拥枪自卫的必要性。

枪不杀人 人会杀人？

「枪不杀人而是人杀人（Gun Don’t Kill People Kill）。」这是美国前总统雷根的名言，最常被拥枪派引用为理论根据。

华人中的拥枪派认为自卫利大於弊，所持理由是美国有 49% 的家庭拥有枪，持枪是保护自身安全的最有力保证，因为警方的保护不能完全信赖。作为少数族裔的华人，家中有枪者凤毛麟角，所以华人经常被歹徒入屋打劫，一来是喜放现金，二来是没枪。

华人禁枪派则对拥枪自卫持否定态度，认为枪本身是危险武器，容易擦枪走火，持有枪枝者最大的受害人往往不是歹徒，而是亲人。正因家中有枪，是许多情绪失控下的家人最容易动用的武力，造成多宗家庭悲剧，导致严重后果。即使真的用枪自卫，一旦出了人命，恐将官司缠身。还有些华人觉得枪属於凶器，放在家中不吉利。

以美国全国步枪协会为首的拥枪派认为，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规定，人民拥有武器的权利不可侵犯。民间拥有枪枝是宪法明文规定的权利，也是美国人民用以抗暴的手段，因此不可加以限制。他们的论点是，枪不会杀人，人才会杀人。另一个论据是，民间拥有枪枝在加拿大是合法的，到处都可以买到枪枝，而加拿大每年大约只有 100 人死於枪击事件。

在纽约布碌崙开设中餐馆的郑先生，相信赵承熙是受美国根深柢固的「枪枝文化」和「以暴易暴」思想影响，而做出这种匪夷所思的行为。近年来宾州费城以福州人为主体的中餐外卖店遍地开花，但也成为一些歹徒下手抢劫的目标，劫杀事件屡有所闻。其中一起抢案的受害者，是他认识的北费城「大发外卖餐馆」老闆王宗祥，去年 8 月遭非洲裔抢匪开枪射穿胸膛，送院抢救不治身亡，得年仅 44 岁。由於此前费城中餐外卖店已发生连串不幸事件，迫使部分费城外卖中餐馆业者萌生买枪自卫的念头。

郑先生说，开外卖餐馆谋生的王宗祥被抢劫已不只一次，据他了解，王宗祥生前总是告诫员工和儿子：「钱是身外物，生命最宝贵，把钱给抢匪，就不会有生命危险。」没想到，这次抢匪既要钱也要了他的命。

郑先生当初准备在美国开中餐馆时，并没有想到要在防弹玻璃窗后做生意。王宗祥不幸死亡后，给他最大的认知是美国梦并非唾手可得，拥枪自卫是别无选择的解决之道。过去讲到枪，他往往有「闻枪色变」的感觉，想的多是枪的负面。但在美国玩枪并不犯法，这在中国大陆是绝不允许的。他通过犯罪背景调查，合法购买了一支手枪。假如有一天歹徒胆敢闯进他的餐馆行劫，他绝不手软。不过，他补充说，可不能随便开枪，否则可能被反控杀人罪，如果有人持武器入餐馆抢劫，必要时才能开枪。

另据大费城华人餐馆协会常务副会长林应章对世界日报表示，费城过去五年已发生 10 宗外卖中国餐馆业者被杀案件，此前数位外卖餐馆业者向他表达买枪的意愿，他原本认为这并非良策，但经过王宗祥被枪杀事件后，他改变了想法。

从事电脑业的林大为表示，美国校园枪击案层出不穷。每次案发后，都会有人出来抨击美国的「枪文化」，要求严格管理枪枝，但最后都是不了了之。他认为，枪的自由氾滥给美国社会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姑勿论持枪罪犯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就是合法拥有枪械的人中，因枪械走火而伤人事件多於正当防卫的次数。对於家有青少年的人，枪的存在给父母带来许多烦恼。

他强调，枪枝氾滥的直接后果是枪祸不断，连贵为总统的林肯、麦金莱、甘迺迪和雷根等也难以倖免。美国《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每四名美国人当中，就有一人曾受到枪械威胁。

林大为表示，美国枪击案频繁发生的原因，主要是美国枪枝氾滥。美国近年一直有人呼籲禁枪，加强枪枝管理在美国是个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但在议会一直通不过。美国枪械管制问题的演变，将是一个曲折、漫长的过程。

美国是个联邦制国家，各州在立法方面拥有很大的自治权，有关枪械管制的法律也不例外。而且，不仅各州的枪械管制法不一样，即使在同一个州，各地的法律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各种半自动步枪在纽约州不列入管制范围，但在纽约市，半自动步枪不能具有七项特徵，否则就属非法。一、突出的枪把；二、弹匣容量超过五发；三、防火帽；四、刺刀座；五、榴弹发射器；六、有节上护盖；七、摺合式枪托。按照这个规定，所有 M16、M14、AK 和 SKS 系列的步枪在纽约市都属非法。

几十年来，美国国会也制定了一些有关枪械管制的法律，而且呈现越来越严格的趋势。比如，1986 年通过的法律规定，不准新的全自动步枪进入民间市场；1994 年通过的法律，则把弹匣容量限制在 10发之内。联邦法律在全国通行，各州都必须遵守。

抢劫有证人 杀人无证人

在纽约布朗士开设酒庄的李先生指出，在美国的社会环境下，拥枪不失为自卫的手段之一，利大於弊。刚从中国大陆移民来美时，他是坚决反对枪的。因为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中，把枪视为洪水猛兽，买枪似乎就是违法乱纪，而中共「枪桿子出政权」的理论也令他反感。

在美自行创业后，由於酒庄地点治安不靖，三天两头被人欺凌。考虑到近年美国犯罪模式，有从普通犯罪向恶性犯罪转化的趋势。有些抢劫犯得逞之后杀人灭口，所持理论是：抢劫有证人，杀人无证人。他亲身经历的事实是，在突如其来的抢劫事件中，警方的保护能力十分有限，使他意识到寻求更有效的自我防卫措施的必要。

他说，就海外华人而言，从来给人的形象都是文弱、胆小怕事好欺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华人对罪犯的软弱已为歹徒熟知，华人对罪犯的「三不主义」，即不防备、不反抗、不举报，成为歹徒理想的攻击目标。

导致李先生后来决定申请枪牌的契机，是 1992 年洛杉矶黑人大暴动，他在电视上目睹许多华人商铺被烧被抢，但韩国人却持机枪在房顶保卫自己的财产，「这一幕令我太震撼了，韩国人能，我为什么不能！作为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持有枪枝，无疑会在遇到暴乱、天灾人祸的时候，大大提高我们的生存机率，保卫我们的家庭生命财产和做人的尊严。」

他认识到武力自卫是法律赋予每一个人的权利。前年有名非洲裔抢匪到他的酒庄声称打劫，他一边拔枪喝令对方滚出去，一边打电话报警，对方吓得屁滚尿流高举双手连连求饶，从此他的酒庄出奇的太平，后来才知「坏人圈」耳语相传，「这个中国人有枪，不好惹」，枪成了他的守护神。不过，他提醒家中有枪人士，要注意把枪锁好，不要让孩子拿来把玩，同时还要将扳机上锁，双重保险。

不怕警察不怕狗 只怕屋主人有枪

设在洛杉矶的美国华人枪学学会创会会长李胜殊表示，校园发生如此不幸的事件，无论是因何而起或使用什么手段，都是一场悲剧。他认为这是一个美国社会普遍的心理问题引起的不幸事件，枪是凶嫌用做泄恨的工具，即使没有枪，他仍会用其他方式杀人。

李胜殊强调，校园安全问题不只是枪的问题，而是人心与安全管制的问题。就像交通安全问题，不是车子的问题，是人为与安全管制的问题。美国每年有四万多人死於车祸，尤其酒后驾车更是致命行为。究竟要禁车、禁酒，还是加强教育，严格管制？其道理与禁枪如出一辙。

来自台湾、1984 年毕业於宾州北美枪械学校的李胜殊指出，枪只是一个金属，一件机械，人不用它，它永远不会发生作用。它在军人手中保国卫民，在警察手中可以救人、维持治安，在坏人或是有心理问题的人手中却可害人。根据美国 Brady Campaign2005 年的统计，美国民间合法的枪枝超过 1 亿 9200 万支。美国以枪立国已有 231 年，宪法赋予拥枪自卫的正面作用是很大的。

李胜殊指出，根据一项全国性的对美国各大小监狱的罪犯进行的犯罪心理调查报告，罪犯最怕的是什么？令调查人员惊讶的是，几乎答案是一致的，犯罪者不怕法律制裁，不怕警察，更不怕看家狗，就怕屋主的枪 （Owner’s Gun），因为美国宪法赋予人民拥枪自卫权，且很多美国人家中有枪，法规赋予屋主正当自卫的权利。

李胜殊说，全世界民间拥枪最多的国家，第一名是瑞典，第二以色列，第三美国，都是入屋抢劫较少的国家。澳洲曾试图加强限制枪枝并想禁枪，结果第一年入屋抢劫增加 47%，因为入侵者知道屋主没有枪。

他说，由此可见，家居治安须靠合法枪枝对歹徒产生威慑与阻吓作用。他另外引用国民革命军（The National Revolutionary Army 简称NRA）的一项统计说，美国每年有上百万人因枪得救，只不过这种正面事实却鲜为人知，也乏人报导。

他的个人看法是「治心才是治本」，校园安全要靠学校与有关当局共同努力，建立一个安全体制，或在校内成立一个机构加强宣导，时时提升个人安全警觉性。不只针对类似个人的仇恨报复，也要考虑其他类型的恐怖攻击。

他指出，在美华人对枪的看法、认知都很有限，懂枪的不多。移民来美时，也没有任何机关团体主动劝你拥枪自卫。现在的罪犯「都很聪明和有生意头脑」，假设有人想入屋打劫，他会首选「最弱又有钱的族裔，家里没有枪又有钱的」。他们这一行也是知道「行情」的，亚裔中，韩人最勇敢凶悍。如众所周知的 1992 年洛杉矶大暴动，歹徒趁火打劫，打、杀、抢、偷无所不为，但在镜头中显示的另一景象令人印象深刻，大部分韩人端着机枪站在房顶上保卫家园，生命财产倖免於难，值得华人仿效。

武功高手 血肉之躯不敌子弹

李胜殊说，美国是英雄主义国家，你强他服你，弱就吃你，说穿了是恃强凌弱，欺善怕恶，危难时人人自顾不暇，别指望别人来保护你。

坏人入屋犯罪一分钟解决问题，而打九一一求援平均三分钟 （可能更久 ）警察才到。

他举例，李小龙在七○年代是世界武功顶尖高手，无人匹敌。但在接受美国电视台访问时，他坦言不论武功如何高强，只要一颗子弹「砰」一声就完蛋。

李胜殊指出，美国最大枪械制造厂之一 Smith Wes-son 的创办人在19 世纪末说了一句名言：「枪使得人人平等（Gun Makes Man Equal）。」

他说，若娇小的东方女子勤练枪术，并瞭解防卫权的法律知识，「还怕彪形大汉入侵家园吗？记住，拥枪才有平等地位自卫，才有说话的余地，否则任人宰割」。

在美国的华人来各个不同国家与地区，对枪的认知与看法也不尽相同，有些华人甚至把枪跟毒品相提并论。李胜殊认为入乡随俗，既然在美国生活，就应用美国角度与观念来看待枪的问题，并遵守当地法令。

他主张「华人应该帮华人学枪，更要培育华人下一代，让主流社会对华人与枪的认知改观，华人也能家家懂得合法拥枪自卫，并在全美一亿三千多万枪民中占一席之地」。

美国华人枪学学会顾问毛纬帆原为台湾陆军军官学校教官，他与李胜殊等人，长期在华人社区灌输「华人应拥枪自卫」的观念。

毛纬帆说，维州理工大学枪击事件伤及无辜，值得引以为戒，但此事不会改变他对「华人应拥枪自卫」的看法。他引用一项统计数字说明，很多禁枪国家命案伤亡数字比拥枪国家高。他希望学校设立一套系统的心理辅导课程，加强宣导，就像驾驶人吃罚单，严重违规者必须上安全交通课程，观看一些车祸发生时的恐怖镜头，才能感受其严重性。

毛纬帆指出，枪是一种杀伤力大的武器，既可护身，也可伤人，但它的潜在威胁并不比汽车大。拥枪自卫的学问，不仅仅是熟练地使用一种武器，还要懂得法律，知道如何掌握自卫的分寸，使自己在法律上处於有利地位。他建议民众在购枪前，最好先参加枪械操作安全学习班，如同开车上路前先上驾驶学校一样。

他认为，赵承熙的问题是在学校受过委屈，心理不平衡，情绪低落，对生活失去兴趣，很容易往偏激方向发展。这宗悲剧不能把所有事情都怪到赵承熙身上，社会也有一定责任。他希望今后学校和社会都要加强教育，提高学生的「敌情观念」，尽量把伤害降到最低。

赵承熙犯案当天，隔了两小时再次大开杀戒，毛纬帆奇怪校方和学生为何没有「敌情观念」，危险就在眼前，却缺乏必要的警觉性。

曾在洛杉矶阿罕布拉市开枪店的何先生，长期反对政府禁枪。他的理论是歹徒真要杀人，棒子或双手也能作案。即使用刀，几元一把的开罐刀也可变成作案工具。

他说，禁刀禁枪已被泛政治化，成为做给人家看的表面工夫。根据他的经验，华人买枪的不多，很多新移民以为只有黑社会分子才会卖枪，他从前开枪店，有些华人甚至用有色眼光看他，却不知道美国政府对刀枪业者的背景都调查得一清二楚，「背景不乾净不会让你卖刀卖枪，况且美国的刀枪如同打猎运动器材，和外界想像的很不一样」。

心理问题 比枪枝更可怕

美国史丹福大学社会学博士刘永川，现在洛杉矶方法学院 （The RMInstitute） 负责研发与推广人才培育系统，这位研究方法专家赞成在美国宪法保护下，人民有拥枪自卫的权利。他当年在史丹福大学就读时，就发现史大附近一个以白人居民为主体的高尚住宅区，由於许多人家中都有枪，小偷一般不敢入屋行窃。

他指出，许多人在分析这宗悲剧的原因时，都将目光聚焦美国的枪枝管制。在美国许多州，购买枪械需要背景调查，但大多杀人者都没有犯罪前科。其实，真正需要关注的，应是少数族裔及留学生如何融入主流社会的心理问题，这一问题的危害性远甚於枪枝。因为，对於心理问题严重的人来说，即使没有枪，也会对社会造成巨大危害。从赵承熙作案过程来看，他在枪杀女友后还枪杀了老师学生等 32 人，所谓「冤有头，债有主」，赵承熙显然不是因某一事件而突然爆发的激情犯罪。

作为中国大陆留学生的「过来人」，曾任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主席的刘永川说，美国大学用於心理辅导的经费严重不足，少数族裔和留学生刚到美国时，面临人生地不熟、经济及学业种种压力，极需有人关心。赵承熙在最痛苦时，缺乏适当的开导和及时的援助，导致对人失去信心，产生心理障碍，最后转化为对人的仇恨。在公布的视频中，可以看到赵承熙的讲话充满了痛苦，忧郁症使他看到的只是仇恨不满，觉得全世界都针对他，对他不好，最后用暴力发泄自己的不满。

刘永川认为赵承熙的悲剧并非不可避免，因为 90% 以上的忧郁症经治疗都可以好转。他的老师早就察觉他有问题。如果从 3 月分他买枪时开始，若能及时发现他心理异常，立即採取措施帮助他，周围的人也关心他，或许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这次 33 条人命的代价实在太高了。

1776 年美国独立战争，人民靠枪武装自己赶走了英军，赢得了自由民主，建立国家。接着美国人民向西部开拓移民，一路上靠枪打猎维生，抵挡毒蛇猛兽，对抗印第安人，开拓了西部。19 世纪中叶，美国枪械名厂创办人威彻斯特（Oliver Winchester）说了一句豪言壮语「威彻斯特枪创建了西部（Winchester found the West）。对美国人而言，拥枪和拥有生命、追求幸福一样，是「不可剥夺的人权」

，即使维州惨剧震惊世界，亦改变不了这种文化。

来自台湾的陈万骏指出，为何美国屡屡发生校园枪击案？归根究柢就是太容易买枪。他高兴地看到纽约市长彭博日前在「市长打击黑枪联盟」上，发表严管枪械的谈话。纽约是管制枪枝最严厉的州，最少需要八个月甚至一年的审查，还要面试回答 20 个问题才能取得枪牌，不像有些州轻易就可买到枪。

中国公安部针对维州校园枪击案，也表态说不会开放民间有拥枪的自由。陈万骏认为美国治安相对比其他国家好，大家守望相助，警察办案效率高，一旦接到歹徒入侵的报告，很快就会赶赴现场，因此家中需要枪的机会不大。再者，美国人可以自由拥有枪枝，但却不能随意携带，放置枪弹有一定的规定。一旦真的需要自卫，恐怕为时已晚。

威彻斯特的另一名言是「枪赢得了西部（The Gun Won the West）」。美国独特的「枪枝文化」跟美国的立国过程息息相关，拥有枪械自卫的权利，被视为美国精神的象徵。不过，陈万骏认为，时代不同了，当年美国人开发西部时，拓荒者依靠枪械来对抗印第安人、外敌和避免成为野兽的食物，但那是 18 世纪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现在已经「过时」了。

据统计，持枪者打死、打伤的常常是家人及亲友，而非外来入侵者，其比例是 43：1： 拥有枪械的家庭，比没有枪的家庭发生凶案的机会大 2.7 倍。

中国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在 4 月 19 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校园枪击案，死伤了不少正值青春年华的学生，包括凶嫌在内的 33 人死亡，这个事件作为一个参照，从另一个方面警示中国要进一步加强对枪械的管理，做好治安工作。武和平说，中国有枪枝管理法，枪枝除了履行相应职务的人员可以佩戴，其他人不能随意授受、携带。

陈万骏认为，由於有宪法修正案，实施全面禁枪的机会甚微，但可退而求其次，政府应该发起回收枪枝运动，并责令军火制造商设立慈善基金，每生产一支枪，就要拨出若干款项存入基金内，一旦有人成为其枪下冤魂，就要从基金中拨出善款赔偿受害人的遗属。

他认为，学校、家庭及社会三方面的心理教育非常重要。赵承熙犯下惊天血案，主要是心理失衡，未能得到及时开导，希望今后学校能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心理辅导。

亡羊补牢 防止悲剧重演

一度被误为维州校园枪击案凶嫌的中国留学生江伟恩，由於案发前一天（4 月 15 日）在个人网页贴文展示他的枪枝火力收藏，并吐露近日与女友分手的心情，案发后被人检举，警方约谈后才消除误会。江伟恩在向枪击案罹难者及其家属致哀的同时，呼籲学校开放学生拥枪自卫，「我坚信，如果维吉尼亚理工学生获准拥有枪枝，这次伤亡的情况将大为改观。」

另一方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教授尤金？佛罗克对实施严厉的枪枝管制可能产生的效果表示怀疑。他认为，全面禁止个人持枪的法律只能约束守法的人，当类似维吉尼亚理工大学惨案的事件发生时，守法者就只有束手待毙。

他说，本来维州理工大学的学生是一律不准携带武器进入学校的，那个杀人犯也是不能带枪的，法律不准他杀人，可是他不遵守法律。

广东省公安厅刑侦局一级警督李敬文应康州纽海芬大学「李昌钰刑法和刑事鑑识学院」邀请，目前在美访问考察。他指出，在中国，私人不可能拥有枪枝，《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枝管理》法规相当健全，管理严格，枪弹分开存放。而且只有执法人员才能持枪，一旦有人非法持枪将追究刑事责任，从严从重处理，刑罚很重，绝不手软。

他说，中美的「枪文化」差异极大。在大陆，私人只能拥有猎枪、体育训练用枪及射击枪。歹徒作案用的枪枝，一般源自偷窃、袭警、境外流入及非法制造等。大陆的枪击案破案率相当高且「神速」，因所有枪枝刻有记号并记录在案，一旦犯案即有迹可循，轻易就可追查到枪主头上。

李敬文说，中国公安机关与安全生产等有关部门密切配合，不时集中整治爆炸物品、枪枝弹药、管制刀具等专项行动，逢年过节也会检查武器存放情况，有效遏制了涉爆涉枪案件和事故的发生。因此，校园枪击案在中国发生的机会微乎其微。

他说，美国西部开拓时期对枪枝的倚重，早已不合时宜。毕竟时代不同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发展，美国应「与时俱进」。目前当务之急是亡羊补牢，检讨枪枝氾滥的情况，加强校园安全，才能预防悲剧再次发生。

－－北美世界日报《世界周刊》2007/04/29

 

有人最近给我算了一笔账：一个人的一生按90岁计，前20年蒙昧无知，浑浑噩噩，不晓人事为何物，后20年老眼昏花，涕泗横流，佳丽当前也不能“柔情缱绻”，只有“想入非非”的份。掐头去尾，一个人正常工作的年限至多不超过50年。在这50年当中，每天睡觉按8小时算，占去了三分之一，吃饭、生病按4小时算，占去了六分之一。这样，一个人全部工作的时间加起来也不超过25年，这还不算那些无聊的应酬，有聊的娱乐，谈恋爱，生孩子等。

从积极的方面看，这算法当然意义明确：它可以给人鞭策，催人奋进，教人珍惜光阴，黎明即起；但细想一下，也不全是那回事。人活着当然要工作，但活着本身不是为了工作。吃饭、睡觉、娱乐、甚至包括生病这些过程本身就有独立的价值，不全是工作的辅助和手段。这么想，对于一门心思“头悬梁、锥刺股”，击楫中流的人来说，当然是一种消解，但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就可能是一种安慰：比如，对一个一生无业的流浪汉来说，他就不是“一生无业”，而只是25年无业。我们常说“某某人一生穷困潦倒”，但实际上只要他不是愁得睡不着觉，饿得等不到天明，就不是“一生”不幸，而只是“三分之二”人生不幸。因为一旦睡着，大家就都一样，没有幸与不幸的区别。

小时候家里穷，父母天不亮就上山劳动，直到夜半才能回来。我和弟妹们每天能吃两顿饭，但没有一顿是能见到太阳的，常常吃着吃着就睡着了。父母当然更辛苦，但迫于当时的压力，谁也不敢说什么。全村的社员每天被“生产队长”驱赶着，来到工地上，主要任务是修梯田、打坝，除了午休时集中起来，念“老三篇”，唱“语录歌”外，剩下的时间即使拉屎送尿也要向背操着手的领导请假。他们在工地上平均每天要干16个小时左右。母亲说，每天的土方量是分好的，只有拼命地干，才能赶半夜挖完。挖的时候他们绝不偷懒，为的是争取时间回家睡觉。这时候，工作和睡觉的关系是正好颠倒过来的：不是睡觉为了工作，而是工作为了睡觉。

印象深刻的是父亲每天晚上回来，倚在土炕边，用废纸卷起一根烟，叹一口气说：“幸亏老天爷留下了睡觉，不然人会累死的。”语气里充满了对生活的酸辛和无奈，但也不无庆幸在里边。

也许是这样的场面刺激太多，长大以后，我对一切教人“热爱生活”、“忘我工作”、“一切为了事业”的说教都充满警觉。在我看来，上帝将人降生在大地上，是很难说有什么目的的；即使有，人也不知道。人如果非要给自己的生命设计一个目的，那就是在肉体生命行将结束以前，尽情地享受生命本身的一切壮丽和美好。在从出生到陆地生命终结之前的这段行程中，“工作”不过是一条用来到达的船。如果它不能增加坐船者的快乐，帮助坐船者欣赏沿途的风景，体验顺流而下的眩晕和美，那么，人们是可以泅海而渡的。也就是说“工作”只有当个人变得可以选择，可以负责时，才有道德讨论的价值。一个人依照自己的良知和判断，牺牲在他看来较低的价值，从事一项他认为有较高价值的事业，与一个奴隶在皮鞭下完成了一项精美的工程，是有本质区别的。对一个不能自主选择命运，身体、睡眠、甚至生命都完全被国有化的“农奴”或“准农奴”来说，工作再努力，再有成绩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古希腊的哲学家第欧根尼喜欢躺在木桶里，亚历山大大帝来看他，骄傲地说：“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吗？”这位哲学家只是翻了一下白眼，说：“走开！不要挡住我的阳光。”这个故事被很多人传颂，认为它体现了哲学的尊严和精神的高贵。但人们忽视了这个故事的两个细节：1，第欧根尼要求尘世的恺撒，不要挡住他的阳光。因为阳光不是君王可以赐予的；2，亚历山大果真移开了，尽管很不情愿。因为他知道他不能夺走他所不能赐予的。在这一点上，我父亲一点也不比第欧根尼差，他与第欧根尼一样认识到了，“睡眠”和阳光不是君王可以赐予的，而是天赋人权（“老天爷留下了睡觉”）；他与第欧根尼的区别只在对手不同——我父亲的对手不认为，生命、身体和时间是上帝给的，所谓“无法无天”是也；即使知道，也不认为不能褫夺，所谓“与天斗，其乐无穷”。

上大学的时候，我因为一场悲惨事件的刺激，夜夜失眠。差不多有四年的时间，每天晚上两三点才能睡着，五六点就醒来了。那时候真不觉得学习、工作有什么幸福可言。只觉得世界上最大的幸福就是能睡着。争取睡眠就是争取幸福；延长睡眠就是延长幸福，就是从痛苦之神手里夺取安乐的份额。参加工作以后，失眠慢慢好了，但也并不觉得醒着工作就是最大的幸福。富人、阔人、权势者活在白天，穷人活在夜晚；前者希望永远是白天，穷人不是；穷人在白天没有尊严，梦里才有。如果说上帝给每个人的一天都是24小时，那么，对穷人来说，惟有这8小时，没有歧视，没有压迫，真正的人人平等。

尤其是这几年经见的人和事一多，我就更不觉得，一个人睡眠时间短，工作时间长，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关键不是从物理的意义上看他干了多长时间，而是要看他干了什么，对谁或什么有意义。有些人的工作只对自己有意义；有些人的工作则不仅是利己的，而且是益人的；有些人则根本不需要工作，能睡着本身就是贡献。比如，贪官睡着了，就少了许多坑害黎民的机会；城管睡着了，摊贩们就可以放心地做生意；拆迁办的人睡着了，城市小业主就可以在自家的房檐下晾衣；乡干部睡着了，农民就可以搂着自己的老婆私语；经济学家睡着了，百姓就可以放心购物，不用担心被“忽悠”；走笔至此，有朋友方英文发短信邀请我吃午饭，我说：“我要睡觉，不想跑那么远。”他说：“国家都成了这个样子，你能睡着就睡吧！”其实，我不能睡着又怎样？即使我睁眼到天亮，台湾问题就能解决？以巴就会停火？中东的石油就会降价？本。拉登就会逮住？

也就是说，我关注的不是事情的数量，而是质量；不是工作的时间，而是性质。一件事情发生得越多，并不必然说明它有意义。相对于这个时代大量出现的虚火上升、铺张奢靡的泡沫活动，我更喜欢朴素、深刻、真正有根基、原创性的工作。如果一个人的工作只是“为做而做”的机械性重复，那么，即使它在长度上、体积上再有规模，也和蚂蚁、蜜蜂的劳作差不多。

斯大林喜欢晚上工作，像罪犯一样地在晚上工作，是一切独裁者共有的风格。他睡不着，克里姆林宫的所有机器，包括人力机器，都要围绕这种新的时间作息。他喜欢晚上看电影，就会把导演叫来坐在前边，他是固定地坐在后边的一个椅子上的。据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回忆，所有被请来的导演都不敢回头，也不知道屏幕上演的什么，一切意念都集中在后边的那个椅子上，一有异常响动，就会吓得尿裤子。虽然没有人“因为他尿湿了裤子而送他一条新的”，但此后这些尿过裤子的成年人没有一个感到耻辱，反而津津乐道。因为“在领袖和导师前面尿裤子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这是一种荣誉，”音乐家总结说。

除了看电影，斯大林和他的亲密战友们还喜欢通宵达旦地夜饮。像许多他们批判过的“封建帝王”一样，这些“昼短苦夜长”的政治局委员在大清洗的高潮也不忘在别墅行乐。一天深夜，莫斯科天文馆接到从斯大林别墅打来的电话，问馆长，别墅上方是什么星座？起因是莫洛托夫同志和卡冈诺维奇同志在喝酒时发生了争论：莫洛托夫认为，别墅上方是猎户星座，卡冈诺维奇则说是仙后星座。二人相持不下，“各族人民的领袖”斯大林就建议他们打电话问一下天文馆的人。但不凑巧的是，值班的天文馆长不是天文学家，真正懂天文的馆长早被逮捕了。没办法，这个行伍出身的馆长解释说，需要一点时间去向天文学家了解。具体地说，不是向天文学家了解，而是向残存的天文学家了解。

汽车开到了一位著名天文学家的门口，馆长打算把他请来，请到天文馆来讨论这个神圣而庄严的课题。可仍然不凑巧的是，这位天文学家是不久前被捕的天文学家努梅罗夫的好友，他整晚整晚睡不着觉，就是觉得随时会坐牢或杀头。当听到窗外汽车驶近的声音，他以为上路的时分到了。门外有人按门铃，他过去开门，门还没开，就心脏病猝发，死在了家门口。按中国人的想法，也算好运气，因为总算没有客死西伯利亚或横尸街头。

汽车只好开着寻找下一位。说也奇怪，他们即将寻找的这一位也是努梅罗夫的好友。因为真正的天文学家这时已所剩不多，因而，他随时准备和好友“共赴黄泉”。好了，汽车驶近了，而且是专门抓人的黑色汽车，又是在大逮捕的高峰时段——深夜两点半，还犹豫什么？难道一个60岁的老汉，还准备再经受一番刑讯逼供而死？还没等门铃响完，他就飞身从窗子里跃下，扑向了他终生挚爱的星星。不过方向正好相反，不是向上，而是向下。从人生态度上讲，很不时髦。

倒霉的天文馆长折腾了一夜，到天亮时终于弄明白了。赶紧往斯大林别墅打电话：“请转告莫洛托夫同志和卡冈诺维奇同志……”“没有人可以转告，他们早就睡觉去了，”守电话的人答道。

这是我所见到的关于黑夜最触目惊心的描写之一，被俄罗斯作家拉津斯基记载在《斯大林秘闻》里。说明在一个从生活到自然，从生命到财产，甚至包括时间都完全被国有化的极权社会里，人是一无所有的。当然，还有一点教训，就是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所有过程，哪怕是最细微的吃喝拉撒，都最好能由自己赋予意义，一旦交由别人代为设计，那么，事情的结果就会通向愿望的反面。你看单是睡觉的目的，就哪里是一个简单的“为了工作”？有些人醒着，是为了让别人睡得更好；可有些人醒着，别人就睡不着。

1953年3月1日，“永远健康”的“苏联各族人民的导师和统帅”斯大林一直睡到晚上10点了还不见出来，从他凌晨5点上床算起，“全人类最伟大的天才”已在床上躺了整整17个小时了。所有的保卫人员都十分着急，但没有办法。因为“导师”有规定：没有召唤，谁也不许进他的房间。但这一回情况紧急，警卫员洛兹加乔夫便冒死闯入他的卧室。这时，他看见“百折不挠”的斯大林躺在地上，右手微举，不能说话，裤子尿湿了一大片——不过不是别人吓得，而是中风引起的。

他们赶紧给马林科夫打电话，过了半小时，马林科夫回答：“我没找到贝利亚”。又过了半小时，贝利亚打电话：“关于斯大林同志生病的事，对谁都不要说。”又过了3小时，也就是离警卫员第一次打电话整整过了4小时，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挟着皮鞋来到斯大林的房间，简单地问了一下病情，对警卫员说：“不要惊慌失措，别让我们心烦，也别打扰斯大林同志。”就这样，在“导师”尿湿裤子躺在地上4小时后，战友们宣布：“当家的”原来睡得很安详。咱们走吧！又过了5小时，医生驾到，一直捱到3月5日，不过是例行注射，写写病情公报而已。而他的亲密战友马林科夫直到最后一刻，还在最高苏维埃联席会议上宣布：斯大林同志还在和死亡斗争……

在这儿，我们不能指责“各族人民”对自己的“领袖”不关心，因为人们，包括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这些极权制度的帮凶和设计者都知道，只有“当家的”睡着了——永远地睡着了，他们才能活，才能像人一样地活。

2006年圣诞节草于长安城南饮马窟

 

今天下午，国民党中常会通过提名马英九代表国民党参选2008年总统，国民党藉十五名县市长及党高层全都到场挺马，气氛热烈。然而，国民党的另一位重量级人物王金平，以有事在身，拒绝出席。记者会后，马英九与国民党主席吴伯雄一起去拜会连战，请连战出面协调与王金平搭档的问题。

2000年大选，连、宋分裂成全了陈水扁。现在，2008年大选越来越近，国民党再次面临马、王分裂的危险。与此同时，最有希望带领国民党赢回政权的马英九，却是前一段”倒扁风潮”的最大受害者。他不仅因”首长特别费”诉讼而被迫辞去党主席，更要面对来自党内可能分裂的严峻挑战。而马英九无法靠自身的能力摆平王金平、整合党内资源，只能请挺王的连战出面，不能不让人怀疑马英九的政治能力。

必须承认，陈水扁政府第一任期的成绩单很糟，靠两颗子弹换来微弱多数的第二任期，从04年选举一结束，岛内的倒扁潮就从未停止过。特别是陈水扁对其亲信和家族的贪腐丑闻的暧昧态度，激怒了民进党元老施明德，他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倒扁红潮，使陈水扁的政治威信衰入谷底。

然而，现在看来，即便陈水扁政府如此不堪，国民党也未必能够赢得08大选。因为，百年国民党之所以两次败给年轻的民进党，决定性的因素不是因为台湾主流民意青睐民进党，而是国民党内部的衰败。2000年大选败于国民党分裂，2004年大选败于老迈连战的坚持参选，而不让更有能力的新生代马英九参选。而终于”熬成婆”的马英九请连战出面协调，有点”与虎谋皮”的味道。

连战第二次败选后，他的政治影响力就日益边缘化，甚至已经穷途末路。如果他还想发挥发挥余热，最好的方式是帮助国民党赢得08大选。然而，他没有汲取国民党内部分裂而输掉2000年大选的教训，不是力促国民党的两大山头马英九和王金平联手合作，而是暗自挺王踩马。马英九陷入”首长特别费”官司，连战非但不帮忙，反而与王金平一起看热闹；王金平至今拒绝出任马英九的竞选搭档，国民党的内部再次分裂已见端倪，作为国民党荣誉主席的连战居然对王金平表示谅解。

更过分的，连战近两年最有新闻价值的政治作为，居然是率领一家老小频繁地来大陆享受高规格接待，靠独裁党的恩赐塑造”最后辉煌”。”胡连会”已经热闹了三次，每次都要向台湾民众许下了种种美好的”愿景”。然而，综观三次”胡连会”的成果，除了表面热闹和纸上愿景之外，再无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今年国共论坛结束，中共又宣布送给台湾的”六个大礼包”。连战也在返回台前向媒体发表讲话，盛赞第三次国共论坛的丰硕成果。他说：本届论坛通过了六项共同建议，大陆各部门推出了十三项新的惠台措施，如此丰硕的成果一定会得到台湾民众的欢迎。以往两次论坛都受到了台湾各界的肯定，这次论坛针对两岸直航、教育交流、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并形成多项具体建议，又为两岸和平发展厚植了根基。连战也再次向陈水扁喊话：希望台湾当局能够勇敢地承担为台湾民众谋福祉的责任，”收割论坛的丰硕成果”，国民党对此乐观其成。

然而，连战眼中的”丰硕成果”，在民进党政府的眼中，与其说是”大礼包”，不如说是”大阴谋”。连战越是在北京”反台独”，民进党政府越是强硬。所以，象前两届国共论坛的”大礼包”一样，只能停留在纸上。

三次国共论坛谈出的成果，之所以在两岸的现实互动中屡屡落空。表面原因是陈水扁政府的拒绝，实质原因是国共联手打压陈水扁政府。从连战第一次大陆行的首次”联共制台”，到第三次国共论坛的”联共反独”，似乎除了”反台独”之外，连战对胡锦涛已经无话可说。

连战此次来大陆的表演，比两年前的北大演讲还要过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里，中共政协主席贾庆林对台湾放狠话：”台独成为当前台海和平稳定面临的最严重、最危险、最紧迫的问题”，”我们有决心、有能力、有准备制止台独和挫败导致台独的重大事变”。连战跟着贾庆林的调子，也高调斥责民进党政府在两岸关系上的”刹车”和”倒车”，造成台湾社会的失意以及经济上快速被边缘化。

海那边是陈水扁政府明确拒绝北京奥运圣火入台，海这边是连战一家的老少夫妇在4月29日早上参观北京奥运场馆，为北京奥运大唱赞歌。连战对记者表示：这次在北京参观了一些建设中的奥运场馆，看到北京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奥运盛会快马加鞭，日新月异。相信在大家的努力下，北京奥运将会是一届成功、亮丽、欢欣的奥运会。

对连战的如此表演，我不知道台湾人有何感觉，但对于我这个大陆人来说，恶心之极。

作为台湾在野党的国民党”反台独”，如果只在岛内反台独，我还能理解；但跑到大陆来，无论如何让我难以理解。民主社会中的最大在野党领袖，居然在独裁社会的讲坛上公开抨击自己的民选政府，这在世界上所有民主国家的最大反对党领袖中殊为罕见。反正除了连战之外，我再没见其他民主国家的反对党领袖访问中国时公开批评自己的民选政府。

这样的景观真的吊诡，中共统战国民党是为了”打扁”，连战联共反独也是为了”打扁”。”反台独”的诉求，让同在民主台湾的国民党与民进党势同水火，却让自由台湾的在野党领袖与独裁大陆的执政党党魁亲密无间。

从08年大选的选战策略的角度讲，连战以为他与胡锦涛走得越近，就越能为国民党扩大选票。而实际的效果可能恰恰相反，国民党越亲共，台湾主流民意就越反感，民进党政府也就越敢拒绝北京的统战。所以，对于国民党的08年大选而言，连战在岛内和大陆的一系列作为，不论他的主观动机如何，但在客观上只能产生弊大于利的效果。

2007年5月2日于北京家中（首发《观察》2007年5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