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在社会不公已触目惊心、成为社会稳定的最大显患的情况下，这一届中央政府终于做出了重视公正问题的姿态，并且也采取了一些政策性措施，比如免除农业税以及农村小学的学杂费，加大了反腐力度等。如果我们不抱着“凡是中共提倡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样一种过于偏执的立场的话，那么是应该欢迎这种姿态的。当然，中共所做的这一切仍然是以维持稳定为出发点的，这才出现社会政策上的进步和政治自由上的退步同时发生的怪现象。许多自由主义者因此对胡温大失所望，其实这大可不必。“公正”这一口号比“发展”这一口号具有更多的阐释空间，能够容纳更多的自由民主因素。虽然我们可以预期，在现有体制下当局不可能解决公正问题，但当“发展牌”、“公正牌”都打过之后，接下来的就只能是“民主牌”了。

几年前中国思想界曾经爆发过一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大论战，至今余波未了。从目前来看，当局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新左派的一些主张。不过，自由主义者也无需沮丧。当以激进面目出现的新左派被当局所利用并同化以后，他们的道义资源也就所剩无几了。自由主义者将接过为民请命的大旗，成为民间以至整个中国思想界的主流。

一，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应该将公正作为自己的主要诉求

我一向认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不应该是“自由”与“公正”之争。自由与公正并不矛盾，不能因为新左派以及当局提倡“公正”，我们就讳言“公正”而只倡言“自由”；不能因为哈耶克认为“社会公正”是个伪命题我们就人云亦云。自由主义者必须将公正纳入自己的诉求目标之中，甚至应该将其作为主要诉求。一方面，这符合当代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正如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所提出的，“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他没有把自由作为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而是将自由纳入正义之中。确实，公正可以涵盖自由，而自由则很难涵盖公正。

在现代社会，公正意味着对人权的平等保护，而自由只是人权的一种而已，虽然是可能最重要的一种。当然，对公正有各种各样的理解，新左派所理解的公正就与自由相冲突，但从价值层次上说，公正确实应该在自由之上。公正具有绝对性与综合性，是政治合法性的根本所在，从古至今皆然（虽然对公正的理解在不同的时代各不相同）。相比之下，自由和平等等价值只能算是第二位的，它们来自于正义并受制于正义，是现代政治的具体价值目标。自由只意味着自由，平等也只意味着平等，而正义则意味着平等、自由及其它所有正当价值的综合。一个单纯以自由为取向的政治制度，可能会忽视平等与秩序；一个单纯以秩序为取向的政治制度，也可能会无视民主与自由；而一个以公正为价值内核的政治制度，则必须兼顾所有合理的价值目标，并尽可能地在它们中间找出适当的平衡点。正义与宪政是同质的，“赋予宪法以至上性，并不是由于其推定的渊源，而是由于其假定的内容，即它体现了一种实质性的、永恒不变的正义”。（考文：《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4页）如果宪政不是以正义为标准来决定其价值构成并充分体现和促进正义，那么，宪政将因缺失合理的价值支持而丧失其权威性。

不过，不是所有的自由主义者都这么重视公正的，很多人坚持自由至上，认为公正这一概念要么过于笼统，要么就可能危害自由。于是，就需要第二层理由了：另一方面，或者说更重要的是，将公正作为主要诉求也符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托克维尔曾指出：“某些民族越过千难万险顽强地追求自由。他们热爱自由，并不是因为自由给他们什么物质利益；他们把自由本身看作是一种宝贵而必需的幸福，若失去自由，任何其他东西都不能使他们得到宽慰；若尝到自由，他们就会宠辱皆忘。”不幸的是，这不是指中华民族。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人普遍缺乏西方人那种对自由本身的单纯热爱（虽然这在西方也不能过于夸大）。不是说中国人不喜欢自由，不把自由当作一种正面价值，而是他们很少把自由作为最高目标来看待，很少把自由作为目的本身来热爱。古往今来，激励中国起义与革命的旗帜从来都是“公平”，近代以来则增加了一个民族主义，至于自由与民主，只是被当作实现社会平等和国家富强的手段而已。而按照托克维尔的说法：“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 那么，中国人真的只配受奴役么？

许多自由主义者都在寻找化解这一困局的方法，常见的有二。一是拿着放大镜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去寻找自由的因子，然后欢呼中国传统之中就存在着自由主义；二是拿着大棒狠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现实表现，包括对公平的追求和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怀等，一概视之为自由主义的对立面，必欲除之而后快，必欲将中华文化改造成纯而又纯的自由主义才放心。笔者以前也是信奉第二条道路的，但现在越来越觉得两条道路都不可行。第一条道路表面上看来有利于人们接受自由主义，但其实只能自我安慰而已。一方面，对于学者来说它不够严谨，很难达成共识，另一方面，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它没有什么意义——普通人关心的是利益，他们既不了解那个深远的传统也不再尊重传统，重要的不是自由主义是否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而是自由主义是否适应中国的现实，是否有利于人们的发展。

第二条道路则是自绝于人民的道路，这样的自由主义只能是孤芳自赏，甚至四处树敌，难以影响现实。所以，可行的道路应该是第三条，即以利益为基础的引导。想要发展？没问题，咱们就谈发展；希望公正？没问题，咱们就谈公正。在中国，就自由谈自由是没有多少市场的。比如说，对于农民来说，到城市里打工要办暂住证，你跟他说这是侵犯了他们的自由权，他可能不大明白，但你如果说这是社会不公的表现他肯定马上表示赞同。因此，只要证明自由、民主、宪政有利于促进人们的发展以及实现社会公正，人民自然会慢慢接受自由主义。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先将自由、民主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来提倡，当人们爱上了这种手段以后，慢慢地就会过渡到把它们当作目的来热爱。

对公平的追求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价值倾向，不要指望马上用自由来取代它。既然民间对社会不公的反响强烈而当局也开始重视社会公正，那么我们无防因势利导。

二，社会公正离不开自由民主

概括说来，实现社会公正不外乎两种基本方式。一是革命的方式，二是和平的方式。每一种方式又可以进一步细分。

革命的方式可再分为：（1）暴力革命后平均分配的方式，深受欺压与剥削的大众在少数精英的鼓动下起而革命，不仅推翻原政权，而且打破整个社会的分配格局，将社会财富平均分配。这种方式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在过程中会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二是难以做到区别对待，往往会将一些合法致富者的财富强行剥夺，三是会制造新的仇恨和新的社会不公，四是会导致新的专制。所以这种方式是不可取的。

（2）暴力革命后，新政权在民主的基础上解决遗留下来的社会公正问题。这种方式的缺点在于代价巨大，而且暴力革命后能否实现民主和公正也是一个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暴力革命的主张在当代中国并非已没有市场。不过，警惕这种倾向并非自由主义者的责任，而是当局的责任。作为立足于民间的自由主义者，不应该提倡革命，但也不必忙于“告别革命”。

（3）通过不流血的革命推翻原政权后，新政权在民主的基础上解决遗留下来的社会公正问题。这是革命方式中最可取的一种方式，然而它需要机缘巧合才能实现，可以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至于和平方式，也可以分为两种。（4）统治者在维护政权稳定的前提下，通过分配政策的调整以及惩治统治集团中的少数腐败分子来缓解社会不公。这就是当前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方式。这种方式不会导致太大的社会动荡，但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只能暂时缓解危机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统治者所依赖的统治群体自身就是社会不公的制造者和受益者，为了安全他们也许会暂时收敛，但只要权力依然在他们的手中而且得不到制约，腐败与不公就会依然蔓延，而革命的威胁也将如影随行。

（5）统治者痛下决心，从根本上改革政治与经济体制，将公正的要求落实到制度上，通过民主与法治的方式来制定社会政策，依法惩处所有腐败分子，保障人权。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方式，然而也是一种很难实现的方式。一方面，它需要统治者有大智大勇，真正为国家和民族的千秋万代着想，而不仅仅是考虑一己或一党的私利；另一方面，它也需要民间的压力与关键时刻的合作。

总之，自由主义者应该致力于推动政府从第（4）种方式向第（5）种方式转变，即从政策补偿型公正向制度保障型公正转变，从自上而下的恩赐型公正向上下互动的民主型公正转变。

自由与民主是实现社会公正的必需手段。公正问题之所以存在，是以人们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为前提的，如果人们的利益完全一致，就不存在公正问题了。政府要维护社会公正，就不应该偏袒任何一方，而要做到这一点，仅凭统治者自身的觉悟是远远不够的。要实现社会公正，避免某些社会阶层的利益受到损害，一个基本的前提是社会各阶层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利益和愿望，并促使政府倾听自己的呼声，这就需要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以及游行示威的自由等。“所有政体之中，民主是最可能保证社会成员及各阶层获得公正待遇的。”（科恩：《论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18页）因为在民主体制下，人们的利益与要求才能够比较充分地反映出来，人们还可以通过民主来实现对统治者的监督，使他们不至于偏离公正的轨道。这种监督除了制度化的定期选举等形式之外，还可以通过日常的舆论批评以至游行示威等和平抗议的方式来实现。

那么，把自由民主当成一种手段会不会重蹈救亡压倒启蒙的覆辙呢？笔者认为不会。一方面，救亡已不再是当代中国的主题。另一方面，在经过实践的惨痛教训之后，集权主义的那一套已经不可能再俘获大部分人的心了。因此，我们也许可以推翻上文所述的托克维尔的“诅咒”了。一个民族可能缺乏那种与生俱来的对自由的热爱，因此在他们一无所有的时候他们也许会为了生存而放弃自由，但当他们已经走出了那种一无所有的状态的时候，理性最终会促使他们选择民主和自由。

我们究竟应该作出怎样的努力，才能让中国文学有一点自己的尊严？我觉得中国文学目前的状况过于世俗，过于缺乏艺术性，过于缺乏精神的灵光。中国作家过分集中地把注意力盯在社会政治这个层面，社会如何污浊，政治如何腐败，老是被这些东西缠住。新时期以来，我们的文学本来可以摆脱文革时侯过于严酷的文化专制，获得稍微广阔一点的发展空间，应该呈现更加多样化的局面，尤其应该出现具有精神超越性和灵魂升华感的大作品。但是，所有这些期待都不幸落空。经过二十年的发展，我们的文坛依然精神苍白，空间窄小，面貌单一。

不能说这些关注世俗社会的文学是错的，它们都没错。它们都是截取了我们生活中某一面的真实，非常客观。我们的现实生活已经是这么可怕。我们到单位去开一个会，或到一个别的什么部门去办一件事，哪一次不是被那些下流的面孔、下流的语言折磨得身心疲惫，那种倍受伤害倍受凌辱的感觉久久纠缠着你，三天三夜也摆脱不掉。回到家里想读几行文学作品，又不得不面对这些柴米油盐和馊豆腐烂玉米，不得不面对这些下流的嘴脸和无赖的权谋，实在没有一个好心情和好感觉。只能是越看越沉重，越看越绝望。

为什么中国文学只能这样。难道文学就是复制生活的肮脏与黑暗吗？中国文学有没有可能还有另一种存在方式？有没有一种不只是复制我们的下流和绝望，同时还对我们的堕落表示悲哀、对我们的苦难表示悲悯和抚慰的文学存在？基于这样的期待，我渐渐害怕那些虽然真实客观、却仅仅只是复制生活的作品。比如前几年出版的一本反腐败的作品，反响很大，有朋友推荐我读，我说我不想读。官场怎么样腐败还要看它吗，哪个人不知道。对于社会腐败和我们自己的内心状况，无论是文化人还是在机关工作的人，都有基本的了解和认知。这个业已被大众了解和认知的事实，是不需要文学作品来告诉我们的。你一定要通过作品来告诉我们，我想柏杨的一个酱缸蛆的比方已经把问题说清楚了。这一句话就已经把我们自身的恶劣境遇和内在精神的恶劣状态描述得十分明白。

如果一个作家倾尽他的终生力气，只是要告诉大家一个人们都已经知道的认知，告诉大家我们已经是酱缸蛆，这个作家做得还远远不够。他应该超越这个东西。目前中国文学在整体上是没有超过这一层东西的。我们把笔触伸向社会的时侯，老是用《三国演义》和《子夜》的模式来展现这种社会画面。本世纪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艰辛的努力。以前的作品没有给我这么大的震惊，没有让我充分感觉到这条思路的不足。因为以前那些作品还写得不够精致。比如《古船》和《故乡天下黄花》，都有点粗俗。《故乡天下黄花》采取调侃的荒谬的喜剧手法，肯定要忽略很多东西，更是给人以尚未说尽的感觉。看了《古船》和《故乡天下黄花》，我曾经对这一路作品寄于很高期望。我期望有人写得比《古船》更精粹，比《故乡天下黄花》更加具有艺术内部的文本意义。

可是这样的作品一旦诞生，我就感觉到它的缺点太多了。《羊的门》在文本上是比《古船》和《故乡天下黄花》更加成功的小说。它已经充分地文学化了。这个作家既很有才气，也有极大的艺术耐心。我觉得他比张炜比刘震云都有更好的艺术耐心。《羊的门》从文本本身来说确实是做得很好做得很漂亮。

正是作者的耐心和作品的漂亮，使得我对这一思路的文学忽然怀疑和失望。我觉得中国文学沿着这条思路已经走到头了。这种模式所蕴涵的资源已经被我们用尽了。再在这个空壳中这样走下去就只能走向覆没。

为什么令人瞩目的小说老是这种模式的作品呢？其中大多数作品甚至还没有进入文学状态，都是非文学文本。为什么只有这种非文学文本才能博得读者呢？中国人对文学本身的要求太少。人们不向文学要求文学，而只向文学要求一般的公共认知。老百姓尽管内心有了这种认知，但是由于这种认知只能在私下里谈，他不知道如果拿到公共场合，这种认知能不能跟人一致。这些作家通过文学文本告诉一般的老百姓：我与你的认知是一致的，所以老百姓就感到非常的拥护。在这个意义上，它自有它的社会意义。但是这样的作品没有给人们提供一种精神上的东西，也没有给文学内部提供一种精神上的东西。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从文学的内部来说，每一个作家都应该而且必须是这样的上帝。你所构造的文学世界就是你说有光就有光的世界。可是中国作家在他的文学世界里，他都不说要有光。他只写我们的黑暗，制度怎么黑暗，政治怎么黑暗，日常生活怎么黑暗，内心隐秘的自然人性的冲动怎么黑暗，他只写这种黑暗。几乎中国所有的作家都满足于传达这种黑暗。把这种黑暗一股脑地向读者传达出来，表现出来。所以看得多了，我很害怕这种黑暗。

这种黑暗一方面是生活告诉作者的，作者这样的传达本身没有错。但是我觉得这里面至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在整体上都是这样的。第二个，即使生活整体是这样的，只有黑暗，我们作为一个作家，一个从事精神劳动的人，我们与这些黑暗是什么关系，我们的价值体现在哪里。我们为什么要从事精神上的劳动，是不是因为我们不满足于现实的黑暗，是不是因为我们企图创造一点光明出来。如果一个作家有这样的内在要求，目前这样状态的写作是不是完全合理，这就值得考虑了。

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中国人的二十世纪是很残酷的一个世纪。确实有很多阴暗的东西压着我们的心。但是其中还有一些东西是可以让我们看到一点亮色的。比如在五七年，尽管那是一场政治游戏，但是毕竟有那么多敢于仗义直言的人站起来挑剔这个社会的缺陷，这就是中国社会的光明所在。尽管在五七年前我们进行了许多思想改造运动，对知识分子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阶级清洗和思想清洗，可是五七年还有这么一批人站起来说话，这些人就是光明的承载者。1998年《思忆文丛》出版以后，我看到北大当初那批年轻学生讲的话，真的感到震惊。在五七年批判刘宾雁的会议上，刘宾雁的一个朋友竟然因为感到不公平不正义，马上就以跳楼自杀表示抗议。后来，中国还出现了顾准和张中晓那样的人，还出现了一批像林昭、遇罗克这样的人。新时期以来，也出现了不少优秀知识分子，对我们的生存状态一直保持着清醒。可是我们的文学为什么就是看不到这样的财富和尊严？为什么这样的东西走不进我们的文学文本？究竟是因为它不符合审美的要求，文学自身必须拒绝它们，还是因为我们的作家群体内心都太阴暗了，我们对那些伟大与光明永远视而不见。如果文学是我们民族社会生活的一个完整的表现的话，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我们的文学简直就是一路黑到底的文学。

当然也有偶尔的闪耀，比如《古船》中写的那个隋抱朴，我觉得比《羊的门》里的主人公就了不起得多。隋抱朴是从剥削者家庭出来的人，他就老是反思为什么自己的祖先有权力剥削人，有权力吃别人的血。然后这些被剥削者为了推翻这些剥削者，又要用那么可怕的暴力行动来侮辱我们。为什么要出现这样的事情。他一直在反思这些东西，他用自己的人格力量来担当这种民族内部的和人性深处的悲剧。我觉得他算是一点亮色，但是，后来张炜也没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而别的作家也没有走上这条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文学确实做得非常不够。中国除了那些整天吸人民膏血的人之外，还有一些高贵的人天天在想问题，中国文学就没有做到整体上展现我们民族生活的整体面貌。我们只展现了一部分的面貌，尽管这一部分的面貌是主流是主要的。但是能够给我们带来希望的应该是另一种东西，那种被我们忽略的非主流的东西。

再谈第二个问题。我们就假设我们的民族生活是一点光明都没有，只是黑暗到底。也可以假设人生一点光明都没有，只是黑暗到底。这些假设其实都是成立的。说到深透之处，人本身是没有价值的，人是一个非常荒谬的存在。西方很多作家就是面对虚无来写作的。但他们还是不一定就写出这种纯粹的黑暗。一个作家之所以要写作，实际上是对人的命运的反抗。比如命中注定我生存在一个专制社会，我从心灵深处憎恶专制，我渴望民主。为了反抗我这种命运，我要用文学表达我对自由的渴望，对于光明的渴望。这是我写作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这是从我们的现实的社会境遇来说，我们应该反抗这种命运。从人本身来说，我们没有经过自己的选择，被别人作为一个生命诞生下来，然后我们有了自己的意识，我们认识到人生一点意义都没有，是一个荒谬的存在。我们对存在本身感到恐惧，不知道怎么打发这几十年。可是这么荒谬的人生也就是一个作家需要反抗的东西。如果一个人不要反抗这样的命运，不需要反抗这样的荒谬，他就可以或者像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一样满足于感官的享乐，或者像肮脏的政客那样玩弄世界。那他还要写作干什么。

作家之所以需要写作是因为他不愿意作别的选择，他只能用文本的方式来反抗人世的虚无和荒谬。他不但应该为意义的寻找和建构付出努力，他还应该向读者传达出他作为一个动物生命所体验到的幸福和欢乐，就像西方人对于上帝的感恩一样。我们能够活着，尽管是荒谬的是虚无的，但是我们能够平平安安地活着已经够不容易了。我们应该体会到命运和上天对我们的恩赐，要怀着这种感恩活下去。带着这种感恩，我们来体验日常生活中这么一些美好的东西。我们的作家为什么不可以用这些美好来建构出人在虚无中应该怎么样活、怎么样寻找意义。如果一个作家在这方面做出努力，他就是一个在没有意义的世界里用他的文本世界告诉大家说我们要有意义，于是就有意义。这是一项对应于“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光”的伟大事业，是一个写作者生命史中最有超越性的精神事件。

作家的意义就在这里。读者一旦展开这样的文学文本，就能感觉到一个伟大的灵魂在关照着你，一种光从远远的地方透视过来照耀着你。尽管很微弱，但你可以感觉到心灵与心灵之间的相互温慰。这一丝美好的东西就让你的生命让你的生活增加一点亮色。艺术就应该给人的灵魂这么一点光亮，这么一点慰籍。它只能承担这么一点关乎灵魂的东西。

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的文学界是做得非常不够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对《羊的门》感到不满足。这个不满足不是针对《羊的门》这个单独的文本，更不是针对这个作家。我在八十年代读过李佩甫的两个短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觉得李佩甫很有才华。前不久我又读到李佩甫写下岗工人的中篇小说《学习微笑》。有的人写下岗写得非常浅，李佩甫还是显得比别人高一筹。这本《羊的门》已经体现了李佩甫对精神观察的深刻，他较好地宣示了中国人灵魂的沉默、堕落与灭亡。但是小说在整体上受《三国演义》和《子夜》的传统拘囿太深，过多地沉溺于内心阴暗的展示和权谋肮脏的玩味。

当人心的阴暗和权谋的肮脏演变为大家玩味的对象的时候，它们就像中国的棋琴书画打拱作揖叩头跪腿一样成为了中国文化尤其是文人文化的精粹，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热衷于此千年百年几乎不可自拔。随着时间的推进，棋琴书画打拱作揖叩头跪腿这些外部演示的传统正在不同程度地渐渐消失，可是对于人心的阴暗和权谋的肮脏的欣赏、崇拜和玩味却成为了人们体现文化品位、维持文化认同的最后的堡垒和图腾。这其实是中国文化中最有吞噬力的精神黑洞，无数才华横溢的文人学士都不幸栽倒在这个黑洞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几代作家企图拒绝这个精神黑洞的魅力、抵御这个精神黑洞的抽吸，但是卓有成就的作家寥寥无几。玩味人心的阴暗、权谋的肮脏、暴力的血腥，几乎成了几代中国作家的宿命。没有索尔仁尼琴式的抗议，没有卡夫卡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焦虑和担忧，没有托尔斯泰式的悲悯与拯救。中国大多数作家都只是通过对黑暗的认知得到创作的满足和审美的满足。有时甚至还说不上是审美的满足，也许仅仅只是因为自己能够看清黑暗而产生的智力上的优越感。《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就充满了这种玩味感和优越感。

以悲悯之心怜恤人心的阴暗、权谋的肮脏、暴力的血腥的，以光明之心照耀人心的阴暗、权谋的肮脏、暴力的血腥的，以仁爱之心拯救人心的阴暗、权谋的肮脏、暴力的血腥的，——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作家，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作品，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灵魂。不只是需要一个两个这样的作家作品，而是需要我们的文学在整体上达到这个水准，否则，我们就很难说我们的文学已经是现代文学，很难说我们的文化是现代文化。

“历史也告诉我们：为政之道千头万绪，归纳起来只有简单的两句老话：”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凡不愿被时代淘汰的，只有安安分分切切实实做人民的公仆，那时，不用武力，不用权术，不用正统之类的法宝，自会’天下定于一‘，形成和平统一之局。反之，倘有什么’亡国之臣‘当日暮途穷之时，妄想牺牲民意民命作最后挣扎，或扯着人民的幌子而为一党一派一己图私利的话，其结果必不会是’上帝祝福他‘，  而是’魔鬼把他带走‘。

最后，历史更告诉我们：人民的权利是人民争回来的，不是特权阶级甘心情愿归还的。民主与自由，有待于我们的努力和牺牲。同时还须人人做一番洗心革面的功夫，检束自己，策励自己，训练自己；立己达人，才谈得上转变风气，澄清政治，踏上建国的大道。我们要牢记：政治的腐败，不是一个局部的病象，而是社会上每个细胞都不健全的后果。“

1946年1月20日，当傅雷（1908—1966）在《文汇报》发表《历史与现实》一文时，他还不到不惑之年，血气方刚，而在翻译、介绍西方文化方面的建树已蜚声于世。今天人们提起傅雷，可能会想到他翻译的《约翰。克利斯多夫》，想到他写给儿子的那些家书，想到他早年的美术评论，甚至想到他在“文革”中自杀的那一幕，但很少有人会把这位温文儒雅的翻译家和这些怒目金刚的文字联系在一起。

实际上，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傅雷从来没有放弃他的社会责任、公共关怀，他的立场就是自由主义的立场。抗战胜利以后，愤于国民党的腐败，他曾参与“民主促进会”的筹建（不过正式成立时就退出了）。1945年冬天，他曾与朋友创办综合性的《新语》半月刊，一共办了8期。期间，他在《新语》、《民主》、《周报》、《文汇报》等报刊发表过许多批评时政的文字。对当时上海实施违反人权的“警管区制”（警察可以随时进入住户家中），他也曾有过尖锐的批评，他驳斥国民党上海警察当局关于“依照法律”的借口：

“第一，我们要回答：凡属真正的民主国家，根本没有这种访问，——除非执有搜查状或逮捕状。第二，我们的约法和刑法内，也找不到一条警察认为‘必要’时可以擅入人家的条文！”

他将当时令上海老百姓人心惶惶的“警管区制”与法国路易十五、路易十六时期的专制，与纳粹德国的秘密警察，与日寇控制中国沦陷区的非人道方法做了对比之后，严正指出，这是国民党与人民为敌，是自掘坟墓。

面对内战一触即发的局势，1945年11月10日，傅雷写下了《国民的意志高于一切》，呼吁从根本上消弭内战：

“以近百年的时间，千辛万苦好容易缔造起来的中华民国，遭逢了千载一时的复兴机会，也临到了万劫不复的危机：在此生死关头，一切的当派都该服从国民的最高裁判。历史上兴亡起复的是朝代和党派，不死的是民族；而全民族的意志只有一个：不许打！”

可惜这样的声音太微弱了，从发出之时注定了就被战争的喧嚣所淹没。当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所耿耿于怀的莫过于言论、新闻出版自由了。“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民意决不能发挥，政治决不能上轨道。没有图书出版自由的国家，根本谈不上文化。”这是1945年12月傅雷在《废止出版检查制度》中发出的声音，他呼吁不仅废止新闻、图书的检查，而且要废止对电影、戏剧的检查。在一些抗议国民党当局侵犯言论、新闻出版自由的呼吁书、公开信上他也曾郑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这个傅雷，确实是如今的读者所陌生的，但在那个年头却是平常不过的，对他而言，这也不过是尽一种本分。

“马儿跑远，伟哥滋阴，华仔脓胞。看今日彭水，满眼瘴气，官民冲突，不可开交。城建打人，公安辱尸，竟向百姓放空炮。更哪堪，痛移民难移，徒增苦恼。

官场月黑风高，抓人权财权有绝招。叹白云中学，空中楼阁，生源痛失，老师外跑。虎口宾馆，竟落虎口，留得沙沱彩虹桥。俱往矣，当痛定思痛，不要骚搞。”（10月19日《南方都市报》新闻链接：《重庆公务员编写短信针砭时弊被刑拘》http://news.sina.com.cn/c/2006-10-19/013011273068.shtml）

就是这样一首打油诗，一封朋友间在手机上交流的短信。知情者说，它影射了重庆市彭水县的前任、现任县委书记和现任县长，也影射了彭水几个引起公众不满的工程。而他的作者、文学系毕业后曾当过教师、现为彭水县教委一办事科员、典型一爱好舞文弄墨之文弱书生的秦中飞称，“仅仅是一首涂鸦之作，没有任何政治目的”。然而，正是它，让作者获罪于“诽谤”而被送进看守所关押了一个月；更有曾经接到过作者这封短信、转发过这封短信的40余人被牵连。

还记得是在大约一个月前，我在“西祠胡同”等一些网络论坛上曾见过一些贴子说起此事，贴子并呼吁人们给予关注。当时真地以为那是有人在恶搞，因为整个事件太过荒唐。坦率地说，如果彭水的现实真如诗中所言，我真要骂秦中飞纯粹就是个懦夫。依本人见识，或拟一檄文诉诸媒体，或集一材料递送有司，那才是现代公民之风采。何必去弄那么一个东西，躲躲闪闪，欲说还休。

但是现在看，一切都落实了。真地有这么一件事，甚至连诗中所影射的那些人、那些事也是有的。这就真地有些令人不解了！难道彭水县的大老爷们真地还生活在大清皇朝时期，连言论自由是现代公民最基本的权利也不知道？更令我不解的是，为什么彭水有关部门对秦中飞之打油诗的“诽谤”会如此敏感，而当网络上把与那首打油诗有关的彭水相关人物和事件一五一十都彻底揭露了出来时，纪检、监察、检察等等所有有责部门却又都无动于衷呢？

我真地好想好想告诉彭水县的那些大老爷们，现在是信息社会，在古代极闭塞之时尚有“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之说，何况今日？所以，当秦中飞因一首打油诗被拘之事一出，便有贴子通过网络把一切都暴露给了公众。我相信彭水县的那些大老爷们也知道这一点，比如他们说，“所有事情均是由‘刁民’鼓捣出来，而这类人，在彭水为数不少。”“比方说，秦中飞诽谤案，重庆市媒体从没报道过，在网上发帖子的总是那么几个相同的人，他们是存心破坏社会秩序。”而我更相信，正是因为现代网络媒体带来的舆论压力，才让他们不得不在把秦中飞关押了一个多月后放出来。

当然，我也绝不敢高估他们的心胸和智慧，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确实存在根本的弊端，从而极易让他们产生类似“皇权”的感觉。而事实上，我也不能不注意到当地负责人的这样一种表示：“秦中飞破坏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形象，甚至牵扯到非法组织”，“已经由公安局国保大队立案并查”。那么也就是说，秦中飞的案子有被无限扩大的可能，有从原始的“诽谤罪”向“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扩大的可能。而我从中看到地问题实质是，彭水有人在企图“绑架”中国国家领导人来对公民施以政治迫害！为此，我不能不提醒彭水的那些大老爷，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我更要提醒重庆市甚至中共中央的有关部门和负责人，你们应该注意到发生在彭水的这些荒唐事，注意到那里正在对无辜公民进行的政治迫害！

首发议报第273期

安倍晋三算是日本山口县出产的第八位首相，该县出产了明治维新的导师吉田松阴，以及七位鹰派首相–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桂太郎、寺内正毅、田中义一、岸信介、佐藤荣作。看来，安倍晋三也要奉行强硬路线。本文探讨日本战后主要的首相们的对华倾向，以及近期的变数。

1945年，吉田茂首相确立国策为对美国顺服，与苏俄缓和，这样确保了日本经济的恢复发展。不过也造成了日本人在爱国主义方面的两难境地。社会党出于民族主义与和平主义，反对顺服占领者美国，反对参拜靖国神社。其实靖国神社是日本人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基地，相当于中国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所以吉田茂、安信介、池田勇人、佐藤荣作等等首相，都坚决参拜。他们尊重曾经是他们对手的在台湾的国民政府，坚决不承认苏俄扶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这是1945—1972年间的主流。

1972年，鉴于中共与苏共翻脸，美国承认中共，田中角荣首相开创了与中共亲善的政策。有趣的是，主张与中共亲善的政治领袖，私德都有些龌龊。比如亲善中共的尼克松和克林顿，是美国仅有的两位丑闻总统。田中角荣也是日本历史上仅有的罪犯首相，1976年因为洛克希德案件被捕。田中角荣本人受审190多次，最后不了了之；他所操纵的田中军团，推出四位首相–大平正芳、铃木善幸、中曾根康弘和竹下登，继续奉行亲善中共的政策。1985年2月田中角荣因脑血栓而躺倒之后，他的女儿真纪子又和他的情妇佐藤昭子绞杀数年。可见田中角荣及其庞大的黑金势力，困扰了日本政坛十多年。直到竹下登首相因为“利库路特案”下台，继之组阁的外相宇野宗佑，又被披露性虐待的丑闻，此时正是中国剧变的1989年6月3日。

1993年，昏庸的宫泽喜一首相拒绝政治改革，导致日本政坛的裂变，大小政党分分合合，外交政策混乱不堪。直到2001年，小泉纯一郎首相上台强硬了5年，圆满地传位给安倍晋三。总结1945—2006这60多年间的日本政坛，不难发现：

[1]由于古怪的派阀制度和黑金制度，消耗了政治家们的能量，导致日本首相们不能像美国总统一样有所作为。或者由于上台时老迈昏庸，或者由于出身的派系弱小，大多数的任期都少于三年，短命的只有几个月。[2] 只有五位首相任期超过三年，除了小心平衡的中曾根康弘，另四位吉田茂、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荣作、小泉纯一郎都是主张对中共强硬，坚决参拜靖国神社，代表了日本人的“爱国主义”主流。[3]违背这个主流的的田中军团的首相们，政治道德颇不光彩，他们使得日本政坛腐烂透顶混乱不堪，以至主张对东亚认错的村山富市也能成为首相，奇哉怪也！

据此可以推想，安倍晋三出生于日本强硬路线的山口县老巢，得到大派系的支持，而且年纪刚过五十，若无意外将会大有作为，不仅稳定任满，还能影响后面两三任的首相。1972年以来日本政坛的萎靡不振已经改变了，那么，他们的外交政策将会何等强硬？

短短几年之内，韩国和中国的抗日游戏，只会让日本人笑话。因为南韩政府、北韩政府、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这四个政府经过六十多年都不能取得代表本国的统一资格，怎么能获得日本人的完全尊重？假设真为六十年前的战争行为认罪，向南韩一次、北韩一次、两韩统一再来一次，岂不要道歉三次？对中国也要三次？所以受害最深的韩国和中国都不能让日本真诚认罪，何况其他国家？慰安妇教科书岛屿权之类的问题，不会被日本人当回事，参拜靖国神社在日本既是爱国主义也是信仰自由。所以韩国中国不可以对日本有任何奢望，前途在于自身的统一和强大。

那么，北朝鲜刚刚成功的核能爆炸，就能让日本害怕和屈服么？未必。计算直线距离，平壤到东京1250公里，到上海950公里，到北京800公里。而且北韩的发射火箭不过关，容易升空之后就坠落，要么落在北韩，要么落在南韩，落到中国的扇区也很大，落到日本的扇区则很小。所以，对于北朝鲜的核能鬼胎，最着急的应该是南韩和中共。其实妙策很多，比如中共停止给北韩输血，然后把中朝边境的十公里地带租给南韩兴办经济特区。那么就让南韩政府及其警察承担责任，收容北韩难民并运送到仁川去。不出几个月，北韩的边防部队就要率先逃亡。但是，中共和南韩准备好了么？日本和美国准备好了么？

首发议报第273期

还是在遥远的周代，每年春秋两季，朝廷都要派员下到各个分封地，去“采风”。风者，民歌也。采风者采集各地民歌回到朝廷，其中一个重要功能，是从这些民歌中观民风之盛衰、政事之得失。这是一个古老的传统了。后来孔子总结诗三百，谓“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其中，“可以观”即指上述诗的社会观察功用，而“可以怨”则指人们可以用诗歌来表达对政事的不满。

不料，日月如梭，时光倒转。到了公元2006年9月11日，在中国，在重庆，在彭水（看起来是一个法外“独立王国”），居然发生一起因诗而牢狱的事件。不，不是事件，是丑闻。

秦中飞，一个喜欢舞文弄墨的普通小职员，因为一首讽刺本地政事的《沁园春》，居然被“县公安局以涉嫌诽谤罪”，“刑事拘留，关押进看守所”，并于“9月11日，县检察院批准逮捕”。一首诗逮捕一个人！让文明社会难以置信。公元前的东西周，那些无名氏们《伐檀》没事，《硕鼠》也没事，两千多年后，仅仅一曲《沁园春》，却惹上一场刑事灾难。这简直是时光隧道中的历史倒转。如果起孔丘先生于地下，也要拍案：难道尔辈连我的诗可以观可以怨都不懂？难道你们连中学都没上过？

从民间角度，诗可以怨，这是权利的表达；从为政角度，诗可以观，这是权力的自警：这样一个源自先秦的传统，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社会上的不满、怨恨和愤怒如果用诗表达，至少比通过行为表达要不激烈得多。权力者为其权力打算，也应该察悟于此，并以此自纠。然而，权力往往使人愚蠢，彭水的权力者非但不悟，而且放纵手中的权力，试图把历史上源远流长的“诗可以观”再度改写为“诗可以狱”。这是不折不扣的文明丑闻。今天，它势必要自尝权力滥施的苦果。权力者不是担心这首诗“会对彭水对外工作造成极不利的影响”

吗？殊不知，真正不利的影响不是这首诗，而是由你们造成的丑闻。

至少，我以前是没听说过彭水的。

现在，这个县的检察院正在认真办案，起诉罪名是诽谤。尽管这首词的主体是对当地政事的不满（词中所指俱有现实原型）。但，权力者只能绕过诗可以怨，抓住它的第一句做文章。所谓“马儿跑远，伟哥滋阴，华仔脓胞。”它暗含了现任和前任三位县领导的姓或名（马、伟、华）。这其实也是一种怨，它明确表达了作者对彭水主事的不满。如有不妥，却无有不可。如其不可，那是在权利和权利之间。但现在不同，现在的关系是权利面对权力。在任何一个民主社会，无权力的权利是可以对权力者使用类似的语言。而权力者自己也当明白，既然握有公权，他的某些个人权利（如肖像或姓名等）就未必能与普通平民的这项权利相平等。有所得就有所失，这是权力者必要的代价。如果你不想付出这代价，你就交出公权。当年，美国前总统老布什被人把自己和裸女的照片合成在一起，他只能一笑而已，却无以起诉公堂。同样，面对这首属于文学创作的词，即使开头嘲弄，权力者也不如睁眼闭眼，大度置之（如果他聪明的话）。无论如何，权力都不应大动干戈，把人送进牢狱。本质上，这是一首有所怨的讽刺诗，不是诽谤。即使诽谤，也应私诉而不是公诉。刑事公诉，反让我感到，这个县的检察院、公安局都是为县委书记开的。

从报道中看到，因为诗可以狱，秦作者已经陷于前所未有的恐惧，“他经常半夜里从噩梦中惊醒。惶恐，焦急，六神无主”。这种恐惧，连同他的家人，也连同许多收到他手机短信的人。对此，不禁让人想到1941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关于“四大自由”的讲演。罗氏四大自由中的两项，一是“言论和发表意见的自由”，一是“免受恐惧的自由”。秦作者因为前一个自由而失去了后一个自由。这不是秦作者个人的事，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事。现在，事件没结束，官司还在进行。为了走出恐惧，恐惧中的秦作者倒应考虑法律反诉，反诉彭水权力部门对自己的刑拘，此项拘留于法无据。

让我们一道支持秦作者（他尤其需要法律界的援助），争取“免于恐惧的自由”。

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为一位经济学家所获得，这一轰动性新闻“误导”了许多人，他们以为默罕默德•尤努斯是由于为穷人办银，而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诺贝尔经济学奖针对的是理论贡献，而和平奖则针对的是行为贡献。多数人的常识容易出现谬误。

尤努斯，用27美元起步，为43名妇女办了一个小银行，让这些贫穷的妇女靠机织毛衣而摆脱了贫困，并且他的银行也越办越好。这不是神话，连中国的《人民日报》也受了感动，竟然拿出一块评论区来发表难能可贵的实话——佩服尤努斯的成就。

其实，在中国，有比尤努斯做得更好的人。这个人就是我交往十年的老朋友与可敬的经济学前辈——茅于轼。茅先生在山西临县用小额货款扶贫的事情，几乎为经济学界的人们所熟知。但是，人们不知道的是什么呢？有人声言，茅先生的金融活动未经当局许可即没拿到那种称之为“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的东西。这也多少像家庭教会的“非法行善”的状况，你干了有益社会的事情，没批准执照，也不能算是合法。在中国要多少本钱开一个银行——27美元吗？你要如此去申请，中央银行的官员非说你疯了不行！

制度，就是制度的差异，才使尤努斯广受赞誉，而茅于轼却不得不承担正统的责难。不管是尤努斯还是茅于轼，以小额贷款帮助穷人，都不是创举。美国的开国元勋富兰克林（“印刷工”富兰克林）早就做过，而且富兰克林基金由于支持穷人创业而积累了资本，曾为费城的公共卫生系统建设提供过相当的捐助。于此，常识又在中国的“特殊制度”下，被忽略了。常识产生谬误与常识被忽略，成了中国的一道“风味大菜”，所以，我们往往“拿死人”说话。用宣扬孔丘去“对付”西方对施瓦辛格、麦当娜的宣传，凡此等等。在思想的道德性上，茅于轼可比孔丘伟大多了。有人曾评价说，茅于轼是中国经济学界的鲁迅。这个结论作为一家之言尚可，但要给茅于轼的道德哲学贴上鲁迅的标签也无异于“污人清白”。鲁迅出了一路子狂骂，他还做过什么有益于芸芸众生的事情？

为了避免歧路亡羊的衍论，以上问题——对比于尤努斯与茅于轼，有一句俏皮话，可做点睛之论：在中国，好多事没人干，好多人没事干。

我要说的第二个人们不知道的“茅于轼的故事”是它的被禁锢状态一直未得好转。不久前，一些非常希望明了地了解茅于轼的“70年代人”要求出一本关于茅于轼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诸论的“简读本”。这事自然有人找我，一者我写过茅先生的评传，二者我编过茅先生的文稿出了《经济学的智慧》。茅先生收到我信，表示同意，但又劝我考虑他被禁锢的因素，免得“劳而无功”——书你编好了，到审核机关一审，“枪毙”。

制度，还是制度的差别，我想尤努斯先生远不用担心这些。这正是他比茅于轼幸运的地方。

当然，制度是会变的，毕竟它只是工具理性层面的东西，价值理性的追求是人类向善的根本动力。

在以上大有“悲情”的对比之外，我看还是乐观地看待价值理性方面的东西。据我的研究表明，实在是一项经济学诺奖改变了苏联人民的命运，从此为他们走向政治民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1975年苏联人康托洛维奇以线性规划创始人的身份，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大大地鼓励了苏联知识分子与西方世界接近的热情；苏联官方也不再彻底仇恨西方，1976年，苏联举办了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200周年的纪念。

以后的经济学说史家会证明二者有必然联系的！我所要说的呢，就是：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终于进入了苏联，而经济自由主义悄然展开，政治自由的要求也顺势而来。

如果说是里根的强硬政策对苏联的民主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那么1975年的经济诺奖则远超过了“星球大战”的威慑力，它温和地让苏联人服下了一剂醒神汤。

良药，真地不一定苦口！

至于今后几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否授给中国的经济学家，我不想妄加猜测，但是我认为俄国诗人普希金诗句仍有启示意义：

朋友，相信吧！

阴郁的日子就要过去，

那幸福即将来临！

2006年10月20日读19日《人民日报》偶感

首发议报第273期

前天晚上20点回到南京，到家父母很惊讶。之前已在电话里说过要回南京，星期四带父亲去见八一医院肿瘤内科专家秦叔逵主任的。当时在电话里还对他们说了关于伽玛刀的问题。告诉他们，伽玛刀不适合做直肠肿瘤。他们忽略了我要回南京的信息。

到家吃晚饭，洋山芋条煮得烂糊糊的。说，洋山芋很不好吃。母亲说：你不要吃，买它干什么？我说：买回来做蔬菜沙拉的。随即闭嘴，不说这个话题。

同父母一起生活多年，一直遵守一条规则：要么自己动手做，不做就将就。这个家是他们的，随他们生活，要顺从他们的习惯，尽量填平生活上的代沟。这样就能和睦相处。对我来说生活不是主要的，只要能平静写作，可以把写作而外的自己以及所有与自己有关的不平静因素消灭掉。这些年来我就是这么做的。

整理父亲的病历。最近一个月他们去过一些医院，咨询了一些医生，每位医生都拿出了自己的看法：无论化疗医生，还是中医，都认为：或手术、或放疗，把局部病灶处理掉。可这两项都是有风险的。作为子女不能替他们做主。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明确这一点，他们是夫妻，他们在一起是一辈子的彼此选择。他们是彼此属于。一旦他们做了决定，就全力帮助他们。

父亲不住嘀咕，非常焦虑：我不知道你回来，要是知道明天去看病，今天我就不吃那么多饭了。你不知道我每天上午都会很麻烦，一大包，一大包地出。我说，我去就可以。

冲了冲淋浴，看了一会儿网就睡了。一觉醒来，打开电脑，显示器右下角的右下角的时间是0点30分，在网络上看了几分钟，用三个搜索自己的名字，看看有没有被屏蔽的。当初高价上网，为中国网络铺路，铺出来的竟是一条公共信息资源被屏蔽的路。觉得困，关了电脑又睡。

早上醒来，已经是7点钟了，8点钟之前必须到医院。上次我没有挂到号，很多人都是前一天晚上排队挂号的，癌症已是常见病和多发病了。自从父亲查出直肠癌以后，我调整了饮食习惯：基本吃素，不吃刺激性的食物、油炸食物，少吃腌制食物，每天喝8杯水，尽量做到每天定时大便，另外每天疾走30分钟。人和动物不同，人是有自制力的。这半年来我一直这么生活。

喝了一杯蜂蜜水，拿了父亲的病历和PET/CT片子就下楼。真正病得不能动的人是不能这么看门诊的。上了一辆出租车，在车上发了一条短信，抬头看前方，发现司机绕路了，想说，懒得说。早晨心情好一天心情都好。

第一次见秦主任是四月初，那时父亲刚刚做完手术。父亲不肯化疗，他的所有朋友都劝他不要化疗。我到秦主任这里来咨询“与癌共存”的问题。父亲生病后每一次看医生的情景都历历在目。第一次秦主任批评我不应该提出这个问题，晚期直肠癌术后必须化疗。手术只能清除肉眼看得见的癌肿，看不见的癌细胞是清除不掉的。尽管做了化疗。父亲的癌还是复发了。秦主任要查过房才能到门诊。

南京大学和八一医院不是挂钩医院，父亲害怕化疗。更害怕手术。不是挂钩医院可以疏通关系。如果老爸不愿在这里治疗，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治疗癌症有多种办法，如果是农民，他们只要有钱，医生怎么说，他们就会怎么做。而知识分子都是有主见的。他们虽不是医生，他们听的多，看的也多，各类广告的信息量大，自以为是的想法也多。

癌症病人的求医之路是不容易。在这条上再多的钱也能挥洒完，人依旧命归黄泉，临了连买墓穴的钱都没有，黄金级，钻石级的医疗方案能救命么？未必。所以找医生如同投奔山头。

秦主任提出了5点方案，说用希罗达溶解液灌肠，让药物直接到癌肿，还要配合放疗。介绍我到放射科找王主任，又说，怎么做，你要听听手术医生的意见，他是最了解情况的。又吩咐：执行方案必须到肿瘤内科。

到放疗科向王主任咨询。王主任是一位热情爽朗的女医生。她那里有位女病人，这个病人大约50多岁。胖而黑，赤裸上身躯体的肤色像印度女人。听口音是个小官太太，我第一次看到女人乳房切除后的刀疤，随即把脸转向另一方向。她做了放疗还复发，可以那种心灵和肉体的痛苦。当初女人引诱了亚当偷吃了禁果，被赶出了伊甸园，从此注定忍受许多的痛苦。

素食为主，顺其自然，一切看淡，决不用那些人为的手段去拉回青春，有些事情是会适得其反的。再次对自己说。

王主任向我询问了情况后说，大肠癌术后不做放疗50%一年复发，80%两年复发。术后照光和复发照光剂量是不同的。往往是有条件治疗的知识分子错过治疗机会，我告诉她，我父亲已经76岁了。她向我介绍说，现在80多岁的人，90岁的照样照光。我说这要父亲同意。现在无论做什么他都怕。她理解地说，等他想通了再来。

从八医院出来，经过几家买室内装饰用品的小店，有几件绣花的床上用品特别漂亮，都是出口商品的打样品。看看而已，这些在南京用不上，南通的家已变成了工作室。八个月来在医院进进出出重新认识了生命价值和人生价值。还是一个取舍问题，有取必有舍，眼下连临碑练字，画画拉琴的时间都没有，别的都还是免了。

过马路，到街对面的绿柳居吃牛肉馄饨，这是偶尔一次的小小享受。自从查出血液中尿酸高，已同美食绝缘。之后回家。

因为下午要回南通，中午的事情很多。到附近的复印店去复印父亲的病历。这一个月来，母亲陪他跑了几个医院，咨询了中医、西医。我要做的就是把每位专家的意见和方案汇总分析，其实很简单：西医肿瘤内科和中医肿瘤内科都希望拿掉病灶后化疗和中药疗。中医希望中药配合化疗，化疗希望用手术和放疗去掉病灶，放疗专家则说，带病灶的放疗和术后放疗剂量是不一样的。最后手术第一。父亲怕手术，他没有冒险的勇气。

前些天九歌书店的庆媛姐打电话来，很激动地说，最近有一本书名叫《如焉@sars.come》小说很有点意思，要我去拿。打电话给她，她在。于是打车到长三角。见到她，她拿书给我。说了几句话告辞。路过玩具店，看到洋娃娃，喜欢。买了2个小的，一个仿真的。这个蓝眼睛的洋娃娃会笑会哭会说话。放在一个红塑料袋里拎着。大的娃娃要带到南通去的。

16点40分上了南京至南通的大巴。在大巴上翻了翻那本小说。知道大概的内容，小说写的是基本过景的那代人，尽管在书中、在现实中他们也开车、也上网，也去西餐厅，却脱不了那种众人拾柴火焰高，扎堆的、革命时代的胎。每每在五星级酒店大堂、机场、或咖啡馆、餐馆看到：或大声豪迈地说话，或发革命牢骚的五十几岁以上的男女，多半是书中的这类人。他们贵族弗来，小资不弗来，平民也弗来，他们对于今天的物质是要享受的，对于今天价值观念却是抵制的。不管他们、你们、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世界就是今天这个样子啦，被那只“看不见的手”抚摩过的世界谁也无力改变。

据中央社台北二十一日电：十月十九日上午，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在厦门参观海峡两岸农业合作成果展览暨项目推介会时，听到“台湾香蕉又出现滞销、台湾蕉农十分焦虑”的消息后，马上提出“通过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交流平台来解决这个问题”。

十月十二日，中国泛蓝联盟成员孙不二因参加基层人民代表选举而遭流氓暴力袭击受伤，并因此使家庭经济顿陷困境；两个月前重庆泛蓝成员张起因悬挂中华民国国旗遭到当局非法拘留十多日；然而作为泛蓝大本营的中国国民党、泛蓝阵营领袖连战，对此连屁都没有放一个，更别说“通过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交流平台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建议：中国国民党应改名为“中台农业品贸易协调部”，并请连战同志屈就“中台农业品贸易协调部”部长兼台湾香蕉党驻中国联络处处长.

中国方面，在当天下午立即就由中共中央台办主任陈云林同志，以惊人的速度、特高的效率对连战的要求作出快速反应：宣佈由中华供销总社下属的北京市果品有限公司、上海市果品有限公司和超大现代农业集团立即与台湾农业团体达成协议，紧急採购三百吨台湾滞销香蕉。今年六月十四日，中国方面也曾紧急採购二百吨台湾香蕉，以解决当时香蕉的滞销问题。可见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巨大威力，国有企化公为私的乾净俐索！

至於几千万中国农民工的巨额工资，例如二OO四年是三千亿元，被长期拖欠，几年无法追讨。中国共产党只是让他们先把包工头杀死，然后再把他们枪毙。

而“滞”在农村的中国几千万农民的孩子不幸考上了大学，而且交不起学费的时候，党就让他们的父亲或母亲或他们自己去自杀。例如甘肃省榆中县杨英芳，把读书的机会让给弟弟之后就绝望地跳下百丈悬崖。

所以我又建议：以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被压迫人民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也应循实改名叫“台湾农业品促销党”或“台湾农民关心党”，并以陈云林先生为该党接待部部长.

22oct2006

新世纪新闻网

福禧投资集团董事长张荣坤已成为上海社保资金案被逮捕的第一人，与张荣坤、陈良宇有牵连的上海希尔顿酒店老板郁国祥亦于近日接受中纪委调查。有知情者透露，此案之所以进展迅速，关键在于从张荣坤手中查获了一批淫乱录影带。中国官场的腐败已成不争事实，胆大包天的官员除了贪污受贿之外，就是嫖娼狎妓。时下，乱搞女人已经成为官场的时尚，成为官员身份的象征。

今年7月18日，张荣坤因违法取得上海社保32亿元人民币资金收购沪杭高速上海段的经营权而被立案调查。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祝均一也与张荣坤一起被查处。有关部门早就知道此案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良宇不可能没有关系，于是在查处张、祝二人之后，便顺理成章地揪出了陈良宇。高官的作案手段一般都比较高明，即使东窗事发，往往也很难祸及自身，而多半是有替罪羊帮其承担责任。陈良宇和胡温不和的消息虽然早就传得沸沸扬扬，但他却一直在政治舞台上风光无限。陈良宇垮台虽在外界的预料之中，但跨得如此身败名裂却多少有些令人出乎意料。

有香港媒体报道称，张荣坤曾在酒店套房内设置针孔摄影机拍下一些高官的淫秽录像，当中纪委调查张荣坤时，张荣坤为求自保，即供出了和他有过交往的上海官员名单，证据中包括官员寻欢的纪实录像带，其内容不堪入目。据说，张荣坤为人八面玲珑，深谙社会、官场、商界之潜规则，初到上海时的他并不起眼，为了结识在上海官场乃至中共高层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不惜举债向黄菊的妻子余慧文所主管的慈善机构捐款，于是，便成功地和前上海宝山区长秦裕、前上海社保局长祝钧一等人建立了密切关系。张荣坤为了空手套白狼，所以在这些官员面前表现得十分豪爽，长期包租一家豪华酒店的房间以方便官员们吃喝玩乐，且经常代为物色美女，只要得知谁对哪位艺人、模特儿有意思，懂得投其所好的张荣坤总有办法让他们如愿以偿。

张荣坤深知和上海官员的关系是建立于金钱之上的，一旦他们翻脸，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张荣坤能够在上海迅速崛起，成为上海商界的风云人物，仅仅和余慧文、祝均一、秦裕交往是远远不够的。凭他登峰造极的吹牛拍马功夫，要和当时红极一时的上海滩大哥大陈良宇成为朋友并不是一件难事。为了防止被和他交往的官员所出卖，张荣坤必须想出行之有效的策略，他知道录像的巨大威力，所以在那些官员淫乱的时候进行了偷拍，虽然他的初衷并非要出卖那些官员，但这却不失为一个自保的好方法。据说，祝钧一、秦裕等人被带往中纪委上海驻地盘问时，本想拒绝合作，但办案人员一打开录影机，他们看到自己赤身裸体在酒店的丑态后，随即面如死灰，首先承认了生活作风以及勾搭张荣坤的问题。

想必陈良宇也曾接受过张荣坤的情色贿赂，如果陈良宇在与漂亮女子狂欢时也被偷拍，这对于张荣坤来说将更为有利，因为干部嫖娼和找情妇于党纪国法均不容，保留一段陈良宇淫乱的录像对于张荣坤来说如同上了保险，这样就可以和陈良宇的命运捆绑在一起，风险系数将非常低。陈良宇落马以后，中共中央对其立案调查的决定中只言他“涉及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违规使用社保资金、为一些不法企业主谋取利益、袒护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身边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谋取不正当利益等严重违纪问题，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并未说他生活腐化糜烂，可能是在当时尚未找到有关证据。不过，之后的海外媒体却频爆陈良宇包养情妇的消息，特别是他和名模马艳丽关系暧昧的消息更是铺天盖地。

前不久落马的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在被免职以后，官方的新华社发表了简短消息，称他：“因生活腐化堕落被免去职务”，懂得官方媒体发文规则的人不难看出，刘志华一定是包有情妇，否则绝不会说他“腐化堕落”，数年前在北京怀柔饮弹自杀的王宝森也是如此。刘志华是主管北京奥运工程的副市长，中国媒体曾称奥运工程是“最干净的工程”，此事的发生可以说打了中国媒体一个响亮的耳光。刘志华案令人震惊，因为刘志华身上并无派系色彩，之前也未见有关他的负面报道和不利传闻。直到很多天以后，才有媒体爆出刘志华被拍性爱光碟的消息，而将该光碟呈送有关部门的正是他的情妇之一。如今的中国官员包养情妇已经司空见惯，刘志华并非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是跟随时代潮流，他因情妇而落马只能说他运气不如别的官员好。

刘志华案让人感受到了偷拍官员淫乱录像这一招“一剑封喉”的功效，在偷拍方兴未艾的今天，张荣坤也可谓是得风气之先。贪官污吏在作恶行凶和巫山云雨时虽然行动诡秘，但不可能完全隔绝于世外，只要有人敢于对其进行偷拍，并制成音像制品，将其掀翻便易如反掌。

2006年10月22日
民主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