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发生在上个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快一百年了。可以说，那是中国进入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以来范围最大影响最广的一场文化运动。关于这场文化运动的是非功过，如同当初一样，今天仍然聚讼不已。关于新文化运动，最大的争议是在于其对传统的态度。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主张胡适、陈独秀等否定中国的文化传统，全面西化，主张西学为体，断定中学没用（第14页、第17页）。批评新文化运动的人士大体有两类，一类是主张中学为体，西学没用。还有一类是主张中学为体，西学有用，曾国藩、张之洞、陈寅恪、吴宓等都是这一派主张的代表人物。民间学人徐迅的《陈寅恪与柳如是》一书以剧本的奇特形式再次回放了历史的那一幕，真实地“演绎了”陈寅恪对那场新文化运动的认识与省思。

在中外有很多人把五四运动时期的新文化运动看作是一场文艺复兴。胡适断定，他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但是，在陈寅恪看来，这场运动虽然主张个人自由、个性解放，但是却只有观念移植，没有文化复兴，结果是异说兴起，祸患剧烈长久，莫可究极。（第150页）新文化运动不是一场复活中国古典传统中的人文精神的运动，而是一场全面否定与摧毁古典文化的运动。新文化运动背后的思想逻辑是，为了实现新的就必须毁灭旧的。

两相比较，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文化摧毁运动，而从十四世纪起发生于意大利并蔓延到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则是一场伟大的文化复兴运动。文艺复兴巨子们为古代希腊罗马的灿烂文化所倾倒，努力复活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化、学术与艺术及其背后的人文精神。而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则毫不犹豫地试图与中国古典文化传统彻底决裂。对于新文化运动这种除旧以立新的态度，陈寅恪是完全不认同的。他指出，中国若要想在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第244页）这才是文化复兴！文艺复兴向我们证明了一个貌似悖谬的道理：文化的复活与创新是相辅相成的，创新只能通过复兴才能实现的。文艺复兴的经验证明，新文化运动的教训证明，没有复活，就没有兴盛。

与新文化运动不同，欧洲文艺复兴的文化策略是温故以立新，彰往以察来。这就是在复兴古典的基础上推进人文主义。这种方法的特点是远交近攻，交古希腊罗马而攻中世纪。文艺复兴对传统持双重的态度：一是重建的态度，古希腊罗马的人文主义、个人主义；二是颠覆的态度，中世纪以来压制个人的晚近传统。文艺复兴是基于欧洲自身的思想资源基础上的再创造。新文化运动借助的不是本土文明的资源，而是外来文明的资源。

而新文化运动的方法是远也攻近也攻，对从先秦到晚清的文化传统全盘否定。对文化传统，可以有选择性地加以转化，但是要想加以一笔勾销，一是做不到，二是不应该。之所以做不到，是因为文化传统、观念的形成与更新是一个极其艰难和缓慢的过程。文化传统中的思想观念潜藏于人的灵魂深处和各种有形无形的堡垒之中。尤其是中国人更以观念顽固著称。所以，不论喜欢与否，数千年的传统不是想放弃就能放弃的。观念变革不像政治、经济架构的改造那样能立竿见影。之所以不应该，是因为人性是共通的，共通的人性必然要在文化传统中体现出来的。体现人性的、个人本位的、自由至上的观念、思想与流派是值得珍视与保留的，是需要发扬光大的。

陈寅恪敏锐地看出了新文化运动否定传统全盘西化的症结，但是他在文化的中与西、体与用上留下的零星观点也给人留下了不少疑问。陈寅恪坚决主张中体西用，却又断定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为代表的中国道统已经消沉沦丧，归于不可救疗之局（第156、157、255页）。另一方面，陈寅恪又像一位典型的古典主义者一样，视自由为最高的价值，他说，自由之思想，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历千万祀，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第47、112页）。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是被自由主义者百引不厌，也是本书作者最欣赏的座右铭（第1、45、47、112页）。是三纲六纪，还是自由至上？陈寅恪似乎没有作最后的澄清，他晚年的政治氛围也不允许他做公开的澄清。

不过，对于陈寅恪的乃至一切体用之说，不妨从另一角度来厘清，即首先最重要的关注倡导者所主张的体是什么的，其次才是这个体是属于哪个民族的，最后才是体与用的关系。在陈寅恪看来，这个体只能是自由，这是他与胡适的共同信念。没有这一点，陈不会为力挺胡适当中研院院长专程去重庆投下一票，也不会搭胡适的飞机离开北平。同时，陈寅恪认为，这个体必须以中国的文化传统为依托（即中体），在这一点上他与胡适不同；西方的思想文化传统，尤其是人类共同的自由大传统对在中国确立自由的新道统是有用的（西用），需全面开放虚心学习，所谓“中体西用资善诱”。在这一点上他与胡适大同小异。胡适认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已经完成；而陈寅恪与吴宓认为，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文艺复兴式的文化中兴。（罗志田：“中国文艺复兴之梦：从清季的古学复兴到民国的新潮”）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本书作者真诚地尊奉陈寅恪为中国文化的托命之人，并以追随陈寅恪为己任。

理解陈寅恪的文化径路对于中国下一场文化运动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这一径路就是：如果复活才能兴盛，那么复活什么？如果注定中体西用，那么选择什么为中体？如果中西有共体，基于共同人性，那么，这个中西共通之体是什么？如何通过文化运动在中国确立？这是下一场文化运动所要回答和解决的。

用文艺作品的形式来复兴中国的文化，是陈寅恪的晚年的参悟（从早年的纯学术到晚年的再生缘、柳如是），也是文艺复兴的真谛，作者也更是为之囊萤辟关。在为职称、课题写作的今天，在曲学以阿权的潮流之下，作者本着独立的精神，执着于自由的思想，以文艺形式致力于中华文化的维护与复兴，树立了一独立于官学的文艺复兴的民间典范。我期待着作者在这条路上走的更远，期待着更多的作者和出版家加入这一行列。

（徐迅：《陈寅恪与柳如是》，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古籍出版社，298页，2006年4月，第一次印刷，29.80元）

 

多年来，中宣部极力地抵抗普世人权观，鼓吹所谓中国特色的“人权观”——实质上是《动物庄园》式的唯“温饱”论的“猪权观”。最近，中宣部的这种谬论受到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批判。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不是悖离的。我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解决民生问题还要让人民生活得快乐和幸福。这就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在社会推进公平与正义。记者也许问，什么叫快乐？我可以借用艾青诗人的一句话：‘去问开化的大地，去问解冻的河流’。”温家宝显然还想要表达更多的意思，人们只要读一读艾青的原诗就不难明白。
   
艾青的诗题为《窗外的争吵》，写于1980年春节。他在诗中描写了“春天”与“冬天”的争吵。“春天”代表了要求改革的知识分子，“冬天”则影射像中宣部这样的保守势力。“春天：大家都在咒骂你/整天为你在发愁/谁也不会喜欢你/你让大家吃苦头。/冬天：我还留恋这地方/你来的不是时候/我还想打扫打扫/什么也不给你留。/春天：你真是冷酷无情/闹得什么也没有/难道糟蹋得还少/难道摧毁得不够。/冬天：我也有我的尊严/我讨厌嬉皮笑脸/看你把我怎么办/我就是不愿意走。/春天：别以为大家怕你/到时候你就得走/你不走大家轰你/谁也没办法挽留…… /地里种子要发芽/枝头骨朵要吐秀 /万物都频频点头/异口同声劝你走/你要是赖着不走/用拖拉机拉你走/用推土机推你走/敲锣打鼓送你走。”1980年的时候，知识分子就想送中宣部走，艾青写了上面的诗，赵丹在临终遗言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他直言不讳地说：“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党（通过宣传部系统）管文艺”，“从中央以至各省、区、县、公社、厂矿，几乎都还总是要请个不懂或不大懂文艺的外行来领而导之”，“就是自找麻烦，吃力不讨好，就是祸害文艺”，“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直到今天，中宣部这个“祸害”还没有被送走，人们还要继续努力送“瘟神”、送“阎王”。
   
以往，人们批判中宣部，大多是从破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践踏宪法规定的公民言论出版自由以及“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这样一个角度，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们的研究则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这就是——中宣部是阻碍中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阻碍中国经济转型、扩大内需和降低能耗，阻碍国民福利总量增长和质量改善的绊脚石。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的《文化蓝皮书——2007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指出：“根据国际统计分析，如果达到人均GDP1600美元的发展水平，恩格尔系数应为33%，文化需求在个人消费中应占20％，实际需求总量应为20100亿元。2005年我国人均GDP就超过了1600美元，只有4150亿元左右的文化消费支出，距离同样发展水平国家平均值的差距至少在15000亿元以上。换句话说，我国居民的文化需求的满足程度仅仅不到1/4。”3/4潜在文化需求无法满足的主要原因是体制性原因。

以出版业为例。虽然由政府主管部门控制的500多家出版社垄断了出版产业的关键环节，但是实际上，40％畅销书的策划出版功能已经转向了总数达到近4000家的民营工作室，50％左右的发行渠道实际上已经是民营发行机构的天下，其中一些成规模的民营发行商实际上已将出版社变成了自己的编辑部。于是，国有出版机构依旧在行政性垄断特权保护下运营，越来越“有名无实”，民营书业在市场中发展壮大，却又不能“名正言顺”。结果：一方面是人们读不到好书，侥幸出笼的好书往往又很快变成禁书；另一方面是出版机构库存与年销售额之比2005年已经达到100％的程度，大部分的国有出版企业已经资不抵债，成为空壳。我在《再评禁书事件：听其言而观其行》一文中提出了两点主张：向现有出版社开放书号控制，向民营出版企业开放市场准入。只要能够做到这两点，出版业的品种和产值翻番，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这样的好事为什么做不到？惟一的原因是：就像中宣部管文艺的部门“祸害文艺”，管出版的部门同样在“祸害出版”。
   
毛泽东当年曾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实际上他自己才是最大的阎王，中宣部的部长、局长只是他手下的中小阎王。我们今天要打倒一切阎王，目的是解放物质与精神的生产力，使人们获得公正、自由、快乐和幸福。

首发人与人权

 

强盗颁布禁盗令

中共通过《物权法》，明文宣布要保护个人私有财产，本当肯定。但此法出自中共之手，而中共正是以消灭私产为宗旨，靠血腥共产而起家，且至今未对其当年共产之罪公开认错，更不曾对受害人有任何赔偿：共产党立法保护私产，这话在字面上就是自相矛盾的；好比强盗颁布禁盗令，实在是极大的荒诞。

然而讽刺的是，这种荒诞倒从反面揭示出物权法的意义。正如鲍彤所说：物权法的通过，“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1953年提出的‘向社会主义过渡’ 的那条《总路线》，以及它的全部理论和政策的最终破产，意味着在折腾和徘徊了半个多世纪，转了个360度的大圈子之后，中国依旧回到了原点”。鲍彤指出：“中国近50年来，不，其实是近80年来的历史，应该彻底改写。这就是十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物权法》的伟大的启蒙意义。”

历史证明，整个共产革命就是一段大弯路，一件大错误，一场大灾难。80年代邓小平讲话，说“改革是第二次革命”。那么，谁是第一次革命呢？当然是1949年的那次革命。那么，第二次革命究竟是革谁的命呢？其实，第二次革命就是革第一次革命的命。今天的改革就是对当年的革命的否定。这一点老百姓早就看穿了。90年代的一期《读书》杂志刊出一篇短文，文章里引用了一位山西老农民的话。这位老农民说：“解放前，我们村有一户地主两户富农，已经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注意：所谓回到原点，祇是说在法理上回到原点。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中华民国民法物权篇。此一物权法被共产革命所推翻。80年后，共产党又重新制定物权法。是谓回到原点。可是，80年的历史却如何能因此而一笔勾销？共产党难道不应该为它犯下的历史性错误向国人作交代？不少人提出共产党应该改名字，改成私产党或什么党。我要补充的是，祇改名字还不够，重要的是对历史作交代，承认错误。改名是自我否定，不是金蝉脱壳。一个江洋大盗，杀人越货，罪行累累，难道祇要自己给自己换一个名字就可以免去一切罪责了吗？

物权法的颠覆性

物权法的颁布是对共产革命的彻底颠覆，是对共产党权力合法性的釜底抽薪。这一点，共产党自己想必早已心知肚明。照理说，共产党就该引咎辞职以谢天下，最起码的，它也应该放弃一党专政，终止政治迫害，开放自由民主，实行公正的经济改革，还政于民，还财于民。提起共产党犯下的滔天大错，连万里也忍不住要说：“如果这些情况让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道了，不推翻共产党才怪呢！”（转引自 《历史不再徘徊》，凌志军着，人民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110页）。稍有人性的共产党人，一想起共产党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无不痛心疾首。在他们看来，即便老百姓要推翻共产党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就算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认为中国的基础太差（中国不是已经崛起了么？现在不已经是盛世了么？），民主不能一蹴而就，共产党虽然欠债累累，理当下台，但在眼下的中国一时间还没有可以替代的力量（这难道不是共产党一直拼命扼杀其他任何有组织力量的结果吗？）；既然他们清楚地懂得自由民主的要求在原则上是正当的，是合情合理的（如果在现实中还不能立刻条条兑现的话），因此，他们祇会在充分承认其合理性的前提下，耐心向民众作解释，争取民众的谅解，明确地、毫不含糊地作出推行民主的庄严承诺，并且坚定地迈开最初的步伐。

然而迄今为止，共产党并未向国人请罪，也并未承诺要实行民主改革。相反，共产党还在一如既往地自我标榜其伟大光荣正确，还在毫不手软地坚持一党专政。共产党宣布保护私产，这本来是自我否定，自己打倒自己，但中共竟能安然不动，照旧稳坐钓鱼台，其间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普遍流行的犬儒心态。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说，“极权制度的巧妙之处恰恰在于它取消了要么揭露谎言、要么迫使领袖言行一致的现实”。因为“广大党员和精英集团的犬儒态度解除了领袖被迫面临的压力”。原因就在于六四。罗素指出：“当维持传统权力的信仰和习惯趋于失势的时候，不是渐渐地为基于某种新信仰的权力所取代，就是为暴力所取代。” 六四屠杀彻底消解了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促成了中共政权由权力向暴力的转变。从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公开声称不问姓社姓资，到今天共产党通过保护私产的物权法，共产党自己就把自己的意识形态撕得粉碎，但是它已经不再需要意识形态的乔装打扮。现在，维持暴力统治的手段祇剩下了暴力自身，而协同这种统治的心态也祇剩下了犬儒主义。

鲍彤先生坦率地说：“有人一贯主张‘ 有法总比无法好’ ，但我历来不敢苟同。今天这个物权法，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到底能起什么好的作用或坏的作用，我不敢言之过早。”我赞成鲍彤先生这种有保留的态度。道理很简单，且不说现在通过的这部物权法本身就有很多问题，比如说它对私有财产的的界定和保护都有不足。更重要的是，在一党专制维持不变的情况下，党大于法，权大于法，因此区区一部物权法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并不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不错，物权法重新确立了私有财产应该受到保护，不应该被国家权力侵犯的原则。然而直到今天为止，50多年来，中国人民的私有财产不是一直在被侵犯吗？对于当初共产所造成的对私有财产的严重侵犯，共产党不要说没赔偿，连错都没认。事实上，共产党专制政权的继续存在，本身就是对物权法的莫大讽刺：当强盗政府还高高地坐在台上，我们又怎么能说人民的私有财产已经受到保护了呢？

我不是说物权法中有关保护私产的条款毫无正面意义。我是说这些条款到底有多大用，取决于有多少人把它当真，把它付诸行动，敢于用它来向当局叫板，迫使当局兑现。既然物权法为我们保护私产多多少少提供了一些说法，一些依据，不用白不用。换言之，我们既不要陷入天真，又不要沦为犬儒。最重要的是，我们应当根据物权法去挑战一党专制，把它用作推动政治改革的利器。

从“国营”到“国有”

物权法对人民的公有财产也作出了规定，这一点似乎很少被人注意。现今通过的这部物权法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的全民所有制观念，它明目张胆地把全体人民的公有财产变成了政府的财产，把民产变成了官产。

众所周知，在过去，我国的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是国营的，根据宪法，国营企业是全民所有制。这就是说，国营企业的财产是属于全体人民的，国营企业的财产是全体人民的公有财产。注意：中国的国营（state-operated）企业和西方的国有（state-owned）企业不是一回事。西方的国有企业是政府所有，并由政府派人代表政府进行管理。在西方的国有企业里，职工是政府的雇员。中国的国营企业是全民所有（ownership by the whole people），政府官员是代表全体人民进行管理。在中国的国营企业里，职工是企业的主人。

早在1993年全国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五条》，把原来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就悄悄地改成了“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乍一看去，这祇是改了一个字，意思并没有变。过去叫国营经济，国营企业，现在改叫国有经济，国有企业，但是它的全民所有的性质并没有改变。其实，这一字之差大有文章。

物权法第四十五条写道：“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财产，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在这里，国家所有就是全民所有。看上去没有什么问题。但接下来的一句却是：“国有财产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这就不对了。既然国有财产就是全民财产，而全民财产的所有权当然属于全民，怎么能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呢？在中文中，“国家”这个词可以有多种含义，比如说，它有时是指“人民”，有时是指“政府”。物权法就利用了“国家”这个词的歧义性，偷换概念。物权法在前面说国家所有就是全民所有，这里的“国家”，意思是人民。可是它在下面又说国有财产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这里的“国家”又是指政府了。前一个“国家”是指人民，后一个“国家”是指政府。这样一来，属于人民的财产就被调了包，变成属于政府的了。既然所谓国有财产从人民的财产被偷换成了政府的财产，那么接下来，物权法第五十三条到五十七条规定，对国有资产的处置，包括转让、变卖等等，也就成了政府的事，纯属政府的行政裁量权，由政府按照行政规定办理。人民无权过问，无权参与。

“掌勺者私占大饭锅”

据了解，在物权法的修订过程中，曾经有许多人提出，为了体现国有财产的全民所有性质，建议在法规中写明，重要国有资产的处分，特别是其转让和变卖，应当事先得到同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批准和同意。但是这一建议并未被采纳。尽管人人都知道，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是共产党的应声虫，根本不代表人民。因此按理说在处置国有资产时让人民代表大会走走过场也不妨事，而且在面子上也更好看些。但是共产党太心虚也太霸道，最后决定是连这个橡皮图章也干脆不要盖，干脆摆明了说：如何处置国有资产是我们当官的事，你们老百姓靠边站。

物权法第五十五条也有同样的问题，该条规定：“国家出资的企业，由国务院、地方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出资人权益。”在这里，所谓国家出资的企业中的“国家”这个词究竟是指什么呢？如果这里的国家是指人民，因此所谓国家出资就是人民出资，那么，出资人权益当然就该归人民享有。可是物权法却再次偷天换日，把本来是人民出资的变成了政府出资。于是，出资人权益就归到政府名下了。按照物权法，政府成了资本家，官员成了经理，而工人则成了打工仔。就这样，按照物权法，全体人民的公有财产变成了政府自家的私产，民产变成了官产。用清华大学教授秦辉的话就是“掌勺者私占大饭锅”。用香港学者郎咸平的话就是“保姆霸占了主人的家产”。用下岗工人陈洪的话就是“管家占据了主人的财产，还要把主人赶出家门”。由此可见，所谓物权法，其实不过是共产党统治集团吞并霸占全国人民公有财产的自供状。

有人说，全民所有制这个概念本来就含糊不清，实际上它本来就是政府所有，官员所有。物权法无非是把这一点挑明了而已。有什么可值得大惊小怪的？

不对，不对。全民所有制的概念在经济上固然含糊不清，但在政治上，它却是当年灭私产搞共产的道义依据。改革应是把含糊不清的全民所有变成清清楚楚的真正的每个人的个人所有，而绝不能干脆让政府或少数官员平白占去。正如同所谓人民民主专政，说是人民当家作主，其实是共产党一党专政，是一小撮党的领导人专政。政治改革当然应该是建立起一套真正的体现主权在民的制度，而不是干脆让那一小撮党的领导人不加掩饰地称孤道寡。当我们揭露某一事物的伪善时，那意思是要用真善去替代，而决不是要代之以真恶、赤裸裸的恶。如果说物权法中有关保护个人私有财产的条款至少在字面上还不无正面意义的话，那么，物权法中有关全民共有财产的条款就是公然而然的恶法，是公然而然地对全民财产的抢劫。

中共还有多少机会？

我在10年前就撰文指出：中共的经济改革已经沦为权贵们瓜分人民财产的第二次大掠夺。中共先是在革命的旗号下用暴力手段灭私充公，然后又在改革的旗号下靠暴力的庇护化公为私，两件相反的坏事居然让同一个党在50年内全做了。用秦辉先生的话就是：“同样依托专制强权，先以‘左’的名义抢劫，再以‘右’的名义分赃。以‘社会主义’为名化平民之私为‘公’，以‘市场经济’为名化‘公’为权贵之私。” 这是在古今中外都没有先例的，独一无二的。

近些年来，围绕着中共的所谓改革，国人中的争议越来越大。互联网上的言论由于比较自由，这种争议常常进行得短兵相接，直言不讳。人们可以发现，那些为中共辩护的人开始还和你辩论几句，但三下两下就图穷匕首见，摆明了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架式：“共产党的江山是几千万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不服气，你也来呀！”其实，天下最没有资格抬出革命先烈的人莫过于今天的共产党，因为今天的共产党完全背叛了当年流血牺牲的革命先烈。反过来讲，如果今日中共硬要说他们是革命先烈的继承者，如果中共硬要说他们霸占人民财产是继承先烈遗愿，那岂不是等于说他们的革命先烈根本不是什么革命先烈，祇不过是土匪强盗兼骗子而已？

想当年，共产革命风靡一时，席卷了几乎半个世界。历史已经为这场赤祸盖棺论定。不过我们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总得承认，当初的许多共产党人，从主观上讲，自以为是在追求人类最崇高的理想，在巨大的历史错误中包含有不容否认的理想主义精神。后世的共产党人终于意识到共产理想的谬误，祇要他们心中还保留些许理想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情怀，就必然会实行彻底的改革，首先是停止政治迫害，至少是在民众起来争取自由民主时拒绝暴力镇压。这就是苏联东欧共产政权会在一夜之间和平转型的原因。中国共产党里也不是没有这样的好人。祇是六四屠杀使中国失去了这样一次历史的机会。18年过去了，今日的中共当政者们是如何看待这一切的呢？无论如何，历史给与他们的机会已经很少很少了。

首发北京之春

 

近三十年的经济改革，早已陷入瓶颈。这个瓶颈，就是极权僵化的政治体制。于是，不断有传闻说，“十七大”后，中共可能推行政改。中共官方为此多次放话，最突出的一次，是今年“两会”前夕，总理温家宝撰文表示：“ 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 ”，暗示他承认民主与人权为“普世价值”；在“两会”期间的记者会上，温家宝再次表明：要“推进 两大改革：一是推进以市场化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二是以发展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 ”

温家宝论述“民主”，已经引人联想。而与中共高层关系密切、被称为胡温“智囊”的官方学者，更是频频放话，“民主”一词，使用频率之高，令外界讶异。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俞可平公开论证“民主是个好东西”；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 则阐述“民主是个不坏的东西”；另外又有电视片《大国崛起》出炉，对“民主”与“人权”等词汇，并不避讳。

中共是否要搞政改？外界对此，多表不信。因为，纵观中共历史，说得多、做得少，言行不一，甚至言行相反。四十年代，中共蜗居延安，为了迷惑美国人，曾大谈民主，并把“争民主”，作为与国民党斗争的手段。一当政权到手，中共立即翻脸 ，毫不掩饰地宣布“我们就是要独裁”；五十年代，毛泽东与邓小平联手设计“阳谋”，以“大鸣大放”为诱饵，“引蛇出洞”，掀起“反右运动”：“文革”期间，毛泽东号召民间“造反”，但在对“造反派”充分利用后，却将其头目悉数投入监狱。这一切，就是历史上的中共，在“民主”幌子下的真实行径。人们有理由怀疑：今日又开始大谈民主的中共，难道就不会故技重施？

众所周知，胡温接位以来，一直与江系人马展开权力斗争，大规模的人事重组，一直没有间断。一种说法是，其背景，是胡温为政改而进行的准备性布局。胡温的“ 政改”，内容究竟是什么？官方学者之一、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作出了公开回答：中共“十七大”之后，可能将在两个方面进行政改：一是继续以扩大党内民主为切入点，稳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二是重点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何谓“党内民主”？仍然语焉不详，中共一直有“民主集中制”的说法，实际上，只有集中，没有民主；重提“党内民主”，却暴露了中共高层的心迹：只能谈“党内民主”，不能谈“党外民主”。换言之，这种“民主”，只是中共一党的专利，而与老百姓无关。

至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在是“老生常谈”。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共先后推动5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一律归于失败。就连“精简机构”这一条，都做不到，在“精简”的口号下，官吏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以至于，官民比例失调，达到历史性的数目。（ 西汉时，每8千个老百姓，才养活1个官；如今的“人民共和国”，每26个老百姓，就要养活1 个官。）

侈谈民主的同时，中共也做了一些姿态。姿态之一：让非中共党员出任政府部长。比如，任命一个叫万钢的人出任科技部长，并大肆渲染。然而，从争取万钢回国、到任命其为同济大学校长；从安排万钢担任“致公党”副主席，到擢升其为科技部长；一路都是中共栽培的痕迹。与其说万钢是“非中共党员”，不如说他是被有意留在党外的“中共党员”。万钢加入的“致公党”，是中共花瓶；万钢本人，也是中共花瓶。这样的双簧，早就是中共的拿手好戏。与其说是“创新”，不如说是恢复，恢复了半个多世纪前，中共任命“非中共党员”出任部长的“面子工程”。

就算胡温真的要搞“政改”，能够走多远？目前的迹象显示：至多走到新加坡那么远。那就是：在制度上做出有利于执政党的设计，将政治精英、商业精英、和文化精英混编，形成特殊利益集团，执政党控制一切，包括国家资源和人力资源。在这样的前提下，来谈民主，甚至可以吸纳若干党外人士，甚至可以搞一些能够操控的“差额选举”，借以蒙混过关。以民主之名，行专制之实。不过是欺世盗名的“鸟笼”民主。 中共羡慕新加坡模式，有迹可循，由来已久。

人们都会说“听其言，观其行。”对待中共，尤其应该如此。听今日中共之言，有“民主”词汇；观今日中共之行，却无民主实质。中共虽大谈“政改”，但对“六四”屠杀和镇压法轮功，这两个最具检验意义的话题，却不敢触及。如此叶公好龙 ，又如何谈得上“政改”？非但如此，在大谈特谈“政改”与“民主”的同时，中共对民运人士、法轮功学员、维权人士、宗教人士等的镇压、抓捕、和迫害，一刻也没有停止。其所作所为，与真正的民主，相距何其遥远！

惟需警惕的是，在中共的民主高调中，恐怕包藏着另类“阳谋”，即：争夺对“民主”这个概念的话语权。中共的意思是： 你们西方能谈民主，我们中国也能谈民主 ；你们民主派能谈民主，我们共产党也能谈民主；与其让你们去谈民主，不如让我们来谈民主；反正，对“民主”这个词汇，你有你的解释，我有我的解释，大可混淆视听。说是“普世价值”，到了我中共这里，都可以叫做“中国特色”。

如此一来，说中共专制、说中共独裁，就很有些费周折了。至少，在部分经中共彻底洗脑、奴性十足的人们那里，中共的这套花招，很可能奏效。新加坡的执政党就是这么干的，而且干得很有成效，至少迄今如此。

首发自由亚洲电台

 

最近收到的电子邮件中，有不少是关于中国大陆读者声援中文网刊《民主论坛》（http://asiademo.org/）的，他们对于该网站最近出现的财务危机深表担忧和不能理解。对此我也陷入了一个思考的悖论：为什么台湾的民主政治向前发展了，对包括《民主论坛》在内的海外民运的支持反而减弱了呢？而人们也常看到海外民运中有一个怪象，一些人弄钱有术，做事无心，资源丰富的往往并不是做得好和做得多的，以至于有人批评出现了“民运贵族”；而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扎扎实实做事而且创造出非凡成就的，却往往被资源短缺卡住喉咙；还有一些与民运渊源很深的人，在发财致富以后却离民运而去……

《民主论坛》创办将近九年，走过了一段艰辛曲折的旅程，在洪哲胜先生的辛勤努力之下，她成为了海内外中国民运人士的一个重要舆论阵地，事实上也是台湾与海内外民运人士交流沟通的一个精神桥梁，尤其是在民进党执政以后，面对“海岛心态”、“偏安一隅”的批评声浪，《民主论坛》以不容辩驳是事实向世人证明：台湾的民主进步，就是值得天下华人分享的千秋盛事！

台湾近年来的多党政治和政党轮替，对于民主政治的建设发展做出的贡献，已经获得举世公认的成就，也许因为其尚在“初级阶段”，有许多自身的问题亟待解决，而支持海内外中国人民主运动的政策，在制定和贯彻的时候可能会缺少某种连贯性，加之一些外在因素的影响，竟然使得台湾这一最能体现自身价值观念的政策，给人以不断萎缩的错觉，实在也是亲疼仇快的憾事。

好在台湾社会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这一环节的缺陷，经过立法程序终于成立了财团法人“民主基金会”，应该说这可以使得台湾朝野支持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全世界民主运动发展，多了一个重要手段，也有了相当的保障。但是，该基金会能否达成其目标，完成台湾朝野托付的重大使命，《民主论坛》的兴衰存废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检验标志。

一九九八年七月一日起，由台湾商人张胜凯先生出资，通过民主亚洲基金会在《自由时报》纽约版租下半个版面，出版《民主论坛》专栏，提供一个让海内外异议人士发表政治见解的园地。经过主编洪哲胜先生兢兢业业、勤奋拼搏，这些年来《民主论坛》毫无疑问是台湾人创办的海内外异议人士中影响最大的一个媒体，也是成就最大的一个媒体。

特别是在张胜凯先生去世之后，《民主论坛》的经济资助出现困难的情况下，洪哲胜先生及时抓住网络媒体兴起的契机，及时改进了《民主论坛》的网站，并通过电子邮件向海内外读者发送。本人经手编辑的《议报》网站、《新世纪》网、《动向》月刊等媒体，以及在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英国BBC广播公司等媒体的采访或评论节目，时常收到来自大陆内部的反馈，而他们中大多是经过《民主论坛》群发邮件获得的信息。尤其在网络媒体《大参考》停刊之后，《民主论坛》事实上已经成为在中国大陆影响最大的采用电子邮件群发的民运网站。

如果因为经济困境洪哲胜先生不得不提前退休，《民主论坛》被迫关闭，这对台湾与海外中国人的关系以及与中国民运的关系，都是无法弥补的损失。事实上，根据台湾民主基金会“亚洲民主人权奖”设置办法之规定，获奖者的条件是（一）对于推动民主或人权运动有具体且显著事迹者。（二）具备为人推崇之人格操守，并具有高度的奉献精神。（三）对推动区域民主发展或人权保障工作，具有创意及独特贡献。

我认为洪哲胜先生和《民主论坛》完全符合这些要求，《民主论坛》和洪哲胜先生，非但不应该受到财政危机的困扰，恰恰是民主基金会的需要全力支持的项目，也是“亚洲民主人权奖”非常合适和十分难得的人选！

未了，还想再多说一句，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民主运动，既需要台湾民主基金会锦上添花，更需要雪中送炭——帮助《民主论坛》度过危机，并支持她健康发展！

首发自由亚洲电台

 

插记

眼下正好中午12点，老人疲倦了，嘴巴在动，眼睛却眯缝起来。我提议歇一会儿，老人就将帽檐拉下来打盹。我起立伸个懒腰，见张夫人自厨房露头，就跟过去，欲乘机聊几句。不料这个没见过世面的老太太竟躬着背，躲到灶台后面。我只得撤退。

百无聊赖，就背手望天，乌云很厚，三二只乌鸦落在院墙头，偏头梳理着羽毛。看样子，老两口平时也没啥天伦之乐，怎么过呢？正如此想，老人就醒了，并转头招呼我跟他上楼。

2楼有3个大房间，中间堆杂物，左间紧锁，我从窗缝瞅见，里头停放着两口特大棺材。而右间最大最气派，是老人的书房，却没见几本书。可书法作品不少，且有相当功力。老人说他每天鸡叫就起床，掌灯练字，至少将《四书》《五经》抄上好几页。有时写着写着，时光就倒流了，仿佛回到儿时，老外公立在身后，叭哒着烟杆，指点这儿指点那儿。可一转头，脖子凉飕飕的，老外公却不见了。唉，我方才如梦醒悟，自己都80岁了，几十年前的人和事肯定不在。我连忙安慰道：记忆中的东西在与不在，全是某种感觉，说不定看不见的比看得见的还要可靠些。老人连说对对，看来我遇到知音了，等采访完了我送你一幅字。

下楼时又碰到张夫人，这个乡村婆婆的脸突然红了。她给客人上完茶水，就埋着眼睛退下去，而她丈夫却嘿嘿笑着：不管她，我们继续吧。

正文

张进谦：1957年7月初，反右运动开始，我又被揪出来……

老威：农村也反右？

张进谦：石鼓街上抓了两个地主，我和我老表。我老表是个胆小鬼，做过枪支和大烟生意。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兵荒马乱的时候，这石鼓乡，好多人都贩过枪支和大烟。人家都不认帐，可我老表经不住诈，政府再一交代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他就把抗战时期的陈谷子烂糠全抖落出来。嘿嘿，这一下，公安局正好逮捕，弄去劳改。我还是历史问题，辩不过，才指出“破坏生产”的现实问题，比如54年放水淹秧田。我反驳：当时雨水太大，大家的秧田都遭淹了，肯定是要把田里的水放掉，秧苗才得活。又比如56年倒卖粮食。我反驳：我家连年填不饱肚皮，去年碰上长江没涨水，江心田才大丰收。国家的粮我没少交，剩下的赶街卖点，换两斤盐巴，也叫“倒卖”？

泥巴腿杆打不赢嘴仗，就将我绑到小学门口跪起，曝晒几个钟头，才请来一伙小学教师。尽管口干舌燥，我依然先发制人：各位老师，看热闹还是讲道理？教书匠们回答：自然讲道理。我说：你们是外来人，了解过土生土长的石鼓张进谦的历史吗？你们能讲出啥子道理？马列主义？还是唯物辩证法？满场全哑了，我又说：既然啥子都没搞清楚，各位老师就评评理，他们凭啥子斗争我？凭啥子把我弄到大太阳底下跪起？几个民兵气狠了，转头就把我吊了三天三夜，打得我直着喉咙喊：想下手，就一买卖敲死算逑，莫零敲碎打！

就这样断断续续整拢9月13号，我被逮捕了。

老威：啥子罪名？

张进谦：莫须有。当时我完全绝望，都在盘算着偷越国境了。不料13号早晨，我正挑水，乡党支部书记就带人来捆。我质问犯了哪一条？书记笑嘻嘻地说：没人说你犯了哪一条，这是运动，懂不懂？过场总要走。我说：公安局没来，你们这样是非法。他说：是啊，讲理讲不赢你！如果抓错了，今晚就释放好不好？

我在乡政府关了28天，中间区委书记来了一次，在过道里吼：咋搞的，小刘？张进谦关了十七八天，连材料都没报上来？

老威：小刘是谁？

张进谦：乡书记嘛。当时形势摆起的，我是地主，还嘴巴劲大，群众要求杀杀我的威风。

老威：也得有个名目哦。

张进谦：破坏生产，态度恶劣，从严惩处，判刑8年。

老威：这么简单？

张进谦：原来准备劳教一下，扣个屎盆子，臭到底就完事。可是在法堂上，我扇了法官一耳光，劳教就立刻升为劳改8年了。

老威：一个耳光判8年刑？

张进谦：打拐了，打拐了。没任何依据，法官劈头大骂我“历史反革命”，我一时忍不住，巴掌就刮过去了，还反骂他“大汉奸汪精卫的孝子贤孙”。他捂着脸说：张进谦，你太嚣张！加入了国民党，还不承认是历史反革命？我说：我参加的是抗日的国民党，又不是打内战的国民党，何罪之有？

老威：既是法庭，法官与被告应该隔开，至少有一定距离，你咋个能打到他？

张进谦：哪有法庭？就在石鼓街子最宽的地方，找了家铺面，里头安一张条桌。法官是丽江县法院派来的，叫和玉光（音译），坐在那边，耀武扬威的模样；我是犯人，站在这边，伸手都能摸着他的鼻子。

老威：检察官和书记员呢？

张进谦：当时不兴这些。就一个人，连记录，带起诉，带判刑，包干。群众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起，看稀奇，街面都扎断了。

老威；够搞笑的。

张进谦：法官后来讲，本想吓唬吓唬就收场，是我逼着他判的。从盘古王开天地到而今，没得犯人敢打审判官！所以他当场刷刷刷，几分钟就手写了一张《判决书》。

老威：厉害厉害。

张进谦：厉害个逑！他这个水平，我当几个法官都绰绰有余。当天晚上，我就在膝盖上摊开纸，写《上诉书》，在丽江县看守所，我又在膝盖上，写了46页纸的《申诉书》。昏官哟昏官，不得好死！果不其然，第二年他也栽进监狱！后来死在监狱里，不晓得犯了啥子错误？嘿嘿，整过我的人如今没剩一个，都冲到老子前头见阎王去了。

老威：有这股豪气在，老人家能活100岁。

张进谦：还差两个月，我就结婚了，这一来，只好锁住门，将准备结婚的485元银子揣起，劳改去。

老威：你的未婚妻不是自杀了吗？

张进谦：我又说了一门亲事，眨眼又告吹了。现在的这个老伴，是1973年刑满留场时，才接过门的。

老威：当时你都47岁了。

张进谦：唉，互相不嫌弃，将就过嘛。

老威：接着呢？

张进谦：在看守所呆了两天，就去了大研农场。里头还关着不少地主、土匪、伪政府人员，说起土改，都认为保住脑壳已经不容易了，所以很知足，干活很积极。11月，我又调到永胜县的米里铜厂——人间地狱哟！2000来号犯人干活，120号牲口运输，那个路，又是水又是沙，犯人一天穿烂一双草鞋。不，那草鞋早晨发，中午就磨穿了，只有光脚，光身子，脸可以不要，裤子也可以不要，上头刨矿，下面的鸡巴也甩来甩去。18个钟头，耗子一般在矿洞里外钻，浑身湿漉漉的，腰杆都累断了。可是，吃不饱，永远吃不饱！妈那个屄，大跃进，牛皮吹得越鼓，死的人就越多。犯人主食包谷、碎米、没去皮的荞面，油饼……

老威：还有油饼吃？

张进谦：榨花生油剩下的，一个饼有小筛子大，农民拿来喂牲口，监狱拿来喂犯人，还当作美味佳肴，不是经常吃得着。再熬一大锅汤，人都可以挽起裤腿下去捞……

老威：捞啥子？

张进谦：捞菜叶叶和油星星嘛。

老威：这么惨？外头还在大跃进哦，公共食堂里，大锅饭整得欢哦。

张进谦：1958年的春节，大年三十，永生难忘。2000多犯人在山坡坡上等倒过年，大厨房烟雾腾腾，几百斤包谷煮熟了，油炸洋芋满地丢，饭团子随便你捏来吃，猪杀了，肉切了，码在砧板上，正说要下锅……上面突然来了命令：不准吃！组长监督收筷子，肉不下锅了，不准吃！全体犯人都哭啊！出的是牛马力，过年见不着亲人，还不准吃啊！狗屁共产党，狗屁人道主义！连大组长都忍不住：肉不下锅了，其它随便吃，违抗命令，杀头算我的！

老威：哪一级的命令？

张进谦：听说是中央的命令，狗屁。他们喊“大跃进”，我喊“大要命”。干活18个钟头，今天不完明天加班，还不给吃饱，说几句不满的话，还要挨斗。

老威：你这种性子，在劳改队肯定经常挨斗。

张进谦：天天在死人，还不叫“大要命”？在一次批斗会上，我就这样说。你们还乱打我，有本事就拿枪出来，朝脑门心一炮。哼，毙人要经过法院批，你们没这个胆子。

老威：你不怕加刑？

张进谦：我已经被加了5年刑。

老威：就为了把“大跃进”说成“大要命”？

张进谦：不，是中队长找我谈话，骂我“上诉就是不认罪”，我说他不懂法；他说你为什么死不认罪？我一下子气昏了，抬手就给他一耳光……

老威：嘿嘿，第一巴掌8年，第二巴掌5年。

张进谦：打拐了，打拐了。

老威：两次都打拐了？

张进谦：第一巴掌不打，我就结婚了，也许现在儿子长得比我高；第二巴掌不打……唉，莫提了，鬼晓得会咋样哦。

老威：请你讲讲加刑那天的情景。

张进谦：1958年的6月30号，不，57年的10月间，不，唉，岁数大了，记忆有些模糊了。晚上，永胜县法院派人来宣布，喊一个名字，加刑几年；再喊一个名字，又加刑几年，材料都懒得念了，就是某某加刑几年，某某加刑几年……我晓得自己要加刑，所以比较麻木，还在一边嘀咕：哟，今晚还闹热。可好多人都受不了，哭成一片。和我同时栽进来的那个坦白从宽的地主老表，脸都嚎歪了，他说：这辈子莫想回石鼓啰！惹得我嗬嗬地笑：做梦哦？这身牛肉干巴还要带回家？

老威：牛肉干巴是云南特产，挂在横梁上，叫凉风吹得干干的，很好吃。

张进谦：犯人个个都像牛肉干巴，一条一条，饿鬼样子，在风中飘来荡去。大腿上那层皮，跟裤脚差不多，手一牵就起来半尺高。人贱不如狗，狗饿还可以吃屎，还可以满坡乱刨乱啃，人咋搞？关起来，只有等死。不想等死，逃跑？一枪崩了你，死得就更不如狗了。太多的人没活出来，我算幸运了，当过兵，身体底子打得扎实。还私藏了些现金，400多块，用得只剩80多块，就从老彝族手里买腊肉，18块钱买了9两。没得火，没得锅，就约了一个平时合得来的，叫郭正洪，比我大1岁，现在住剑川县城。约他一起，躲到背人的旮旯里，将生腊肉一人割半截，嘎吱嘎吱啃。那是在梁上挂了1年以上的老猪肉，粘满了灰，又咸，又杀喉咙，啃一大口，猛嚼几下，油腥味就往脑门子窜，眼皮乱眨，跟孙猴子一样。你相不相信，我们不仅把腊油咽了，连石板硬的皮，也一点一点嚼烂，咽了。那皮子上的毛哦，半寸多长，也咽了。

老威：简直是野兽。

张进谦：还像野兽一样舔爪子呢。满手的油，舔了十来分钟。老郭的胃口要弱些，舔着舔着就突然呛住，使劲憋，憋，没憋住，就一口倒灌出来。他赶紧拿双手捂，没捂住，就抵倒下巴接。几秒钟接了一大捧，那温热温热的化猪油嘀嗒嘀嗒地漏下指缝，好可惜啊，我赶忙冲到他的手底去接，也接了大半捧。好可惜啊。我说：老郭，你还是歇口气，再慢慢将这猪肉浆浆重新吞了。老郭喘着气说：福薄命贱哟。我说：肠胃太久没油腥润滑，就是脆的，当心那天一干重活，就拉断了。莫着急，慢慢来。老郭不吭气，大概歇了20几分钟，才像猫一样，哧哧舔掌中的宝贝，还不停地皱眉毛，打臭嗝，进去一点又出来一点。还好，进去的到底比出来的多。

老威：莫讲了，到此为止。难怪老人家对肥猪肉情有独钟。

张进谦：58年的6月30号加刑，7月1号就把我弄进监洞，在严管下背铜矿沙。中队长和指导员轮番督阵，手上掐着表，限时限量，来算定额。每趟背50公斤，来回小跑近20分钟，1个班要折腾52趟，背2600公斤，才收工。他妈的，人又不是机器，没多久，我就累得不想活了，因为肚子饿，一跑眼前就冒火星星。有个深夜，乘管教干部没来，我夹上从家里带来的棉衣和皮衣，躲进堡荒洞睡觉。

老威：堡荒洞？

张进谦：就是矿石已挖完的废洞子，一匹山肚子里，四处都有迷宫一样的堡荒洞。我躺在里面，又冷又饿，睡不着。突然外头喊：吃宵夜啰！我马上跳起来，抓了碗冲出去，迎头就碰到犯人大组长杨向成（音译）。这个狗杂种，当贫雇农主席团的时候，因公报私仇，冤杀了两个人，被追查出来，判了10年刑。可进监狱后，由于出身好，还是封为犯人头，吃香喝辣，整犯人比政府干部还狠。谁要是完不成任务，就被他吊在监洞门口的铁杆上，除非死了，才放下来。

老威：活生生一个阎王爷。

张进谦：他管打饭，喊我让开点，意思是不给我吃。我毛了，反正熬下去也是死，老子今天就为民除害。我右手拖了根铁棍，左手将碗抵拢他的鼻子说：对不起，我要你的命。吓得他一抖，竟给我打了一满碗。

老威：碰上一个要吃不要命的。

张进谦：饭下肚，我又回监洞睡觉，偷听到洞外犯人议论纷纷，没一会儿，又来两个干部。我心想：今晚过不去了，看来要遭收拾。果然，跟着就听见杨股长大声叫：张进谦，出来！

我慢慢吞吞地起身，顺洞壁梭出去。妈的，人生最后一碗饭也吃了，就弄死一个够本，弄死两个就赚！盘算妥当了，我一亮相就大喊：要剐要杀随你们！杨向成吊死犯人，你们为啥子不管？还叫这种人当大组长？监洞里的犯人一天比一天少，哪里去了？埋尸的原来一组，现在都加成两组了，20个强劳力专门埋尸哦！与其累死饿死，我不如先把杨向成敲死，因为他不让我吃！哪怕多喝一口汤，也叫延续生命，延续不了生命，我就要抓他垫背！

杨股长听得莫名其妙：你说啥子哦，张进谦？我是来通知你，明天调丽江，大衣带起，所有的行头带起。你还吃不吃？去厨房整个饱嘛。

老威：嘿嘿，像在演革命烈士英勇就义的戏，我都虚惊了一场。

张进谦：干部发话，我就去厨房打了满满一盆饭，端给同组的吃，大家边扒边掉泪。犯人遭孽啊，两个人一个铺，一床被子，饿得打晃，还超强负荷，没活出来几个哟。我运气，搞过无线电，脑壳灵光，就有人推荐我去丽江的长水铜厂开机器。

老威：我搞过社会底层访谈，你算沦落到监狱的底层了。

张进谦：是嘛，犯人也有低层高层。云南省委书记的儿子，57年大鸣大放过了头，成了右派。一关进来，就耍死皮……

老威：他的官老子没保他？

张进谦：法官把他还给他老子，他老子却大义灭亲，非得判刑3年。嘿嘿，他在劳改队装瘫痪，屁股漏半边出来，不仅不劳动，干部还得陪笑脸服侍。看来官官相护，哪个地方都一样嘛。

老威：你到底明白了？

张进谦：明白啥？没有哪个官护着，我两个耳光就打出13年，不，加上留场劳动，将近20年。

首发民主中国

戴煌

简介 ······

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戴煌因为提出“神化与特权”问题，开始了长达21年的“右派”生涯―一段疯狂、荒唐与阴暗的岁月在这里定格，一段惨痛、悲苦与抗争的生命历程在这里展开……

当然，我们永远感激在茫茫苦海中流动的人间真情。

作者简介 ······

戴煌：原名戴澍霖，新华社高级记者，1928年2月生于江苏阜宁沟墩镇。少小时担任学校抗日儿童团团长，1944年4月参加新四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主要从事文艺宣传兼做新闻工作。1947年夏任新华社军事记者，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和越南抗法战争的报道。1957年因提出“神化与特权”等问题被打成“右派”经受了人生多种磨难。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被彻底平反。近著有《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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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学林点将录。正榜头领之四

陈寅恪（1890－1969），中年号青园居士，晚年室名寒柳堂、金明馆；江西修水人。

陈寅恪平生的治学取向，明显可以划分作三期，周法高、余英时先后已有讨论。大抵早年博涉中外语言，包括梵文、巴利文、波斯文、吐火罗文、佉卢文、突厥文、西夏文、蒙文、满文等古语文，藉此由比较语言方法入手，探讨佛教史、中外交通史等问题，属于当时欧洲东方学的主流；限于国内的学术条件，中年以后乃专注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之际，亦即“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晚年复退而求其次，仅以陈端生、柳如是两位才女为主要研究对象，稍寄托其心事，所谓“著书唯剩颂红妆”是也。

故其学问轨迹大致可作一概括：在地理上由异域而本土，在时代上由中古而明清，在方法上则由欧陆汉学而中国本位的文史之学。

陈氏成就的高峰，实在学术生涯的第二期，即中古史方面。综观种族文化的融合，追溯典章制度的源流，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观察政治集团的兴衰，分析外交内政的关联，有《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以诗证史，以史笺诗，则有《元白诗笺证稿》；其他散篇论文，从社会到宗教，从文学到音韵，吉光片羽，尤多妙解新义。至于暮年完成的巨著《柳如是别传》，虽为今人所艳称，但其时陈氏目盲力衰，考辨每流于繁琐拖沓，疏漏亦所不免，已不复壮年气象矣。

按：一入老境，精神焕散，治学殊不易言。如胡适晚岁耗费近二十年之力考证《水经注》，为戴震抄袭赵一清公案作辨诬，用力多而发明少，且结论尚有争议，正与陈著《别传》成一对照；此外，如董作宾试图据甲骨文构拟《殷历谱》，又如爱因斯坦试图建立“统一场”终极理论，哥德尔试图证明“连续统假设的独立性”的数学难题，都属于中年以后研究工作失败之例。相比之下，陈氏以一盲翁而成此大著作，虽未大成，已不可及。

陈氏曾被归入“史料学派”，实甚皮相；盖史料不过是陈氏学问的第一层功夫，他不仅不为“史料学”所限，更超越于“考据学”之上。他的长处，不仅在史料搜集的丰富，尤在史料辨析的细微，纵使见人所常见，亦能发人所未发；他善于从史料的缝隙发现问题，能作大胆的联想和推衍，层层深入，曲径通幽，而入柳暗花明之境；他更能在细心考证的前提下，因小见大，由局部的史实考订达致宏观的历史通识，而兼备清人考史方法之细与宋人论史眼光之大；甚而通古今之变，借古人的酒杯，浇个人的块垒，将自己对当代政治的体认，融入古代历史的思辨之中。陈氏取径多方，手眼通天，唐长孺誉之为“胜义微言若有神”，故拟作呼风唤雨、驱神遣鬼的公孙胜。

陈氏游学欧美多年，但未猎取任何学位，亦无任何专著，而甫一返国即得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与梁启超、王国维并踞导师之列，可称异数。此亦因为他有世家背景，有人脉关系，其父陈三立与梁启超更为清末变法时代的故交。

在中西思潮激荡的近代历史处境中，陈氏持论偏于保守，认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国文化本位论；但他在饮食方面则甚西化，喜吃牛奶、面包、牛油。相反，主张“全盘西化”的陈序经却喜吃中餐，习惯用筷子。故陈氏曾跟陈序经开玩笑：“陈校长的‘全盘西化’是假的，我的‘全盘西化’才是真的。”在思想文化方面坚持中国本位，在物质文明方面接受西方事物，此即陈寅恪的“中体西用”欤？

1953年，陈氏谢绝北上就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之职，并公然表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自此独立不迁，长作岭南人。因为他目盲老病，加上学术地位崇高，得免于参与日常政治学习及历次思想批判运动，是其不幸之幸；然而他未能早逝数年，而亲历“文革”最疯狂的时期，于公于私，于身于心，其痛为何如，此其终不幸也。

诗曰：元白歌行钱柳诗，苹花不采岭南时。左丘盲目原天意，满纸无非马克思。

按：陈氏1953年有诗“不采苹花即自由”，乃反用柳宗元“欲采苹花不自由”之句，表示不去北京，以期在学术上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第二句典出于此。

《冒犯书》，陈希我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2月版，26.00元。

　　一直以来，我都不喜欢太温和的过日子文学，而喜欢有力的、能把对人的追问推向极致的文学。只是，多数的中国作家，都缺乏把存在推向极致的勇气和力量，这几乎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大限。只有个别的作家，能够在今天这个消费主义的话语丛林里保持必要的警惕，保持一个向存在发问的姿态。陈希我就是这样的作家之一，《冒犯书》就是这样的作品。

　　《冒犯书》能让我们这些日渐疲惫的阅读灵魂，重新意识到文字的力量——确实，陈希我的小说是有骨头、有力度的；许多时候，为了使自己的小说“骨感”更为显著，他甚至来不及为自己的叙事添加更多的肌理和血肉，而直接就将生存的粗线条呈现在了读者的面前。所以，阅读陈希我的小说，你会为他的尖锐和突兀而感到不舒服，他似乎太狠了，不给生活留任何情面，并将生活的一切掩饰物全部撕毁，但他的确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破败，一种难以挽回的破败。

　　陈希我试图在自己的写作中，接续上逼视存在、书写破败的文学传统。他把我们貌似平常的生活推到存在的聚光灯下，从而使生活中的荒谬、匮乏与绝望悄悄显形。这样的写作姿态是独特的，也是有点不合时宜的。当欲望和消费日益成为新的时代意志，谁还在关心存在？谁还在坚持揭发存在本身的疾病？又有谁还在倾听这些存在的私语以及作家对生活的抗议？这或许正是陈希我的不同凡响之处：他没有像一般的年轻作家那样，热衷于讲述消费主义的欲望故事，他关注存在，关注平常的生活内部显露出的存在危机。所以，陈希我的小说，一开始总是从一个平常的人或事件入手，但在那束潜在的存在眼光的打量下，人物和事件很快就改变了它原先的逻辑和演变方向，转而向存在进发。我以为，他这种将事件向存在转化的能力，在当代作家中是并不多见的。

　　读陈希我的小说总令我想起卡夫卡。卡夫卡说：“和每日世界直接的联系剥夺了我看待事物一种广阔的眼光，好像我站在一个深谷的底部，并且头朝下。”确实，卡夫卡的作品，在他那个时代具有一种“头朝下”的品质——他对文学和存在的理解，与固有的传统观念是正好相反的。让我感到惊异的是，陈希我的写作居然也完全无视当下文学的流行面貌，而采取“头朝下”的特殊方式来书写现代人的存在境遇。比如《冒犯书》的第三章《补肾》，写的是一对表面上恩爱有加的夫妻，过着丈夫独自自慰、然后用手给其妻子满足的性爱生活；而那个妻子，居然认可了这种生活，她要做的就是不停地给丈夫补肾。她见补就买，而且因为自己的经济能力总能毫不费力地买到那些补物，她开始对补物的补效产生了怀疑。最后，他给丈夫买了人肾。这个血腥的细节让人想起鲁迅《药》中的人血馒头。鲁迅笔下的人血馒头沾的是革命烈士的血，而《补肾》中的活肾却是从被社会深恶痛绝的被枪决的黑社会头目身上盗割来的——这里面，蕴含着比“人血馒头”更大的荒谬。在陈希我笔下，一切的价值观念都颠倒了，他决意要让我们看到乱世之下的人心，正如他自己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文学就是要关注人心，关注我们灵魂中黑暗的盲点。

　　陈希我的小说，与当下文坛萎靡琐碎的风气是大不相同的，它里面有股狠劲，迫使着我们不得不去关注存在的本相。因此，读《冒犯书》需要有坚强的神经：一对小恋人为了能够有实质性交媾，千方百计合谋，让女方钦定的未婚夫先破了处女膜(第一章《晒月亮》)；一场玩笑居然引发出抢劫的妄想(第二章《暗示》)；假如我们的身体没有一种抑制感觉的物质，我们是不是每时每刻都会感觉神经的抽动，血管的奔流，我们一刻也活不下去(第五章《我疼》)；假如把种种私有生活场景(包括上卫生间前后撩衣摆、在化妆时挤眉弄眼、翻看自己的内牙龈……)完全展示在我们面前，我们将如何再面对这个世界？……

　　这样的文字，像是在揭发生活的隐痛和伤疤。当那些外面的饰物被除去，显露在我们视野里的，其实是一片难堪的景象——生活是经不起追问的，可作家的使命，不正是要持续、坚定地追问生活底下那个精神的核心么？存在的真相，常常隐匿在经验的丛林里，不经过追问和逼视，它永远也不会显形。因此，陈希我的小说，并不是按照经验的逻辑来设计的，他遵循的是存在的逻辑，他所要描述的也是存在的图景。比如，同样是写“不幸”，一些作家可能就流于展示艰难或残忍的生活场景，把“不幸”理解为遭遇上的苦难，但陈希我笔下的“不幸”，因着他有沉潜于生活底部的能力，这个“不幸”就不仅是遭遇上的苦难，也是存在论意义上的苦难；同样是写欲望，一些作家可能满足于展示欲望的细节，把放大的欲望合法化，以此来理解现代人生存的变化，但陈希我却把从人的本性上说往往不可能去征服的欲望，理解为我们肉身的沉重，灵魂的残疾，他通过欲望所要书写的是我们的大绝望。

　　《冒犯书》走的是一条极致化的写作道路。它的尖锐和坚决，旨在唤醒我们对自身生存境遇的敏感和觉悟。陈希我似乎在说，当麻木、变态成了一种时代病，我们唯一的拯救就在于恢复对生命的真实感受，恢复一种精神的痛感，并重新找回存在的坐标。

《南方的寡妇》，(美)罗伯特·希克斯著，张建平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3月，26.00元。

　　美国神经学学会的第一任会长S·韦尔·米切尔遇到过一个名叫乔治·达德鲁的病人，他在南北战争中一再地被子弹击中，最后，经历了数次截肢后的他居然只剩下了一个躯干，躺在轮椅上苟延残喘。对于那场残酷的战争来说，这太平常了。一个伤员因为病痛而变得歇斯底里。他在一个简陋的院子里看到场景惨不忍睹：地上满是伤员，医生在手术台——临时由两个水桶和一个支架做成——上忙得不可开交。给伤员喝上点白兰地代替麻药，然后就开始手术。

　　在南北战争战火纷飞的那些岁月里，不知道有多少个寡妇像麦加沃克夫人那样承受着失去亲人的痛楚。这是美国之伤。战争是无情的，却也能令人坚强，在田纳西州富兰克林的种植园被临时改造成战地医院之前，麦加沃克夫人遭受了三个孩子在伤寒中去世的打击卧床不起，但是这场战争却让她明白，原来生命是如此脆弱：在血腥的5个小时里，就有9200人死亡，或身受重伤。富兰克林之战不仅改变了卡恩顿，也改变了麦加沃克夫人。面对那些可怜的人，她的同情心压倒了她的恐惧，她先是贡献出自家的旧亚麻布，然后拿出了毛巾和餐巾，再后来是全身心的爱。美国大兵卡什威尔闯入了她的世界，他们的爱来得汹涌，在硝烟之中，面对着死神的挑衅，他们没有退缩，而是不屈地努力着。于是，即使在战争结束之后，为了纪念这份感情，也为了这段难忘的岁月，她还要义无反顾地守卫着这片烈士的陵园，他们的肉体已经化作烟尘，他们的灵魂需要安息。麦加沃克夫人成了内战给全国造成的悲伤的民族化身。墓地层出不穷，就像瘟疫横扫全国一样。卡恩顿的墓地朴实无华，卡恩顿的墓地里只有麦加沃克夫人，她没有在战争和死亡面前退缩，她将战争留在她的家中，生活的每一天都在为那些她所不认识的人伤心流泪。

　　麦加沃克夫人让我想到的是托尔斯泰三部长篇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她们分别是《战争与和平》中的娜塔莎、《复活》中的玛丝洛娃和《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同名贵妇人。在这个俄罗斯阵营中，娜塔莎也许是最幸运的了，她天真、善良，像太阳一样照耀着俗世，赋予整部小说以和谐与明朗的色调。安娜和玛丝洛娃就不一样了，安娜的红杏出墙、对幸福的追求换来的，只是她那受人赞美的身驱被呼啸而来的火车碾过；玛丝洛娃对托尔斯泰也许会有着山岳般的憎恨，她怎么能原谅他呢？这个老头将她置于最恶劣的环境之中，先是遭到花花公子聂赫留朵夫的始乱终弃，继而是不公正的审判，然后流放西伯利亚，她能撑到小说最后还没发疯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从这三个女性身上，我能感觉到托翁的脉膊，我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托尔斯泰越来越不相信所谓的纯粹的人性之美(以娜塔莎为代表)，他中年之后的一切努力都是要代上帝立言。在列宾为托尔斯泰所作的那幅著名画像中，托翁的一只手垂在扶手上，另一只手里则拿着《圣经》，《圣经》打开着，这成了他的力量之源。

　　格非曾经不无遗憾地抱怨，说托尔斯泰的再传弟子几乎无迹可寻。现在，这个老人的灵魂也许正在罗伯特·希克斯的小说里游走倘佯。罗伯特·希克斯让他笔下的女主人公在坚持些什么？贞洁还是博爱？这墓地就是麦加沃克夫人的《圣经》，在受难之中，她获得了纯净和升华，而死者也许正在成为一个灵魂的磁铁，让他的爱人意识到某些生命之外的事物：爱与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