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病入膏肓的党国体制，缺乏远见卓识的中共党魁胡锦涛，只剩下最后一种饮鸩止渴的“治国方略”：即“特务治国”。陈光诚案件便显示出了这样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因为对山东省临沂市当局在农村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过程中的违法暴力活动进行调查和揭露，盲人法律工作者陈光诚在被非法拘禁三个多月之后，以“破坏公共财物”和“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先后被刑事拘留和正式逮捕。
在这个案件中，当局的每一步行为都违背了现行的法律制度，如同自己打自己耳光一样滑稽可笑。其间，山东警方远赴北京，与北京警方联手合作，从律师滕彪居住的小区绑架了陈光诚的母亲和孩子，其场景比香港黑帮电影还要惊心动魄。陈光诚的律师李劲松告诉记者，他本人在到达沂南县当天就收到死亡威胁的电话，“那个电话就是一个赤裸裸的死亡威胁，直接就说：”你想找死啊，我知道你是谁，我知道你是北京来的，我知道你是李劲松，知道你住在东风宾馆的二零三房，你信不信，今晚我就来找你。‘“李劲松在看守所里会见陈光诚时，陈光诚告诉他，一名负责审讯警员也对其发出死亡威胁——”有人死在监狱里是很正常的……如果你不配合，就别想活着从这里出去。“原定的开庭日期却被临时决定延期，堂堂”人民法院“变成一处游戏厅。二零零六年八月十七日，就在开庭前一天，律师许志永和张立辉刚刚抵达临沂，突然被一群歹徒诬陷为偷窃钱包的盗贼。当地警方遂将两人拘禁在派出所长达一天之久，使得他们失去了为陈光诚出庭辩护的机会。结果这次审理在没有律师的情况下强行进行。无论想象力如何丰富的人，也无法想象出中共当局会有如此卑劣的行径来。
显然，不顾国内民意和国际舆论的压力，悍然制造骇人听闻的陈光诚案件，不是山东临沂地方当局个别官员的“个人行为”。若非有直接来自于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最高指令”，北京警方焉能如此卖力地配合山东警方的胡作非为？公检法机关焉能配合地如此天衣无缝？驱使数百名全职的或者临时的特务来对付一名手无寸铁的盲人，甚至将一个村庄、一座城市变成特务的天下，也只有中共党魁的命令才能实现此结果。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个拥有数百万军警宪特的庞大政权，将一名手无缚鸡之力的盲人维权者当作最危险的敌人来对待，此政权是何其虚弱与无能！
陈光诚与胡锦涛的对峙，使得中共扯下了脸上最后的一层遮羞布。虽然“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遗余力地宣传“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八荣八耻”等呼之欲出的“胡锦涛理论”，但胡锦涛这个在毛泽东时代的血雨腥风中成长起来的“接班人”，最终还是迷信暴力（枪杆子）和谎言（笔杆子）。然而，暴力和谎言真能使中共政权永远存在下去吗？
我看，胡锦涛同志该来好好上一堂历史课了。虽然每个月政治局都要集体来一次“学习”，邀请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到中南海上课。但是，受到邀请的大都是一些不学无术的御用学者，如靠抄袭起家的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周叶中。他们所讲述的课程，事先必须经过中宣部的严格审查，政治上不能有一点差错，且须多次试讲，将时间准确到秒。这样的“学习”，其效果如何，可想而之。政治局的九大巨头不可能在这样的课堂上学到真正的治国经验，更不可能从中了解到关于中国社会的真实信息。与其说他们是在“学习”，不如说他们是在作秀罢了。
于是，我自告奋勇来给胡主席和其同僚们上一课，解决胡先生心中的疑问：特务治国是否能够避免党国的江山倾颓呢？胡先生需要知道历史早已给出的答案，需要到历史之中寻求治国的智慧。由胡锦涛一味信赖特务治国的“雄才大略”联想开去，我在中国历史上找到了一名与之最为相似的人物，那就是大明朝的末代皇帝朱由检。鲁迅说过，大明朝以剥皮始，亦以剥皮终。换言之，在明朝的两百多年里，维持其统治的根基之一，乃是一套严密的特务体制。从朱元璋到朱由检，皆迷信特务万能，其政权却被特务所埋葬。
崇祯皇帝朱由检的个性与经历与胡锦涛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朱由检是“兄终弟即”，他以外藩身份而入承大统。在继位之前，他过了十多年战战兢兢的藩王生涯。当时的权臣魏忠贤在朱由检的哥哥、天启皇帝朱由校面前说了他不少坏话，好几次差点让他招致杀身之祸。胡锦涛是邓小平“隔代指定”的接班人，并不为江泽民所喜欢，在江泽民时代如履薄冰地当了十四年的“王储”，自然炼就了“打死我也不说”的明哲保身之术，也留下了“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心理阴影。此种经历，让朱由检心胸狭窄、杯弓蛇影、从不信任任何人；同样的经历，也让胡锦涛僵硬如木乃伊，拒绝顺应世界民主大潮，只是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
历史学家丁易在《明代特务政治》一书中指出，在中国历史上，亡国的君主总是会被后人责骂的，但崇祯皇帝朱由检却例外地博得了后人的同情，大家认为明末的形势为“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但是，人们却没有更深入地去思考：为什么臣都会成了亡国之臣呢？忠臣变成贰臣，难道不是缘于君王本人的所作所为吗？天下大乱的状况的出现，最高统治者无论如何都无法推卸其责任。明末自魏忠贤乱政以来，天下骚动，人心离散，崩溃的局面已经形成。但这局面并非完全不可以缓和，如果继位的帝王能稍为振作一下，改变历代倚重特务、荼毒黎民的统治方式，纵不能挽救灭亡，至少也不会灭亡得如此之快。
但是，继位的朱由检并没有这样做。出于巩固自己权力的目的，他迅速摧毁了魏忠贤特务集团，却未能洞察依赖宦官的特务政治的根本祸害。同样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他反倒进一步厉行特务政治，强化特务组织，恢复许多业已废止的特务机构。朱由检早已丧失了用正常的政治制度进行“良治”的信心，企图依仗特务来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皇权统治。举凡政治、军事、经济。外交以及刑法侦缉等大权，完全交给特务来处理。他生性苛察多疑，对于朝臣将帅均十分猜忌，对于民众更是心存恐惧，故希望利用宦官特务来监视和控制所有的人。由于受到皇帝的信任与依赖，特务们权势熏天，不仅大肆进行侦缉告密活动，甚至公然弹劾大臣乃至首辅。
自诩天纵神武、无比英明的崇祯皇帝，偏偏忘记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特务虽然凶悍残暴，但他们对内无法赢得民心，对外也无法抵御强敌，用当时的官员万元吉的话来说，“廷杖告密，加派抽练。使在朝者不暇救过，在野者无复聊生，庙堂号振作，而敌强如故，寇祸弥张。”利用特务的暴虐固然能暂时压制民众之不满，却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这些不满，反倒会变本加厉地加速民众不满的程度。从长远来看，特务们的杀戮泯灭了老百姓最后的生机、动摇了王朝统治的合法性。人皆哀叹“天下之势如沸鼎同煎，无一片安乐之地，贫富尽倾，农商交困”、“三家之村，鸡犬悉尽；五都之市，丝粟皆空”。今日中共治下的中土，不也是如此状况吗？
朱由检至死也未能明白另一个同样简单的道理：今天这些宦官特务表面上对你忠心耿耿，一旦时势变化，明天他们就会立即改换门庭，将你出卖给敌人。朱由检将垂死挣扎的希望寄托在特务们身上，据《明史》记载，他派遣“内臣高起潜、杜勋等十人监视诸边及近畿要害”。然而，当时的特务头子们皆认为，不论哪个主子上台，“吾曹富贵固在”。所以，当李自成的军队兵临城下时，分守诸城门的曹化淳等宦官特务纷纷开门迎降。李自成破北京之日，朱由检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他惟有在煤山上的歪脖子树上吊死而已。《明史》批评其“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这样的批评放在今天的胡锦涛同志身上又是何其的妥帖！
以胡锦涛之滔天权力，当然可以轻而易举地剥夺陈光诚的自由并荼毒陈光诚的家人；但以胡锦涛之智慧，却不足以让中共政权避免重蹈大明朝之覆辙。胡锦涛一人执掌党政军之大权，不受宪法、国会和舆论的制约，堪称当今世界权力最大的人物；然而，胡锦涛又自得其乐地自制棺材、自掘坟墓，其特务治国的策略，虽然暂时确保其权威，亦将其冰封于中南海之中，他堪称全世界最不自由的人。我相信，陈光诚在条件恶劣的监狱中，能够问心无愧地安稳入睡；胡锦涛在中南海豪华舒适的床上，却患得患失而无法安眠。
近年来，胡锦涛任由特务肆虐，任由中共的统治方式朝着赤裸裸的黑社会化的方向大步迈进。从广州太石村到浙江萧山，从四川汉源到河北定州，特务与军警齐驱，子弹与大棒共飞。“天安门屠杀”不是中共“失手杀人”，其实它每天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地点发生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共便是今天中国大陆的最大的、非法的黑社会组织和邪教团体，是依附于民众身体之上的最贪婪的血吸虫。在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之后，胡锦涛本人深知“共产党”已成为一片臭不可闻的裹脚布，单单倚靠铺天盖地的意识形态宣传，已经无法继续糊弄越来越聪明的老百姓了。对于中共不断炮制的各种“主义”和“理论”，对于“三个代表”和“八荣八耻”，没有人会尊重和敬畏之，没有人会“追腐逐臭”。在此情形下，惟有特务所制造的恐怖气氛，才能让人们继续默许指鹿为马的事实。
于是，今天中共的特务们遍布每一个要害部门，从现实世界进入了网络世界，他们窃听电话、截取信件、跟踪异议人士，无所不用其极。就连刚刚二十出头的、从事艾滋病救援工作的曾金燕，也被一群“国保大队”的特务寸步不离地跟踪。一名弱不禁风的小姑娘的身后，整天跟着一群彪形大汉，成为曾金燕每天从家中上班的路上的一大奇观。关心和帮助艾滋病人，居然也成了“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这些特务就是这样忠心耿耿地为胡锦涛政权服务的。这些风华正茂的特务们还这样毫无廉耻之心地声称：“拿共产党的钱，自然要为共产党办事。”他们还曾恐吓我的妻子让她跟我离婚，他们还曾威胁说要让我“人间蒸发”，他们的父母妻儿会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吗？
朱由检手刃妻女之后上吊自杀的结局，自然是胡锦涛先生不愿意重复的；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枪决之后悬尸示众的结局，自然更不是胡锦涛先生期望的闭幕式。如果要避免如此悲惨的结局，从此刻起彻底放弃特务治国的方式，尚且为时不晚。望胡锦涛先生能够当机立断、亡羊补牢，并像彼岸的马英九先生那样，向昔日遭受特务荼毒的百姓鞠躬谢罪。
——二零零六年八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北京
──《观察》首发