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3月16日通过的物权法，号称是中国第一部保护私有财产权的法律。于是海外舆论欢呼声四起，一些对中共开明专制抱有期待的人给予此法以高度评价，认为它是走向市场经济的关键一步，甚至认为是对社会主义的告别。这样的高度评价，其实相当地一厢情愿，正面讲是对中国未来的高度乐观，负面讲其实是对中国现实认识不清的表现。

那些欢呼物权法的人，实际上在立论上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中国的未来祇有经济发展一个面向，仿佛市场经济完善就代表着社会进步。其实，市场经济本身并不是祇有经济制度建设的问题，没有真正的法治精神和独立的司法体系，没有开放的舆论监督，甚至没有先进的精神文化，市场经济祇能是畸形的资本主义。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畸形的发展模式。这样的模式完全不是物权法的通过可以解决的。更何况社会主义体系包括了人民民主专政，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等等非经济的成份，在国家政治权力仍然集中于一党之手，不受到任何监督的情况下，当思想文化仍然受到钳制的时候，怎么可以说通过物权法就是告别社会主义了呢？

物权法也好，和谐社会也好，其实也都是嘴上春秋，在中国没有制度化变革，尤其是政治领域的制度化变革之前，对所有这些嘴上春秋都不应该高估其意义。

首发北京之春

 

叶总高登坦克车，雄鸡一唱天下白。

今我欣逢六六顺，冠红似火慰蹉跎。

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已于4月23日因心脏病去世。普京总统宣布4月25日为俄全国哀悼日。东正教莫斯科教区于同日在救世主大教堂为叶利钦举行安魂弥撒并定于次日下葬。这里，特抄录我在十八年前一首旧作，为这位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的伟人致敬并送行。

这首绝句做于我六十六岁生日，即1991年8月25日。那年8月是前苏联政局风云奕变的日子。人们以惊恐不安的心情密切注视苏共政坛政革与倒退两股力量的殊死斗争。我在日记中几乎逐日都有记载：

8月19日：6时半听广播苏发生政变。戈尔巴乔夫已被解职。副总统亚那耶夫、总理帕夫洛夫、安全委员会、内务部、国防部等领导人组成紧急状态委员会。叶利钦已发布命令，号召人民抵制反动政变，进行罢工。各国反映强烈，普遍表示震惊和担忧。我国迅速广播了塔斯社这一消息，但未加评论。

8月21日：听广播苏局势仍混乱，帕夫洛夫因患高血压辞去总理职。叶利钦宣布统率俄罗斯军队。后又在议会宣布政变委员会成员正在乘机飞离莫斯科。但未证实。于担心政变当局正在组织力量向俄议会进攻。

8月22日：早5时听广播，苏联反动政变已被粉碎。心中如释重负，一块石头落了地。这是民主自由的伟大胜利。

8月23日：早起听广播，原子（于之长子）送来报纸。中国报刊对苏政变的报导受到嘲讽，显得异常尴尬。

8月24日：听广播，苏共中央总部已被接管。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共同任命国防、内务、安全三部长。外长被解职。戈尔巴乔夫宣布与叶利钦达成协议：一人不在由另一人替代。塔塔林致函老同志：苏共应离开政治舞台。

8月25日：于浩成骑车去红桥自由市场，买回鸡冠花一盆，付5角。返家后赋诗一首（即本文开头的那一首：“叶总高登坦克车”云云）。晚上听广播，苏局势又有新发展，戈尔巴乔夫已辞去总书记并说苏共中央应自动解散并下令没收苏共财产。

回首这段“正堪回首”的往事，叶利钦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苏东波剧变中确实起到了决定性的关键作用。由于他的坚定和勇敢，在千钧一发的紧急时刻，他率领俄罗斯军民挫败了反动政变，挽救了民主转型的进程。正如普京在声明中所说的：“正是因为他，整整一个时代开始了，民主的新俄罗斯——一个向世界开放的自由国家诞生了。”普京称赞叶利钦是个勇敢的人，也是位直率的和敢于创新的国家领导人。他的名字将载入史册，永远值得人们的怀念。

2007年4月25日
首发民主中国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八字”颇为诱人。但它言甘心苦一度“诱”人的“行”，却令人不寒而栗。相信有不少人至今对它犹心有余悸，特别是当年那些曾被“花言鸟语”引出洞来天真烂漫九死一生的书生。

据《炎黄春秋》2007年第四期所刊《陆定一晚年的几点反思》一文，双百方针是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1956年4月27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十大关系》作专题发言提出的；遂即被毛泽东拍板定为党的“双百”方针。

半个世纪以来美轮美奂的口号数不胜数，“太平由实非由声”（白居易句），人们关注的只是其“行”，所谓闻其言观其行。我对双百方针的来龙去脉毫无兴趣，引起我注意的是这一段话：

“在文革被关押的13年中，我对林彪、四人帮批判我的（所谓）

《反动鸣放纲领》（注：指陆定一的《双百方针》讲话）进行了反思，13年的反思，我愈来愈意识到：对‘双百’方针的理解，应该用‘二元论’来解释，而不能用主席‘一元论’的思维来解释。在这一点上，可能我与主席的思想是不同的。世界观的转变，是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一个长过程中，如何去看待知识分子，如何去贯彻执行党的‘双百’方针，是个重大的问题。否则，一但有个‘风吹草动’，可能又会爆发个‘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较创造了毛泽东思想的刘少奇，陆定一总算捡回了一条命。“双百方针”自“成功”“诱人”之后一坠万丈声名狼藉，自不该由提出者负责。但“二元”、“一元”的反思，则不免令人糊涂。近读章诒和女士悼罗隆基之文《顺长江，水流残月──泪祭罗隆基》，恰好可以拿来与“二元”、“一元”稍作对照。

章文谈到罗隆基1929年在《新月》杂志上刊出的《论人权》，认为此文和罗隆基以后几篇文章把人权理论说得浅白透彻：“（1）维持生命；（2）发展个性，培养人格；（3）达到人群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目的。”不象现在的研究者把人权问题写成书，洋洋万言，喋喋不休，教人越读越糊涂。章文认为，罗隆基的一个极具价值的理论贡献，是论证了──为什么说“言论自由是人权”。

“是一个人，就有思想；有思想就要表达。表达思想就非要说话不可。他要说自己要说的话，不要说旁人要他说的话。说他要说的话，这就是发展个性、培养人格的道路。我有了言论自由，才可以把我的思想贡献给人群。这是人向社会的责任。在社会方面，这是思想上的参考材料。这就是人群达到至善的道路，这就是人群最大多数享受最大幸福的道路。反之，取缔言论自由，所取缔的不止在言论，实在思想，不止在思想，实在个性和人格。

取缔个性和人格，即系屠杀生命，屠杀个人的生命，屠杀人群的生命。“

言简意赅，何其精采！

双百方针数十年的荒谬，是凌驾于宪法之上，以党法取代宪法，用可以任意解释的文学语言取代法律。非但与“言论自由是人权”毫不相干，而且至今依然是左氏余孽用以监督舆论扼杀思想，滥施莫须有取缔言论自由得心应手的凶器。试举最新一例：

今年元月9日，与章诒和袁鹰等作者八本书被查封同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闻出版局“扫黄打非办”副主任陈洁一行四人自称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委派，前来查办《红羊悲歌》一案。“说我出版政治性非法出版物。此书违反了四项基本原则，与中央没有保持一致。对反右、大跃进和‘文革’，中央已作了结论，是自已犯了错误自己已纠正，不准再提，是非功过留给子孙后代评说。否则，就破坏了安定团结的局面。”（唐世政：致《红羊悲歌》函）函又云：

3月6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闻出版局“扫黄打非办”向兵团党委宣传部等各单位发文称：此人世界观、人生观有较大问题，对出版《红羊悲歌》拒不认错。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同意对唐世政一案的处理意见，要求尽快落实：

1、《红羊悲歌》序言和内容有较严重的问题，在社会上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对已收缴的1，140册统一销毁，尽量收回赠书，把不良影响消除到最小范围。

2、为消除唐世政在诗词界的影响，责成中华诗词学会、兵团诗联家协会和石河子诗词学会，通过正常选举程序，免去其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兵团诗联家副主席、石河子诗词学会会长等职务。

区区一个边塞“扫黄打非办”，竟敢、竟能对中华诗词学会等各级诗词社团行文，指手划脚要求其“通过正常选举程序，免去……职务”，干预文艺创作，干预言论自由，干预选举，代替精神文明办广施德化，代替道德法庭裁判世界观、人生观……一至于此，几乎无所不能。是谁授予尔等偌大权力？不由人便想到了朱明的东西厂，国民党的兰衣社，苏共的克格勃，东德的斯塔西。有朋友打趣说，查书禁书究其实，不过是鹿鼎公不准人提“丽春院”罢了！虽刻薄，也在理。

如此焚书坑儒，如此莫须有，难道不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么？颇令大小鹿鼎公们尴尬的是，唐世政先生至今未收到任何诗词组织将其“免职”的通知。

“言论自由是人权”，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取缔言论自由的恶果。反视自反右以降数十年的灾难，无不是取缔言论自由的恶果，无不是违宪蔑视人权的恶果。人们常争论说这是生产力，那是生产力。其实，惟有人权，惟有人的言论自由权，才是普天之下第一生产力。先哲罗隆基这样一个极具价值的理论贡献，距陆定一狱中历时13年的反思，相距近半个世纪。

“太液岂容生谏草，芙蓉一朵足风光”。（李汝伦诗）家天下的特色只能是“我花开后百花杀”，岂许“百花齐放”？岂许“百家争鸣”？对“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充满恐惧者，又何止一个陆定一？电影《芙蓉镇》中那个呼喊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的政治疯子就在我们的身边，大大小小的“焚书坑儒”和莫须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近清明雨“草”萋萋，距离毛泽东那个在延安的“话儿”发表65周年尚有近两个月之遥，却早有一些热衷于“主旋律”者已开始筹划如何纪念左王了。“不能全面否定文革”的谬论不绝于耳甚嚣尘上，有关决议根本不在他们眼里。

众所周知，延安那个“话儿”，本是套在延安文化人头上的“辔头”，是毛泽东为了制造个人崇拜而精心打造“党文化”的核心。

延安整风运动是毛泽东亲自领导的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是“反右”和“文革”的预演。驾轻就熟，挟炮制“富田事件”之余威，毛泽东再一次发挥了他当年在苏区所独创的“思想改造”“审干”、“肃反”等手段，通过整风确立了自己主宰全党的地位。南京大学历史教授高华博士在其所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对师承斯大林、标志着毛式“党文化”观正式形成的那个“话儿”，从五个方面作了归纳：

1、文艺是政治斗争的工具，革命文艺的最高目标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利用文艺的各种形式为党的政治目标服务。具体而言，中共领导的文艺的基本方向是“工农兵方向”，文艺家只能，也必须以此方向作为自己的创作原则和创作内容。“创作自由”是资产阶级的虚伪口号，革命的文艺家应心甘情愿地做革命的“齿轮和螺丝钉”。

2、和工农兵相比，知识分子是最无知和最肮脏的，文艺家的主体意识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无稽之谈，因此知识分子必须永远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

3、人道主义、人性论是资产阶级文艺观的集中体现，革命文艺家必须与之坚决斗争和彻底决裂。绝不允许描写工农兵在反抗、斗争之外的任何属于非阶级意识的表现。

4、鲁迅的杂文时代巳经过去，严禁暴露革命队伍中的阴暗面。

5、反对从五四新文化运动遗留下来的文艺表现形式上的欧化倾向，文艺家是否利用“民族形式”并不仅仅是文艺表现的个别问题，而是属于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重大问题。

将文艺视为政治工具，把文艺家视之为可呼来喝去任意役使的“齿轮和螺丝钉”。相信饱经浩劫折磨的劫后余生刻骨铭心没齿难忘。

变舆论监督为监督舆论的“双百”，与毛泽东在延安那话儿一脉相承相辅相成，都是反智的。应该承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确是个令人心驰神往的好词儿，但文学语言焉能代替法律条文？历史证明，双百方针一直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及其御下用以构陷无辜的工具。陕西社科院研究员张宏志公开以“三反分子”诬陷他人，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查禁章诒和袁鹰等作者八本书、彭水诗案、新疆石河子陈洁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委派办《红羊悲歌》案……，莫须有之事次第发作层出不穷。

连邓小平也说：“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发展利少害多。”中共中央据此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修定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但谁是“人民”？何为“社会主义”？仍然不是可供操作的法律条文。

“两为”、“双百”，说一千道一万，都不如执政党先带头遵守宪法，都不如执政党不再用家法代替国法。

说到延安那话儿和“双百”，不妨提一提温家宝总理2006年11月13日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全国代表大会上有关文学艺术的讲话。电影剧本《江青和她的丈夫们》的作者，著名剧作家沙叶新先生发现，温总理的讲话就没说延安的那个讲话，没说“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没说“团结自己，打击敌人”，没说“首先是党员，然后是作家”，没说文艺“是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甚至没说“主旋律”。

2007年4月19日，胡锦涛主席观看话剧《立秋》会见话剧艺术家并发表了讲话。我从头至尾反复听了数遍，胡总对延安那个“话儿”也是只字未提，更没说什么“双百”。相映成趣的，反倒是最最最爱唱延安那个“话儿”，最最最爱唱“双百”主旋律并用之于禁书的新闻出版总署署长龙新民，日前已被调离新闻出版总署改行研究党史去了。

章诒和状告新闻出版总署至此或可告一个段落，可算是同案的《红羊悲歌》一案迄今尚无下文，或是所聘律师不力。

用延安那话儿先装备了一批为王前驱者，再用双百方针引蛇出洞聚歼了数十万右派。其直接结果便是三载饿殍十年浩劫接踵而来。扫清障碍，“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一马平川登上了史无前例的顶峰。一脉相承，邓小平一言九鼎，废胡耀邦，黜赵紫阳，坦克上衔，学生饮血。

不弄清延安那话儿的实质和后果，就会陷于双“掰”迷魂阵中，依旧稀里糊涂为王前驱。也就不知何为“人权”，何为最根本的生产力了。

所以，窃以为，如何才能使执政党遵守宪法不再凌驾于宪法之上，才是当务之急。否则，左氏余孽环伺，上下一但有个“风吹草动”，灭绝人性的文化大革命很可能大面积地死灰复燃。

双“掰”与延安那话儿，也该给它找个凉快地方了。

（2007-04-28）

民主论坛

 

50年代末，对毛泽东的认识逐渐加深的田家英和李锐在私下里希望毛泽东退居二线从事有关中国革命的理论著述，原因之一是他们觉得这一场革命太有研究的必要。确实，以共产党起家和夺权之难、代价和牺牲之大，以中国幅员之辽阔、革命成功之彻底而言，毛泽东等革命人太有理由为自己如愿以偿而衷心喜悦、频频回首了。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岗山，诗情如潮：“弹指三十八年，人间变了，似天渊翻覆。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这实在说到了正在享受着胜利成果的革命者的心坎上。

“九死一生”！对于那些已经闯过了这生死大关的幸存者来说，缅怀过去感到的是自豪与惊喜，革命使历史生动起来，也使生命丰富起来。毛泽东素来爱读历史，也善于利用历史。49年后他的报告和谈话也都充满着历史的叙述，尤其是在开展党内斗争的时候，他如何谈论某事、评价某人，如何记忆一些细节等等，都可能是一些领导人地位和政治生命的信号。毛泽东只有一个，在其举世敬畏的权威之下，位高权重的革命者并没有行动和言论的自由，陈云的座车有人跟踪，元帅之间的交谈有人上报，他们除了颂扬领袖或检讨自己过去的“错误”之外，一般不能谈论自己的革命史，更谈不上写自传。历史属于党，属于毛泽东。49年后出版的许多革命回忆录，如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开始编辑出版的《星火燎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开始编辑出版的《红旗飘飘》等等，都是按照延安后期制定的标准和划定的范围，环绕突出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强调革命成功的不易来写的。直到“文革”结束之前，革命史的写作通常是大规模的覆盖或改写真实，突出的例证之一是以林彪取代朱德，说他是率领南昌起义余部走上井冈山的光辉代表。

但革命毕竟是集体性行动，幸存的革命者不会容许自己的贡献永远被尘封。80代以后，革命的丰富性逐步呈现，在人民出版社1979年开始编辑出版《革命回忆录》以及湖南的《峥嵘岁月》、贵州的《征途》、福建的《风展红旗》、河南的《燎原》等等地方性的回忆录丛刊中，禁区已逐步被打破。在解放思想、反左防左的政治路线之下，革命者可以理直气壮地在“组织”和“集体”中寻找自己的位置，把曾经是无名的历史恢复为无数个体生命的创造和牺牲。世纪末中国的一大文类是老一辈革命的回忆录，其中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的回忆录通常在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中央党校出版社等出版社出版；军队将领的回忆录多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一些地方革命者也在本地出版社出版了回忆录。这些著述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主要回忆自己的经历，包括聂荣臻、徐向前以及众多将军们的回忆录基本上属于此类，其价值一般与作者的功名业绩有直接联系；第二类是以自己的经历为线索对革命史、党史的研究性回忆，他们查核报刊、博考档案、咨询同事，在提供史实、分析史料方面具有权威性，李维汉、薄一波、胡乔木、李锐可为代表。第三类是革命者的“狱中书简”，它们在同类著述中具有最大的真实性。典型的如瞿秋白、彭德怀等人的“自述”，虽然早就写好，但公开问世却是80年代以后。

革命回忆录是党史革命史的一部分，写什么、怎么写、什么时候写等都不是当事人自己可以确定的，重要领导人的回忆录和重大历史事件的回忆还必须得到权威部门的审查认可，像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的写作是得到政治局常委批准的。所以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在客观上，革命家的回忆录都没有也不可能重构革命场景，只是因为它们毕竟要比较完整地再现革命者的主要经历，有一定的个人视角和主观评论，当然也就包含了比任何通史性、文献性著述更具体、更个人化的材料和内容，不但可以补充革命史的细节，也扩展甚至修正了一些既定的革命图景。比如师哲的《我的一生》对40年代初的延安政治生活的介绍就就远远突破了长期宣传所固定的格式；徐向前的《历史的回顾》就改正了毛泽东过去对四方面军的一些重大事件的评价；李锐的回忆录最为忠实地再现庐山会议的过程。在史学中，个人回忆一般要有旁证之后才能使用，但革命回忆录既有如上特质，所以可以肯定，任何没有充分利用这些回忆录的革命史研究，其价值和意义都会有明显缺陷生于世纪初的革命者到80年代已届暮年，在宽松的政治气氛中，他们享有应有尊荣而又不再负有具体责任，朝花夕拾，回首平生，成了一部分人晚年的主要工作。虽然这些回忆录多由秘书、研究人员之类参与撰写，但既由当局者署名，毕竟具有个人著述的性质，《聂荣臻回忆录》就与一些研究者写的《聂荣臻传》不同。个人如何写自己的历史，往往取决于当时的政治地位及写作时的历史意识，特别与对自己所负的历史责任的认识有关。一般来说，感觉良好者居多。邓小平在1989年9月4日的谈话中说：“我多次拒绝外国要我写自传。如果自传只讲功不讲过，本身就变成了歌功颂德，吹嘘自己，那有什么必要？至于一些同志回忆自己的历史，写一些东西，即很有益处。聂荣臻同志写的那一段亲自经历的事，很真实。有人也写了自己的错误，比如李维汉同志，但有些自传还是宣扬自己的多，这种事情值不得赞扬。”革命终生的革命者尚且如此，那些中途离开革命的前革命者如张国焘、王凡西等更不会例外。在这个意义上，回忆录的主观性又消解着历史的客观性。

本来，革命回忆录的写作有很大的便利。共产党是看重自己历史与个人历史的革命党，至少从延安时代起，党就建立了一套最严格的干部审查制度，入党、提干要例行审查，每次运动要向组织坦白历史。这类审查之严密、交代之频繁、记录之细致，可谓登峰造极。以延安整风审干为例，从国统区来的人，连来时是乘火车、坐汽车还是步行都要交代，审查者从一些细节中发现你的阶级出身和政治立场。这些投身革命即为家、把一生献给党的革命者，绝大多数对党是绝对忠诚的，对自己的历史毫无隐匿和回避。49年以后，“革命吃掉的女儿”的事更为频仍，党内斗争日趋严酷，被打倒的人在监中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坦白自己的历史，而越来越多的“专案组”的主要任务就是内查外调清理历史。所有这些，是真实的革命史，也是写作革命回忆录的第一手材料，有些革命者如李一氓的回忆录就是以其在“文革”中的交代材料为基础扩充而成的。不过，在档案解密之前，这些材料还不可能直接进入回忆录，他们只能公布那些已经公开和可以公布的，史实的全面重建还有待于未来。

所以毫不奇怪，迄今为止没有一个革命者把自己的回忆录叫做“自传”，较多的叫“回忆录”或“自述”，少部分另立书名，如黄火青的叫“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曾志的叫“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武衡的叫“无悔”等等。“回忆录”的好处是无需记录全部生涯，一方面，逝者如斯，人们只能记忆他愿意记忆的，陈述他愿意陈述的，回忆所提供的只是李一氓所说的“模糊的荧屏”而不是清晰的画面，往事不可能通过追忆而完整地重建。另一方面，革命历史有高度的连续性，革命党仍是今天的执政党，革命生涯也绝不只属于他人，个人回忆录必须维护党的形象，它必然要按一定的标准和原则有选择、有省略。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是，作者们基本不写自己的家庭生活、夫妻之事，而一个人无论多么革命，总免不了许多“后院之事”。而且，很多回忆录只写到49年，如粟裕、杨得志等，徐向前、许世友的回忆录也主要写战争年代。原四方面军军长王宏坤上将的《我的红军生涯》只写他红军时代的经历；赖传珠上将的日记，从1934年记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但1989年公开出版的只到1950年打下海南岛。原因也许是，49年以前的历史相对好写：参加革命、入党、打仗、夺权等等，即使是失误和教训，那也属于总结性的，一般不涉及个人责任。49年以后情况不一样了，频仍的政治运动，你整我我整你，有些事既说不清楚，也说不出口，只好让后来人研究了。比如按肖劲光大将的回忆，王宏坤在“文革”前就与李作鹏合谋夺取海军领导权，王自己可以另有说法，但毕竟复杂难辩，还是不写为佳。认真考虑这种复杂性的结果，是有的人，比如在“文革”前后地位很高的陈锡联，干脆把自己的一生留给后人评说而不写回忆录。

从而，研究性质的阅读革命不能“偏看偏信”，而需要相互校证。这里有几个方面，第一，每个革命党都有不便公开的策略和手段，革命修辞与革命行动从来是两回事。革命者因其当时的位置和事后的认识的不同，对革命进程中各种“曲折”和“错误”的叙述就不同。比如黄火青对40年代初中央党校的回忆就要通过薄一波、曾志等人的回忆来补充。第二，革命内部关系复杂，路线之分，山头之别等错综复杂、难得要领。比如何长工在长征中一度接受了张国焘的安排，他的某些回避就要借助黄火青的回忆录来充分实；关于1958年军队的“反教条主义”，也只能通过萧克和张宗逊双方的回忆才能得到完整一些的认识。第三，革命史”左”祸绵绵，并非只有毛泽东一人在犯。如李锐所说：“从政治上看，毛泽东是极力维持自己至尊无上的地位和权力。他唯我独尊，个人专断，听不得不同意见，听不进逆耳之言。他喜欢阿谀奉承，好大喜功等，对吹捧自己的人十分推崇，千方百计把这批人扶植起来，加以重用。”邓小平早就讲过不能把错误全推到毛泽东一个人身上，但这些逢迎邀宠之人或有逢迎邀宠之行的革命者一般不愿意直书下来，而受害者通常会有客观一些的叙述。而更多的人既是迫害者也是受害者，比如黄克诚勇敢地承担自己在第一次“反AB团”中的责任，却对自己同样负有一定责任的1958年军队反教条主义斗争点到为止，落墨极少。

本书只是读书笔记，无意更无力承担矫正误说、重建史实的重任，对诸如此类的问题只能提出而已。

共产革命彻底改变了现代中国的命运，它的影响迄今年内仍难评估，可以肯定的是，未来中国的一切发展都只能建立在这场革命的后果之上，我们不可能离开这场革命来谈论现代中国。然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者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我们能够哪怕是部分地理解这场革命吗？时空变迁，材料缺乏，我们其实不能真正走进革命者的世界，包括现在的一些权威著作，有时也难免严重失真。相对而言，革命者的回忆还是提供了大量亲历材料，复原了当时的历史情境和革命气氛，可以帮助我们稍微真实一些地认识革命。如果从革命者的回忆录中读到的革命与教科书及宣传册上的形象有所差异，那么显然，只有革命者才是革命的见证者和发言人。恩格斯说过：“对于起来反抗的民族在人民战争中所采用的手段，不应当根据公认的正规作战规则或任何别的抽象标准来衡量，而应当根据这个反抗者民族所刚刚达到的文明程度来衡量。”这就是阅读革命的革命原则和历史主义。

革命历史，凝为书册；烽火生涯，转成文字。今我来读，如热风吹面，如冷水浇背，幡然而悟，憬然而叹，情动于中，下笔难禁，一年之余，得二十篇，题名《革命人》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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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区柯克的授意下，一束强光聚到琼·芳登脸上，后者在一把硕大的椅子上缩成一团。她身后是一幅美人图，大部分画面都陷在黑暗中，但观众依然可以分辨出琼一身的装束跟画中人毫无二致。《蝴蝶梦》的制片人塞兹尼克看到这一幕重场戏，总算可以睡个好觉：他顶住压力，弃名角费雯丽而选中初出茅庐的琼，到底走了一步好棋。琼清楚地知道自己还不怎么会演戏，也晓得男主角劳伦斯·奥立弗因为费雯丽的落选难免迁怒于她。这被强化的自知之明经过镜头的夸张，呈现出多棱镜一般诡异的光泽：惊艳，恐惧，膜拜，坐立不安，急切而又绝望地想融入环境，那一双眸子里折射的，正是甫入深宅大院的平民女子应有的表情。

原著小说《蝴蝶梦》里的女主角，是刚刚套上水晶鞋的灰姑娘。虽说她也算富豪马克西姆明媒正娶的续弦，到底身份悬殊，几乎是被命运的手从芸芸众生里拎出来，扔进了一个她从小只在明信片上见过的庄园曼陀丽。书中铺陈园内奢靡景象的篇幅，大到几乎让读者厌烦的地步，但杜穆里埃真的没有白费笔墨，她从“我”卑微的视角看出去，宅内的一切都须仰视才见，而“我”，就自然而然地“低到了尘埃里”。在前任女主人吕蓓卡的晨室里，“我”被屋内高雅的藏品所震慑；在庄园的化装舞会上，“我”仿佛中蛊般，穿上宅子里画中美女的华服，宛若吕蓓卡重生。

这是极富象征意义的一笔。“我”与环境之间的紧张感达到顶峰。将自己的个性无限缩小，嵌入画中，进而服服帖帖地嵌入这收藏油画的豪宅，女性对于“入画”的渴望，本是后天诱导而成，但这诱导委实成功，以至于渐渐的成了先天的需求。当曼陀丽这样具有压倒性的环境呈现在“我”面前时，这种需求便如昙花般，粲然盛放。

居室环境之于室内的女人，永远具有超越想像的诱惑力和压迫感。当年查禁并公诉《包法利夫人》“有伤风化”的检查官，大约是深谙此理的第一人。他在举证书中引用了一个描写爱玛与莱昂偷情的旅馆房间的段落：“这个充满欢乐的温馨的房间，尽管华丽里透出些许衰颓，他俩依然钟爱无比……他们说我们的房间，我们的地毯，我们的椅子，我们的拖鞋……”

这是爱玛眼中的伊甸园。她那由浪漫驱动的目光替屋内陈设都镀上了一层金漆。与其说她是被莱昂征服，倒不如说是被自己的“收藏之梦”所擒获。而这些描写一旦触到了检查官过于敏感的神经，自然就成了小说“诲淫”的明证。

王安忆的《长恨歌》写了更典型的“急欲入画”的女子。李主任把弄堂碧玉王琦瑶收入帐下，藏进“爱丽丝公寓”里。此处，作者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白描“爱丽丝公寓”里的千般物事、万种风情。下笔真够悠闲疏落：讲那蒙纱的灯光，满屋的镜子，进而写灯光下镜子里虚实无间的影；讲包藏在“爱丽丝”里的女人心，墙上挂着，地上铺着，梳妆盒里收着；讲厚窗幔后遽然响起的电话铃，那才是主宰这静流的源头，是住在“爱丽丝”里的女人们寄托梦幻的“主人”。

真是一幅好画。画外的美人被画的质地摄去了魂魄，便心甘情愿地委身其中。“这样的公寓，其实还是这心意的墓穴一类的地方，它是将它们锁起独享。它们是因自由而来，这里却是自由的尽头，”写到此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调子开始低回，女性作者的立场终究还是凸现出来。这一刻，王安忆身为写作者的那一面，暂时地，稍稍地，让位于发自女性心底的一声叹息：她们，我们，美丽的以及不美的女人，已经在画前徘徊了几千年，而且，终将继续徘徊下去。

 

 

 

前些时候，在意大利北部一个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掘出一对拥抱着的男女遗骸，考古学家将此命名为“永恒的拥抱”。对于这一奇特葬式的成因，多数人认为是出于殉情而死。古人轻生，今人畏死，情死之风自然古胜于今，因此这也是一种浪漫的合理猜测吧。

殉情风气，古今中外皆有，我们最熟悉的恐怕要数日本了。情死在日语里通称“心中”(Shinjiu)。小泉八云——一个归化日本的英国人——的名作《日本魅影》，就有专门写殉情的一章；周作人也写过一篇随笔《心中》，里面附带评论：“中国人似未知生命之重，故不知如何善舍其生命，而又随时随地被夺其生命而无所爱惜，更未知有如死之坚强的东西，所以情死这种事情在中国是绝不会发见的了。”至于渡边淳一的《失乐园》，不过是日本殉情文学史的最新一页而已。

西南丽江的纳西族，也曾盛行情死之俗。清代《盐源杂咏》有诗：“谁谓蛮家无是非，两情相向更相依。今生只合风流死，化作鸳鸯到处飞。”原注：“幺摩，奸情败露，男女俱自尽，俗名风流死。”又光绪年间《续云南通志》云：“滾岩之俗多出丽江府属的夷民，原因未婚男女，野合有素，情隆胶漆，伉俪无缘，分袂难已，即私盟合葬，各新冠服，登悬岩之巅，尽日唱酬饮餐，酒已则雍容就死，携手结襟，同滾岩下，至粉骨碎身，肝脑涂地，固所愿也。”俄裔顾彼得在《被遗忘的王国》里更说：“丽江的确称得上是世界的殉情之都，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荣耀。家家都可以数出其家庭成员中有一两个殉情死去的。”　

最少为人知的当是西夏人的情死。清代张鉴《西夏纪事本末》载：“情之至者，必相挈奔，逸于山谷掩映之处，并首而卧，绅带置头，各悉力紧之，倏忽而毙。一族方率亲属寻焉，见不哭，谓男女之乐，何足悲悼。用彩缯都包其身，外裏之以毡，椎牛设祭，乃以其草密加缠束，然后择峻岭，架木为高丈，呼为女栅，迁尸于上，云于飞升天也。二族于其下击鼓饮酒，尽日而散。”值得留意的，不仅是西夏人的殉情，还有西夏人对殉情的态度——“男女之乐，何足悲悼”！

殉情，是最飞扬的死亡，是最决绝的浪漫。它将人生定格在青春欢畅的妙龄，避免了向横发展的肚腩和向下发展的乳房；它也将情爱定格在销魂蚀骨的高潮时刻，避免了激情消褪之后的一地鸡毛。所以，西夏人对殉情不以为悲反以为喜；所以，纳西人会以殉情未死为可耻；甚至极不愿殉情的汉族人，也未尝没有对殉情的颂歌。

比如李碧华的小说《胭脂扣》。名妓如花与十二少相约吞鸦片自杀，结果，如花成了倩女幽魂，而十二少畏缩未死；五十年过去，如花痴心不死，返回阳间寻找十二少。已成孤魂野鬼的如花艳丽如昔，而昔日年少多金、风流倜傥的十二少呢，竟成了个黑头土脸的老“咖喱啡”(跑龙套)，还猥琐地在小便时哼着：“当年痾尿射过界，今日痾尿滴湿鞋……”对敢死者的同情，都流露于对苟活者的嘲弄之中了。

俱往矣，昔日在电影《胭脂扣》里扮演如花和十二少的风流人物，竟都已香销玉殒。演如花的，是梅艳芳，演十二少的，是张国荣。

 

甲：往日徒然是青的烟

给他往怅惜里缠。

乙：卖糕的，到底是什么玩意啊？

甲：诗。诗人辛笛的诗。

乙：这样的恐龙呆在诗集里不打紧，跑出来吓人就不对了，从哪引来这么一句呀？

甲：影评。罗维明写的影评。

乙(晕倒)：……

是的，那还是可以在影评里引诗的年月，引辛笛、引痖弦，也引屠格涅夫、引卡夫卡。那还是一个可以大张旗鼓标榜品位的年月，那还是一个可以板起面孔批判民众的年月，那还是一个可以面向电影高声示爱的年月，那还是一个可以宣称影评人需要“气质、灵性”而不必脸红的年代。是的，那就是最好的年月，对此，你可以百分百确定。

不过，那年月，我一点没赶上。收在《电影就是电影》(志文出版社1978年9月第一版)一书中的文字，都是罗维明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写下的，那会儿我还没出娘胎，出了也还听不懂人话。那会儿，罗维明才二十二三岁。没错，他就是影评界的黄仲则，是写影评的早熟诗人。

那会儿影评可以这样写：“这么急，赶哪儿去呢？你看那个人，穿着整齐的礼服，戴着一顶漂亮的帽子，却拿着一个和他身材一般臃肿的衣箱，和一个很长很长的矛，长得关上计程车的门，另一端伸出车外，像一支旗杆一样，却不打算升任何的旗。为什么那样匆忙呢？赶上一辆红计程车，还急于在车上换衣服，化妆，从车窗钻上车顶从衣箱中取衣服；呀，小心啊，车子还在走的……”你说说看，“像一支旗杆一样，却不打算升任何的旗”，这不是诗句又是什么呢？我记得很清楚，西西用同样优柔的语气写过女明星的专访，那真是个诗的年代啊。

然而，写影评的诗人，究竟不等于真正的诗人。诗人不妨心血来潮，批评家却需要严肃与冷静。我特别喜欢看罗维明做出褒贬：“《毕业生》像片中的达斯汀·荷夫曼一样幼稚、轻浮、草率；用游戏人间的心情去看少年的情感挫折和纯粹天性的失落，自然不会说得很深入，但它那情绪化的感觉，还可以吸引许多落寞寡欢、意志薄弱的人的爱好。达斯汀·荷夫曼在片中饰演的毕业生就是这种性格的典型写照，他是个还未成熟的大男人，夸张了自己的彷徨和焦虑，希望全世界以他为中心，关怀他，原谅他。这个形象是容易给同年纪的青少年接受的。《毕业生》的成功就在这个心理现象上，而并非技巧与题材突出，在艺术上占了什么重要的地位。”

我更喜欢看他在赞赏中有保留，在保留之余还能存着那份赞赏：“如果你不明白相爱的人为何会充满怨悔与痛恨，那么，你去看英格玛·柏格曼的《羞耻》与《婚姻暗流》及法斯宾达的《柏特娜的苦泪》吧；他们对人情世态的了解，会使身处其境的人感到羞耻或醒悟，亦使局外人有一个警惕与了解。但特吕弗却完全不同的。虽然他的影片常以爱情为主，亦描述相爱的人之间的纠缠与煎熬，但是这种爱情却显然多了一份浪漫的柔美，而少了一份现实的辛酸……于是，他给人看见所谓爱情的得失，其实是理想的挫败，而没有牵涉入人世间生活上琐细的冲突，也难怪为什么会有人觉得《羞耻》、《婚姻暗流》及《柏特娜的苦泪》给人的启示会多过任何一部特吕弗的爱情故事，而使人更亲近人世，明白自身的问题。这一点不能不说是特吕弗的极限。”

即便是在罗维明那个年月，他也已经开始慨叹黄金时代的流逝：“上世纪60年代是电影史的盛夏……到了现在情况便沉寂多了。好片子虽然不时出现，讨论的人却减少了。批评的理论虽然也有创新，写影评的人却失去那份热忱……”刻下呢，刚好是30年之后，景况就变成这样了：讨论的人虽然不时出现，好片子却减少了。批评的理论毫无创新，写影评的人有些倒还没失去那份热忱，只是他们都不配写。影评的命运，就跟旧诗一样，纵然剩下一两个写得好的，也没用。谁都拦不住，毕竟东流去。

我平时写评论，至少会把书从头到尾读一遍，但《电影就是电影》不同，多年来，我一直保留着部分篇章未读，因为我知道读一篇就少一篇。迪伦马特写过一篇展现末世景观的短篇小说，叫《隧道》，讲一列火车以物体自由坠落的速度，朝地心深处开去，车上的旅客们只能绝望地等待着终结的到来。小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没有任何办法。上帝叫我们跌落，我们就只好往他那儿冲过去。”还好，我私存了几篇尚未读过的好影评，在跌落的过程中，不致于太闷。

《弱者的武器》，(美)詹姆斯·斯科特著，郑广怀、
张敏、何江穗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1月版，29.50元。

耶鲁大学人类学名家詹姆斯。斯科特的主要代表作正在陆续译成中文，前些年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程立显等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1月版，15.80元），后来的《国家的视角》（王晓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11月版，35.00元），还有眼下这本《弱者的武器》。从原著出版时间表来看，《农民》一书出版于1976年，《国家》一书是1990年代后期的作品，而《弱者的武器》出版于1986年，正是连接前后两本书的思想关节。

再从内容上看。《农民》一书的立足点是东南亚的农民生活，而且是关涉到最底层农民生存问题的“生存伦理”。《国家》则主要谈国家指导下的农村以及城市改革的失败，研究对象和规模似乎有所放大，追求更具普遍性的理论。《弱者的武器》的讨论范畴也正好在两者之间。

社会学理论中一直有“冲突论”这一流派，往往把马克思和齐美尔奉为鼻祖。这两位大师固然都谈冲突，可理念中实施冲突的方式和看待冲突的态度截然不同。马克思很喜欢使用“阶级斗争”这个概念。在民国时期介绍马克思思想时，国内还有学者把这个概念翻译成“阶级战争”，在某些理论和实践的环境下，“战争”倒是比“斗争”更符合实际。齐美尔则委婉得多。他当然一样深刻地体会到身处底层、被压榨、被欺负人群的“怨恨”，这是现代性的必然产物，可是怨恨并不一定就会激烈地爆发出来，也可能被深深埋藏、发酵，最后变成另外形式的能量。

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主要遵循的就是齐美尔的思路，去探究农民那些日常的、隐藏的、不易观察和监督却又无所不在的反抗。农民可不管什么理论，他们只是按照“防止最坏，期望最好”的目标，因地制宜地决定自己的反抗策略，这种反抗被斯科特称为是“弱者的武器”。

谨慎的反抗

弱者的手里有哪些武器？大概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疯卖傻、诽谤、暗中破坏等等。其中没有哪种形式是我们中国人陌生的，从计划经济过来的人感受会更深，这就是一代人的生存策略。纵观世界，我们还可以看出这些对抗形式和对抗思想具有普遍性。据说过去苏联或者东欧流传着这么两句话，“资本家假装给我们发工资，我们假装给资本家工作”，这就是一种典型的符号性的反抗。

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里更多地谈论明显的、直接的反抗，因为农民首先考虑的问题是“生存”。对于任何可能直接威胁到生存的举措，比如大规模征税，比如土地制度变革，一无所有的农民只有起来反抗。这本《弱者的武器》则更偏重无形的、间接的反抗。剧烈冲突不可能天天有，潜在冲突才是生活的主要部分。

如果不直接涉及生存，只是侵犯了农民的利益，那么没有组织起来的农民不一定会明目张胆地反抗政府。直接的正面冲突，代价非常高昂，可能要耗尽农民手上微薄的资产，而且结果难料。也就是说，正面冲突往往不是生存尚未受到威胁的底层农民理性的最优选择。农民也是经济人，算得可精细了。

另一位很边缘的经济学家赫希曼也研究类似问题。他的专业并非研究农村问题，而主要研究企业问题，他最后得出的结论和斯科特颇为类似。他在一本出名的小册子《退出、呼吁、忠诚》里概括了工厂内工人对企业家不满时的三种反抗手段。第一种是退出，这在农村里情况不太一样，暂且不论。第二种是呼吁，就是通过工会或者直接地喊出自己的意见，表达自己的不满。而更常用的是第三种，不忠诚。这样不会和老板扯破脸皮，也不会丢了工作。至于不忠诚的办法可就多了，劳动合同里不可能规定所有的劳动细节，偷懒、懈怠、消极罢工、出工不出力这样的行为还算好，暗地里做手脚、搞破坏，让老板吃哑巴亏，则是更为严厉的反抗形式。

斯科特的视野更开阔，把那些不直接指向财富而只是“符号”或者“象征”层面的反抗也收入研究范围。工厂也好，农村也罢，只要是集体性的生产劳动，工人或者农民就必然有很多工作内外的交流，这是一种劳动的文化。劳动文化的主体往往是谚语、民歌、历史、传说、笑话、语言、仪式和宗教。大众文化永远是掌握在人数上占有优势的农民或者工人手里，他们通过文化手段来丑化、挖苦、讽刺压迫者，也用文化来影响其他人对工作的态度。

从表面上看，农民和工人都会服从管理，遵循规范，但他们都只是部分地遵循。他们在审慎地保持合作的前提下，想尽各种办法，寻求着自己的最优策略。

日常的计算

国内读者很容易想起一系列国内研究农民问题的专著。比如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吴思的《血酬定律》，特别是去年高王凌先生的著作《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1月版，15.00元），高先生研究中国人的“反行为”正好与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相对应。于是有必要介绍一下经济学界对我国20世纪50年代后期“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失败原理的阐释，可以和斯科特讨论的东南亚农民的反抗小动作做一个对照。

林毅夫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制度最大的缺陷是没有给农民退出人民公社的权力，只能进不能出。在政治压力下，所有农民都被迫加入了人民公社，可是由于产权不清晰，每个人的劳动不能直接与土地上的作物产量挂钩，收入分配只与劳动时间有关，那么偷懒、搭便车的行为就不可避免。

总的来看，大跃进时期的生产效率是很低的，偷懒现象普遍存在，再加上各种瞒报、谎报，最终酿成大祸。人民公社的效率低下，与后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施行后的效率作一对比，情况就一目了然了。按照斯科特的理论，当时中国农民由于缺乏产权而没有劳动积极性，虽然没有明显的反抗行动，但日常劳作中的反抗是天天存在、处处存在的。

农民们总有着精准的计算，包括物质上和非物质上的，对组织，也对其他农民。斯科特曾循着莫斯和马林诺夫斯基的路数研究过农民的“礼物交换”或者“合作互惠”行动，知道很多礼物是以“人情”方式来计算的，和货币财富不能直接冲销，大家照样记得一清二楚。

在具体生产劳动时，虽然一般会有明确的制度和监督，但是监督者和劳动者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这就有钻空子的机会。一般来说，监督可以分成“监督劳动过程”和“监督劳动成果”两种，在监督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很难在这两方面同时监督。如果你重视劳动成果的质量，那么农民就会在劳动过程中偷懒，减少产出；如果你重视监督劳动过程，那么农民可以在不减少劳动时间和数量的情况下偷工减料，粗制滥造。总之，劳动永远是劳动者自己付出的努力，监督者要对付劳动者，信息上总是不利的。

与其监督，不如“激励”，这是高层组织对付“弱者武器”的办法。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拓展，就是一步步寻求有效激励的办法。这是斯科特思考的另一个大问题，在《国家的视角》中得以详细阐释。斯科特也意识到，国家或者集体往往会寻求一种“过于清晰”、“过于明确”的激励机制，以为能把小小农民的算盘彻底搞清楚。

可无数实验都失败了。统治者骄傲的设计和计算才能，在数量惊人的小农狡黠智慧面前，全都变成了致命的自负，可笑的狂妄。为了实现政府期望的富裕、有效率以及公平等目标，政府在何种范围内设计何种程度的激励机制，这个问题过于复杂。而且光有机制似乎不够，还必须同时干涉农民的理念，这就需要理论层面的反思了。

统治的霸权

斯科特是极为重视学术传统和理论方法的，虽然在他书里，任何大学者名字出现的频率都赶不上那些他深有交往的本地农民。在《农民》一书中，他是沿着波兰尼（Karl　Polany）所区分的“形式经济学”与“实体经济学”的分析路径，区分出农民生存伦理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然后发展出独特的“社会理性”。

而在这本书里，他就试图把“形式”和“实体”的分析结合起来。其中最重要的理论工具来自文化研究先驱葛兰西，即“霸权”（hegemony）。所谓霸权，就是统治阶级不仅要支配物质生产方式，也要支配象征生产方式，从而全面地驾御社会的生产循环。斯科特另一本比较新的著作，题目是《统治与抵抗的艺术》，进一步把这种“霸权”上升到艺术高度。

通过在马来西亚的塞达卡这个小地方的长期观察，斯科特开始认识思想或者意识的重要性。传统观念认为，作为强者的统治者，主要武器就是国家机器，是法律，是暴力，是税收。可是作为弱者的农民很快找回了自己的武器，是偷懒，是暗中破坏。强者的武器虽然强大，但弱者的武器更丰富，智慧无穷，防不胜防。

在这种情形下，统治者只有同时在制度和思想上努力，在思想上控制弱者，使他们盲从顺服。毕竟塞达卡之类的乡村小镇，人们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据斯科特观察，能够深刻洞悉官方意图的人是极少的。绝大多数农民只是根据本能和直觉，做出包含小聪明的反应。政府更多地在意识形态上下功夫，把权力、地位、财富的分配原理重新包装和阐释，从而实现“霸权”统治，还是有可能的。但是“霸权”统治，真的能取得比目前复杂局势更好更有效率的生产和分配关系吗？

就以土地租赁关系为例。塞达卡农村过去常常是使用谷物交租的，现金很少。过去租赁契约往往是活租而非死租，即可以根据自然天气等原因修改契约。但是这些趋势都逐渐在改变，政府似乎更愿意施行明确的可以计算的管理，却不管农民是怎么想的，大大影响了农民甚至地主的积极性。

要知道，农村是一个比较狭小的空间，人和人之间的联系有很多方面，很多契约签订的特殊关系都非城市人所能想象。就以分成租这种形式为例，分成佃户对地主除了经济依赖关系外，常常还有超经济劳役负担，如在节假日向其地主问安，帮地主修建房屋等；而反过来更主要的是，作为地主在佃户经济因各种天灾人祸，经济陷入崩溃边缘时，就要给予佃户更多的帮助和照顾。比如佃户家遇到丧事时，地主则一般都要出棺材钱。

这是一种带有互助性质的租佃合同，使得佃户和地主在多个维度上勾在了一起。在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建成之前，我们还有更好的替代方案吗？

我们自然可以从小乡村的复杂环境里，根据我们的历史经验和“社会发展理论”，去推测和设计它下一步现代化、工业化、资本主义化的前景。斯科特对此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悲观情绪，他不愿相信革命家的承诺，不相信现代化的建设手段可以消除那些贫困和不平等。倒是弱者的武器充分展现了韧性，它是那么自然而然地存在。用斯科特的话来说，弱者的武器，它是一种防止最坏的和期待最好的结果的精神和实践。

 

诗歌有适于朗诵的，有适于阅读的，有适于默念的，阿钟《昏暗我一生的主题》是不适合朗诵的，它是适合默念的。但是我听的时候一点都不感到陌生，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体验我都有过，他的感觉我都有过。我在农场五年半，就这个感觉。一种荒凉的、无奈的、有时是绝望的、孤寂的、无可奈何的感觉……都有。艾略特《荒原》里写的意像，这种意像，艾略特能感受到，其他人也能感受到，在不同的空间，不同的时间里面。诗歌其实最有力量的不是阅读经验的积累，是生命体验本身的一种深入。因为阅读经验的积累只是知识性的，虽会给人一些启发、一些灵感，但最终要打开的还是你生命本身的体验。这就是诗。不是因为读了相同的书，而是有了相同的感觉和相近的体验。

 

我非常遗憾的是在此之前我对阿钟的诗歌了解很少。他的诗集《拷问灵魂》的排列是从05、06年倒着往后排的，但读者若要阅读他的整个诗歌里程，就得从后面倒过来往前读。我个人感觉，他的《昏暗我一生的主题》，第一个，是他很重要的个人内心独白；第二是他整个风格的一个转折。因为他的早期的诗歌相对来说比较焦灼，有时候是情不择词。一种很复杂的意绪流露出来的时候，语言本身也是纷乱的。这首《昏暗我一生的主题》，里面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心灵冲击，一种生命能量的爆发相对来说就比较强大，由于这个原因对语言的把握相对来说比以前就自如多了，也就是说语言和他灵魂深处的吟唱就有一种吻合性了。所以这首诗歌确实对诗人内心的写照，是非常有力的。

 

最近几年的诗歌，在语言上相对纯粹了，什么原因呢？我觉得他通过这样一个冲击以后，通过《昏暗我一生的主题》这首诗以后，他进入了另外一个诗歌空间，焦灼的东西相对就少了很多。在这些诗里面，好像也写到了他一些打坐和静心这样的经验。这时期他内心相对来说比较平静，但内心的平静不等于他诗歌的风景也一样平静，诗歌的风景也是不平静的。但那个风景是用另外一个方式表达出来的。他的诗歌这时不是以情绪来主导，而是内心直接和外面自然之间的一种触摸。所以他最近的诗歌，往内走得比较深，比《昏暗我一生的主题》更深。第二，对自然的感应比以前更敏锐。以前在《昏暗我一生的主题》里面，他多多少少还有一些书本的痕迹。我个人的评判是书本的痕迹越少越好的。对这一点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因为中国长期的闭关，八十年代国门突然打开以后，很多人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热情，充满了好奇，他们阅读了大量西方翻译的诗歌。西方的翻译诗歌对中国诗人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从语言上说几乎覆盖了整个中国诗歌，无论他是现代派的还是非现代派的。

 

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是没有来得及关注上海地下诗人的诗歌活动和他们的诗歌创作。一直到现在我读到了阿钟的诗歌，我是感到非常欣慰的，也就是他让我发现在我们上海也有这样的野花野草。二十五年坚持这样的诗歌写作确实不容易。因为在中国，诗人和乞丐是同义语，诗人和乞丐是一模一样的。我当时偶尔也碰到一些地下诗人，或是一些民间的画家，他们随便租一个房子，住在上海市郊农民的房子里，我有时也去。我当时想，要我过这种生活，我怎么办？就是说，在物质上几乎是绝望的，在物质上绝望的境地里面进行这样一种精神的活动。诗歌写作是一种非常贵族的精神活动。古代的那些诗人都是大贵族，杜甫整天哭穷，但他也没有穷到我们今天这样的地步。像这么一种高贵的灵魂探索，要建立在一种非常贫瘠的物质生存之上是非常不容易的。

 

二十五年写成这样一本诗集，而且我们知道诗歌绝对是无名无利可图的。诗人要出名比歌星出名不知道要难多少倍。在一个毫无诗意的国家你怎么能指望有人倾听诗歌？！根本诗歌就是一种奢侈！对这个民族来说，诗歌太奢侈了！这个民族就需要暴君，只配暴君！它怎么会要诗人呢？根本不需要诗人！所以诗人要在这个生存空间里面，求得立足之地，那简直是天方夜谭的事!所以我对二十五年坚持写诗的阿钟，我是非常佩服的。

 

我在美国流亡九年，我已经深有体会了。他要二十五年，而且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美国或者纽约，不管怎么说，它还是一个有自由的地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本诗集，不管它有多少页，它里面所蕴含的生命能量，是很不一般的。因为中国诗人经常出的问题是写到后来就变成一种生存手段了。在这种背景之下，你要坚持灵魂本身的吟唱确实是非常困难的。中国是不应该有文学，更不应该有诗歌！这个国家什么时候尊重过诗人？什么时候尊重过思想家、文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