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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末迄今，中国知识界经历了关于保守主义、人文精神、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论争。其中涉及到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现代性和现代化发展模式，对中国现状（特别是思想文化现状）的基本评判，保守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命运以及知识分子立场等问题。本丛书分《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三册。入选文章的作者或资深学者、或文化新锐。行文中无论是观点的分歧和碰撞，还是真诚而有理性的对话，都表现出“有机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和学术良心及守望和捍卫真理的使命感……
今年二月间，两位美国2008年总统大选的热门人物——民主党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和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相继在自己的竞选声明中称，太多美国人的生命被“废弃”（wasted）在了伊拉克战场上。旋即，两人又迫于舆论压力，为自己失言侮辱了美国大兵的爱国主义情操而公开道歉。奥巴马在道歉时说，我本该沿用一直以来的措辞“牺牲”（sacrifice）的。于是，整个二、三月间，美国媒体围绕着“废弃的生命”（the wasted lives）打得不可开交。
究竟是“被废弃的”，还是“被牺牲的”？问题的核心似乎在于被修饰词“生命”。如此，则对施动者行为正当性的质疑，忽然变为对受动者内在价值的判断——究竟是“轻于鸿毛”，还是“重于泰山”？动词被动型兼形容词的简单语法规则在这里发挥了微妙的作用。对于以雄辩取胜的政治家来说，这自然是一个修辞的障眼法。而对于齐格蒙特。鲍曼来说，这却是一个常识的盲点，它根植于人心更脆弱、更幽暗的深处。
2004年，鲍曼写作了《废弃的生命：现代性及其弃儿》。这一年，他八十岁。这把年纪的老头大都趁着迟暮的闲暇，记录自己的或比自己还要老的老头的故事，鲍曼似乎没多少心思关注自身。自1972年，开始用英文写作起，他几乎是以笔为矢，如雨般地射向资本社会的每一个痛处；以“现代性三部曲”（《立法者与阐释者》、《现代性和大屠杀》、《现代性和矛盾态度》）为转折点，几乎他的每部著作都在资本文明的深处激荡起了巨大的回声。当他感到迟暮的岁月正逼近时，发表著述反而益加频密，截至其在2006年10月最新出版的“流动性五部曲”之五：《流动的时间——生活在不确定性的时代》，鲍曼在34年间共出版了36部英文著作。难怪有研究者说，阅读鲍曼，你可以同时感受到老年人的自由和年轻人的火热。
《废弃的生命》讲述的是现代社会中多余人的故事。他们中，有的是城市里劳而固穷的阶层（the working poor），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正在加入这个行业；有的是来自落后国家的移民，发达国家的公民以对白蚁的恐惧眼神注视着他们；有的是资本文明世界路灯光影之外的人，发达国家的人准备用金钱换取他们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现代理性、乐观的规划看来，他们是无助于世界历史进程（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从文化霸权的角度讲，亦即人类文明）的过剩人口。对此，我们首先会想到的是排犹运动。所以，这听起来便很像是在讲述鲍曼自己的故事。作为一个犹太人，他早年的生活轨迹因三次反犹迫害而出现急转：14岁时被迫举家迁居苏联、28岁时远大的军旅生涯夭折，41岁时华沙大学的学术生活被粉碎。但鲍曼并未赋予自己的犹太身份以思考的优先性，他在移居西方二十年后才开始表述自己对于反犹问题的见解。对他而言，这并不首先表现为一种政治权利问题，由此他与汉娜。阿伦特便选择了完全不同的立场。
首要的问题是，为什么一种出自人类理性与乐观规划的社会架构总是走向它的反面？我们对于世界的展望出了什么问题？在强权体制中，人们总是尽可能地被纳入一个普遍秩序中去，朝向同一种乌托邦信仰生长，多余人在其中往往以一个危险的异己者的面目出现，面对规定的社会范型，他们要么被强行型塑，要么被毁灭。鲍曼选择了另一条更痛苦的道路——在一个体制中被宣告死亡，在另一个体制中流亡。鲍曼拆解了旧日苏维埃帝国的乌托邦，却没能找到光明世界的入口。在保姆型国家退位的体制中，自由、平等与权利成为泡影；占据统治地位的并不是公民而是消费者。鲍曼眼见这样的新世界壮大，多数人陶醉于消费主义的狂欢氛围，在享受着消费市场的单向自由的同时，他们作为公民的行为能力日渐凋亡；穷人被拒斥在所有自由之外，政府对于社会事务控制力萎缩，所剩的只能是压制那些没有嘉年华入场券的人的愤懑。鲍曼没有找到现代性的解决方案，因为这不是歧路亡羊的抉择，而是道路本身已经消失。
在道路消失的地方，鲍曼找到了后现代性。资本社会的教条是每个人必须自己证明自身存在的交换价值。于是，人与人失去了相互依傍的纽带，每一个单独的肉体存在成为社会焦虑的直接发泄对象，导致人类社会各种对立冲突。对于他人的责任感迅速钝化，成为每个个体必须独自面对的无法规避的重重道德困境。在当下，并不是犹太人、伊斯兰人或是任何一个“他者”在形成对“我们”的威胁，而是社会的碎化和普遍的“安全恐慌”。鲍曼向我们揭示了产生“废弃物”的文化根源：恐惧，对死亡的恐惧。文明以某种方式将死亡上升为永恒而使生活获得向前发展的推动力。部分个体的死亡意味着人类的永恒，所以我们愿意以现代性的某些美好愿景为牺牲部分个体的高尚借口。而当现代性的基础被瓦解以后，崇高感便荡然无存，我们直面的是被废弃的陌生生命的痛楚。
鲍曼作为一个陌生人与更广大的陌生人们站在一起，他无法提供一种社会学的解决方案，或是任何学科性的方案，而是转向莱维纳斯的“他者的伦理”，这位“后现代性的先知”最终完成了一个宗教意义上的回归。于是，他只是给我们讲述了一个现代性的故事。
在全书开头，他说这个故事有许多讲法。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讲的是阿格劳拉和里奥尼亚的故事。现代社会，就像阿格劳拉城一般永远建筑在自己的名字之上，像里奥尼亚一样欢快地拥抱技术进步带来的物质富足、同时被自己制造的废弃物所围困。听着这些寓言的我们，就像故事中的可汗在征服了广阔疆域后那般，感到宽慰而忧伤。新浪潮之母瓦尔达在《拾荒者》中用镜头对准城市的拾荒爱好／工作者，放大了米勒《拾穗者》的意象，影片结尾处那个在垃圾堆里被拾回的心形土豆，是以一曲优美的田园牧歌在向工业社会做温和反抗。
而鲍曼的故事，既没有凄楚也没有优美，有的是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在全书的结尾，鲍曼这样问道：“是否包含／排斥游戏是人类进行其日常生活的唯一方式，同时，作为其结果，这种游戏是否是我们所共有的世界唯一能想象到的——被给予的——形式？”
延伸阅读
《后现代性的预言家：齐格蒙特。鲍曼传》，（英）丹尼斯。史密斯著，萧韶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版，16.00元。
《全球化：人类的后果》，（英）齐格蒙特。鲍曼著，郭国良、徐建华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8月版，11.00元。
沙湾径，盘旋于香港半山，延伸在香港大学的纵深处，一路都是港大高级教职员的宿舍。沿着沙湾径往上，这2 5号宿舍正在山腰处，远远眺望便是广阔的南中国海，而这安谧静溢的向海居所，正是三年来龙应台思索香港的家。龙应台曾说，每天面对海特别有写作的情绪，因此这沙湾径25号也便成了她思考的灵感源泉，内化成为龙应台的香港符号和人文地标。
《龙应台的香港笔记＠沙湾径25号》去年11月出版以来，如今已再版三次。作为三年多来思索香港文化的一次梳理结集，龙应台说：“这是一本为香港而写，为香港而出版，为香港而存在的一本书。也纪念一个外来作家与香港的缘分，对香港的感情。”从台北市文化局长职位上退下来，龙应台2004年应邀到香港大学执教，于是，她把更革都市文化的火种也带到香港。这两年来，香港文化政策争议不断，文化实践异常骚动，虽然回归将近十年，香港人依然有着何去何从的疑惑，有着身份模糊不明朗的徘徊。满怀文化关怀和满身台湾经验的龙应台，三年中一次都不曾缺席香港社会关于重要公共议题的讨论，这位大胆感言的“外乡人”以“第三者”视野，深深关切并提问“所在地”：台湾可以，香港为什么不可以？
“香港你往哪里去”是龙应台对香港最一针见血的提问。从西九龙文娱艺术区发展计划，湾仔利东街的拆除，中区警署和维港的保护，到添马舰政府总部新建政策，个个火药味十足的公共议题中都无一例外充满着地产发展与文化保育的角力。长久以来，象征着“经济”、“致富”、“效率”、“全球化”的“中环价值”成为香港的主流价值，而这单一的商业逻辑淹没了深水埗、元朗居民的声音，淹没了本地艺术家的创新，造成本因被殖民而丧失文化身份的香港，出现了文化价值的严重缺位。龙应台在她的《西九龙，请慢》，《呼唤公民运动的开展》以及《谁的添马舰》中，大声疾呼政府城市建设不要“将高楼大厦当做唯一的美丽，把发展当做单一的标准，让商业绑架了文化，将现代化简单地解释”，她敦促香港在追逐现代化建设发展的最大利益时，请留下传统文化中最美好的记忆；在不断拔地而起的群楼中，请留下创造文化价值的空间。三年多来，龙应台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对象，面对不同阶层，叙述着这一个共同主题。
在龙应台的眼中，社会的人文关怀和传统文化的普世价值，是对抗垄断香港商业逻辑和中环价值的最强有力的力量，真正的香港精神应该是“1万多个市民在晴空下围坐吃盆菜，5000个人开心泡茶、听音乐，4000个人在星空下肩靠着肩看露天电影，一起哭，一起笑”。她中肯地提出，作为华文世界中重要一分子的香港，应该从保留什么样建筑和历史文物，推动什么样的公民教育和公共讨论，寻找什么样的人文传统和文化关怀着手，绘制和建构有香港自身脉络的历史和文化。“香港人应该跨越经济，重新审视城市规划与人文保育的关系；跨越文化，寻找埋在文化表层底下的根脉；跨越言语，厘清工具言语和灵魂言语的不同层次，学习普通话和英文的同时，也不忽视或放弃粤语”，只有这样，香港才有灵魂，才能成为华文文化鲜活的血脉。
龙应台不仅关注到了香港人的关注，也没有忽略香港人的忽略。通过优美鲜活的文字，她带领普通的香港人去寻找记忆，寻找人文传统和关怀。其中，最让人感动的便是《期待人文港大》一篇。作为殖民地时期培养公务员律师医生等大量社会精英的港大，龙应台在那儿看到了另一段历史的文化脉络：港大留下“冷血”的张爱玲，散步的朱光潜，不吃“敌人面条”的陈寅恪和“宣传共产”的萧伯纳的踪影，港大曾经包容和孕育过美学、文学、史学、哲学等众多文化遗产和人文气质。那开启孙中山革命思想及新思想的大堂，那朱光潜日日散步最是留恋的山间小径，那让张爱玲提着皮箱的躲避战乱的宿舍，还有那有草叶有海浪有光影有故事的沙湾径，这些人文遗产，连同“买得到野姜花的石水渠街、印过喜帖和革命文宣的利东印刷街”，理应成为香港追寻自己城市历史的个性和温暖，梳理香港集体回忆和人文情怀最感人的一面。香港人忽略了，不要紧，龙应台用她娓娓道来的故事唤醒人们的心灵。这种人文关怀的胸襟、笔触及视野，也是龙应台最能感动香港的。
从九七香港回归到零三年SARS之后，香港不断出版的书籍不约而同都在从各个角度叙说“香港故事”，有的集中于政情、有的标榜新生代，有的关注低下层，其中虽然中国因素，教育素质，公民素质、政府施政效率、官僚制度僵化都广泛涉及，但有学者提出，香港未来发展，除了在全球化下在中国经济圈中的经济定位外，似乎总少了点什么。龙应台的香港笔记无疑弥补了这个盲点，她不仅说出了另一个视野下的香港故事，还告诉人们如何用人文关怀的方式让“香港故事”更有生命力地讲下去。
龙应台的笔记全书共分三辑，第一辑名为“香港你往哪里去”，她把三年来在《明报》等报刊的撰文结辑，以学者的眼光对关乎香港重要公共议题提出批判和建言。第二辑为“玉兰花”，收录了龙应台对香港人性格的细致观察的随笔，和描绘香港生活的抒情散文。而第三辑名为“沙湾径25号龙应台收”，特别刊登了龙应台在香港期间收到的中英文读者来信三十一封。龙应台用她的香港笔记，“知识批判”的介入香港本土社会，为香港这华语要地注入三位一体的文化血脉。她对香港文化政策与文化实践的激情而理性反思，对于回归近十年来的香港城市和文化的发展，无疑又是一场“野火”。
其实，华人世界两岸三地的文化命运似乎有着惊人的相似，从台湾，到香港再到中国大陆，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角力都同样在上演并日益激烈。在内地，从胡同四合院的拆除，到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从自然生态的过度旅游开发，到星巴克搬出故宫的全球化与传统文化之争，背后也都是华人社会文化政策与人文实践的挣扎。龙应台用台湾经验比照香港文化实践不懈进行着的思索，另一方面也为华人社会竖起了一座灯塔。虽然龙应台说这本香港笔记是为香港而存在，但其中的核心价值，却是为华语文化和华人社会而存在的。这面朝南中国海的沙湾径25号，无疑也启发了华人寻找和思索自身文化血脉的灵感。
延伸阅读
《野火集（二十年纪念版）》，龙应台著，文汇出版社2005年8月版，25.00元。
《孩子你慢慢来》，龙应台著，文汇出版社2005年8月版，22.00元。
梵蒂冈4月13日正式推出本笃十六世出任教皇之后发行的第一本书《拿撒勒的耶稣》。这本书被视为他畅销小说《达芬奇密码》等作品的直接响应。教皇在他的书中抨击《达芬奇密码》“破环信仰”。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拿撒勒的耶稣》的意大利文版、德文版及波兰文版，将在下星期一(16日)、也就是教皇80岁生日的同一天，同步上市销售。这本书是本笃十六世在2005年4月出任教皇的两年前开始执笔撰写，至去年9月完成。
该书厚达450页，是部阐述耶稣即人且神的理论专著。教皇剖析圣经条文，试图将历史上的耶稣与教会中的耶稣合为一体。不过，他也在书中告诉读者，无需将此书看成“教会的官方教导”，并指出“任何人都可自由提出反驳”。
他还在书中抨击“那些最坏的书，摧毁耶稣的形象，破坏信仰，充满似是而非的圣经经文研究结果”，这是教皇对《达芬奇密码》的批评。《达芬奇密码》声称耶稣曾结婚，有后代，并且从来没有复活。
第二届布克国际文学奖入围名单日前揭晓，来自１０个国家的１５位重量级作家将参与本年度大奖的角逐。
入围的１５位作家中有３位来自英国，他们是现年８７岁的多丽丝·莱辛、以《撒旦诗篇》闻名的塞勒曼·拉什迪和曾以《阿姆斯特丹》获得布克奖的伊恩·麦克尤恩。
入围作家中还有不少也曾得过布克奖，如爱尔兰作家约翰·班维尔、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以及澳大利亚作家彼得·凯里等。
其余入围者包括尼日利亚作家奇努阿·阿切贝、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荷兰作家哈丽·穆利斯、美国作家唐·德利洛和菲利普·罗思、加拿大作家艾丽斯·芒罗和迈克尔·翁达杰、以色列作家阿莫斯·奥兹和法国作家米歇尔·图尼埃。
布克国际文学奖是著名的布克文学奖于２００５年开设的分支，每两年颁发一次，奖金６万英镑。在世作家，无论国别，只要具有不懈的创造性、在世界舞台上对小说有贡献，且曾以英文写作或作品曾以英译本发表，均有资格参评。评选将考量候选人的全部作品而不是某部作品，奖项得主将于６月揭晓。
刘晓波：《单刃毒剑》
第四部分 反台独的民族主义
两岸较力的性质
五 台湾民意对北京强权
任何国家的民主制度的发展，皆要经历曲折甚至危机，老牌民主国家如此，新兴民主国家亦如此。民主国家的政治危机，既是对其民主制度的考验，更是完善民主的催化剂。
值得庆幸的是，经过之后，台湾民主经受住了前所未有的民众动员、街头政治、族群对立的考验，使台湾的民主法治更趋成熟。换言之，只有十七年民主实践的台湾，这个亚洲新兴的民主社会，在庞大的专制政权的挤压下，也在国际孤立的逆境中，经受住了尖锐的朝野对立和浩大的街头政治的考验，最终回归到法治轨道解决争议，随著验票和调查的结果的出炉，大选争议和民怨洪流便逐渐平息。即便在争执最高潮时期，台湾人的民主素质也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总统府前的五十万人的集会抗争，以理性有序的方式进行且得以和平落幕，台湾警方的“清场净空”也不见一滴血，不能不让人想起十五年前中共制造的六四屠杀，尽显民主台湾的良治与专制大陆的暴政之间的天壤之别。
如此落幕的台湾大选，让声言决不能坐视台湾乱局的北京失去了可乘之机。也就是说，台湾民主的成熟和阿扁连任成功，再次凸现了北京对台政策的失败，未来的四年中，如何与阿扁政府打交道，确实是对“不能坐视台独”北京的两岸政策的新考验，需要胡温体制做出较大的政策调整，而固守“一国两制”的老套及其打压、围堵、统战和利诱等传统策略，显然已经毫无出路。除非北京继续拒绝与阿扁政府打交道，让台湾在独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否则的话，北京就只能别无选择地洗心革面。
前两次大选中，北京对台的直接打压基本以失败告终，李登辉和陈水扁的当选就是明证；从李登辉过境美国只能在飞机上过夜，到陈水扁过境美国受到礼遇，也标志着北京在国际上围堵台湾的策略的失败。而对此次台湾大选，北京的态度比前两次聪明一点，不是试射导弹的武吓，也不是重量级政客如朱鎔基的严辞威慑，而是采取曲线外交，利用国际主流社会的压力来打压泛绿和遏制台独，比如，在法国总统希拉克高调反对公投之后，中方又邀请法国海军在台湾大选前举行联合海上演习。特别是在温家宝访美期间，劝说美国政府出面反对公投，总统布什和国务卿鲍威尔等一系列美国政要的相继表态，对遏制台独势力的继续发酵，确实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此次大选中公投的无效，与其说主要是台湾主流民意真心反对公投，不如说是美国政府明确的反公投立场使然，让当初发出“宁要公投而不要选举”的誓言的陈水扁颇为尴尬。
因为，台湾人心中都清楚，在两岸的实力悬殊和制度对立的情况下，如果因为形式大于内容的公投而得罪了美国，导致台美互信的恶化，那么台海局势的天平就将向北京倾斜，而台湾就将在国际上更为孤立。
曲线压台的另一证据是大选结束后，北京并没有马上对台湾的朝野僵局直接表态，而是通过美国来传达北京的态度，中共外长李肇星与美国国务卿鲍威尔通电话讨论台湾局势。尽管，双方都没有透露通话的详情，但美国显然会把相关信息通知台湾。
然而，中共对台策略的这些微调仅仅是权宜之计，无法真正为两岸关系带来和谐的新局面。从北京目前对台湾大选的态度看，时至今日，北京仍然没有学会如何争取一个民主社会的主流民意，大陆媒体上充斥着幸灾乐祸的语调，继续大造“挺一派打一派”的舆论，还要趁火打劫地抹黑台湾的民主。甚至，在台湾朝野对立僵局无法打破的情况下，中共国台办还以中央政府的傲慢姿态发出恫吓：“如果台湾局势失控，造成社会动荡，危及台湾同胞的生命财产安全，损害台海地区的稳定，我们将不会坐视不管”。与其同时，中共人大就香港政争表态，否定港人争取双普选的民主要求，以强权为香港政制改革定调。
通过竞争选票来争夺执政权的民主政治是人心政治，任何政客都必须尊重民心所向。现在的台湾已经是民主社会，岛内的任何政治势力都必须在乎民意主流，而本土化大潮越来越成为台湾的主流民意。阿扁推动“去中国化运动”也好，与连宋的竞争执政权也罢，民进党靠的就是民意这张民主社会中的王牌。否则的话，便无法解释：四年来政绩乏善可陈的阿扁政府，其支持率为什么还能成长了十个百分点，并在大选中以微弱多数胜出？为什么泛蓝要在大选临近前改变选举策略，由反对公投转向有条件地支持公投？
面对这样的台湾现实——民主社会及其主流民意，罔顾民意者必将被民意所抛弃。这一现代民主政治常识，不仅对岛内各派政治势力有效，对隔海的独裁政权同样有效。自从台湾变成民主社会之后，两岸政权之间的较量的经验证明：李登辉和陈水扁逐渐赢得主流民意的过程，正是北京政权的长期罔顾岛内民意的过程，1996年试射导弹的结果，是把民意推向李登辉一边，所以才有“两国论”的出现；2000年朱鎔基的严辞恫吓的结果，是让陈水扁赢得大选；扁政府执政的四年里，北京奉行的拉连宋而打扁吕的统战策略的结果，是连宋支持度的大幅度下降和扁吕支持率的大幅度上升；北京在国际上对台湾的围堵，只能刺激台湾人争取国际尊严的努力；所以，陈水扁才敢于提出“一边一国”和大打公投派。也就是说，除非使用武力征服的极端手段（如前苏联对东欧诸国的武力干预），否则的话，一个独裁政权试图把强权意志强加给民主社会的任何作为，必定以失败告终。
阿扁执政四年来两岸的较力经验已经充分证明：维持现状派占据岛内民意主流，对台湾而言，使统派无法主导台湾局势，也使独派不能走得太远，连任成功的阿扁在接受《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的采访中已经透露：他既不会向北京的高压妥协，在未来四年内也不会宣布独立，520就职演说还将提出两岸关系的新主张。
对大陆而言，北京的“一国两制”的统一模式在台湾没有任何市场。而在无法赢得岛内主流民意的情况下，北京对台一贯坚持的中央心态和奉行的四大策略——文攻武吓的威慑、拉一派打一派的统战、经济收买和国际围堵——不仅绝难奏效，反而会适得其反，越发刺激台湾民意对岛内的亲北京势力的反感（正如北京不尊重自由香港的主流民意，才导致了港人民意的巨大反弹）。所以，台湾和大陆之间的对立，与其说是台北总统府与北京中南海之间的冲突，不如说是台湾主流民意与中共独裁强权之间的龌龊。
虽然，在目前的国际关系中，没有政治道义合法性的北京政权却具有国际法上的主权合法性，而具有充分政治道义合法性的台湾政权却没有国际法上的主权合法性，这种现状，看上去似乎有利于中共政权的统一战略，但在事实上，正是这一悖论，既构成台湾独立的瓶颈，也构成北京统一的瓶颈。
台湾在国际法上的尴尬地位，造就了民主台湾的欲独立而不能的悲情姿态；北京在政治道义上的劣势和在主权上实力上的强势，非但没有为北京带来对台湾的绝对优势，反而使趾高气扬的大中国陷于远胜过台湾的尴尬之中。而且，北京的尴尬，没有台湾悲情的动人力量，而只有专制政权的无奈硬撑。即便相对于台湾而言，中共政权拥有再广袤的领土、再庞大的人口、再优势的武力、再高速的经济发展、再有利的国际地位，只要大陆的一党独裁制度没有根本改变，美国的台海政策及其台海格局就不会有根本改变。所以，北京也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台湾朝野的离心倾向愈演愈烈，却苦于无计可施。除了无效的文攻武吓之外，再也拿不出更柔性的办法来吸引台湾。要破除这一瓶颈，消除这种尴尬，就必须打破上述悖论，使台湾失去对大陆的政治道义优势。
对北京而言，非不能也，乃不为也，只要有意愿，打破瓶颈僵局的主动权就在大陆政权手中。也就是说，北京对台政策之主线必须加以大幅度调整，与其死盯着谁入主台北总统府和美国的对台政策，远不如把主要精力用在争取台湾民心和塑造自身开明形象上，用大陆政治民主化的时间表作为两岸和谈的时间表。
就眼下局势而言，北京政府的态度应该是：首先呼吁岛内的朝野双方尽快和解；其次呼吁台湾民众的理性克制而谴责暴力事件；再次呼吁遵循法治途径解决大选危机；最后，如果上述表态皆非中共所愿，起码应该保持静观其变的不介入态度。
就长远的台海局势而言，北京必须为统一提供一种被国际主流社会接受的政治道义合法性及其政体框架，具体而言，在承认两岸是两个分治的独立政治实体的前提下，无非是完成几大转变：1，由中央政权的霸道姿态转向尊重对手的平等姿态。2，由单纯的经济收买转向政治改革的感召。3，由分化瓦解为主的统战转向争取台湾主流民意认同的尊民。4，由文攻武吓的实力打压转变为和解对话的道义诱导。5，由僵硬的国际围堵转变为灵活的外交宽容。
在短期内，指望北京对台政策发生如上转变是极为困难的，因为上述转变必须以大陆政治改革的启动为前提，首先要尊重自己国内的民意，才有可能尊重台湾的民意。然而，除非北京放弃统一或压根不想真的统一，否则的话，就必须完成上述转变。因为，没有上述转变的完成，台湾只能渐行渐远，即便无法达成独立，起码决不会与大陆谈统一。
2004年7月10日于北京家中
贺卫方按：讲座结束后，中大的朋友备好宣纸笔墨，要我为院报写几个字，就斗胆写了“南国法苑”四个字，院报的编辑把其中的院名做成报头，自己深感惶恐。附在这里，聊博一哂，不过比某些国家领导人的字好一些而已。
2007年4月2日晚上7：00，在中山大学东校区公共教学楼D101多媒体教室，由青年法学社主办的法径系列讲座第十二期隆重开讲。本期由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主讲，题目是《梦想或幻想——法院组织法修改琐谈》。中山大学法学院徐忠明教授、任强副教授、丁利副教授、韩光明老师、张亮老师、谷德近老师等也出席讲座。
本期讲座，贺卫方教授主要是就其2004年受最高人民法院的委托和张志铭教授牵头起草《人民法院组织法》修改建议稿作出了介绍，并详细解释了法院机构设置的法定性原则、法官独立原则、上下级法院相互独立原则以及法制统一的保障、法院设置与行政区划相分离等司法改革新理念。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法院机构设置的法定性原则。法庭架构的稳定性是一个国家宪政的重要要求。从西方经验观察，司法对于人权的保障与司法结构稳定性有关联。我们曾经为审判特定的人而设置特别审判庭，有些地方法院对于法院组织法视若无物，经常新设审判机构，例如在成立经济庭之外专门设立经济纠纷解决中心，为适应房地产日新月异的发展专门设立房地产纠纷审判庭。这种不断改变法院内部构造的做法，足以让司法权的行使过程变得非常紊乱，让人们的权利变得没有可预期性。
第二，法官个人独立原则。司法权的本质是每一个法官独立行使的权力，法院里面的权力架构的特点就在于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应当对自己作出的判决负责任。没有任何人或者机构可以干预法官的独立。一个良好的司法体系，案件审理是谁在做判决，责任的归属应当很明晰。审判过程应公开和透明，所有判决书都公布到网上去。审判公开很重要，有助于切实监督司法，有助于学术性研究，有助于推动司法标准的统一性。强化法官的责任心，有利于法官的独立审判，减少司法腐败。若签下名字的法官并非真正作出判决的，表面的决策和实际的决策总是脱节，这样的制度将妨碍法官追求真正的具有深刻社会观察的法律说理。
第三，法院院长由法官兼任。法院院长首先是法官，这是专业素质的要求，同时也能淡化院长的特殊地位。法院并非是首长负责制，院长不过是平等者中间的第一个，法官并不需要向院长汇报工作。马克思就曾说：“法官除了法律以外没有任何别的上司。”
第四，上下级法院之间相互独立决策的原则。上下级法院的设置，就是为了给公民提供一个对于原来审级的判决进行质疑的机会，因此上下级必须互相独立。
第五，构造一个与地方行政权力和立法权力相脱节的审判模式。我们将高级法院定义为界乎与最高法院和中级法院之间的法院，不与地方权力相关联。通过对高级法院的名称界定预留下制度创设的空间。也许要有一种新的思路——司法区划，让司法区划与行政区划相错开。同时，配套相应改革，建立三审终审制。任何一个案件都可能要经历高级法院的审理，在法律上强制性地可以上诉到高级法院。高级法院又与地方没有任何关联，这意味着地方不能够再通过财政人事权来控制高级法院。
第六，法院组织法应该解决法院内部监督的问题。权力的监督，既不能让法官处于处处受防范的地位，也要避免法官以为司法独立后无人监督可以为所欲为。在任命方面，首先，应避免让同级人大来任命，最高法院和高级法院的法官任免权由全国人大行使，中级和基层的则一律放在省人大，都由高于法院的权力机构来任命。其次，建立法院内部的纪律监督机关，提供一种必要的程序。专门设立法官风纪委员会，废除人大个案监督或变相个案监督的权力。
此外，贺教授还从更深的层面上指出了中国司法改革和政治改革所不能回避的问题，并对当前的热点案件进行评论。贺教授对中国的改革充满信心，他说，“中国人民并非一生下来背上就有一副马鞍，专门让别人骑，让人奴役的。中国人民是能够追求自由的。但是必须一步一步做，一定要温和，要有一种建设性和理性。不应该过分地去走激烈的道路，不应该有破坏性的想法。对于制度的评论需要公允，对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都要有所表述，让第三方觉得是公正的，使我们社会越来越合理化。”
讲座后期，同学们与贺教授进行了积极互动的交流，贺教授精彩的解答赢得同学们的阵阵掌声。
贺卫方教授不愧是当今法学界倍受关注和倍受学生爱戴的教授之一，多媒体教室里坐满了听众，摆满了小椅子，还有许多没有位子坐的同学们站着听完了讲座。他幽默睿智的言语引得同学们笑声不断，而隐藏其中批判性的学术思想则能够引起在场同学的深思。正如丁利老师在结语时所说，“贺卫方教授是用真情诚意来为我们做演讲，要告诉我们的不只是一部组织法，而是由此引发出来的关于法学研究的态度和人生观。”
讲座之后，贺卫方教授应邀为中山大学法学院院报题词：“南国法苑”，并亲切地与院报的编辑、记者们合影留念。
即将刊登于《中山大学法学院院报》
在形形色色的疑虑和挑战面前，中国的心态是否成熟，应对是否得当，将决定中国以何种方式来影响国际秩序的重构，也是关系到中国和平崛起能否得到世界认同的关键。
近日，资深杂技经纪人朋友宓先生打电话告诉记者这样一件事：在2月4日结束的第28届法国明日世界杂技节上，参赛的一个中国杂技团因不满只获得银奖而在颁奖仪式结束后，集体将奖牌和证书放在台上后扬长而去。此事在法国引起轩然大波，观众席上嘘声一片，来颁奖的法国总统文化顾问意味深长地说：中国变了，拿银奖都不高兴了，但愿2008年奥运会时不会这样。杂技节的组委会则表示，明年是否邀请中国参赛要再考虑。
有评委告诉宓先生，你们的节目很漂亮，但只是一个民间性质的节目，我们是希望有所创新。作为有30多年经验的杂技经纪人，宓先生认为公正是相对的，评委有不同的偏好完全正常，任何比赛都是如此。但该杂技团的团长至今骂骂咧咧，认为俄罗斯得金奖的那个节目根本不行，抱怨比赛结果和他期待的不一样，并声称“我们泱泱大国不受欺负”。宓先生对此莫名其妙：“谁欺负你了？”
回忆起当年带团出去比赛的情形，宓先生感慨万千：队员们个个战战兢兢，生怕走错路，在地铁里都双手抱着柱子，见到超市里琳琅满目的商品要拍下来。但现在不同了，队员们显然见多识广，动不动就说：巴黎有什么了不起，还没有北京、上海的高楼多；这什么条件呀，还没有我们团里的灯光多。还有人公开声称“我们在国内拿钱买奖”，并试图把这种作风带到国际比赛中去。
这些轻狂的心态让宓先生非常忧虑，他认为这些年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但文化和精神领域没有成比例地发展。很多人有一种狭隘民族主义的轻狂心态，对别国不屑一顾，认为别人的都不行就我好。对“龙的传人、黄皮肤、黑头发”的过分强调，虽然和“日耳曼是最伟大的民族”不可同日而语，却也让外部世界滋生了对中国崛起的一丝担忧。
这并不是简单的“盛名之下，谤亦随之”。今日中国人的国际自信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其间的毁与誉，荣与辱，历历在目。中国处在一个敏感的成长期，世界以复杂的心态和目光注视着我们。不管各种担心和疑虑是友善的，别有用心的，还是刻意营造的，都需要中国以健康理性的心态加以纾缓和化解。然而，令人遗憾地是，中国似乎还未做好大国成功崛起所应具备的“心理准备”，存在着一些影响中国进一步发展的不成熟心态。
最新的案例是对俄罗斯的商业排华以及德国对华负面报道行为所产生的反应。通篇望去，大家都是义愤填膺，似乎中国人在外国受了多大委屈，多大侮辱，而应对方式也应该是以眼还眼，对德国和俄罗斯进行全面制裁，让他们尝尝没有中国货的滋味。联系前一段时间抵制日货和消灭韩国的言论，国人急躁、崇洋、狭隘民族主义等情绪和急于赢得更多成就的心理，已不可避免地成为正在成长中的国民心态的一个部分。
应该看到，今日中国的国民心态，构筑在“屈辱的近代史”的总体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里有着唯我独“中”、唯我独“大”的情结。当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告知徐光启中国并不在世界中心时，徐光启由衷感到万分惊讶。应对西方人称中国为“远东”，中国人回敬西方为“泰西”。但近代以来中国命途多舛，列强入侵使中国遭受百年屈辱，国人对此刻骨铭心，深信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多灾多难，在现代化道路上一再受挫，全拜西方列强侵略和外国阴谋所赐，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中国是“受害者”这样一种心理定势。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长期处在封闭和与国际社会相隔离的状态，这种“悲情意识”和“受害者”心理状态并没有被消除。
面对屈辱，强者奋勇前行，而弱者则暴跳如雷。强者不怕别人指指点点，弱者因为自卑而特别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心态脆弱的人，一旦别人的意见和看法跟自己不合，就会认为别人跟自己过不去。一个心态脆弱的民族也如此，一旦老外跟自己有点纠葛，就会认为“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今天高叫抵制日货，明天声言教训新加坡，甚者扬言跟美国开战。许多人已习惯从狼凶残嗜血的本性中寻求暴戾的“勇气”，来安抚自己脆弱的心灵。
而1990年代以来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则有更为特殊和具体的原因。1990年代初西方的制裁和封锁，“银河号”事件，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事件，中美军机相撞事件，这些都很自然地同中国在近代史上的屈辱联系起来，刺激了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结。反美的示威游行、中国可以说“不”等言论一一出现了。
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经济力量壮大的同时，文化也开始面向世界，从“孔子学院”的全球铺展，到影视书刊的出口；再加上国内少数官员和企业家“不明智的膨胀”和“暴发户嘴脸”，影视界对昔日帝国威力的无限扩大和张扬，都给外国人以“陷入帝国回忆”、“梦想新兴帝国”的口实。韩国的《朝鲜日报》就曾撰文批评中国媒体随处能听到“长安热情”或“大唐气象”，“让邻国人感到有些不安”。李光耀也以中国国内民族主义高涨，并以对日本的示威演变成暴力事件等为例，说明中国可能培育出错估国力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可能过早断定中国已跻身强国之列。
而从1997年香港回归，1999年澳门回归，到2001年加入WTO，并赢得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等一系列事件都大大强化了中华民族的认同心理。在屈辱和自豪之间的反复摩擦，民族主义情绪已经不可避免地重新点燃了。因此，中国在观察外部世界和与之交往时，常常以怀疑的眼光来揣摩和观察西方的所谓真正“动机”。特别是当中国建设出现挫折和障碍时，这一心态就显得更为突出。能源危机，纺织品贸易，人民币汇率等问题，常常是同西方国家有意阻挠中国经济增长的“阴谋”联系在一起的。
尽管许多人怀疑中国民族主义者的真诚：真正的民族主义应该具有价值层面的信仰与绝对的忠诚，而这种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在中国其实十分稀缺，从古到今为了某种价值而忠诚信守者一向不多；在于己无害的情况下，人人都可以表达或渲泄一下民族情绪，一旦出现某种风险的时候，许多人会立即逃之夭夭或噤若寒蝉；而当有某种好处如出国留学、国外定居、外企任职时，则趋之若鹜、去无反顾。因此，这种所谓的民族主义是很不可靠和多变的，并没有多少真实的力量。
不管这些说法是否可信，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损害却已经是实实在在的。美国《外交》杂志去年刊登一篇题为《中国的自信外交》的文章，论述中国要“树立大国意识”的问题，说中国需要克服长期形成的“受害者心理”，因为，“沉浸在受害意识中的大国的出现让世界毛骨悚然”。
应该说，我们建构“大国心态”的基础、起点和前提，在于正确认识历史角色的转换——这是一种从弱者到强者、从国际舞台上的“造反派”到世界秩序的建设者的历史性跨越。也许政府的对外政策已经很具建设性和适时调整了，但国民心态却始终漂浮无根。其中最大的悖论在于，在政府不置可否的态度之下，膨胀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好，“大唐气象”梦的情绪也好，其实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都无法成为国人安身立命的根基。
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中写道：“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与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国家。否则，即使经济已经起飞，也不会持续长久。”
物质现代化容易实现，有钱就可以了，但人的现代化却很难实现。用钱是买不来现代人格的。
遗憾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中国人出国旅游，给外国人带去的最大的感受是花钱大手大脚、乱扔垃圾、公众场合大声喧哗等不良习惯，有些国家特意在餐厅划出了一块‘中国人区域’、在公共场合用中文写着‘请把垃圾扔到垃圾桶里’、‘中国人请便后冲洗’……我不知道，那些出国旅游的人看见这样的警示牌作何感想，而我，只觉得丢脸。为什么人家不用韩文、日文或者其他文字书写，而偏偏只用中文写呢？”这是宓先生的感叹。
“办公环境很好，20层的大楼，屋顶花园，职工食堂，休息室，朴素大方又不失华丽的装饰让人感到这里的现代气息，但是，在这个现代环境中工作的人们却仍然照着一切的老规矩和老惯例在办事，某种程度上，这里的政治文化和潜规则与几百年前并无不同。”这是记者的一个公务员朋友的困惑。
相对于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在价值上的迷茫和多元，90代则是价值的虚无和日趋的庸俗和功利，政治淡漠，犬儒主义大行其道。很多人的心里已不存在任何神圣，什么都不信，除了功利得失，没有其它是非原则。进入新世纪，几乎全部的较轻程度的道德评判词语都从中国人的日常用语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道德沦丧、罪大恶极、腐败、堕落、人民的罪人等极端性的词语，传统的道德体系遭到彻底破坏。做一个有高贵思想的、诚实而敢说真话的人越来越难。有责任感，承担公共、社会或道义责任，成了异常痛苦的事情；没有责任感、责任感淡漠或丧失，则被视为一件快乐的事，还被冠以“识时务者为俊杰”的美名。
历经2000多年专制主义的摧残，国人的性格中颇多不健康成分，尤其是缺乏同情心、理解心及对公共事务的兴趣与热情，过多考虑私人利益。梁启超说过：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他对国人的私德评价也不高，曾制作一“历代民德升降表”，显示国人的私德从春秋至20世纪初总体上趋于下降。孙中山和陈独秀亦直斥国人为“一盘散沙”。鲁迅对国民自私、愚昧、冷漠的劣根性更是痛心疾首。
在《鹿鼎记》人物韦小宝身上，集中了时下国人最重要的病态特点。他靠拍马投机，以一股彻底的无赖精神便轻松地横行江湖，杀入上流社会且一定可以逢凶化吉，永远有好运气在前头等着他。这是金庸小说的一大特征：凡有一丁点人生追求的都不会有好下场，能够发达，能得到女人垂青的不是无赖、浪子，就是糊涂虫。这就是中国几千年来的现实。
还有清末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在许多中国人的心里，胡是一个可歌可叹的乱世英雄。虽然当初挪用“公款”，但是为了救人，也是他的眼光所在；胡雪岩“手段灵活”、喜欢利用各种关系，但胡雪岩并不巧取豪夺，损人利己，而是互赠恩惠，共存共荣。至于胡雪岩屡次转手自己喜欢的女人，那是一个男人对宏图伟业的追求，其考虑尽在情理之中。况且胡雪岩风流有节，并未离弃糟糠发妻。
对以上这两种“混得好”的人物的崇拜和模仿，并没有随着时代的进步被遗弃。时至今日，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的基本形态仍是攀比世故，而非攀比天真和创意；大家普遍相信垄断带来的利润、权钱带来的关系、公职带来的额外好处，而非相信白纸黑字的规则。而人们对享乐和物欲的追求，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一个海外华人这样描述他在拉斯维加斯的所见所闻：“到了新年，一大队包机就把中国大陆的赌徒们从亚洲运到拉斯维加斯。这时你会觉得中国大陆人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一家餐馆的经理说，2万美元一顿的年饭，在这里司空见惯。2000多美元一磅的鲍鱼，1000多美元一磅的燕窝源源不断地从海外进口。再豪华的宾馆饭店，也得围着中国大陆人转。”
当然，春节到拉斯维加斯赌博的不是普通的中国人，而是中国的新贵。不过，一个社会中“先富起来的人”干些什么，多少能反映这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看看比尔·盖茨、巴菲特在干什么，再看看那些在拉斯维加斯一醉方休的“精英”、“行则前呼后拥，出则车水马龙，动辄挥霍公款”的部分官员，高下立现。
罗马的奢华和放纵葬送了一个庞大的帝国，这已是近2000年前的事了。今天，把这样的国民精神放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看，那就绝不仅仅是简单的个人私德或修养的问题。很难想象，一个假冒伪劣产品充斥的国家，一个新贵以在外人面前一掷千金为荣的国家会成为世界的领导者。而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居然领导了，那又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世界？
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渐渐摆脱了弱者和受害者的形象，开始有机会成为影响深远的参与者和构建者。我们毫不怀疑地认为，中国已经成功融入世界，中国是爱好和平，并深信世界也会这样看待中国，但事实并不尽然。
西方舆论注意到中国经济的崛起改变了这个国家以及世界的面貌，但同时，他们也以某种偏见描画中国用廉价产品占领世界市场、分享资源和能源的“经济动物”形象。中国更多的是一种投资概念和股市概念，西方的中国态度里缺乏情感和尊敬。对于类似的疑虑和批评，挡是没有出路的。一挡了之的做法，实际上最后伤害的还是自己。正如国家领导人已经认识到的那样，“我国要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必须靠经济和科技实力的增强，靠人民生活富裕幸福，还要靠国民素质、民主法制、精神文明和道德力量。”
调查表明，即使在美国的威信不断下降之际，中国也未能在其他西方国家取得重大收获。美国皮尤中心在16个国家的调查结果表明，虽然“大多数国家都有相当一批人支持有一个军事对手来挑战美国的全球主宰地位”，但反对由中国扮演这个角色的人很多，在英国、法国和俄罗斯占71％，在德国占82％。在这个问题，中国应该有更为巧妙的宣传策略和更广阔的视野。
中国和第三世界的关系虽然相对良好，但也有相当的隐忧。中非贸易仍然以传统方式进行：非洲出口石油和原材料，从中国进口制成品；同时，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同时也把国内的一些习惯做法带到了发展中国家，企业没有负起其所应当负的社会责任。中国公司和工厂的低工资已引起不少海外企业所在地人的不满。我们总相信中国和第三世界是朋友，但朋友只是一个感情范畴的关系，不涉及利害关系，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过，也不会有朋友的关系。所谓的国家之间的友谊，只是政治家之间的心知肚明、言不由衷的话语，切不可信以为真。
在形形色色的疑虑和挑战面前，中国的心态是否成熟，应对是否得当，将决定中国以何种方式来影响国际秩序的重构，也是关系到中国和平崛起能否得到世界认同的关键。更重要的是，这还关乎中国未来的历史地位。500年来，能从制度上对世界产生影响的有3个国家：荷兰、英国和美国。荷兰创立了现代金融和商业制度；英国最早确立了现代国家制度：内阁制、君主立宪制、两党制、政府对议会负责等等；美国则已经留下了三权分立、权力制衡、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等一系列遗产。中国要避免历史上那些昙花一现的大国的命运，就必须能给世界带来广为承认、意义深远的进步。对正在崛起的中国而言，历史性的机遇在于，在世界范围价值观剧烈震荡的时代，能否建立起一种既不同于美式的民主自由，也不同于威权专制的文明形态？在人类的精神家园日益迷失的今天，能否示范一种既能避免物欲弥散、又能激发人类进取心的崭新生活方式。要成就这样的伟大功业，平和稳定的大国心态，只是一个必不可少却又微不足道的前提。
一篇《民主是个好东西》，把俞可平——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推到了风口浪尖。有人叫好，有人批判，但俞可平坚持己见，不改初衷。日前他在华盛顿对美国《侨报》记者说：“民主怎么不是好东西？中国就是要建设文明、民主、富强、和谐的现代化国家嘛。”
美国《侨报》报道说，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上周四举行“中国政治前景变化”的研讨会，俞可平的与会引起美国主流学者的关注。大家都关心，这位新生代政治学者是如何阐释中国民主的。
俞可平告诉美国学者，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理论创新，推进了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民主进程，比如“以人为本”、“法治”、“私有财产”、“政治文明”、“公民社会”、“和谐社会”、“全球化”等过去曾经忌讳谈论的概念，现在有的载入宪法，有的纳入中共决议，有的作为战略目标。
俞可平向美国学者介绍了他提出的“增量民主”(Incremental Democracy)概念。他说，“增量民主”意味着要有坚实的经济、政治存量基础；要建立起政治和法律的框架；政治改革要渐进、稳定地进行；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应是现在中国民主的集中体现；鼓励“动态稳定”而不是绝对的“静态稳定”；民主必须在法制化和规范化的基础上有序进行；民主与法治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不能分开。
俞可平进一步解释了“动态稳定”与“静态稳定”的差别。他说，“静态稳定”就是禁止做什么，比如老百姓有什么不满，禁止他表达，也就是以堵为主；而“动态稳定”就是有不满说出来，如果有道理就赞成他，并进行制度调整，即以疏为主。他以北京今年春节放鞭炮为例，以前怕放鞭炮危险、污染环境，简单的办法就是禁止，但实际上禁不住。后来政府听取老百姓意见，举行听证会和民意调查，70%的人赞成放，但必须限放，结果气氛很好，人反而死得少了，眼球摘得也少了。
今年48岁的俞可平是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曾在台湾、美国、德国的大学任客座教授，多年来一直研究中国民主模式和公民社会制度。他说，民主概念来自西方，就是“人民统治”，人民统治的方式非常多，选举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还有权力监督、公民参与等。民主有不同的模式，中国有中国的方式。他勾勒了中国民主的3条“路线图”：从基层民主到更高层的民主，从党内民主走向社会和整个国家的民主，从较少的竞争到更多的竞争。
俞可平表示，村民民主是中国民主非常重要的一个路线图，现在有不少地方的候选人实行海选，相当多的省份开始在乡镇一级进行民主选举。他承认基层民主也出现了贿选、家族势力独大等问题，但他表示，大量的调查研究显示，绝大多数中国村民对农村民主是非常满意的。“我们推动基层民主的决心是不会改变的，只会做得更好，不会往后退，只会往前走。”俞可平称。
研讨会外，在与记者的交谈中，被问及写《民主是个好东西》有什么背景时，俞可平笑而不答。问那篇文章会否给他带来风险？俞可平摇头。他表示，文章发表后海内外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评论，正可说明他的论述是客观的；而现实是，中国意识形态的开放给他们探讨民主拓展了很大的空间。
至于有媒体称，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说，与俞可平交谈过，指出他没有注意到民主的局限性，只能说“民主是个不坏的东西”。俞可平笑称，那只是个别记者的编造。他说，李君如没有跟他谈过这篇文章，而且这篇文章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谈民主的局限性。
熟读《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诸葛亮先生在五丈原想用巫术延命不成，知道司马懿那家伙肯定会趁自己退兵的时候追杀过来。于是，雕了一个座像，嘱咐手下云：等司马仲达老兄四蹄登开、翻蹄亮掌地追上来，就把这像用四轮车推出去。结果大家也都知道了，司马老兄被吓得一头冷汗，又四蹄登开、翻蹄亮掌地跑了。
即使有人说诸葛亮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估计他老人家也没想到在1800年以后，襄樊地区举办了一次活动，又把他老人家推出来展览了一次。报载：襄樊市从4月13日起，将举办诸葛亮出山1800年大型庆典，届时将邀请演员唐国强、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央视《星光大道》年度总决赛冠亚季军等文化及演艺界名人出席并参加庆典。
看到这个消息，估计好多人也是一头冷汗。这倒不是让诸葛亮给吓的，而是被襄樊市的创意给吓的。你很难想象，某人出山去为别人当参谋长这件事，居然能值得成立一个组委会、请上若干名人、调整公交与加班时间。也同样很难想象，活动组委会居然说：“纪念诸葛亮出山1800年是襄樊不容错过的机遇，抓住并利用好这一难得的机遇，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和义务。假如对这一机遇视而不见，我们将愧对历史、愧对时代、愧对市民、愧对后人。”
除了被这种创意吓出一身冷汗以外，还为相关部门没文化感到惭愧不已——怎么是这些人在纪念诸葛亮呢？要知道，历史上的诸葛亮不是那个“多智近于妖”的形象，那些脍炙人口的传说故事好多也不是他的功绩。纪念也就罢了，干吗把人家正经的历史学家请过来呢？好像就是这位著名的教授，在电视上侃侃而谈地还原了一个真实的诸葛亮。你是请他过来圆谎还是请他过来剥自己的脸皮？他要是大讲传说中的诸葛亮是学术不诚实，那他就不是教授，而是个说评书的；要是讲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诸葛亮，就是给组织者心里添堵。
关于这件事我是这么想的：自从领导干部们纷纷有了高学历以后，像这种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活动确实已经很多了。但文化这件事其实跟学历啥的没什么特别大的关系，如果说这种类似于“向×××生活、战斗过的地方敬礼”的活动也算文化的话，那我们五千年光辉灿烂的历史中，值得庆祝一下的日子就太多了。明太祖出家与从军纪念日应该纪念一下吧？玄武门之变应该纪念一下吧？刘备同志开始贩卖草鞋纪念日也应该组织一下活动。
我个人总是觉得，经过这些年应试教育的摧残，我们这里的文化气息即使还有那么一些，也快被糟蹋光了。我们总是说人家香港、台湾是文化沙漠，可完全不顾及自己这里是个比文化沙漠更糟糕的文化屠宰场这个事实。文化的屠宰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文革”那种，一刀就把根给砍断了；还有一种就是这样把文化变成滑稽表演。
说起来，即使如同“文革”那种快刀斩乱麻的方法，多少还有些须根没有被斩断，只要有时间与合适的环境，断枝再生也未可知。就是这种挂文化之名而卖经济狗肉的活动，更可能把文化给真正弄死。文化是需要一些尊敬与高品位培养的，要是跟一只浓妆艳抹的猴子似的总被这些不靠谱的创意耍弄，谁会对一只马戏团的猴子肃然起敬呢？
至于说这种文化耍猴表演后面是不是还有其他猫腻，没有绝对的把握是无法说的。但马戏团开张就是为了挣钱，至于怎么挣与挣到了谁的手上，非马戏团的成员是不可能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